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陆东洋西

关于历史学是否应该包含价值判断的因素，在历史学研究中它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在“章立凡：梁启超眼中李鸿章”一帖里，大兴兄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在这里不揣浅陋，试就本人的体会，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评析，也期待各位的批评。

1，

在历史学研究过程中应该防止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的影响，这是十分正确的。对历史的事实判断尚不清楚之前，就急急忙忙地进行价值判断，或者将这种价值判断先验地、武断地强加于历史之上，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显然违反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和前提的。

中国几十年来大多是这种以某某主义预设结论的历史研究，诸如中国存在类似于欧洲的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等问题就是从欧洲历史找到的事例、现象硬要从中国历史中也找到起相同作用的对应物或等价物。实际上，如果从欧洲历史中找到的事例、现象来比照中国历史的同类事例、现象，分析其异同及其原因，并无不可，但是硬性地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事例、现象也会同欧洲历史中一样，起到相同作用、产生相同的趋势和结果，那就逾越了历史学的范畴，而成为意识形态理论或历史哲学了。

所以在历史学中危害较大的就是所谓的历史规律：无论何种人类社会一定会遵循同样的阶段和同样的道路发展，至多在外观形态上或时间节点上有些差异而已——所以中国以往的历史学拼命地寻找与欧洲历史相类似的历史现象来证明经典著作的正确性和颠扑不破。当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大多采用“采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三阶段论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但是超越这种笼统的历史阶段之上进一步固定各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规律说基本上不是张冠李戴，就是削足适履，缺少历史证据的支持。

2，

但是基于历史事实判断之上的价值判断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历史就可能沦落为一些虽然单个是准确的历史事实，但是联起来却不知所云的历史事实的罗列；或者就是鸡毛蒜皮的逸闻趣事、仅供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且不说研究者的研究范围、题目和方法的确定一定会与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类历史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人物或事件上，都包罗万千，如何选择自己觉得有意义的题目或素材，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结果；而且即使是反对一切价值判断的看法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因为这种主张可能认为：应该将其原貌和真相说清楚就可以了——但是一旦牵涉“应该”与否，就立刻进入了价值判断的领域。

就像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一样主张历史学应该“按照历史事实那样叙述”，但是他在解释欧洲历史、德国历史的发展原因的时候，仍然祭出冥冥之中上帝的旨意。因为必须对历史的自古迄今的发展变化的基本原因、基本趋势、人类集团和制度的兴衰陵替的轨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做出解释和解答，否则历史就像是一堆烂泥和碎砖，不可能成为一座可以观赏、利用或者增长见识的建筑物，而这些建筑物的建成必然与建筑设计师的个人经验、设计理念和艺术追求不可分离，因此显然不可能与人的价值观毫无牵涉。

传统社会要么以神秘叵测的天命、神命或者无常的宿命，要么以皇帝、大臣、将军、智者的品德、才能作为治乱兴衰的根本或最后原因；近代以来则关注制度的演变、文化的传承、经济的动能等原因，个别人的德才、天命或宿命、神命则受到轻视、甚至摈弃。人类学习历史并不是仅仅为了闲聊或娱乐，尽管通俗化的历史应该包含这些内容，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必须在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才能追求继续进步，或者即使不追求进步也要力图避免错误和毁灭的结局，但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如何选择，或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都牵涉到价值判断。

中国和欧洲的传统社会都认为“无商不奸”，因为他们不生产新的东西，而只是利用某类物品的短缺来牟利，但是现代人认为流通促进了生产和需求，所以主张贱商的人几乎绝迹。古代希腊人认为民主制是暴民、愚民专政，现代人都会认为民主制是一种最佳选择，因为普通人应该在与他们命运、境遇相关的事务方面对政策方案和推进·实施团队进行抉择。这些虽然是历史学家对历史长期发展演变的归纳总结，但同时包含和体现了历史学家的价值关怀和价值判断。

