[连载] 消逝了的词语

老木匠

昨日参加一个活动，和老同事们闲谈，突然发现我们过去的很熟悉的一些词语，现在人都听不懂了。

网络上有位网友专门在收集文革词汇，比较正宗的。我们这里可以记录一些不登大雅之堂、不上人民日报的民间词语。

因此今天在此抛砖引玉，敬请本坛的网友，随时补充，来抢救记忆。

老木匠

话题是从“抢房子”这个词开始的。这是一个专有所指的词语。

听说有位大学教授，因嫌单位分配的办公室太小，遂要来隔壁另一教师办公室的钥匙，把自己东西往里一搬，把门口那个教师的姓名标牌撕下，扔到行政办公室。

这在过去的上海，就叫“抢房子”。

文革的时候，很多单位住房困难的职工，乘着单位里有一些住房还算富裕但正在被揪斗的对象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自说自话的把家搬到揪斗对象房子里去住。一般对象主要是过去的干部，因为职位高，分的房子往往有两、三间的。

这是完全“非组织行为”。造反组织是不承认的，一承认就是犯“经济主义”的方向错误了。新生的革委会也不能承认的，因为毕竟那些干部或其他对象还没有彻底定性（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之类早已定性的，一般早就没有什么多一间的房子了），往往还在五七干校吊着。到了文革后期，有的干部或其他对象已经平反了，可是这又已经变成了个遗留问题，不解决“抢房子”抢进来的人的住房问题，他就是不搬。一直要到1977年华主席宣布文革结束，“抢房子”的人也一般都安排了住房，甚至索性是把落实了政策的原住户换出去，才逐渐解决。

我家住的是干部宿舍，都是三间房、煤卫独用、有前后阳台。文革开始不久，就开始有抢房子的进来。

我们单元里最惨的一家，抢进来两户人家，占了原来的主卧室、大客厅，原来的住户只好缩到最小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家的男主人因为历史问题当时被斗得非常厉害，死在隔离审查期间。留下的两男一女和母亲就这样在11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住了10年。男主人彻底平反后，还闹了很长的时间，总算把这两家请出去。

我家非常幸运，没有人来抢过。看看左邻右舍的这些遭遇，也是够担心的。

30年过去，终于发现“抢房子”还没有过时。

老木匠

这也是一个专有所指的词语。

大概在30年前的时候，至少在上海地区，这个词是专门指一切非婚姻状态的性行为。包括了未婚男女的性行为，已婚男女的婚外性行为，既可以指一次性交易性质的性行为，也可以指保持较长时间的婚外关系。而且可以用来指广义的性行为：任何比接吻再进一步的亲昵行为好像都可以用这个词语。

我接触的第一个“腐化分子”，是学工单位的一位女师傅。她长得很美，和本单位的一个电工结了婚，但不知为什么，经常被人抓住在“搞腐化”。我们进厂劳动的那个星期日，她就被人抓住在虹口公园里“搞腐化”，弄到文攻武卫去吃了顿生活。下个星期全厂大会上被批斗，宣布将她调到我学工所在的原料仓库——大概仓库里都是老弱病残吧。她来了以后，态度非常自然，就好象正常调动工作。有空的时候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书，平时谈吐也很文雅。原料仓库是有红外线设备保温去湿的，冬天的时候躲在里面聊天很开心的，结果后勤的、机修的工人有事没事都来仓库找她聊天，原来的隔离效果一点没有了。

进了单位后，“搞腐化”现行分子就太多了。我们单位集体所有制，工作差，待遇低，又脏又累，很多30岁的青年师傅找不到对象，见到我们这批徒工进去，自然就要盯住女徒工不放。而且早就流传一个先下手为强的俗谚，在满师前就有师傅和女徒工“搞腐化”的事情闹出来。记得有一位女徒工被师傅带到家里过夜，第二天被地方的街道组织发现——那师傅住的是棚户区，平时的邻里关系也很差——送到单位，男师傅后来因为态度不好被送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关了几个月，女徒工由女团员们帮助教育。据说那个教育会后来开成了性教育课，也是一件笑话。

