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在长津湖战役的整个过程期间，有714名陆战队员阵亡或因伤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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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恐极为不确，证据我有时间找出来。
老李北海鱼 发表于 2009-4-15 17:27

以美军公布的资料，陆战1师从10月26日至12月15日（是从元山登陆进入东线战场到从兴南登船撤出整个东线作战，而非仅指长津湖之战），阵亡604人，伤重死亡114人，失踪192人，伤3508人，战斗伤亡总数为4418人，另有7313名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冻伤和消化不良，但在战役期间大部就已伤愈归队。此外陆战队飞行员还有8人阵亡，4人失踪，3人负伤。（12月14日陆战1师登船人数为22215人，因此判断阵亡、失踪及已后送日本的重伤员人数总共约为1800人。）——整个陆战队战斗伤亡为4433人，非战斗减员7313人。美军第7师伤亡约2200人，再加上少量英军和韩国军队的伤亡，在长津湖之战中，联合国军战斗伤亡总数约为6800人。

美军宣称给当面志愿军九兵团造成了约3.75万人伤亡，其中死亡2.5万人。

中方目前只公布约数，有关资料：
1.此战九兵团减员高达四万余人，其中冻伤达三万多人，冻死4000多人！（见《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2.zhonggong党史出版社出版《开国第一战》披露的伤亡数字是“战斗伤亡19202人，冻伤减员28954人，冻死1000人，冻伤严重而不治3000人。冻伤减员达兵团总数32.1%，严重冻伤达22%”。
3.根据27军和20军的军史资料，27军减员1.9万，其中战斗伤亡8339人，冻伤减员10588人。20军减员两万，其中阵亡4339人，负伤2890人，其他减员764人（失踪被俘），冻伤减员11200人（死亡62人，严重冻伤6262人）。战后27军和20军各补充兵员即达1.5万人。

但从9兵团后来缩编3个师（原来下辖的3个军每军4个师）、补充4万、1万归队伤员的数量来看，总减员数至少在8万以上。

歪弟

老木匠

第四十一章

7团F连的幸存者无动于衷地听着阵地前志愿军伤兵们的呻吟，严寒中伤兵们有的被冻死，有的伤重而死，呻吟声慢慢地消失了。等到黎明时分，排长们开始统计山坡上遍地的死尸，数字汇总后汇报给巴伯连长，一共大约450具尸体。F连的损失是20人战死，54人受伤，3人失踪。单是麦卡锡的排就有15人战死。

查尔斯·丹纳军士回忆道：“当麦卡锡中尉经过我们的散兵坑时，我们告诉他我们急需补充弹药。‘我们都快没了，’他回答道。‘你们只能从战死的陆战队员身上搜寻弹药。’我们只得从一个散兵坑爬到另一个散兵坑，从死尸上解下子弹带，假如你正好认识这个人，那可不是件好玩的事。上面传达命令下来，说要仔细检查那些志愿军的死尸，看见装死的就给他一枪。因为他们的军服是白色的，所以很难在雪中看清。有时我们能看见他们呼吸产生的水汽，就给他一枪。”

这些浅棕色冻僵的尸体让一等兵恩斯特·冈萨尔斯（PFC Ernest Gonzales）想起了蜡像。“我记得一名志愿军伤兵脸朝下趴在在雪地上，还有口气。他的头骨被炸飞一块，都能看见里面的大脑。我向他的腹部开了一枪，他慢慢地翻转身来，看着我，好像在说，‘为什么你要加剧我的痛苦。’然后他才慢慢死去。虽然交战的双方都这样做，但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杀死过一名志愿军伤兵。” 冈萨尔斯搜查了他的口袋和背包，发现里面有一瓶冬季用的枪油，一本彩印的小册子，上面画的都是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还有一叠他和家人在公园游玩时拍的照片。

对海科特·卡法拉特（Private Hector Cafferata）战斗还没有结束，在清晨惨淡的晨光中，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战场，向身边双眼失明的一等兵肯尼思·本森（PFC Kenneth Benson）描述他看见的一切。


“本森，我们周围到处是战死的亚洲人！”


他看见有几个陆战队员从死尸堆中寻找纪念品，拿回来各种不同的武器，有苏制冲锋枪，有美制汤普逊冲锋枪，还有春田1903型步枪，他决定也爬下山坡收集些纪念品。“我马上就回来。”他说。


“海科特，我什么也看不见，没法掩护你。”


“别担心，他们都死了。”


几秒钟后，本森听见一声刺耳的枪声。


“坏了！”


“怎么回事，海科特？”


“那面有个狗娘养的狙击手。”子弹击中卡法拉特的右肩，将他打倒。本森摸索着爬起身，准备下山帮助躺在地上的同伴。


“别动，我能自己上来，好好呆在散兵坑里。”


一等兵哈蒙·基尔（PFC Harmony Geer）回忆道：“这场景真是很滑稽。海科特躺在那里，骂个不停，他认为这个狙击手将他打伤，让他不能继续战斗是一种无礼的行为，对他是一种侮辱。”


几名陆战队员将他运送到后方，吃惊地发现这位身材魁梧的陆战队员脚上竟然没穿鞋，只有一双覆盖着冰雪的袜子。原来在战斗开始的混乱中，卡法拉特找不到自己的靴子，他发现志愿军就在眼前，不得不放弃寻找，在冰天雪地中穿着袜子战斗了一晚上。


基尔说：“这家伙是陆战队的野战冠军。”


本森回忆道：“等他们将海科特送下去后，也将我领到后面的火炉旁。很远我就能闻见咖啡的味道，等他们将一杯咖啡放到我的手中，唉！那感觉就像得到了一百万美元。等我暖和过来，我让别人领我到包扎所看望海科特。冻伤的脚和肩上的枪伤让他很痛苦。”（幸运的是卡法拉特没有失去自己的双脚，本森也恢复了视觉。）

救护站的两顶帐篷设置在一片松林中，3名海军医护兵整夜在微弱的烛光下照顾伤员，他们的名字是：詹姆斯·莫里斯，莫文·毛拉斯和詹姆斯·弗兰齐。死者排放在在帐篷间的空地上。


晌午的时候F连的幸存者们听见飞机的轰鸣，当他们看见陆战队的海盗旗飞过山顶时精神振奋，高声欢呼。虽然这些飞机飞向柳潭里，但是它们的出现就足以让德洞山口的陆战队员们士气高涨。当风向合适时他们都能听到柳潭里传来的炸弹的轰鸣和机枪的扫射。不久支援F连的飞机也来了，这是一队澳大利亚航空队的P-51野马战斗机。它们集中攻击了公路另一侧的山头，那里埋伏了不少狙击手。


读者肯定记得前面提到28日白天——具体时间不详——连长巴伯收到利兹伯格上校言不由衷的指令，命令F连与包围他们的志愿军脱离接触，向3英里外的C连靠拢。会师后C连和F连将一起行动，且战却走，返回柳潭里。巴伯都没提及F连75名伤员，他只是向团长解释了周围的情况，告诉团长重重包围中的F连无法执行这样的任务。


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志愿军保持在较远的距离，这都要归功于陆战队的狙击手，地攻机和来自下碣隅里的微弱的炮火。瑞德上尉的火炮缺乏弹药，当中尉唐纳德·坎培尔发现在德洞山上志愿军开始集结，呼叫炮火时，瑞德只能打过来3发105毫米炮弹。“我伤心透了，”他后来说。“我都无法通过无线电向唐纳德解释我们为什么这么小气。我最后只能说，‘赞美上帝多给我们些弹药，’然后又加上：‘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赞美上帝了。’”


这天下午，巴伯又收到7团的命令，让他将F连转移到下碣隅里。劳伦斯·施米德中尉回忆道：“利兹伯格上校依然不能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我听到连长在耐心地向团部解释为什么这个命令不现实，倔强的他仍然没有告诉团部我们伤亡严重，身处绝境。”


虽然这是一个诱人的建议，但是巴伯这时清醒地意识到德洞山口的重要性。假如F连从这里撤走，这将意味着切断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的联系，在柳潭里的8000名陆战队员都指望着F连能守住阵地，为他们留条后路，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撤回，和那里的3000名陆战队员会和。

一架C-47运输机飞过阵地上空，舱门大开着，里面的机组人员向地面上的陆战队员挥挥手。当飞机第二次飞过时，扔出大包的物资。飞机的高度很低，降落伞刚打开就落地了。这是一次成功的空投，所有包裹都落在山脚下；有医药用品，弹药，毯子，担架。指挥60毫米迫击炮的约瑟夫·巴蒂中尉虽然胳膊受伤，也下山搬运物资，他用没受伤的胳膊夹着两发炮弹沿着之字形跑上山来。巴蒂在大学时是足球队的中卫。等他跑回防线，巴伯将他拉到一边，说：“我敢肯定你在达特茅斯踢橄榄球时没玩过这样的冲刺。”巴蒂听了放声大笑。


等包裹运上山，F连的给养军士意识到降落伞也可以用来保暖，爬下山坡来收集降落伞。施米特中尉听见一声枪响，看见史密斯军士翻身滚进路边的水沟。子弹打穿了他的左大腿。施米特抓起一个担架，带领4名志愿者跑下山来，将史密斯放上担架。在回去的路上，他又听见一声枪响，随即就觉得自己的右腿向一根枯木一样地折断了。施米特回忆道：“结果我和史密斯都成了伤号，我的右腿被打断。两名战友将我拖到急救站，巴蒂中尉给我一小瓶他珍藏的威士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无私的帮助，因为他也有伤。医护兵用两根木棍将我的腿固定起来。”


巴伯派出一个火力组去对付志愿军的狙击手，同时副连长克拉克·瑞特组织更多的自愿者下山去收集空投的物资。


一等兵克利福德·甘伯尔说：“天黑前，皮特森中尉来到西面山坡检查防线。他已经两次受伤，但依然坚守自己的岗位。他和我们坐在一起，观察山下的志愿军在四五百米外活动。当他们通过树林间的空地时，我们能看见他们。他们就像在进行连队阅兵一样：大约5人一排，25排一队。一共有4个这样的连队跑过空地。”


天开始下雪了，陆战队员们准备在山上度过第二个夜晚。当最后一丝晚霞从天边消失时，期望和恐惧在空气中蔓延开。大家都知道志愿军肯定会发起一系列攻击，消灭这些第一夜战斗的幸存者。大多数陆战队员都在散兵坑里放了缴获来的武器，用以补充他们手上的M1步枪，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


一等兵唐纳德·查尔茨说：“志愿军的基本武器是1918年的7.92毫米毛瑟枪，中国生产的。多数都很新，出自于技艺高超的工匠。在训练有素的老兵手中，这是一件非常有效的远程武器。”查尔茨和他的自动步枪手，一等兵诺曼·杰克森，收集了5支这种性能可靠的步枪，放在散兵坑里作为后备。  

巴伯上尉整天都守在步话机边，天黑前，他将全连军官召集到身边，向大家传达他收集的信息。他说：“这是来自师部的最新消息，在柳潭里的５团和７团遭到志愿军的猛烈攻击，伤亡严重。昨夜下碣隅里的防御圈也遭受猛烈攻击。古土里被包围，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因为陆战一师全线吃紧，所以现在没有部队来接替我们。”然后他告诉大家，在柳潭里的部队假如能和下碣隅里的部队汇合，将是唯一生存的希望，这又将取决于陆战队是否能控制住德洞山口。他最后说：“今晚志愿军肯定会继续猛攻，不过只要我们能向一名陆战队员那样英勇战斗，就什么也不必担心。”


连长的话让大家都清醒地认识了当前的形势；不过Ｆ连的官兵们本来就信心十足，相信能守住阵地，虽然战斗力遭到削弱。军士派特里克·斯高力说：“我们本来就没想过有人能来接替我们。大家的基本态度是这样的——嘿，陆战队自己照顾自己，时机合适时，上级会命令我们转移的。”


２９日凌晨２时１５分，雪还在下，突然响起了尖锐地哨子声，几组志愿军开始试探攻击。不久哨声换成了号角，人浪攻击开始了，攻击的重点是皮特森和麦卡锡的排。巴伯说：“第一夜，攻击Ｆ连的那个营被我们杀伤不少。第二夜，剩下的兵力加上另一个满员的营继续攻击Ｆ连。”麦卡锡的排已经有２０人伤亡，防线上的兵力及其薄弱。不久两翼出现缺口，当麦卡锡调动火力组封堵缺口时，已经有四五十名志愿军突入防线。战斗的喧嚣突然停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兴奋交谈的白色的身影，在防线后面的树丛中绕圈子。很显然这些突入防线的志愿军缺乏组织，没有目标。皮特森中尉抓住这个时机，立即将他的一挺机枪调转枪口，向突入防线的志愿军扫射。一等兵理查德·波那里也搬起另一挺机枪不断转移阵地，用点射攻击志愿军。在波那里和中尉皮特森之间没有几个志愿军活下来。


一等兵查尔茨说：“一挺机枪卡壳了，导致我右面的防线被突破。一个身影手脚并用地向我爬过来，到了很近我才认出是一名陆战队员，我差点向他开枪。我们伸出手将他拉进散兵坑。他没穿靴子，步枪也在战斗中打坏。他立即开始为诺曼的自动步枪和我的Ｍ１步枪压弹夹。他将脚放在诺曼德睡袋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战斗中，我们四周不断有手榴弹爆炸，但是上帝保佑，我们一点也没受伤。我们不知道有多少阵地失陷，在战斗的间隙，我看见右面有很多志愿军在树丛中行动。诺曼和我在那个陆战队员的帮助下，用最快的频率向他们开火，我们看见很多白色的身影转身逃跑，其中一些倒下。”

麦卡锡中尉的排人手越来越少，不得不后撤，缩短防线。巴伯上尉正帮助排长指挥撤退，一颗子弹将他们两人都打伤了。巴伯说：“这是非常奇特的一枪。子弹先穿过鲍勃·麦卡锡的胳膊，然后打在他的枪托上。这时子弹的能量已经消耗了不少，但是还打进了我的臀部。我当时忙着指挥战斗，根本顾不上处理伤口。”


凌晨３点，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３１度。很多陆战队员的自动武器都被冻住，只能打单发，手榴弹的扳手也被冰冻死，投掷之前，必须用力扳开才行。


哈里森·坡莫尔斯说：“我们一直埋伏在山崖下十几米的地方，躺在雪地中，等待反击的命令。等奥达斯军士发出命令，我们立即跳起身来投入反击，我很快就将抢中的８颗子弹打出，没有时间装新弹夹，因为周围有很多志愿军，我立即用刺刀向离我最近的志愿军士兵攻击，他却向我开枪。”坡莫尔斯说就像是一列火车迎头撞上他。他无法行动，什么声音也听不见。虽然温度很低，他也不觉得冷。躺在雪地上，仰望着漆黑的天空，他开始祈祷。“亲爱的上帝，请原谅我的罪恶，赶紧将我带走。我不害怕，谢谢。”


然后他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两名陆战队员将他拖回他们的散兵坑，用雪给他洗了洗脸。他的前臂和手剧痛不已，医务兵过来给他打了一针吗啡。坡莫尔斯无法移动他的右手和右脚。战友们见他转移到一个急救站的帐篷，这里早就人满为患了。帐篷设在山坡上，坡度很大，当他被放下后，只能半坐着。帐篷中的火炉呼呼地烧着，但是与此同时呼啸的寒风从帐篷的弹洞中吹进来，带走了所有的温暖。坡莫尔斯说：“吗啡用完了，所以我再也没得到第二针吗啡。伤口越来越痛，后来我不得不请求医护兵按住我手上的伤口。每次我忍不住伤痛时，他就过来握住我的手。”


“‘假如我再用力，你的手指就会断的。’


“‘我的胳膊和手都没用了，医生，将它们折断吧。’


“但是他没遵循我的意见。”


经过两夜的战斗，巴伯上尉对德洞山口志愿军的指挥有很大意见。他说：“他们的战术非常简单；实话说，他们的指挥很愚蠢。几乎每晚，他们都在相同的时间攻击相同的地点，而且攻击开始前他们发出很多的噪声——吹号，吹哨子，高声喊叫。他们根本不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译者——美军通常白日攻击，而且先用炮弹给守军唱摇篮曲，不知能否打志愿军个措手不及。）

天亮时，约翰·奥达斯军士带领着一群陆战队员，排成散兵线开始反击，他们打死很多志愿军士兵，并将剩下的赶下山坡。６时Ｆ连恢复了所有阵地，山坡上又增加了大约２００具尸体。
（第四十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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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一等兵詹姆斯•拉森尼（PFC James Ransone）说：“费斯上校（Colonel Faith）应该已经告诉他说：‘将军！在这里我们有大麻烦了，如果不能即刻获得援助我们就会完蛋。如果你不能派来援兵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把我们从这里撤出来吧。’”

为什么阿蒙德到这个时候仍然命令向前进攻而不是撤退将永远是一个谜，除非你愿意将这个决定归因于纯粹的愚蠢。（“当奋勇向前是应当的时候尼德（Ned，应该是阿蒙德的昵称）就奋勇向前，”事后阿蒙德将军的一个参谋军官说，“而当应当谨小慎微的时候尼德仍然奋勇向前。”）

但是为什么麦克莱恩上校（Colonel MacLean）没有质疑这道疯狂的命令？陆战队的公共情报官（Information Officer），上尉米切尔•卡普拉罗（Captain Michael Capraro）说：“对任何军阶的军官——甚至是上校——而言，质疑一位将军向前进攻的意愿都是困难的。这样做会让他被人指责为胆怯，对晋升有负面的影响。我认为阿蒙德和麦克莱恩只是低估了中国人的实力而同时高估了他们自己的实力。”

在11月28日~29日午夜稍早一点，志愿军第80师的主力对美军两个特遣队外围防线(forward perimeter)发动了另一次进攻。两个小时之后，当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麦克莱恩决定将费斯的第32步兵团第一营撤出至第31步兵团第3营勉强防守住的阵地——就在丰流里江入口（Pungnyuri Inlet）处，（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入口，它就位于后浦德雷克那辆无用的坦克停泊着的校舍北边4英里的地方。）那个时候麦克莱恩还指望着威廉姆•瑞迪中校（Lt. Colonel William Reidy）的第31步兵团第二营能够到来，只有将他掌握的部队集中起来才有可能第二天从江口展开阿蒙德所命令的进攻。麦克莱恩所不知道的是：瑞迪的营还在咸兴（Hamhung），不可能及时赶到。

撤退在两个半小时之后开始。B连的鲁纳二级军士长（First Sergeant Luna）接到命令，将所有东西，包括补给和寝具都留下，以便腾出卡车上的空间给伤员。在撤退的慌忙中许多车辆由于无法发动而被抛弃。在这段长四英里，用六十辆适合开行的车辆进行的撤退行动中没有遇到困难，中国人的注意力很可能集中在如何从留下来的物资中获得大量战利品这方面，因此没有追击护卫队。

中午刚过车队的后卫部分开始通过横跨丰流里江口的混凝土桥。费斯的作战参谋威斯利•柯提斯少校发现在缩小的阵地上情形真的很糟糕。“在31团3营和第57野战炮营的外围阵地上一派崩溃的景象。它们的阵地被‘大大地’压缩，已经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烟雾弥漫能见度很低。”

当麦克莱恩上校乘着护送队尾部的一辆车开行在江口北岸时他瞥见半英里外有一列行军队伍正在从南边接近防线。他是如此先入为主地认为是31团2营的部队到了，以至于高兴地喊了起来——他终于见到瑞德营的前卫了。不过当防线上的大兵开始向逼近的部队胡乱放枪时他的欢乐变成了沮丧。

“停止射击！那些是我的手下！停止射击！”

麦克莱恩跳出卡车，爬下一个短坡跑到冰上，向江口对岸跋涉而去，试图让射击停止。这边距离江口对岸有四分之一英里，当上校冲过冰面的时候，他的手下看到他倒下了。费斯和柯提斯看见他爬起来跑了几步之后就又摔倒了。这景象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置信，每个人都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过来——麦克莱恩想要保护的是中国人的行军队列，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开始向这个异想天开地跑出来欢迎他们的家伙开火。目击者说麦克莱恩四次跌倒但是每次都爬起来，不过后来他是不是不断地被子弹击中以及他是不是在慌忙中滑到了对岸就不知道了。

麦克莱恩到达对岸之后志愿军士兵离开队列截击他，他们捉住了他的胳膊将他拖离河岸由此就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对那些亲眼看见他们长官被俘的美国人来说这真是个令人震惊的时刻。（阿伦•麦克莱恩上校在被俘后第四天死在去战俘营的行军路上。他被埋葬在路边的雪下，地点不明。）

按照规定，唐•费斯中校现在是在江口的三个美国营的指挥官了。

晚上8：27，在长津水库地区的所有部队，包括三个美国陆军营都被划归奥立佛••史密斯将军指挥。在江口的陆军部队已经遭受了500左右的伤亡并且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围到安全的地带，这个情况亨利•霍迪斯准将（Brigadier General Henry Hodes）已经向史密斯作了通报。史密斯要他发一个专电给费斯，大意是说需要费斯用一切努力到达下碣隅里。不管怎么样正如已经说明的，第31团级战斗队在它的序列里有和史密斯将军在下碣隅里一样多的部队。史密斯愿意提供他能够抽出的空中支援，但是费斯和他的手下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困境。

虽然为陆军营指引空中支援的全副重担都交托在斯坦福德和他的陆战队员身上（空军派来的前线空地协调员已经战死了），在越来越歇斯底里的氛围中斯坦福德依然保持着镇静，甚至还保持着旺盛的胃口。他说：“有一个时刻我四下打量寻找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以便吃一罐C类口粮，我看到一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保持着跪姿，以肘部支地。他的头顶已经被炸飞了，在尸体冻僵的时候大脑从颅骨中膨胀出来，就像在太平洋珊瑚礁上的粉红色珊瑚，大清早降下的严霜覆盖在上面，现在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我打开罐头，利用‘珊瑚’做摆设坐在尸体上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饭。”

下午的晚些时候霍迪斯派来的一架陆战队直升机降落在江口阵地内，撤出了受伤的营指挥官——赖利和恩布里。在午夜之前一架陆战队L-5联络机——也是霍迪斯派出——运送了一次吗啡补给。这两个行动就是师指挥官能够为费斯和他被包围的士兵所能提供的全部帮助了。

阿尔法•布斯尔上校（Colonel Alpha Bowser）说：“霍迪斯将军对于向我们提出帮助陆军部队脱困的要求很难为情。他知道这是无法满足的要求。从下碣隅里派出任何一支强大到足以杀到陆军大兵们身边的陆战队部队都将非常危险地削弱我们在这里的防御。”

费斯特遣队必须在陆战队空中支援的帮助下凭借己力突围而出——如果它能够做到的话。

--------第42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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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刘易斯·普勒上校的绰号叫“切斯特”，当然没人敢当面这么称呼他，在陆战队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普勒资历很深，他已经在陆战队效力三十年了，带领部队参加了很多苦战。他有一张好斗的脸，像鸽子一样永远高挺的胸脯，和两条有点煞风景的罗圈腿。普勒被认为是最理想的部队指挥员，因为他能赢得战斗的胜利，并好好照顾手下的官兵。在从咸兴到古土里的路上，他优先运输帐篷，这样就可以保证所有陆战队员都有取暖的地方。但是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这个决定导致在战役初期缺乏小口径武器弹药，一名师部的参谋为此向他提出疑问，普勒回答道，“冻僵的人无法战斗。但是假如打光子弹，我们还有刺刀。”普勒一张口就常留下名言。志愿军开始攻击以后，他说，“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敌人，我们终于找到他们。现在我们被包围了，这省去我们很多麻烦。”

和利兹伯格以及莫里的团不同的是，陆战１团的３个营分散在三个地区。唐纳德·史迈克中校指挥的１营在黄草岭山口以南的真兴里，距离古土里１６公里，守卫着火车站和囤积的大批物资。托马斯·里奇中校的３营在下碣隅里，有西特指挥的３营Ｇ连却还在古土里。普勒身边只有阿兰·苏特的２营，外加一个炮兵连，大约３００名工兵，医护兵，宪兵通讯兵和运输兵。

古土里是一个平淡的小镇，按史密斯将军的话说，这里只有几间茅屋。“周围的高原上只有肆虐的狂风和令人沮丧的荒凉。小型飞机和直升飞机很难通过南面的山口，因为北面吹来的寒风在这里急剧加速，形成极其不稳定的气流。在大家的回忆中，古土里是长津湖战役中最冷也是最令人不愉快的地方。”

普勒知道要守住古土里，就必须占领附近的制高点；但是就像里奇中校在下碣隅里一样，他根本没有足够的部队去建立这样的防御。唯一的选择是建立一个严密的防御圈，同时仔细安排所有的支援火力。１１月２８日早晨，北面、南面和西面上山上已经能看到大批的志愿军部队。虽然陆战队的炮兵不断射击，依然无法制止志愿军对古土里的包围，普勒开始担心拥挤的防御圈。每一个保温帐篷中都挤满了人。志愿军的一发迫击炮弹就能造成严重的伤亡，就更别提协调的轰击了。

只有一条公路经过古土里，志愿军已经在南北两面将它切段。一架观察飞机发现从古土里下碣隅里，志愿军沿路建立了８个阻击阵地。向南通往黄草岭山口的路上，也至少有３个阻击阵地。通往南北方向的电话线也被志愿军切断；普勒和史密斯将军只能用无线电联络，由于山地阻挡，信号时有时无。史迈克从真兴里派出的巡逻队在古土里以南１６公里的地方也发现西面的山岗上有志愿军部队。

史密斯将军命令普勒尽力发动有力的攻击，打通古土里和下碣隅里之间的道路。古土里现在大约有２１００人，在志愿军封锁道路之前，希特上尉的１团Ｇ连，查尔斯·派克曼上尉的３１团Ｂ连和道格拉斯·德雷斯代尔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４１特遣队都安全进入古土里，普勒对此感到很欣慰。

海军陆战队第４１特遣队是一个有趣的部队。他们的专长是两栖侦查，一共大约３００人，１１月中到达朝鲜后，他们立即要求和美军陆战队一起执行任务。海军上将特纳·焦尔命令德雷斯代尔到陆战７团去，向利兹伯格上校报到。这是历史上英美海军陆战队第二次并肩作战，第一次是在１９世纪初，他们在中国一起对付义和团。自从那时，每当这两支部队庆祝生日时，都会得到对方的祝福。虽然远隔宽阔的大西洋，友好的关系与日俱增。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生日是１６６４年１０月２８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生日是１７７５年１１月１０日美军非常羡慕英军无忧无虑乐天派的性格，他们即使在最糟的天气也要保持军容的严谨，以及他们的绿色贝雷帽。（德雷斯代尔宣布假如任何人丢失了他的贝雷帽，将无法得到替补，只能像美军陆战队那样戴一顶没有任何装饰的钢盔，这对英军来说是最大的耻辱。第４１特遣队到达古土里后不久，一名身材矮小，叫约翰·斯托克的士兵丢失了贝雷帽。也许被那些成天收集纪念品的美军陆战队员拿走了。斯托克立即向他的长官——中尉皮特·托马斯——报告，严辞训教一番后，托马斯将自己多余的一顶贝雷帽借给了斯托克。）

普勒指派德雷斯代尔中校为突围部队指挥官，突围部队将由没有加入防御的部队组成，他们是：希特的Ｇ连，派克曼的Ｂ连，第４１特遣队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总的来说人数相当一个营，大约９００人。不过组织松散，不具有一个步兵营那样的密集而牢固的结构。午夜以前他们中的三分之一将战死或被俘。

德雷斯代尔特遣队于１１月２９日，９时４５分出发。他们路过侦察机的跑道，在狂风飞雪和迷雾的陪伴下踏上了危机四伏的征程。一路上，英军和美军暗地里展开了竞争，第４１特遣队轻松地拿下了古土里北面的一个山头，陆战１团Ｇ连拿下了公路另一侧的第二个山头。德雷斯代尔计划这样跳蛙式地向下碣隅里推进，派克曼的３１团Ｂ连为预备队。

一等兵弗朗西斯·纽伯尔德来自１团Ｇ连，他说：“没走出多远，还能看见古土里的房屋，我们就遇到了麻烦。我们看着英军陆战队拿下第一个山头，他们的绿色贝雷帽在雪地上很好看，他们不断有人中弹。然后轮到我们去攻占下一个山头。至于陆军那些狗仔，我不记得他们攻占了什么目标。”

相貌粗鲁的罗·莫伊斯下士是英军陆战队的一个班长。他认为美军陆战队是一支值得称赞的队伍，但是觉得他们行动时发出太多噪声，一有动静就随意射击，浪费弹药。据他的观察，美军陆战队与英军陆战队相比，“缺少理性，更容易兴奋。共同点是，双方对自己的陆军兄弟都态度傲慢。。。从古土里出发不久，我们的医护兵就忙了起来，从一个伤员赶到另一个伤员，最后我们才明白，周围有无数的志愿军，他们隐藏在每一个角落向我们射击。不论是英军还是美军，陆战队还是陆军，我们都将分享充满血腥的命运。”

