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对章诒和指黄苗子为告密者的不同意见

邱晓云

文章提交者：李贵仁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  

作者：王容芬




人的尊严写在联合国最重要的典章《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的首位：“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96岁的黄苗子重病住在医院里，不知道被外面章怡和揪了出来，一夜之间变成告密小人。网络世界一片骂声，“九六老贼，墓木拱矣！” 黄苗子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

章诒和质问：《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治黄苗子告密罪的是南方周末3月19日刊发的聂绀弩手迹，白纸黑字“同苗子晚餐,即就其语成二绝,赠之”。它来自聂绀弩的刑事档案，是他文革被判无期徒刑的证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74 年5 月8 日的判决书里有“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就是凭着诗里头一句。

聂绀弩手迹是为章诒和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配发的，章诒和的答案是：“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章文将告密者分类，一个个点名，“一類是戴浩（湖北人，電影家）、向思賡（湖北人，曾參加左聯，1949年後為中學教師）、吳祖光（戲劇家）、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鐘敬文（教授，民俗學家），他們與聶紺弩有著密切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先後在出版總署和版本圖書館工作）、黃苗子等。”

更有甚者，黄苗子还为公安机关诠释他提供的聂诗，“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

真相

章文的依据是寓真发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上的《聶紺弩刑事檔案》（下简称《聂档》）。通读《聂档》，我没有找出黄苗子告密、诠诗 的蛛丝马迹，倒是知道了作者曾托编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侯井天先生将其文章的复印件转交黄苗子先生，求证聂绀弩赠诗的来龙去脉。黄先生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在接受南方都市报时采访说：“最近，有一个研究聂绀弩的专家侯井天得到消息说，山西法院发现聂绀弩一批作品、手稿和衣物。他们找到一摞诗，其中有17首是写给我的。侯老就马上跑去山西，法院让他抄下来。当年，我去看望聂绀弩，他不在家，我就留诗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用‘台’、‘才’字韵写了17首给我，觉得很过瘾，后来又写了几首给张友鸾，一共二十几首。很奇怪，我都没有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抄家，关在山西，这些当初被当作调查证据，如今都成为研究资料。” （见2008年１月出版的南方都市报《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第一辑苗子、郁风篇)。杨建民的文章《说说聂绀弩独一无二的旧体诗》也提到，有“十数首和诗，聂绀弩在世时，黄苗子并没有读到。因为诗成未久，聂绀弩便‘戴罪’入狱。这批诗作，被一并带进狱中档案。直到2005年，几经辗转，手迹的复印件才来到黄苗子手中。”（见2008年10月6日《人民政协报》）

黄苗子说的赠诗来龙去脉与《聂档》中引1967 年2 月18 日第一次预审时聂绀弩的口供相符：“我写诗发过牢骚，这些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政协红卫兵抄去了，我也烧了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指的是胡风、冯雪峰。”这些诗，其中包括南方周末章文篇首的给黄苗子治罪的证据，都是红卫兵从聂家抄走的。

章怡和信口开河

3月21日，《今天》主编北岛在《今天论坛》代章怡和发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另一个版本，标明这是“章怡和的最新文章”。新版本又有猛料，聂绀弩是被黄苗子送上囚车的：“像迟钝的聂绀弩，1967年3月，他还和黄苗子、黄药眠商量搞个轮流聚餐会，随即被黄苗子告发。没多久，聂绀弩就被押上了囚车。”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1967年3月是什么时候，怀仁堂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批二月逆流，连中央政治局都瘫了，周恩来不得不检讨，接着是大规模夺权和武斗。聂绀弩、黄苗子、黄药眠能在这个时刻凑在一块儿商量轮流聚餐会吗？

黄药眠文革伊始就被康生点名,一直被北京师范大学当成"大右派"、"大叛徒"、"反动学术权威"批斗。黄苗子1966年10月被抓，与妻含冤七载。聂绀弩则在1967年１月被捕。说这三个人1967年3月聚在一起商量什么轮流聚餐，纯系信口编造。

这样的信口开河还有七八例，拙文《黄苗子告密辨析》（下称《辨析》）里有详细分析。兹事体大，非容轻议，《辨析》发表前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章怡和表态如下：

一，原在在山西高院任职的李玉臻（寓真）先生的文章，是十分严谨、有根有据的一篇文章，李先生是用的排除法文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是谁谁出卖了聂绀弩，但读者是不难读出的。其实，还有很多更冷酷的事实，笔下还是留有余地的，还是有些不忍。即使走向法庭，也有事实依据。

二、写这样文章，太痛苦，与黄苗子一家关系不错，也不想伤害任何人，何况一个96岁尚在病榻、神志不清的老人。

三、点名道姓，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只能这样写，不能 “某某人，某某人”的，语焉不详，含糊不清。关于解读聂诗中的“反意”，只有黄苗子能做到，钟敬文、陈迩东胆小，是干不来这等的事情的。

很威猛，先抬出法官作者，“留有余地”，如不识相，法庭上见。很悲悯，不想伤害“一个96岁尚在病榻、神志不清的老人”。很逻辑，因为别人都胆小，所以“只有黄苗子能做到”。

章怡和没有回答《辨析》中的质询，特别是对1967年3月轮流聚餐预备会的质询。

这样不负责任的构陷令我震惊，黄苗子的尊严名誉毁于信口开河，而且是软硬兼施、威胁恫吓式的信口开河。章怡和，你真是个十足的法盲。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章怡和不知道她的行为违宪。

践踏一代文化人的尊严

黄苗子先生是章怡和笔下的一个牺牲，她的告密者名单里还有吴祖光、钟敬文、戴浩、向思賡、陳邇冬等文艺界名人。章怡和本人文革中也坐过牢，应该知道内查外调是怎么回事。《聂档》里有1967 年5 月17 日预审时聂绀弩的口供：“我是1962 年回京的，以后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这可能是这些人被牵进聂绀弩档案的直接原因，由此引来的内查外调势必要他们写材料，交代与聂绀弩的来往。《聂档》中除了被章怡和用“排除法”栽在黄苗子名下的一份1962年9月12日交给公安机关的系统告密材料，其余都是应付文字，于己于人均无伤害。在当时，凭着这样的材料，既不能抓人，更不能治罪。在今天，这些材料只能映出那一代人的苦难和无奈。 章怡和称：“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没有证据，没有姓名，“语焉不详，含糊不清”地卖了个关子。这个关子抹黑了整整一代文化人，他们在一次次运动中被整，到了今天还要背上告密者的罪名。

章文认为，聂绀弩知道是谁把他送进监狱的，他出狱后继续和告密者来往，是因为家庭悲剧。文章末尾，章怡和又一次对聂绀弩的妻子周颖鞭尸，重复那不知有没有的惊天丑闻。中国古代有“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行为准则，今天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西方国家则有隐私权保护法。章怡和的行为，古今中外都是异数，毒舌八卦，无法无天。

“人要有爱,人要懂美。”

