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父亲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

童志刚

1950年，父亲作为技术人员从湖南永邵煤矿调到吉林省辽源矿务局工作，那一年，父亲30岁。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父亲作为局计划处的工程师和负责人，写过各种各样的报告、规划、方案，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交代材料”。文革结束后，这部分交代材料归还给了本人，前两年，这堆字迹褪色的陈旧稿纸到了我的手上。最近有时间翻看了这批材料，觉得作为那个时代的真实档案，对于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是有用的。
这部分材料，现存约200页，用多种横格材料纸或无格白纸写成，约有十几万字。根据上面的页码统计（应该是材料管理者的笔迹），前面缺失的有268页，估计：1，不是交代材料，所以没有归还；2，归还后家里用它生炉子了——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用纸来生火，把一张张纸捏成松松的一团，有个十几张就能引燃木头了。
初步整理目录如下（顺序依原档案管理者编排）：
1，《自传》（大约写于1951年。以《父亲的自传》为题在本论坛帖过。）
2，《重用与排挤》（1968年12月20日。这个材料前面4页缺失，所以不知道原来是个什么名目，主要是交代以往工作中对处室人员的使用问题——重用了一批，也排挤了几个。原文约2万字。）
3，《致学习班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9/1/18。）
4，《关于我处错误汇报西安矿东一区、西一区提前完成任务的经过及检查报告》（1962/12/14。送市委、市计委、苏局长等，复写五份。）
5，《关于我在政治路线上所犯罪行的交代材料》（1969/1/28。20页。）
6，《关于我在政治路线上所犯罪行的补充交代材料》（1969/2/27。）
7，《关于我的三反言行的交代材料》（1968/12/29。）
8，《坦白交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1968/10/10。）
9，《关于我在建党路线上的问题的交代材料》（1969/1/29）
10，《关于我拉姜长庾、侯仁钢入党问题的交代材料》（1969/1/31）
11，《入党申请书》（1956/5/8。）
12，《关于我在企业路线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所犯罪行的交代材料》（1969/1/24。20页。）
13，《关于我推行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给党造成损失浪费的交代材料》（1968/12/25。12页。）
14，《关于我在办企业路线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计划路线所犯罪行的补充交代材料》（1969/3/9。21页。）
15，《关于我进行地租剥削罪行的交代材料》（1969/3/8。）
16，手绘图一张（可能是父亲早年湖南宁乡住宅图。）
17，《关于我的历史调查的线索》（1968/3/7。此件有两份，其中一件注明“送交计划处大联委”。）
18，《关于我的历史调查补充两个线索》（1968/4/26。）
19，《补充交代的几个问题》（1968/8/2。注明“送交计划处工代小组”。）
20，《欧阳林的工作地点》（1968/821。是为外调提供的。）
21，《补充交代的几个问题》（1968/8/30。）
22，《关于我的证明人的情况》（1968/8/22。大约列了30个人名。）
23，《关于我的家庭经济状况的交代材料》（1968/9/4。“送交计划出工代小组”。）
24，《关于我和张之彦、肖佑启的关系的交代材料》（1968/9/4。）
25，《关于1943年在辰溪湖南大学闹学潮的交代材料》（1968/9/4。）
26，《关于我在永邵工作时情况的交代材料》（1968/9/4。落款1968年9月4日的交代材料有4份，总计12000字以上，看来是在巨大压力下被逼出了巨大的写作能力。呵呵。）
27，《关于我的三个问题的交代材料》（1968/9/22。12页。）
28，《关于几个问题的交代材料》（1968/9/23。）
29，《关于我的家庭情况的交代材料》（1969/5/6。）
30，《关于童储祥检查的官僚主义情况》（此件只有2页，后面缺失，是别人写的。）
31，《认罪书》（1969/5/7。）
32，《关于我的家庭情况的交代材料》（1969/5/7。）

交代材料的名目大致如上。这些交代集中写于1968年和1969年上半年，估计父亲是1969年6月以后从学习班放出来的，到年底，我们一家就下放农村了。
我小时候，父亲是个工作狂，除了记得他经常送我去幼儿园，跟他的交流不多。上中学以后，父亲在学习上给过我很多帮助，数理化和语文历史等方面他都能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再后来我上大学离开家，工作以后又在外地，偶尔回去也只说点家常，一直没有过很深入的交流。今年是父亲的九十大寿，我准备到时候回去好好给他过回生日。

这些材料，等有空我会录入一些贴出来。

陆东洋西

这是当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值得珍重。

鄙人有一直接的长辈，50年代末打成老右以后，发配新疆20年整，原来是上海某民族纺织机械厂的大公子，又是交大电机系毕业，当时可以说是天之骄子，一帆风顺。然而，20年后从新疆回来，显著的特征就是：惜水如油，甚至于如厕洗手的水都要节约，其余可想而知。

环境与人之影响，可见一斑。然而耿直敢言一如故我，吃亏如此，仍不思“改悔”。

水笺

水笺

祝福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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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张张纸捏成松松的一团，有个十几张就能引燃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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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是好像是南方口语化的表达，“个”怀疑应该是“咯”。

童志刚

先拣短的敲两篇吧。

                                入党申请书

    我是一个旧社会出身的旧知识分子，几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提高了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消除了我过去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使我初步的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了工作信心，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荣职责，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更大的努力来争取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一切任务，克服困难，正身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对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斗争到底，永不退缩，勇往直前，为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为了进一步地接受党的教育，接受党的鞭策，减少工作中的错误，增加党的新生力量，我衷心地祈望能够参加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GCD的组织，为祖国的建设、为人民大众的幸福尽到我一生的力量，在今后最繁重而困难的工作中，我将满怀信心地完成党所交给我的各项任务，作为对党的事业的真诚与考验。特此申请，请予审查考虑。
                                      此上
            辽源矿务局本部党委
                                    申请人  童储祥
                                          一九五六、五、八

    父亲是在写了申请之后两年多的1958年10月入党的，据说是属于“火线入党”，可能地点是在某矿井的采煤现场吧。
    一般推论，这是父亲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入党申请书。按说，父亲早在1949年的湖南永邵煤矿就当过工会委员，1950年更被材料工业部派往北方支援建设，应该属于一个要求“进步”的人，但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想起来申请入党呢？

                             认罪书

    我向毛主席认罪，向共产党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认罪。在去年12月10日至13日交代我参与地租剥削的罪行是假的，我欺骗了广大革命群众，就是我对毛主席的不忠。在当前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时，前一阶段我还不老老实实把我的真实情况讲出来，还说我那个假材料是真的，这就增加了我的新的罪恶。我出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本质，在各个时期我对我的这个家庭问题就表现不老实。开始时，我认为我的这点家庭问题不大，我承认了也没有什么大事，我就顺竿爬的编造了一堆假情况，想不要当个“顽固派”，想早点放我出来。以后我出来了，我想“假的就当真的吧”，我不要再翻案了，能求得群众的谅解就行。我在各个时期的活思想很多，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私”字，想欺骗群众混过这一关来，我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这就是我的罪行。我向毛主席认罪，向共产党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认罪，保证今后不再犯这样类似的罪行。

                                    认罪人  童储祥  69、5、7

    这个“认罪书”其实有点“翻案书”的意思。大约是，在以往的交代中——大概是在1968年12月9日向工宣队作的交代——父亲有过一些表达，描述了自己在解放前曾经回家乡参与过向农民收取地租的经过，原本以为这样的交代“内容丰富”，显示诚恳，远离“顽固”，就能早点过关从隔离点放出来回家。可能随后很快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摆脱专政没那么容易，再考虑到这样的交代会使自己本身就成为划入“地主”行列的根据，于是想“翻案”，便以“认罪”的方式试图推翻以前的交代。在写这份“认罪书”的同一天，父亲还写了《关于的家庭情况的交代材料》，是对本次“翻案”理由的具体说明。在更早的那份《致学习班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9/1/18）中，父亲已经在给自己“翻案”，说“我直接参加了剥削想佃户收过租子。这个情况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情况是我一次也没有向佃户收过租子”。时隔数月，父亲再次郑重“认罪”，估计是发现问题变得严重了。
    这次认罪有否效果我不清楚，反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填表时还是只能把家庭成分填成“地主”，文革后期不知道根据什么精神，似乎我这种情况也可以填“革干”，为此还跟中学的班主任、教导主任或工宣队代表发生过争执——他们老是希望我填“地主”，我却一门心思想写上“革干”。在那个年代，成分不好是要受欺负的，同学们没什么，小孩子，都不大明白成分究竟意味着什么，不会太有歧视；老师们就不一样了，特别那些自己以为出身好的老师和工宣队代表，对于我这种有点调皮的学生，“地主”成分是他们随时压制住我的气焰的制胜法宝。

童志刚

致学习班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学习班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昨晚听到宣传队老吕给我们读的报纸报导材料和讲话，使我非常受到感动，像长春结核病院这样错综复杂的案例，呢挂钩做到那样正确，那样符合党的政策，真是使我更加感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工人阶级的英明伟大。我从内心里千遍万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老吕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的案情过去由于某些原因不是按真实情况交代的，可以提出来，这个不算翻案，如果本来是事实俱在，你要隐瞒想要趁机不承认，那就没有你的好下场，如果你说的不是实话，你又不加订正，给党带来麻烦，造成损失，那你要负完全责任。