诺曼·维宁上尉是前线陆空联络员，他回忆说当时目标太多，空中的海盗旗攻击机不够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的目标优先照顾，尽管如此，他还是呼叫叫来３次空袭。正当第四次空袭的飞机来到时，他的无线电坏了，无法与地攻机联系。维宁说：“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失望，因为山脊上挤满了志愿军。”

出发３小时后，德雷斯代尔特遣队仅仅前进了大约两英里，还剩下９英里的路程。中午时分德雷斯代尔通过无线电向普勒汇报了他们的处境。普勒告诉他稳住阵脚，他将派坦克来支援他们。１小时后，坦克来了，德雷斯代尔希望坦克分成两辆一组，分散到车队中去；但是坦克指挥官——美军陆战队的布鲁斯·克拉克上尉——却不听他的，坚持认为他的坦克应该集中在起来使用。因为普勒没有授权德雷斯代尔指挥克拉克，这位英军指挥官不得不听从坦克兵的意见。后来在战斗中，特遣队被一分为二，与对现有装甲力量的错误分配有一定联系。军事历史学家马歇尔指出，保持高速运动，是单薄的卡车和吉普车队生存的关键，但是坦克被射击时却倾向于停下来还击。由于不时停下还击，坦克阻塞了道路，让卡车和吉普长时间暴露在敌人的小口径武器和迫击炮火力之下。一次德雷斯代尔几乎请求克拉克上尉停止还击，冒着志愿军的火力继续前进。但是这位坦克指挥官太迷恋于消灭目标，无法理解德雷斯代尔的苦衷。

德雷斯代尔特遣队逐渐失去了作战效能；部队原来就没多少凝聚力，现在步兵和后勤人员混杂在一起，就像一盘散沙。到下午４时３０分，车队走完了大约一半的路程，停滞不前。克拉克向德雷斯代尔中校建议说，坦克可以穿过志愿军的封锁，但是无法保证其他车辆的安全。

此时德雷斯代尔需要上级的指示。他向下碣隅里的师部报告说情况越来越困难，伤亡越来越严重，请示是否继续前进。史密斯将军接到信息时正在海军在下碣隅里设立的两个医院之一——Ｅ号战地医院看望伤员。对史密斯来说这个决定即痛苦也简单，假如没有援兵，下碣隅里可能于当夜失守，希特上尉站在德雷斯代尔身边，听见话筒里传来师长的声音：“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前进！”

两人交换了一下忧郁的眼神。德雷斯代尔点点头，说道：“很好，那我们就放开手脚，大打一番。”

命令传达了下去：我们将冲过去。罗·莫伊斯下士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我们必须赶到下碣隅里，绝对必须。”

有的地方志愿军已经相当接近道路，都可以用手榴弹攻击车队。一颗手榴弹落在一辆卡车后面，此时车上的陆战队员正在下车。Ｇ连火箭筒操作员一等兵威廉·鲍夫叫喊道：“手榴弹！”，然后扑到在手榴弹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周围的战友。他很快就伤重而死。为此他得到了荣誉勋章，证书上写道：“鲍夫有超人的勇气和英勇的献身精神，保持了美国海军的光辉传统。他勇敢地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鲍夫死时才２０岁，但是看上去更年轻。他出生于肯塔基中，家在俄亥俄州的哈里森市。（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２日，他的妹妹欧佩尔·柯区南女士参加了海军的一艘运输舰下水仪式，她亲手将香槟酒瓶敲碎在船头上，这艘船就命名为《威廉·鲍夫》）

希特上尉用卡宾枪敲打一辆坦克的外壳。炮塔中终于升出一个人头。希特对他喊道：“右面有一道铁路路基，向那里开火。”坦克兵的回答淹没在战斗的喧哗中，希特只得对他喊道：“火力掩护，让车队前进。”

就这样特遣队的前半部，包括Ｄ连的坦克，陆战１团Ｇ连和部分英军陆战队，加速前进，消失在黄昏中，混乱中他们竟然没发现后面派克曼的Ｂ连和大部分后勤人员没跟上来。罗·莫伊斯回忆道：“一边承受着笞刑，一边向下碣隅里冲刺，简直就像在地狱中一样。志愿军已经在路边的水沟中埋伏好，准确地向我们射击。我们坐在美军陆战队的一辆卡车上，我的左边是赖斯利·马士上尉，他的双腿被一梭子冲锋枪子弹击中。我右边是谭凯·韦伯下士，一颗子弹击穿他的左眼。韦伯的另一侧坐着一位年轻的英军陆战队员，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颅，然后他就掉下车去了。同时司机也被打死。幸好我们的副队长及时接过方向盘，继续前进。整个噩梦般的旅程中，他一直坐在驾驶室中，后来他也受伤了。离下碣隅里大约还有８公里的路程，我们加大油门，能开多快就开多快。

“我们终于看到跑道边工兵们架设的照明灯，再过一个弯道，我们就看见一片金字塔般的帐篷，我终于意识到，我们到达目的地了。”不过这些帐篷是库伯斯的第十军工兵架设起来的，他们后来得到命令，加入了东丘的战斗，他们走后，一些志愿军搬进他们遗留下来的帐篷。这时他们纷纷跑出帐篷，向车队开火。特遣队的幸存者不得不再次跳下卡车，将这些志愿军赶回山中。

埃文·西蒙斯少校说：“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德雷斯代尔头戴绿色贝雷帽，胳膊上的伤口还留着血，走进作战室，站在马灯下，敬礼，报告说英军陆战队第４１特遣队到达下碣隅里，准备接受任务。”

里奇中校问这位高大的英军军官，一路大约有多少志愿军阻击特遣队。德雷斯代尔想了想说：“至少有３个营。”里奇命令Ｇ连和英军陆战队当晚作为预备队，在防御圈内休息。希特手下的陆战队员们在一天的长途跋涉和激烈战斗后都疲惫不堪，严重的伤亡也破坏了指挥系统；他一直忙碌到凌晨１点才将一切安顿好。刚睡着电话就响了。这是约瑟夫·托姆皮特少校，里奇的作战参谋。希特说：“他问我看见帐篷门外的山岗了么？”一小时后希特和他的连队就爬上了东丘冰雪覆盖的山坡，一步一滑地向库布斯的阵地前进。

老木匠

Golf20网友又一次停止了更新，大概又没有时间了吧，这个43章似乎也没有结束，只好再开始等待了。

老木匠

这个是由bigreen网友为大家翻译的:

第四十四章

现在轮到古土里了。11月29日天就快黑的时候中国人对普勒严密的防卫圈发动了第一次攻击，他们从上尉杰克•史密斯（Captain Jack Smith）E连阵地附近的高地上蜂拥而下突破了他的防御。在随后的肉搏战中有17个中国人被击毙在陆战队防线后面。战斗结束后到天亮的整个晚间史密斯的手下都报告说在阵地前面看见手电筒的光亮，那是中国人的卫生兵在那里照顾他们的伤患。早晨史密斯的部下统计出在积雪中有175具尸体。那天晚上古土里的其他陆战队部队没有受骚扰。

在狱火谷一发中国人的84毫米迫击炮弹击中了一辆弹药卡车，卡车全毁，波及到旁边的一辆吉普车，还把道路也完全堵住了。由此中国人得以开始执行他们把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分割开来的战术计划，接下来就是把这些小块一口一口吃掉。一些特遣队掉队者热切企望着道路尽头的古土里，算计着否会有增援以及如果有增援会在什么时候来到。

在G连、突击队和克拉克的坦克在转弯处消失之后，落下的部队受到了更加集中的火力打击。路边的浅沟提供不了什么掩护，使他们几乎无法抵御从路东面小山上射来的犀利火力。黑夜的降临中止了空袭，中国人因此变得更加大胆，他们穿过道路将剩下的部队分割成更小的部分。

最终突击队、美国陆军的B连以及各个海军陆战队的指挥部人员和后勤部队形成了三个小块和一个大块的布局。最北边包括135人的这个由陆战队在第10军的联络军官约翰•麦克莱伦少校（Major John McLaughlin）指挥；在他们南边300码是主要由查理斯•佩克汉姆上尉（Captain Charles Peckham）的第31步兵团B连的士兵组成的群，向南又50码是原旧金山新闻记者、陆战队公共情报官米切尔•卡普拉罗上尉（Captain Michael Capraro）所在的小防御圈；更南边100码是师的机械化运输军官亨利•西雷上校（Major Henry Seeley）指挥的另一群士兵。这四个群总共包括约380名士兵，沿着长约三分之二英里的道路分布着，相互之间没有无线电联络。

周遭的环境有些独特：狭窄的道路从北向南延伸，一条平行道路的铁路路基在道路的东边。路基以东是一块坡地，上升连接到离道路还有些距离的一些低矮小山峰那里。大多数中国人的机枪和迫击炮就设置在这些小山上，因此具有良好的射界。道路的西边是长津河，河对岸是一块块连续不断的稻田，一直延展到一排光秃秃的小山那里。中国人似乎并不急着对这些弱小、易损、组织很糟的美国人加大攻击力度。

卡普拉罗上尉：“在那天早些时候，一有休息或者停下来的机会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保持温暖着方面了：挥动胳膊，跺脚等等，我们对情况究竟有多严峻毫无概念，直到天黑之后大批中国人突然从路东面袭击了行军纵队，顷刻之间穿透并且割裂了护送队为止。事情发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害怕，倒是感觉到难以置信和自责，因为之所以如此我们自己有责任。可笑的是1947年我曾在中国派驻，对上海人头攒动的景象很熟悉，而那时的景象就让我回想起了那种拥挤。”

“在我等待什么人过来杀我的时候时间像是停止了，但同时我却在为失去了全部财产（放在吉普车上）而烦恼，包括我的护照，我的打字机以及更重要的——我的牙刷。然后中国人又像旅鼠那样从道路上蜂拥而去消失不见。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从那时开始我和克雷格将军（General Craig）的助理约翰•巴克中尉（Lt. John Buck）开始向相反方向跋涉。我们在河岸停了一下，喘息的时候仍然能够听到喇叭声在远处回响。”

这将是漫长的一夜。他们仅存的希望就在于组织起某种防御以坚持到天明，而当能够获得陆战队的空中支援之后土古里的地面部队前来营救。晚上10点左右月亮出来了，卡普拉罗能够清晰地看到三个防御圈——北面的两个和南面的一个——的轮廓。午夜的时候月亮隐入云层之中，微微的下了一点雪。

陆战队宪兵詹姆斯•纳什参谋军士（Staff Sergeant James Nash）：“一切都非常安静，你甚至可以听到雪落下的声音。然后喇叭声开始响起——这是敌人在告诉我们‘你们被包围了’，之后又归于寂静。然后是警笛的唿哨声，更近了，接着交火重新开始。我们中的一些人试着用卡车作掩护，但是最终大家都跑到了路边的小沟里。劳埃德•德斯特准尉（Warrant officer Lloyd Dirst）衔着一个烟斗从战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分发弹药鼓励大家，指点他们射击。他（Gunner Dirst）让大家镇定下来，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没有他那么当时的情况真是惊慌失措。中国人包围了我们，准备要冲上来将我们消灭光，就像印第安人包围了一个篷车队那样。德斯特炮长告诉我们如果坚持到天亮海盗机就会来这些家伙赶回他们的老鼠洞。那时我们无法知道的是——这是件好事——没有一台无线电能够工作。

一块弹片击中了德斯特炮长的头部。虽然纳什中士自己也受伤了，但仍然从浅沟里爬到路上将德斯特的双臂固定在脖子上把他拽了回来。德斯特炮长几个小时之后作为中国人的战俘死去。
纳什中士：“他们坚定地接近，并不匆忙，也没有向我们的阵地猛冲。我们就像在射击场上打鸭子那样将他们不断地击倒，但是他们源源不断地冲过来。”

在北端麦克莱伦的那个组里，18岁的陆军一等兵富兰克林•杰克•查普曼（PFC Franklin Jack Chapman），一个75-mm无后座力炮小组的弹药手表现突出。他在29日天擦黑的时候第一次负伤：左臂中了一块弹片，一个小时以后右脚又负伤。当他再次来到医疗站的时候看到医护兵们正忙着照顾那些负伤更严重的士兵，就转身回他的小组了。

在九点钟左右，敌人的火力如此猛烈以至于炮手——是个中士——从无座力炮上跳了下来，那门炮设置在一辆武器运输车上。佩克汉姆上尉要他回到战位上去，但中士拒绝服从，并且双膝跪下开始大声祷告：“啊，神啊请庇护我们。”佩克汉姆上尉说要将他提交军事法庭，但这也没有效果。上尉试着找另外的人操纵武器，最后一等兵查普曼志愿。“你将会因为勇敢而被嘉奖。”上尉说。在小组其他成员的帮助下，查普曼开始向敌人的机枪和迫击炮阵地开火。

这时弹药几乎用光了。麦克莱伦少校亲自去死者和伤者那里收集步枪子弹分发给那些最冷静的人，每次两到三发。

另一个陆战队宪兵，吉尔莫•托瓦中士——一个墨西哥金矿工人的儿子——在瞄准目标投掷手榴弹的时候被子弹击中。“一发冲锋枪子弹射穿了我的左耳垂射入我的脖子里。它让我转了个圈然后平平地背朝下摔在那里。那时我最担心的是手榴弹：我不能确定是否已经把它的保险拔了，因此预备着它随时爆炸。一个英国医护兵赶过来的时候我就求他帮我寻找手榴弹，但是他找不到，他只是把我推到一辆卡车下并给我打了一针吗啡。过了一会我再次听到喇叭声。当时我正在享受吗啡的快感，可那些喇叭声把我吓坏了，因为它们听起来像有人在说话，而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杀！”和“胜利！”1点钟左右麻药的效力基本上过了，可能是因为寒冷的缘故出血也止了。在那卡车底下我觉得暴露在外，因此决定试着爬到小沟里。我到那里时发现一部电台，就用它来保护脑袋。终于我振作起来试着用那电台联络威士忌一号（Whiskey One）——就是古土里——但是什么回音都没有。

大约在清晨2点钟左右三个陆战队员和一个叫做富兰克•诺埃尔（Frank Noel）的联合通讯社摄影师决定要试试看能否直接从大路上逃出去（陆战队员们对诺埃尔很友好，因为他们看到他将自己拍摄的仁川——首尔战役真实战斗的照片刊登了出来）。说是要保证带着一车弹药回来，四个人爬进一辆吉普车顺着道路向古土里的方向摇晃着驶去。开了还不到一百码就有几个穿着白衣服的中国士兵从道路两侧像鬼影一样跳了出来。驾驶员立刻刹车，并且将手放在方向盘上可以看见的地方。一个说英语的军官走上前来命令一个在官方纪录中被称为“宪兵连的一等兵斯潘”的陆战队员回到防御圈告诉那里的美军高级指挥官立刻投降。

卡尔文•W•威廉姆斯下士：“斯潘跳下车跑走了之后他们命令我们也下车。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一个负伤的年长家伙走上前来开始踢我，但另一个人制止了他。”
回到防御圈一等兵斯潘向少校作了报告并且说明了情况，麦克莱伦征召一个志愿者去给中国人带回话。那个时候吉尔莫•托瓦中士就在纳什中士旁边躺着，他喃喃地说“也许我该志愿要求去”。
纳什说：“托瓦，如果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托瓦慢慢爬起来蹒跚地走到少校跟前。麦克莱伦的命令让人吃惊，并且马上就成为长津传奇的头条之一：“告诉他们我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

“长官？”
“并且告诉他们我们会根据日内瓦条约的规定对待他们。我知道他们将会嘲笑这些，托瓦——但是试着把这话传过去。告诉他们我们会给他们热餐。”
“是的，长官。”
“带着居尼尔和你一起去。”

由不情愿的朝鲜翻译陪同着，托瓦启程沿着道路向南去，将双手放在头上以示他并没有武器。托瓦：“走了大概一百英尺之后，一些中国士兵从阴影中走出来包围了我们。他们只是非常安静地站着盯着我们，直到一个军官带着一个翻译出现。”托瓦向他传递了麦克莱伦的信息，耐心地慢慢说直到那个翻译明白，然后又耐心地等待他翻译过去。那个军官脸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托瓦，听完了翻译之后才开腔。他一说完居尼尔就翻译说：“他说：回去告诉少校他有十分钟时间投降。”

托瓦和居尼尔跋涉回了防御圈。在事情搞定之前，他还要进行几次这样的旅行。第二次麦克莱伦让送去的消息是：“我将在6：30投降，但是不能在那之前。我需要时间来照顾我的伤患。”托瓦：“这是在拖延尽可能长的时间，希望天亮之后能够来些陆战队的空中掩护，那样我们就不需要投降了。”

托瓦传递这个消息的时候那个中国军官仍然是目无表情地盯着他，然后通过翻译说：“你们有5分钟时间。”他举起手，将五个手指展示给美国人看以便他能够确切地理会他的意思。第三次麦克莱伦少校亲自陪同托瓦前往。当少校和中国军官谈话的时候托瓦借机看望了詹姆士•伊根少校（Major James Eagen），他是师的助理后勤军官，两条腿都负伤了。在托瓦向少校询问对于投降的看法时几个哆哆嗦嗦的中国士兵在旁边看管着他们。

“这里至少有一个团的中国人，”伊根说。“我们挡住他们的希望渺茫。”

过了一会，在铁路轨道旁边离谈判举行之处很近的地方，亨利•西雷少校（Major Henry Seeley）从黑暗中出现。西雷是最南边的那个防御圈的最高级军官。“我们不投降，”他跟托瓦和伊根说。“我们还有些弹药并且我们中也没有情况很危急的伤患。”他转向宪兵中士：“托瓦，你想跟我来吗？我现在要回去了。”
托瓦说不，他决定要和熟人在一起。另外，他还是谈判小组的重要一员呢。

“那么祝好运。”西雷转身消失在黑暗中。（西雷：“我再也没有看见吉姆•伊根，我常常思索，闹不明白为什么在战争中运气之神抛弃了一个人而同时又眷顾了另外一个。”）

回到他的防御圈，麦克莱伦向师里的后勤助理军官阿瑟•切德斯特中校（Lt. Col. Arthur Chidester）征询意见，后者在早先的战斗中负了伤。“中国人向我保证如果我们放下武器那么他们将让我们把伤患送回古土里。”
“你认为我们能够相信他们？”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一试的机会。”
“你还剩下多少弹药？”
“不多了。”
“我看不出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麦克。”
“我必须要顾及我们的伤患，”麦克劳林说。“在这样的天气里，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坚持多久。”

托瓦：“这时中国人应该是已经失去耐心了，因为他们的一个军官喊出了一个短短的命令，使得似乎100码以内所有的中国士兵都站起身向我们逼过来。他们知道我们在拖延时间。麦克劳林少校和我这个时候正肩并肩地站着，我不由自主地大声喊道：‘我们最好不要磨磨唧唧了，少校。’”

只用他的食指和拇指，麦克劳林少校小心地从他后面的枪套中抽出他的.45自动手枪，枪柄向前地递给那个中国军官。“我并不是因为你们击败了我们才投降的，”他说，“我投降是为了让伤患能够得到照顾。”

停火的命令沿着战线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递去，而实际上交火已经停止了将近半个小时了。有些人考虑到落到中国人的手中只有大米吃，已经开始悄悄地向他们的风雪大衣口袋里装C类口粮罐头以预做准备。

查理斯•德克森中士（Sergeant Charles Dickerson）：“中国人要么直接收走我们的武器要么叫我们将它们放在道路上。有一个家伙朝我跑过来，我以为他是要来揍我什么的，但是他却来拍拍我的后背和我以朋友相称。”

托瓦：“根据协议伤患将被允许返回古土里。因此我们开始将他们从水沟里装到卡车上，但是中国人制止了我们。这时我明白我们所有的幸存者都将进中国人的战俘营。”
中国人开始将俘虏编组，每组派两名士兵看押。这群俘虏包括：大约40名陆战队员，20名英国突击队员，一百名美国陆军步兵和后勤部队士兵。托瓦开始体会到被圈起来的恐怖滋味，在和麦克劳林一起被押着走过铁轨的时候嘟囔说“这些人关不住我的。”“现在不要试，”少校说，“他们看的很紧。”

托瓦：“就在那时我看到一个战死的陆战队员，他的右手冻在了一个举起的位置。这让我体会到死亡的含义，以及少校劝告的合理性。”

西雷少校那个组的米切尔•卡普拉罗上尉（Captain Michael Capraro）：“大约是后半夜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幻觉：一块阵地前面铺满了雪的大石头活了并且开始向我逼近，后面还跟着另外几块。当时我的确向身边的步枪手大呼求助以抵挡进攻。我并不仅仅怕被打死，我也害怕被俘。因为在1947年作为情报军官曾经在中国服过役，我知道被俘意味着完全的人格侮辱和不择手段地被利用在宣传目的上，意味着要经历非常困苦的日子和我们现在称为洗脑的东西，意味着要像某些嘉年华上的小丑那样将双手绑在身后，被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进行游行展示。因此西雷少校一提出向山里突围的想法我立刻就附和。他从和麦克劳林以及托瓦的碰头会回来之后就和我们交流意见。迪•杨西一级准尉（Warrant Officer Dee Yancey）指出没有敌人的火力从河对岸射过来，并且这个时候河面冰封了。“我们要动身了，”他说，“在天亮之前。”

“在半个小时之内天就会亮。”
“我们现在就该走了。”
“‘那么现在就行动吧。’西雷少校说。
“我们这个组里大概有20人。”

亨利•西雷少校：“我们这个小防御圈里的两个陆军士兵在午夜之前就爬到了一根圆木后面，在那里要么是因伤要么是因为寒冷两个人都死去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他们留在那里。我们越过河穿过稻田走向一条山脊希望它能够提供些掩护。在天破晓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了峡谷的视线范围。当我们听到后面有声音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走了大约10分钟，之后一支喇叭开始吹，显然中国人在后面追赶我们。因为山里面令人迷惑地形使得我无法确定古土里的方向，所以那个时刻我让大家回头再向河的方向走，因为我知道如果沿着河走的话是不会迷路的。”

西雷，一个在俄亥俄佩里营里的年度射击比赛中获得多项奖牌的前射手（team shooter）走在队伍稍后一点的地方，调整他的春田1903式步枪的瞄准具。当第一个中国士兵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他一枪就撂倒了他，然后敏捷地攀下山坡和卡普拉罗以及其他人汇合。

卡普拉罗：“正当我们沿着河堤走的时候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从一个转弯处走过来一列中国士兵，大约有40人。因为刮着风他们每个都低着头走，盲目地跟着前面一个。他们中的一些应该是看到了我们但是什么反应都没有，我们也就屏住呼吸继续往前。然后又发生了一件巧事。一架陆战队的直升飞机出现在南边的山脊上，发出吓人的轰鸣声。那队中国人展开战斗队形，举枪向它开火。直升飞机之前已经减速在一块稻田上盘旋，这时作为对射击的反应，它陡然拉起倾斜着飞开。所有这些都将敌人的注意力从我们身上引开了。我认为这是神的主宰使然。”

西雷和他的一群人在大约早上9点钟蹒跚地走进古土里。当西雷去找吃的和安排住宿的时候，卡普拉罗上尉代表大家向普勒上校作了口头汇报。然后一杯热可可和一盅威士忌递到了他的手里。“你还需要什么？”他被问到。

“嗯我应该还需要一把牙刷。”

在两分钟内，卡普拉罗说，一把牙刷连带它崭新的玻璃管就被递到了他的手里，令他惊讶。

普勒团里的军士长是卡普拉罗从瓜达卡纳尔战役就认识的老相识（“并且也正好是我女儿的教父”），他抓住筋疲力尽卡普拉罗，带他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吃一顿“家常”饭。“你能相信吗？有意粉和肉丸，还有华夫饼干配草莓作为餐后甜点？我没有问他怎么能弄出这样一顿饭出来的，只是满怀感激地把它们默默一扫而光。”

布鲁斯•F•威廉姆斯上尉（Captain Bruce F. Williams）的坦克手们在11月29日下午3点左右到达古土里，他们是最后的一个从南边进入古土里的成建制单位。普勒派他们沿路北上是想要他们或者加强或者援救佐斯戴尔特遣队，但是他们在防御圈北面遇到激烈抵抗，敌人就从那天早晨希特和突击队员们辛苦清理过的小山上开火。坦克缓慢开进，天黑以后威廉姆斯和他的手下围成了一个弧形，观察着前面可怕的混乱。

尤金•A•麦克圭尔下士（Corporal Eugene A. McGuire），坦克炮手：“通过潜望镜我看到的是完全的混乱。曳光弹到处乱飞，开枪的闪光、火焰、沉闷的枪声，车辆的形状都歪歪扭扭的，部队在道路两边跑来跑去。没办法将我们的人和敌人区分开来。”

留意着无线电通讯，麦克圭尔听到威廉姆斯上尉告诉他的排长罗伯特•伽沃中尉（Lt. Robert Gover）说由于缺乏通讯联系以及敌我识别方面的问题无法为特遣队提供坦克支援。威廉姆斯指挥坦克们掉头，然后向普勒的副官罗伯特•E•劳瑞根少校（Major Robert E. Lorigan）通告说B连的坦克正在返回古土里。向南边移动了一小段距离之后，他们撞上了一堵炽烈的迫击炮火网，在遭受了一些伤亡后威廉姆斯决定停下来就地围成一个圈过夜，等待黎明海盗机的到来。普勒中校过来通话，建议而不是命令威廉姆斯再试一次看能不能回到防御圈，威廉姆斯回答说已经无法移动了，还说他们被安置的很好，只需要一些炮火支援就能够挺过这个夜晚。普勒没有回话。劳瑞德加入通话告诉威廉姆斯105毫米炮弹不足。

威廉姆斯：“我们转到炮兵的频率，要求他们发射一发白磷弹到正北面3英里、路东面一百码的地方。这发标定弹落点非常赞，没费什么事我们就标定了6个集结点，道路的两边各有3个。当我们调校炮火进行打击的时候敌人的火力减弱了，但是那些地方仍然有大量的活动。

麦克圭尔旁边的那辆坦克后部被反坦克弹药击穿，一个接近到足够距离的中国士兵啪的一声将一个炸药包丢在发动机舱上，爆炸引燃了传动系统中的液压油。坦克车长厄尔•斯威林根中士（Sergeant Earl Swearingen）通过无线电通报说他和他的组员在移除了无线电中的晶体管和火炮上的击发机构之后将要弃车。麦克圭尔的车长董•本内特中士（Sergeant Don Bennett）立刻通知副驾驶摩根下士打开底部的紧急逃生门。摩根试了试发现打不开。（麦克圭尔：“我想可能是某人开了那门撒尿，门关上之后盖子就被冻粘住了。”）

消息传来说斯威林根的组员正在撤离。这时麦克圭尔下士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当斯威林根正在爬出他的坦克的时候他拿着上了膛的汤姆森冲锋枪打开装填手的舱盖将身子探了出去。一个站在坦克旁边的中国士兵向他开枪射击，打飞了他的枪还击中了他的手腕。麦克圭尔立刻缩了回来关好舱盖。与此同时摩根下士用一盒子弹猛击逃生舱门终于将它打开，斯威林根和他的组员尽其最快速度爬了进来。麦克圭尔在流血，不过通过捆上止血带并且将胳膊举起支在炮塔壁上他成功地将出血止住。

麦克圭尔：“那个晚上我们身边没有陆战队步兵所以真他妈的孤单。一个勇敢的黄皮爬到坦克顶上，炮塔灯暗淡的灯光让我看到了他。他向观察孔的厚夹层棱镜玻璃射击，但是子弹没有穿进来。”

布鲁斯•威廉姆斯上尉：“午夜之后他们就停止骚扰我们了。一辆坦克里面装两辆坦克的组员真是挤得要命，但是没有人抱怨。每个人都很高兴是在坦克里面，而不是在刮着大风，有中国人窥伺在旁的外边。”

破晓的时候威廉姆斯上尉和他的坦克部队完好无损地轰然驶回古土里，对营救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掉对者基本上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对威廉姆斯而言这是个艰难的抉择，并且事后也因此受到批评。到今天仍然有人问：如果他的坦克能够达到阻塞得一塌糊涂的狱火谷那么是不是能够起些作用？笔者认为没有什么作用：在已经支离破碎的德赖斯代尔特遣队行军队列南边的道路上一字排开，只有最前面的一辆或者两辆坦克可以用它们的90毫米炮射击敌人阵地，这还要假设在黑暗中可以定位敌人的阵地。

在29日早上被派出的900多人中，约150人战死，150人受伤，还有许多人被俘。车队的141辆车辆中至少75辆被击毁。然而西特的G连和第41突击队中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这场向下碣隅里的疯狂急进中幸存了下来。

奥利弗•史密斯将军：“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伤亡大，但是由于它部分地实现了目标因此对陆战师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正是由于特遣队，下碣隅里这个缺乏步兵的防御据点得到了一个坦克连和约300名富于经验的步兵。”

这个增援能否带来转机还有待观察。在那天师指挥部收到的报告表明另一次重大进攻即将针对下碣隅里防御圈的西南部分发起。下碣隅里是陆战师存活的关键。这里有接近完工的C-47跑道，在这个防御圈里第5和第7陆战团可以重组、重新补充和重新装备，并且撤出他们的伤患——假设这两个团能够从柳潭里沿着道路向南杀出一条14英里长的通路到达这里。下碣隅里还可以收容水库东面不幸的陆军特遣队的残余，将那些不能战斗的撤出，重新装备那些仍然能够战斗的。另外最重要的，在下碣隅里还有陆战师司令部。

