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梦游人

人们不会那么随便地起来闹革命，推翻旧社会，正如他们不会随便同妻子离婚，另寻新欢一样。中国的农民并非总是自动地向封建堡垒发起猛攻的，共产党往往必须手把手地领导他们冲锋陷阵。而在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共产党干部也并非总是十分坚决的，有时也需要农民在后面推他们一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就像是一对深入敌后的侦察兵，他们相互壮着胆，一同进入敌区。开始其中一人有些踌躇，后来另一个人又趔趄不前，最后两人终于并肩向前冲去。
　　某些干部之所以发生动摇，其根源在于他们复杂的个人出身。虽然共产党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并主持其贯彻，但在农村直接领导运动的却是救国会。往往是三、五个非党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奉派到一个村子去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工作组员的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大多是一些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正如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往往怀着美好的理想，但一旦要落实到行动上时，却又退缩不前了。他们当中许多人之所以能当上干部，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文化，能知书断字。在中国农村，凡是能知书断字的人，一般都是些地主子女，至少也是富农或中农的子女。干部们所要斗争的对像，正是那些与他们有着共同教养和出身的人，他们的理想激励他们向前进，可是他们出身的影响却拖他们的后腿，阻止他们向自己的同类宣战。然而在干部队伍中，也有不少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的老干部，还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子弟，他们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  
　　对于农民来说，问题要尖锐得多；与地主的斗争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如果尚有别的活路可寻，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去进行这种形式的斗争。客观环境遇得他们实在走投无路。左邻右舍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家人一一含恨而死，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然而在经年累月中慢慢地死去，毕竟比死于旦夕要容易接受一些。就一般的农民而言，当他们面临着将来死于饥饿，或者即刻死于地主的屠刀之下时，选择前者也毕竟要容易得多。  
革命是逼出来的，但开始时往往是旧的传统观念比新的观念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当一个农民迈步走向地主宅院时，羁绊他双脚的不仅是恐惧的心理，而且还有两千年来的传统观念。
　　革命要求人们为未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要求人们向传统的道德观念挑战。革命号召农民要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起来反抗地主，反抗孔孟之道，反抗统治阶级的吃人伦理。然而对于农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老奸巨滑的地主利用农民的迷信思想，对他们进行欺骗。“你命里注定了要受穷，”地主这样对农民说。农民低头叹道：“是啊，我的命是不好。”地主装出笑脸，把农民所欠的债款减去二厘利。  
农民从世世代代的经验中认识到，从来官府都是和财主一个鼻孔出气的。难道八路军就不一样？地主就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散布流言蛮语，企图贬低八路军的政府和干部的声誉。
　　在山东省的西部有个平阴县，那里的地主从未见过八路军，以为他们跟国民党的官老爷一样，可以用金钱加以收买。在抗日战争将要结束时，这帮地主从群众身上搜括了七万元钱，买了两面锦旗以欢迎“解放英雄”，又向集市上每一个卖小吃的摊贩征收一千元，买了些瓜子花生以慰劳“抗日将士”的家属。实际上买锦旗只花了二万元，茶点的开销也只有三千元，剩下的钱全进了地主的腰包。有些农民对搞这种庆祝会的做法不满，地主低声对他们说：“从古至今，哪一朝官府不贪污受贿？对八路军你们也别抱什么希望。”  