3，

历史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和原貌的确认和复原基础之上的。但是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何尝能够完全复原历史真相和原貌呢，至多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可能是真相的全貌。实证主义历史学也只能承认部分地复原历史事实，而不可能完全复原。这就将历史学家推到了一个谁都无法胜任的工作面前，每一个关于事实真相的叙述或结论都是在现有的有限条件下所尽可能做到的事情，谁都无法完全准确地知道这些相关的叙述和结论与事实真相究竟距离多远，所以在这当口上避免任何主观判断也可以说是一件智者的策略。

但是，历史学家无法向人们提供这种散乱无章的材料进行敷衍搪塞的。在一段时间里无法彻底完全了解的历史事实真相前面，历史学家立足于经验、并运用想象力进行假设或推测，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只要你注明：这是一种假设、推测或想象就可以了。胡适所主张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可以说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的一种迫不得已而且有用的方法：但是“假设”难以避开历史学家本人价值判断的影响和干扰（承认它正是为了正视它），但是“求证”则应该力求完全的价值中立，尊重每一个证据确凿的事实，如果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抹杀、涂改历史事实，那么他已经失去历史学家的资格了。

历史学家可以根据有多少事实真相说多少话，不越雷池一步；也可以对一些扑朔迷离历史现象进行假设、推测，但是千万不能将这些假设和推测看作是历史事实真相本身，而且这部分工作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副产品，也只占了其全部工作中的极少部分而已。

大暑时节，多有聒噪，不胜惶恐之至。

老木匠

好文章！

建议：

陆兄写贴或文章请尽可能多分一些自然段，每个自然段空上一行，一口气密密麻麻一大段，读起来有点累。现在是跳跃阅读时代，太长的句子和自然段很容易“被脱离”眼球

周泽雄

绵密、精当。

陆东洋西

听从木匠兄的建议，已经将拙文作了分段处理，也感谢泽雄兄与杜版主等提携。

kemingqian

主贴的说法对别的学科也有同样的启发。

李大兴

陆兄在“章立凡：梁启超眼中李鸿章”一帖里，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本来想等过几天闲下来回复请教的，现在看来不赶快说几句不行了。
窃以为，一、如陆兄言，“研究者的研究范围、题目和方法的确定一定会与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史学研究，目的并非在于给出“基于历史事实判断之上的价值判断”，更非对价值判断的佐证，反而是一个对自身价值出发点回头审视的过程、一个以描述历史情景为基本并就其理路因果试图予以诠释的过程。
二、我是不同意“以史为鉴”这样一种颇为实用的史学观的。历史地看，人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不长进的、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不追求进步也不知避免错误和毁灭的结局的。史学研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承担这种责任，还是请毛自己读《资治通鉴》吧。
三、完全同意陆兄，历史是不可复现的。甚至可以说，史学研究对历史的接近，其实十分有限。除了梳理史料、尽量合乎逻辑地解释之外，史料终止的地方，不得不诉诸历史想象力。此时尤须面对与留意的，正是陆兄所见之“历史学家本人价值判断的影响和干扰”。

周泽雄

“二、我是不同意“以史为鉴”这样一种颇为实用的史学观的。历史地看，人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不长进的、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不追求进步也不知避免错误和毁灭的结局的。史学研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承担这种责任，还是请毛自己读《资治通鉴》吧。”
——大兴的说法，我也认同。不过，我觉得，这里存在着的，与其说是理论的难点，不如说是人性的难点。身为史学工作者，与实验室里的科学工作者有一个本质区别，即，无论他如何要求自己审慎、客观、不带预设地投入史学研究，实际上他仍然做不到。历史研究是一种天然会夹带感情和偏向的学术工作，要求他放弃感情和倾向，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却是这样：他失去了进一步研究的动力了。
所以，优秀的史学家，也是平衡大师。离开了若干先入之见，他根本不会从事历史研究，而耽迷于先入之见，他的历史研究又将沦为末流。