史密斯将军：“无论下碣隅里的命运如何，我对第5和第7团级战斗队（RCT）能够杀出柳潭里的包围都有信心。但是如果下碣隅里陷落，那么这两个团面临的前景就很黯淡。他们携带着1500名伤患，缺少补给和弹药，并且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还要攻占下碣隅里，重新和外部建立联系，利用有限的装备再开通机场，将他们的伤患撤出的同时等待空中补给，然后才能继续长途跋涉沿着道路撤向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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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毁灭相较于同时在西面几百英里之外太白山脉（Taebeks）另一侧发生在美国陆军师身上的事件而言只不过是个小Case。瓦尔顿•沃克中将（Lt. General Walton Walker）指挥的第八军正在溃退，其中第二步兵师在军隅里（Kunu-ri）和顺天（Sunchon）之间的道路上被中国军队伏击，在一阵暴风骤雨般的迫击炮弹和机枪火力打击下丧失了所有的建制和斗志。师指挥官劳伦斯•科瑟少将（Major General Laurence Keiser）给他的团指挥官下达了非正式的“赶快跑”命令，立刻使得无序的撤退变成了疯狂的夺路而逃，最终演变为各顾各的为生存而拼命。第2师在11月30日的早晨损失了3000名士兵。

（李周恩（Lt. Chew-Mon Lee）作为陆军排长的小弟弟也成为这可怖场景的一部分。李周盟中尉（Lt. Chew-Mon Lee）无助地倒在路边，胸膛上一个弹洞，肺里充满了血液，直到他营里的一些同袍认出了他才将他扶到一辆仍能开行的卡车上。李周盟后来告诉他在陆战队服役的兄长说他看到坦克手惊慌失措夺路而逃的时候从自己这边的伤员身上碾压过去。）

科瑟将军在正午的时候开着吉普车来到了这伤亡累累的夹笞刑场的北端，只发现了一个像是由野蛮人使用的充满了车辆残骸的废弃场，以及如同僵尸般踯躅其间的大兵，正在直接践踏着死者和伤者向南边蹒跚而行。将军下了车在他们中间大步急行，吼叫出问题和请求，试着将他们从那种集体性恍惚状态中震醒过来。

“谁在这里指挥？你！你属于哪个部队？”最终他放弃了这种毫无希望的努力，“你们中难道就没人能够有点反应吗？”

将他的吉普车抛弃在阻塞的道路上，科瑟走了整整6英里的距离而毫发无损。但是当他到达这巨大伏击场南端的时候他筋疲力竭了。在跨过又一具道路上的尸体时，他的靴子踢到了这个人的胃部，那尸体活过来了，怒气冲冲地说：“你这个狗杂种。”

“我们朋友”，将军说，“抱歉”然后继续前行。

第2师三分之一以上的士兵损失了，还有几乎所有武器和装备。不少于62门火炮以及数千发炮弹被抛弃。（不可思议地，情况这么糟糕纽约先驱论坛报还称赞了第二师，在1950年12月9日的社论中说这个师进行了一场“战争中最伟大的防御行动。”这让陆战队员更加蔑视，他们称第八军的撤退是大鼠窜。）

关于第八军灾难性的溃败以及在长津水库的陆战队面临危机的新闻自然在美国被广泛报道。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报亭都可以看见包含有“被包围”和“被困”字眼的醒目通栏大标题（纽约时报1950年12月1日写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东北部中国军队发动的反击中被包围在水库附近”）在弗吉尼亚阿灵顿的陆战队司令部，交换台被潮水般的电话所淹没，都是焦急的父母们，妻子们，孩子们和朋友们打来的。陆战队的发言人向致电者保证虽然情况危急但是并不是毫无希望：陆战队以前也曾身处险境但是总是能够奋战脱困。这倒是真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陆战师的处境如此糟糕，即使在瓜达卡纳尔和塔拉瓦也不至于如此。

中国大规模介入朝鲜导致了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恐慌。杜鲁门总统在他11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这种恐慌火上浇油。在回答一个日常问题的时候他表示，可能会授权麦克阿瑟使用核弹。

杜鲁门：“我们将采取需要的任何步骤来应对军事上的挑战，就像我们惯常的那样。”
问题：“那包括核弹吗？”
杜鲁门：“那包括了我们拥有的所有武器。”
问题：“是不是说使用核弹也在许可的选择之内？”
杜鲁门：“一贯如此，因为那也是我们的一件武器。”

这种耍贫嘴式的核大棒威胁引起了国际上的极大担忧。在伦敦，下议院里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最终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获得了满堂彩——他宣布说他将飞往华盛顿去获得总统的无意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在11月29日早上10点左右，一架双座的陆战队直升飞机在德洞山口F连阵地的中央着陆并作了短暂停留，卸下了一小批药品补给和一块给610电台的电池，因此使得炮兵前进观察员唐纳德•坎贝尔中尉（Lt. Donald Campell）能够和在下碣隅里的瑞德上尉的炮兵连保持联系。一个从德洞山坡上射击的狙击手击中了直升飞机，差点打中了飞行员弗洛伊德•英格尔哈特中尉（Lt. Floyd Englehardt）。在又有两发子弹击中了脆弱的飞机之后，巴伯上尉决定让直升飞机赶紧离开，而不是继续等待以便装上一个伤情危急的陆战队员。

近黄昏的时候一架空军的C-117伞降了一批补给品，但是偏离目标太远。“他们在给敌人投补给！”巴伯看着那捆货物落在远处的时候喊着说。

一等兵彼得•豪格润（PFC Peter Holgrun）：“当我们看着那架大飞机将货物投在西边几百码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变得哇凉。有些降落伞没有张开，可以看到手榴弹箱砸在冰土上崩开了，手榴弹飞散得到处都是。我不禁想到这里面有多少会在当天晚上扔到我们头上。”

立刻就有一支志愿运输队组织起来，由中尉彼得森带领着要到狭小的防御圈外边去。连队的迫击炮将齐射掩护他们。绝大多数的志愿者都不带武器，腾出两手好携带弹药。现在弹药对于在狐丘（Fox Hill）上的陆战队员来说比食物或饮水更重要。

当天光渐亮的时候F连幸存者的士气还是很高的，虽然半数成员在战斗中伤亡，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忍受着冻伤和痢疾的折磨。

哈瑞森•伯麦斯（Harrison Pomers）回忆起巴伯上尉走进拥挤的医疗站帐篷向大家解释说他缺乏人手因此需要志愿者带伤返回战壕。“有些伤员勉强着自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现在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但是他们都是英雄。”伯麦斯伤太重无法那样做，但是他准备好了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在躺倒的地方战斗。“我把我的M-1步枪放在身边，虽然医护兵们总是试着要把它拿出去。一个医护兵向我指出我都无法使用我的右半边身体，‘是的’我说，‘但是我可以用左半边’。在天亮前的某个时候我感觉到后背上有种又湿又粘的感觉，一个医护兵剪开了那个位置的衣服。‘这里有一个和你拳头一样大的洞’，他说，‘可以看到你的脊柱’就这样我找到我右半身瘫痪的原因。（到今天我右臂和右腿的功能只恢复了一部分。）


在这生死攸关的两天中第十军既没有发布计划也没有给予命令给陆战师——这丝毫也无助于改善陆战队对美国陆军及其做事方法的坏印象。从东京会议回来的阿蒙德将军发现在他所负责的区域里情况越来越危急。第5和第7陆战团被割离包围在蜿蜒的长津水库西臂上的柳潭里；在长津水库脚下的下碣隅里，一个孤单的陆战队营被包围，使尽了气力才没有被吃掉；试图从南边增援下碣隅里的德赖斯代尔特遣队有被消灭的危险；在下碣隅里南边11英里的古土里，普勒的防御圈被围攻；在水库东岸下碣隅里以北不远的地方，麦克莱恩特遣队危险地孤悬在外。

29日清晨史密斯将军从第十军收到一条无线电通讯，命令他派遣从柳谭里到下碣隅里的部队撤出在水库东部被切断的陆军营，打通下碣隅里到古土里的道路。这条后来经过确认的命令被称为行动命令第19号，在早上10：19正式到达史密斯的司令部。这条基本上不可执行的不顾死活的命令再一次显示出集团军指挥官是多么可悲地脱离事实。

史密斯绝无分散他在柳潭里的两个团的想法。“没有必要指出这一点，”他后来写道，

在没有处理包围着第5和第7团战斗队的三个志愿军师之前柳潭里的任何团战斗队都不能被分配新任务，并且直到第5和第7团战斗队突围到达下碣隅里之前也没有部队能够用来打通从下碣隅里到古土里之间的主要补给线。下碣隅里的防御阵地在11月28日~29日之间已经遭到敌军师规模的攻击有了约500人的伤亡。在11月30日至12月1日之间应该还会遭到敌军师规模的攻击。不可能从这个防御阵地派出一支步兵部队去解救费斯特遣队。


第7师的指挥官戴维德•巴尔将军那时就在下碣隅里，他也同意史密斯关于下碣隅里防御圈中没有陆战队单位可以派出的观点。陆战师长给巴尔展示了他的战术防御地图，让巴尔了解到除了可能在科尔利和菲舍的防线所在的地方，防御圈的其他地方是如何薄弱到了危险的地步。在第5和第7陆战团从南边突围过来之前对于被围困的陆军部队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借助陆战队飞行队的支援，费斯特遣队将必须要么守住阵地要么突围达到下碣隅里。

29日利兹伯格的作战参谋亨利•沃森纳少校（Major Henry Woessner）有了一个组织一个混成营去解救F连的提议。利兹伯格批准了这个想法并且从戴维斯和哈里斯的营里各抽调一个连，加上另一个从陆战5团抽调出来的连指派给哈里斯的副营长沃伦•莫里斯少校（Major Warren Morris）少校指挥。利兹伯格给莫里斯的命令很简单：推进到德洞山口，解救陆战7团的F连并且护送他们到达下碣隅里。莫里斯在防御圈的南门集合他的部队出发。这是一个勇敢但是却徒劳无功的努力。在如通常一样由陆战7团B连领路开进之后几分钟，营就当头遭到从两边山脊线上和峡谷山坡上射来的暴风雨般的机枪火力。这条持续地向着山口上升，通过一条越来越窄的狭道的道路，随着前进的每一步变得越来越危险。B连的副连长约瑟夫•库卡巴中尉（Lt. Joseph Kurcaba）最终通过传令兵向莫里斯少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进一步前进是愚蠢的。根据现在熟悉的流程，当火力组正在接近火鸡山的时候，一架轻型观察机从道路两边的山脊线中间俯冲下来，抛下一条潦草涂写的信息，警告库卡巴有大批的中国人在（道路两边的）高处布置着。下午1：15利兹伯格命令哈里斯返回防御圈。


史密斯将军认为陆军的部队将担负起维持古土里和咸兴之间道路的责任，他被特别告知，陆军第三步兵师的单位将为此而部署。在29日下午2：10，史密斯给阿蒙德发送了一条信息通报说他想在30日中午将唐纳德•施麦克中校（Lt. Col. Donald Schmuck）的陆战1团第1营从真兴里调动到古土里，史密斯要求陆军第三步兵师接替在真兴里的铁路尽头站和给养堆放处的防守。这个消息没有回音，而第三步兵师还远在古土里以南的地方。

根据阿蒙德的命令日志记载，大约在中午他指示他的参谋开始准备一条新的命令收缩第十军以便保护咸兴/兴南。他的参谋花了9个小时才给他提交了一个撤退的真正计划。就这样，第十军的进攻终于撤销了。

这个时刻在柳潭里的陆战5团正朝向北面据守着防御圈的上半部，而同时陆战7团据守着防御圈向南的下半部。下午史密斯将军发布了一条改变了整个战役战局的命令：陆战5团将担负起防守的重任，同时陆战7团将准备清理通向下碣隅里的道路——“立刻行动，出动整个团。”当利兹伯格的团向南边拼杀的时候，莫瑞的团将缓慢撤出，两个团保持接触，随时准备提供相互支援。

从柳潭里的撤退——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向南面的进攻——就要开始了。阿尔法•布斯尔（Alpha Bowser）：“这里有两个按顺序需要老天保佑的事情。首先，希望陆战5团和陆战7团能够尽快战力无损地到达下碣隅里，其次，在他们向我们靠拢的时候我们能够守住下碣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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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据阿尔法•布斯尔说，当7师师长巴尔指出他对有关丰流里江入口（Pungnyuri Inlet）处的形势的报告难以置信时，史密斯将军就邀请巴尔将军借他的直升机去现场亲自视察一下。当巴尔从降落在入口处的直升飞机里出来的时候，费斯手下的一些军官走上前来迎接，但将军回以轻慢的手势然后就径直离去和费斯中校会谈。时隔多年，有关巴尔这次简短访问的具体细节情况已经很少能流传下来，但一个很有可能的推测就是将军告诉这支特遣队的指挥官:他的部队现在统一由史密斯将军指挥。回到下碣隅里后，巴尔告诉史密斯说费斯特遣队面临的麻烦除了中国人之外，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将近500名伤员带出来。

11月30日上午，陆战队的两栖战专家爱德华•福尼上校到达第10军军部向阿尔蒙德将军介绍北方前线的情况。这次汇报是这个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终于使阿尔蒙德将军明白了形势的严峻性。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乘坐L-19轻型飞机前往下碣隅里。毫无疑问福尼的报告已经使将军大为震惊——在罗伊•阿普尔曼的《East of Chosin>中这样描述他道：“和两天前视察这支部队时的那个人相比，他好象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意识到现在第10军的生存已经吉凶难卜。”

阿尔蒙德和史密斯、巴尔、豪斯在一个搭建在跑道边缘的帐篷里进行讨论。按他一贯的直接了当的风格，他指示他们一旦柳潭里的陆战队和水库东边的陆军部队集结到下碣隅里，他们就可以全军向海岸边的咸兴进发（私下里，史密斯反对军长不断地使用“撤退”这个词语，实际情况是陆战队和附属的陆军部队将要一起在群山中杀出一条血路）。阿尔蒙德告诉史密斯，如果他同意销毁那些妨碍行动的物资和装备，他将用空投的方式来重新装备部队。史密斯：“我告诉他我将尽最大努力撤离那些伤员，然后冲杀回去，我不能承担丢弃装备的损失。”

阿尔蒙德然后指示史密斯提交一个带时间进度的费斯特遣队的后撤集结计划。史密斯：“(阿尔蒙德离开后)巴尔和我都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制定一个时间表毫无意义(上尉米切尔•卡普拉雷评论道：“想象一下在Little Bighorn战斗正在进行当中，克拉克将军给卡斯特送去一封公文要求他提交一个有关第7骑兵队的撤退计划！”）。这两场战斗都需要他们尽最大的努力来撤回到我方。如果从柳潭里撤回来的部队在规定的时间前还处于被阻断的状态，我将会派一支战斗队去解救他们。”

史密斯将军指示豪斯直接给费斯发布一道命令，要求他的部队打回下碣隅里。豪斯写好后，史密斯签发了这个命令。随后他把作战主任叫到他的小平房里，发泄他对阿尔蒙德有关陆战队要摧毁重装备和多余物资的建议的反感。他说阿尔蒙德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军长所应有的作用。据布斯尔的回忆，史密斯然后“毫不含糊地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都是靠自己，以后从第10军来的任何命令都将被有保留地执行，我们必须在不依靠第10军的增援下自己努力去打出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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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11月30日午夜过后，中国人对德洞山口的陆战队阵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攻击。装备着自动武器、炸药包和手榴弹的三个中国步兵连越过道路南边的小山谷（Valley，山与山之间宽广的谷）接近狐丘（Fox Hill）山脚。一等兵劳埃德•欧来瑞（PFC Lloyd O’Leary）——现在是未负伤的迫击炮手中军衔最高的——在夜空中“挂”上了两发照明弹，在耀眼的白光下陆战队员们注视着那些矮小的黑色剪影爬过道路。有些陆战队员将从敌人死尸那里找来的白色毯子覆盖在他们的散兵坑上，部分是由于这种做法，部分是由于正在下的雪已经积了一薄层，他们得以静静地注视这些鬼怪似的身影小心翼翼地沿着山坡攀登，显然并不确定陆战队防线的位置所在。

一等兵唐纳德•切尔兹（PFC Donald Childs）：“出其不意这个因素是个无价宝。”
防线上队员突然开始的齐射唤醒了山上每一个疲惫或者不在岗的陆战队员，几秒钟之内他们的步枪和机枪就加入到这暴风雨般的射击中来。在皮特森排的侧翼少数几个设法越过道路的中国人奔到山脚的挡土墙下，绝望地寻找掩护以躲避皮特森的手下向他们滚落下来的手榴弹。巴伯上尉到处跛行以稳住防线。

长津水库的老兵们现在都已经是老人了，但是仍然思念着那些牺牲在水库的同袍。格雷顿•戴维斯（Graydon Davis）常常想起他那来自弗罗里达的朋友，一等兵克劳德•匹帕斯（PFC Claude Peoples）。“在夏季战役中的一天，我们一起坐在卡车的后车箱里，枪炮军士卡利诺维斯基（Gunnery Sergeant Kalinowski）指出我们看上去很像，即使匹帕斯是一个黑人——因为我们都尘土满面。我们都很像，我们是陆战队员！他在狐丘上保卫炮位的时候被击中……你要坚守你的阵地，兄弟，就像一个优秀的陆战队员那样。永远忠诚（注：Semper fidelis，拉丁文，Always Faithful，陆战队的座右铭）。”

拉瑞•施密特中尉（Lt. Larry Schmitt）回忆起匹帕斯在医疗帐篷里弥留的时候如何坚忍地保持着沉默。“我知道直到最后的时刻他依然清醒，因为在故去之前五分钟他给了我一个微笑。”施密特也记得一个名叫阿萨•菲茨杰拉德（Asa Fitzgerald）的一等兵，胸部受创的他只能够借助喘气来说话，就这么慢慢地衰弱下去直到医护兵将他的尸体运到外边；以及一个叫做戴瑞•赫伯林（Darryl Heberling）的伤员，在抱怨着他从家里寄来、随着背包一同在战斗中丢失的那条萨拉米腊肠的时候故去了。没有人被遗忘。

越过水库冰面，在东边10英里的地方，陆军士兵们消极地等待着命运接下来的摆布。费斯中校没有派出任何哨兵，仅仅满足于将他那已经被削弱的部队聚集在挨着丰流里江口南岸的一块开阔地上。他的阵地已经不能被称为一个防御圈了，严格地说更像是一系列围绕在篝火边取暖的人群。11月30日的黎明清冷无风，8点左右晨雾开始散去到10点的时候天空放晴。斯坦福上尉在等待海盗机报告就位的时候留意着高处的中国人。（他的AN/prc-1型电台可以使用美国部队使用的任何频率，本来能被费斯中校用来和友邻部队建立联系，但是费斯和他的参谋军官们根本就没有这么做。）

哈罗德•埃斯勒上尉（Captain Harold Eisele），海盗机飞行员：“那天早晨我们在斯坦福上尉的管控下飞了几个任务。当他通报说我出现在目标上空时，通过瞄准具我能看到的美国人却和中国人一样多。因此我转回来第二次通场，但是这一次因为两边部队的距离太近仍然无法射击。我告诉埃德（斯坦福的昵称）我们看到在旁边的山里有大股敌人集结，他就派我们去对付后者。F4U配备着20-mm机关炮，每三发炮弹中有一发是高爆弹，用来对付集结的部队非常有效。除了这些我们还有5英寸火箭和凝固汽油弹，我们干掉了很多中国人。”

在中午的时候斯坦福的高频电台不响了。回想起在第一天夜里的战斗中阵亡的空军前进飞控官那台由于敌人火力而早早损失了的电台，他认为有可能通过利用那个电台上的部件修理好自己的电台。那被打坏的电台在离陆战队战术空中管控组（TACP Tactic Air Control Party）所在阵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斯坦福的两名手下，麦隆•J•史密斯中士（Corporal Myron J. Smith）和一等兵比利•E•约翰逊（PFC Billy E. Johnson）志愿去找到它并带它回来。四个小时后，这两名年轻的陆战队员在滴水成冰的天气中光着手修复了电台，它又可以工作了。再一次的那些有着黑色海鸥型机翼的飞机能够像史前猛禽那样向着敌人猛冲下来（无论是史密斯中士还是一等兵约翰逊都没有能够活着看到战役结束）。

费斯中校召集了少数几个军官，告诉他们假如被打残的特遣队能够存活过这个晚上，那么就将在第二天——12月1日早晨突围，并设法通过在江口和下碣隅里之间相对平坦的7英里道路到达下碣隅里。和每个人的预期相反，11月29日至30日的晚间是平静的，除了从远处柳潭里传来的隆隆炮声，偶尔大兵们可以听到东边山里作为信号的喇叭声。一轮明月短暂地照耀着这片不毛之地，接着天空就阴云密布开始下雪。大家再一次开始担心到早晨能不能获得陆战队航空队的空中支援。那天晚上冷风尤其凛冽。有一个连长报告说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都无法工作了，另一个在早晨报告说他的一名手下呈坐姿冻死在自己的散兵坑里。

那个阿伦•麦克莱恩上校（Colonel Allan MacLean）如此地热切期盼的陆军营仍然远在天边：理查德•R•瑞迪中校（Lt. Col. Richard R. Reidy）的第31步兵团2营现在正在古土里南边三英里处，去黄草岭的半路上。根据奥利弗•史密斯的备忘录记载，阿蒙德从L-19观察机上亲眼看到了这个行军纵队，它陷在了崎岖不平的山口道路上，有几辆车撞毁了，抛弃的装备散落在附近。史密斯说阿蒙德将军想要用免除瑞迪指挥权的做法来“修复在31团2营的混乱中体现出来的责任感缺失”，但是巴尔反对，指出只有地面上的指挥官才了解实际情况如何。阿蒙德妥协了，派出一个联络军官去弄清楚为什么这个营在那里止步不前，并且让它继续移动。陆军少校约瑟夫•I•古尔芬（Army Major Joseph I. Gurfein）从兴南作为阿蒙德的个人代表被派出，被委以让瑞迪掌控住他的部队并继续前进的命令。古尔芬在11月30日黄昏的时候到达瑞迪所在的位置，用直截了当的语气向他通报了这些信息。瑞迪很奇怪的不愿意服从。

31团2营的参谋军官（operations officer）理查德•米切尔上尉（Captain Richard Mitchell）：“瑞迪试着指出派遣一些部队占领控制着黄草岭的要地的重要性，而古尔芬只是不停地说‘军司令官希望你开进到古土里’。瑞迪说他明白这一点，并且也会遵循这个命令，但是就没有人理解到占领他的营现在所处的这个地点、以保持道路畅通的必要吗？古尔芬对这些努力的回答是这不是瑞迪的问题，而他现在必须开拔了。瑞迪然后说了些什么类似于‘那么现场指挥官的建议对军司令官屁都不算喽？’对此古尔芬的回答是情况就是这样，没有必要啰嗦，瑞迪要打发他的营出发，马上。从那时开始瑞迪就进入了脱线状态——看上去就像被人用棒球棍猛击过头部似的——完全不省人事了。

直到下午7：15瑞迪才发布重新开拔的命令，而4个小时以后开进才真正开始。实际上古尔芬少校现在成了31团2营真正的指挥官。

理查德•米切尔：“古尔芬命令瑞迪应该将行军纵队排列为两人并行。部队还被命令在出发之前将他们的取暖用篝火生大些，以便让中国人认为我们还在山上。”

在向山口攀登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小段之后，尖兵遇到了一个路障。在一个士兵着手清除它的那一刻发生了爆炸——那上面设置了诡雷。溅起的小碎块飞过队列前头的士兵打在后面的人身上。米切尔：“有些士兵寻找掩护有些卧倒在地，有几个往后就跑。古尔芬和我走上道路伸出手阻止他们。当时并没有惊慌和溃逃，只是有人躲了一下。”

古尔芬描述的却完全不同：“在十秒钟之内出现了溃逃的迹象：尖兵连转身向后就跑，并且开始把营指挥部冲散。没有一个士官（NCO[non-commissioned officer]）或者低级军官提高一下嗓音来加以阻止。营长被他自己的士兵推到一边，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必须亲自加以干涉，阻止他们并且让他们转回来。这期间中国人一枪未发。”

最终这个营在凌晨2：30的时候队形散乱地走进古土里。当瑞迪向普勒上校报道的时候，他被告知营现在归属到陆战队，并被指派了古土里防御圈的一块阵地。

以他平和、含蓄的语气，史密斯将军对这段插曲有这样的一个说明：“这个营的表现并不突出。”

在同一天，11月30日，巴克森•霍尔康姆上校（Colonel Bankson Holcolm。注：在《冰封长津》中他的姓名为Bankson T Holcomb，不知…）向史密斯报告说他手下的情报参谋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有6个志愿军师正在攻击陆战队。至此除了陆战队自己以外，没人相信他们可以全身而退，到达柳潭里南边78英里之外海边的船上。在美国国内，报纸正在预测他们会如何完蛋。政府官员也赞同陆战队生还希望渺茫的说法。中央情报局局长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注：曾经参加诺曼底登陆，当时的军衔为少将）在访谈的时候说只有外交努力才能够拯救麦克阿瑟的右翼部队。


31团在后浦的后方指挥所——就是德里克的坦克停放的地方——在费斯中校位于江口的阵地南边4英里的地方。如果费斯可以脱离和中国人的接触撤退，那么后浦将是他的第一站。虽然和天堂下碣隅里相比这里的情况糟糕，但是相较于在江口的阵地在这里防守要容易多了。

在下午4点的时候，校舍中的高级军官巴瑞•K•安德森中校（Lt. Col. Barry K. Anderson）执行从下碣隅里传来的命令，要求在指挥所里和附近的所有人开始打包准备撤离。安德森的作战参谋助理乔治•拉苏勒上尉（Captain George Rasula）回忆撤出时的狂乱和丢人的张皇失措，评论说那个时刻：“说是撤退更像是溃败。”后浦的撤离既迅速又彻底，参与这个向后转前进行动的包括31团司令部和附属连，第57炮兵连和德里克的坦克乘员共324人。在晚上6点钟校舍和周围的阵地就都被放弃了。

一个有趣的脚注。一名在27日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攻击之前不久被伏击的情报收集和侦查巡逻行动（Intelligence & Reconnaissance Patrol）的幸存者现在在暮色中出现，在最后一辆卡车开始开动的时候爬过了车尾的后挡板上了车。在黑暗中詹姆士•雅力中士（Sergeant James Arie）身后几百码开外来了志愿军第80师的士兵，他们立刻就占据了校舍和附近的区域——刚好就是费斯中校计划要撤退到的地方。虽然费斯和他的手下人都不知这一点，但是现在特遣队剩下的部分已经被毫无希望地截断了。

关于是谁下达了从后浦撤出这道命令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好几年。Appleman下结论说是巴尔将军下达的，显然他已经把费斯特遣队一笔勾消了，因为“他看不出为了那些已经损失的人而付出更多的人作为代价有什么好处。”就这样一个美国陆军单位抛弃了另外一个美国陆军单位，让它自生自灭。在一个小时以内，安德森上校的车队就躲进了相对安全的下碣隅里防御圈。德里克的那些坦克立刻就占据了北面防御弧线上的战略要点，炮口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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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对下碣隅里的第二次主攻以在科利的H连阵地前面一场喧嚣表演开始。陆战队员们“欣赏”了由铙钹声、吟唱声和号角声混合而成的奇异音乐会好几分钟，然后一门76mm炮对着指挥所——一间用泥巴和稻草建成的棚屋——开火了，但随即被一发81mm迫击炮弹打哑了。然而却没有出现预料中的步兵攻击。在菲舍尔的H连旁边的是I连，他们在蛇腹形铁丝网后面坚固的由沙袋建造的机枪巢中固守。晚上8：15，一把军号在凛冽的寒夜中吹响，同时一发绿色的信号弹划着弧线升上天空，小股的敌军士兵开始对陆战队的防线进行试探性进攻，希望能找到自动武器的位置。如同陆战队官方史料中的明确记述：“敌人的这种试探很少能找到防区的薄弱环节。”象11月28日那样，敌人又再一次选择了陆战队的坚固阵地作为主攻方向。

大约在零下25度的午夜时分，极端凶猛的主攻开始了。准尉威拉德•唐斯：“他们一波接一波地冲过来，几乎成行地被干掉，咆哮声充盈于耳。”
陆战队坦克的炮弹使阵地前几个小屋着了火，敌军士兵离开冲击得行列聚集到它们附近，忘记了战斗也忘记了死亡，只顾着于去享受火焰的温暖。群集在一起的中国士兵给掩体里的陆战队员提供了极好的靶子。