菜农

基本上还是文革的词语。
那个梦子的生活作风问题，估计现在也不用了。
换粮票，现在没有粮票，这个词也没有了。

水色

水色

万元户   大哥大

“华侨”这个词好像和少见了

姜河月

插队落户
又红又专
白专道路
忆苦思甜
投机倒把
修地球
向阳院
大老粗
小小班（小学生放寒暑假时分4-5个人一组，到指定的一家学习老三篇、做作业）
拉三（女阿飞）

老木匠

过去要革除一切资本主义尾巴，所有的工人只能为社会主义干满8个小时，如果8小时以外再去揽活干活的，就算是“打夜间工”，是要当作走自发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的。

这抓得最严的时候就是1975年张春桥写了那著名的“全面专政”文章后，要求上海首先做到割除一切资本主义尾巴。记得当时有一次听传达，张春桥要求把上海所有的皮鞋匠也要集体化。

“打夜间工”在我们这样的单位比较多见。泥水木匠油漆水电工，是任何朝代都需要的手艺人，总是有服务市场。单位里的师傅们下班后去干些私活，赚点零用钱，是很常见的，可是偏偏要禁止、要批判，大家只好以“给朋友帮忙”的名义去干私活，名义上不拿钱，双方心照不宣，偷偷摸摸的给钱拿钱。有的时候被人揭发，甚至就是因为给人干的活出了质量问题，闹将起来，单位里就要把师傅们叫来“摆测字摊”写检查，态度不好的，还要送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去，那里为了扩建，很需要劳动力。

周泽雄

在我住的那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盛行摆篮头。当时菜场里供应有限，去晚了无菜可售，就要提早去排队。菜场开门，俗称开秤，开秤辰光好像是6点钟，篮头一般要提早两个钟头去摆好。我也去摆过几趟。

自觉的梦游人

摆篮头伴随着少年时代的甜酸苦乐，经常看到的是摆砖头，罐头，或者敲瘪的搪瓷碗，会搞的，几个做连档模子，互相帮助占一个位子，一次看到一个同龄的女孩要让另外一个女孩站进队，排在后面的老太不乐意了，说，侬只有一块砖头，只能算一个位子。小女孩指着绑在砖头上的一节草绳，弹眼露睛地说，一块砖头，一根草绳，明明是两只位子！老太只好吃瘪。

梅茗

蔬菜公司现在可能还有，但其内容跟以前也有所不同。蔬菜门市部，这名称现在似乎绝迹了。
以前蔬菜门市部买肉，要通过关系才能割到肥肉多的。那时有粮油店工作的亲朋，常常让别人羡慕不已，有近水楼台很多便利。

荆楚

自从汉字简化方案推出后，除了汉字笔画简化，也有不少汉字进行了合并。消失的词汇很多。
有一个词汇没有消失，但读音变了——这就是“吓”字。原字為“嚇”，讀音為“he”，現在都讀成“xia”啦。

老木匠

摆篮头，梦游写的真很传神。

我从小不买菜的，这些经历都没有，惭愧惭愧。

自觉的梦游人

搶房子的結果，必然造成電費，水費甚至煤氣費變成幾個家庭合用一個水錶，電度表和煤氣表，這就產生了每月都要發生的“收電燈費”，“收自來水費”甚至“收煤氣費”這樣的詞語，一般都是有幾家就按照幾家的人頭平攤，經常不在家的算半個人，嬰兒也算一個人，因爲每天的尿布要變成萬國旂的緣故，非常公允。收電燈費這樣的詞語，還體現了那時用電主要就是爲了照明。不過，這樣的詞語，也出現在公寓，因爲那時候，有些公寓通常是一個號裝一只水錶，一只電度表，每個月都由一號的樓上樓下住家輪流當值，收費。經常發生的是，爲了幾分錢，吵得不可開交。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8-9-11 18:32 编辑 ]

