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国英

原帖由 李大兴 于 2009-3-26 13:38 发表
章诒和女士《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在《南方周末》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与议论。日前，王容芬女士发表《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反驳章诒和女士文章，其中涉及北岛兄和“今天论坛”如下：

“3月21日，《今天》主编北岛在《今天论坛》代章诒和发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另一个版本，标明这是‘章诒和的最新文章’。新版本又有猛料，聂绀弩是被黄苗子送上囚车的：‘像迟钝的聂绀弩，1967年3月，他还和黄苗子、黄药眠商量搞个轮流聚餐会，随即被黄苗子告发。没多久，聂绀弩就被押上了囚车。’”

在看到王容芬女士文章后，北岛兄和《今天》同仁立即就版本一事做了核实。兹公告如下：

1）北岛兄是从章诒和女士的一个朋友那里收到《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随即转帖，由于仅仅是在论坛转帖，也就事先没有和已经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定稿核对。
2）章女士的这位朋友是在《南方周末》发表之前收到文稿，由于版权，自然要等到报纸发表后才转发。
3）因此，这位朋友收到的文稿，，日前在《今天论坛》转帖的，是早于《南方周末》发表的定稿的版本。
4）我们已间接和章女士确认，应以《南方周末》发表的定稿为准。我做为论坛管理员，在此向章女士道歉。
5）有鉴于此，《今天论坛》已用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定稿取代了最初转帖的文稿，但特在此声明，王女士文章所引用的文字，确实来自最初转帖的文稿。

谢谢大兴兄的求证，我就说那段瞎话和北岛无关。

施国英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3-26 15:06 发表
1966年3月4日：
　　晚上，友人黄某来到聂绀弩家。聂说：“下午出门，找这个找不着，找那个出去了，最后到陈迩冬那儿坐一会儿，回来路上碰到储安平，到他家杀了一盘棋，人家要吃晚饭，只好回来了。”然后又说：“昨天打电话你不出来，我一个人到莫斯科餐厅吃晚饭，吃完了碰到黄药眠，他同我谈起，要找10个大家都认识的人，第一次由他请客，在广东酒家吃一顿作为聚餐的开始，以后便每月一次，各人出钱。意思是年纪老了，又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找点儿吃的，大家聚聚的意思。他问我有什么熟人，我提出一个钟敬文，一个你，一个陈迩冬，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黄某说：“可以呀，大家出钱，一个月不过两块钱的事。”
　　这段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见乱世文人的萧索。只是“文化大革命”即刻到来，这种计划轮番做东的聚餐活动，恐怕是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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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居然可以从这段文字中推理出黄苗子告密，聂并没有在那次说任何出格的话，有告密的必要吗？ 这些文字资料是来自被抄家抄走的聂本人的日记才更说得通。请注意对话里使用的第一人称的“我”是聂本人。

补充一句，除非这份资料是黄苗子的笔迹。不然的话，章女士的有罪推断比姚文元还厉害。

[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09-3-26 17:03 编辑 ]

黄馨

呵呵,我倒有点同情章诒和了,尽管我不那么认可她的叙事方式,但是我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急于辩白,毕竟"告密者"是很不光彩的角色,她说到别人的痛处,明白这点足够了,剩下的也没必要回应了.

[ 本帖最后由 黄馨 于 2009-3-26 15:45 编辑 ]

施国英

话只说了一半的寓真：
文章来源：http://www.yantan.org/bbs/viewthread.php?tid=90188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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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没有直接回应寓真，并不等于他没有回应过寓真的疑惑，他在报纸上公开回应过，可能寓真没有看到那篇访谈。而且如果寓真确信档案中的诗稿来自黄苗子的告密，那他也没有疑团之说，再想求证的必要了。寓真不是聂案的办案人员，那些他偶然发现的档案的来源他也不清楚。