杜雅萍

总舵最后一句“历史学家本人的价值判断”恰恰是历史不断重写可能性的原因，而历史写作的张力也在这里。

陆东洋西

二、我是不同意“以史为鉴”这样一种颇为实用的史学观的。历史地看，人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不长进的、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不追求进步也不知避免错误和毁灭的结局的。史学研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承担这种责任，

大兴兄的这段评述是很职业的历史学家的说法，在日本职业史学家里也很常见。如此“禁欲”和“本分”的职业操守，值得尊重。不过在鄙人看来泽雄兄、杜版主提及问题的含义也许可以认为是：人生活于一张意义和价值的大网之中，它赋予人一种生活、工作的目标、热情和渴求，也是史学成果获得他人体认、感动、参与的媒介。此外，人或许很难做到在选择一个研究课题的时候，没有一种价值观的认可和影响。只是在研究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尽可能地排除一切价值观的干扰和影响，这绝对是应该坚持的，这点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歧义。但是问题的焦点也在这里，只不过是“尽可能”，实际上是否完全可能，鄙人颇有疑虑，承认它、并限定、制约它也许要更接近人类的真实。因为，透明无杂质的、纯粹中立的、操作性的理性和逻辑——或可别称为“科学性”、“客观性”——常常控制不了血肉之躯的活人，却常常被后者所利用、所控制。

自觉的梦游人

强贴，先留一只脚印。容慢慢消化。

李大兴

陆兄，我所强调的，便是面对与正视先入为主的价值观的潜在影响，并且同意“承认它、并限定、制约它也许要更接近人类的真实”。至于所谓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是极其令人怀疑的。

李大苗

说过来，即使是史实，也大可存疑的。

无论研究者如何躲避价值判断，但任何历史事件，本身就被当时人与后人估定价值过，也当然就会影响历史本身。而历史又绝非将历史事件挖掘并摆放开来，还是要找相互间的脉络和历史本身的演进逻辑与交互关系。

李大兴

总舵最后一句“历史学家本人的价值判断”恰恰是历史不断重写可能性的原因，而历史写作的张力也在这里。
杜雅萍 发表于 2009-8-27 00:53

平平，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对以往历史写作的怀疑，包括对其价值判断的怀疑，才是历史写作的张力所在。

李大兴

大苗兄说得不错，唯其如此，研究者才不需“如何躲避价值判断”，而需反思价值观对自己、或对已往研究如何作用。
我个人觉得，中国史学自古以来太多价值判断，尤其要命的是，为一己之价值判断不惜篡改历史。即便如梁任公这样的大家，亡命日本后的著作如谭嗣同传就颇为后人质疑。这本李鸿章传我没有看过，不敢妄评。

杜雅萍

从技术角度讲，事实判断像侦探小说一样，需要通过有限的（相对复杂的事实，资料永远是有限的）资料，根据人情世故来推测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判断远不如是否洞悉人情、是否从同理心出发来得重要。历史是叙事学，这个论断有一定道理，整个事件的还原过程就是像破案一样，要讲圆一个故事，最大程度让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确有其事。
价值判断后发于事件本身，要想真正接近历史事件，必须了解当时的价值观，才能对历史有所理解和同情。后发价值判断的危险在于人为屏蔽可能最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按照300年后的人的思维重新叙述，因为讲故事的人不同，立场不同，很可能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尤其是“理论”发达的今天，任意剪裁，“成果”包装漂亮而已。历史行当真正的功夫我认为还在资料的爬梳、发现相关资料的关联上，这比作出价值判断辛苦多了。不过貌似现在这样做吃力不讨好，考据被鄙视。
我想补充一点是“理论”对历史经验的作用，比如几种模式、唯物史观，在微观历史研究中，理论可以拓宽视野、提供新鲜的切入点，在宏观历史方面，理论则容易起到反作用。
大兴兄说的“中国史学自古……”，偶不能同意，从“新史学”开始（梁任公起），价值判断才开始横行霸道的。
先说这么多。

李大兴

平平说得好：“要想真正接近历史事件，必须了解当时的价值观，才能对历史有所理解和同情。”