    我在上个月九号向革命组织交代我的家庭经济情况时，我承认我直接参加了剥削向佃户收过租子，这个情况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情况是我一次也没有向佃户收过租子。1938年7月我三叔去世后，我被名义上过继与他为子，1941年分家时，我分得了二十担租的田（每担108斤）和房屋、柴山、菜园（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上次交代的是估计数），但是我没有参加过管理，我一直是在外读书和工作，所有读书的费用都是我大哥和二哥供应的。因为我三叔的继配马成彬只比我大九岁，我们合不来，家里的事我就没有管过。那时我祖父、父亲都在乡下住，究竟我名义下的二十担租是马成彬管，还是我父亲管我也搞不清楚。我过去一直认为是马成彬管的，因为每年收租收入的数字很小，只有八十来元钱左右，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那时我在学校教书，每月就能收入六七十元钱，我还供给两个妹妹念书，我根本没有向乡下去收过租子。我的这些情况佃户老唐家是完全清楚的，乡下的左邻右舍也是知道的（我们下屋的老杨家、后屋的老杜家，都是农民），马成彬更是知道，我的满叔童季鹤、满婶龚修琼、大哥童俊明都是知道的。

    那末我为什么在交代时又承认我直接参加了剥削向佃户收过租子呢？这主要是我对党的政策坚信不够，思想上产生了怀疑造成的。我原先一直认为我的历史没有问题，我等历史搞清后自己好好的承认罪恶就能让我出去，以后革命组织找我谈话，提出我的历史问题很多，应该认真考虑好好交代时，我产生了怀疑，我想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有些小问题就认帐了吧！免得搞个顽固不化就不好办了，反正我又不想再当领导了，只要不戴帽子，什么撤职降薪我都愿意。就这样我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我向党向人民想毛主席说了谎，我犯了新的罪行，我想毛主席认罪，向共产党认罪，向人民认罪。我希望领导上有时间的话给我一点时间，当面交代一下我的情况和思想活动。

                              交代人  童储祥  6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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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原来交代说自己直接向佃户收过租子，随后觉得不妥（不管是否真的直接收过），决定“翻案”，政策刚好给了个理由，就是如果你原来说的不真实可以订正，还不算你翻案。于是有了此件。估计是此次说明还没能解决问题，所以后面的5月7日还继续写了《认罪书》和《关于我的家庭情况的交代材料》，希望通过说明情况（田租是别人在管理）和心态（那点钱并不放在心上）来证明自己所述为真。

    另外还有几点感想：1，拥有区区20担租的小地主真是很可怜，一年下来不过八十来元钱的收益，谁都不会想到，几十年之后天翻地覆，这区区20担租八十来元钱，能让人如坐针毡受尽屈辱。2，父亲说他在中学临时教书每月能有六七十元工资，可见，一方面，当时有点文化的人还是很受重视的，另一方面，当时的农民真的很苦——地主们的日子也不咋样。3，多次看到父亲说到，他当时读书主要是靠当工人的哥哥和满叔供给，而他工作后又供给两个妹妹读书，觉得那个时候的亲情比现在强很多，让人想往。4，父亲说：“反正我又不想再当领导了，只要不戴帽子，什么撤职降薪我都愿意。”父亲之前当过全国劳模、省人大代表，曾经的意气风发是可想而知的，但此刻面对专政的铁血，显然已经灰心到了极点，对未来，他似乎已经绝望。这一点，父亲并不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当权派走资派，我记忆中矿务局贴出的“打倒”标语涉及父亲的也很少，在批斗会上也多是陪斗，如果连他都是如此心态，当时有多少人处在绝望之中，不言自明了。

童志刚

关于我的家庭情况的交代材料（1969/5/7）

我家在没有分家以前每年收租谷120担（每担100斤），是我祖父管理，有多少地我不知道。据我上次交代时估算的是稻田60亩（按每亩4担谷算的）、柴山30亩、竹山4亩、菜地6亩（都是交代当时几次才碰上的），有瓦房29间，草房24间（是我交代当时划图算出来的）。

1941年分家时我在辰溪湖大补习，不在家，分家情况我不知道。以后听我父亲说，我祖父自己留60担租（30亩地，这是我按上述计算数一半算的），留二间房，雇一个人抬扶，自己单吃住，其余按三股分配。因为我三叔在1938年去世，我被过继与他为子，在1941年分家时就分给我二十担租（10亩地）、柴山10亩、竹山1亩、菜地2亩（这都是按上述数三股分配写的），上房屋分给我父亲，下房屋分给我满叔，学堂屋分给我。我分得瓦房6间、草房6间（包括佃户住的庄屋，是估的）。每年佃户要向我们送租X、稻草、闹柴子，进租时要交押金，但是数量我不知道。分给我的学堂屋，大概是45-46年租给杨汉文住，是我父亲经办的，怎么租法的我不知道。

我从1931年（11岁）离家到湘乡我大哥那里（他在湘乡汽车站修理厂当修理工）读书，以后一直在外读书、工作，除开寒暑假有时回家以外，没有在家呆过。

1938年我三叔去世，我被过继给他为子。当时我在南岳集训，没有在家。1938年10月我从南岳几顺完毕回家，补办了过继手续，我三婶马成彬给我三叔遗留的几件旧衣服和五元钱，当时在场的除开我父亲、继母、祖父、满婶以外，有同屋的梅婶，和四伯妈等人。十一月我去新化楚怡读书，因为我三婶只比我大九岁，在性情方面我们合不来，所以我虽过继，有时寒暑假回家，还是同我父亲住在一起。我三婶在宁乡县城教小学，他（她）长期住在他（她）的娘家（在宁乡县汽车站附近）。

1941年分家以后，分给我的那二十担租子，我知道是我三婶马成彬管理，但是我有时寒暑假回家都在我父亲一起吃住，所以我父亲同我三婶有怎么分配那二十担谷子的，我不知道。

我在1938年以前读书的学费是我父亲供给的，那时他在湘乡和邵阳汽车修理厂当班长。1938年以后到1945年底是我大哥、二哥和满叔供给的，我三婶没有给我钱读过书，我父亲也没有从乡下给我邮钱读过书。我的读书费用除开我哥哥、满叔供给外，1944年8月至1945年3月我因湖大学潮停学时到贵州玉溪二十中学教过七个月的书，在年高职和湖大时，我还写石印讲义增加自己一部分费用。

因为我念书时有我哥哥、满叔给我钱读书，我同我三婶马成彬的关系又不好，我对家里那二十担租就不过问，也不问三婶要钱，她也不给我钱。1946年3月我开始工作以后，我就更没有把这二十担租放在心里了。那时我父亲在乡下，我除开供我两个妹妹念书外，还要负担我父亲一部分费用，他同我三婶究竟怎么分配那二十担租的，我没有过问，在这里我也交代不清楚，因为我一直在外读书，以后又在外工作，我没有回家收过一次租，也没有同佃户打过一次交道，只记得是1945年冬天我在家过年，佃户唐三爷到我家找我祖父要商量二五减租减息的事，我祖父不同意，正好那时我也在场，就说二五减租大家都减我们也减，是不是先不定，等以后再看吧，结果也没有减成。这就是我的真实情况。我保证我交代这个材料是真实的，以后如查出有隐瞒，我愿受处分。

                                   交代人  童储祥 69、5、7

李旧苗

百年辽源——1956
?
同年　全国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会议，命名童储祥、王惠林、李长绵、孙世荣、张景林、于宝海等6人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命名辽源矿务局富国矿三井施玉海采煤组、泰信矿三井271采煤队、泰信矿二井青年快速掘进队为全国先进集体。富国三井家属委员会主任张文玉(女)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网事情缘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信史”了。

老木匠

只记得是1945年冬天我在家过年，佃户唐三爷到我家找我祖父要商量二五减租减息的事，我祖父不同意，正好那时我也在场，就说二五减租大家都减我们也减，是不是先不定，等以后再看吧，结果也没有减成。

——————当时国民政府的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社会习惯通行的地租率是百分之五十，实际上就是1926年国民革命时期提出的二五减租口号的法律化，因此民间一直保留这个称呼。

老木匠

老童父亲是全国先进生产者，了不起的。大概因此才有组织上来示意可以考虑参加组织了，他才打了报告吧。

自觉的梦游人

老童手指加油！读到老童父亲申请入党，就想起了我母亲快到退休还要求入党，我当时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一边暗暗藏住心里的嘲笑，一边假装正经学习党章，帮我母亲写入党申请书，据上海第四制药厂的党支部评价，说我母亲的申请书写得很好，很有感情，还有思想。母亲说就是要争一口气，一定要入党给那些说她是假劳模的人看。我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帮她继入党申请书之后，写那些思想汇报，写着写着，烦了，就不好好写了，母亲几次回来很痛苦地告诉我说支部说她思想汇报不够深刻，弄得我只好恶补《人民日报》社论，写到深刻为止。我母亲扫盲班出身，勤恳工作，也被评上过上海劳模，和五好职工等，但是文革时竟然也有人说她是假劳模，母亲当时气不过，所以临退休一定要入党，做儿子的不敢和她拗，只好跟着深刻一下思想。