在28日的攻击之后，艾伦•赫林顿下士（Corporal Alan Herrington）从炮兵那里搞到了两挺无法工作的.50机枪和一辆卡车，把机枪和弹药运到了他的阵地上。他和他机枪小组的伙计们从这两挺机枪中拼凑出了一挺能用的，然后把它架设在机枪巢的边缘上，那里原来已经配备了他的一挺.30勃朗宁机枪。赫林顿：“在第二次攻击时那些中国人似乎不怕那些.30机枪，因而持续不断地冲过来。当他们靠得太近的时候我们就改用.50机枪，这样做清理得可真干净。”许多一线的陆战队员相信中国士兵“吸了毒”，虽然这种想法后来受到了讥笑。不过根据史密斯将军的记述：“很大一部分人....带着兴奋剂安非他命和鸦片。”

这种孤注一掷的进攻一直持续到黎明破晓时刻，当中国人放弃进攻并后撤时他们留下了新一茬的尸体作为数个攻击波在火墙前被击得粉碎的证明。这次大部分尸体穿着没有棉絮的黄褐色军装。在他们当中有几具尸体穿着黑色军装，后来被识别出是政治委员和安全军官。根据官方历史，那天晚上中国人在战场上留下了大约500到750具的新尸体。费舍尔连队的伤亡是2死10伤。

东丘上的形势仍不稳定。G连1排的一等兵弗朗西斯•麦克内费（PFC Francis McNeive）：“沿着山坡向上雪就变成了冰。如果一失足就会一直顺路滑回到山脚下去。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前攀登过这山坡的某些人把长绳拴在树桩和灌木上，靠抓着这些绳子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在那里我们立刻就遭到敌人的射击。一等兵汤米•威尔克斯（PFC Tommy Wilcox）是我们连第一个牺牲在东丘上的。我没法看见但我听到了：当他消失在山脊那边时传来了一声枪响，然后从他的身体里传来一种汩汩的响声。中国人把我们压制得相当厉害，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只能到处蠕动，每个人都想地上寻找一个更深的凹陷。”

天黑后G连的陆战队员得以溜回到后面位置稍好一点的阵地上，但是那天晚上后来的时候中国人开始从上面高吊手榴弹到他们头上，然后蜂拥冲过山脊，迫使他们退到山坡更下面的位置上去。

一等兵罗伯特•格林（PFC Robert Greene）：“按照陆战队的传统，下山的时候我带着一个阵亡的陆战队员，就像一个小孩拖着雪橇行走在雪中那样拖着他的踝关节。他的头不断地弹起落下像是在感谢和赞扬我对他的所作所为。当我们到达山脚的时候有人走上前来接手——那是一个负责殡葬登记的伙计。之后我站在那里对我还活着这件事向上帝表示了感谢。”

在山的另一边监听哨上的两名陆战队工兵报告说看见一大群中国人从暗中出现并且直奔他们而来。那天晚上的口令和应答分别是Abraham和Lincoln，但这两个象山羊开始蹦跳着跑下山坡的陆战队员没有如往常那样等待口令的应答，而是一遍遍地呼喊第16任总统的全名，引起了山下一阵哄笑，尽管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一等兵弗朗西斯•麦克内费（PFC Francis McNeive）：“即使是在陆战队，每个排也都有一个薄弱环节，我们的是一个一等兵，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这个家伙以前在陆军呆过——这意味着他已经是个不可靠。他大约30岁，矮胖，秃头，懒惰，诡计多端，诈骗成性，是个彻底烂透了的家伙。当那些手榴弹开始落下的时候，他立刻转身头下腚上像个雪橇一样一直滑下山坡。他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有人看到他躲藏在下碣隅里主路边的一栋被毁坏的建筑里。我们就让他那样呆着，我们当然不想这个杂种再回到我们的行列中来。”

午夜左右，陆战队员们听到了无可辩驳的马匹发出的声音从山的另一边传来。对此的普遍反应是一种混合着虚张声势和幽默的不安，以及关于哥萨克和共产主义者的笑话。但是当一发绿色信号弹从山脊后面沿着弧线升上天空的时候所有的俏皮话都戛然而止。有军号声和一种奇怪的声音，就像敲击一百面音调不同的锣发出的声音。陆战队员们都睁大眼睛紧张地搜索着山脊上最初的动静。然后红色的信号弹在头顶上升起敌人的行动开始了。天际线上布满了活动人群。你能看见他们穿越整个山鞍，就象一个巨大的阴影掠过雪地。G连1排的一等兵杰尼克•格里宁（PFC Janek Gruening）：“那景象真可怕——就像黄褐色的糖浆从香草冰淇淋上流下来。当我们的迫击炮和火炮在人堆中轰开大洞的时候我们只是看着而没有开火，可是每个洞很快就被填满。”

G连的幸存者、第41突击大队和陆战队工程队在山脚处重新布置好了一条新防线。沿着铁道部署的后勤部队作为后援。当一发迫击炮弹将堆积着70桶高辛烷值燃料的堆栈点燃之后战场亮如白昼。负责指挥防御圈这一部分的查理斯•班克斯中校（Lt. Col. Charles Banks）调集了轻火器、坦克和火炮的火力来对抗沿着山坡冲下来的一波波敌人——这些人中没几个幸存。
准尉莱昂内尔·S•雷诺兹（Warrant Officer Lionel S. Reynolds）：“有时候那里满眼只是四下飞散的手臂、大腿、屁股。我所亲眼目睹的这场大屠杀简直令我难以置信。”

史密斯将军一边平静地吸着烟斗，一边站在位于河对岸的平房门口注视着这噩梦般的景象。史密斯：“班克斯中校在某个时刻顺道来看望我。那时他精神饱满。他说,‘如果你给我一个营，我能将中国人从整个山脊上赶走。’当然我们没有部队可以给他。”
弗朗西斯•麦克内费：“早晨第41突击大队的队员爬上了我们这个边缘阵地，然后我们共同发起了一次反攻将中国人赶回到山脊的另一边。陆战队的典型特点就是对四下散布的中国人的尸体毫不在意，而突击大队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他们是整洁、勤奋的小伙，他们不会允许我们就这样让尸体四仰八叉地散落各处。他们开始把这些尸体收拢在山顶，最后堆成了一个很大的排列整齐的堆。这个尸堆是如此显眼，以至于人人都把它当成了一个地标或定位点。大家伙挤在它的旁边把它作为挡风墙。你可能会从某人的肩膀上看到死人的脸。当有好心人给我们送上来一顶取暖帐篷时，我们就把它紧挨着搭在这个尸堆的下风口，用尸堆做墙搭成一个大披屋。这个尸堆一开始在阵地旁边7英尺多远的地方,包括60到70具中国人的尸体，但是后来不断扩大，因为每次一旦中国人发动进攻，事后被打死的进攻者就会被拖过来加到这个尸堆上。

上午九点，微弱的阳光驱走了晨雾，陆战队飞行队的空中支援就位了，此时在东丘或者在费舍尔以及科利连队的阵地前能看到的中国人都是死的。史密斯将军在估计这场晚间大屠杀的战果时将官方数字设定为930。估计有两倍于这个数字的人受伤，而大部分伤者很快会死去。陆战队的情报部门确认11月30日~12月1日晚上的攻击部队属于第58师和第59师。
稍后不久，托马斯•里奇中校（Lt. Col. Thomas Ridge）路过师指挥所。史密斯后来回忆这位下碣隅里防御战的指挥官“由于压力和缺乏睡眠而行动迟缓，担心着下一次进攻的可能性以及他能否应对。他觉得无法能同时守住东丘和跑道。我所能告诉他的就是他必须用现有的力量守住它们，直到陆战5团和7团向南杀出一条血路和我们会合为止。”

现在史密斯还面临另一个严重的困难。他收到一个报告说中国人已经破坏了黄草岭（Funchilin Pass）水门发电站的桥梁。陆战1师现在真的就像美国国内报纸一直报道的那样被困住了。

一轮明月高挂在德洞山口的上空直到将近午夜，然后一层厚云团慢慢覆盖天空，带来了一阵雪花。一等兵唐纳德•蔡尔兹（PFCs Donald Childs）和诺曼•杰克逊（Norman Jackson）在一个俯瞰着下面一段道路的散兵坑里放哨，他们下面的山坡被地上的一个隆起挡住了。这两个陆战队员突然被一个从他们盲区中传来的放大了的声音吓了一跳：“F连的伙计们，我是陆战11团炮兵K连的罗伯特•C·梅斯曼中尉（First Lieutenant Robert C. Messman）...我在两天前被中共军队俘获。F连的兄弟们，如果你们现在投降的话，中国人将按照日内瓦公约来对待你们。他们会给你们食物，温暖的衣物，也会给你们治伤。”

蔡尔兹和杰克逊保持着绝对安静，以免暴露出他们是多么地接近这个喊话者，以及毫无疑问在后者身边的看守。

一等兵彼得•霍格鲁姆（Peter Holgrum）：“这个梅斯曼听起来好象正在从一个宣传单上读一些废话。我们后面的一个陆战队员大喊道，‘发射一个照明弹好让我们能看见这个杂种。’当照明弹在头顶上升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路上的情况。那里有一股小小的泉水，虽然气温是零度以下，这股泉水还是在涓涓地流过道路。那是我们的水源。然而那里没有任何人！有一个机枪手打出了一个短点射，那意思是‘去你妈的’。”

中国人在凌晨2：30又带着冲锋枪和炸药包越过道路来攻击F连。最终获得了足够的照明弹补给的一等兵欧莱瑞（PFC O’Leary）把黑夜变成了白昼，又用以高爆弹把进攻者砍成碎片的方式和远处的炮兵H连以及F连的步兵们一起加入了这场屠杀。麦卡锡上尉后来写道他相信中国人有三个连参加了这场进攻。他听到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开玩笑说枪已经变得如此热以至于他都不需要手套了。
当曙光终于来临时，陆战队员们仍然坚守着阵地。

老木匠

由xuan3060网友翻译

第四十九章

被群聚起来赶进了狱火谷东边的群山里的圭勒莫•托瓦中士，迈克劳林少校和其他战俘，发现他们置身于离道路一英里的一栋农舍。托瓦记得那是栋有四个房间和一个门廊的房子。军官和士兵在那里被分开了，托瓦从此再也没见过麦克劳林少校。受了致命伤的劳埃德•德斯特准尉留下来和托瓦以及其他人一起呆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

托瓦：“德斯特炮长因为头部的伤不能说话。我帮着喂他吃东西，不时塞点雪到他嘴里。”
一个高个子的中国上尉出现在门口并用英语和战俘们谈话。托瓦问他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叫我弗朗西斯。”
“你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医疗救治吗，弗朗西斯？”

这个军官解释说他的车队受到美军飞机攻击，大米和医疗补给品被毁。
“你能允许我回到路上去从死人身上收集一些急救包吗？”
“也许吧。”

托瓦：“他对我们提出的大部分问题的答复都是‘也许吧’。他告诉我们能够行动的伤员将必须走到满洲里去。虽然我被击中了头部——实际上是在颅骨的底部——第二天早上我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但是我的韩国朋友，朱尼尔——我们自从9月仁川登陆后就一直在一起——说：‘如果你向北走，你就永远回不来了。’他建议托瓦假装因伤而无力行动。托瓦听从了他的劝告，蹒跚地走回到农舍，在那里伸开四肢躺在地板上直到中国人把那群战俘带走，朱尼尔也做了同样的事。

弗朗西斯时不时的进来和留下来的人聊一会。他说他盼望有一天能游览旧金山。“送我们回到我们的防线去，”托瓦说，“我会亲自陪你到处游览。我就住在旧金山附近。”
弗朗西斯笑了。“也许吧，”他说。

托瓦：“农舍里的这群陆军大兵绝对不是我希望出现在自己连队中的那类人。他们有七个，没有纪律，唧唧歪歪，相互之间总是打斗和争吵。曾经有一个时候他们开始在房间里满世界扔土豆，就像闹觉的小男生似的。这些美国陆军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非常尴尬。其中的一个不断哭叫，反复告诉我说他的脚要被截肢了。我并不是在场的最高级士官，但是其他人都不出头领导。我很清楚我是跟一群陆军废柴在一起。最后我告诉他们也许头上有一个洞，但我的手和腿还是好的，如果他们再不安静下来我会把他们这帮讨厌东西拖出去，让他们呆在雪堆里。”

早上中国人离开了。托瓦和其他两个人决定试着去古土里。当他们走到外边开始远离这栋农舍时，他们预期会有人会出现并阻止他们，但实际上一个人也没有。当他们到达山脚时，一架观察飞机低飞着出现在天空中，他们向它挥手。然后沿着路的左边继续向南方前进。在他们的前上方有个茅草小屋，一个中国士兵从门里走出来，接着就在雪地里撒尿。他瞪视着他们，而他们也瞪视着他。双方都没有带武器。

托瓦：“我想到那时为止我们所经历的像是正在进入地狱；但我们接着经历的事就是真正的地狱。当我们还在那栋小屋的视线里的时候，一队海盗机带着恐怖的呼啸声来到我们头顶上，并且围绕着我们盘旋，好像要对我们发动一次攻击，显然它们错误地把我们当成了中国人。我们扯开风雪大衣像疯了一样地拍打，但是飞机还是向我们发射火箭，其中的一架还丢下了一个像大足球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翻滚着掉下来，在击中地面的时候炸成了巨大的火团。这时我想：‘我跑了这么远难道就是为了让一个陆战队哥们扔下的凝固汽油弹把我给烤了吗？’”

“我们感受到了热量，但谢天谢地，它还没有近得能烧着我们。我是唯一一个感受到火箭弹威力的人：一片金属打中了我两边肩胛骨之间的地方，但厚厚的衣服挡住了它。海盗机又转了回来，这次它们用.50口径机枪向我们开火。那里没地可躲，弹壳叮铃当啷地洒满了我们周围。显然，这些海盗机是被那架我们向它挥过手的观察机呼叫过来的。它们没有在身体上伤害我们，但是对我而言，我心理上被重创了。它们离开后我产生了幻觉，在地上的每个凹坑里都看见了拿枪的中国人。现在我们沿着冰冻河流的堤岸行走，拐了一个弯之后古土里村就在一英里以外。”

一辆吉普车出现了，沿着道路朝他们飞驰而来，车后面扬起了一道雪尘。司机直接将他们送到救护站。托瓦最重要的请求是希望有人传话给陆战队航空队，让他们不要轰炸美军战俘所在的那栋农舍。几天后他做了手术，将.45mm子弹从他的颅底上取了出来。

12月1日拂晓，不断累积的伤亡已经变成了严重问题。师医官海军上尉尤金•R·赫林（Navy Captain Eugene R. Hering）紧急求见了史密斯将军。赫林提醒将军目前在下碣隅里有600名伤员需要得到比他所能做的更为复杂的手术治疗。假设在柳潭里的陆战队能向南杀开血路到达这里，那么他们将会带来至少500名伤员。而在水库东岸的陆军部队——如果他们能到达下碣隅里——也将带来约500名伤员。赫林的估计将会被证明是保守的，但此时这个数量也已经高得惊人了，显然史密斯将军必须采取行动。“伤亡将不断增加”赫林继续说，“不久我们就会没法应付。”

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也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就是试着开放跑道，即使它完工的部分还不到一半。史密斯决定要求一次试验。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在下碣隅里的所有人都注视着出现在南方天际的一架C-47——这是这个战役中最令人紧张的时刻之一。飞机缓缓下降，安全地在搓衣板似的跑道上着陆，颤抖着依靠发动机的反转停了下来。此时是下午2:50。半小时后，飞机载着25名伤员在崎岖不平的跑道上加速，有那么一会儿跑道仿佛不够长，但最终机尾还是离了地，机翼吃上了劲，飞机越过了群山。

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这场战役的转折点，地面上的部队中爆发出欢呼声。

那天下午有四架运输机降落在下碣隅里，它们中的三架满载着伤员返航。给里奇的部队运输弹药的第四架飞机在崎岖跑道上着陆时起落架损坏，飞机马上就被卸空并被推到跑道外。此时天色已经变暗，空运行动不得不由于晚上的到来而暂停。

约翰•帕特里奇中校（Lt. Col. John Partridge）的工兵部队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坚硬的冻土上开辟出了一条跑道。在下碣隅里参加过行动的老兵们永远都会记得五台推土机在泛光灯下工作的情景和声音，这些推土机的操作手在情况需要时还要像步兵一样参加战斗。

下碣隅里现在已经通过空运和外界建立起了脆弱的联系。史密斯将军在跑道开放后发布的第一个决定之一就是要求空运补充兵进入下碣隅里。在后方如咸兴、兴南、元山等地，有数以百计经过训练的总部和后勤部队人员可以补充，虽然上山的道路被敌人的路障所阻断，但下碣隅里的跑道现在为他们打开了大门。当召集令发布后，在海岸平原地带的陆战队员们开始排起长队，迫切地希望能帮助在山里的弟兄们。不久，大约有500人，其中很多人仍然在从梧凤里山（Obong-ni Ridge）到水洞谷（Sudong Gorge）的战斗中负的伤恢复中，就被补充到陆战1师遭到严重损失的各连队，稍稍增强了它们的实力。

童志刚

这个陆战1师就是电视片《太平洋战争》中的那个部队？从历史上看，该师应该够厉害。

老木匠

由bigreen网友翻译

第五十章

在丰流里江入口处，11月30日入夜以后有个消息在散兵坑之间传递开来，那就是如果能够再坚守一个晚上就会万事大吉。

第31步兵团E连的一等兵唐纳德•W•钱德勒（PFC Donald W. Chandler）：“对于那些牺牲了生命使得我们有机会活下来的人，我要向你们致敬。特别要感谢莱昂纳德•维尔肯斯中士（Sergeant Leonard Wilkens），是他用言简意赅的话语将我们这些18~20岁的小伙子维系在一起：‘振作起来，伙计们，明天就OK了。’不久之后他就牺牲在迫击炮火下。”

12月1日午夜过后，中国人发动的一次进攻突破了由31团3营负责的东面防守区域。再也无法保证剩下的士兵能够撑到天亮了。这次突破让中国人占领了一个可以俯瞰防御圈剩余部分的关键点，这个点就位于横跨在冰冻的江入口的混凝土桥附近。唐•卡洛斯•费斯中校（Lt. Col. Don Carlos Faith）认识到必须将敌人从这个要地上击退，为此他招来了D连。罗伯特•D•威尔森中尉（Lt. Robert D. Wilson）志愿领导这次任务。

“来吧士兵们”他叫到，“我们要来一次反攻。”威尔森聚集起了20个士兵，对于这个任务来说这点人真是少得可怜。每人仅有三枚手榴弹和几发步枪子弹，在天破晓的时候他们出发展开战斗队形。当走在两个班前头的威尔森开始爬坡的时候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手臂将他打倒在地，但他爬起来继续攀登。第二发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也没有让他停下来。“挨了一下”有人听到他这样说。第三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打死了他。弗莱德•苏瓜中士（Sergeant Fred Sugua）接替指挥，带领着剩下的衣衫褴褛的部下只前进了几码就也被击中死去了。

费斯的作战参谋威斯利•J•科蒂斯少校（Major Wesley J. Curtis）事后回忆起那个糟糕透顶早晨的可怖景象：“被聚集在中央集结点的死者尸体必须被用作一切供给的补给源头：衣物、武器以及弹药。每个人似乎都负了这样或那样的伤。手足冻伤随处可见。没法移动的伤员被冻死。”医疗补给品枯竭了。没有吗啡也没有多少绷带了。

在早上9点左右一架孤独的海盗机出现在江入口上空，和爱德华•斯坦福上尉建立了联系。飞行员报告说一旦天气允许，一个四机小队将会在中午左右返回这个位置。在那个时刻天空阴云密布，但是预报说在约三小时之内云层将会破开，带来间断的阳光照耀。

费斯当时正在和科蒂斯少校以及他的副官克罗斯比•米勒少校（Major Crosby Miller）讨论下一步应该如何。两位少校都认为他们在江入口处的阵地很可能当夜就会被攻破,费斯最终接受了他们的看法。他召集了其余的军官，告诉他们说他自行决定试着移动到下碣隅里的陆战队防御圈那里。“我们和师里断了联系，”他说“我们只有靠自己以及陆战队飞行队提供的援助——如果天气放晴中午的时候就会来。我的营将作为前锋。”

现在大胆地出现在隐蔽物之外的中国士兵，看着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的美国士兵准备向南撤退。切斯特•布莱尔中士（Sergeant Chester Bair）：“他们将遗体装在我的车上，交叉地摞起来摞了四层。我们不得不打断一些胳膊和腿以便能够将它们塞进车厢。后来有如此多的伤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抛下遗体以腾出空间。我们就简单地把那些它们抛下去什么处置都没有做。”

每一辆车都装载了15至20名伤员。总共有大约30辆车。当车辆开始在道路上列队的时候，中国人从山坡上冲下来占据了突围道路两侧的阵地。一等兵詹姆士•拉森尼（PFC James Ransone）：“天色黯淡凄凉，A连将要作为尖兵，我们忙于将所有车辆排列好。费斯中校穿着他闪亮的钢盔，新的风雪大衣和马裤出现了。他在每一边的背包背带上都挂了一枚手榴弹，手中握着一把.45口径的手枪。说实话我觉得和其余的所有人相比他太显眼了，太西点了。”

一名参谋军官对费斯建议说不要走陆路，而应该试试将卡车开过水库的冰面。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但是费斯害怕重载的卡车会把冰面压破。

将近3000名美国士兵，其中600人负了伤，以及一名陆战队军官和他的支援小队紧张地等待海盗机的到来。在此期间中国人的迫击炮轰击打伤了好几名士兵，这些新伤者被设法塞上了已经挤爆的卡车。

大约1点钟这种鸥型翼的飞机出现在南边的天空，开始在他们上空盘旋，等待地面上“男孩14”的指令。斯坦福上尉就坐在他在A连的后面空转待机的无线电吉普里。

“我们准备好要出发了吗？”费斯中校叫到。然后他指示出发。卡车开始开动——立刻就遇到敌人的火力。中国人的步枪手近得令人吃惊。

空中支援一开始领头飞行员就犯了一个可怕的计算错误，他早了千分之一秒投下了一枚凝固汽油弹。汽油弹在队列尖兵的前面落地，砸在地面上变成一团汹涌喷薄的火焰，吞没了一打士兵。乔治•E•福斯特中尉（Lt. George E. Foster）的衣服被气化了，皮肤被烧得焦黑，赤裸着身子仍然站着。他向一个人讨香烟之后就走开了，再也没有人看见他。

斯坦福：“凝固汽油弹的主要部分盖到了中国人头上——他们就是那样的近——只是尾巴部分烧到了我们的人。我看到很多中国人从他们的掩体里爬出来死去。”美国牺牲者中有好几个是一等兵拉森尼班上的成员。“我感觉到它的热量但是我并没有被烧到。一些我很熟悉的人在雪地里打滚，看上去和通常无异但是却濒临死亡；另外一些人被烧脆了，他们的皮烧得就像大马铃薯片一样剥落了；还有一些人就像火炬一样被烧光了。我就在那里，实际上是在他们中间，丝毫也帮不了他们。有人喊着说‘继续走，医护兵会来照顾他们。’但是医护兵也做不了什么。最糟糕的是有两三个央求我打死他们…….现在想想那时开枪也许是最好的帮助他们的做法。”

柯蒂斯少校回忆说然后部队就“像一大帮乌合之众那样涌下道路，战术控制立刻土崩瓦解。”费斯冲上前去用他的.45毫米手枪对着他们，使得其中的几个人停下来重新面对敌人。燃烧弹事故对士气是毁灭性的打击。直到那个时候，排和连还保持着它们表面上的组织结构，但是现在因为恐惧渗透其间，它们瓦解成了无领导的、陆战队轻蔑地称之为“个人”的集群。

斯坦福：“队列再次开始移动的时候，费斯中校捉住我的胳膊命令我到路边的沟里去。‘我不想你被干掉。’他说。麻烦的是沟里和滑溜的地面都上有灌木，不容易通行。我走向一条长坡道就看到一个中国人的小腿和脚，以及他的开始摆向我的方向的枪管。我爬过那条坡道并向我的无线电员一等兵麦隆•J•史密斯（PFC Myron J. Smith）挥手，将我两腿之间的枪管指给他看，史密斯用他缴获的波波莎打了一个短点射，干掉了那个中国人。然后我们转过一个拐角——右边就是水库的冰面——又爬回道路上。当费斯中校看到我，他再次命令我到沟里去。我告诉他说那样的话我就无法跟上车队，他说那好吧。”

车队走走停停，海盗机一次次地俯冲下来将中国人从道路附近赶走。史密斯将军为费斯特遣队提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的确慷慨，那天进行支援的飞机的将近一半都参与了保护水库东边机动车队的行动。如果车队要坚持到下碣隅里，那么它就应该在黄昏飞机都返回机场之前保持快速移动直到到达陆战队的防御圈。

在卡车上的伤患现在第二次负伤，第三次负伤，或者直接被打死了；卡车司机也被击中。有那么一会看起来中国人将火力集中在司机身上。找到替换者不容易，同意去开车就像是同意去自杀。在道路东侧能清楚地看到一群群的中国人，然而很少有大兵劳神费力地端起步枪，更不用说向他们开火了——那太突出太危险了。费斯特遣队不会再进行什么战斗了。

一个海盗机驾驶员，托马斯•E•穆尔维希尔中尉（Lt. Thomas E. Mulvihill）回忆起地面上的中国人让他想起了“正在爬过一块大的糖霜蛋糕上的野餐蚂蚁。有那么多目标可以开火你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有一个时刻穆尔维希尔看到下面有大动物，让他惊奇的是他认出那是骆驼。穆尔维希尔说他不愿意汇报他看到的这个情景，因为“我觉得他们不会理我的。”后来在永浦机场（Yonpo airfield）一次例行简报的时候，他犹豫地问一个飞行员同事在高原上他是否看到过什么奇怪的动物，图克•斯文福德中尉（Lt. Turk Swinford）回答说“哦，我不会多嘴的，但是既然你现在提到了——是的，我看到了骆驼。”）

车队继续蹒跚前行，同时越来越多的士兵被子弹击中。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中。

B连的理查德•鲁纳中士（Sergeant Richard Luna）正在帮助将新伤员装上卡车。“不可能将他们都装上。我现在记不起来有多少被留在后面了。”

在罗伯特•J•凯兹上尉（Captain Robert J. Kitz）指挥下的后卫抛弃了特遣队，为了逃避敌人的火力来到了水库的冰面上而让车队毫无保护。第57野战炮兵团A连的托马斯•J•巴顿中尉（Lt. Thomas J. Patton）是跑到冰面上的第一群人中的一个。“我们离开岸边500码远了中国人才开始追赶我们。但是他们并没有用他们的武器开火……我看到一架C-47在远处盘旋，每转一圈就离我们近一些。我停下来在雪地里踩出哪条路这句话。最终飞行员看到了，就直飞向下碣隅里并且开始在那上面盘旋。然后他又飞回来投下一个装着一张字条的水壶，说：‘继续走向水库的中心，联合国军队占领着下碣隅里，好运伙计。’”

在靠近车队最前面的地方，斯坦福正在顽强地指挥空袭，但是现在中国人太多了，他们越来越靠近车队。在大约下午3点钟的时候车队的前锋来到了一座横跨一片泥滩的桥前。桥已经被一个中国爆破队炸毁了。为了强行开出一条旁路，第一辆卡车的轮子压破了沼泽表面的冰层陷了进去。营部的运输军官休•梅中尉（Lt. Hugh May）领导了一场成功的努力，通过利用绞盘牵引将大部分车辆都弄了过去，但用了宝贵的两个小时。地面非常崎岖，散布着沼泽草甸，卡车在通过的时候剧烈颠簸。理查德•斯文提上尉（Captain Richard Swenty）：“当卡车通过旁路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后车厢里面伤员的尖叫声。他们中的许多人折断了骨头，我确信有好几个因为通过冰冻沼泽时的颠簸而送了命。”

切斯特•巴尔中士：“将近黄昏的时候我朝车队的尾巴眺望，看到中国人靠近了队尾，已经有些士兵高举着双手向他们走过去了。”
一等兵詹姆士•拉森尼（PFC James Ransone）：“所有的纪律和控制都荡然无存，每个人都各顾各。但是也不是没有动力，那个时候我的动力就是要救我自己。”拉森尼跑到冰面和道路之间的一块空地中，想要躲在一大捆玉米秆后面，但是发现已经有一堆士兵在那里了。在向别处移动的时候他成为敌人越来越集中的火力的靶子。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水壶，一发击中了他的子弹带，另一发撕开了他的风雪大衣，第四发打断了他的刺刀鞘，第五发射穿了他的左胳膊。回到路上，他看到了他的连长就请求他看看伤口状况，但是那个上尉完全不理他，就好像这个心烦意乱的列兵不存在似的。另一个军官——一位火炮观察员——看了看伤口说：“还不坏，出血止住了，你会挺过去的。”

拉森尼离开了那里，跑向另外一块空地，差点就撞上一个正在修理卡壳武器的中国机枪组。“他们在不到20码外的地方。当注意到我的时候他们抓起步枪，我立刻转头跑开，之字形运动直到我来到延伸到下面冰面上的土堤前面。我滑了下去，在冰上也继续滑行但是怎么都滑不快，直到脱了靴子才能够滑得快一些，于是我只穿着袜子跑离了岸边。中国人就站在那里看着我跑开而没有开火。在冰上我一直跑，直到精疲力竭摔倒在地昏了过去为止。”