“人要有爱,人要懂美。”这是去年年初黄先生给困难学生捐款时对在场的学子说的。

被章怡和诬为告密小人的黄苗子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交游遍天下，一生无丑闻。前年，相伴63载的妻子郁风驾鹤西去，黄先生参透生死，着手筹建黄苗子、郁风基金会，资助文化艺术与教育事业，给后世留下善缘。基金会章程里有一条：“建希望小学,投资建设过程中接济不上的,可以无偿帮助。”黄先生不卖画，为了基金会，今年2月拍卖了218件藏画，把所得3000万元捐作启动资金。

黄先生还有一个计划，希望自己能顺利出院,然后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记录讲述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岁月。与挚友聂绀弩的交往唱和自然在这部著作中，这也是老人的夙愿了。黄先生对聂诗评价甚高：“鲁迅、周作人、胡适都有诗风的开创，但是聂绀弩做的更高一些……聂绀弩是把旧体诗变成现代诗的了不起的文人。”黄先生钟爱聂绀弩的诗，说:“比如我看到聂绀弩的诗，我都一首一首抄下来。最后，聂绀弩的诗就全了。”黄先生收集抄正的聂诗里也有文革中和今天被人扭曲利用的那两首打油诗：

丁玲未返雪峰穷,半壁街人亦老翁。
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

周末京华袋自携,大街随意吃东西。
忽思扬邵田阳夏,能享一餐烤笋鸡。

同苗子晚餐,即就其语成二绝,赠之,并希哂政
半壁街人未定草

“半壁街人”是聂绀弩自号，他那时住在半壁街。黄忠指黄苗子。


——《纵览中国》首发 ——

施国英

非常感谢邱版的转贴！
现在看来章诒和的人品太有问题了，用欺世盗名来形容也不为过。
遥向苗子先生说一声对不起，我居然相信了对他的指控。罪过罪过。

童志刚

唏嘘。还是那句话，一切都真假莫辨。

要结论为“章诒和的人品太有问题”可能也不够严谨。章与黄如果没有私仇，那么写那样的“揭露”文章，应该认为还是对社会的善意。只是，章些文章的大问题就是太感情化，想象力太丰富，叙述过于文学，而她面对的是历史问题，是不该如此纵容感情、想象和文学笔法的。

要证明黄苗子是告密者，把他当年告密的文字材料从档案中复印出来公布即可，拿出来给世人判断。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告密论”就要慎重发布。

邱晓云

我只是看见了，转载一下，不代表自己意见，而且我觉得用北岛说错的话否定章的证据，逻辑上还欠严谨。

黄馨

我也认为主帖的反驳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

而且这句话挺吓人的“黄苗子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
章诒和一篇文章就剥夺了黄苗子的人的尊严，那帽子也太大了。

施国英

章文的依据是寓真发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上的《聶紺弩刑事檔案》（下简称《聂档》）。通读《聂档》，我没有找出黄苗子告密、诠诗 的蛛丝马迹，倒是知道了作者曾托编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侯井天先生将其文章的复印件转交黄苗子先生，求证聂绀弩赠诗的来龙去脉。黄先生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在接受南方都市报时采访说：“最近，有一个研究聂绀弩的专家侯井天得到消息说，山西法院发现聂绀弩一批作品、手稿和衣物。他们找到一摞诗，其中有17首是写给我的。侯老就马上跑去山西，法院让他抄下来。当年，我去看望聂绀弩，他不在家，我就留诗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用‘台’、‘才’字韵写了17首给我，觉得很过瘾，后来又写了几首给张友鸾，一共二十几首。很奇怪，我都没有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抄家，关在山西，这些当初被当作调查证据，如今都成为研究资料。” （见2008年１月出版的南方都市报《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第一辑苗子、郁风篇)。杨建民的文章《说说聂绀弩独一无二的旧体诗》也提到，有“十数首和诗，聂绀弩在世时，黄苗子并没有读到。因为诗成未久，聂绀弩便‘戴罪’入狱。这批诗作，被一并带进狱中档案。直到2005年，几经辗转，手迹的复印件才来到黄苗子手中。”（见2008年10月6日《人民政协报》）

黄苗子说的赠诗来龙去脉与《聂档》中引1967 年2 月18 日第一次预审时聂绀弩的口供相符：“我写诗发过牢骚，这些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政协红卫兵抄去了，我也烧了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指的是胡风、冯雪峰。”这些诗，其中包括南方周末章文篇首的给黄苗子治罪的证据，都是红卫兵从聂家抄走的。


[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09-3-26 09:29 编辑 ]

梅茗

我读寓真文本，也没读出黄先生就是“告密人”的结论，读时也特别留意过。

施国英

聂的档案zhonggong有200多首诗，只有从聂家里抄家才能收集得这么全面。
黄苗子早在2008年1月就回应了聂档中的17首赠诗他是在2005年才有机会读到。

李大兴

对章诒和女士的指控存疑，是很正常的，但指责她的指控是“黄苗子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或者“章诒和的人品太有问题了，用欺世盗名来形容也不为过”，并不构成反驳，只能称为反控。
我早已指陈，章诒和女士的指控是严重的，黄苗子先生应该正面回应。如果黄苗子先生已经无法回应，那么话只说了一半的寓真先生应该回应，毕竟他是直接看到档案的人，而他的文章本身，留下相当大的让人猜测的空间。
我对章诒和女士的报告文学史笔，也是有一定保留的，但这桩公案，指责章诒和女士无助于找出历史真相。

施国英

3月21日，《今天》主编北岛在《今天论坛》代章怡和发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另一个版本，标明这是“章怡和的最新文章”。新版本又有猛料，聂绀弩是被黄苗子送上囚车的：“像迟钝的聂绀弩，1967年3月，他还和黄苗子、黄药眠商量搞个轮流聚餐会，随即被黄苗子告发。没多久，聂绀弩就被押上了囚车。”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1967年3月是什么时候，怀仁堂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批二月逆流，连中央政治局都瘫了，周恩来不得不检讨，接着是大规模夺权和武斗。聂绀弩、黄苗子、黄药眠能在这个时刻凑在一块儿商量轮流聚餐会吗？

黄药眠文革伊始就被康生点名,一直被北京师范大学当成"大右派"、"大叛徒"、"反动学术权威"批斗。黄苗子1966年10月被抓，与妻含冤七载。聂绀弩则在1967年１月被捕。说这三个人1967年3月聚在一起商量什么轮流聚餐，纯系信口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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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已经在睁眼说瞎话了。她既然和这些人这么熟，不会连他们被抓的日子都不知道吧，而且这些日期早已有白纸黑字的记录。

[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09-3-26 09:55 编辑 ]