再看一边如下文字，黄苗子对那些为何出现在档案中的赠诗有回应。


“通读《聂档》，我没有找出黄苗子告密、诠诗 的蛛丝马迹，倒是知道了作者曾托编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侯井天先生将其文章的复印件转交黄苗子先生，求证聂绀弩赠诗的来龙去脉。黄先生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在接受南方都市报时采访说：“最近，有一个研究聂绀弩的专家侯井天得到消息说，山西法院发现聂绀弩一批作品、手稿和衣物。他们找到一摞诗，其中有17首是写给我的。侯老就马上跑去山西，法院让他抄下来。当年，我去看望聂绀弩，他不在家，我就留诗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用‘台’、‘才’字韵写了17首给我，觉得很过瘾，后来又写了几首给张友鸾，一共二十几首。很奇怪，我都没有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抄家，关在山西，这些当初被当作调查证据，如今都成为研究资料。” （见2008年１月出版的南方都市报《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第一辑苗子、郁风篇)。”

[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09-3-26 17:07 编辑 ]

施国英

1966年3月5日、14日：
　　聂约好了钟敬文在中国书店见面，到虎坊桥“湖北餐厅”中饭。钟拿出他写的一首《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的词出来，让聂提意见，聂说：“这首词只写你参观后的感想，没有提到泥塑的艺术性，美中不足。”钟说：“我这是政治挂帅。”聂说：“本来现在要歌颂的就是政治，就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大家看‘收租院’也是看政治，谁在真正提倡艺术？谁是真正为欣赏艺术去看展览的？这种人不多，当然你是少数人中之一。我看，今后任何艺术形式不要，挂上‘政治’两个字，就有人看半天。”
　　一周后，聂与人相约到和平餐厅喝咖啡，又谈庄子。聂说：“庄子有些道理确是很高明的。‘有天下而恣睢，是以天下为桎梏也’，这句话很有道理。”
　　聂绀弩看到了在一个没有自由可谈的环境中，种地和卖菜都无所施展其能，艺术家就更无用武之地了，因而，艺术濒临灭亡的危险。他引出庄子“有天下而恣睢”的话，实际也是透露了他本人对当时形势的思考。执掌政权以后，如果恣睢用权，形成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趾高气扬，刚愎自用，最终必然使权力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若是滥用权力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掌权者自己也将失去自由。
　　
　　以上是我们从档案中能够看到的，聂绀弩被捕之前的一些言论记载。
　　从1966年3月，到他7月被捕，这一段时间中，聂绀弩还有一些言论，但在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现在只发现了两页书写内容很杂乱的手稿，是他“文革”之初所写。
　　在这两页杂乱的手稿中，写有这样的残句：“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这是一个对偶的句子，“地主”对“田单”，“殃马”对“火牛”，显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饰效果。从内容看，前句是说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阶级的“左”的做法，连地主家里的马也无端受祸；后句是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蜂起造反，像田单利用火牛阵一样。
　　在后来的法院审讯笔录中有过这样一句问话：“你说过‘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阵一样，红卫兵是牛？”聂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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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聂档可以说和黄苗子毫无关系，包括聂自己文革前写的两页手稿，为何也出现在档案里？难道不是抄家抄去的吗？（请注意寓真在上述文字中也有一个时间错误，说聂是1966年7月被捕，其实是1967年1月被捕。）
当然，如果按照章女士的逻辑，档案中出现谁的名字，谁就是告密者，那这回钟敬文就成了告密者。但她在回答王荣芬的质疑时，又说钟胆子小，干不来解诗的事。

以下是主贴中的部分内容：
这样的信口开河有七，八例，拙文《黄苗子告密辨析》（下称《辨析》）里有详细分析。兹事体大，非容轻议，《辨析》发表前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章怡和表态如下：

一，原在在山西高院任职的李玉臻（寓真）先生的文章，是十分严谨、有根有据的一篇文章，李先生是用的排除法文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是谁谁出卖了聂绀弩，但读者是不难读出的。其实，还有很多更冷酷的事实，笔下还是留有余地的，还是有些不忍。即使走向法庭，也有事实依据。

二、写这样文章，太痛苦，与黄苗子一家关系不错，也不想伤害任何人，何况一个96岁尚在病榻、神志不清的老人。

三、点名道姓，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只能这样写，不能 “某某人，某某人”的，语焉不详，含糊不清。关于解读聂诗中的“反意”，只有黄苗子能做到，钟敬文、陈迩东胆小，是干不来这等的事情的。