枪弹不停地劈劈啪啪打在卡车上使得伤员尖叫着呼救让情况更加可怕。几十个士兵丧魂落魄地挤在车辆旁边风吹不到子弹打不到的地方，完全不理睬少数几个还在起作用的军官和军士的命令。费斯中校越来越狂暴地驱使他的部队去战斗。黄昏临近，斯坦福，埃尔温•比格上尉（Captain Erwin Bigger）和几个其他人看到费斯在卡车旁边迈着大步，对那些挤成一堆的疲惫士兵高声喊叫，挥舞他的.45手枪威胁他们。他们看着他在一辆卡车旁边停下，在那里两个韩国士兵显然是在试图将他们自己绑在那辆卡车的底盘上。他们这样做是想——后来这看法遭到质疑——以这种方法来乘上卡车以到达安全的地方，就像奥德修斯从独眼巨人波利菲玛斯那里逃出来一样。用手势和愤怒的吼叫费斯命令他们停下并且从车下出来。有人听到其中一个用日语一遍遍地说：“我受伤了”。在斯坦福和其他人饶有兴味地注视下，费斯对着这个畏畏缩缩的人伸出右手臂扣下了扳机，然后调转枪口瞄准了另一个人射击。

“处决任何想要逃跑的人。”费斯在风中叫着说。

这是一个悲惨和骇人听闻的时刻。费斯没有处决任何一个同样丧魂失魄的美国士兵——这些人可是比不幸的韩国士兵受过好得多的训练。只有加上一些牵强附会的想象才能够将这两个牺牲者划分为军事人员。

克罗斯比•米勒少校（Major Crosby Miller）的左腿和左手都负了伤，一发子弹切掉了三根手指，带走了他的佛吉尼亚军事学院班级指环和结婚指环。“我脱掉了右手手套”，米勒回忆说，“拉到受伤的那只手下面以止血。浸透了血的手套很快就结冰了，有效地止住了出血…我躺在浅沟里观察着那一幅非常悲惨的境况。”

斯坦福上尉过来将米勒放在了无线电吉普的发动机舱盖上。这时米勒将两名战术控制小组成员的死讯告诉了这位陆战队军官。（麦隆•J•史密斯下士（Corporal Myron J. Smith）和一等兵比利•E•约翰逊（PFC Billy E. Johnson）就是那两个志愿去寻找空军飞控军官的电台，将电台带回来并成功地利用了它的零件的两位）不久以前斯坦福还看到麦隆•史密斯，就在下士负伤之后。那时他将电台从下士那里接了过来自己背着，然后帮助那个年轻人爬上另外一辆吉普。在此后一个小时中的某个时间，史密斯的朋友一等兵比利•约翰孙也爬进了那辆吉普陪伴他的朋友，两名忠诚的陆战队员稍后就在中国人迫近行军队列的时候被杀。米勒少校告诉斯坦福他曾看到他们两个在吉普车里并排着的尸体。

当最后一辆卡车被用绞盘拖过冰冻沼泽之时天暗了。陆战队飞行员托马斯•穆尔维希尔（Thomas Mulvihill）和埃德华•蒙泰戈（Edward Montague）回忆起斯坦福在越来越深的暮色中尖细的声音：“都结束了。”

斯坦福的贡献是无价的。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小组，费斯那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可能无法坚持到第二天。除了他所指挥的空袭之外，他在地上的领导能力也是促使那些经历了水库东边严酷磨难的幸存者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配属给费斯营的外科医生文森特•J•纳瓦拉（Dr. Vincent J. Navarre）是近距离观察了这一切的人中的一个。纳瓦拉后来给陆战队第一飞行联队的指挥官菲尔德•哈里斯少将写信表达他的感激之情：“非常难以形容在那个极其需要领导能力的黑暗时刻这个人领导才能的价值，只有那些当时在场的人才能够理解。”

领头两辆车的驾驶员被打死使得车队的前锋在距离下碣隅里4.5英里的地方突然停下了。所有的前进势头终于都消逝了，在黄昏的紫色阴影中所有的东西都崩溃了。意识到不再会有空袭的中国人从荒山上跑下来开始用直接、近距离的波波莎火力扫射卡车和上面的士兵。由于对抓俘虏没兴趣，中国人把杀死美国人作为一项战术措施——消灭他们战线后面的潜在麻烦。当这些开始发生的时候，许多士兵跑下道路转向水库方向，尽其所能快地向冰上跑去。一轮满月笼罩在这痛苦的景象上，中国人寻找目标并不困难。

费斯中校胸部被击中重重地倒了下来。

营代理营长罗伯特•琼斯少校（Major Robert Jones）：“费斯被击中时，这个特遣队就不复存在了。”

迫击炮指挥官菲尔兹•E•谢尔顿中尉（Lt. Fields E. Shelton）试图帮助费斯回到他的吉普车上，但是因为自己也负了伤太虚弱以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把受了致命伤的长官放在道路上蹒跚着去寻找帮助。在他消失在黑暗中之后，一群包括一等兵路易•J•格莱帕（Private Louis J. Grappo）在内的士兵从这里经过，听到了负伤的费斯微弱的呼救声。他们把他抬到了队列最前面卡车的驾驶室里，和死去的驾驶员并排。

斯坦福上尉组织起来一群士兵——他们几乎都负了伤——来帮他将熄火的和不能开动的车辆推离道路，好让后面的车辆可以继续前进。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在出力的过程中许多人的伤口又撕开了。稍事休息的时候，陆战队上尉在一间挤满了士兵的小棚屋里栖身，他注意到其中一位是炮兵营的中校，同时在场的还有其他军官，但是没有人出来行使权威。斯坦福最终对他们丧失了耐心。“我走出小棚屋去领头卡车上的费斯中校身边，问他是否他想让我那天晚上带领纵队继续做前往下碣隅里的努力，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微弱的‘是的’。他几乎不能说话，看上去极度痛苦，处于失去知觉的边缘。”

完全是用威吓，斯坦福设法让几辆卡车又沿着道路开了一小段，但是车队在距离一个废弃磨坊不远的U形转弯处永远停下来了。在队列的尾部中国人正在系统地屠杀卡车中的伤员，而队列的前头在高悬的月亮下面却有一种不协调的平静气氛。

第一营的作战参谋卫斯理•J•柯蒂斯少校（Major Wesley J. Curtis,）用树枝作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领头卡车那里和费斯谈话。

“你怎么样，中校？”
费斯回答说：“继续前进。”
沿着道路往前，柯蒂斯撞上了伸开四肢躺在无线电吉普引擎盖上的克罗斯比•米勒少校（Major Crosby Miller）。
“接下来你必须走路了。”
米勒摇摇头。“我伤得太重了。”
柯蒂斯一瘸一拐地继续沿着道路前进。回过头，他看到靠近车队尾部白磷手榴弹发出的烟雾。

将近10点钟的时候一名受伤的机枪手一等兵格林•J•芬弗洛克（PFC Glenn J. Finfrock）在道路上醒来。他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昏倒在那里的。慢慢地站起身，他加入了其他几名伤员试图在领头卡车旁边升起一堆火。据芬弗洛克说，费斯冻结的尸体就跌坐在卡车的副驾驶座位上。

在后来的年月里，卫斯理•柯蒂斯——已经是退休的上校——就长津湖战役后他经常自问的一系列问题写下了下面的答案：
“你明白费斯和米勒都受了重伤。根据规则，习惯和传统，那时你是不是就是最高指挥？”
“是的。”
“那时你明白这一点吗？”
“是的。”
“那么那个时候你放弃——抛弃指挥权对不对？”
“不对。”
“你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留在卡车队列中——不管后果如何。”
“这折磨你的良心吗？”
“是的，在后来的35年中。”
“如果你必须再次经历同样的事情，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
“或许是的。”
柯蒂斯然后引用了“维多利亚概念”即一个士兵的职责是执行命令或者战死，并且只有在仔细考虑之后才这样做。“一个士兵的职责是战斗——并且活下来以便在明天继续战斗——当情势倾向于胜利的话。”

他描述了最后的景象。“队列中没有抵抗了…卡车的发动机不转了——司机不在驾驶室里。唯一的声音就是伤者和濒死者的呻吟。我认为当时就算是驾着虎式坦克的巴顿或者骑着白马的麦克阿瑟也无法扭转局面。”

柯蒂斯继续前进，决心要试着通过冰面到达下碣隅里。当走到这个巨大的人工湖中间的时候有那么一会他迷失了方向，但是通过利用北斗七星和北极星作方向指引，他重新找到了方位。在黎明之前他到达了陆战队的防线，就在本杰明•瑞德上尉的炮兵H连所在的地方。

在后浦那间校舍南面不远的地方，斯坦福突然被中国士兵包围。但他只当了几分钟的战俘，当看守的注意力被暂时引开的时候他猛冲逃跑了。斯坦福穿越了铁轨走到了锯木工厂，从那里可以看到南边两英里以外下碣隅里的灯光（“对我来说那看上去就像纽约。”）。和之前的柯蒂斯少校一样，斯坦福在炮兵H连所在的位置到达陆战队防线。除了扭伤的脚踝之外他安然地度过了这场磨难。

回到通往后浦的道路上，切斯特•巴尔中士（Sergeant Chester Bair）看着中国人逼近并且决定不当战俘。“在道路上有迫击炮弹爆炸形成的弹坑，我挑选了一个里面装满了断手断脚和破碎的士兵的钻进去，把自己埋在他们下面尽可能被遮蔽起来，竭尽全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死人。”

在中国人离开之后，他爬出了这可怕的纠结的一堆东西，从冰面走到了下碣隅里。他试着向所遇到的陆战队军官解释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了费斯特遣队身上，同时震惊地了解到陆战队自己也在尽力脱困。巴尔：“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打包东西拆下帐篷，好准备出发。”

第31步兵团重迫击炮连的一等兵麦隆•B•赫斯坦（PFC Myron B. Holstein）是最后通过冰面的士兵之一。“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火焰在天空上的反光。中国人正在把水库东岸所有的卡车和吉普车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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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西边越过冰面8英里处，在柳潭里的两个陆战团准备好了要脱困而出。利兹伯格和默瑞知道李奇人数单薄的部队在下碣隅里打退了敌人，但是正如默瑞所说：“下碣隅里在南边14英里处，而在我们和下碣隅里之间有极其多的中国人。”

（敌人）在柳潭里有大量的活动，但是频度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他们发动突袭的第一个夜晚。很多陆战队员现在担心敌人只是收缩以等待后援。第5和第7陆战团在保卫他们的防御圈的时候干的不错，现在的问题是，以目前这样被削弱的实力，进攻这件事情他们又能够做的多好呢？

柳潭里的医疗压力甚至比下碣隅里还要大得多。那里的伤员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些只得被平放在干草上用帆布罩起来暴露在风雪中。约翰•杨西中尉（Lt. John Yancey）是在柳潭里500多名负伤的陆战队员中的一个，他在一个阴沉沉的帐篷里毫无怨言地躺了两天。杨西：“时不时的一个医护兵会跑过来，伸手到我的嘴里挖出一团凝结的血块。我最糟糕的时刻是一次敌人在附近发动进攻，而医护兵把我的卡宾枪拿走了，让我觉得赤身露体。绝大部分时间我只是躺在那里担心我的排，因为不在山上同他们在一起而倍觉煎熬。”杨西不知道的是，E连这个时候已经不复存在：它的幸存人员经过筛选后并入了D连的序列。（朝鲜战争是杨西的最后一仗，虽然后来他志愿到越南服役。由国防部职员转交的拒绝信上列举的种种理由包括杨西缺少上门牙。“上校”据说杨西这样回应，“我并不计划着要去咬那些杂种。”）

利兹伯格和默瑞现在正设法解决如何将他们的团掉头的问题——在四面八方都被敌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这可不容易。史密斯将军已经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但是如何做还是要他们自己把握。利兹伯格：“我们在柳潭里的位置并不好。我们在一个山谷中，周围有五个中国师。那里有我们的8,000人和15,000左右的中国人，还有第六个中国师就在不远处——对它的位置我们并不确定。我们知道中国人将唯一的通路彻底封死了。我们觉得在敌人占据前进道路上的两翼，同时后头还有强大的兵力追赶的情况下简单地试图沿着道路冲破封锁会让我们陷入罗网。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出其不意地击败他们。

在11月30日下午的某个时间，利兹伯格构思出了派遣他的一个营穿越旷野去解救在德洞山口的F连的想法，他还希望这同时可以打乱敌人占领柳潭里的计划。从柳潭里到山口的道路描画出来就是一条弓形曲线，利兹伯格寻思着是否无法让雷蒙德•戴维斯（Raymond Davis）的营直接走弓弦——就是连接曲线两个端点的那条线。这个穿越旷野的跋涉——如果利兹伯格下定了决心的话——将是陆战队自中国人大举突袭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进攻行动。

在利兹伯格仔细考虑这个想法的时候，联合参谋班子里的参谋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制定出一个让部队掉头以及将每个团最强的营安置在能够有助于利用道路进行突围的位置上的计划。这计划基本上是这样的：哈里斯的7团3营将占领村庄南边要冲上的阻隔位置，同时戴维斯展开穿越旷野去德洞山口的行动。史蒂文的5团1营将守住在水库西端南边不远的阻隔位置，同时罗伊斯的5团2营保卫柳潭里南边和西边的山脊，配置成时机成熟时作后卫的态势。塔普雷特将从哈里斯的部队所在的位置出发沿着道路向南开进，作为主要突破行动的矛头。在理想情况下戴维斯大约将在塔普雷特通过道路到达德洞山口的同时到达位于山口顶点的F连所在阵地，其他的营紧接在塔普雷特的后面。一旦突破达成之后关键的关键就是保持冲劲，否则敌人将把突破的部队重新围住。在戴维斯和塔普雷特部队后面的营因此就要准备着在需要的时候接替他们，使得整个战术计划能够继续。

在计划能够付诸执行之前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解决。需要组织临时性的步兵排，主要是通过肢解155毫米炮兵营来作到（在柳潭里因为敌人靠的如此近以至于长射程的重型榴弹炮被证明无用）。

利兹伯格的司令部——一个小帐篷——现在设置在村庄南面的边上。弗朗西斯•佩瑞少校（Major Francis Parry），一个105毫米炮兵营的指挥官，在利兹伯格向戴维斯通报他的新任务的时候恰好来访。团指挥官坐在他的轻便帆布床上，佩瑞回忆说，而营指挥官坐在地上拿着一张地图。佩瑞正要退出去的时候利兹伯格却邀请他进来坐在戴维斯身边。佩瑞因此亲眼目睹了在陆战队历史上著名的一幕，就是霍默•利兹伯格上校（Colonel Homer Litzenberg）命令雷蒙德•戴维斯中校（Lt. Col. Raymond Davis）带领他的整个营出击，越过山峰深入黑暗笼罩没有道路、无人居住的旷野去攻击包围着巴伯连的中国团的后翼的那个时刻。

“敌人假设我们只能沿着道路行动，”利兹伯格正在说着，“因为我们装备着卡车，火炮和工程装备。这是我们的好机会用徒步进攻出其不意。我希望你制定出一个计划并且尽快地把它带回来给我。我们一定要展开这样一个行动。”

佩瑞：“这个简报实事求是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利兹伯格是在接受一个风险极高的赌博。他派遣戴维斯离开大部队进入寒冷黑暗的旷野，因此分散了本来就被很多伤员拖累的缺乏人手、疲惫不堪的部队。如果戴维斯的部队陷入困境，那么陆战5团和7团的命运就可虑了。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岔子：戴维斯的地图很老旧，而保持各个连的紧密联系，越过冰雪、黑暗和危机暗伏的山岭向目的地前进需要英雄般的努力。如果遇到麻烦他将不能指望得到什么炮火支援。他要完全靠自己了。”

没花多少时间戴维斯就制定了一个计划。根据地图，直线距离他的营将需要运动约7,000码来完成任务——也就是直线的4.5英里。但是实际上因为陡峭的山坡，部队不得不需要跋涉2倍长的距离。

几年之后戴维斯根据记忆重建了在接下来的那个小时里他对他的连长们做的战前简介。“出其不意将是我们至关重要的武器。陆战队通常不在夜间进攻，因此中国人并不认为我们会来。我们将排成单纵队出发，沿着120度的方位角。每隔三分钟一发照明弹将用柳潭里的榴弹炮发射到那个角度上为我们指点方向。进攻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寂静无声，直到遇到抵抗。让你们的步枪手和迫击炮组成员固定好他们的武器，在行进中不能有叮当声和咔哒声。多多的带弹药但是让士兵们将除了睡袋和武器之外的一切东西都留下。我们将用担架携带额外的弹药——机枪和迫击炮弹药——并且一旦开始战斗这些担架就可以用在伤员身上。病号和能够行动的伤患将留在柳潭里，在塔普雷特开通道路之后他们将携带营的车辆过来。我们将不能像通常那样停下来热饭，所以让你们的人带上不会结冻并且可以速食的速效能量食品：罐装水果，饼干，糖果。”

现在戴维斯说之所以计划简单是因为当时的情形简单。“一些陆战队同袍有难，我们将要去解救他们，什么都不能阻挡我们。陆战队员本能地知道无论如何他们永远都能够得到陆战队同袍的支持，这些同袍永远都不会让他们失望或者抛弃他们，并且他们也以相同的方式回应,这是不需要思考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一旦占据了山口我们就为在柳潭里的其余陆战队员打开了突围的大门，并且我们还要守在那里保持道路畅通。”

戴维斯的无线电员罗伊•佩尔下士（Corporal Roy Pearl）回忆起有消息说陆战队7团1营将要出发去拯救F连时部队情绪高涨。“我们对戴维斯中校的信心满满。”

李周恩的第二排的陆战队员在排成纵队通过司令部的时候，每个人都被枪炮军士亨利•M•福斯特（Gunnery Sergeant Henry M. Foster）——机枪排的高级军士塞了一个额外的手榴弹。枪炮军士福斯特身材高挑，上唇留着胡子，他对每个他认为可能需要的人都轻声地用一个词鼓励他们。李中尉用鹰一般的沉默注视着这景象。

一等兵罗伯特••卡梅隆：“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是大约9点钟。H连的人数约有在1403号山上时的一半，因为我们的人太少我们的开火——机动战术就没有了机动部分。温度是导致我们进攻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当你被冻得硬邦邦的时候行动都TMD困难，更不用说进攻了。如果你的两只脚就像俩冰块的时候怎么能够指望你可以冲上一个山坡？戴维斯中校最终不得不把A连派上来帮助我们到达山顶。

火鸡山挡住了去路。它就横梗在戴维斯向山口行进的预定路线上。利兹伯格派了H连上去，但是他们也无法取得进展。上校决定动用戴维斯的第一营进行支援。对戴维斯来说这是坏消息，因为这意味着1营在开始长征之前就会有伤亡，更不用说弹药和战斗精力的消耗了。

陆战队的各个排用涂成亮色的“对空板”来向飞行员指明他们的位置。李周恩中尉有时将这么一条涂着耀眼颜色的带子披在他的脖子和肩膀上。“我想让我的人在任何时刻都能知道他们的排长在哪里。我把对空板做成了一种大围巾或者披风。它的颜色是令人厌恶的粉红色，因此我就更加显眼了…是的，敌人也能够和我的人一样看到我，但是我不在乎。我想要我的人能够随时为了得到指示、更正、鼓励和命令而立刻找到我。”

李排上最年轻的陆战队员是一个名叫巴苏•W•格威利斯（Basil W. Gewvelis）的一等兵，他是一个从纽约来的希腊裔美国人。因为特别年轻的外貌他的同伴称他为小鬼。枪炮军士汉克•福斯特（Gunny Hank Foster）逗他，威胁说要告发他年龄不合格。在空袭间隙，李中尉瞥见在一条高处的脊线上有一队中国人。他想通过向这些家伙打一个短连发的曳光弹的方式告诉他的手下敌人在哪里，但是要那么做必须将机枪的枪管置于水平。他征招一个陆战队员帮忙一等兵格威利斯立刻就志愿。李叫他跪下来膝盖和手肘着地，因此可以将枪放在他的背上。做好这一切之后，中尉匍匐到枪后面瞄准敌人，打了几个瞄得很准的短点射。敌人还击——从几百码之外——一发子弹不知怎么就打中了格威利斯，射穿了他的头部。子弹并没有完全穿透：可以看到它的尖端在左耳的皮肤下。李：“我用他的身体做沙袋，而他就在执行这个奇特的任务的时候阵亡。对我而言他的死尤其令人悲痛。”

陆战7团B连的一等兵戴维德•科戈尔（PFC David Koegel）：“我们将[格威利斯]放在一个尼龙简易担架里将他抬到路上的一辆救护吉普车那边，他弥留了一到两天。（在一封1992年写给李的信里，科戈尔写道，“我能理解你对于他阵亡的感受，但是考虑到当时的现场环境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他是一个好的陆战队员，虽然我们损失的所有人在死去的时候都太年轻了，但他刚好又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不过当他被那发子弹打中的时候，他并没有比当时在场的其他任何人更加暴露。”）

李：“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给那个男孩的妈妈写了一封信。我记得她的名字叫做珀尔（Pearl）。”

陆战队7团指挥和后勤连的一等兵西奥多•B•哈德逊（PFC Theodore B. Hudson）被补充征召，参与了这个夜间向德洞山口的跋涉。枪炮军士福斯特看出这个年轻人很紧张，走上前来询问他以前是否曾经在步枪连服役过。

“没有，长官，”哈德逊说。“嗯，军士。”
“我会留意照顾你的。”
“谢谢你长官…啊，军士。”

多年以后哈德逊评论说，无论在福斯特军士身边出了什么事情，他都保持着镇静，并且他的这种镇静具有感染力。

戴维斯中校已经准备好要开始行动了，这时福斯特拖着一大罐花生酱走过来。在火鸡山的山顶战斗仍然在继续，枪炮军士用棍子头挑着花生酱到处分发，在这个过程中一次次地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这令哈德逊印象深刻。当射击变得更加猛烈的时候，军士在哈德逊身边趴下，他们两个进行了一场哈德逊后来所称的重要对话。

“你从哪里来？”枪炮军士问。
“北芝加哥。”哈德逊解释说他并不是指芝加哥北部，而是说一个在密歇根湖边上的小镇，接近北边的维斯康辛边界。
福斯特只是笑着说：“你不用解释，我是从沃基根（Waukegan）来的。”

西奥多•哈德逊几年后尽量想让一个采访者了解这有多么奇妙。他们两个人，一个白人军士和一个黑人一等兵，就在那里，伸展开卧倒在天空下一个积雪的山坡上，离家10,000英里以外，同时还有人向他们射击，而此时军士告诉一等兵他家所在的城镇就在一等兵的家所在的城镇旁边，两个镇子紧挨着，就像他们那时那样。

“沃根基，伊利诺伊？”
他点点头。“我的妻子在杰纳西街（Genesee Street）的利亚托剧院（Rialto Theatre）楼上的公寓房里等着我回去。”
“天！我在利亚托看过很多场电影！”

在他们必须再次准备前进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定下了一个郑重的约定：无论哪一个，先回家的人要去拜访另一个人的家庭并且传递消息。

直到黄昏才把中国人从火鸡山的山顶上赶走。既然已经占领了出发阵地，戴维斯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组织了部队，将各个连排成下列的顺序：库卡巴的B连领头，李中尉和他的尖兵组在最前面，然后是司令部、霍瓦特的A连和莫瑞斯的C连。

雷蒙德•戴维斯中校：“我向利兹报告情况，发现他很不耐烦。他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出发。他指出天很冷，并且越来越冷，如果让我们的人分散坐在地上的时间长一些他们就会被冻死。我后来估摸着寒风这个因素使得气温达到了零下50度。所以我召集了连长们，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出发——只要埋头向前走。’我尽量不去担心营里战术通讯的弱点，抑或我们应该如何在黑暗中陡峭冰封的山坡上处理伤亡。”

利兹伯格已经告诉戴维斯带上任何H连还能行动的人以弥补白天的损失。这种安排的变化对于米那德•牛顿中尉（Lt. Minard Newton）那一小队几乎筋疲力竭的士兵来说是个不愉快的意外，直到那时他们都还认为自己会被A连和B连替换下来。

一等兵罗伯特••卡梅隆（PFC Robert P. Cameron）：“我们大约有20人留下来，半个排。在我们得知也要跟随出发的时候，牛顿中尉把我们召集起来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提醒我们自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而不是陆军的幼幼。最后他说了一些好笑而又伤感的话：‘在这个应急行动中挂掉的下一个人——我将亲自干掉你这个杂碎。’”

在最后一刻团军医，海军中尉彼得•E•艾瑞奥利（Navy Lieutenant Peter E. Arioli）出现了。“嗨！”“你在这里做什么，医生？”
艾瑞奥利解释说戴维斯的营军医病了，而他志愿代替他。
“很高兴有你同行。”

在戴维斯发出行动的信号之前，他让大家原地快步跑以便检查发出噪音的装备。已经不需要再扔什么东西了，戴维斯转向李中尉说：“立刻出发。”

就这样长征开始了。时间大约在下午9点。如同历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Lynn Montross）恰当地描述的，当它的尾巴开始爬山的时候，营和在柳潭里的其他陆战队单位最后的直接联系就断开了。戴维斯现在全靠自己了。

歪弟

又看到残酷战争了

老木匠

由xuan3060网友翻译

第五十二章

F连在德洞山口的第三天一整天，直到接近黄昏时分气温一直徘徊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在一场小雪的掩护下，中国人把四挺重机枪弄到了路对面布满岩石的山脊上，雪停后开始向F连阵地居高临下地扫射。唐纳德•坎贝尔中尉（Lt. Donald Campbell），炮兵部队的前线观察员，将这些机枪所在阵地的地图坐标通报给七英里外下碣隅里的瑞德上尉。迫击炮炮长一等兵劳埃德•欧莱瑞（PFC Lloyd O’Leary）被通知待命准备：一旦H连发射出炮弹，他就要往上空发射两发照明弹以便坎贝尔能为榴弹炮的第二次齐射修正目标。
“四门炮待命。”下碣隅里回应说。
“开火。”
远远地传来一声轰鸣，南边的高峰和峡谷中也有一阵隆隆声。
“四发炮弹已出膛。”

当105mm炮弹击中山脊的时候，欧莱瑞的迫击炮照明弹正好在空中点亮。不需要修正了。奥德斯中士排里的克莱德•皮兹中士（SergeantClyde Pitts）一直用望远镜观察着目标区域，亲眼目睹了敌人四挺机枪和机枪组被漂亮地消灭。
“太精彩了，”他大喊道。“打得真漂亮。”
瑞德上尉在下碣隅里等待着正式报告。
“停止炮击，”坎贝尔对着耳麦说道。“目标被消灭，任务完成。”
瑞德难以相信他的火炮在如此远射程的上第一次齐射就消灭了一个目标。
“重复‘停止射击’后面的话..."
“目标被消灭，任务完成。”

在破晓的晨光中，在狐丘左翼的一个陆战队机枪手看见了一幅奇怪的景象：两个中国军人，都戴着浅顶软呢礼帽，从南边沿着道路信步闲逛而来，要么是不知道F连的存在要么是对此漠不关心。当他们到了离这个机枪手二十码不到的距离时他大喊：“站住！”。这两个人本能但是愚蠢地去拔手枪，于是这个陆战队员就立即用一个短连发干掉了这两名敌军军官。麦卡锡中尉回忆说在随后的时间里这位机枪手都一直不协调地将一顶有弹孔的软呢礼帽扣在他风雪大衣的兜帽上面。

11月30日白天F连得到了更多的空中和地面炮火支援，还有一架直升飞机来访。虽然这纺锤形的飞行器再次被敌人的射击赶跑，但在起飞之前还是卸下了新的电池。一架C-47运输机在下午晚些时候的空投保证了弹药的充分供给。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的供应第一次变得富裕。机枪的弹药供应非常充分，每个步枪手都有三条子弹带，指挥部那里还有更多的储备。
即使经历了所有那些磨难，德洞山口F连的幸存者们还是士气昂扬。威廉•巴伯上尉：“我不再为战斗的结局担忧。我肯定里兹伯格上校不会把我们孤零零地丢在那座山上。”狐丘上没有人有任何关于戴维斯部队正在翻越群山而来的消息。

11月30日~12月1日的晚上是黑暗的，但在南方高耸的天际线上有几颗星星发出了昏暗的光。李周恩：“库卡巴中尉在出发前走过来对我说，‘营里希望你部作为先头排。’营是他谈起戴维斯中校时的代用词。我当然觉得很光荣，但是一点也不惊讶，因为营长知道二排是最可靠的，在最好的军官带领下执行任务。按照这样的配置我们出发了，和通常一样我就走在我的侦察兵身后，这样一旦遇到敌人我就能立刻判断形势。”