施国英

为周颖辨正

——读章诒和文后

姚锡佩

章诒和女士《往事并不如烟》是今年的热销书，不少读者看了其中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下文简称“章文”）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看了后才明白绀弩夫人周颖竟是一点人味都没有，简直不是人，绀弩真可怜。他们知道我跟绀弩夫妇晚年有交往，所以问我的看法。我听了心中很不平静。章女士的文章在去年《新文学史料》第三期刊出时，我就很吃惊，文中写的主人公聂绀弩、周颖夫妇还有他们的朋友陈凤兮、朱静芳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而我所知的事实，我积累的印象，和章文有许多不同。特别是周颖的形象，在章女士的笔下完全成了一个吝啬小气、忘恩负义、猥琐不堪的女人，我曾向编辑们略述该文的失实之处。后来听胡风、梅志的女儿晓风说，她也曾直接给作者提了类似的意见；我又在报刊上看到了一些指出该文错误的铁证。原以为已尽了一个读者的责任。不料收进书中的文章连最简单的一些事实都未订正，以至反响如此可怕。我不得不放下案头的工作，为早已作古的周颖辩正。

    首先我要谈一件我亲历的事。章女士在文中提到1986年聂绀弩先生病逝，她的母亲“是从《光明日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她在等，等周颖寄来讣告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当章女士把中国艺术研究院老院长张庚先生参加了追悼会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第二天下午，沉默一日的母亲像是自言，又像在对我说‘绀弩去了，我和周颖的关系到此结束。’”这一段充满深情的记述，谁看了都会暗责周颖无情。然而我却顿生疑窦。因为当时我也是从报纸上看到聂老病故的消息，即匆匆去聂家吊唁，那天去的人不少。胡风的小儿子晓山也赶来帮忙料理后事。因为绀弩夫妇的独生女儿和女婿在“文革”后期双双自杀身亡，遗下的一对儿女年龄还小，养女丹丹忙于接待，所以周颖就要求我每天去帮她处理文字上的事，包括拟定发讣告及参加追悼会的名单，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汇总。名单是她一边说，我一边记录。她是民革领导成员，所以她相熟的其他民主党派的领导都一一写上了。当时来电话打听追悼会何时开并要求参加的人非常多，名单越写越长，周颖还唯恐有遗留的，跟我反复校对。章女士的母亲李健生，既是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之一，又是周颖常在我面前念叨的好朋友，李大姐的名字我耳熟能详，怎么会漏记漏发呢？难道我的记性有问题？幸而绀弩夫妇的外孙至今仍保存着四册参加聂绀弩追悼会的签到簿，他电告我其中一本有“李健生”的大名。我不放心，又专程去查看一下。果然在一本精美的签到本中，有着“李健生”三个颇大的字，她的上下左右密密地签着陈明、蒋路、汪洋、谢素台、林辰、孙一珍等吊唁者的名字。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哀思的场面，也为九泉之下的周颖阿姨不再蒙这不白之冤而略略感到宽慰。

    然而，讣告问题只是章文指责周颖的一件小小事而已，她的整篇文章几乎都是在说绀弩“斯人寂寞”的原因全在于周颖造成的，而且细节描写活灵活现，从为人、谈吐到生活，周颖无一是处，隐私更是触目惊心。然而，这些又大都不是作者直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连被章文引话最多的朱静芳女士，也在今年1月21日给我寄来她写的《纪念聂绀弩百岁诞辰的回忆》中，申明小愚（章怡和）所说“片断”，要“留以后再纠正”。这位为营救聂绀弩两次去山西监狱奔走的高级法官，颇为感慨地说：“小愚在文章中提到我这个朱静芳三个字的地方还不少。但是她并未曾向我采访过，因此对我并不了解就随便地猜想我是‘陪审员’”。

    说到这里，我也要辩正一下章文中有关朱静芳的一个细节，章文说：“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很少谈及。后来周颖便对别人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讲不过你。’理屈词穷的周颖说罢，便去卫生间。”“坐在一旁的聂绀弩乐滋滋地对朱静芳说‘她怕你。’”从这段描述来看，作者全是听朱静芳说的，而朱静芳所听的周颖跟别人说的话，也是传言而已。这个传言可信吗？关于聂绀弩这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最后竟以一个国民党党政军特的战犯身份被特赦回家，一直是所有关心绀弩者心中的谜团，我和不少人就曾多次问绀弩和周颖。绀弩说，他在狱中一直写申诉书。周颖也说她不断向各有关部门和上层人物写申诉书，包括她在觉悟社时期相熟并称之为姐夫的周恩来；邓小平复出后，她听说老朋友胡绳进了政策研究室，周颖也托他代传诉状，但都石沉大海，最后不知哪条线起了作用。直到1993年聂诗研究者侯镜天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发现了聂绀弩《赠送朱静芳大姐》的六句诗：“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劝君更进一杯酒，千里万里亦中华。”敏感地意识到这与聂的出狱有关，便辗转寻找朱大姐其人。朱静芳也终于被感动，说出了真相。她说她当时虽身背右派之名，但因受李健生、周颖委托救聂绀弩，曾两次前往山西临汾监狱，找到她的好友——彭狱政科长及其丈夫杨监狱长，介绍了聂绀弩的革命经历和作品，指出判决其无期徒刑的根据空洞不实，不合法，因此聂在狱中被优待；在中央公布特赦国民党军政警特令时，恰巧有一名战犯病死，狱官们便以聂绀弩曾是黄埔军校二期学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等经历，将他顶替病死者释放了。朱静芳还对侯镜天和我都说过：她当时要求绀弩夫妇对杨、彭二人相救之事绝对保密，免遭不测。所以朱静芳本人隐瞒此事十七年，而那位已退休并死了丈夫的女狱政科长，直到1997年还强调“聂的特赦是当时有党的政策规定，我监根据党的政策办理手续的”，“更不能顶替弄虚作假。” 出于职业之本能和政治环境，他们保密的心情当可理解。为了保密，绀弩也没有将《赠送朱静芳大姐》诸诗收入集中。但他们夫妇俩的感激之情，倒保存在周颖给朱静芳的信中，我在采访朱静芳时在她家看到过此信，大意是：她和老聂都很感谢杨、彭夫妇，因不让公开，只能请朱想个感谢的办法。周颖遵守约定，在友人前不提朱静芳又有什么过错呢？她究竟是否是忘恩负义之人，自有公道可论。

    余生也晚，我是在1978年才奉我上海表姨之命去看望刚释放回家的绀弩伯伯和周颖阿姨的。在日后与他们的多次接触中，我深切地感到绀弩和周颖是一对不忘涓滴之恩也不拘小节的夫妇。周颖和我的表姨姚楚琦是留日时的同学，每当说起楚琦姨，周颖都会深情地说：1946年我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你姨就买了一件海虎绒大衣送给我御寒。她跟绀弩也常常跟我说起当年在日本时他们夫妇和胡风、方翰、王达夫因抗日被捕后，我表姨如何以监护人和家属的名义援助他们。绀弩还在他写的回忆散文《槛房杂记》中，把我那高鼻梁的表姨称作“美人”。可是我从没有听楚琦姨说起过这些事，倒是说过当她因认识胡风而被审查、除职后，一些老友在经济上资助了她，其中就有周颖。她们似乎只记得对方曾给自己的帮助，这种古风在当今实在太少见了。大约是1974～1975年间吧，楚琦姨来京时，还到周颖家住了一段日子。最近朱静芳电告我，那时她也住在周颖家，她们吃的菜大都是菜场上的处理菜。我想，这就很不错了。那时，周颖只有几十元工资，要养几口人，我的穷姨妈也不会有太多的钱给老友开伙的，但她们在一起图的是真诚的交谈和关怀。我和周颖阿姨相熟后，她常常不由自主地对我回顾30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时的生活。她说：那时我们这帮穷朋友，没几个人有钱的，可是相处得非常好。谁有了钱，就一起跑到八仙桥去吃面，钱不够，大家添。她多么怀念那帮有着生死之交的朋友啊！她在章文中被描绘成一个贪婪者，也许就是这种不分你我的习惯，已经和现代风气相隔太远了。