　　村长致完欢迎词后，一个八路军的干部站起来讲道：“我们知道大伙儿为开这个会出了不少钱，这笔饯一定要还给你们的。”这番话直讲得那些地主一个个目瞪口呆。这不仅使他们丢了面子，而且使他们意识到，他们要对付的这个政府非同一般。于是他们一面对干部阿谀逢迎，一面对群众打击报复。当八路军游击队组织的区公所勒令地主给长工增加工钱时，他们就克扣长工的伙食，甚至连长工点灯的油也不给了。有时在村口站岗放哨的民兵想要点粥喝，村长就训斥他们说；“啊，你们想要喝粥！下一回你们就该想要吃肉了！”然后就强迫这些要粥喝的人出公差替军队搞运输。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村长借机召集全村人开大会，并在会上煽动说；“要想吗粥就到区公所要去！”群众一想，连口粥都喝不上，还要被迫去给八路军干活，于是就怨恨起区公所来了。他们抱怨说：“要咱们喝西北风！”不久，区公所给村里调拨了一批救济粮，村长又威吓说：“吃了救济粮就会被八路军抓走。”地主也乘机借题发挥，造谣惑众，说什么“你们都去开会吧，小心八路军把你们给抓走！”结果好多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去参加开会。  
　　地主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来阻止农民起来斗争。同时，农民本身疑虑重重以及胆小怕事的通病，也使得他们行动起来十分缓慢。在冀南一个衬子里，一部分群众自发地起来清算一个私吞了五千斤公粮的地主。他们把这个地主捆起来送到了区公所，并控告说，“这个家伙杀害过八路军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还贪污了你们的粮食。”他们不敢说那粮食本是属于他们村公有的，因为他们以为八路军是不会替老百姓办事的。  
原注一：稀粥里的营养少得可怜，算是很低的要求了。村长这是在故意恐吓，想让农民觉得政府什么也不会给。  
另外，农民在与地主的斗争中，还受到家里人扯后腿。在一个名叫蒲镇的村子里，一个积极分子带一位干部到家里串门，他的母亲对干部说：“俺常听俺儿子念叨你们，俺知道你们八路军都是好样的。可是到头来又能落得个哈呢？”干部走后，父母又对儿子说：“你可得小心呀！”当那些作父母的得知自己的儿子在诉苦大会上带头控诉地主时，一个个惊恐万状。在太行山区，就有一个老农在会后这样训斥自己的儿子：“你干啥非要去出那个风头？你就不会跟在大伙儿后面喊几句口号就得了？”有些人家还为亲朋好友参加斗争地主的大会而担惊受怕。他们惶恐不安地暗自嘀咕：“左邻右舍的这一闹腾起来，咱家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  
　　这种状况在八路军尚未进驻的地区尤为突出。那里的农民一般都不敢提出什么要求。我曾听见一个农民对干部说：“俺只要能吃上一个山药蛋、几粒小米饭就行了。”还有一个受尽了地主欺压的农民对于部说：“让区里把俺抓走吧。过后把俺放掉，回来俺好说，俺被你们抓去训斥了一顿，因为俺不肯诉苦。”还有的在诉苦大会上站起来发言时，总是说：“俺这是替穷人说的，这可不是俺自家的苦。“  
　　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奴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根除的。穷苦的农民在路上遇见了地主，仍然要低头哈腰。然而现在并非所有的人都那样俯首帖耳，许多人已经抬起头来朝前看了。  
就在这些表面现像底下，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完全是自动发生的。老解放区的农民具有斗争传统，发动他们分地并非难事。那里的地主对新政权也有所领教，不敢顽抗。在八路军进驻的地区，地主也不难制服。  
　　但是在大多数村子里，斗争进行得较缓慢。当时，平原地区的土屋茅舍和山区的简陋窑洞都成了革命的孕育之地。干部们和无地的农民晚上就在这些地方秘密串连。干部们逐步使农民认识到，地主的存在就是他们贫穷的根源。“是啊，要是没有地主，咱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了。”农民赞同地说。干部们进一步问道：“那你们干吗不起来清算地主，分他的地？”“那咋行啊？人家可是有权有势的。”“你们应该组织起来，”干部回答说，“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于是他就介绍某村的农民是如何如何清算地主的。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干部们耐心地对农民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除宿命论的束缚。干部们在那些听得入了迷的农民眼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只要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人们就会为了达到一个神圣的目标而不辞千辛万苦。农民正是如此。他们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点疑虑，决心要立即行动起来。可是过后一想，又对干部说：“你们可千万不能走！”  
　　此时地主也并不安分守己。地主毕竟是地主。村子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瞒不过他们的耳目。甚至关于秘密串连的情况，他们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还从农民的眼神里看出，似乎农民心里在说：“所有的土地全是俺们的。”地主们深知，先发制人为上策。而且他们的力量还相当强。每个地主都豢养了十多个打手，备有梭标棍棒等武器，地主本人还有一支手枪。他们心想，那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加上一帮愚昧无知的穷花子又能把老子怎么样？  