由李的部队来担当前锋的这个决定得到了普遍的赞许。约瑟夫•欧文中尉后来在给作者的信中对李有如下的赞美之词：“他是个严格按规范办事的军官，一切都根据那些久经考验的规则来行事。他硬如钢，坚如钉，冷如冰——十全十美。他是个天生的作战领袖。人们都非常赏识他，而隐藏在这种赏识后面的是一个普通士兵对一个值得信赖的排长的无与伦比的爱戴。无疑地，他是一个坚持细节和准则的人，但是每个人知道他就像时间本身那样恒久可靠。曾在7团B连里呆过的没有人能否认他是连队里杰出的人物。感谢上帝让我们拥有李周恩！”

科卡巴已经指示瘦小的李中尉对准南边地平线上一颗比其他星稍亮的星星：“那是你的方向，”他说。李简短地点点头，然后就开拔了。

半小时后，由500名陆战队员、一些海军医护兵和艾瑞奥利医生组成的行军队列——纵队延展了半英里长——开始艰难地在遍布岩石的荒野择路而行，翻越山坡、山脊、深谷和垭口。从柳潭里发射的照明弹以一定的间隔不徐不疾地升上天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挥导航的作用。队伍的前锋进入了一个深谷，看不到那颗比较亮的星星，以至于开始向右偏。这是危险的，因为队伍最终将会从后面撞上在可以俯瞰公路的山脊上掘壕坚守的中国人。戴维斯发出了一个沿着队伍往前传的口头命令来纠正前进方向，但由于大家的耳朵都被围巾和风雪大衣的兜帽捂住了，这个口头命令只传送了很短的距离。与此同时，李的尖兵越来越偏离正确方向。

“来吧，珀尔，”戴维斯对他的无线电兵说。“我们要去溜达一下了。”背负着沉重的无线电台，珀尔下士跟着他走入黑暗中。

戴维斯：“我破雪而行的时候很弄出了一些噪音，这就带来了一些抱怨。‘安静！不要出声！’我能听到在我后面的珀尔下士解释说搞出所有这些动静的是营长。”

同时，整个队伍停在了李查看他罗盘的那个地方，队尾的一些陆战队员失去了耐心。牢骚声很轻，但怨气很高。
“MD快点往前走啊！”
“我们要TMD被冻死了！”
“MD安静下来！”
“闭上鸟嘴！”
“TMD站好待命！”

科卡巴中尉来到欧文中尉身边，轻声吩咐他去搞清楚是什么事情让队伍停顿了下来。这个迫击炮军官吃力地跋涉到李中尉的身边，李那时正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似乎对寒冷无动于衷。欧文看到李的前面除了黑暗之外什么也没有。李的胳膊还吊着绷带，他已经从那只好手上脱下了手套以便更好地握住罗盘。他告诉欧文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用来指示方向的照明弹了，所以现在他在校准行军方向上有麻烦。转身往回走，欧文和一个正在破雪急奔的陆战队员撞个满怀，两个人都跌倒了。当他们爬起身之后欧文认出来人是营长。
“为什么停下来，中尉？”
“用照明弹来校正方向有麻烦，长官。”

那片荒芜的旷野上似乎只有这些陆战队员。风飘忽不定，有时非常猛烈，有时又毫无动静。当风停住的时候，一声咳嗽听起来就像迫击炮弹爆炸。戴维斯中校和李商量之后，队伍又开始在经常没膝的雪地里义无反顾地向前。7团H连一等兵勒罗伊•马丁：“我想甚至在离开火鸡山的时候每个人就已经精疲力竭。我们已经有些日子没怎么睡，开头的交火耗费了大量精力，又在刺骨的寒风中在那一带的阵地上上下下地跋涉，所以我们这支队伍中的陆战队员状况很糟糕。我们就像一串僵尸，机械地跟随着前面的人。”

小路被走在前面的人的靴子压实后结冰了。在队尾的排里，有人滑倒了跪在那里，等他们摇摇晃晃试图用脚站起来时又会再一次滑倒。摔跤发出的嘭嘭声以及因为疼痛和沮丧而下意识的嘟哝声变得更响了。结了冰的下山小路更加危险，尤其是对那些扛着沉重装备的机枪手和迫击炮手们。

李周恩的侦察火力小组由三名队员组成。修正了前进方向后，李对部队的开进保持了严格的控制，无论何时只要能够他就用照明弹的光亮来保证前进遵循正确的方位角。经常有必要让整个队伍停顿下来，让侦察兵们去完成对前方地形的侦测以免把队伍带到绝壁上，或者当他们在峡谷里的时候避免进入溪流。李：“我敢保证这完全不像星期六下午在中央公园散步那样轻松自在。”

雷蒙德•戴维斯中校：“在某一个山脊上我们碰到了一场特别凛冽的严酷寒风。我们都彻底被冻麻木了[戴维斯在他的从军生涯中已经经历了所有的极端气候。当他率领1团1连在太平洋的佩里琉岛上时，温度达到了110度（华氏）]。在某个地方我带着地图、手电筒和罗盘，躬身钻进了一个中国人废弃的散兵坑里。自然我们不希望敌人知道我们在那里，所以在打开手电前我确认了自己被完全裹在一件斗篷下。然后我根据下一个山头确定了前进的方位角，再关好手电爬了出来。三个连长站在那里颤抖着等待命令——突然我记不起我在洞里都做过什么了，所以我不得不爬回斗篷底下从头再来。”

一等兵阿拉德•约翰逊（PFC Allard Johnson）：“当风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中国士兵在压低嗓子谈话。我感觉他们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或者即使知道的话也以为我们是中国人。”

李：“当我亲自带领着队伍正在赶绕远的路的时候听到了一个说得非常清楚的声音，‘Ni ting dow ma?’也就是：你听到什么了吗？另一个不同的声音说，‘Shih.’是的。过了一会儿：‘Da-luh!’我们开火！射击开始了。汉克•凯泽（Hank Kiser）排里的一个一等兵的屁股被击中——不客气的说他活该，因为他的屁股实在太大了。敌人大约在100码以外开火，但感觉他们要离近得多，在晚上敌人总是显得比实际距离近。”

李示意他的各班组成战斗队形，然后带领他们用手和膝盖往坡上攀登。在一片狂暴的咒骂声和枪声中陆战队员攻破了这个阵地。一个班的敌军在山坡上一块宽大的岩棚（突出的岩石）下睡觉，大部分人在这次迅捷的攻击中被击毙，但有一两个奔逃到坡上安全的地方去了。

队伍已经连续不停地缓慢前行了三个小时。午夜后又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先头部队抵达一个似乎是这片区域里最高的位置，也就是1502高地的顶部。长长的队伍又一次暂时停了下来。

戴维斯明白他的部队已经实际上处于崩溃状态。队员们开始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似乎背负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太重了。当他问一个步枪兵属于哪个连队时，那个年轻人几乎不能回答。戴维斯开始摇动每个队员的身体，试图让他们振作起来，随即命令其他军官也如法炮制。

过了几分钟后，他决定现在是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的时候了。由于和F连没有任何联系，他估计现在最安全的做法是保持不动一直到天亮。否则如果继续在黑暗中向他们那里进发的话，救援部队很有可能遭到巴伯部队的火力攻击。

戴维斯让人把TBX背负式电台立刻设置好，几个小时以来他终于第一次有机会和利兹伯格上校联系。他记得上校用一种简洁、公事公办的交流方式说“情况怎么样？结束。”
“还行，比较平静，但部队已经累坏了。请求暂停并休息一下。”
“同意。需要的话再跟我们联系。结束。”

谢弗军士走过来告诉戴维斯说他有些东西想让他看一下。中校和谢弗走了一小段距离，看到他俯身拖出一个大冰块一样的东西，原来是一个中国士兵，他还活着：戴维斯能看到他的眼睛在动。附近还有好几个中国士兵在洞里紧紧地相互偎依着想温暖一点，但大部分人已经死了。估计这些人是派出的前哨，但寒冷的天气把他们都消灭了。戴维斯：“B连的人已经开始照料那些还有一口气的幸存者。”

戴维斯尽快地把他的部队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环形防线，然后组织两个人的巡逻队来确保负责值班的四分之一士兵保持警觉。

一等兵西奥多•B•赫德森:“当我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冷得非常厉害并开始全身发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躲避那种寒风。这时轮值的枪炮军士福斯特走过来了，象往常那样检查每个人的情况。当他看见我那种发抖的样子，他说‘我马上就回来。’几分钟后他带着一条毯子出现了。‘把自己裹在里面,'他说。我肯定这是他自己的毯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听信这样一种说法，枪炮军士从来就不睡觉。因为他自己无论如何也不需要这条毯子，所以我接受了。”

陆战队员们在黑暗中都隐藏得很好，但是戴维斯中校已经开始担心他们在白天时将暴露无遗。毫无疑问，山上到处都是敌军部队。戴维斯钻进睡袋从里面拉上拉链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陆战队员正在附近用工具挖掘掩体。当他坐起来提醒这个陆战队员不要暴露在天际线上时，一阵短促的机枪子弹从远处射来。其中一发子弹擦过了戴维斯的前额留下了一条印记，好在戴维斯受伤不重。

托马斯•泰伊少校（Major Thomas Tighe）当时就站在旁边。他正尝试着为自己挖一个散兵坑。这时朝着他们这个方向射来了第二波子弹，戴维斯中校开玩笑说中国人正试图让他们明白——泰伊的挖掘让他们睡不着。泰伊：“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我停止了挖掘。戴维斯中校往他那边翻了一个身，以他那种泰然处之的气度很快就入睡了。”

寂静重新降临这片满是冰、雪和岩石的荒野。

老木匠

由xuan3060网友翻译

第五十三章

黎明的曙光初现，是收拾装备准备出发的时候了。

７团１营机炮连的一等兵拉尔夫•波尔克（PFC Ralph Boelk）所在的机枪分队（连下辖的重武器排的一个分排，或者也可以叫做机枪组）里的一名年轻陆战队员再也不愿继续前行。波尔克：“那是一个六英尺高的德克萨斯小伙，18岁。你不必知道他的名字。”

“‘我一步也不愿意往前走了，’他说。

“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在说笑。当我们其他人卷起我们的睡袋系好准备出发时，他只是躺在那里。我试着逗他开心。‘听着伙计——两三天后我们将回去登船，启程前往日本好好找些乐子。’

“看起来他甚至都没有听我说话。‘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往前走了。’

“我在他旁边坐了下来，递给他一块我们C类口粮里老得快发霉的巧克力。他不愿意拿。埃德•谢菲尔德中尉（Lieutenant Ed Shepherd）和排军士长芒特（Platoon Sergeant Mount）走过来试图和他说话，但他翻来覆去总是说‘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往前走了。’这个小伙子已经放弃了，他已经失去斗志。最后中尉说，‘我们必须出发。’他召集了一些志愿者来抬他，我最终也是其中一个。我们不得不抬着这个可怜的家伙翻山越岭走了好长一段距离。”

当队伍再次开始向山口进发时东边的天空已经发亮。这次由凯泽（Kiser）的排作为尖兵。部队的行动惊动了中国人，他们开始射击，立刻凯泽的士兵就被钉在那里动弹不得。仍然像往常那样高度戒备的李周恩立即上前了解情势，同时告诉他的传令兵去把排里的其他人带上来。

李：“射击来自于右边的一大片石山。我不必等待库卡巴中尉的命令，这是一种条件反射。第三排没有还击，这让我很生气。我很久以来就一直不赞成汉克•凯泽（Hank Kiser）那种松松垮垮、无压力的指挥风格。我的排总会在受到攻击时还击。”

李把他的排展开成进攻队形，然后在两挺机枪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山坡上攻击前进。山坡变得越来越陡，当李到达山顶时他几乎精疲力竭。“我的大腿像两条灌了铅的柱子；我不得不靠意志力驱使自己前进。我记得当时在想某个敌人士兵只需非常容易地在我的胸口上点一下就能让我倒栽葱。”

尽管李的右手受伤且极度疲劳，他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抬起卡宾枪向两个在他前面的雪地中站起来的敌人射击。这两人身后的其他中国人开始溃散逃跑，李指挥他的士兵们用火力追击敌人。“我惊恐地注意到我们的子弹打在了目标后面约10到20英尺的位置。我心想一定要让我的士兵调整他们的瞄准具以补偿这种使人产生错觉的地形对瞄准所带来的奇特影响。总的来说，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么高兴，沉浸在一场干净利落的陆战队式胜利所带来的激动中。”

雷蒙德•戴维斯中校（Lt. Col. Raymond Davis）迄今为止还是不能确定他与F连的相对位置，但当队伍前行了几百码后他认出了一个多岩石的山岬，他在11月底往北进军时曾注意过它。“当看到那个地标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宽慰，因为它让我绝对清晰地确定了当前位置。坏消息是在破晓的交火中我们遭受了一打的伤亡，其中三个已经牺牲。我们把死者埋在积雪中，把伤员们放在担架上以及用帆布折叠而成的简易担架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死者留下。”

7团H连的约瑟夫•芬恩下士（Corporal Joseph Finn）：“我是如此的精疲力尽以至于当一个中国人从一个洞里站出来对我瞄准时，我都没有力气去举起我那九磅半重的步枪向他射击！马克西•皮尔森中士（Staff Sergeant Maxie Pierson）用他的温切斯特狙击步枪收拾了那个人从而救了我一命。那个时刻是我那一整晚上情绪的最低点，因为直到那时我才明白有这么多的黄皮出动追寻我们。马克西击毙这个家伙只不过是在我们背后猛扑而来的一大群中的一个。”

雷蒙德•戴维斯中校刚刚登上另一座山脊的顶部就看到F连阵地就在前方。“就在那里，大约有八百码远，错不了的。”这支陆战队解围部队停了下来，队员们敬畏地凝视着。通往F连防线的雪地上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们穿着填了棉花的绿色、黄卡其色或白色的军装，有好几百具。后来史密斯将军在他的正式报告中估计可能有1000名中国军人在狐丘的作战行动中被击毙，或者死于受伤和寒冷天气的综合作用。

约瑟夫•欧文中尉（Lt. Joseph Owen）：“越靠近F连尸体就堆积得越厚。我向上帝发誓，把那些尸体当地毯你脚不沾地地能绕着F连的阵地走一圈。他们每个人都面向敌人勇敢地死去。当你是一个年轻的陆战队员时你从来不会考虑这些想法，但现在我这样看待他们。”

戴维斯知道如果没有和F连建立起无线电联系，那么再靠近就会很危险。如果他们被错当作中国人的话，巴伯的81mm迫击炮和重机枪能把他们撕成碎片。

珀尔下士的声音响了起来：“中校——我已经和F连联系上了！”
珀尔后来根据记忆重建了当时的对话：
“狱火六号，这是特遣六号，你能听到吗？结束。”
“特遣六号，我是狱火六号。你的声音很大很清晰！你们的位置在哪里？结束。”
“这是特遣六号。我们很近——真的很近。就在你对面的山上。能和狐狸六号通话吗？结束。”
“了解。稍等。”

珀尔回忆说他和其他无线电员都非常兴奋。“把两支部队通过无线电联系在一起，让F连不再单打独斗令我感到无比激动。中校只是站在那里微笑。我把耳机递过去。‘长官，可以和狐狸六号通话了。’

戴维斯拿过耳机。“狐狸六号，这是特遣六号。结束。”
“特遣六号，我是狐狸六号，欢迎到达。结束。”

戴维斯后来说当他听到巴伯的嗓音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并且还被巴伯那一如往常的语气所触动。
“狐狸六号，我们正在接近山脊准备进入你的防御区域。我们将会在五分钟后在天际线上出现。提醒你的手下注意这个情况好吗？结束。”
“特遣六号，这是狐狸六号。明白。”

五分钟后：“狐狸六号，能看见我们吗？”
“我们能看见你们，是的。停留在你们现在的位置上，特遣六号——我准备派一个巡逻队去把你们接进来。”
“不要这样做，狐狸六号。让你的手下留在阵地上。”

穿过间隔空地的时候戴维斯营里的士兵看到德洞山口战斗的幸存者们站了起来，热烈地向他们挥舞着有蓝色、红色、黄色以及白色道道的降落伞布。随着戴维斯部队的人们迂回绕过遍地的尸体靠得更近，他们注意到很多陆战队员的阵位都用死人做成的恐怖障碍物来加固。好几个防御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负伤了但仍然能够行动，手臂悬在吊带里，绷带和纱布包扎着各种各样的伤口，看起来都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但仍然灿烂地欢笑着——从阴森恐怖的掩体后站起来欢迎戴维斯部队。

此时是12月2日，上午11点25分。


“伙计，”巴伯的一个手下注意到大家都筋疲力尽时说，“你们看起来一塌糊涂。”
每个听到这句话的人都笑了起来。

F连的一等兵沃尔特•克莱因（PFC Walter Klein）听到戴维斯部队的一名陆战队员问，“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攻击了这个地方？”

当戴维斯中校向跛腿的F连指挥官介绍他自己的时候，珀尔下士又拿着耳机走近。
“长官，团长想和你通话。”
戴维斯：“我向利兹伯格上校报告说我们已经到达狐丘。‘干得好，’他说。上校是个惜字如金的人。”

利兹伯格上校：“在我听到报告说戴维斯已经到达山口时，我就对我们有能力带着伤员、车辆和火炮撤出柳潭里这一点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珀尔：“我站在旁边兴高采烈地一直笑着——直到我看见了堆积在救护帐篷之间的陆战队员遗体，我立刻就笑不出来了。”

五天五夜的战斗给F连带来了118名伤亡：26人阵亡，3人失踪，89人受伤。（组织了一次专门的搜索去寻找这些失踪的陆战队员，但他们始终都没有被找到。）7个军官中有6个受伤。几乎每个幸存者——受伤或没有受伤的——都忍受着冻伤和消化道疾病的折磨。麦卡锡中尉（Lt. McCarthy）：“但是我们还有122人具备战斗能力，感谢上帝，我们仍然坚守在山口上。”

那个拒绝前行一步的18岁德州小伙被带进一间医护帐篷里。负责检查他的医护兵没有发现任何伤口或者损伤；这个年轻人只是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欲望。在到达狐丘后不到三小时他就死去了，这令周围的每个人对此终生都感到惊讶不已。

波尔克（Boelk）：“我们都很震惊，不知道该对他做什么——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F连的一个伙计指给我们放置遗体的地方，我们就把他抬了过去放在队列的最后面。我想这个可怜的混球实际上是被吓死的。”

一等兵罗伯特••卡梅伦（PFC Robert P. Cameron）将F连的阵地察看了一遍之后，发现有两个方面给了他深刻印象。“第一是F连面对如此的逆境，居然坚守了这么久。我不禁把他们的事迹和我们在地形更适于防御的1403高地的虚弱表现进行对比。我们在1403高地上的时候某些地方出了问题，而F连在德洞山口则没有。你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种差别，除了说虽然每个连队的士气都是高昂的，但H连的斗志还不够高。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是中国士兵的勇敢。你能看到他们依然是依着次序，以扇形展开躺卧在那里，每个人都面对着F连的枪口。”

拉尔夫•艾贝尔中尉（Lt. Ralph Abell）得知他的老朋友拉瑞•施密特（Larry Schmitt）受了伤之后终于在一个医护帐篷里发现了他。施密特因为腿部和腹部的伤口正痛得厉害。在他看到艾贝尔的脸之前他还不知道援军已经到达了。直到这时他才长出了一口气。“感谢上帝，艾贝，”他说。“我们现在要狠狠地教训那些混蛋们了。”

当艾贝尔走出帐篷的时候，他看见戴维斯中校正蹲在躺在担架上的巴伯上尉的旁边。此时皮特•艾瑞欧利医生（Dr. Peter Arioli），就是那个勇敢地自愿随同戴维斯部队一起远征的外科医生——正从另一个救护帐篷里走出来。他们都听到远处狙击手步枪的一声单调的枪响，艾贝尔就看见艾瑞欧利倒下了。“我和他只是几步之遥。他没有遭受痛苦，几秒钟内就去世了。其中一个医护兵检查了他，宣布他已经死亡，然后我们就把他的遗体抬到堆尸体的地方去。”

托马斯•泰伊少校（Major Thomas Tighe），戴维斯的作战军官，回忆说当救援部队到达时山上有两个中国战俘。“他们是驯服的矮小家伙，耐心地坐在一丛树林里，在风中紧抱着他们的膝盖。当他让李周恩去审问他们时，后者却令人吃惊地不愿执行命令。李很为他是一名步兵军官而自豪，所以不愿意去做其他任何岗位的工作，例如情报部门的翻译之类。为了试图免除这个任务，他推脱说这些战俘可能说一种他不熟悉的方言。在和李讨论了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后，泰伊少校终于明白他为何如此强烈地抵触从事该工作。“我要做的就是向他保证我们不会将一个优秀的步兵军官变成一名情报人员。这看起来让他满意了，于是他就走过去在两个战俘面前蹲坐下来。”

一等兵莱罗尔•马丁（PFC Leroy Martin）当时正在附近打盹。“就在我身边突然有人开始说中国话！我一惊而醒伸手去抓我的步枪。‘稍息，’中尉说。”

李周恩：“这些人以前是国民党蒋介石手下的士兵。他们没有鹦鹉学舌般地重复那些乏味的共产党宣传。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为什么和美国军队作战，其中一个人用在中国很通用的笼统说法回答说：‘没有法子。’大致上，粗粗翻译过来就是：那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或者：身不由己。”

老木匠

战史沙龙/烽火朝鲜

whitehead

根据Lynn Montross, Nicholas A. Canzona，The Chosin Reservoir Campaign书后附录记载，陆一师从50年11月27日到12月24日的伤亡情况如下：

KIA 464,    DOW 101,     MIA 186,     WIA 2891,    总计3642.

showcraft

陆战一师，海上魔鬼，就是美剧《太平洋》的主角吧？
有无长津湖相关的纪录片？

老木匠

由 nfreeworld 网友翻译

第五十四章

利兹伯格（Litzenberg） ：“在我们向南进军的命令里直接了当地写道：‘进攻将在12月1号早上8点开始，目标：下碣隅里。”

现在只有斯蒂文和塔普雷特的营还留在村北。如官方历史所纪录的，撤出这两个营的行动就如同证明放开老虎尾巴是否会带来危险一样（当然会带来危险）。塔普雷特的连长之一哈罗德•舍瑞尔上尉（Harold Schrier）后来告诉塔普雷特说从1282高地撤出是他参加过的最困难的战斗。作为带领部队参加过硫磺岛战役的人，舍瑞尔的陈述对塔普雷特来说很有份量（简单查了一下，这位舍瑞尔上尉可能参与了著名的硫磺岛插旗）。在从1282回撤的战斗中舍瑞尔的连消耗了超过一千枚手榴弹。塔普雷特：“当你需要一枚手榴弹的时候，那意味着别的任何东西都没用了。我们始终为他提供了充足的手榴弹。

终于两个团的主力撤到了村南的阵地上，之后不久塔普雷特的营就展开两翼，由一辆m-26谢尔曼坦克打头开始沿着道路向德洞山口南下。这辆当初被从下碣隅里派来测试道路路基承受力的坦克是唯一一辆到达柳潭里的美军坦克。它被安排在两台推土机的前面，这是防备着如果坦克被击毁，一辆推土机就可以把它推离道路而不会阻挡机械化行军纵队。如果其中一台推土机坏了，那么另一台也能把坏的推开。队列前面还安排了由韦恩•理查德中尉（Lt. Wayne Richards）带领的一个排的工程兵，随时准备对机械进行修理或者处理道路上的路障。

亨利•沃斯纳少校（Major Henry Woessner）：“部队对于后撤感觉很坏。大家普遍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呆在原地，给敌人带来更多的毁灭和死亡。有小道消息说我们到达兴南之后将会被重组，然后再杀回来把中国人打个稀烂。相信我：这跟陆军部队的想法完全不一样。陆战队绝不愿意放弃一寸土地。”

约翰•杨西中尉（John Yancy）仍在担心他的排，完全不知道它已经不再存在了：D连和E连的幸存者，加起来也就是两打筋疲力尽的陆战队员，已经被合并为一个称为D-E连的单位配属到塔普雷特的营。茂瑞斯•罗奇少校（Major Maurice Roach）：“至于D-E连的士气，就如你所能想象的，并不在最高水平。

医护兵詹姆斯•克雷普（Corpsman James Claypool）：“当杨西在的时候，他的手下视死如归；但是一旦他离开，死亡就只不过是一种丑恶且平淡无奇的终结罢了。”

在从北面高地撤出的时候有几个关键时刻，但是上校利兹伯格最担心的是敌人蜂拥过村北高地山顶，紧紧追赶史蒂文的第一营的那个时刻。“我们能看到他们鱼贯翻越过天际线从前面的山坡冲下来。我们的炮兵给了他们一个短暂的点名，但是他们又冲了一次。然后就都停下来开始抢夺村里被遗弃的房子。”

柳潭里山谷的出口从大约村南一英里处开始，在道路两边排列着多个高地。中校威廉•哈里斯（Lt. Col. William Harris）的7团3营将要占领其中的1542高地。塔普雷特认为哈里斯的速度太慢了。他看着在高地脚下的磨磨唧唧越来越不耐烦，终于忍不住呼叫中校弗雷德里克•道塞特（Lt. Col. Frederick Dowsett）：“弗雷德，我想得到准许不必等待哈里斯占领高地就沿着路前进。”
“没问题，”副团长说。“在你认为合适的时候出发。”

作为两个团的前锋，塔普雷特在大约12月1日下午3点的时候出发。在谢尔曼坦克的引领下纵队迅速地移动了一英里，然后中国人开始从高处开火射击。就是在这个时刻H连邓泽尔•E•瓦尔登中尉（Lt. Denzil E. Walden）的排遭受了14个伤亡，这大约是排现存兵力的一半，进军临时叫停。像通常那样进取和急躁的塔普雷特认为团里没有实践当初給予5团3营的炮兵支持优先权。他向默里上校抱怨说每次他呼叫炮火支援的时候优先权总是在别的地方。“该死，”塔普雷特说“如果你们这帮家伙想要撤出柳潭里，那么将是我们弄你们出去，但是没有炮火我们办不到！”

医护兵克雷普尔：“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乔治•费舍尔（George Fisher），就是那个在1282高地上干得很漂亮的年轻医护兵吗？到那时我们已经一起工作3天了，他总是在我身边。我必须感谢他，虽然他时时都显得胆怯、忧伤和准备开溜。不管怎么样，我们正在走向谷底准备离开山谷，我正在跟他讲些琐事。当他没回应的时候我回头一看，他已经躺在雪地上了。一颗子弹击中他，他当即就挂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死法了。我把他扛起来——他人个不大——带到队尾去。两个陆战队员要来帮忙，但我不愿意把他放下，直到我在一辆超载的卡车上发现一个空位为止。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当所认识的人在战斗中被杀时人总会感到震惊。照理来说大家应该（对死人）习以为常了。”

天黑后气温下降了。哈罗德•E•威廉姆森上尉（Captain Harold E. Williamson）的手下都筋疲力尽了。他用无线电呼叫塔普雷特，建议5团H连在目前的阵地上防守过夜。舍瑞尔代表5团I连提出同样的请求。塔普雷特和团里商量了以后这样回应：“默里说‘决不可以。’继续进攻。”

在午夜前，舍瑞尔的连向火鸡山以南1520高地的敌人进攻。舍瑞尔自己在进攻中再一次受伤，变得太虚弱以至于不能继续指挥。威拉德•S•皮特森少尉（2nd Lt. Willard S. Peterson）替上指挥，激烈的战斗继续。威廉姆•G•温德里奇上士（Staff Sergeant William G. Windrich）带着一个班的陆战队员将敌人的反击顶了足够长的时间，使得I连有时间在黑暗中重组，在这次战斗中他手下的12个人中有7个伤亡。温德里奇被手榴弹的碎片伤到了头部，但他拒绝撤退，带领第一排继续前进直到再次被击中。他挥手让接近的医务兵离开，“没时间了，”他说。几分钟后他死了。

舍瑞尔连上的一等兵帕尔莫•S•布拉腾（PFC Palmer S. Braaten）是机枪排的一个代理班长。他在各挺机枪之间移动：分发弹药，对两挺机枪进行紧急修理以及帮助撤出伤员。当后撤的命令下达时，布拉腾自愿一个人操纵一挺机枪掩护后撤。在打最后一条弹带时他被一颗手榴弹炸死。

5团G连的一等兵弗雷德•戴维森（PFC Fred Davidson）：“想知道我虾米原因加入陆战队？理由听起来有点傻。玛丽•简•麦克柯里奥德（Mary Jane McCleod）是奥克拉荷马麦克阿里斯特典狱长的女儿，我曾经非常迷恋她。玛丽•简就要从15成长到26岁[我核对了原文，怀疑这里原文有笔误，应该是was twenty-five going on twenty-six]，有狂野西部出众的容姿。我当时想穿着陆战队蓝制服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哈！她从来就没有见过穿制服的我什么样。”