    我在他们家里总能看到住在他家的朋友，其中有老同乡，有绀弩留俄时的老同学，有狱中小友，有老友之子，往往是少则住个把月，多则一年半载。我还没有见过天下有几家如此好客的。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绀弩逝世后住在他家的姚辛先生。他由于刻苦研究“左联”，自费来京挖掘资料，已穷得连娘子也离他而去了。周颖得知后，便让他吃住在家中，还给他介绍结识原左联人士。姚辛终于完成了一本厚厚的《左联词典》，填补了现代文学史料上的空白。姚辛的回报是把聂老的遗稿等整理成包，代周颖赠送现代文学馆。我很为这两代人间无私的情谊感动。
（本文著作权属姚锡佩先生，Yu jinsong先生编辑校对，三秦记仅修改网页并发布）

    由于我家离聂家较远，所以每次去看望他们，常常被留下便饭。我见他们一家的饭菜跟寻常人家一样简简单单，倒是在绀弩的面前总有一小碗他爱吃的湖北味的米粉肉之类的高级菜；他家的茶水，一般都是冲在一个较大的共用茶壶里，各自倒在杯中喝，唯有常年躺在床上的绀弩是用一个不起眼的小呢茶壶饮水，不知那茶壶是否就是章文所说的从章家要来的古董——曾让章母“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周颖是不懂也不会收藏古董的，她是个讲实用的人，哪会藏了起来？周颖是个节俭的人，但也是个会疼人的女性。记得我在她家协助治丧时，她见我瘦弱，下午四点左右总要给我送来涂了黄油、夹了鸡蛋的烤面包，还加一杯牛奶。而她自己最多冲杯速溶咖啡提提神。有人曾劝周颖别太节俭了，她却说：你们别管我，我已习惯了。她的衣着更是没什么新的样子，有时外出参加活动，挑一条有色的围巾或花衬衫穿戴，好幽默的绀弩见了也会嘲笑说："会情人去啦！"不知情的人竟把此话当真听了。可周颖对此满不在乎，一笑了之。有一次，绀弩夫妇跟我谈起了年轻时的狂放事，周颖笑忆自己有一天，同几个朋友一起在诗人家喝酒醉了，醒来一看，她自己竟睡在诗人身边。绀弩靠在床上听着，也眯着眼笑。二老都笑谈如烟的往事了，我们这些旁杂之人还需要把这缥渺的烟点旺吗？况且至今流传的版本甚多，有名有姓的说那个诗人是某某某，其实那人跟他们夫妇俩毫无交往。

    传言是不可随便相信的。例如胡乔木先生主动探访绀弩并提出要为《散宜生诗》作序这件事，我和不少朋友在与绀弩的交谈中，都感到他（包括周颖）都经历了三个情感过程；初闻颇为惊恐；继而诗集因胡序迟迟未写而不能如期出版时的焦虑和不耐烦；最后看到胡序中肯评价后的某种欣慰。而章文引传一位“知名度颇高的作家”的话说：“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恶骂胡乔木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这种状况发生在《散宜生诗》出版后，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倒是那位作家所问的混账话：“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肯定会惹恼绀弩，所以怒骂的对象还需考究考究呢！

    还有关于周颖男友的种种传言，我曾问过传言者，大抵是一些极陈腐的看法，诸如周颖自己说某人病了，她为他治疗，并睡在床下的地上，陪他度夜；或有人见她在四十年代与某男性手牵着手走路，而且此种传言不少来自某老太太口中。且不说无事生非吧，若真的曾另有所爱，难道现代女性章女士的笔下就应该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恶骂吗？

    要说崇敬周颖的男性还真不少，因为她有一股豪气，再加上对人真诚，办事认真，很有魄力，所以像胡风这样的实干家，对自由散漫的绀弩或有不满，对周颖倒是很夸奖，有事还愿找她商量。章文中几处描述“周颖拎着个黑塑料提包”外出办事，常不在家，似乎这也成了周颖让绀弩寂寞的根由。那末，周颖究竟干什么去了呢？八十年代是“四人帮”倒台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身为民革组织部副部长的周颖，是很忙的。我听人说她经常自掏腰包，挤着公共汽车去了解情况，为人平反。至今在她的遗物中还保存不少向她求助和感谢的信。绀弩在《记周颖》一文中所写他对周颖的爱，不正是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有勇有谋的豪爽之气吗？1957年，也正是因为周颖率先以胡风案和骆宾基被整为例，指出zhonggong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才成为《人民日报》点名的大右派，绀弩也因为曾为她修改了几个字而被连坐“戴帽”，可是绀弩从未因此阻止老妻“管闲事”。我一直觉得这对老夫妻的情感颇奇特；过去由于他们夫妇俩一直处在战乱的环境中，工作性质也不同，离多聚少的夫妻生活，曾使两个气质不太一样的夫妇产生裂痕，还闹了分居、离婚；但奇怪的是把他俩紧紧地连在一起复婚的，竟是双方天大的灾难。三四十年代聂绀弩怀着深情撰写的《离人散记》、《记周颖》，都在周颖遭日寇轰炸和蹲监狱时，而此时绀弩也割断了自己两段婚外情。五十年代周颖奔赴北大荒救助因失火被关押的丈夫，及七十年代到处写信为丈夫伸冤的事迹，早已在朋友中传为美谈，而且绀弩都写进了自己的诗中。当然这对个性都相当强的老夫老妻，平时也会因误解而发生相争相讥的事，但就像不少人间夫妻一样，并无隔夜仇。不料这些一经旁人渲染和章文的扩大，竟成了绀弩“斯人寂寞”的本质。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绀弩在《赠周婆（二首）》中所吟的：“五十年今超密月，愿君越老越年轻”，却是不争的事实。党组织曾批判绀弩的婚外恋为“玩弄女性”，而周颖跟我再三强调：绀弩从未玩弄过女性；我也曾看到绀弩晚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赞美老妻是世上最有意志力和耐力的伟大女性，还原谅了他许多对不起她的事。但此信被不希望被表扬的周颖收走不见了，好在最近王存诚教授告诉我，他处存有绀弩八十岁时写给另一名叫“大戈”友人的半封信，内容与此相同，其中说：“至今与老伴相处甚洽。我的过失都被饶恕了”。绀弩常常感叹“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同样有此感叹、疾此陋习的吴祖光，所以对章女士坚称聂、周为"模范夫妻"，而我更觉得他俩是世上难得的患难夫妻。聂绀弩逝世后，周颖分到民革新房，章文说如果聂还在世，“聂伯伯未必肯搬去住”。假设无从验证了，假设的根据则是周颖此房似乎得来暧昧。我实在不懂，周颖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以来，立下了无数的功绩，还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梅志女士在她的《往事如烟》一书中说得好：“颖大姐曾经走南闯北，是个名声赫赫的女将……如果她热衷名位，她满可以成为一个很吃得开的女政治家。”后因反右等一系列运动，周颖的遭遇极其坎坷，待到拨乱反正，年近八十的她，还承担着一系列的工作，难道连住进靠近工作处的一所普普通通的四室一厅的房子都没有资格？都要受到“来源暧昧”的质疑吗？顺便说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打倒的绀弩，从未得到过工作单位分配的房子，他住的都是周颖名下的房，所以有时不免有“沾了老婆的光”之类愤激之语，这难道是针对周颖的吗？