地主先下手了。当一个穷苦的农民正在睡梦中憧憬着遥远的将来一个和平富裕的世界时，地主趁着黑夜偷袭他的家，把他抓去扔进了土牢里。他们还杀害群众中最积极的分子，砍下首级悬挂在村口示众。当发现为数不多的群众在开会时，他们就破门而入，当场把所有的人用梭标扎死。干部也常常惨遭毒手。当得知某干部要到另一个村子去，或者要回县里汇报工作时，他们就派几个“狗腿子”半路拦截行凶，将其杀害后再割掉生殖器，以造成他是因强奸村里的妇女而被杀的假象。村里的老百姓虽然知道真像，但慑于地主的报复，谁也不敢再与干部接近了。
　　除了贫雇农之外，农村中的其它阶层也受到了影响，起初，不少小地主也自动地参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八路军严明的纪律，战士待人和蔼可亲，以及八络军提出的办事要公道、对人要平等的口号，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他们也想要参加清算大汉奸的斗争，就带着《圣经》去见政府干部。他们说：“请看，《圣经》在此亦有所明谕，富人实不该依靠穷人为生。根据《圣经》所言，为富者亦有不仁之徒。”在只涉及到减租和清算汉奸的问题时，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土改开始了，地主与贫雇农之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产生了疑虑，担心土改运动继续发展下去，不知会搞到什么地步为止。  
　　地主采取的恐怖手段，确实一度干扰了土改运动。然而他们也有扔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时候。有一个叫杨家庄的村子，那里的六个地主和三个狗腿子勾结在一起搞了一个对抗土地改革的秘密组织。  
　　有天晚上，区里派了一个干部去对地主进行劝诫。他质问地主，“这里的群众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你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地主一听，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喊道：“群众要干啥关我们的屁事！”话音末落，一个狗腿子举起梭标朝这个干部扎去，一下子就把他的喉咙刺穿了。这个干部惨叫一声，倒在血泊里。群众闻声立刻跑到邻村搬救兵。很快就集合起了三百多人，他们手拿锄头、铁锹赶到了出事地点，当场就把那六个地主给打死了。那几个狗腿子趁着天黑溜掉了。  
　　就这样，一村接着一村地开始了对地主的反击。在斗争中，农民群众英勇无畏，前仆后继。在平原的土房里，在山区的窑洞中，秘密串连又开始了。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正孕育着新的重大流血斗争。

自觉的梦游人

在欧洲，一个拥有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并掌握了武装的政党，在国内搞自上而下的政变来推翻政府，如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那样，会是很干净利落的。而像中国那样，一个村一个村地自下而上搞革命，拖泥带水，十分费劲，则非有巨大的耐心，无尽的智谋和坚定的信心不可。如果掉以轻心，乱来一气，就会弄得不可收拾。我想最好还是通过一个村子的群众如何与地主进行斗争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进行这种形式的革命的艰巨性，从中也可窥见共产党斗争策略的一斑。这个故事的情节使人联想起古希腊的悲剧。在山西南部有个名叫石壁的小村庄，大约有五百人口，村子座落在使人常发怀古幽思的太岳山的峰峦中。这一带尽是荒山秃岭怪石嶙峋，土地十分贫瘠。贫穷困苦的农民在山坡上开垦了层层梯田，直达山巅。世世代代以来，这里的农民不仅与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着斗争，而且还要与如同耶稣诞生时代那样古远的残酷剥削和落后迷信作斗争。当地群众虽然不信上帝，但却信奉形形色色的神灵鬼怪，诸如使他们受苦受穷的命运之神，以及作祟干山岩林莽之间、依附于飞禽走兽之身的牛鬼蛇神之类。那些在乡间跳神弄鬼的巫婆法师之流趁机利用妖术愚弄吓唬穷苦农民，要他们对地主俯首帖耳。
　　当地那些常年忍饥挨饿、一辈子负债累累的穷苦农民中，流传着一首这样的歌谣：  
　　年年秋收忙
　　家家炊断粮
　　欠下阎王债
　　永世难还帐
　　几个烂瓦罐
　　一间破草房
　　半垧荒坡地
　　野菜充饥肠
　　五个土坟头
　　两眼泪汪注  
　　这百来户人家大多住在山脚下的窑洞里。一条小河从村南蜿蜒流过，两岸柳条垂拂水面。河边有一座磨坊，当地老乡都上这儿来磨麦子碾玉米。小麦和玉米是石壁村农户年年种的两种主要庄稼。村中幸有几处种有桃树、杏树和梨树的小果园点缀其间，这里的景致才不致显得过于荒凉。  