很威猛，先抬出法官作者，“留有余地”，如不识相，法庭上见。很悲悯，不想伤害“一个96岁尚在病榻、神志不清的老人”。很逻辑，因为别人都胆小，所以“只有黄苗子能做到”。

[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09-3-26 18:40 编辑 ]

施国英

《黄苗子告密辨析》是王容芬女士的另一篇详细质疑章诒和指控苗子先生告密的文章。全文将发在4月号的香港《开放》杂志。章已看过此文，所以给了3点表态。

主贴的文章是作者犯了“后来先到”的错误（她自己的话）。因为《纵览中国》是美国的一家中文网站，收到稿件后可即刻刊发。

李大兴

期待早日看到王容芬女士的《黄苗子告密辨析》，希望有正面的辩驳，不止对章诒和女士文章，更需对寓真文章。
细读寓真文章，他对黄苗子先生是很怀疑的，只是没有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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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来柏林墙倒塌以后，原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对全民开放，一对夫妇同时看到了自己被对方监视所写的秘密报告，两人都无以面对这样的事实，双双自杀。

ys1937

**看了各位的观点，忍不住想说几句门外话。
  昨天我在天益说过一句话，在那个年代，在许多地方，一个“有问题的人”，要么是英雄，要么是这里不少人所说的“告密者”，一般不存在“消遥派”。
  想想那个年代，就拿聂和黄来说吧，都已经是老右了，再进一步就是现反，是监狱。
  这时，如果“组织上”找黄“谈话”，要求他“揭发”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黄能走什么道呢？
  一种，完全拒绝这样做，但是这种行为救不了聂，因为从其它道上，“有关单位”也完全搞得到聂的“反动言行”，而黄呢，很可能成为“同谋”，“反党集团”的一员。
  黄成了英雄，但随这英雄而来的，是流放、监狱，家人的苦难。
  如果英雄可以很容易做，那中国现在的英雄是不是太少了？
  二种，挤牙膏式的“揭发”聂的一些话，“揭发”中带有一定的保留，可说可不说的、性质严重的先不说，看看再定。
  这是多数人的作法，这种人是否应该谴责，可以讨论，但这种人至少应该在心里自责。
  三种，积极主动揭发，而且再加一点“油、酱”，这种人当然是叛徒了，不必多说了。

  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一、三两类人是少数，而二类则是大多数，这些人不能不考虑自已的身、家、性命，在对这些人加以责备的时候，是否应该：1、考虑一下当时的现实条件；2、对这些人给予更多的谅解；3、多想一想，如果“我”到了这种地步，会怎样做——说人家容易，到自已就难说了。
  
  再说一下东德的档案：这是人性的大暴露，但那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暴露。而在当今中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话题上，除了让真正的施暴者看笑话（看，这些‘敌人’在狗咬狗了）外，还有什么好处呢。
  看到一些描写当年劳教营的故事，对其中描写互相告发的事，总会长叹息，人性如此，能不警惕，但是，要注意的是，相互在咬的，都还只是“狗”，而不是“主人”。在“主人”还在的时候，更多的公开的“狗”相咬，只能让“主人”好笑，逃之夭夭。
  
  个人之见，供各位大侠板砖。
  我也是过来人，可能有人会想，此人是否自已有什么问题才这样说的，那我无话可说，是与非只能由知我者来评说的。

李大兴

从当下现实角度看，此真知也：“在‘主人’还在的时候，更多的公开的‘狗’相咬，只能让‘主人’好笑，逃之夭夭。”
不过，寻找与保存历史真相也很重要。

周泽雄

我觉得，对于揭发真相者，我们不应过多地猜测他是否怀有私心，或者，猜测此举是否有价值。我们应该先行确认：揭露真相、提供真相，具有先决的正当性，这种行为本身不应受到质疑。它自成价值，因而不受其他价值或意义的制约。
若要解读，章诒和对黄苗子的揭露，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文章。文章任尔做，但揭露的价值恒在。
如果我们出于利益的盘算、影响的考量，而先行判断哪些揭露可行，哪些揭露不必，则我们无意中也有点政治挂帅的味道了。
当务之急，是核对事实。
当事实得到确认，再各做各的阐发吧。但无论何种阐发，都不应该堵塞真相之门，这毕竟是一种言论自由，对言论自由，最忌讳的就是抱着机心，以决定何者可取，何者何弃。此机心一出，也就无所谓言论自由了。