童志刚

关于我的三反言行的交代材料

1，我对毛主席著作学习的态度是主张多学少议，多学毛主席著作原著，少议论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在学习会上说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多学习毛主席原著，把毛泽东思想变成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行动，不要刚学到一点东西就议论起来，这样对自己的提高好没有什么好处。”我的这种谬论是违反林副主席提出的“少而精”的原则和“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的。

2，我对待毛主席著作学习的时间，过去经常占用，特别是编制计划和提报统计报表时遇到周三学习就想方设法的向上请假不学习，我的思想上一直认为：完成任务是主要的，学习可以慢慢来，我只突出业务，不突出毛泽东思想，使计划处的学习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这是我的极大的犯罪行为。

3，1966年6月在计划处讨论突出政治大辩论时，有人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我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阶级斗争”，我说：什么叫政治？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叫政治。孙中山在这里只说到政治的表面，没有说到政治的实质。毛主席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所以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阶级斗争。这时有人问：那么突出毛泽东思想呢？怎么解释。我说：突出毛泽东思想算个补充吧。我的这句话是非常反动的，我违反林副主席的教导“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同意的行动纲领”，我贬低、抵制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罪该万死。

4，还是在这次讨论突出政治大辩论会上，我为了说明我对“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阶级斗争”的看法，我列举了麦贤德、欧阳海、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是在阶级斗争中成长发展的以后，说“毛泽东思想不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的这个说法，又是非常反动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指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真理，中国人民各民斗争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紧跟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胜利就发展，什么时候离开毛泽东思想，革命就失败就退缩，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毛泽东思想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我再一次在这里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罪该万死。

5，1965年7月在生产计划室主任室讨论上半年评比的时候，有人说工作好不一定思想好，我说“那（哪）有工作好思想不好的，谁不要求进步”，我的这句话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同毛主席所一再批判的“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单纯军事观点同出一辙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6，在一次学习会上我说“工作干好了，有成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学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但学习必须结合工作，说的再好，拿不出东西来是不行的”。

7，在另一次学习会上我说“学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但最终得落实到业务上，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8，我曾经在生产组的小会上说：“我们要掌握情况，我们人少，不一定下去，我们可以从生产处、技术处那里搞到一些东西，只要掌握情况，不一定下去，一样能搞好工作。”我的这个谬论是同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指示唱反调的，是违反毛主席的教导的，严重的阻碍了过去计划工作深入基层掌握情况，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不可估计的损失。

9，在1964年下半年的一次评比会上，我说“我用人就得相信人，我不能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去看他做什么工作”。我的这句话，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鼓吹阶级调和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我在这里不谈阶级斗争，不谈政治上的条件，只谈相信什么人，就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10，1966年9月在研究梅河建井用小铁道运输方案时，我说：“今天合理的，明天不一定合理，今天不合理的，明天可能合理，合理是认识问题。”我列举了老道上的翻矸桥和老道山延伸工程作例子，为我自己开拓工作上浪费的罪责找根据。

11，在一次学习会上我说：“合理不一定合法，合法不一定合理，合理是客观存在的。”我举了平岗七井架线、东二井延伸等工程，为我自己搞违反上级规定的东西制造舆论准备。

12，1967年5月我在一次学习会上说：“我的发言可能有错误，因为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有错误在会上批判，提出意见，不要汇报、抓辫子。”我的这些话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没有都镇就没有真理，我的不要汇报、不要抓辫子的讲法是想掩盖错误，不让进行批判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13，1964年4月我在一次大修工程平衡会上对陈朋云说：“看准了就干，只要合理就行。”

14，我反对用小正（整）风的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我错误的认为这是陈某某、关某某（陈是计划处的党总支书记，关可能是科长——录入者注）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名义来正（整）我的，来揭计划处的盖子，想搞出个名堂，把成绩报在他们身上，我就死抱在旧的框框，还是什么都想自己说了算，想保持自己的权力，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来来反对小正（整）风的学习方法。我明的不反对，暗的反对，我不摆观点，不谈思想，牵涉到群众的事情也不支持在桌面上揭，怕揭不好不好收拾，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我在在正（整）风学习总结的时候讽刺说“不就是学出了一个五湖四海呗”，严重的阻碍着计划处的毛主席著作学习，这是我对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犯罪行为。

15，在闲谈中我对生产组和统计组的人说过，我说：“我就不相信，下井就是好的，不下井就是不好的，生产那么多人管，工程谁来管？怎么说就怎么说呗，我愿当个无名英雄。”

16，在历史反革命分子侯春生、韩国付劳动改造后，我曾多次的在计划处说过“要是计划处现在还有个像侯春生、韩国付那样能写会算的就好了，我们也不至于这样被动。”贬低、打击了革命群众，替阶级敌人涂脂抹粉。

                                交代人  童储祥  6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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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父亲的工作一点都不了解，对父亲的为人，只能总体的评价为好人，属于那种比较能替别人着想的。看他的交代才知道，父亲曾经也是怪话不少的人，让我明白了自己当年怪话连篇是其来有自。

[ 本帖最后由 童志刚 于 2009-4-25 18:23 编辑 ]

自觉的梦游人

深挖思想的再现，珍贵啊，再次谢谢老童贡献出来分享。

杜雅萍

珍贵的资料，谢谢老童。

童志刚

坦白交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1968年10月10日）

    我不隐瞒我的观点，在67年7、8、9月间，我是倾向于公社观点的，（“公社”是当年吉林省的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另一个叫“二总部”——录入者注。）但是我不是盲目的倾向，我对解放军的态度，对武斗的态度，对革委会、大联合的态度，我是反对他们的做法的，因为我从6.22通告以后，计划处东方红揭技术支部盖子，揭机关党委盖子，我感到有造反精神，我是拥护的，但从10月11日我被罢官劳动以后，同工人接触，看到社会的现象，我的观点改变了。68年1月，八八战斗队和东方红战斗队都找我汇报，要我谈观点，当时我对八八战斗队的汇报是肖伍群、康洪信听的，他们听完后，康洪信谈了一下意见，认为我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对东方红战斗队的汇报，是全体队员听的，听后受到了批判，叶乃新发言批评我是受红二观点的熏染，是红二派。事后我问尹作臣，尹作臣对我说“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我是同意的，不过在会上我不便发言”。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总的概括活动。下面交代我的具体活动。

一，67年8月二十几号，在计划处办公室，刘永福找我和杨培泽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和杨培泽都谈了自己的认识。我谈的主要内容是：

1，对解放军的态度要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事先把彭德怀这个野心家拿下来，由林彪副主席指挥军队，要想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困难的，所以必须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对解放军有意见，只能找解放军谈，只能写小字报，不能写大字报（刘永福插问：那上次写的大字块——指写的8.10检查是假检查真蒙蔽的大字块，算不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说，那样写不好，有意见应该找他们反应），这是立场问题，对武斗是不能参加的，这是十六条的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谁要是挑起武斗，谁就要犯错误。

2，对省市形势的认识，我说我没有调查，只是一种观察，现在长春二总部、红革会的力量是强大的，长春公社就是一个新起的力量，是一个造反派。他们形成两派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不是二总部打赵 林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建立了功勋之后，力量壮大了，在干部亮相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又不能统一，多数派压少数派，有些人不服气，就要造反，形成了现在的局面。当时我提了两个问题：（1）为什么传闻的吉林省革委会到现在还没有成立，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二总部、红革会虽然力量大，但是还有反对的，意见不能统一，中央就不能批。（2）为什么传闻外地来的造反派公社就欢迎，二总部不欢迎，就是二总部怕人去造反，这样也就形成了对立面，出现了现在的局势。

辽源市的情况，基本同长春一样，二总部、红革会是主要力量，公社是新生力量，如制泵造大、煤校井冈山……都是一些新起的造反派，他们过去受过压抑，现在要造反，要造反就有斗争，这也是必然的。

3，对辽源矿务局的形式，我说是发生了几次小的反复，从局联总到局总部，经过6.22通告以后到现在的局总部，前后三个阶段，局联总犯了三个错误：（1）撤一号保二号，（2）参加市接管委员会，保公安局，（3）2.28出车向红卫兵示威。当时我对刘永福说，要照我的意见，那时我是主张东方红退出局联总的，不过我没有同你们的任何人讲，我知道你们是不会接受我的意见的。局总部有成绩，揭局委阶级斗争盖子，矛头指向走资派，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解放军进驻后，生产迅速猛增，扭转了被动局面，没有停工停产搞武斗。但是6.22通告是错误的，我认为也是“一次宫廷政变”：（1）它没有群众基础，开除几十个革命群众组织，不经过群众讨论是不对的，（2）既然承认是群众革命组织就不能开除，而只能用正（整）风方法去解决，所谓“归口联合”只是一个借口，但是也有好处，它带来了一个付（负）作用，就是机关的革命搞起来了，不像过去那样死气沉沉了。（刘永福说这是6.22通告带来的作用吗？我说是个作用）但是6.22通告以后的局总部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斗争刘传儒时斗争了项士臣，这是“杀鸡给猴子看”，这样的做法不好，我表示坚决支持东方红的一切革命行动，我的观点那时是倾向于公社观点的，但我不是盲目的接受观点。