比如说，刚刚看到栏杆兄一个贴，关于他老家农村（似乎没说是哪儿）抗战时出很多汉奸的事。“汉奸”概念的普及，正如平平说“价值判断后发于事件本身”，抗战时，当伪军是农村男丁谋生出路之一，谁掌权就帮谁维持地方，也是中国乡绅一向的做法。民族主义观念，则不大普及的。

李大兴

再回平平，
1）理论解释历史，或所谓大历史系统等，大都难免偏颇。但有关史学方法的理论，倒往往有启发性。
2）中国史学自古就多善恶、忠奸、是非判断，到任公则更为现实服务，郭以下“新史学”开始意识形态横行。

LS640604

外行来插个嘴。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历史学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解释，解释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由于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用自己的眼光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每一种解释都是独到的。历史学就由这些众多的一家之言所共同组成。同时，由于眼光、视角的不同，所以历史学永远都有新解释、新结论。

陆东洋西

18# LS640604

历史学确实有对历史予以解释的价值判断的部分，但是，在此之前还有对历史事实予以确认的事实判断部分。

而这里的主要的问题是：除了对历史事实予以确认的事实判断部分以外，在对历史的解释部分中，研究者是否能够完全摆脱由（1）研究者所处的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人文环境和方法论的、以及（2）研究者本人的特殊的经历、教养、世界观、师承、政治见解、个人偏好所构成的价值判断的影响。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在历史的解释、研究过程中，应该彻底排除上述影响（这也许是最理想的形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在历史的解释、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上述影响（这也许是对任何历史研究成果里所蕴涵的时代的、人文的、个人的影响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承认）。

陆东洋西

12# 李大苗

确实如此。所谓的历史事实，是否就是历史的真实，当时的记载难道没有当事者或纪录者的偏见和误解？这些都是大可存疑的。

所以力求在此重新对这些所谓的“历史事实”进行尽可能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纯粹技术性的、纯客观性的处理，但是在何种程度上做到，又是大可存疑的。因为任何人都处于一种特定的历史、人文的环境之中，他必须对此做出个人的回应——这种对环境的回应本身就基于那个个人对那种环境的理解和认识。

扶桑

实证主义历史学=历史学么？

李大兴

回陆兄19楼，历史学不是科学，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判断的影响，但历史的解释、研究过程，同时也是对价值判断影响反思、批评的过程。

陆东洋西

22# 李大兴

没有异议。

就像大苗兄所提及的那个重要问题，历史资料本身是否就等于历史的真实，这恐怕永远不可能相等。在这种确认、解释过程中，必然需要对原始资料的真实性的永恒的清理和辨伪的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当事者、记录者、研究者的价值判断的干扰始终应该保持一种警惕性——因为这些人难以摆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或个人的明显的、潜在的影响，就像大兴兄所言及的历史学终究不是科学，不可能像纯科学那样的达到纯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境界。

老木匠

看了几天了，也来伸伸脚

我以为，搞历史总应该从基本史实开始，从史料开始。读者所处的时代印记会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他的观感，从而在史料（其他时代价值观整理的历史记载）中看到前人编造与矫饰，感悟到与前人不同的历史脉络，在前人的空白处找到“真实”的存在。

如果刻意先要“价值祛除”，或者打算厘清所有的理论学说，来找到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个，再来编组史料，那就是在磨灭自己的敏感度，脑子里塞满了别人的观点，一事无成，既不能给同时代的人提供新的历史解说，也不能提供新的知识。