ys1937

**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还在密室之中，能见到的，很少人。
  当然，民间也有一些宝贵的资料，来自于各人的回忆，但大多只能反映真相的一个侧面。
  寓真这种从官方资料中挖出来的当属极少数。而且，他的挖掘是否全面，是否完全真实反映问题，是需要等真实的资料公开后才能清楚的。所谓孤证不立，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求证于方家。
  而章诒和先生的文章，其资料来源就只能说是两手货了。
  抱歉，话说得太明了，我还未练好铁头功，请砸者谅之。

ys1937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9-3-27 11:14 发表
对言论自由，最忌讳的就是抱着机心，以决定何者可取，何者何弃。此机心一出，也就无所谓言论自由了。

**泽雄先生，问题在于，现在有狗咬狗的自由，但是还有狗咬主人的自由否。
  如果没有，那么这种自由就是片面的，单方面的自由。
  有人说，文革是最自由的时代，确实，也有一定道理，你要反赫鲁少奇，或者勃列日小平，随便怎样说，都行。但是，你能同意这种“最自由”的说法吗？那“公安六条”是吃素的？
  说句难听话，当主人抛了块肉出来，群狗大打其架时，这些狗确实是很自由的。

[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09-3-27 11:25 编辑 ]

周泽雄

回YS 前辈：
一方面，我认为，我们什么自由都不具备。对自由的确认，必须按最高值进行，在言论层面，即按免于恐惧地批评权贵的自由来进行评估。若缺乏这种自由，处于下游的自由一概不足道。
另一方面，从个体的立身为人角度衡量，我的立场是：不管世道如何不幸，必须坚定地按自己是个自由公民的样子来活。我最欣赏的一句关于自由主义者的话是：“促进自由的最大行动是：仿佛我们是自由的公民那样行动。”
就此而言，恕我冒昧，我不欣赏YS前辈关于狗的比喻，大家都是人。对人来说，也不存在主人。所谓主人，不过是个僭主而已。你从内心深处否认主人的存在，主人手上也就没有了肉。自由主义者眼里没有主人。
单方面的自由，是一种无奈，但作为个体，我们必须最大程度地使这种单方面的自由以公正的方式体现出来。自由不堪成为博弈，如果大家都能按照“仿佛我们是自由的公民那样行动”的话，自由也就得到了推进，单方面的东西就有望走向全面。否则，个体长期与僭主进行权谋式博弈，只会距自由更远。就是说，放弃这类中国人久已谙熟的小聪小慧，假装自己是个迂执之徒，我以为效果更好。

ys1937

**在座各位，以俺的观察，当年似乎是看客为多（当然也受到一定冲击是可能的），经历过那种会让人得神经病的经历否？
  如果当年“组织”要聂先生“检举揭发”黄的“反动言行”，聂先生能不说一些吗？俺相信，在那密室中，一定也有聂先生的“交待”材料，其中会涉及一些人和事。
  这里，要区别许多差异：
  1、是主动“揭发”还是被动“交待”；
  2、是据实“交待”，还是别有用心的诬陷；
  3、是全部倒出来还是有所保留。
而这些，恐怕是很难理清楚的了，特别是当事者已经不在的时候。
  其实，很清楚的是：聂先生会不知道某件事是谁揭发的？那他后来对揭发者的态度如何？当事人不以为意，旁观者反而义愤填膺，很有些打太平拳的样子了。

  再说一点，当年，聂、黄两位，是被当作“敌人”的，但是，在聂、黄两位先生内心世界里，却并不会真以为自已是当权者的敌人。这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
  但看党内一些朋友，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们不愧为硬骨头，但是，到了“自已人”的监狱里呢，他们的骨头还这样硬吗？