刘永福要和杨培泽都写出大字报，我们没有写，我想我要是写出大字报没有人支持我，我不是“四脚悬空”那就不好办了，我们没能写。

二，67年7、8月，荣刚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到反修矿想向反修矿总部挑起武斗，当时来了两车学生是商校井冈山的，荣刚坐着解放军的嘎司69小汽车来到现场，荣刚发表了一通演说，坚决要替杨逢春等二人平反，当时正值下班时候，反修总部的喇叭开始广播，因为这个事情，双方用扩音器争了起来，最后反修总部采取了克制态度，停止了播音，解放军又从中进行调解，才避免了武斗。在这次会上，荣刚还扬言要砸碎反修总部，态度校长得很。我和杨培泽去看了这次大会的情况，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们是陈洪泉告诉叫去的，陈洪泉说“你们没有事，可以去听听”，这次计划处去的人有聂智‘关升佳、郑杰诚、苏静波、龙万江、胡金波、陈汉英等人。

三，67年7月在机电厂门前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谁革谁保的问题，我自己听了几天晚上，那次辩论给我思想上的认识是煤校炮团、党委新造反团和反帝一井总部对党委红色造反团是一势压人，想把红色造反团打成保皇派。但是这几次大会中我都没有发表过意见。在这次大会的前后，有天傍晚陈洪泉煽动大家围攻于成文，说于成文是叛徒、小丑，要大家找他辩论问他为什么出卖组织（指6.22通告事件），那时我的思想也认为6.22通告是错误的，不过我一直没有在群众中表述过。

四，67年9月在机电厂门前成立矿区公社时，陈洪泉要我和杨培泽、梁四保参加了大会，站在队伍的后边，也喊了打倒贺吉祥的口号。

五，67年12月我在反帝选煤厂卸煤劳动，胡紧波用电话同志我到市人委后院礼堂开会，我去了，开会的内容是介绍路 英的历史问题和调查情况。当时在市内学习的地干班学员都去了。我听完回后的第二天顾世福问我的感想，我说：“这样做也好，这是对干部极其负责的表现，能够把几十年以前的当事人都找到，把事情弄清楚，真不容易，我受的教育很大。”

六，68年2月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刘永福打电话要我到机关大联委去谈话，当时是康洪信接的电话，经过他同意后我去的。开始时刘永福问了我一下对劳动的认识和思想活动，他对我说不要讲大道理要讲心里话，我谈了一下以后（当时我带了一个原先写好的向计划处大联委汇报劳动、思想的材料，他没有细看就放下了）就问他，你们怎么写出支持2.7会议的大字块呢？你们这样做对吗？刘永福说：“这件事我事先不知道，是别人写出去的，我们当头头的也不好追查。”（这是他的诡辩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他接着说：“我们当头头的可困难哪，我还哭了好几次，在武斗紧张时，计划处一些人主张要搞匕首，我压着没有同意，那时我们的压力可大哪，在大联合时，我的压力也顶大，下面不同意，我们当头头的又不能自作主张，上面有解放军，下面有群众，压力可大哪，人家都说是我刘永福不愿联合，那时不联合不行，不签字不行，解放军在那里等着，周总理要求1月15日实现大联合，照我的理解那不是命令而是要求，要是命令就执行得了，还谈什么。”我说：“你们谈联合我不知道，不过你们谈联合的第一次记录我在调度室看见过（67年11月张兴周通知我参加支部会，以后没要我参加，我坐在调度室等他们的决定，是巩作礼要我走的。），你们的记录都不同意分送解放军这是不对的。”刘永福没有答复这个问题就接着说：“我找当权派谈话，我就不怕，要一看二帮嘛，我找杨培泽谈话的次数更多，我找过吴显文、刘传儒，都谈过，都帮助过，你们要真正的狠触灵魂，痛改前非才能尽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谈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话，就下班回家了。

七，68年4月计划处选出席局首届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代表时，大家有分歧意见，我发言支持三个代表都是正式代表，我说：“我的意见三个都是正式代表出席，计划处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今天当然不是一个个分条摆成绩的时候，如果要摆我都能摆出几条……”支持了陈洪泉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

                                   交代人  童储祥  6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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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这些所谓的言行，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毫无特殊之处，但是那个年代，当你成为被监控对象的时候，你的任何言行都可能成为新的罪行。能看得出来，这些交代，都不是敷衍的，而是认真、具体的，为什么会这样具体？我想，当事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些言行不管对错，你不知道是否会有其他人给你揭发出来，与其被人揭发，不如自己先写出来，至少也能得个态度好的认定。

父亲的这种交代，我当然知道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因为那个时代，跟他经历相似的人太多太多，那么类似的交代材料也会太多太多，加之涉及的都是具体地方、具体单位、具体人的事情，典型性代表性也不一定有，但读这些材料，我最突出的感觉是他们那批人曾经的屈辱的生活状态，这一点可能是有代表性的，比如你本来是党员，但支部的会是否可以参加却要等待别人的判决，我想像着父亲当年坐在调度室等待“判决”的心情，真难免有些悲愤的，无论他的还是我的。

[ 本帖最后由 童志刚 于 2009-4-26 22:11 编辑 ]

吹笛在湖北

好看。我那父亲的检讨也是论斤的。

看到铜版父亲九十高寿，很是敬仰；祝老人家长寿......

杜雅萍

吹笛兄得暇时也整理一些呀，对当事人以及后来人，都是珍贵的资料。

自觉的梦游人

铜版不要以为贴出来没有人看，这些第一手材料才是再现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材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理解这些材料。但是，对于我来说，每看一篇都带来一阵悸悸德痛，作为写过小学生版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我，能够理解童老先生当年的境遇。那是一种不一定觉得自己没有罪的交代。而只是觉得自己有罪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认罪，才是那个时代最为悲剧的地方！

竹南

很珍贵的史料，多谢童版分享。

童志刚

谢谢楼上各位的鼓励。作为我个人，敲打这些文字，是一个进一步了解那个时代和了解父亲曾经的经历的过程，由于材料中提到的一些名字或事件我也认识或知道，所以会比其他读者多一些“亲切感”，能触发一些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很感谢这些材料的。另外，我是原文照录，除极个别错字外，没做任何删改（改正错字时只在括号中注明正确是字），当然，我并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问他是否同意把自己当年的交代材料公布出来——等我回家时再补充这个征询吧。

童志刚

关于我在建党路线上的问题的交代材料（1969年1月29日）

我是1958年10月30日在大炼钢铁时火线入党的（原来我想当然的以为是在某矿井作业现场入的——录入者注）。我入党以后，没有在党内担任过任何职务，是一个一般的共产党员，十年来我没有介绍过任何人入党，也没有接受过组织任务，作负责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工作，我没有向基层组织或上级组织提过旗手或培养某某人作党的积极分子的事情。我入党十年，没有为党的建设培养新生血液，壮大党的力量做任何工作，这就是我的罪过之一，我不关心党的建设，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

我没有培养介绍某些不够条件的人入党（够条件的也没有介绍），是不是可以说我在建党路线上可能没有错误呢？不能这样说。

1，我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人生观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长期以来，我又不去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所以我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思想上没有真正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过的一段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录入者注）在建党路线上，我就不可避免的会站在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边。

2，我没有培养介绍某些不够条件的人入党，只能说明我没有找到机会。我58年入党，59年转正，60年陈敬金来计划处，我同陈敬金的关系搞不好，在干部使用、工作方法上我们都有矛盾，他是支部书记，关淑云是组织委员，我要培养介绍某个人入党，首先要通过他们，支部书记这关不好过，我是不好培养的。如果不是这个条件，如果换个和我搞得来的人当支部书记，或者我自己在党内有一定的职务的时候，我可能会要介绍一些不够条件的人入党的，因为我是一个重才轻德、不抓阶级斗争、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人，我就必然的会要走上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无产阶级的建党原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于党的建设的最新武器，我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对待党的建设，对待我自己的入党问题，十几年来，刘贼少奇的黑“六论”对我毒害很深，这个毒害主要是它毒害了我的灵魂，加强了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固性，使我的思想不能很好的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就是我的入党做官的想法，我56年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客观上受到一个老工程师入党的鼓励，但是主观上还是我自己需要找到一个政治上发展的前途，刘少奇放毒说“过去考上秀才就可以做官，现在加入共产党，也可以做官，这个党员就是后备干部的名单。”我想加入共产党就是想这个干部的后备名单，入了党在亲戚朋友面前好看，也表现自己进步，入了党可以受到培养，当个一官半职的，所以在56年我提了入党申请书，57年民盟发展组织，我又想加入民盟，还是想当个一官半职的。我的这个入党动机，就是刘少奇建党路线的一个表现，违背了毛主席所指出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进分子的条件，根本不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事业去奋斗，而是为我的个人的所谓“前途”去奋斗。

2，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对我的毒害更深。他鼓吹什么“所有一切附有条件的服从都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即使大多数和上级或中央真错了，你也还要服从，先照错误的去执行。”他的这根度绳捆住了我的手脚，使我在思想上行动上只能按照上面规定的东西去做，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和反对，我为什么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和反对，为什么不能按照毛主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伟大真理去造反呢？这里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我怕丢官，怕开除党籍，怕坐班房，就是刘少奇的“活命哲学”加深了我的资产阶级灵魂的顽固性，我经常告诫我自己：不要在组织上犯错误，在组织上犯错误，不执行上级规定，爱提意见，得罪领导，轻则批评处分，重则开除党籍，我为了不受处分，不被开除党籍，我就唯唯诺诺，没有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真正成为刘少奇的一个“驯服工具”。