李大兴

木匠兄所言，我是完全同意的。回归史料，才是史学本分。而我们一甲子以来的史学，太多意识形态先行的方法，是需警醒处。

自觉的梦游人

历史学是什么？这是个很具体的问题。在具体的一个国家、文化或民族里，产生了比如像中国历史学这样一个概念，它表示着这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或者历史研究者在撰写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国家或文化层面上的历史学，一如我们会说“中国考古学”、“中国哲学”一样，从这一点讲，各国都可以产生自己的历史学。表现着各个国家、文化、民族等等的特性的价值观念，由此就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这样的历史学概念里，由此产生了历史学流派。一个国家、文化、民族的价值观念在演变，带来的，也就会是各种学问的更新，包括历史学。所谓的新学，在人文科学方面，实际往往发轫于价值观念的改变。所谓“我注六经”，不是因为“我”还是一个老的“我”，而是一个已经在价值观念等方面已经改变了的“我”，才会有“注六经”的冲动。
问题还在于，历史学相对于其他学问而言，是一门最容易与“正统”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学问，因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就是最容易使人想到权威的学问。在中国因为有官修历史的传统，这种权威历史学就在可以交给官方的时候，把权威交给官方，在不能交给官方的时候，就去寻找官方权威的替代物。这样的权威特征，在西方历史学界，也可以找到，虽然建立起权威的路数不尽与官修历史相同，但是像“剑桥中国史”这样的史学流派，在严谨治学的同时，也不由人们不感到一种史学的权威。
当官修历史的威风已经扫地，当这个应该修史的“权威”自己都在作践历史的时候——歪曲、阉割、掩盖、抹杀，甚至在历史发生的时候就做好了消灭历史踪迹的保密“工作”——我却一再看到有人在等待戈多一样，等待官修史，曰：应该有什么什么史。另一种热门的讲法，就是朝着重新建立权威的路数，一再吵吵着要重写历史。这种等待和要求重写，都出自膜拜历史学权威的心态。的确，一个能够用梵文写书的人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大师”、“权威”的敬意。而史学绝活的再传，比如埃及学，甲骨文学，也使得权威不断在历史学里产生，离开了这些绝活的传人，历史还真的是难以再现。但是，这里的权威特征却因为一个革命传统，一个不断丢传统的革命传统，不断受到了人的价值观念的挑战。传统历史学在西方受到的价值观念挑战的过程，很多时候是隐性的，几乎可以讲，除了前苏联、以及当代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的史学会出现过一个价值观念的震荡如此剧烈地影响到历史学的过程，而且是那么昭然。困惑的中国史学界就是在老一代的史学权威随着老一代的价值观念而去之后，面临着“我注六经”的时代转折：他们因为自己的非权威而没有自信的时候，就在那里说应该有；他们自恃可以建立权威的时候，就说要重写历史，而比照的权威范本，还是官修历史的权威。
这就是说，本楼提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只有在中国历史学界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学子概念里，才有意义。历史学不可能不具备教育的任务，不只是在历史素养和历史知识方面，而且也在价值观念方面，“注六经”的“我”是不可能不把这个“我”写进所注的六经里的；历史学也不可能不在试图找出何以为斯而非彼的历史解释，这种解释，以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念的注入不同，而在那里顽固地用诸如规律、惊人相似，线形演进，历史进步等等套话、行话来表现，但是总体上，历史学确确实实是要对历史作出一个解释的。而其中，想摆脱“注六经”的“我”的价值观念，寻求所谓的“客观的历史”，因而也就是不可能的。

阿吕

历史学人的价值观只要不使后来的学人对这段历史“测不准”就足矣。

老木匠

每个叙述者总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没有必要刻意去表现出来，更没有必要一定要先搞清价值观念问题再来探讨历史的。

喏，先把朝代搞搞清爽，再把杀来杀去、争权夺利的过程理出个头绪，还有正朔典章之类的制度弄弄明白，小老百姓衣食住行大概晓得一点，最后才轮到指点江山、褒贬一番，也就是历史了。至于原来的人为啥要那样写、小老百姓啥道理一定要那样传，解释一下也是很有趣的。

如果历史书写来写去都是：关于这个，谁谁谁是如何说的，权威的某某某某理论是咋说的，而实际上呢都是错滴，俺才是对滴…………读者看到这里早已倒了胃口，至于作者究竟是怎么说的，他都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