    最后更令我生奇的是章文传播的所谓聂绀弩“愤激”之语：“现在她（文中指周颖）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在别人追问下，“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党费。一分不留。”这是老聂——绀弩的思想、行为吗？我曾听说他恢复党籍后，有人要他补交坐牢时的党费，他硬是没交，他说：“那又不是我不交，是你他们不要我了，不让我交啊。现在他们又变了，要我了，我可没变过，我干么要补交？”再说啦，周颖立下的遗嘱，是把家中的现款平分给他俩挚爱的外孙、外孙女，还有早年收养的女儿丹丹，及照料二老晚年生活的周颖侄女——异母弟弟的女儿。我想，性情豁达的绀弩也不会反对这样安排的。

    周颖和李健生本是好朋友，可能因误会而有了隔阂，而隔阂也会使误会加深。如章文说其母送绀弩螃蟹，周颖说：“我们老聂不爱吃。”由此感到周颖无情。我读梅志女士忆绀弩的《悼念之余》时，恰好其中也有一段五十年代请绀弩吃螃蟹，“谁知他是一口假牙，吃螃蟹很困难”的尴尬事。周颖直率地回绝了李健生，连句道谢话都没有，确实有周颖的风格。这种风格很使一些人不喜欢她，也会使人产生误会，但我想李健生女士几十年来曾与周颖保持很好的关系，恐怕原本也不会对这种风格有意见的吧，因为有不少人还很欣赏周颖这种没有世故套话的风格呢。所以人和人之间多么需要沟通和理解啊！

    我记得我们编《鲁迅年谱》时的导师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反复强调：为人编年谱写传，不能有闻必录，应认真考察。长期在港台生活的作家徐訏先生在见了苏雪林苛评鲁迅的文章后，也很不以为然，认为“刻薄阴损，似有太过”，感叹“许多过分刻薄的批评可以使任何善举都成为丑恶”。我们并不要求章女士去写完人、圣人，但她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应知某些舞文弄墨者的战绩，既可把死马说成活马，也可点粪成金，点金成粪，乃至杀人。此理在当今仍需我们用心体会。

    周颖和她的老伴绀弩一样，历经坎坷，但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然而她不知身后还要雪上加霜，我不禁为周颖阿姨流泪；我也为绀弩伯伯难受。绀弩的后半生几乎是被传言包围着，诬陷着，不料在这理应正本清源时，却又被人借传他的话来攻击老妻。我仿佛看到了二老及其后代的心在流血！


    2004年2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09-3-26 10:06 编辑 ]

施国英

原帖由 李大兴 于 2009-3-26 09:46 发表
对章诒和女士的指控存疑，是很正常的，但指责她的指控是“黄苗子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或者“章诒和的人品太有问题了，用欺世盗名来形容也不为过”，并不构成反驳，只能称为反控。
我早已指陈，章诒和女士的指控是严重的，黄苗子先生应该正面回应。如果黄苗子先生已经无法回应，那么话只说了一半的寓真先生应该回应，毕竟他是直接看到档案的人，而他的文章本身，留下相当大的让人猜测的空间。
我对章诒和女士的报告文学史笔，也是有一定保留的，但这桩公案，指责章诒和女士无助于找出历史真相。

主贴中披露早在2008年1月，黄苗子就回应过那些赠诗为何会出现在聂档。他不会预料章女士在一年后会指控他吧？

非常遗憾燕谈的诸位读书人，读一篇文章都没有起码的分析能力。

施国英

前几天我搜索了一下各个论坛对章文的反应，并无想象中那么热烈。对黄苗子表示体谅的不在少数，也有人干脆质疑章文的真实性，骂她毒舌妇的都有。
相比之下，燕谈的反应就比较特别。难道真是这里的真人君子，正义之士比较多吗？

施国英

对造假者如此宽容也真是中国特色。难怪假冒伪劣繁荣昌盛。
在西方社会，人们甚至可以宽恕一个杀人犯，但绝不原谅一个恶意的撒谎者，如同一次不忠，百次不信那样，一个人只要有说谎的前科，那他/她的信誉就破产了。

流星雨

邱晓云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3-26 09:47 发表
3月21日，《今天》主编北岛在《今天论坛》代章怡和发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另一个版本，标明这是“章怡和的最新文章”。新版本又有猛料，聂绀弩是被黄苗子送上囚车的：“像迟钝的聂绀弩，1967年3月，他还和黄苗子、黄药眠商量搞个轮流聚餐会，随即被黄苗子告发。没多久，聂绀弩就被押上了囚车。”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1967年3月是什么时候，怀仁堂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批二月逆流，连中央政治局都瘫了，周恩来不得不检讨，接着是大规模夺权和武斗。聂绀弩、黄苗子、黄药眠能在这个时刻凑在一块儿商量轮流聚餐会吗？

黄药眠文革伊始就被康生点名,一直被北京师范大学当成"大右派"、"大叛徒"、"反动学术权威"批斗。黄苗子1966年10月被抓，与妻含冤七载。聂绀弩则在1967年１月被捕。说这三个人1967年3月聚在一起商量什么轮流聚餐，纯系信口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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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已经在睁眼说瞎话了。她既然和这些人这么熟，不会连他们被抓的日子都不知道吧，而且这些日期早已有白纸黑字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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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三楼说的欠严谨，你不能说章白纸黑字说瞎话，因为你没看到章的文章，是听到北岛的引用。

吹笛在湖北

施女士的阅读能力也有问题，关键是情绪多于理智。

原文“没有证据，没有姓名，‘语焉不详，含糊不清’地卖了个关子。这个关子抹黑了整整一代文化人，他们在一次次运动中被整，到了今天还要背上告密者的罪名。”不就事论事，一句话扫尽一代文化人。施女士“相比之下，燕谈的反应就比较特别。难道真是这里的真人君子，正义之士比较多吗？”呼呼喘粗气，与一楼作者可有一比。