在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头一晚戴维森被一颗白磷弹烧伤了，但是他忍着疼痛坚持战斗。“G连在柳潭里南面的某个高地上。我所在的位置是一个被白雪覆盖的小平台。月亮升起后亮得足够阅读陆战队手册。我记得将一块大石头推到边缘上，这样睡着之后就不会翻过去掉下平台。因为背部被灼伤爬进睡袋花了我满长时间。接下来我知道的就是身边到处都是喊叫声和射击声。我从睡袋中爬出来抓起支在那块石头上的步枪。我看到一团白影从右边跑过去。我举起枪但它哑火了。我向后猛拉枪机然后再将它完全推上去开火，砰！然后就有人径直向我冲来。百忙之中我把步枪抡圆了击中他头部左侧。他被打得膝盖跪地，我再次抓紧步枪——就抓在枪口附近——又狠狠给了他一下。枪托断成了两节这黄皮直挺挺地倒下了。四周到处都在呼叫和射击，那时我只是脸朝下摔在雪里躺着一动不动直到战斗结束。大约沉寂了5分钟然后从某个地方有人像是用阿拉巴马口音说，‘好吧，为什么这帮王八蛋能够爬得TMD这么近而没有被任何人发觉？”

“叫个医务兵过来，我们这儿有人负伤。”

那时我从雪地里站起来，感到腰右侧刺痛。我捡起那支破掉的M-1步枪，推一发子弹上膛将枪口正正地顶住那黄皮的脑袋然后扣动扳机。我这样做就是想TMD确认他不是在跟我刚才一样装死。他的步枪就在他身边的雪地上，当我看到枪前端的刺刀就知道那家伙不仅仅是用枪口戳过我。我解开衣服将手伸到疼的地方发现那里在流血。由于天冷那血就像糖浆一样。伤口在胸腔右下侧。我真不敢相信这婊子养的竟然用刺刀刺了我！天亮了之后我仔细看了下那家伙的步枪，终于知道为什么他要费尽周折地用刺刀而不开枪打我的原因了：他米有子弹了。”战地医疗站的医生不能马上判断戴维森的伤口有多深，或者刺刀的钢缘是否刺穿了内脏。

到中午陆战5团G连把中国人赶离了1520高地——这里已经离狐丘不远了——但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赫曼森上尉（Captain Hermanson）也在这次行动的伤亡者之列，查理斯•梅兹中尉（Lt. Charles Mize）现在是这个人数不满一个排的连的指挥官，而同时塔普雷特的营继续向着狐丘缓慢前进。

队列中的机动车辆被陆战队伤员和死者，以及至关重要的供给给塞得满满的。利兹伯格和默里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余下的死者会被留在柳潭里。推土机挖出一个六英尺深的长坑，带着专门作业班的卡车从集中点收集尸体然后运到坑里。总共有85具用降落伞布包裹着的遗体被放进村南边上的这个集体墓穴中。

A连的工兵一等兵罗伯特•普鲁特（Robert Pruitt）是将冻土块推到留在柳潭里的85具遗体上以覆盖它们的两台TD-18推土机中一台的司机。“那真是艰难的活，从坑里挖出的土又冻上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处理的是些大冻土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冻土块推进坑里，然后试着轻推它们以尽量使它们分布均匀。有个时刻我们必须开着这些重型设备穿过掩埋尸体的地面，我不得不压过一个伸直手臂像在挥手的陆战队员，这件事从那时起就一直困扰我。我或许该停下来，下车试着把他的手臂推下来，但那样做我可能必须要折断骨头。”在后来的年月里普鲁特一直在想着那些遗体，1957年他向陆战队司令部写信询问这些遗体后来如何。当他收到回信说这些留下的遗体在1953年7月停火之后根据朝鲜停战协定都被带了回来他才感觉好些。

当随军牧师约翰•克拉文（Chaplain John Craven）在集体墓穴边上宣读圣经里面的几个经节时第7陆战团的丧葬文书罗伯特•高尔特中士（Sergeant Robert Gault）就站在利兹伯格的情报官唐纳德•弗朗斯上尉（Captain Donald France）身旁。高尔特亲自监督了许多尸体的收集工作。“我和我的助手们走遍了所有那些山坡，有时必须穿越我们的阵地在非常接近中国人的地方将某个人抬回来。即使这样中国人也从没骚扰过我们，仅仅是注视着我们——有时有一大群——他们中的某些可能以前从来没见过黑人。”

“我们会回来的，”上尉弗朗斯说。

“我希望如此，”高尔特答道。

dododido

由bigreen
翻译

第55章

当车队开始沿着德洞山口向山下开去的时候，雷蒙德?默里中校（Lt. Col. Raymond Murray）转回头来对村庄、平坦开阔积雪覆盖的水库冰面，以及翻滚升腾的高大烟柱行最后的注目礼。5天前柳潭里还只不过是地图上一个寂寂无闻的地名，但从今往后陆战队将对它永志不忘。

第5陆战团G连的一等兵杰克?莱特（PFC Jack Wright）：“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连在1520号山头上接替了I连，自然那时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字，那只不过是又一座山罢了。不管怎么说在那我倒是看到了如果允许你的人挤在一起能有什么后果。我们正等着准备着出动，所有的人都很好地分散开来，除了一对朋友——他们并排地趴在一起。一个狙击手用一发子弹射中了他们两个，其中一个当场就死了，但是另一个在死前着实痛苦挣扎了一番：撕抓自己、翻个身、喉头咕噜作响，又翻滚了一番，呻吟，四脚着地爬了起来，在地上转圈圈，翻过来覆过去，最后终于死了。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惊骇的景象。当这一切终于结束的时候，排士官说‘好吧，小子们听好，从这件事情上可以吸取一个教训。莱特，跟我们说说这教训是什么。’在我能够清清嗓子做出回答之前，每一个听到士官问题的都用挖苦地调调大声说：‘不要挤在一起！’之后一些人爬到尸体那里，一个拿了他的子弹，另一个拿了他的步枪，再一个拿了他的刺刀和刀鞘，最后一个拿了他的手榴弹。然后他们又对另外一个如法炮制。每当有人被击中其他人就去他那里拿任何想要的装备，这完全可以理解。”

当莱特和他的战友们到达峰顶时，他们发现只有一个中国人留了下来，他的脚冻结了并且爆裂开来。根据莱特的回忆，他当时边哭边怒骂。医护兵看了一下他的情况摇了摇头，不一会爆出了一声枪响。莱特：“这是第一次我知道出于怜悯而不是出于需要而杀了一个俘虏。”

莱特起身有困难，他的班长走了过来。“你怎么了？”
“我的脚麻了。”
“试试跺跺它们。”
“很疼。”
排士官过来告诉莱特去医疗帐篷那里报到。
“啊，MD，士官——我的脚麻了，不过如此。”
“赶快滚去，莱特。”

在医疗帐篷里医护兵检查了他的脚，写了一个标签系到他的左踝上。“你被冻伤了，”他说。“你可以脱离战斗了。”他指了指长长的车队。“找个位置吧。”
附近有一辆吉普，有三个受伤的陆战队员在它的拖车里。“其中一个招手叫我过去告诉我爬进去，”莱特回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他看上去就像是出生在1775年的大桶酒吧里[注：美国海军于1775年11月10日在费城成立，当时山缪?尼可拉斯于大桶酒吧(Tun Tavern)招募士兵。]‘脱下你的靴子，还有你的袜子，’他说。我并不打算和他争辩。当我脱下我的袜子时一层皮也跟着脱了下来。那位老伙计解开他风雨大衣的扣子揭起毛衣拉开背心的拉链，解开他牛仔夹克的扣子掀开他的衬衫，然后捉住我的脚拉起来直接放到他的肚子上以便将它们解冻，他甚至缩都没有缩一下。真希望我当时曾经费心去问过他的名字。”

从德洞山口的山顶戴维斯中校注视着一支庞大的中国部队向北沿着一条白雪覆盖的山脊下山而去，其中有人用两轮轻便车拖曳着重机枪。戴维斯推测他们是冲他而来，是对在狐丘上营火冒出的烟雾的反应，但是更可能的是他们试图要抢在陆战5团前面，后者正在这些中国人身后沿路南下。

这些中国人不久就发现自己被夹在了山顶上戴维斯的部队和塔普雷特沿路而来的虽然减员严重但是依旧异常凶猛的营之间。将近中午乌云散开之后，这支部队中的几百人在开阔地形被一队海盗式捕捉到，飞机用凝固汽油弹将他们压制住而同时塔普雷特和戴维斯的士兵将弹雨泼进他们的队列里。托马斯?泰和少校（Major Thomas Tighe）：“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防得住凝固汽油弹。如果它烧到填充了棉花的棉衣就会把那个牺牲者变成像是柯尔曼牌煤油灯的灯芯似的东西。”这是在柳潭里突围过程中最为集中的屠杀，史密斯将军事后报告说一整个中国营在行动中被“歼灭”。

作为后卫的哈罗德?罗伊斯中校（Lt. Col. Harold Roise）的营现在在村庄以南将近两英里的地方，就在像大门一样的山头以北——山谷的谷地止于这些山头，而通向德洞山口的道路从这里开始。哈里斯的营在南边一英里外的道路上，和史蒂文斯的营在一起，靠近1520号山头。许多由炮兵，司令部成员和后勤人员组成的临时连为串列在道路上的车辆提供贴身保护。很有一些司机已经被狙击手击中了，显然敌人已经把他们挑出来作为头号目标。护卫单位中的陆战队员被匆忙地征召出来替换他们，这个任务不受任何人欢迎。

车队在德洞山口和下碣隅里之间限于停顿。这次的等待异乎寻常的长，使得默里中校最终爬出他的吉普车，决心要找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止步不前。他担心在队列中因为这种停顿而出现的间隙，因为这样的间隙会给中国人机会将步兵和机枪组从山上移动下来靠近道路。他向前走了3到4百码直到他来到领头卡车那里——那辆车的司机扑跌在方向盘上。默里认为他已经被中国人打死了，然而不是，那人是睡熟了，还香甜地打着鼾，发动机在空转。默里：“车子没有翻下公路掉进山谷真是个奇迹。嗯，我像狮子那样怒吼把那个可怜家伙的魂都吓掉了，当时他脸上的表情真是非常有趣。”

弗兰克林?B?梅耶上尉（Captain Franklin B. Mayer）：“到现在我都搞不明白山脊上的那些陆战队员是如何还能够站着的。在下面的路上每当停下来就我而言似乎每个人都立刻睡熟了，如果有空位子我会横躺在最近的吉普车发动机舱盖上。”有一个被安置在吉普车发动机舱盖上的伤员是一等兵弗雷德?戴维森（PFC Fred Davidson），他的烧伤刺痛得厉害而刺刀扎穿的伤口疼得更是糟糕。现在他知道了吗啡需要大约20分钟才会起作用，因此仔细安排每次向医护兵索要吗啡的时间。每当附近有交火发生在舱盖上的他都会觉得无遮无盖，在一次尤其近的交火之后，他告诉医护兵帮帮忙弄他出睡袋好从舱盖上下来。

“我会尽力在卡车上给你找一个位置，”医护兵说，“但那不会让你更安全。”
“那我就走路！”
“不不要，那样会扯动伤口让它重新开始出血。让我看看。”

戴维森撕开敷料，他们一起检查。伤口看上去很恶劣：有些血渗了出来，刺刀扎伤的边缘肿起发白。医护兵和几个够气力的陆战队员在一辆卡车上帮助戴维森找到了一个位置，他感觉好点了。

又开始下雪了，到了黎明寒冷的冻原上已经覆盖了2到3英寸的积雪。

约翰?卡西尔中尉（Lt. John Cahill）：“越过1520号山头之后我们看到在道路东边的山脊线上有一些人。我们认为那是些黄皮，都准备好了开始射击的时候我们才注意到卷起来在他们背上跳跃的睡袋，毫无疑问他们是陆战队员，不是戴维斯的人就是巴伯的人。见到他们我们真TMD高兴。我们向他们挥手他们也向我们挥手，他们中有些人跑下山来和我们握手。这是个重大时刻，柳潭里的伙计和德洞山口的伙计联系上了。”

当戴维斯看到一辆谢尔曼从北边的一个弯转过来时他正站在高处眺望，看到那辆坦克和它后面跟着的长长的队伍真是令人非常高兴。他下到路面上像一个指挥交通的警察那样举起右手，坦克停了下来，一两辆分钟后塔普雷特中校出现了。两个军官靠在坦克上，相互叫喊着（为了盖过噪音）回顾了一下情势。就戴维斯的营而言，可以立刻进行大胆迅速的沿着道路南下穿插行动，到那个时候为止他的部队已经休息得很好了，而塔普雷特的部队显然已经被榨干了。（塔普雷特的营一度曾经有900人，在三天的战斗中已经被压缩到了不到200人。）但是塔普雷特希望能够继续前进，引导大部队前往下碣隅里。

塔普雷特：“这一刻我和团指挥官默里之间闹得很不愉快，因为我实际上是在无线电上乞求他。我的主要论点是我的营士气高涨并且部队毫不停顿地连续行军，如果让他们停下来就会被冻结在他们自己的汗水中。‘如果你现在撤下我们’我告诉他，‘我马上就会有大批的冻伤号。’”
默里回答说：“利兹伯格上校和我已经决定了让陆战7团1营接替你们进行攻击。”
“今晚我的许多手下就要被冻伤了。”塔普雷特气得咆哮起来。

天黑以后库卡巴的B连被要求重新配戴上装具准备行动。戴维斯告诉他把人集合起来带到公路上。“不胜荣幸，”库卡巴说，“我们终于要沿着道路行动了！”直到这时B连都一直在山岭中行军。库卡巴告诉李将他的排排成散兵线下山，并且在此过程中搜索幸存的中国士兵。
李断然拒绝。“绝对不干，伙计！”
“什么？”
李简短地叙述了一番。“夜战的第一原则是保持控制。在这样的地形上，做到那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排成一列纵队。”
“营里想要排成散兵线。”
“行，行，长官，”李愤怒地说。
在他转身去执行命令的时候，从他们身后的黑暗中传出一个声音。“就一下，库卡巴先生。”
“长官？”
“让大家排成纵队下山。”

一架陆战队直升机围着狐丘绕圈子。飞行员开始做滚动和其他杂技动作——这是一等兵约翰?克罗茨（PFC George Crotts）所认为的——但是不久就一头直直地栽进了树林中，以一种令人揪心、痉挛的方式滚了又滚，就像一只在垂死挣扎的大昆虫。克罗茨震呆了，他原以为驾驶员是在闹着玩呢。

空难震醒了塔普雷特和戴维斯的手下。现场没有火焰，罗伊?培尔下士（Corporal Roy Pearl）注视着飞行员的遗体被抬到牺牲者堆积处那里，他还穿着他的皮飞行夹克，上面配戴的金翼清晰可见。培尔：“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明白为什么在我见识过所有事情之后那个空难还会让我那样的揪心。”

老木匠

哈哈，谢谢dododido兄弟！

dododido

由xuan0306翻译


第56章

最开始德洞山口的阵地是由237名陆战队员以及海军医护兵把守的。现在还剩下86人。按照现今巴伯认为是低水平的一个估计，有2000多名中国人死在F连、瑞德的炮H连以及海盗式战机的联合火力下。巴伯相信至少有4000名中国人被派来袭夺他的阵地。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陆战7团F连成功地间接阻止了敌人对柳潭里形成合围。

巴伯：“对于第一天晚上我们几乎就做出了不挖工事的决定这一点，我永远都不能释怀。在当时看起来这几乎就是蠢行，因为我们预计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那里。但是某种感觉促使我命令他们打开背包拿出工具来用心地构筑工事，尽管天已经黑了，而我们又都累得要死……如果没有那些工事，我们就会被消灭，撑不过第一个晚上。”

当戴维斯营完全通过山口后，巴伯上尉开始将他手下那些精疲力竭的幸存者们撤离山头。

一等兵肯尼斯?本森（PFC Kenneth Benson）：“要离开那个地方我们很高兴。”

开始焦躁不安的二等兵卡法拉特（Private Cafferata）要求本森他们确保不会把他拉下。

“没有人准备把你丢下，赫克托。你知道不带上你我是不会走的。”卡拉法特个子太大了以至于他的脚从担架后面伸出来吊着晃荡，而且还需要四个强壮的人把他抬到路上。

戴维斯营后面跟着大约800名自己行走的伤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带着武器，准备一旦形势需要就投入战斗。还有至少1000多名伤员和冻伤者坐在卡车上。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安置F连的伤员。利兹伯格上校特别指派了团人事参谋约翰?格罗夫上尉（Regimental S-1 Captain John Grove）在狐丘山脚下拦下每一辆卡车，努力尝试着往里面再多塞一个人。利兹伯格：“那时还没有伤员总数的记录，但1800这个数字比较接近。我知道这一点：有几百名本来应该坐上救护车的陆战队员是走着通过那个山口的。”

所有德洞山口战斗的伤员最后都被装上了车，消失在南下的道路上，还留下战死者需要处理。有一些陆战队员的遗体被埋在Ｆ连的阵地上，其他的一些不得不沿着道路埋葬，具体数字不详。

道赛特中校（Lt. Col. Dowsett）：“卡车上实在没有空间给他们了。我们已经把尸体放在挡泥板上、绑在榴弹炮管上以及其他任何我们可以想到的地方。我们会收集死者的身份牌和个人物品，尽量弄一个坟墓给他，即便只是把他用石块覆盖起来。在陆战队手册里这叫做战场简易葬礼，有时候你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威廉姆?巴伯上尉（Captain Willaim Barber）被命令将F连残余人员的指挥权交给连里没有受伤的军官之一约翰?Ｍ?邓恩中尉（Lt. John M. Dunne），但巴伯不情愿。最终他将那名年轻的中尉叫了过去。“他们都是你的了，约翰。”



巴伯沿着道路蹒跚地向南走了几百码，在F连后面越落越远。过了一会队列的尾巴在一个拐弯处消失不见了，他就看不到他手下的弟兄了。

“这是一个优秀的步枪连。它由勇敢和有信心的陆战队员组成。”



在暴风雪的间隙，行进中的陆战队员可以看见车队前方山脊上中国人长长的行军队伍在向南进发。他们在前进的陆战队面前撤退，准备在下碣隅里附近重新集结，在那里陆战队将迎接更大的战斗。



弗雷德?戴维森（Fred Davidson）回忆说有一段路的右边是一个向下的陡坡，路上的陆战队员的视线能越过一系列坡地清楚地看到一千码外的景象。下方大约在800码外有一个农舍。在一次路上耽搁的时候，一名陆战队员对一个正在他的茅草顶房子附近干活的农民漫无目的地开了一枪，这个农夫就开始逃跑，而其他陆战队员本能地举起步枪瞄准开火。当这个农夫踉跄着跑出视线的时候，一个机枪小组已经架起了机枪，几乎就准备开始射击。戴维森：“这在陆战队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光辉的时刻。我们在靠本能行动，而这些普通陆战队员的本能就是射杀那些黄皮。”



托马斯?杜海姆少校（Major Thomas Durham）：“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些战俘的状况非常可怜。

有一个人的耳朵被彻底冻透了，变得如此的脆以至于当他揉搓它们时，啪的一下它们就掉下来了。其他一些人脚被冻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肿胀的冻疮逼得他们脱去了鞋子。偶尔你会看见一个战俘光着脚从身边走过。在那种温度下光着脚！”



帕特里克?罗中尉（Lt. Patrick Roe）：“德洞山口是个狂风大作的地方，风从山口穿过使得我们每一步都是逆风而行。当我们走到某个地方的时候我记起在向北进军时曾在那里看到过的东西：一个能让我们躲一下风的、碉堡一样的隐蔽壕。米切尔中士（Sergeant Mitchell）和我爬上山坡，那个掩体果然在那里。米切尔带着手电钻进去结果在黑暗中发现两个中国人。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包括头部全身都被冻僵，看起来就像一整块大冰块。但当他呼吸时，你还能看见一绺微弱的水蒸汽，并且他的眼珠还能追随着手电光束移动。米切尔和我退出来，我打算找人帮忙把他们拖出来，但当我们回来时已经有人替我们搞定了：那两个中国人已经被扔进一个雪堆中，而掩体里的人已经多到我们挤不进去了。”



在车队前头和两边，海盗式战机反复俯冲向敌人的聚集点发射火箭。许多陆战队员都认为一次投掷准确的凝固汽油弹攻击是绝好美景：橙色的火焰和翻腾的黑烟映衬着白雪。凝固汽油弹爆开之后通常都会有片刻吓人的宁静。



李周恩中尉（Lt. Chew-Een Lee）：“个人而言，除非是为了对付一个大目标，否则我对任何人呼叫空中打击都感到愤怒。太常见的情况是这只是为了消灭一个狙击手。这么简单的任务都搞不定，那些陆战队员接受的训练都见鬼去了吗？你不需要呼叫TMD整个陆战队空中联队去解决一个狙击手吧！”



在德洞山口到下碣隅里的路上，大家互相转告说要留心渗透者。在大部分情况下那只是敌方一些冻得半死、士气低落的个人想要靠近只要车队一停滞不前就会升起的取暖火堆。有几个长津湖的老兵声称他们记得看到过没带武器的中国士兵从黑暗中走来，站在陆战队员中间烤火，烤暖和后转身回到山坡上去。



一等兵西奥多?赫德森（PFC Theodore Hudson）： “当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渗透者的警告时，恐怕我是有点被吓到了。在山口南边的某个地方我注意到了这个在黑暗中跋涉的矮个子。实际上我看到的只是他被一颗迫击炮弹爆炸的亮光映衬出来的面孔，但那已经足够让我震惊了。这正是一个我们被要求警惕的渗透者！我第一冲动就是先开枪然后再了解情况，但我还有足够的理性，于是我过去告诉枪炮军士汉克?福斯特（Gunny Hank Foster）说，有个中国渗透者在我们中间一起向南行进，并且他还带着武器。呃，福斯特军士来看了看那个我指出的轮廓。”

“那是李中尉，”他说。“不要射他啊，西奥多。”

“对不起，长官……啊，军士。”

7团A连的迫击炮军官威廉?Ｊ?戴维斯中尉（Lt. William J. Davis）：“裹在那件宽大的风雪大衣（派克大衣）中，李看起来是那么瘦小。”

下碣隅里还没有进入视野，但在长长的行军队列前头的陆战队员现在已经能看到下碣隅里这边从仍然在焖烧的火堆中升起的烟柱，那是前一天晚上发生过战斗的证明。



12月3日晚上将近７点钟，当他们进入到下碣隅里防线北端关卡的视线中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激动的气氛。

“他们来了！”

史密斯将军：“在指挥部里我能清晰地听到正在接近的车队的声音。”

在长长队列的最前头走着两位中校，戴维斯和道赛特。后者刚从下碣隅里作战指挥中心收到一条无线电信息，打着官腔警告他停止在关卡外边报上身份给出正确的口令，等待被识别无误之后再前进。道赛特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口令是什么。我们现在就要直接进入防线。不要挡我们的路。”



当陆战5团和7团马上就要达到的消息在防御圈内飞速传开的时候，残存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以无懈可击的队形飞奔出去，把中国人从离检查站最近的山头上赶走，以免这次团聚被额外的伤亡所糟蹋。帕特里克?罗中尉（Lt. Patrick Roe）：“他们看起来如此整洁干净和军容整齐，以至于我们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外表而羞愧。我们都肮脏不堪，穿着破烂的风雪大衣，前襟上满是从Ｃ口粮里泼溅出来的油污。我们的头发都像乱草一样纠结成一堆，胡子拉碴满脸污垢嘴唇开裂。在过去的这7天中洗脸和刮胡子已经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了。”



在下碣隅里环形防线北边五百码的地方车队停了下来。那些能爬下车的伤员和冻伤者都站到了寒冷、风雪吹袭的道路上列队。

“你们这帮家伙现在都要打起精神像点样子，”戴维斯喊道。“我们要像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样开进去。”

一个中士开始用独特的帕里斯岛风格的节奏喊口令，那是一种任何一个经历了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的人都难以忘怀、令人激动的声音。此时天色刚刚转暗，他们开始列队前行，形容枯槁然而意志坚定，他们的长统防水靴以缓慢而坚毅的节奏敲击着地面。

鲍泽上校（Colonel Bowser）从（司令部）小屋的门口探进头邀将军到外面来。“这是很值得一看的景象，”他保证说。一会之后史密斯站在台阶上，抽着他的烟斗，注视着行军队列接近。



戴维斯：“当我们到达关卡的时候，我们精神抖擞地迈着陆战队阅兵式步伐，后背挺直，头颅高昂，步调非常整齐地齐步前进，唱着陆战队军歌。”



一等兵乔治?克罗茨（PFC George Crotts）：“后来有个家伙告诉我说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看起来像僵尸。我告诉他那是因为其中有些人确实是僵尸。你知道的，当卡车上那些死去的陆战队员听到中士喊齐步走的口令时，他们又活过来爬下车加入队伍。Semper fidelis是一剂很烈的药，它的意思是‘永远忠诚。’告诉你一件事：你绝对能感觉到那些已经逝去的人的灵魂，就像我们喜欢说的那样。在那里他们与我们同在。”

dododido

               
                                                     第57章


艾伦?赫林顿下士（Corporal Alan Herrington）：“我们因为守卫着下碣隅里为他们保障撤退的大门通畅而感觉不错。我们中的许多人站在路障边上寻找朋友和熟人。当我看见某部经过的时候，我追着一个我认识的军士问我的一个熟人，那家伙用他的拇指朝卡车后面一比划说，‘死了’。有那么一会我完全只是站在那儿看着冰冻的尸体经过。偶尔你能看到一张能够认出来的面孔，绝大多数都是陌生人，但每一个对我而言都如同失去了一个朋友一样。我还能看见鲜血凝成的冰柱。”


兰德福·罗克伍德中校（Lt. Col. Randolph Lockwood）：“我在路障那迎接利兹伯格上校。上校坐在一辆吉普的后座，当司机停车的时候他的脸色很阴沉。我走上前去欢迎他来下碣隅里并且告诉他我曾经两次试图执行他的命令前进至柳潭里，但都被证明毫无可能。他僵硬地从吉普上爬下来走开，没有答话甚至都没看我一眼。

最开始许多从柳潭里来的陆战队员表现得恍惚而且搞不清东西南北，眼神空洞地无头苍蝇一样四处游荡，但是正如官方历史描述的，“很少有人的心理障碍在睡了一晚上好觉、享受了一些热食之后不被一扫而空的。”厨房已经专为接待到来的部队而建立起来了，现在他们正排着队等咖啡、炖菜和薄煎饼。


一等兵乔治·克罗茨（PFC George Crotts）：“薄煎饼的味道像磁石一样吸引我们。护送我们的人带我们去到排队等候进餐的行列，没有他们其实也无所谓。那天我有一个发现：白面包会粘在野战炊炉的侧面，当粘着的这边烤成吐司了就会掉下来。我们整天都在享受吐司和薄煎饼、糖浆和咖啡，还有淡炼乳和糖。活着真好，伙计。”


师汽车运输营营长欧林·毕尔中校（Lt. Col. Olin Beall）将雷蒙德·戴维斯带进了他的帐篷，为他用C类口粮做了一顿热餐。戴维斯：“它们就是普通的口粮。但把它们弄热了放在温的野战饭盒里端上来——那就像短暂地去了一回天堂。”


对于许多来到下碣隅里的陆战队员而言，在经历了防守柳潭里以及南下撤退途中的种种危险之后，下碣隅里看上去就像平静的避风港。不久他们就了解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想都没有想过的实情：下碣隅里也像柳潭里一样被包围了，他们将不得不再一次从下碣隅里通过战斗脱困。


带着烧伤和刺刀伤，一等兵弗雷德·戴维森（PFC Fred Davidson）被卡车送到了飞机跑道那里装上了一架运输机。在飞机机舱里伤患被两边各码了四层，只留中间一条狭窄的过道。戴维森：“然后我就看见她了：在那个被上帝遗弃的地方的一个活生生的女性。一个真正的女人穿着制服，梳着发型涂着唇膏。我们所有人就躺在那儿盯着看她那干净整洁，充满女人味的摸样。她知道，但是她不害羞。她给我一块湿布来吸，因为不允许我吃东西喝水。”（戴维森在日本的医院里做了探查手术：内部器官没有受伤；在医院待了5个月后完全康复。当他后来听说运输机上没有护士的时候，他说“好吧，那么她肯定是个鬼了！”


托马斯·里奇中校（Lt. Col. Thomas Ridge）是在路障旁围观的人群中的一个。可以合理地推测他深深地感到如释重负。他那防守虚弱的、已经缩小了的防御圈现在得到了极大的增援加强；他再也不必承担用一个力量不足的步兵营来防守它的重任了。


奥利佛·P·史密斯将军：“有了陆战5团和7团加入到我们下碣隅里来，我的压力大大缓解了。真是令人激动的经历。”


第五和第七陆战团——随身带着好几百伤员，在14英里的行军途中遭受反复的攻击——已经完成了被军事分析家德鲁·米德尔顿称为“被认为是战争史上最卓越撤退行动之一的第一阶段。”
        

showcraft

【突出重围】—长津湖战役中的陆战一师
Breakout—The Chosin Reservoir Campaign, Korea 1950

马丁•罗斯(Martin Ross)著


Golf20网友翻译


原载战史沙龙论坛/朝鲜战争

这本书主要描述美陆战一 ...
老木匠 发表于 2008-12-1 12:21

他们徒步行走，并且只在晚上行军，所以没被联合国军发现。

这句话有问题，应该有部分是卡车行军，只是晚上不打灯光，有时候会翻车。

dododido

由bigreen翻译







第58章
师的主力还未到达。将近3点钟的时候在哈里斯靠近火鸡山的阻击阵地和仍在柳潭里的哈罗德?罗伊斯中校（Lt. Col. Harold Roise）的后卫之间出现一个两英里的间隙。罗伊斯的部队开始注意到敌人向这个间隙地带侵入的种种迹象，这些可能只不过是中国人的侦查巡逻，但却是令人不安的恶兆。