竹南

总结成两句话就是：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陆东洋西

杨向奎：谈乾嘉学派

    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

    乾嘉考据学派往往被认为脱离政治，没有思想内容，为考据而考据。其实，考据学派的奠基者顾炎武，正好和这种学风相反。他关心政治，反对理学，是以考据作为工具以明“经”，一方面“通经致用”，一方面阐明“经学即是理学”。

    顾炎武的主要著作是《日知录》和《音学五书》。《日知录》的前七卷是书中的主要部分，他的“拨乱世而返之正”的“大经大法”和他的“经学即理学”的理论，在这些篇章中都有所论述。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顾炎武这些思想和主张，但必须指出，《日知录》绝不是单纯考据论文集，而有它很明显的政治、思想内容，抛开这些内容而论《日知录》，那真是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但后来的乾嘉学派却正是这样来衡量它的。

    顾炎武是一个笃实学者，也是极端自信的人，他相信《日知录》是不朽著作，也相信《音学五书》，他以为三代“六经”之音久失其传，因而后人有改经之病，经而可改，则难语乎通经。他以为《音学五书》出，“则俗韵不攻而自绌，所谓一变而至鲁也。又从是而进之五经三代之书，而知秦汉以下，至于齐梁，历代迁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诗，可弦而歌之矣，所谓一变而至道也”（《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这些话如果仅是单纯的比喻，以为通古音后等于一变而至于道，也有些比拟不伦。而且他的意思还不是单纯的比拟，他以为读古经的训读，否则无法通经，无法通经则不能致用，更无法拨乱世而返之正。

    古音学是乾嘉学派的核心，抽去古音学就不成其为乾嘉学派，但顾炎武之治古音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阎若璩是与顾炎武同时而稍后的人，也是清朝考据学派奠基者之一。他博贯群书而又精于考据，代表性著作有《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潜邱札记》等书。在这些书中没有政治思想。他没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也没有远大理想，他只是当时权贵的食客。但在他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反王学的内容。在《尚书古文疏证》里，他曾经不断地抨击王学，而主张于孔庙中“近罢阳明，远罢象山”（《疏证》八）。反对理学或者王学本来是考据学派兴起的原因之一，顾炎武之提倡“经学即理学”，事实上否定了理学；阎若璩虽然没有这种明确的主张，但他反对空疏的王学而鼓吹朴实的汉学，仍然保持有考据学派的思想内容。

    这一种思想内容在惠栋和戴震的时代更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

    顾炎武、阎若璩之后，惠栋、戴震被尊为考据学派的大师。清代考据学派的正统，本来是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此风由顾炎武肇其端，惠、戴畅其流，至段、王而大成。惠栋治《易》，喜以所谓古字易俗字，遵古文经的体系，却又采取今文家说，多阴阳谶纬之学，因之也谈“天人之道”。可以说，惠栋治经，纯宗“汉儒”，就此而论，它不仅没有积极的意义，而应当是批判的对象。但清初汉学家是反对理学的，惠栋的著作中仍然保持有这种内容。自顾炎武开始，提倡“经学即理学”，从而否定了理学；惠栋继起，在这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他曾经在两方面抨击理学：一是反对“先天”、“无极”等说；一是对于“理”字有新的理解。他引用先秦法家的学说解释“理”字而有所发挥。他说“理”有兼两的意义，好、恶都是理，好、恶得其正即是天理，也是人性。他反对理学家要求复尽天理而灭绝人欲的主张，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惠栋是汉学大师，他有考据的著作，也有反理学的思想内容，但和顾炎武相比，他没有那种爱国主义的热情，没有积极的政治思想。《明堂大道录》中虽然可以看出他的朦胧的政治主张，然而腐朽糊涂，实在不成样子。戴震起遂干脆丢掉了政治主张，于是清初考据学派三种内容——政治思想、反理学、考据，变成两种了。这样正好符合清朝统治者的要求，统治者要求这批士大夫不过问政治来为他们的政治服务。