3，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今后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社会主义制度要注意调整，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他的这些毒液，对我的毒害也很深，我出于 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就必然的会站在修正主义一边来说话。我在干部使用上包庇重用一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事例。我曾经说过：“我用人就得相信人，我不能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去看他做什么”，在这里我不谈政治条件，只谈相信什么人，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应声虫、鼓吹者，我还说“哪有工作好思想不好的，谁不要求进步”，也是阶级调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声音。

刘少奇的黑“六论”，每论都有我的思想市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必须深刻认识我的罪过，清算我的思想领域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下狠心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紧跟毛主席继续干革命。

                                     交代人  童储祥  6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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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句话：“我没有培养介绍某些不够条件的人入党，只能说明我没有找到机会，”我实在忍不住笑了，有个老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般那是说对别人，可是在文革年代，这老话也往往体现在自己对自己的时候。某人不够条件，当然不能介绍他入党，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是相反，那才真是天大的怪事。但事情还派深挖，如果深挖，好嘛，你没介绍，你十年都没介绍，那是你“没找到机会”，要是有机会，那是肯定会介绍大批不够条件的人进去的。交代者能做出如此奇怪的交代，实行严厉的自我诛心和大量自残式的批判，非那个时代不可为。

小只只

那代人真不容易，政治包袱太沉了。

showcraft

在天益读书时间看到过，的确非常有价值的文存

童志刚

最高指示：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补充交代的几个问题（1968年8月2日）

1，1942年暑假7-8月间，那时我在湖大已经读完了一年，同班同学叶服尧（他原是楚怡矿冶科的学生，比我先毕业4-5年，在社会上工作一个时期以后，又考的湖大，在湖大时同我同班），他认识辰溪守一煤矿的什么人（我不知道），由他揽来了一笔测量工作任务，那是守一煤矿是私人资本家开的，说是要向上备案，定矿界需要测量，叶服尧就找我和欧阳林几个人去帮着测量（我和欧阳林都是一职楚怡学测量和土木的）。我记得由矿上供我们吃饭，事后每个人还给了一点钱（多少记不清了），一共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给矿上测了一个简单的平面图，划了矿界，计算了土地面积，还给矿上制了两份图。这个事情我在50年来辽源填履历表时，我曾经欺骗组织填过一段假履历，说是1940年在辰溪守一煤矿当工务员，实际上没有这回事。1940年7月我在楚怡毕业以后，10月间到辰溪湖大自习，1941年9月考入湖南大学。我填这段履历的思想主要是那时候认识有问题，以为有这样一段履历评薪、晋级都有好处，没有看到这就是一段欺骗行为。大约在51年左右，我认识了自己的这个错误，就主动的改过来了，在那时填的表上写了订正说明。

2，在50年填履历表时，我记得还写过一段假事，那时我本来还没有结婚，我却写成已婚，爱人的名字写的是方仉，我同方仉是订了婚的，以后他（她）不愿意来东北，就双方同意解除了婚约，到51年7月我才同周洁名在辽源结婚。这件事也是对党的欺骗。

3，1947年7、8月间，我在含光教暑假补习班，是学校为了照顾校舍、稳定学生开办的，派有一名事务人员和2、3名勤杂人员（做饭的和其他勤杂工作）。这期的教员有我一个，教代数、物理，有一个彭老师叫代数、几何，有一个易老师教英文（彭、易老师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事务员是张伯勋，他是含光的会计。因为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可以住在学校等补习班开学，所以我就兼办了学生的报到手续。那时学生交费是以“米”为计算根据的，由学校指定某某粮店代收，然后拿收据到学校报到。这期大概有学生五、六十人，主要是初二、三年和高中二年学生（初二.二，初三.一，高二.一，高二.二），在学习期间我没有管事务，问题是在学习结束的时候，张伯勋有事回家，把学生的伙食尾数算好了，要我代退，有的学生忘记了来要钱就走了，我也没有想法把这些钱分别托其他同学带回去（大约有七、八个没有来领钱的学生），而是把钱存到钱庄里去拿息钱，直到下学期开学以后才把钱退给人家，我从中贪污了学生们的息钱，这是非常卑鄙的行为。（贪污的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

4，1950年4月22日我离开永邵煤矿以后，那时我的思想上是不想到东北来的，虽然我的调令是写的调北京燃料工业部工作，但是我估计到我会被分配到东北来，因为那时东北要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到长沙以后，我就到湖大找杨鼎新代理校长，假称我没有工作请学校介绍到长沙有色金属管理局去，学校答应了，也写了介绍信，我也到有色金属管理局去接了头，但是仔细一考虑，不行，一方面我在永邵领了到北京的旅费，怎么退呢？退不了，不退就贪污了，不好办。另一方面，永邵同有色局都属中南重工业部管理，我要不取得永邵同意私自跑到有色金属管理局去，肯定会要被查出来的，查出来就不好办，所以没有办法就只好先到东北来看看，呆一、二年想办法回去。1950年5月25日到辽源以后，10月间志愿军赴朝，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爆发，那时候我的思想很混乱，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想要开小差，又舍不得丢掉自己的资历，怕到南方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不敢轻举妄动。那时候我还非常的恐美崇美，认为真的要是美国人打来了，他也是要人工作的，我是技术人员，总可以找到一碗饭吃，，完全没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完全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奴才，又怕币制贬值就买了三十多块光洋，这些钱在51年接周洁名来东北时因为钱紧就处理了。我结婚以后，大约是51年8、9月间，刘奇伟把他存的15-16块光洋寄放在我家里，以后这些钱他要处理，我又把它买了过来，直到1958年我父亲回南方才交给他带回湖南处理的。

5，1952年左右，我到沈阳公出，李惕如有个金戒指（大约一钱三、四重）要我带到沈阳换掉（那时银行收买），我在银行称了重量，但是没有卖给银行，而是我自己把它买了过来。这个戒指在62年夏天周洁名带在钱包里被小偷偷去了。这也说明我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落后的，买光洋买金戒指的违法事情我都做过。

另外，李惕如这个人我也得交代一下。过去在入党的自传中我写过，他（她）是我表妹欧阳述仁的小姑子，我到辽源时，他（她）已分配来辽源了。我结婚后他（她）带一个孩子同我们住在一栋房，他（她）的爱人邓子新是个历史反革命，听我表妹说邓子新过去当过国民党的连长（还是营长？），在什么部队、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李惕如是1954年离开辽源的，邓子新大约是1955年肃反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他走了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联系过。

6，1951年周洁名来辽源时，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非常严重，见空子就钻，贪国家的小便宜，在报销旅费时，我又多报了几天的伙食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元钱左右。这个事情过去我向组织上也写过，但是认识很不够，从我在含光贪污学生的伙食尾子放息，在永邵串通包工受贿，以及这次多报旅费的行为，都说明我这个人的思想是卑鄙的，事情不管大小，性质一样都是贪污，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彻底的认识我的这些错误。

                                     交代人  童储祥  19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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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事无巨细，无所不作交代，即便有些纯属天知地知的私事，即便有些是已经订正过了的，也都一件一件地交代着，而且有些事情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来的第几次在交代了。这份材料是注明“送计划处工带小组”的，也许因为是面对了新的“读者”，“故事情节”就需要从头说起了吧。

父亲的交代是否都是真的，我不敢说。可能有个事情这里没交代，我的记忆，后来听父母说过，文革初期我们家里还是有几块光洋（银圆）的，因为怕被抄家搜出来，就丢在炉子里烧掉了。

在“贪污”这个问题上，父亲的认识还是有一定问题，至少是没能在材料里表现出新旧社会的对比，他应该说，在国民党的教育下，被四大家族贪污腐化所影响，才导致了拿学生伙食费尾子放息的行为嘛。

父亲的这些交代材料，涉及了一些人名，我都如实照录了，是否会影响到别人的声誉或心情呢？我不知道。希望不会。

[ 本帖最后由 童志刚 于 2009-5-14 10:04 编辑 ]

童志刚

大约是前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一个大信封袋子，里面装的是父亲在“文革”期间写的各种交代材料（“文革”结束后由单位退还给本人的）。拿回来放进抽屉，一直未及翻阅，昨天听萍萍说“历史科学”在搞“群众运动”，才又找了出来。材料显然不是全部了，我能看到的第一页上的页码标记是“269”，前面的部分估计是在生煤炉子的时候用掉了。

材料纸已经暗黄，内容更是一片灰色，父亲反反复复交代着自己的“罪行”（其中有的标题就叫“认罪书”），有时不惜说些假话，包揽责任，应该是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的“态度端正”；随后，在环境稍有宽松时，又会给自己翻个案，表明曾经对群众的欺骗是多么的不应该。交代非常具体，有人送过一斤大葱都写了进去。

随便翻着，我也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父亲曾经是矿务局的“红人”和“名人”，50年代后期在矿井下火线入党，“文革”前参加过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跟毛刘周朱一起合过影，虽然不是“离休”，却能拿到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就因为他有个证书，证明他“相当于全国劳模”；他是吉林省人大代表，家里的一张老照片上，“烈士公园”里人山人海，那是群众在欢迎代表归来。《辽源矿务局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上有关于父亲的条目是这样写的：