老木匠

原帖由 ys1937 于 2009-3-27 11:45 发表
  这里，要区别许多差异：
  1、是主动“揭发”还是被动“交待”；
  2、是据实“交待”，还是别有用心的诬陷；
  3、是全部倒出来还是有所保留。

高度赞同！

ys1937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9-3-27 11:40 发表
我不欣赏YS前辈关于狗的比喻，大家都是人。对人来说，也不存在主人。所谓主人，不过是个僭主而已。你从内心深处否认主人的存在，主人手上也就没有了肉。自由主义者眼里没有主人。

**抱歉，狗与主人的比喻可能不太合适，不过，俺没有更合适而又“说得清，不惹问题”的说法了。
  而且，当年所谓的“砸烂狗头”说盛行时，说俺们这些人是狗，似乎也没有引起很多的异议和反抗。

  泽雄先生，“前辈”一说，不敢当，论知识，俺远远不如。
  还是并辈论交的好，不然，俺就不敢来了，更不敢在此大放臭屁了。

[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09-3-27 11:55 编辑 ]

施国英

寓真的文章我读了2-3遍，揭发聂的言论材料多达100多页，由于这是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人说的“反动言论”，可见揭发告密者也不是个别人所为。戴浩，向思庚，王次青是铁板钉钉，档案中有他们手写的材料。至于其他人，寓真语焉不详，留下猜测的空间。
诗稿之事就更复杂了，聂自己也说，有50个人与此有关联。档案中的200多首诗，有抄家来的，由举报人的抄录件，有材料中引用的篇什。
现在争议最大的到底谁是诗的注释者？寓真的文章中说谁上交那些诗，然后谁被要求注释。因为档案中有赠黄苗子的诗，所以似乎他嫌疑最大，章女士也是这样推理的。问题是黄苗子说他并没有收到过那些诗，认为是聂被抄家时进了档案。
而寓文中引用的10首被注释过的诗，似乎都不是写给黄苗子的，有悼北大荒死者的，有送给冯雪峰，麦天枢，钟敬文的。如果这些诗不是黄苗子上交的，那就是另有其人上交并做了注释。
寓真都不敢肯定的事，章女士却用排除法锁定黄苗子，理由竟然是陈迩冬，钟敬文胆子太小，干不来这等的事情。

李大兴

从史家的角度看，章女士的文章颇可商榷，而王女士的反驳不得要领，希望其辨析有些分量。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寓真文章，并不义愤填膺，对之自然亦可存疑，然不能不重视。

史家的工作是为了寻找与保存历史真相，恰恰需要既不预设、也不得出道德判断。

施国英

关于“主动”还是“被动”揭发，寓真的文章中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先说专政机关早在1962年就布置监控聂绀弩，镣铐早就为他准备好了，那就说明专政机关早已经要求/命令他身边的人随时报告他的言论。但寓真在后面又说祸根是那些举报材料。章女士就是选择了他后面的说法。
不要说那个时代，就是今天，天朝的国家机器交给你的任务，你敢抗命吗？更何况聂身边的人，本来就都是刀板上的肉---右派分子。

施国英

原帖由 李大兴 于 2009-3-27 12:17 发表
从史家的角度看，章女士的文章颇可商榷，而王女士的反驳不得要领，希望其辨析有些分量。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寓真文章，并不义愤填膺，对之自然亦可存疑，然不能不重视。

史家的工作是为了寻找与保存历史真相，恰恰需要既不预设、也不得出道德判断。

我反复读寓文，就是希望了解尽可能多的事实真相。
可惜的是有些真相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清楚，因为中间只要有一个环节遗漏或被扭曲，我们看到的就不是最初的真相。

发生在《今天论坛》的事就是一个例子。王女士认为是新爆料的版本，邱版主认为是北岛所为，如果不是我较真，大兴兄去求证，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是北岛从章女士朋友那里获得的旧版本。

吹笛在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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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聂绀弩因人告密而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十年，后顶替特赦“国民党战犯”名额出狱。但他始终没有对告密者进行追究，其原因何在？

但他对“告密”是敏感的。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章诒和写道，她有天去看望聂绀弩，谈及她的监狱生活：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接着章诒和叙说了她如何受命记录一个叫张家凤“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的女犯人恶毒攻击毛泽东的言语，从而导致她被枪毙的过程。章诒和接着说：