周泽雄

在我住的五层居民楼里，收电费，还牵涉到“贴字”，因为，各楼层统计的数字与大楼总电表得出的数据，总有一个差额，就要精细计算。由于一分钱也是钱，五分钱也算“一个数字”，一块钱更是尊称“一只羊”，所以，负责贴字统计，总是吃力不讨好。
我凑巧记得一回当年的用电情况。我们一层楼共有六户半人家（半户是个老姑娘），合计的月抄表数是20度电，而我家就占了10度，父亲特地拿此事来说，口气里说不准是炫耀还是痛心，又好像在指责我们用电太浪费了，又好像对那些晚上从不舍得开盏日光灯的邻居有所鄙夷。
是的，我有一个邻居，家里长年开一盏只有0.8度电的灯，灯泡大小好像从手电筒里拆下来的，照明度仅够撞不上人。

自觉的梦游人

上海地區的人不應該忘記“小菜卡”。涉及到每家每戶的“小菜卡”不僅僅是吃豆製品的依據，逢年過節，它還關係到蛋的供應，魚的供應，實際是食用品票證制度和戶籍制度的緊密結合，小菜卡統一發放，由所在里委根據每家的人口數統計，在卡上註明家庭人口數量，寫上戶主名字，蓋上公章，由糧食局和糧票布票等票證一起發放。每人的豆製品供應按旬計算，每人一旬只能吃四分價值的豆製品，春節期間加倍。同時，因爲按照家庭還要增加魚雞鴨蛋之類的，就在供應時採取剪去小菜卡的一到兩個角的辦法，那時，過年時要是誰家遺失了小菜卡，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周泽雄

玩蟋蟀时，我们会把自己的宝贝蟋蟀依次放好，蟋蟀盆有限而蟋蟀无穷，所以，入住那只最漂亮泥盆的蟋蟀，就是最骁勇的，该盆尊称头盆，以下则是二盆、三盆，再往下，随便找个破面盆破砂锅，称为集中营，存放那些“不经一格子”“只配掼三掼”的“败鬼蟀”。
想起当年半夜捉蟋蟀的场景，今天的父母，大概想得不敢想。都是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子夜或半夜四点起床，走好多公里路，到那些传闻蟋蟀多的地方去捉……

林泉

胡唚——曾听到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孩说这个词，吃了一惊，问她什么意思，她说“牲口嚼嘴”，但她不知道怎么写。觉着特好玩，唯一一次在现实中听到这个词，竟然在民间还保留着，似乎还挺常用。可能是我少见多怪了。

邱晓云

叫人，拉场子，
购粮证，
刮鱼鳞摊头。

自觉的梦游人

勿晓得现在各地还有多少传呼电话，好像这个东西也要退伍了，跟着就是“传呼电话”也要退伍了。
关于小菜卡的补充：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杨宽先生的回忆录，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了小菜卡以及老先生以教授之尊仍然不得不为一张小菜卡与家人吵架直到断绝关系的辛酸。

水色

这里面居然绝大多数词汇是我没有听过的也，不解释的话完全不知道是啥意思。
看来在网络上要判断网友的年龄很简单哦，砸几个消失的词汇过去，看他能听懂哪些个，就知道伊是哪个年代出生滴银咯。

周泽雄

现在没人说这个词了吧？
过去的上海人，极度蔑视苏北人，蹊跷的是，历来迷恋法国风的上海人，给苏北人起的诨号，竟然叫“法国人”。算一种特定时期的“政治正确”，还是委婉语？不懂。
为什么管苏北人叫法国人，我也没弄明白。听说过一个牵强说法：原来苏北人有擅长三把刀之说（切菜刀、钎脚刀和剃头刀），而剃头店门口有个旋转三色柱，被上海人附会成法国的三色旗，于是，法国人就成了苏北人的代称。兜得可真远。