周泽雄

这位黄容芬先生，真是可怕。他运用的东西，同时兼有威猛和无效的功能，就这种批驳法，还有人为之叫好，真是可悲。
作者写一篇批评或揭露文章，最正常的反应，是据实反驳。你拿出事实来了，倒下的就是揭露者，而不是被揭露者。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却虚构些不成立的后果，什么“黄苗子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只能视为瞎咋呼。
一般讲起来，一个如此行文的人，是不可靠的。哪怕他的观点正好如我所愿（实际不是），我也不理他。
回应章诒和，用事实和理据，别无他法。所有的他法，我均视为旁门左道。

流星雨

读后感：事情本不复杂，因了女人的“参与”，也就变得越来越显复杂了；世界本很单调，因了女人的“介入”，也就变得越来越有味道了。

流星雨

嗯，额喜欢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吹笛在湖北

首页 全部帖子 常见问题 会员列表 日历 读书公园（Bomoo.com）论坛 > 主讨论区 > 阅读  王容芬：文革中的一个英雄（转贴）  

标题: 王容芬：文革中的一个英雄（转贴）  (  07-06-30, 23:04  )   
ruanyf  
Administrator   加入日期: 2004-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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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6,683  

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 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回来，她强烈地感到 “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这位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她给毛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 产 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于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zhonggong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 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 DDT杀虫剂，然后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喝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 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后，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进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 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在关押了近十年后，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 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 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王容芬后来的经历：http://www.google.cn/search?q=%E7%8...zh-CNCN216CN216

王容芬  
Member   加入日期: 2007-07-12 帖子: 23  

多谢！http://cache.tianya.cn/pub/c/books/1/90972.186.shtml
  
王容芬

莫非您真是王容芬老师，真是不敢相信啊！
您给的那个链接，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

站长贴的这段是不是摘自《毛泽东献为人知的故事》？这两天我正好在读。

是在下，不是英雄。那个联结是纪念文革40年写的一个人的故事。这里还有个拙著联结，以前能看到正文，现在只有一个序：
http://www.gmw.cn/content/2005-11/22/content_335070.htm
搜狐红袖等可以下载。

王老师，您的经历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说，简直像小说一样，但确实又是真实的历史。希望有机会，您给我们讲讲。
在我看来，您同遇罗克、张志新和林昭一样，都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谢谢各位。苟活者与烈士天壤之别，惭愧。
谢谢站长找到了《燧人氏》的连载。还有一本《庖牺氏》也出了，封面很糟，前言面目皆非，比盗版还难看。站长想听我的故事，把本来面目的前言贴在这里，算是我跟毛泽东不得不说的故事吧。