“童储祥，男，1920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4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矿冶系，1947年参加工作，1958年10月加入GCD。1950年调入辽源矿务局，历任局计划科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副主任工程师，局计划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1978年调往湖南省煤矿基本建设公司任副总工程师。

“童储祥是辽源矿务局工程技术人员先进典型。他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技术上精益求精，把所学的专业技术知识，都运用到煤炭生产建设的实际工作之中，为中央竖井的建设，泰信、富国各矿井的改扩建，为水沙充填和人工假顶采煤方法的推行以及梅河新区开发、采砂厂和十四厂的建设，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被评为局、市、省和全国煤矿先进工作者。1956年出席全国群英会，被命名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58年被吉林省政府命名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劳动模范。先后当选为辽源市三、四届和吉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出席全国学大庆、赶开滦群英大会。1984年被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

50年代末出生的我，基本上没有感受和享受过父亲的辉煌。关于父亲和我，记忆最深的，一是上幼儿园时父亲每天给我讲“西游”“三国”故事的情形（父亲只有讲，我才同意自己走路，否则就得他背着）；再一个就是：父亲被关进学习班，天冷了，我和从“集体户”回来探家的姐姐去给父亲送棉衣（我们都有好些日子没见到父亲了），造反派来拿物品，父亲听说就跟着出来想见见我们，结果当着我们姐弟俩的面，那位造反派狠狠踢了父亲一脚：“谁让你跟出来的？！”

关于父亲，先说这些。让我感到安慰的是，父亲今年已过了85岁，仍然身体良好；母亲早年多病，40岁左右就提前病退，却也一直坚持到现在，而且没有什么大的毛病。还有就是：父亲在去东北时就对组织上说：“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在我再干一个时期以后，希望能够调回南方的中等矿局去工作……”后来父亲终于能够如愿以偿，虽然这个“时期”长达二十八年。

下面这份“自传”，是父亲初到东北不久写的，应该是很真实的，或许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吧。

父亲的自传（大约写于1951年）

我家住在湖南宁乡南门外仙凤乡企石港。有姊妹兄弟六人。父亲童伯鹗，三叔“叔鹏”，满叔“季鹤”。都因为从祖父的少年时代起，家庭开支大，收入少，渐渐的败落了下来，但是由于那时候我祖母的撑持与封建的遗毒，没有把祖上遗留下来的一百二十石租的田卖出，可是一家的负债，已经是相当的巨大了。每年除了应付人家的息谷以外，只能有四五十石谷的收入。因此我的父亲与叔父他们，都没有读什么多的书，只是在“童氏族校”的初小毕业后，念几年老书，就出外谋生了。

我的父亲开始在“湖南省铜元局”学艺徒。随后由于我姑丈欧阳镜寰（湖南省公路局工程师，1937年病故）的介绍，转入湖南省公路局修理厂工作。几乎他的一生就服务在这个机关里（由湘潭至邵阳的公路），由修理工慢慢的提升为领班。一直到他在1938年辞职归家时为止都是这样。在那时，因为我大哥“俊明”，已经离开了公路局做修理的工作。他自己与他的岳父及我满叔（以前也在公路局当汽车司机）他们，经营了私营的运输生意（名叫义立公司，设在湖南邵阳，有一辆古老的汽车），同时我二哥“觐祥”也早两年在“湖南私立楚怡工业学校土木科第五班”毕业了，找到了工作（我弄不清是什么地方）。家庭能够维持。父亲也就因为与当时的一位机务员张某（记不起名字，是父亲的上级）发生工作上的意见，而辞了职。

我三叔“叔鹏”一样的也是在十六岁时就到湖南益阳一个本家的小铺里学生意，那时他年纪小，本性聪明，自知努力，所以学到了一手很好的珠算，写得一手很好的字。他学生意不到两年，就由我姑丈介绍到湖南公路局做事。由见习生，工程员，最后（1938年）提升到助理工程师兼段长。差不多我家的大家庭生活是以那个时期（1927-1932）最为美满了。随后，1931年我婶母去世。父亲在1932年1月把祖父、祖母同妈妈他们一家接到邵阳。同年八月，我妈妈又在邵阳病故，一家返回宁乡，住在仓岭上黎家祠堂。当时我大姐“桑华”十五岁，大妹妹“瑞祥”八岁，细妹妹“毅祥”三岁，都随祖母住在宁乡。我随大哥在湘乡进高小，二哥“觐祥”在长沙长群中学念书，至1936年祖母去世，全家搬回乡下老屋。1938年三叔去世，大家庭组织形见瓦解了。1941年家庭分拆，祖父另居。这中间因为我三叔一直到1938年去世时也没有儿子，所以我被承继与他为嗣，分得了四十石租的田。不过我一直是在外面读书，各项费用都由两个老兄接济，所分得的田全由我三叔的继配“马成彬”管理，我事实上也就只是名义上的出嗣。即便在我能够工作以后，也没有向他负过责。因为他只比我大九岁，在情性方面我们是有很多不相投的。

我满叔“季鹤”比我大哥还小一岁（1912年生）。差不多他是与我大哥先后一同进公路局学艺徒的。现在邵阳做运输生意，自己当司机。满婶住在宁乡乡下。有小孩四个（大小孩环祥现在在湖南长沙明宪女中念书）。土改中分得了二十五石谷的田土（内分给祖父的五石，因祖父在满婶一起吃饭），自己生产劳动。我大哥一家八口（小孩六个），十多年来就住在邵阳，依靠他干汽车运输的生意来维持生活（大哥的大孩子善继现在湖南长沙衡湘中学念书）。二哥“觐祥”的一家（小孩四个）住在宁乡城里，觐嫂子“彭子军”在县城做医生。觐祥在私营美轮营造厂工作。最近他们公司已合并在“新湖南建筑公司”一起了。

目下住在宁乡乡下的，只有祖父，父亲，继母，满婶一家，同觐祥的一个大孩子“善度”（在童氏族校念书）。父亲在土改中也分得了二十三石五斗谷的田土。这因为我的大妹妹“瑞祥”（现在四野四十三军一二七师政治部）及我的小妹妹“毅祥”（现在湖南长沙军区护士学校）都参了军，所以多分了十石谷的田土。其余在外居住的部分没有分田。我自己也是一样。因为我到今年七月才同周洁名在西安（吉林的辽源矿务局原来叫“西安”——童志刚注）结婚。

虽然我家的成份是地主，但是我家的每个人都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技术生存的，对政治活动都存有着一种危险性的看法，不愿自己的子弟去参加。即算我二哥“觐祥”是比较受了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可是他是从职业学校出来的，思想上的看法现实些，没有参加过党团的活动。我自己也是一样。从初中一直到大学都在职业学校及工学院念书（以后评述）。受家庭的教育，与自己思想上的看法，不欢喜参加党派的活动。因此我所知道的，我自己与我的这些家人都没有过政治上的活动。因为我们以前是认为有技术可以不问政治的。

在这次土改当中，群众对于我家的评判没有恶意。这主要的也是我祖父在居乡的十几年中，没有积怨，正直为人。加之我家的开支，不是依靠田地，因为田地只是个名存实亡的为人清算息谷的甚少剩余的东西了。主要的还是依靠我们兄弟在外工作的工薪收入来维持家用。目下土改完成以后，家里又分得了土地，劳动的收入可以补助家用的一部分。生活方面比起国民党时期，我们兄弟的微薄收入受到币制的波动，常常在汇家当中变得更少的情形是好得多了。以后我家居的父亲他们会从劳动中来改造自己，在农民的面前把地主的帽子取去的。

至于在国民党时代工作的而比较有往来的亲友。我可以简单的写下这些：

1，童留村——我的堂叔。一直就在湖南省公路局当工程师，现在还在公路局。我来西安以后通过一次信。

2，周翰夫——朋友，由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同学，现在湖南长沙有色金属管理局任助理工程师，以前在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现在仍有密切的连络。