    戴震是有名的考据学者，也是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发展了汉学，也发展了汉学家反理学的传统。他批判了程、朱，其实他也批判了孟子。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名义上是疏证《孟子》，其实是在发挥自己的学说。戴震除了批判“理”为生物之本的说法外，也批判了“理、气”和“理、欲”的二本说。他以为不是在气禀以外，别有一义理之性，也不能于事物之外，别寻理义。有物有则，以其则正其物，是谓理义。他是以一元论的见解，反对程、朱的二元论，并以之解释孟子的一元论。但孟子的一元论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而戴震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正好是“同床异梦”。

    戴震批判陆、王一派更甚于程、朱。他以为程、朱一派不过是老、释所指者转其说以言理，不是撮儒入释，是误以老、释之言杂入于儒。陆、王一派则以理实老、释所指，乃强儒以入于释。独张载不然。戴震对于张载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也可以看出戴震思想之唯物的本质。

    戴震在学术研究上有比较突出的成就。汉学家必须精通训诂考据，而精通训诂考据必须精通古音。在古音学的研究上，他和江永同一路数，审音和考古兼长。对于学术的见解，戴震以为“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而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来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东原先生年谱》）。义理、文章、考核三者的分法本来是宋儒的说法，而戴震以为义理为二者之本源，其意以为二者皆为义理服务，考核、文章本身不是目的。后来汉学末流止于考据，繁琐饾饤，不仅非戴震之风，非顾炎武之风，也非阎若璩与惠栋之风。

    三

    论乾嘉学派者群推戴(震)、段（玉裁）、二王（念孙、引之）为祭酒，段、王皆出戴震之们，但段、王而下，学风已变，他们既不谈政治，也不反对理学，只是考据，清初以来的汉学遂逐渐失去精华，形成一个偏枯的学派。

    段玉裁在音韵、文字、训诂各方面都有成就。《说文解字注》虽有缺点，但其功不可没，在注解中也时常触及理学思想问题，不过他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捉襟见肘，因而有时遵守戴震的学说，有时违反戴震的说法，不知所止。《说文解字》出自东汉许慎，许慎是一位经师，具有汉代经师思想的特色，所以在《说文解字》中也可以看出许慎的思想体系。注解此书，对于这些表现思想的文字也必须有明确交待，但段氏不足以语此。就此而论，《说文解字注》实在是不成体系的书。

    高邮王氏父子在清代汉学领域内的成就，被推为登峰造极，阮元说：“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王石臞先生墓志铭》）。王念孙曾从戴震学，是清代汉学家中的正统派传人。从顾炎武到王念孙父子，虽然学术成就各有不同，但他们治学基本信念之一，通过古音以求经义，是前后汉学家所共同遵守的。二百多年，古音学之所以有突出的成就，是和这种看法分不开的。王念孙在古音学方面也有很好的成就。

    王念孙父子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但在他们的学术领域内，著名的《王氏四种》中，都没有反理学的内容，也没有政治思想，这违背了清初以来的汉学传统。然而他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为统治阶级服务，看起来是消极的方法，但同样有积极的效果。统治者鼓励他们作脱离政治的考据，正是安定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有效方法。明清之际有着强烈民族思想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对于清朝来说不是一个小的威胁，而理学也是统治者需要的工具，当然不希望有人反对。通过收买、镇压种种手段来消灭这种思想，遂使部分士大夫埋头考据，他们忘掉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忘掉了他们。这就是他们积极为统治者服务的地方。

    汉学派前后的变化，正如唐代歌谣说：“黄台瓜，瓜熟子离离，一摘令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汉学派的内容，一摘再摘的结果，偏枯了，形成没有目的的考据。但事情在变化着，道光以后，这腐朽的王朝摇摇欲坠，加之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封建社会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士大夫也不能以不问政治来巩固王朝统治，于是学风又变，即使是出自段玉栽亲手培植的龚自珍，也在明“西京之学”而治《公羊春秋》，他们舍弃文字训诂而从事“经邦济世”之学了。
     
文章来源：《新建设》196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