石壁村有一点独特之处，与中国大部分农村迥然不同：这里的妇女养的孩子都不太多。原因有好几个。一是因为当地不少农民穷得根本养不起老婆，只好一辈子打光棍。二是由于穷困所迫，每当生下女孩，作父母的往往将其勒死。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河对岸的一个据点盘踞六年，村里许多妇女遭到日本鬼子的奸淫蹂躏，引起性病流行，造成不少妇女丧失了生育能力。
　　村长是一个名叫王常盈的地主，他一手操纵全村大权。虽然这个人物的个性特征与我所要讲的故事关系不大，但也不妨顺便提一提。他五十岁上下年纪，留着一小撮羊胡子，嘴上老叼着个长筒的水烟袋。逢上好天气，他就在村子里游来逛去，哪个小孩不小心挡了他的道，立刻就会被他抓住毒打一顿。穷苦农民一见了他就赶紧躲进屋里，  
　　他拥有近四百亩水浇地（村里没有任何别的人家有二十亩以上的土地），还有一座磨坊和满仓的粮食。家中有一妻、一子、一女，还有个儿媳妇。他为人心狠手辣。  
　　因为村子里数他最富，所以他的老婆和闺女是全村穿戴得最讲究，打扮得最干净利落的娘们。在抗日战争期间，王常盈逼着他的老婆和亲生闺女去和一个日军小队长姘居。当时，这支日军就驻扎在六、七里以外的桥北村。王常盈一家通过这种可耻的关系，得了不少好处。日军小队长让王常盈经管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粮食，听任王常盈从中渔利。此外，这位小队长还把  
　　他从各地掠夺来的布匹和家具等当作礼物送给王家。王常盈的儿子对他爹甘当汉奸以及他娘和妹妹与日本鬼子的这种淫乱关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依靠这种关系，他就可以有别于村中的其他年轻人，免受劳役之苦。他二十五岁左右，高高的个子，模样俊俏，举让傲慢。他经常身穿一件黑色大褂，头裹一条洁白的毛巾，白天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闲逛，夜里就如同一只贪婪的饿虎，看上了谁家的女人就推门直入，肆意蹂躏。倘若有人敢于反抗，他就以日本人的淫威相胁迫。  
村里有个名叫石平华的富农，是王常盈的好友，也是他的管家和得力助手。此外，村里还有两、三户小地主，地不过十几亩，也没有什么实权。  
　　王常盈在村里有个宿敌，名叫李天享，是个佃户，年过花甲，长须及胸，额上和眼角布满深深的皱纹，嘴里的牙也已脱落过半。不论冬夏，他总是穿着一件肮脏的破布衫，走路弓腰驼背，奈拉着脑袋。李天享租了王常盈七亩地，每年打下的粮食，一半都交了租子，剩下的那点实在难以养活有妻子和一个十岁儿子的三口之家。他原来还有一个长子，后来被王常盈借日本人的刀把他杀害了，从此王李两家便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在抗日战争期间，王常盈经常宴请那个日军小队长，而酒宴的一切费用，那是从贫苦的佃户们那里勒索来的。这种无止境的敲诈激怒了村里的群众，李天享的儿子和另外两个青年民兵下决心干掉这个小队长。有一天，他们从山坡上的一个窑洞里朝日军小队长扔了一枚手榴弹，不料这枚手榴弹没有爆炸。地主王常盈侦知是他们干的，就向日军告了密。小队长立即把这三人抓起来，带进三官庙里用刺刀凌迟处死。从此，李天享对王常盈更怀有深仇大恨。但多年受压迫的生活使他不敢独自进行反抗。村里与地主王常盈有冤仇的人远不止李天享一个，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但这对于石壁衬的老乡来说，并无什么特别的意义。尽管他们看到河对岸的日本人卷起铺盖撤走了，日军小队长再也不到王家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了，但是地主王常盈依然大权在捏，他的儿子照旧在村里横行霸道，奸淫妇女，租子也未减分毫，穷人们还是负债累累。  
　　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土地革命的浪潮冲击到了石壁村，关于这次革命，村子里已有所传闻。人们私下里纷纷议论有关八路军、民主制度以及打倒地主，平分土地，建立新农村的传说。对于这些传闻，人们将信将疑．他们认为自己受苦受穷是命中注定的，他们无意冒犯任何人，只求苟且偷安。  
　　关于以上那些传说，地主王常盈也有所耳闻，但他并不十分担心，只是时常警告村里的人说：“别人身上割下来的肉，长不到自己身上去。”其实，这种警告大可不必，因为村里并没有人想要起来造他的反。  
　　然而土地革命毕竟还是来到了石壁村。但是，如同中国的一切事物一样，运动开始时很缓慢。其来势并非像风驰电掣那般迅猛，它的到来也并不是以一声惊雷，伴随着锣鼓的喧闹、枪炮的鸣响以及震撼旷野的口号声来宣告的。  
　　更确切地说，这场革命是由五个人带来的。他们既非八路军战士，也不是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是教员，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跑堂的，一个是店员，还有一个是农民。这五个人是霍县救国会派来帮助石壁村闹翻身的。  
“翻身”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术语，初见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共产党的术语中，它的含意是：使每一个村子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推翻封建主义，建立民主政府，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翻身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斗地主分田地。  