《庖牺氏》排好了版，策划人说还缺一篇序。《燧人氏》的序是苗子先生写的，我想请先生再提携一把。先生没有回绝，却讲了个故事:“我花了好几年写《八大山人年谱》，两年前把手稿给汪世清先生过目。汪先生看后，写了四十页意见。不久，汪先生过世了。我无以回报，对汪夫人说，今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事情真来了，出版社拿着汪先生生前收集的一千首石涛的诗找我写个序，一千首诗啊，要写出意见来。这序我至今没写成，夜里做梦都出冷汗。”我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得寸进尺了。早在写《燧人氏》时，郁风先生就诚恳建议：“我知道你一定有话要说，应该趁这个机会把你要说的话对读者说出来。”那时懒了，后来果然有读者问为什么要写那些一万年前的石头。我从没写过序和跋，好在有颦可效，就学李敖先生的“我写《北京法源寺》”，写个“我写三皇五帝”，借此机会，一并交待书里书外。
这本书是我的第二本历史小说，前面有《燧人氏》，后面还有《有巢氏》、《娲皇羲皇》、《黄帝蚩尤》、《唐尧虞舜》、《治水鲧禹》，成为一个系列。其实《庖牺氏》去年年初就交了稿，只是依历史顺序，排在了《燧人氏》后面。整个系列的酝酿和写作都有年头儿了，不是现写现卖。
说起来话长，一九六六年九月，我冒昧给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先生写了封信，请他以社稷为重，检讨时下拿枪杆子运动群众的错误。毛先生很让我失望，把一个履行匹夫之责的公民当作阶级敌人关了起来，强迫作铁窗功课，学习他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毛先生不分“历史”和“文明史”，“几千年”也没个准数儿，误差在两千到九千之间，开口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
我在毛先生的看守所里一住就是十年，其间易地数次，阅人近百。一起关押的难友，全是清一色的阶级敌人。交谈比较之下，别人的案情都比我轻得多，他们获罪或为出身，或为历史，或为无意中说错话写错字，还有株连殃及的。就此小样本而言，冤狱百分之百，毛先生的阶级斗争无疑就是践踏人权。文革中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斗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确切统计，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文明史上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相比的事件，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只有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和日本侵华战争了。毛先生试图消灭的虽然不是异族，却是整整一个假想阶级。
铁窗时间不计日月，年复一年，睁开眼背语录，闭上眼捯腾历史，捯到根儿上，明明白白了，毛先生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历史。燧人氏、庖牺氏、有巢氏，这些星星，隔着历史的光年，七千年、八千年、一万年之后，依然灿烂夺目，绝不因为他们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这些名字都有内容，钻燧取火、种五谷养六畜、筑巢造屋，就是没有阶级斗争，它们闪烁的是那个时代先进技术的光辉。
十年以后，在远离京城的一孔黄土窑洞里，一位当地无产阶级专政人员艰难地向我宣读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疙疙瘩瘩念错了许多。所有罪状归结起来无非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外加死不认罪。我听得明白，已视死如归，只是遗憾死得太不值。听到最后，长长吐了一口气，不过无期徒刑尔！心里对毛先生说：“只要不死，有出去的一天，我会跟您讲这个理，把三皇五帝到于今争个明白。”
判刑后劳动改造了两年半，正当狱方以“拒不认罪、反抗改造”为名向京城申请给我加刑时，半人半神的毛先生死了，天怒人怨把他生前的魅力撕得粉碎，他的司令部被摧毁了，一个个成了阶下囚。戏剧性的是，一个在看守所给我上过刑的专政人员带着十年刑期也被发配到这座监狱，还和我住一间牢房，成了名副其实的同窗。一九七九年三月，当年判我无期徒刑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两位审判员，向我宣读了一份复审判决书，内容挺长，无非是被告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攻击了伟大领袖云云，不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变成了“反对四人帮”，以前加刑的凭证也变成了平反的依据。平反虽然留了尾巴，好在最后一句判词是：“宣布无罪，立即释放。”
一晃十二年半，出狱后，我如狼似虎读史书，补功课，一把年纪出国觅师写论文，求索人类历史上重大灾难的理论根源。毛先生死了，我那颗叫真儿的童心仍未泯，补完最后的史学教育，我便着手收集史料，考察三皇五帝之源。《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了不写三皇本纪的理由：“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太史公不知的史料，所幸两千年后从地下发掘出来一部分。虽不足以著史，但可作为历史小说之本。小说虽属稗類，也应有所本，《庖牺氏》本的是甘肃大地湾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挖掘的坑、穴、灶、窖、墓、沟、房、窑址和近万件文物，尤其是最早的农作物标本黍。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是神话了的三皇，在希腊则有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尔、狩猎女神黛安娜。
关于三皇，各说不一，但所有版本中都有一位农业先驱，或叫神农，或叫庖牺，或叫伏羲。庖牺这个符号最生动，传递的信息最多，至少有猎、畜、陶、火。我就选择了庖牺作为本书主人公的名字，以这个氏族的名字作为书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形式是母系氏族，酋长自然是女人，而且是有领导生产能力的女人。庖牺这个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的人，就是庖牺氏的女酋长。有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自然发展出来，八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再现出来了。
人是脊椎动物里最弱的，单个儿的人缺乏营卫能力，牙齿不利，指甲不硬，奔跑速度不快，只有在群体里，才有生存希望。母系氏族是血缘和利益的群体，在与外族利益冲突中，难免产生打斗、杀戮，群体内部遇到需求与现实的差距，也难免导致人际冲突，甚至闹出命案来。模拟原始社会生活的故事情节发展，经常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打碎了以往接受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不过，无论氏族间的冲突还是氏族内的冲突，都不能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而是人性和利益使然。那时没有契约和暴力机构，维系社会和谐的是对神的敬畏和对酋长魅力的帖服。酋长权力来自个人过人的能力，给族人带来实际利益的能力。小说里的庖牺就是这样的魅力权威，她靠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发明了提高族人生存能力的先进技术，教民制弓箭、结网罘、养六畜、种五谷，使庖牺氏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酋长犯了错误，给族人造成重大损失，她的魅力也就没了。小说写了庖牺晚年的一个重大失误，导致氏族死人过半，生者离开了庖牺，推举那个力阻错误行动的人当了新酋长。魅力权威依托人的能力，本事没了，权威也就不存在了。
酋长是氏族生产和生活的管理人，所谓管理，不过是生产和分配。分配比生产更重要，仅有的产品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导致打斗，分配权只能掌握在全族人信得过的人手里。庖牺的魅力给了她分配权，她的主要精力用在结一个一个作为分配记录的绳子疙瘩上，主持干活儿的却是几个精力旺盛的男人。向父系社会过渡已是早晚的事儿了。
写原始社会，尤其是母系社会，不能回避先民先祖繁衍后代绵延种族这一面。再现新石器时代的生育习俗，靠流行的“ 群婚制”理论来虚构就麻烦了。我有幸在为稻梁谋的工作中考察过中国古代生育制度，也做过几年城市婚俗的田野调查，这点民俗学功夫派上了用场，写作中还参考了两次去山西发现的晋人一种古老的习俗。一次是文革前，去晋南参加四清运动，我有半年住在村民家里，日子长了，人家也不回避了，还告诉谁跟谁“过着”，整个村子有一张清清楚楚的性关系图，一点不乱。这个结构是村民生活的重要支撑，夫妻双方都尊重对方的性自由，子女也视父母的性夥伴为亲戚长辈。这种性关系的作用除了生儿育女，还是对过日子的支撑，遇事几个家庭互相帮助。第二次是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我常代犯人写家信，收信人从雁北到晋南，遍及全省。这些信有给“ 爱人”的，也有给“朋友”的，往往一个人同时写两封。狱方视为正常，只要不谈案情，一律放行。这并不是某些通奸犯独有的婚外情，其他犯人，甚至某些监管人员也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很公开，两家孩子长得难以分辨，被人混淆了，就笑着解释“我是谁的，他是谁的。”我把这种习俗揉进云南纳西族的从舅居，作为小说中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似乎比“群婚制”更符合八千年前的民风。八千年前的人也是人，所谓群婚和乱伦，在动物界都罕见，何况人类。晋人的性习俗不是个案，中央关于全国的四清运动有指示，为了消除社员的顾虑，下车伊始先宣布：“谁跟谁睡觉的事，不在四不清之列。”中央有个四清样板，不在山西，领队是某夫人，开社员大会时居然传焦大的话：“要是清这个，你们就没一个干净人了。”
原始人受自然界威胁多多，寿命很短，出土的头骨，牙齿基本完好，高寿而死的，不过三四十岁。他们的生命健康主要靠巫来调治，《庖牺氏》里写了两代备受族人赞崇的巫，巫的造型取自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除治病疗伤外，还以神鬼代言人的身份调理族人的心理。母系氏族里地位如此之高的巫，我想也应该是女人。书里的老巫婆还是氏族延续的钥匙--收生婆，最后为求雨贡献了生命；巫婆的接班人是庖牺的好友，她淡泊权力，施医舍药，也是氏族有话语权的重要人物。庖牺晚年得了不治怪症，痛苦不堪。她的继承人尽一切努力，让她活下来，家人却不忍看着庖牺生不如死，庖牺本人也愿意尽早了结。在愿望冲突中，巫婆尊重庖牺的选择，给她吃了大量苦杏仁儿，算是最早的安乐死。
庖牺死后，她的继承人把她立成了神，族人有了膜拜和求告的偶像，后人也奉庖牺为神。传说中的神三皇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有重大发明的酋长，我把她们写成了三位杰出的女人--燧人、庖牺和有巢。《庖牺氏》和整个“太古足音系列”都不是重写神话，而是重现活人的历史，力求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情节都能在历史和生活中找到依据。我相信这些从洪荒中走来的先人能在历史小说人物丛中得到他们的位置，不会被那些浓妆艳抹的后宫和阴阳怪气的太监淹没。
我写三皇五帝，缘起是跟毛泽东叫真儿。这想法本身就幼稚，因为毛先生的道理太荒诞，换牙的孩子也知道牙齿的发展是新牙顶掉乳牙，而不是下牙把上牙顶回牙床子里去，毛先生却凭着妄想和幻觉，偏执地非要让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经历过那个荒诞时代的中国人早就不信这一套了，年轻人可能连阶级斗争是什么东东都不知道。文革中的领袖戎装像如今沦为火辣饭铺的店招，忠字舞跳上了夜总会的台面，阶级斗争成了一道风景菜。我与毛先生这段不得不说的故事，这会儿再不记录下来，怕是永远没有说它的机会和必要了。
郁风、苗子夫妇年逾九十，造诣纯精，社会应酬繁忙，仍屈尊为拙著画画儿题字。同窗之谊，无任感激，懇悃之至。

鸭先知记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

施国英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3-26 09:47 发表
3月21日，《今天》主编北岛在《今天论坛》代章怡和发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另一个版本，标明这是“章怡和的最新文章”。新版本又有猛料，聂绀弩是被黄苗子送上囚车的：“像迟钝的聂绀弩，1967年3月，他还和黄苗子、黄药眠商量搞个轮流聚餐会，随即被黄苗子告发。没多久，聂绀弩就被押上了囚车。”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1967年3月是什么时候，怀仁堂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批二月逆流，连中央政治局都瘫了，周恩来不得不检讨，接着是大规模夺权和武斗。聂绀弩、黄苗子、黄药眠能在这个时刻凑在一块儿商量轮流聚餐会吗？