老木匠

法国人真的很少有人再说了

老木匠

原帖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8-9-11 18:48 发表
上海地區的人不應該忘記“小菜卡”。涉及到每家每戶的“小菜卡”不僅僅是吃豆製品的依據，逢年過節，它還關係到蛋的供應，魚的供應，實際是食用品票證制度和戶籍制度的緊密結合，小菜卡統一發放，由所在里委根據每家的人口數統計，在卡上註明家庭人口數量，寫上戶主名字，蓋上公章，由糧食局和糧票布票等票證一起發放。每人的豆製品供應按旬計算，每人一旬只能吃四分價值的豆製品，春節期間加倍。同時，因爲按照家庭還要增加魚雞鴨蛋之類的，就在供應時採取剪去小菜卡的一到兩個角的辦法，那時，過年時要是誰家遺失了小菜卡，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我现在有个同事过去就是粮油管理所的，那天说起数票证、发票证来，讲得很专业的

舒雨湖

这些确实跟村子的不一样呵呵

自觉的梦游人

这个好像还有一说，法国人指苏北人，主要因为“法兰西”的上海话发音，和苏北人的这块块东西，拉块块东西，什涅东西，小把戏等词很谐音，苏北人说话多兮音，我更以为上海人的“多来兮”是不小心把苏北话同化了进来。所以，最早，是称呼苏北人为“法兰西”，后来再转到了“法国人”。

永德

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

自觉的梦游人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手用來代替角色，小偷叫三只手，領袖叫舵手。推到各行各業的尖子，統統可以成爲能手，現在女同胞三八了，仍然有三八紅旗手，這些都還在用，或者，看到了還能一股就狗到。但是對於把手，可能就難了，至少很難想到把手曾經不是自行車上的把手，而是官的代稱，能夠稱上把手的，用上海話來講，都是模子，而且是大模子，特別是革委會，一號人物，雖然有正主任的頭寸，但是，民間語言更會把他叫作“第一把手”，二號人物就叫“第二把手”，一般叫到“第三把手”就停了，不會有再把“三把手”之後的，再叫成第四把手，第五把手。爲什麽叫把手呢？紅太陽叫舵手，這些跟著紅太陽的，在地方上其實也是掌舵的，但是不能叫地方舵手，真正的老大只能有一個，上海話有“搭把手”，既有摻合的意思，也有幫忙的意思，這地方大員也算在舵上搭把手的，不能叫舵手，但是在舵上搭了一把手，這就有了第一把手，第二把手云云。阿五阿六當然也想做把手，但是，中國人已經以三為多了，阿六阿七在想軋進把手，一把手肯定不願意。徐進賢後來被叫做徐老三，就是因爲他的原來頭寸是上海的第三把手云。

自觉的梦游人

換票子曾經在上海風行，因爲所有的供應只要是緊俏品，都由單位發票供應，這就造成了票子的交換，有了自行車的，想要一只三五牌臺鐘，結果領到的卻是自行車票，怎麽辦，就要想辦法找到有三五牌臺鐘票的人，和他交換。買不起“全鋼”上海牌手錶的，就會想著把票子和有“半鋼”上海牌手表票的人交換，等等。後來，風氣向電影票延伸，電影院門口一直都會有一大群人換票子，好電影，好場次，好位子都是可以換到“進張”。或者一換二，一換三，或者就變出黃牛的效益。但是一般較多的還是因爲時間的衝突，想換到自己可以看的場次。那時，還有郵票，香煙殼子的收藏，這也是換票子的一方面。

自觉的梦游人

曾經成爲人人都想得到的特別貨幣，跟著改革的潮頭走進千家萬戶。擁有了兌換券，就可以不凴票買到緊俏的彩電等物品，記得現在的上海市委副書記殷一璀都因爲想買到一台彩電，找我的前妻幫忙，兌換兌換券。到了八十年代末，兌換券仍然是每個家庭希望有的一個准外匯儲蓄，我所在的系哄騙日本小鬼子到中國來文化旅遊，搞創收，我作爲哄騙集團成員，分到了不少兌換券，也算滋潤。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8-9-14 21: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