　　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很容易。只要你手中有枪杆子，大权在握，叫地主把地分给农民，不就得了？没那么轻松的事。石壁当时一无军队，二无民兵。八路军还在南边很远的地方，甚至游击队当时也转移到别处去了。地主王常盈仍然执掌着村里的大权，老百姓无不怕他。  
　　霍县救国会工作组的组长名叫周玉川，年方三十一岁，出身于破落富农家庭。他率工作组进村以后，四处张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布告，宣布每个村子都有权选举自己的村干部，实行减租减息。随后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布告的内容。可是老乡听了半信半疑，一个个噤若寒蝉，一言不发，拔腿就走。  
工作组又分头进行访贫问苦，可是接连几天没人敢同他们说话。只要工作组员走近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众人便一哄而散。有一、两个人在再三追问之下，才道出了他们对地主的恐惧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他们决定在村里挑选一个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进行秘密串连。  
　　在周玉川和另一个工作组员合住的窑洞隔壁，住着佃户马臭子一家。马家的窑洞是马臭子在抗战前用妻子纺线挣得的六块大洋买来的。马臭于的妻子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马臭子经常到隔壁窑洞里和干部们挤一个炕睡。夜里他们三人常在一起聊天。  
　　马臭子讲到他们家自清朝以来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佃户，全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日子，自家不曾有过一分地。每年的收成只有八石谷子，一半得给地主王常盈缴租子。眼看着妻子久病不愈，生命垂危，也没钱给她治病抓药。两年前他爹去世时，家里连口棺材也买不起，只好用草席裹了埋。现在他年已三十五岁，依然一贫如洗，看来永无出头之日了。“咱寻思大概是咱脑袋瓜太笨了。”  
　　他往往用这句话来归纳他贫穷的根源。干部们就问他：“你穷是因为你脑袋瓜太笨，还是因为你爹没有给弥留下什么遗产呢？”  
　　“对了，就是因为我爹啥也没有给我留下。”“真是这样吗？”  
　　干部们又问道，“咱们来算算这笔帐。你每年给地主交四石粮食的租子，你们一家替地主种了六十年地，那就是二百四十石粮食。如果这些粮食不交给地主，那你的日子不就富裕了吗？所以说，你受穷是因为你叫地主剥削了。”  
　　就这样他们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终于使马臭子懂得，他确实是受了地主的剥削。于是他说道：“那咱该怎么办呢？大伙儿都瞧不起咱。吃饭的时候，地主在屋里吃，咱只能端着碗站在外面吃。咱不行，被也瞧不起咱。”  
　　“可为啥会这样呢？”干部们说,“那是因为你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势。所以咱们要闹翻身，将来人人才能平等，谁也不会瞧不起谁。”马臭子也说，不推翻地主，穷人就别想过上好日子。但他对自己所讲的话，还是半信半疑。在言语与行动之间，仍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两千年的旧传统观念，依然沉重地压在马臭子以及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思想上。  
　　半个月的时间内，干部们与马臭子进行过多次长谈，除了夜里经常聊天以外，光正式的谈话就有二十三次之多。他们也和村里其他农民交谈过，但表现最积极的还得数马臭子。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到，要发动中国农民起来革命是何等不容易。  
　　最后，马臭子终于决定要参加“斗争”和“清算”了——这两个革命术语的意思是指斗争地主，与他算帐。但他内心多少还是有点胆怯。他对干部们说：“咱们干起来后，你们可千万不要走。”干部们向他保证说；“全村的受苦人不翻身，我们是不会走的。“  
马臭子成了石壁革命的代表人物。然而要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斗争。工作组进村后第十六天的晚上，马臭子把三个知心好友带进了那间窑洞，其中包括李天享老汉。
　　干部们先请他们抽烟，然后对他们说，工作组进村来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的。干部们说道；“我们知道你们石壁的老乡们吃苦啦。我们自己也是受过压迫的苦庄稼人，所有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都是一家人。你们把受过的苦都讲出来，我们设法替你们清算。如果大伙儿今天晚上不想说，那也没啥，回去再好好想想，过个三、四天以后再来谈也行。“  