黄药眠文革伊始就被康生点名,一直被北京师范大学当成"大右派"、"大叛徒"、"反动学术权威"批斗。黄苗子1966年10月被抓，与妻含冤七载。聂绀弩则在1967年１月被捕。说这三个人1967年3月聚在一起商量什么轮流聚餐，纯系信口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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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已经在睁眼说瞎话了。她既然和这些人这么熟，不会连他们被抓的日子都不知道吧，而且这些日期早已有白纸黑字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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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三楼说的欠严谨，你不能说章白纸黑字说瞎话，因为你没看到章的文章，是听到北岛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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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特意去查看了《今天论坛》，北岛只是代贴，和我们转贴别人的文章是一样性质的。奇怪的是那段说瞎话的文字已经不存在了。王荣芬既然说是章文新版本的爆料，那应该和北岛无关。是不是错得太离谱了，所以删掉了？这要有第一时间看到《今天论坛》章文的人作证，当初那段文字是否存在过？以什么形式存在的？是北岛的发挥，还是出自章的原文？

李大兴

看到王女士的文章后，我已和北岛兄联系，这就在《今天论坛》发表公告说明情况。

施国英

我也认为主贴中的某些说法，如“黄苗子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用词不妥。
没有人可以剥夺另一个人的尊严，除非一个人放弃自己的尊严。但一个人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指控另一个人，那的确是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当事人要较真的话，是可以告她的。
像章诒和那样暗示周颖和女婿不伦的文字，在民主社会也可以告她一个诽谤罪。澳洲有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出版社和作者被判赔偿50万澳元。

问题是这里的诸君盯着主贴中的某些用词不放，对她提供的文字资料却视而不见，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证明自己最初选择相信章文是正确的？

吹笛在湖北

老鹤：朋友或告密者

章诒和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3月19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25588），读之令人心惊胆寒，叹息再三。

想起聂的朋友黄永玉对于聂的描述，“茂盛的头发，魁梧而微敛的身材，酱紫色的脸上满是皱纹，行动算不上矫健，缺乏一点节奏，但有一对狡猾的小眼睛，天生嘲弄的嘴角。我相信他那对眼睛和嘴巴，即使是在正常状态，也会在与人正常相处中给自己带来负担和麻烦。”（《太阳下的风景》，百花文艺1984，页130）

可是，聂绀弩“狡猾的小眼睛”却识别不了他身边的人们。经常一起谈天说地发牢骚的亲密朋友们，居然就是眼线卧底！你从北大荒的劳教中归来，他来看望你，安慰你，到好饭馆喝好酒。三杯酒下肚，你就臧否人物，议论风生。说到兴起，居然拍着桌子骂娘，而且是骂“伟大领袖”。谁能想到，你所有的言辞都被默记下来，散席后当你卧榻之上鼾声大作的时候，那边厢的朋友却偷偷地把你的话整理出来，偷偷地交给有关部门。终于有一天，你被逮捕。“现行反革命”。无期徒刑。大约这个时候，你总该知道所谓朋友究竟是什么人——友柔友佞友告密！

巧合的是，《太阳下的风景》中，写聂绀弩的那篇之前，正是黄永玉为《货郎集》写的序。一开篇，他写道：

我喜欢听到别人夸奖我的朋友好。听的最多的就是黄苗子。

和他在一起时有安定感。他从来没惹过谁伤害过谁；你尽可能有幸见过树、茶杯、马路、鞋子生过气，但肯定你没机会欣赏黄苗子用同样的方式动过感情。

今天看来，这样的说法岂不是反话？（转自http://www.zmw.cn/bbs/viewthread.php?tid=95622&highlight=）

[ 本帖最后由 吹笛在湖北 于 2009-3-26 13:04 编辑 ]

李大兴

章诒和女士《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在《南方周末》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与议论。日前，王容芬女士发表《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反驳章诒和女士文章，其中涉及北岛兄和“今天论坛”如下：

“3月21日，《今天》主编北岛在《今天论坛》代章诒和发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另一个版本，标明这是‘章诒和的最新文章’。新版本又有猛料，聂绀弩是被黄苗子送上囚车的：‘像迟钝的聂绀弩，1967年3月，他还和黄苗子、黄药眠商量搞个轮流聚餐会，随即被黄苗子告发。没多久，聂绀弩就被押上了囚车。’”

在看到王容芬女士文章后，北岛兄和《今天》同仁立即就版本一事做了核实。兹公告如下：

1）北岛兄是从章诒和女士的一个朋友那里收到《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随即转帖，由于仅仅是在论坛转帖，也就事先没有和已经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定稿核对。
2）章女士的这位朋友是在《南方周末》发表之前收到文稿，由于版权，自然要等到报纸发表后才转发。
3）因此，这位朋友收到的文稿，，日前在《今天论坛》转帖的，是早于《南方周末》发表的定稿的版本。
4）我们已间接和章女士确认，应以《南方周末》发表的定稿为准。我做为论坛管理员，在此向章女士道歉。
5）有鉴于此，《今天论坛》已用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定稿取代了最初转帖的文稿，但特在此声明，王女士文章所引用的文字，确实来自最初转帖的文稿。

李大兴

经间接向章女士核实，“1967年3月”应为“1966年3月”。

栏杆拍碎

不管怎么样，那样的一个（或者多个）告密者是存在的。
这也是人们感觉悲哀而无奈的核心。

至于告密者身份的鉴定，如果多方人士都能回应，就会有个较清晰的轮廓。

李大兴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

施国英

1966年3月4日：
　　晚上，友人黄某来到聂绀弩家。聂说：“下午出门，找这个找不着，找那个出去了，最后到陈迩冬那儿坐一会儿，回来路上碰到储安平，到他家杀了一盘棋，人家要吃晚饭，只好回来了。”然后又说：“昨天打电话你不出来，我一个人到莫斯科餐厅吃晚饭，吃完了碰到黄药眠，他同我谈起，要找10个大家都认识的人，第一次由他请客，在广东酒家吃一顿作为聚餐的开始，以后便每月一次，各人出钱。意思是年纪老了，又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找点儿吃的，大家聚聚的意思。他问我有什么熟人，我提出一个钟敬文，一个你，一个陈迩冬，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黄某说：“可以呀，大家出钱，一个月不过两块钱的事。”
　　这段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见乱世文人的萧索。只是“文化大革命”即刻到来，这种计划轮番做东的聚餐活动，恐怕是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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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居然可以从这段文字中推理出黄苗子告密，聂并没有在那次说任何出格的话，有告密的必要吗？ 这些文字资料是来自被抄家抄走的聂本人的日记才更说得通。请注意对话里的使用的第一人称“我”是聂本人。

[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09-3-26 17:0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