3，李敦肃——我表妹欧阳述仁的丈夫，建设室李倜瑜的老兄，以前在湖南安江纺纱厂工作，现在煤管局设计处干会计工作。常有连络。

4，张袒槐——朋友，以前在湖南辰溪湖大当工友。1949年由我介绍到湖南零陵永邵煤矿局工作，现在零陵中国粮食公司做事。常有连络。

其余一些的亲友们在我来西安以后就很少连络了。

下面我写下我在参加革命以前的个人经历，及参加革命的过程与思想上的看法：

我是1920年10月2日出生在湖南宁乡仙凤乡企石港的老家里。当时家庭的情形上面大致已经说过了。至1927年9月开始在湖南宁乡仙凤乡童氏族校启蒙。1931年7月毕业。因为那时我大哥“俊明”在湘乡汽车站修理厂当修理，所以我随他到了湘乡，考入横塘小学。至1932年1月，因婶母去世，父亲把全家搬至邵阳。七月间我亦随去邵阳拟转入三民小学。但因患痢疾连累母亲抱病逝世。八月间全家又迁回宁乡，佃居县城附近仓岭上黎家祠堂。待母哀妥办后，仍至横塘读书。1933年7月在横塘毕业。随至长沙姑母家居住补习。9月间考入省立一所染织科至1934年9月又转入该校测绘科第四班，1937年7月毕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字迹无法辨认）。情形又因三叔继娶后，祖母逝世后已呈分拆现象。只得投考航空测量学校航测班，在长沙初试录取，随公家去南京复试。“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南京受到日机轰炸，复试不成，遂反长沙，考入楚怡工业学校土木科第九班。在长沙只读一年（1937.9-1938.7）。学校迁去新化白沙洲建校。1938年8月受当时政府统一集中军训命令至南岳受训（我在第三大队九中队）。十月受训完毕，返回宁乡。十一月经邵阳至新化，仍入楚怡。当时楚怡校长陈润霖、教务主任孔文达皆系一生从事楚怡教育者，没有政治背景，故学校没有政治活动。而我自己又受家庭环境限制，课余需要写石印讲义，增加部分收入以为己用。当时计划即待毕业后出外工作，故对英语、数学方面未多注意。及至1940年7月楚怡毕业时由学校介绍去桃源冷家溪金矿局工作，但当时家庭情形似呈好转。大哥在邵阳的运输生意利润加多，允许我再升学。1940年8月至10月的一段时期在家中停留两月未去桃源。同时并与辰溪湖大周翰夫（他于是年考入湖大矿冶系，他大哥周述之当时亦在湖大）取得连络，于十月经邵阳去辰溪。佃居校外太行山杨家自习。由周翰夫带同至湖大听讲。1941年9月在辰溪考入湖大矿冶系，至1943年7月湖大因为前校长胡庶华在重庆辞职，教部改派李毓尧接任校长。一般同学皆以“李”非教育界人士系国民党C.C.派真忠爪牙，因而产生“拒李护校运动”，但因组织不够严密，“李”于夜间偷渡沅水，侵入校区，接掌校政后，风潮表面即告平息。至十一月“李”去重庆述职，校中又以矿冶系主任黄国瀛及研究所主任周则岳共训导长翟楚（C.C.爪牙）发生冲突。翟楚指使走狗学生暗打周则岳教授，致使全校再度发生“驱李运动”，把全部反对正义的教授与学生驱至对河辰溪城里。学生则仍继续上课。至1944年2月（当时李毓尧已返辰溪，住在城里不能入校），因学生拒接“走狗”来校参加期考，致使“走狗”怀恨，暗中放火，焚烧注册组及大教室全栋，风潮发展更趋严重。“李”则趁机又入校区。因为火焚学校问题，反动政府反污正义学生中之共产党分子所为，第一次传讯七十二名同学（即遭囚禁、毒打），校中情形更呈惶恐。其后，第二第三批被开除与被停学者共二百八十多人。我亦因于此次运动中作过正义的宣传与向被囚同学发起过捐赠慰问的工作，而被停学一年，其中迫害情形，实难尽述。此段过程可由现在长沙的西南运输处副经理刘善述同志（湖大同班同学，共产党员，目下未通信）证明。

当学潮呈现沉静时期（1943年9月），我因家乡即将遭受沦陷之际，由辰溪返归宁乡将细妹妹毅祥接至辰溪，但经济来源仍由两兄接济。至1944年5月被迫停学后（当时避至沅陵盐务局周翰夫的父亲周顾成伯父家里计住三月），乃由邓修琪同学（现在抚顺高职教课），介绍去贵州玉屏国立二十中学教课，以其收入供给毅祥读书。是时长沙、宁乡、邵阳皆已沦陷，大哥满叔亦随汽车撤来辰溪，大妹妹“瑞祥”则在安江纱厂做女工。1945年3月我由玉屏返辰溪。即送两妹去溆浦投考战时中学（瑞祥考入战中，毅祥考入国师附中）。同年9月随大哥汽车返邵阳。去长沙仍入湖大。（因反动政府事后查明放火原因。故二百多名同学皆奉部令于1945年3月全部复学。惟七十二名同学中有三人受牢狱拖累患肺病逝世）。至1946年3月时，我因湖大功课不多，故经自己介绍入长沙私立含光女中教理化课程（该校校长刘盅园与我祖父认识）。7月毕业后仍入含光教课（加教高初中数学）。该校学生二百多人，在长沙北门外丝茅冲，校内无显明的政治活动，不过教务主任吴日三与当时的教育厅有连络，并且在1947年选伪为国大代表时，把学生的及教职员的选票由他包办，选举了教育厅的左开权（国民党员）。同时在1947年7月因含光本身闹校长问题，又由他请出当时的省党部主委张炯来当名义上的校长。但是那时的我一样的没有参加什么党派。1948年1月因我与一位学生发生恋爱关系，学校未予续聘。这时的零陵资委会永邵煤矿同学叶服尧来信邀我，乃于3月至零陵，在土测股工作，名义为工务员（月薪150元），负责简单的房屋设计及院内外测量等工作，1949年7月提升为助理工程师（月薪170元），仍在土测股。其中于国民党改用金圆券后，币制日见贬值时，曾由测工吴自明串通包工来福泉受贿约合光洋八元。至九月二十日矿局解放接收，当时我因代表单身宿舍职工意见（可由现在零陵专署的刘维政同志证明）提出对局方的改进方案为军代表杜钦所重视，指派为工会筹备委员并调沿江口分井当值班工程师，随后又调回昼眉山分井作复工工作，仍负责值班工程师责。至四月二十二日奉北京燃料工业部统一调派命令调至北京，分派东北煤管局派来西安。其中于1951年1月受过一次局级奖励。事实上这次奖励不过是我到西安以后负责整理了一部分关于竖井的资料及计算绘制了竖井的埋藏问题，应该是自己的职责，上级的奖励只是更鼓舞了我的前进，更使我知道应该如何地来服务于人民。

记得在我调离永邵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同我说及来东北的危险，因为怕第三次大战的爆发。及至我抵长沙后，乃至湖大请求学校介绍有色金属管理局工作（已去接洽妥当了）。惟因有色金属管理局与永邵煤矿皆系中南重工业部领导，恐怕以后发生问题，加之在永邵已领得去北京的旅费，同时个人也愿意来东北学习一些东西，故决定动身了。及至抵西安以后，朝鲜战事爆发，心中又发生一段时期的动摇，随时准备了个人的旅费，看情形再作打算地等待着。

及至战事好转，经济情形更加稳定。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展开以后，政治认识提高了，知道了自己以前的“有技术不问政治”的观点是无目标的，是危险的，是可能站在动摇的边缘上被摆掉下去的。同时政府一连串的政策表现——联大伍代表的发言，对台湾问题与对日单独媾和的申明，劳动保险法的公布，土地改革运动，捐献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青年参加军干与国防建设的号召，经济的稳定，农村经济的发展等等都使我确切地了解到解放以后的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因此我自己也应该站起来，学好技术，在自己的岗位上听从组织的分配来发扬技术。可是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在我再干一个时期以后，希望能够调回南方的中等矿局去工作，因为在土木与采煤方面我都能懂得一点，可能在较小部分的范围里，能够更多的发挥我的技术，事实上我也完全希望是这样的了。

童志刚

（下面的这个交代较长，写了有20张材料纸。我分几次录入帖出。）

关于我在政治路线上所犯罪行的交代材料（1969年2月27日）

我在政治路线上是站在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的，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我的政治倾向，我出身于地主家庭，在旧社会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我的人生观是资产阶级人生观，我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没有真正入党，没有真正的被反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而是顽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去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我的政治路线就是站在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的。

下面就我历年来各次重大政治运动中表现的思想、立场、观点和其他有关政治上的问题作如下交代：

一，抗美援朝时期

50年抗美援朝开始时，那时候刚解放，我对共产党根本没有认识，思想上恐美崇美，50年5月我来辽源时就不想来，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及至到了辽源，10月25日志愿军赴朝抗美，我感到害怕，以为离家这样远，战事真的打过来回不去，流落东北不好办，想要开小差又怕丢掉自己的资历，又怕回去找不到工作，才不敢乱动。那时候我怕币制贬值，就买了三十多元光洋，准备战事一旦恶化，好留着做路费想方法回湖南去；我甚至还想过，我是技术人员，我有一点技术，即算美国人来了，也是要人工作的，我还可以工作。我的这种思想，完全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活命哲学”的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就是没有灵魂的人，我为了活命，我可以为敌人工作，这是多么卑鄙呀！以后朝鲜战事好转，我们的国防地位空前提高，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美国人他怕我们了，我的心里开始感到新中国的伟大，共产党的伟大，国内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对我又是一个深刻的教育。那时候政务院有个通知保护孕妇的规定，事情虽小，对我教育很大，新旧社会对照一下，使我感到共产党是处处为人民打算，我开始热爱党尊敬党了，也开始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真理了。但是就我的思想领域来说，我是资产阶级的，我那时也积极工作，但是我的这个“积极”不是真正为党工作，而是为自己能够多拿工资工作，我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二，三反时期