罗伊斯的司令部营务主任富兰克林?B?梅耶上尉（Captain Franklin B. Mayer）的视线一直离不开坐在自己吉普车里一支接一支抽烟的罗伊斯中校。下午晚些时候一个炮兵前进观察员上来对他说：“炮兵正在撤出，最好告诉罗伊斯中校。”梅耶通报这事的时候中校只是点点头。稍晚一会一个无线电操作员报告说车队的主体已经通过了（德洞）山口。他们两个（梅耶和无线电操作员）站在那里，“也许我们应该启程了，嗯？”中校又抽出一支烟。这时梅耶开始怀疑陆战5团2营是否已经被从团建制里勾销掉了——用作吸引住敌人注意力的牺牲羔羊以便团的其余可以脱身。（梅耶：“那一刻我突然丧失了（对陆战队的）信任，即使到今天我也不喜欢承认这一点。”）然后地空联络官前来通知梅耶撤退纵队的前锋已经到达下碣隅里。“该是跑路的时候了吧？”梅耶问。

在面对着河的高处，尤尔?皮特斯上尉（Captain Uel Peters）5团F连的陆战队员注视着中国人慢慢从北边向村庄靠近。那时他们还在F连轻武器的射程范围之外。

“战争从不留什么情面，”史密斯将军事后这么说。在榴弹炮和炮手随着大部队撤出之前，柳潭里周围所有的偏僻小村庄都被用炮火轰平了，这任务是由哈维?菲汉中校（Lt. Col. Harvey Feehan）的陆战11团第一营完成的。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周围地区的居民统统都已经被中国人赶走而在那些建筑中塞得满满的都是他们。因为四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挡风避雨的房舍，敌人的部队就直向柳潭里被抛弃的建筑物而来。就在村南边，实际上已经是孤悬在外的罗伊斯营里的士兵注视着敌人停留在还在焖烧的废墟中四处翻寻。

梅耶：“这个时候我们都很有些张皇失措了，我们也担心中国人在向我们与已经在几英里之外沿着道路南下下碣隅里的大部队队尾之间的间隙移动。哈里斯的陆战7团3营只是由大约300名陆战队员——不到一个营正常人数的三分之一——临时拼凑起来的小部队，关键在于我们这边没有多少人，中国人当然明白这一点。”

陆战5团E连的一等兵理查德?苏厄德（PFC Richard Seward）：“当听到在附近有中国人军号的声音时我几乎吓掉了魂，但是最终发现那声音不过是一头老牛发出来的，它想要人把它从棚屋里放出来。”
一等兵帕特里克?斯丁雷（PFC Patrick Stingley）：“我正在到处找一等兵戈麦兹的时候嘭嘭嘭的枪声让我一跳多高。这个天杀的安迪?戈麦兹（Andy Gomez）正在那里没事干对着整个中国军队开枪呢。‘安迪，快停下！’”
“‘嗯？但是这些是黄皮啊。’
“是的，但是你也会惹火他们的。他们应该上百万呢。’”

亨利?利特文医生（Dr. Henry Litvin）：“那种情势对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形容：强烈的孤独感和绝望感——就像你被扔进狮子窝后可能会体会到的那样。一整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陆战营排成纵队走过我们身边消失在南下下碣隅里的道路上，等到黄昏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些在救护站的人个个都像是在劫难逃似的惶惶不安。没人交谈，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吃哪怕一点东西，情况看起来是极度的无望。两个陆战团几天以来竭尽全力还对中国人的进攻应接不暇，我们这个小小的还残缺不全的营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痛苦地明白中国人一口就可以把我们都吃下去。”

当利特文冒险到外边去站一小会的时候，一个声音响起来：“喂医生，想看看什么西洋景吗？”
那是平静地坐在自己吉普车里的罗伊斯中校。他把双筒望远镜递给利特文，引导着医生的视线注意一个特别的山坡。利特文看见的东西绝没有让他对未来变得更乐观。利特文：“中国人正在源源不断地从那些山坡上涌下来。我想转身对中校说‘中校，能不能在太迟之前带我们逃出这个可怕的地方？’”
然后利特文看到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一组陆战队员在托马斯?埃尔瓦?安德森中尉（Lt. Thomas Alvah Anderson）的带领下从他们身边经过向北进发。再一次他必须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我想大喊，‘中尉，难道你不明白你的方向是错的吗？那边通向死亡！’但这实际上是——就如同如果我没有惊慌失措那么就会明白的——这一组陆战队员是后卫的后卫，正在向他们预定的阵地进发。他们脸上那坚毅的神情我将永生不忘，没有一个人咕哝抱怨，他们正在取道‘错误的方向’去战斗。天哪！并且带领他们的是那个消瘦而乐天的中尉安德森。”

黄昏的时候富兰克林?梅耶上尉（Captain Franklin Mayer）看到最后一架海盗机在转向南边之前倾斜着低飞过柳潭里山谷。他注视着这架有鸥型翼的飞机消失在山那边，真希望自己也能和它一块飞走。

罗伊斯中校将他的香烟丢在雪里，把手臂伸展到脑袋后面，伸着懒腰慢慢地爬出他的吉普车。在方圆100码之内的每个人都将视线集中在营指挥官身上。
“伤员都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吗医生？”
“是的长官，都准备好了。”
利特文看着他将双手笼在嘴上喊道：“第二营，出发！”
命令从一个排“跳”到另外一个排，五分钟之后E连就作为前锋开始南下，大家奔行如飞。

陆战5团E连的杰克?诺兰少尉（2nd Lt. Jack Nolan）：“我最后回望了一眼。中国人正在那些堆积燃烧着的装具和给养冒出的烟雾中跑前跑后。”
富兰克林?梅耶：“对于我们从柳潭里撤出我只记住了一件事情：在黑暗中我踩到了一个死去中国士兵的胃部，这几乎让我中风，因为我的重量将他肺里面的一些残留空气挤了出来使他出声，就像是他在向我喊：‘呀呜！’”

罗伊斯的部队通过了位于火鸡山的哈里斯部队的阵地。现在哈里斯的陆战7团3营变成了后卫。
陆战7团3营的帕特里克?罗中尉（Lt. Patrick Roe）：“只是经过了最大的努力我们才能够将部队保持在他们的阵地上，因为他们就像是在等待栅栏门开启的赛马。”
“镇静下来，陆战队员，镇静下来。”

陆战7团I连的托马斯?M?苏利文中尉（1st Lt. Thomas M. Sullivan）：“在我们连里有一个中士，相貌根征兵海报里的模特一样，六英尺高，宽肩膀，漂亮的硬汉面孔，完美的外形。但这哥们一旦有子弹向他飞来就魂不附体。每当交火开始他就志愿去后面拿弹药或者补给。每个人都明白他只是不能忍受战斗，并且即使他的行为如此明显地表现出他是一个懦夫，也没有一个军士或者军官想过要告发他。他的懦弱并不是有意或者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是天生的，他无法控制自己。总之，当我们担当起后卫的时候这位可怜的伙计被吓得脸色惨白。我为他感到难过……在另外一个极端的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无所畏惧的一等兵何赛?奥洛斯克（Private Jose Orosco）。我考虑推荐他获得银星勋章，但是稍后又觉得他不应该得到勋章，因为他根本就不用克服恐惧，而克服恐惧不就是勇敢的全部意义吗？”

当行军队列的最末端到达接近下碣隅里的金矿附近的时候中国人赶了上来。因为有几台牵引着榴弹炮的牵引车柴油用光导致了一次耽搁。在12月4日凌晨3点左右因为部队等待工程兵修复一座小桥而使行军陷于停顿。155-mm炮兵营的作战参谋安格斯?J?克罗宁少校（Major Angus J. Cronin）从炮手和司机中临时拼凑了一个作战单位发动了一场成功的反攻，但之后中国人又回来了并且猛烈进攻，情势开始看上去不妙了。

因为榴弹炮有迫在眉睫的被俘危险，指挥陆战11团4营的威廉姆?麦克雷诺兹少校（Major William McReynolds）命令将驻退活塞上的螺帽拧松，这样就可以将它们取下来，使得如果火炮根据需要开火，将导致炮管从炮架上因为后坐而脱落下来，如果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用一枚燃烧手榴弹将炮闩破坏。后来证明因为火炮上超负荷地绑满了冰冻的尸体以至于这些措施根本不具备可行性，有几门火炮不得不被抛弃了。

一等兵阿瑟?科奇（PFC Arthur Koch）回忆在桥梁那里耽搁的时候他冷得多么厉害。“非常冷。这种冷不但冻木了你的身体还冻木了你的大脑，冻得你想要痛哭失声，并且无法可逃。当我最终中弹的时候——一大片弹片打进了我的腿里——又是枪炮军士巴奈特前来照顾我。还是在釜山防御圈进行夏季战役的时候，我们和北朝鲜人的某次交火中被打得很惨，我被吓坏了。我不记得看到巴奈特军士，但是我感到有人在我肩头上拍了一下，然后就听到他的声音：‘给你，科奇，’那是一小瓶功效久经考验的白兰地。‘来点这个。’我喝了一口然后把瓶子递回去。‘现在你是一个老兵了，’军士说。当我在下碣隅里外围的那座桥边受伤的时候，军士立刻就出现了。‘科奇，你选的这个得头奖伤（欧美军队中的士兵对于负性命无关的伤而下火线这种事情很推崇，这样的伤就叫做“头奖伤”，直译过来就是值百万美元的伤。参见《阿甘正传》中的情节：阿甘臀部中弹下了火线，别人说那是百万美元伤，但是阿甘事后抱怨说自己一分都没有见到，一定是被陆军给截留了）的时候很不好，’在医护兵对我进行急救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和我谈天，然后拍拍我的背走开了。所有这些看上去可能一文不值，但是对我而言却非常宝贵。这世界上再没什么比一个优秀的陆战队枪炮军士更出色了，并且在你不知道如何对待陆战队员之前你是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陆战队枪炮军士的。”

利特文医生在路上跑前跑后地劝诫每个陆战队员，要他们保持到处走动以防被冻伤。“在黄昏的时候我又有机会再次欣赏那出色的海盗机。他们就像是黑色的守护天使，愿主祝福那些看顾我们到达下碣隅里的英勇年轻飞行员。在后来的年月里我买了一套海盗机的利华拼装模型（Revell model kit），用泰斯特公司的胶水将那些部件组装起来将成品安装在一个小基座上。她现在仍然在我家里桌子旁边的书架上，在后来的年月里我一定曾经注视过它上千次。

雷蒙德?戴维斯中校（Lt Col. Raymond Davis）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下碣隅里——“就像合众国陆战队那样”的倡议富于感染力，第5陆战团用同样昂扬的口号迈进下碣隅里。
利特文：“和所有那些我错过的军事训练一样，没有人教过我如何以分列式前进；但是我觉得只要你高昂着头，挺起胸膛，仿佛毫不疲倦似地向前迈步，那就是像军人一样的以分列式前进。”

12月4日刚过中午这个伟大纵队的尾部开进了下碣隅里。非常恰当和适宜的是，最后一辆进入关卡的车辆是载着在纵队受阻的小桥那里指挥了对中国人最后一次空袭的前进飞控官的吉普车。

进入防御圈之后不久，利特文医生就向师的军医，正在忙于处理数量巨大的积压伤员的海军上尉尤金?赫林（Navy Captain Eugene Hering）报道（利兹伯格和默里带来了1800名左右的伤员，其中三分之一是冻伤）赫林点点头说到：“很高兴见到你，中尉。”利特文太过疲倦以至于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当他爬进睡袋的时候到愧疚感，不过在脑袋着地之前他就睡着了。

托马斯?杜海姆少校（Major Thomas Durham）对下碣隅里最清晰的记忆是关于尸体和食物的。“我看到堆积成一座座小山一样显然绝不是上百而是上千的中国士兵尸体的时候吓了一跳。这是第一次我意识到下碣隅里也曾被猛烈攻击过。我们的营花了一整天时间勤勉地专注于陆战队真正的任务，那就是睡和吃。我记得我从一罐坎贝尔牌芦笋汤（Campbell’s asparagus soup）开始，对于冻结状态下的这种东西，我会把它想象成是冰淇淋。只是在吃了一会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重新回到有热食的世界。”

利特文医生醒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他的父母写信。利特文：“我父母那时一直在读费城晚报（Evening Bulletin）因此了解长津水库这里的真实情况，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知道。我在半梦半醒之中从下碣隅里给他们写的信还是通常调子欢快的游记，赞美美丽的东方风景，如画的村庄，当地人古色古香而富有情趣的行为等等。许多星期之后我才知道全美国的各家地方报纸都清楚报道说陆战一师被包围有被全歼的危险。费城的一位专栏作家用了‘被撕成了碎片’这样的说法，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我妈妈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崩溃了。这还不是最糟的。我把这样一封乐观向上的信交给一位负伤的陆战队军官，托他从日本——他将被后送到那里接受治疗——邮寄回国。后来证明他还有一个未被发现的伤——这个伤没有被我处理——因此这封被送到利特文家房子前门旁边的那个小邮箱中的信实际上是染了血的。”

当一等兵阿瑟?B?科奇（PFC Arthur B. Koch）在下碣隅里重新包扎他的伤口时，医生问他：
“你觉得自己能自如地活动吗？”
“当然，我能。”
“好的。我们需要每一个能够征召的人。”
但是当科奇回到陆战5团E连他自己的排报道的时候，中尉说：“你TMD的怎么还回来？”
科奇告诉他医生和他的对话。
“跟我来，”中尉说，看上去生气了。
在医护站他让科奇指出是哪个医生。
“就是那边的那个，长官。”
中尉对海军军医解释说当科奇的伤口硬化的时候需要4个可动用的战斗人员来抬他的担架。“在未来的战斗中我将需要这四个士兵。”他说。医生看了看，点点头，给科奇贴上了后撤的标签。在帐篷外中尉和科奇握手道别。
“照顾好你自己，科奇。”
“祝好运，中尉。谢谢你做的一切。”

dododido

由xuan0306翻译




第59章

师机械运输营的爱德华?史密斯（Edward E. Smith）少尉当时正在协助下碣隅里防线北面的防守。他已经从比尔中校（Colonel Beall）的代理副营长（acting
exec）马丁?罗伯茨少校（Major Martin Roberts）那里得到消息——海盗机飞行员报告说有陆军幸存者在防线外面水库的冰面上。史密斯和各个机枪阵地通过EE
－８电话保持紧密的联系，天刚黑的时候阵地左翼的机枪手报告说有他们阵地的正对面有活动，请求允许开火。史密斯告诉他们保持不动，直到能确信就要受到
攻击，因为阵地前的动静有可能是陆军幸存者弄出来的。史密斯然后给罗伯茨少校打电话，两个人一起摸索着来到了机枪阵地。毫无疑问在阵地外面有人，因为
冰面清晰地映衬出人影来。罗伯茨少校高喊着要他们表明身份，回话是英语但很难听明白。史密斯少尉请求发射照明弹，81毫米迫击炮打了一发，这让两个军官
清楚地看到一群美国陆军士兵正站在一个雷区的中央。
“站着别动，”罗伯茨喊道。

陆军大兵中的代言人解释说有两个中国士兵和他们同行。罗伯茨少校指示他们所有人都平卧在雪地上，然后派其中一个中国士兵通过雷区。这个人一路走来没有
引发任何爆炸。在第二个中国士兵通过之后，这些陆军士兵踩着他们的脚印通过了这片雪地。爱德华?史密斯少尉：“第二天早上我对我们的工兵大吵了一通，因
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雷区有两三百人走过而一点事没有。这还叫雷区吗！他们说这有可能是天气因素引起的。”

奥利弗?P?史密斯将军在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迄今为止已经有相当一些营救行动投入执行，在这些行动中比尔中校是主要角色。那些被冻伤士兵的情况相当
可怜。一些人在爬行，一些人在蹒跚跛行，还有一些人失去了所有的方向感而在原地打转。”

奥林?比尔中校（Lt. Col. Olin Beall），德克萨斯人，52岁，是长津湖战役中伟大的平凡个人之一。他的前司机，拉尔夫?米尔顿（Ralph Milton）回忆说这个
中校“脾气很急。每个人都尽量不挡他的道。他的唯一兴趣就是把工作解决掉，对此他很善长。和‘大胸’普勒一样，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讨厌文书工作。他
将他所有的文书工作都携带在口袋里。”

迈克尔?卡普拉罗上尉（Captain Michael Capraro）：“比尔是个理想的陆战队指挥官，他能完成他的工作，照顾好他的部队，并且不需要别人爱他。”历史学
家罗伊?阿普尔曼（Roy Appleman）：“他是个坚强严肃的老派军官，但是如同他在长津湖的所作所为所表明，他具有宽大的胸怀，充满了人性。”

寒风吹掠的水库冰面上星罗棋布着活的、死的，静止的、移动的，直立的、俯卧的陆军大兵。比尔在一等兵米尔顿和海军医护兵奥斯卡?贝兵戈（Navy corpsman
Oscar Biebinger）的陪同下，冒着敌人火力接近了废弃锯木厂附近的湖岸。米尔顿踩下了刹车，吉普车滑行着停了下来。为了向岸上的中国人表达他们的和平意
图，这三个人下车后把他们的武器——比尔的03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米尔顿的加兰德步枪，贝兵戈的.45口径手枪——放在冰面上。一开始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
四处走动进行这种勇敢的搜救工作。从一个人身边走到另一个人的身边，这三个人发现一些陆军士兵已经由于受伤、暴露在严寒中或者两者的综合作用而死去。
还活着的许多人的状态是如此之差以至于米尔顿事后评论说当场击毙他们可能更好。“他们就像植物人。我敢肯定大部分人就快要死了。”

这三个人发现他们能放六或者七个陆军士兵在他们的吉普车里或者发动机盖上，运他们回防御圈里面的一个集中点，那里已经生起了一个大篝火来解他们的冻。
他们一次次地遭到枪击，但没人被击中。将近黄昏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班的中国人走出来上到一个伸展到湖中的小半岛上。这两个陆战队员和海军医护兵正在
非常靠近湖岸的地方工作以至于那队中国人居然就在他们的身后，处在他们和下碣隅里之间。“咳!天黑下来了，”比尔中校说。“我们最好离开这里。”

第二天一大早，比尔又回来从事他这个完全是自找的工作。现在他的助手包括罗伯特?汉特少尉（2nd Lt. Robert Hunt），威廉姆?霍华德下士（Corporal
William Howard）和一等兵安德鲁?孔特雷拉斯（PFC Andrew Contreras）。当一等兵米尔顿驾驶吉普车驶过冰面时，某个湖湾中的一挺机关枪开了火，子弹打得
附近升起了一缕缕弹烟。

当米尔顿把车滑行着停下来后，机枪停止了射击。“从这里开始我们步行，”中校说。“把你们的武器留在吉普车里。”米尔顿：“当时他们能在任何想要的时
候打死我们。我估计迟早他们会把枪口调转过来直接对着我们。”
“我们干活去，”比尔说。

一股强风正在横扫冰面，使得举步维艰。（“它吹得你在冰上滑行，”米尔顿说。）那里至少有两百个陆军士兵在冰面上或者岸上几码远的地方。搜救队用他们
的风雪大衣当雪橇来把那些士兵拖到吉普车那里。
米尔顿看见了一些奇怪的景象。他看见一个中国士兵拿了一支香烟给一个陆军士兵，然后为他点着火，他们的手都拢在打火机周围护着火苗。米尔顿离他们是如
此之近以至于他能认出那是一只Zippo打火机，它可能是从一个死去的美军身上窃来的。他还看见两个美军在一艘被冻在靠近湖岸的芦苇丛里的划艇上。当米尔顿
靠近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向米尔顿喊道，“回去！他们会打死你！”当米尔顿帮助他们从船里出来的时候，这两个人变得喋喋不休，痛骂他们的长官对他们的处
境根本不理不睬。

12月3日中午左右，比尔中校回到吉普车发现一个身着不熟悉服装的陌生人站在车旁边。这个人向他点头致意。
“我不想有太多的人在这里，”比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因为那会引来射击。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是个老百姓。”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是这个地区红十字会的现场主管（field director），名字叫李飞福（LeFevre）。人们都叫我巴克（Buck)。”
米尔顿回忆说比尔中校因为这个人是个老百姓而简慢地对待他。（米切尔?卡普拉罗上尉：“陆战队员们倾向于认为老百姓是在战场上碍他们手脚的无组织、低效
、缺乏目标性的低等人类。”）米尔顿：“李飞福先生可能被冒犯了，但是他不动声色。结果他帮了大忙，中校最后给他指定的任务是指引那些能够行走的伤者
前往一个集中点，在那里我们的卡车把他们装上车。”

迄今为止搜救人员只是向内陆探索了一小段距离，还没人一直走到远处那些停在路上已经被烧光、一大块一大块黑漆漆的就像坟场一样寂静无声的车队那里。三
号下午比较晚的时候，当所有的幸存者都被找回后，比尔中校告诉米尔顿坐在停在紧靠岸边的吉普车方向盘后面呆在那里待命。
“我看着他爬上斜坡然后径直向车队走去，”米尔顿回忆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举动。他从一辆车走到另一辆车，检查了每一辆，然后回来说“他们都死
了。”一开始我不明白他说什么，然后他解释说每辆卡车、吉普和拖车都装满了尸体。中校估计整个车队里有三百具尸体。”

比尔中校站在吉普车旁，最后环视了周围一遍。“我想我们已经把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救出来了，”他说，然后爬进吉普车的乘客位。米尔顿将车发动，然后他
们就朝着黄昏中清晰可见的那堆大篝火开行驶回下碣隅里。比尔和他的帮手们救起了将近300名受伤和冻伤的陆军士兵。385名凭着自己的气力到达陆战队环形防
线的能行动的陆军士兵，已经根据里奇的命令被编入一个暂编营，用陆战队的装备武装了起来。（至少有一个陆军人员参与了独立于他自己的连开展的和比尔开
展的救援行动。31团特遣支队作战处的霍奇斯?艾思库中尉（Lt. Hodges Escue）被指派去协助陆军士兵从水库东面越线（passage of lines，一种作战行动，在
其中一支部队向前穿过或者向后穿过另外一支部队的战斗阵地，目的是前进同敌人接触或者退回脱离和敌人的接触。这种越线可以被叫做向前越线或者向后越线
。An operation in which a force moves forward or rearward through another force's combat positions with the intention of moving into or out
of contact with the enemy. A passage may be designated as a forward or rearward passage of lines.）。完全独自一人，艾思库驱车来到锯木厂那一带
，带回了好几车筋疲力尽的陆军士兵。）

就在快天黑的时候，在厚重的阴云下一个飞行小队（flight，squadron的下辖单位）的海盗式战机根据阿尔蒙德总部的命令，沿着长长的车队投下了一系列凝固
汽油弹，将车辆和里面的尸体烧个精光。

那天晚上比尔亲自向史密斯将军汇报救援行动的结果。史密斯自己对这次会面的记录给我们留下了对这位英雄的惊鸿一瞥：“比尔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对自己
身体的良好状态引以为傲。他总是将自己保持在良好状态，而且他不喝茶、咖啡或者酒，他也不吸烟。但这个晚上他被压垮了，叙说自己感受到岁月不饶人。（
他在1917年入伍成为陆战队的一名列兵）他说要一些热水,副官以为比尔中校想洗一下脸和手，就打来了一盆热水。但是我们发现他和自己的斯巴达式的作风保持
一致，只是想喝点热水。”

唐?费斯中校（Lt. Col. Don Faith）因为在水库东部的作为在死后被追赠国会荣誉勋章。比尔中校被授予了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斯坦福上尉被授予银星勋章
。（米切尔?卡普拉罗上尉：“如果有人值得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那应该是比尔。他反复冒着生命危险，特别是当他爬到道路上去查看每一辆卡车的时候。费斯中
校得到它仅仅是因为他在执行自己的职责，而且还做得不是很好。”）

现在陆军部队已经全无士气。巴瑞?K?安德森中校（Lt. Col. Barry K. Anderson），下碣隅里军衔最高的陆军军官，被史密斯将军命令去“对零零落落地进入防
御圈的陆军人员取得些许的掌控。”根据史密斯后来的记述，这个命令是被“赫林医生的一份报告说已有装病的人成功地溜掉（乘飞机离开下碣隅里）。”所激
发的。按照史密斯的描述，“安德森中校很难激发这些人去做任何事。显然他们认为从自己的角度看，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就在11月27日重大攻势开始前，中国第九兵团的政治委员们给部队下发了一份小册子，其中包含了一个叫做G·多伊兹扎斯维里的苏联海军上尉的演讲，演讲的名
字叫《血路》（the bloody path)，它绝大部分由惯常的语焉不详和虚假的共产党宣传所组成，但其中的一个简段的内容是正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采取一
种傲慢的轻蔑态度看待美国陆军士兵。”这是千真万确的——陆战队长久以来就一直相信他们每一件事都比陆军做得更好。

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两者在战场上的作战战术有明显的区别。陆军的行动倾向于慎重和保险（慢吞吞，陆战队会这么评价），通过炮兵弹幕和飞机轰炸来精心地
“软化”敌人阵地，对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将更多的关注投放在如何将己方的伤亡最小化。在另一方面，陆战队追求可能的最简捷、战果最大的行动，相信竭
力的一击能导致更快的胜利和更少的伤亡。
当陆军指望通过逐渐增加兵力来逼退敌人的时候，陆战队从一开始就寻找办法来彻底消灭他们。

用傲慢和轻蔑这样的形容词来总结海军陆战队对陆军以及陆军作战方式的态度可能还太温和了，鄙视这个词可能更精确。当第8集团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陆战队这里
的时候，一个无名的词作者几乎是立刻就恶讽式地将汉克?斯诺（Hank Snow）的“不再停留（I’m Movin’ On）”改编，创作出了一首流传到永久的歌曲。这首
歌叫做‘抱头鼠窜布吉曲（The Bug-Out Boogie）：’
听那一片噼噼啪啪的细碎脚步声，
这是美国陆军在全面撤兵，
他们毫不停留，时间不会太久，
这回问题大发了他们正撤回首尔。

一千个亚洲佬沿着大路南下，
在狗仔兵的屁股上弹奏打嗝枪（burp-gun，打嗝枪，美军对冲锋枪的通称，因其声音似打嗝而来。这里尤指PPS）布吉曲
他们毫不停留，时间不会太久，
这回问题大发了他们正撤回首尔。


一等兵拉尔夫?米尔顿：“那些所谓的职业陆军军官们屁事都没有为他们自己的部队做。他们应该上军事法庭受到审判。他们把自己的武器和伤员丢在后面自己跑
了，还有比这更恶劣的事情吗？”
陆军一等兵托马斯?F?马克（PFC Thomas F. Marker），31团特遣支队的迫击炮手：“陆战队的军官们不像我们的军官那样躲在卡车里或者桥底下。”
第10军的副参谋长，陆军中校威廉姆?J?麦克卡弗里（Lt. Col. William J. McCaffrey）：“当最坏情况出现的时候（when the stuff hits the fan: 当所有预
计到的麻烦都成为现实的时候/when all the expected trouble materializes.），尽全力钻到陆战队中间去，因为他们将会团结一致应付困境。”
7团B连的约瑟夫?欧文中尉（Lt. Joseph Owen）：“他们是一帮乌合之众。没有建制归属。他们就是一帮寻找庇护和安全的暴徒。这一点也不让我们觉得惊奇，
陆军大兵在整个夏天的南部战役中一直就是这样的。在那些日子里，‘该死的狗仔兵’是一句你经常能听到的话。”
艾伦?赫林顿下士（Corporal Alan Herrington）：“对于陆军在水库东面所作所为的叙述这些年来被陆军自己给夸大了，表现在将士兵们描述成英雄将费斯描述
成一个杰出的领导者。”

乔治?罗斯勒（George Rasula），31团特遣支队的助理作战参谋（assistant operations officer），多年来尝试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次战斗。“我们顶住了中
国人一个整师的攻击，击毙他们数千人。如果我们没有守住我们的阵地的话，他们将会把下碣隅里弄得稀烂。”
历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Roy Appleman）的说法可能是对的，即：如果中国人能在第一个晚上协调组织三个师来攻击，那么下碣隅里的守军几乎不可能幸存。最
后的分析结论是这样的，“在水库东面战斗的第七步兵师的部队可能为第一陆战师守住下碣隅里提供了非常有限的余地，这也相应地使得让数以百计伤员得以撤
离的跑道的完工成为了可能。”但是陆军的表现丝毫不值得称道，他们扮演了献祭羔羊的角色，并且也就被屠宰了。
陆军一等兵詹姆斯?兰森（PFC James Ransone）：“如果不是因为陆战队的话，我们这些从残杀中幸存的人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你永远都不会听到我说一句陆
战队的坏话。”

老木匠

感谢dododido网友！真是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