“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对于告密者，聂绀弩想得更深一些。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朋友。聂绀弩当年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做不对，但是对后来对胡风事件上升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聂绀弩还有诗赠舒芜：“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奇怪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他说：犹大的故事是编造的，这样使人转移目标。正如他系狱十年，源于某人告密，而他出狱后从不去追查告密者。

这就是聂绀弩对待历史“抓大放小”的态度，也是他对人性的弱点的彻悟和宽容吧。但这还是停留在理性认识的层面，不足以描述聂绀弩对自己被告密而入狱的内心感受。他真的那么超然？他当然知道，告密者一定是亲近的人，还是有学问的亲近者，否则，告密也告不到点子上。而他着意回避深究，是不是他的理性说服了自己不再去揭这个内心深深的伤疤？作为智者，他把自己交给了历史，交给了未来。

在聂绀弩去世后22年的今天，寓真成为这个历史之谜的揭幕者。

曾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寓真，是聂绀弩的“粉丝”，因工作之便，能够查阅聂绀弩的刑事档案。他在《关于聂绀弩的三首打油诗》（《山西文学》 2006年第1期）曾引用了从聂的档案中发现的三首诗，一首是写给丁聪的，另外两首是写给黄苗子的：

丁玲未返雪峰穷，半壁街人亦老翁。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

周末京华袋自携，大街随意吃东西。忽思扬邵田阳夏，能享一餐烤笋鸡。

同苗子晚餐，即就其语成二绝，赠之，并希哂政。

半壁街人未定草。

寓真注释道：“第一句是怀念丁玲之下放，雪峰之窘困，第二句是指绀弩自己的衰老，第三、第四句是说苗子年壮身康、悠悠自得。苗子出生于1913年，当时还不到50岁，比绀弩整整小10岁。从个性上说，苗子开朗乐观，有‘笑面佛’之称，不像绀弩那么桀骜不驯，尤其‘反右’以后比较识时务，较早摘了帽子，文化部一位领导夸奖苗子说‘你这几年改造成绩不错呀’的话，未必全是客套。那时苗子工作在美术出版社，同夫人郁风住在芳嘉园，日子比较安稳，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困难。由于这种情况，苗子在饭桌上大概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不穷不老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这正是当时绀弩眼中的苗子，虽似调笑口吻，感触却在其中。”他还指出，这两首绝句中，前一首，被司法机关定性为“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反动诗”。

寓真在《聂绀弩为何焚诗》（《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1期）一文，说：“聂绀弩的诗稿得以遗存，是非常侥幸的。在1965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把他的诗稿都烧掉了。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多是他烧诗前就寄送给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1965年2月某日，聂对某某人说:‘我的诗烧了。……圣人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烧了诗，诗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从此没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场。我们‘人贱’，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就没有权利做诗。’某某当即表示: 诗烧了可惜，希望他起码把那几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诗留下来，这种无伤大雅的作品抄下来没问题。聂说：‘你真要，我可以抄给你，我还记得。不过，水浒红楼的诗，人家要挑起来也成问题。拿那首写林冲的诗来说，人家问你‘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是什么意思?‘脸刻黄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吗，你怎么答复？再问你‘白虎堂’指的是什么，你怎么办？所以要有问题都有问题。”

人们不禁要问，聂绀弩写给黄苗子个人的诗，怎么会进了聂的刑事档案呢？

今年《中国作家》（纪实文学卷）第2期，寓真发表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立即震撼了文坛！文中指出，当年告密者中就有黄苗子，黄还对聂诗还作过详解，政府也因此就坐实了聂绀弩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的罪行。

黄苗子的老朋友廖冰兄，自从黄苗子被打成右派以后，一直为他鸣不平。他常对人说，苗子当年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员，“吃国民党的饭，办共产党的事”，但共产党对不起黄苗子，晚年想在北京换一处大一点的房子，还要给全国政协李主席抄诗，有朋友看过那本厚厚的册页，黄苗子“从头抄到尾”。