53年三反时，我的思想是右倾的，我对当时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感到吃惊，我认为斗争是过火了，那时候李存科长在会上作报告时说可以大胆怀疑，我感到这样说法不对，要是大家都怀疑起来不就乱了吗？所以有一次在监察那个屋里追问李永清和翟晶的男女关系时，李永清为了这件事抬不起头来，翟晶为了这件事同他（她）的爱人打了架，挽救说我们说话要有根据，不能望风捕影地点乱怀疑，尤其是牵涉到两个人的关系，搞不好还要影响两个家庭，表现出右倾情绪，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那时候我一方面对辽源的情况不了解，不能积极的检举揭发，另一方面，我的思想右倾，对张延禄的斗争也表现不积极，每天还是抓西安立井资料，埋头在业务圈子里。

三，反右时期

57年反右时，我表现的还是右倾，我走的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1，在57年的7、8月间，总支祁书记来电话找我，要我到总支去一趟。我去了以后，祁政对我说有个事找你研究一下，吉林省民盟来燎原发展组织，总支不好出面，我们想要你来组织一下，你按照这个名单通知一下这些人，今天晚上七点到文化宫开个会，由民盟来的人介绍情况，我按照名单通知了。我记得通知的人有王广盛、顾德春、马永悦、陈道夫、卫其平、刘克敏等人，只有刘克敏当时拒绝了，他说他不参加，其他的人在文化宫开了会，由民盟那个姓马的作了介绍，大家问了他参加民盟以后能不能参加共产党，他作了解答以后说：如果大家有愿意参加的，可以同我直接联系，我这里有表可以填表。当时只有马永悦要了表，其他的人没有要。第二天晚上，正好刘振文到我家，我问刘振文说“参加民盟怎么样”，刘振文说“参加那个干什么，你没有看看章伯钧、罗隆基，污七八糟的，有什么参加的”。那时候，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没有批，我就产生了怀疑，认为自己是地主家庭出身，路隔这样远，情况一下调不清，不容易参加党的组织，我想参加民盟，想捞个一官半职的，只是由于刘振文的启发，才没有参加。

2，在大右派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表以后，我记得有一天在总工程师室，有王广盛、芦遵义几个人在屋里，我们随便闲谈，芦遵义说“除开矿务局的局长不算，科、股长差不多都是党员，这也是清一色”，我接着说：“芦工程师，你的说法也有道理，我看没有几个不是党员的。”我对党的绝对领导在思想上有抵触，又有这样的右派言论，就是一种反党行为。

3，我记得对历史反革命分子刘亮熙、右派分子王益民的处理交给群众讨论过，是在现在的办公室那个屋里。我对刘亮熙的处理发表过意见，我说像刘亮熙这样的人，有点专业技术，叫他去教书还能发挥他的能力，对国家也有好处。我在这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人不恨不狠，思想上严重右倾，主张像历史反革命分子刘亮熙这样的人逃避劳动改造，混进教师队伍，这是非常危险的。对王益民这样的人，我曾经认为他是年轻不服气，好乱说乱动，要是老老实实承认错误，也不至那样，没有看清他的本质，在思想上恨不起来。在反右时我的行动表现不积极，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我对这些人不恨，这是我的本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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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志刚

四，大跃进时期

    1，对58年大炼钢铁的看法，我那个时候认为：

    （1）土炉炼铁、炼焦浪费大，有得不偿失的想法。在三道桥选定焦厂后，开始我主张在地上铺上点席子，以后没有铺就番煤，搞的满地都是。炼焦的时候，有的成炉成炉的烧掉了，也没有炼出焦来。土炉炼铁，炼出来的铁，铁不像铁，渣不像渣，我就感到太浪费了。我没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看到既炼铁更炼人这个伟大成就，而是用单纯经济观点来看待问题，用经济来反对政治，这是我的严重的右倾观点的表现。

（2）白天工作晚上炼焦，太疲劳了，这样搞什么时候算个完呀！我晚上回家在路上都感到睡觉，可是从外表上看我还是积极的，白天黑夜的干，还写诗歌赞大炼钢铁的情形，思想和行动不一，表现出两面派的行为。

（3）58年9月下旬修建13立米高炉时，我同张明云、张作三、高有志坐车去选厂址，当时张明云告诉我张作三和高有志要他们在10月15日以前建成一个炉子，我感到时间太紧，怕没有把握。在回来的路上，我问张作三，我说15号能行吗？我看有问题，只能说争取吧！结果15号真的建成了，这个对我的教育很大，我没有看到群众的威力，没有看到群众的智慧，我就是右倾，就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教导。

2，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毛主席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以后，全国城乡大办人民公社，伟大的群众运动迅速高涨，我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不是积极的走在前面，而是感到来的太快了，思想上跟不上，我那是认为刮共产风、搞平调，传闻乡下的小猪小鸡都送公社的做法不对，吃食堂不管条件也不对，那时候我家里来封信说是我们家里也都参加食堂，只给我那个八十多岁的祖父留一口小锅做饭吃，我感到不满意，认为不合情理。对省事人民公社和企业的关系，也认为暂时还没有一套办法就搞起来有问题，前怕狼后怕虎，想要四平八稳的搞运动。我没有看到运动的主流，运动的革命性，把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小问题看大了，就是站在刘贼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那时候我在办公室还谈过邓小平散布的什么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每人分配多少牛奶、鸡蛋、白糖、猪肉的修正主义观点，同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一唱一和。

3，对大跃进的认识，我从计划上认为带来的不是工作细了，而是粗了，上下几本账，上下不对口，管理不好管，工程上，边设计边施工不好管，白泉建井、平岗大营建井边设计边施工带来过一些计划上的问题，白泉一井停工，白泉磨电道大岭改变坡度，我都认为是工作粗了带来的，所以在思想上我强调要先立后破，推行了刘贼少奇的一套管、卡、压的制度，我没有看到大跃进的伟大成就，矿务局的产量三年递增13.7%，设计能力增加70万吨，氧气、火药、电炉钢等新产品成批生产，对于这些成就我没有肯定，反过来在61年写的三年计划总结中把产值翻番污蔑为冷热结合不够，把由于大跃进冲破的计划上的烦琐手续，污蔑为计划缺乏基础，对机电厂生产的C-630车床造成的浪费，比作为大跃进的教训，并以此作为根据，用以反对65年机电厂郝成玉提出搞轧钢的理由，我对郝成玉说：“郝厂长，你要接受58年车床子的教训，要好好考虑考虑才行。”压制了搞轧钢的意见。

童志刚

五，三年暂时困难时期

我认为那时候刮起的三自一包的妖风合乎我的思想：

1，我对自留地、小片荒感兴趣，我带领计划处的一些人去种地，利用工作时间去铲地、施肥，我对大家说要起早点，晚睡点，要吃得饱就得靠劳动，靠自己动手，我把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大生产运动，污蔑为种小片荒，我说毛主席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就是要劳动，小片荒种的好，自己就吃的饱，我还同程芝田种地，剥削程芝田的劳动。我对机关工会王蓉说，副业厂的好地，应该分点给机关干部种，主张化集体为个人，走单干的道路。

2，62年7月在长春开人民代表大会时，我给吴德书记写过一封信，提了两点看法，一个是干部种小片荒，可不可以用限制种地数量的办法，准许他们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去种，而不是规定干部不让种，这样可以补助一些人，对国家也是有好处的。另一个是干部养猪的问题，我说这也要看情况，如果某个干部家庭有闲劳动力，有的小孩大了可以采野菜，那么养一个猪也是可以的，是不是不规定干部不准养猪。以后这封信据说吴德书记没有看是栗省长看的，把原信交给张辅君退回来了，没有表示态度。张辅君问我说你养猪了吗？我说同别人合伙养了一个，张说那你就先养着吧！

3，62年我同陈敬金合伙养了一只猪，当时上级规定处级干部不准养猪，有猪的要交副业队。我对抗上级规定，拒不执行，我对陈敬金说我们先不交，看别人交不交，大家交我们交，不然到时候杀了，费劲吃不到肉不行，以后我们没有交，最后还是杀了吃的肉。

4，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我多次托人走后门，搞特殊化，我托张作三、高有志、钟风仪、范景斌等人前后买了二百五十多个鸡蛋，五个小鸡，二史多斤土豆，托贾东石买小菜，买奶粉，托李长付买小鱼，买罐头，在这几年里机关工会给分过两次黄豆、小豆（是消防队和救护队的），过年过节多次送过酒、肉、鱼、鸡、粉条等（都给钱了），我对特殊化更感兴趣，我享受了红本待遇，感到自己高人一等，每月吃细粮，特调烟、油、糖，严重的脱离群众。

5，对自由市场的做法，我也欢迎，我认为这样做法，能够活跃市场，解决人们的需要，没有看到这样的做法，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条件。这种自由市场，只能为一小撮高薪阶层和有钱的人服务，对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种自由市场，造成投机商投机倒把、获取暴利，促成两极分化。我到自由市场买过鱼、肉、鸡、花生、小菜，在我的思想和响动上都支持了自由市场的做法，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应声虫。

6，在工作上高包产到班组，推行黑“工业七十条”，搞五令五保试点，制订计划、统计工作四十条，具体推行“工业七十条”的黑货，紧跟走资派的黑指示，讲排场，摆阔气，大搞非生产建设工程，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搞了十几项比较大型的非生产项目，如东山住宅、太信办公室、太信一井学习班、太信展览馆、西安浴池、西安党校、西安门楼、西安影院、西安展览馆、医院病房、平岗水源、运输部会议室、第二招待所接楼等工程，分散了投资。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