对早年黄苗子的“反水”行为，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廖冰兄只读出了其中正面的意义，却不曾想到“反水”也是一把双刃剑。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只能是自己不幸落水。

黄苗子给杨宪益诗集《银翘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纪红编辑）所作的序《读杨诗》中写道：“但我之为人，一向狡猾狡猾的，我用的是‘抛砖引玉’之法，目的是把宪益的佳作引将出来。我自己也搞不清这算是‘阳谋’还是‘阴谋’，但宪益在那个时期，确实诗兴颇浓，写了不少好句。”“一向” 云云，现在好像能落到实处了。如果把“宪益”换成“绀弩”，你还觉得这幽默吗？

聂绀弩当年写下“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时，心里有没有闪过一丝怀疑黄苗子的念头？这个“只”字大可玩味。如果没有寓真揭示，我们只能信其无（甚至根本也不可能这样联想）；而今天，我们面对事实，又不得不宁信其有了。聂绀弩是何等智慧的人，他只是没有去揭破罢了。

寓真终于把这个谜底揭开，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对于长眠于地下的聂绀弩，时间终于给出一个交代。但对于许多活着人而言，这篇文章又具有太强的杀伤力。把黄苗子当作知心朋友的人中，许许多多当属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让这些多已是七老八十，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对这个事实，是不是太残酷了些？而令我首先想到的九十五岁的杨宪益先生和七十六岁的邵燕祥先生，他们还和黄苗子一起出版过《三家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纪红编辑），此时此刻，心里该多堵得慌啊！

                                                                        2009-03-18于温哥华

施国英

人们不禁要问，聂绀弩写给黄苗子个人的诗，怎么会进了聂的刑事档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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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本人也有这个疑问呀，如果他有确凿的证据，那也就不需要再有疑问了。
文革前，聂说过文怀沙不可靠，请他老婆抄的诗集传出去了。
1967年2月18日的预审中，聂说他写的一部分诗被红卫兵抄家抄去了，还有些他烧了。
1972年12月3日的审讯中，聂承认他写诗为北大荒的有才右派叫屈过，办案人员“出示证据”，聂认可。
1974年5月23日关于上诉的谈话记录中，办案人问聂有没有为丁玲，冯雪峰鸣冤叫屈？聂回答没有，但他写过关于他们的诗，办案员说这还不是鸣冤叫屈，聂回答也算鸣冤叫屈。
上述日子里，黄苗子早已在狱中。

专政机关其实早已掌握聂的反动言论可一直没动他，让他们下决心抓人的真正导火线是聂在文革中有份传播林彪和江青谈恋爱的传言。只是这个不大方便拿到台面上大讲。

施国英

黄苗子的老朋友廖冰兄，自从黄苗子被打成右派以后，一直为他鸣不平。他常对人说，苗子当年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员，“吃国民党的饭，办共产党的事”，但共产党对不起黄苗子，晚年想在北京换一处大一点的房子，还要给全国政协李主席抄诗，有朋友看过那本厚厚的册页，黄苗子“从头抄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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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我知道一点点，身为政协委员的黄苗子是给李主席写过信希望换房子（原来是两套小房子，他和郁风画画空间不够，他们想换一套大的），李主席也批示了。抄诗是后来李主席退下来以后的诗。黄苗子对朋友的要求几乎从来是有求必应的。我的一个朋友曾托我求他一幅字，说好要给润笔的，他说既然是我的好朋友，就送给她了。现在拿这个来说事，是何用意呢？
他怎么不说老蒋还几次接见过黄苗子，1949年黄郁抛下香港的一切，由周恩来安排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做过香港律政司长的梁爱诗还是黄的外甥女呢。黄苗子朋友遍天下从来不是秘密。他会走近共产党是郁风的关系。当年郁风是在夏衍的支持鼓励下才答应苗子先生的求婚。

李小苗

在那种时代的政治高压下，“揭发”是正义和进步的行为，反之则是抗拒时代洪流的“反革命”。天天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洗脑下，能把持住自己的，恐只有林昭、张志新等极个别人。说这话，不是为告密者解脱，只是在一种邪恶的制度与文化，确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普通人的恶。让人与人互为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