　　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他们四人深受感动，便开始倾吐各自的苦水。有时四个人争先恐后地一齐讲起来。其中一个名叫刘广的二十岁青年讲到，王常盈如何逼迫他到日本人的劳工队里去干活，他不肯去，王家父子就把他吊在一口水井里，水一直淹到脖子那儿。当他被拉上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打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  
　　一个名叫二宝的长工诉说了地主王常盈怎样强迫他把埋藏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最后轮到李天享讲述他的儿子是怎样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的。说到这里，四人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悲愤，失声痛哭起来。他们一直谈到深夜，最后得出了结论：现在到了报仇雪恨的时候了。他们在一起庄严宣誓：“不论是日本鬼子明天卷土重来也好，还是蒋介石的军队打过来也好，咱们下定决心要闹翻身，哪怕只能翻一天身，咱们也要干！”  
　　会议结束时，大伙儿决定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斗争。第二天晚上，参加会议的群众就增加到十三人了。这个数字后来证明确是不吉祥的。在这次会议上，经过一番“诉苦”之后，大家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全村的诉苦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两个与会的农民提出，他们担心王常盈已经打听到了他们开会的情况，因为有个过去当过伪军的家伙知道这次会议，而这个家伙又是王常盈女儿的姘头。他们估计，恐怕王常盈现在已经掌提了情报。可是干部们对他们这种担忧并不十分在意，只劝慰大家不必过虑。  
当天晚上，李天享一夜未归。他是个年迈的老人，从不在外边过夜，他的老伴为此非常焦虑。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老汉仍然没有回家，她几乎急疯了，逢人就打听，可是谁也不知道她丈夫的下落。人们最后见到李天享时，他刚开完会，正朝家走去。在他回家的途中，要经过一道临江的悬崖。究竟他是在黑夜里失足落崖了呢，还是错过了家门，走出了村子，谁也无法解开这个疑团。
　　直到第三天，有人到河边的磨坊磨面，突然感到水轮转动不太正常，仔细一查看，发现了李天享的尸体挂在水轮的辐条上。老汉的双手被反缚在身后，嘴里还塞着一团破布，看上去死去已非一日。  
　　干部们把他的尸体从水轮上弄下来，抬到三官庙里。在中国有个古老的风俗，凡是被谋杀致死的人，尸体不能运回家，所以只好先把尸首存放在庙里，再派人去通知死者的妻子。他的妻子闻讯赶来，替她丈夫穿上白布寿衣，滴滴热泪洒落在死者的麻子脸上。最后她一头扑在丈夫身上，号啕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们看到这样凄惨的情景，内心无不感到十分悲痛。回家以后，他们私下互相告诫：“还是少开口为妙，弄不好下次就搞到咱们头上了。”  
　　反革命势力先下手了。石壁村的革命斗争受到了很大挫折。  
　　自从李天享被害以后，村子里人人自危，一个个又噤若寒蝉了。曾经参加那个第二次会议的人说道： “咱们还没有开始斗争地主，自己的人倒先被他们干掉了一个。”  
　　这次谋杀案件也使干部们十分震惊，他们认识到自己也太麻痹了，对于群众反映的忧虑末充分予以重视。他们也估计到，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往他们开会的窑洞里扔手榴弹。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群众可能会对翻身运动完全丧失信心。他们决定要为死者举行追悼大会，通过这种活动重新发动群众  
三官庙前有一座戏台，逢年过节，村民们都要在这里演出带宗教色彩的戏剧。李天享的追悼会就在这里举行。戏台上悬挂着GCD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画像。画像两旁张贴着标语，上书：“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
　　石壁村有一百来人参加了追悼大会，地主王常盈没有露面。县长专程赶来致悼词，并当众宣布：“政府决心要肃清一切暗杀活动，大伙儿应该继续闹翻身，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  
　　追悼大会整整开了四个小时。大会结束之后，接着又召开了一次讨论如何继续闹翻身的会议。只有六个农民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余的人谁也没有直接表示不敢参加，只是低声下气地找个借口说；“咱还有点事。”与会的六个人当即提出，由于李天享的被害，必须马上清算地主王常盈。五天以后，这六人又串连了三十来人到那间窑洞里参加会议。会上，他们一一诉说了在地主的压迫之下所受的苦难，一直谈到深夜。这时，有人提出；“说不定王常盈那小子想开溜。”  
　　“干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抓起来！”好几个人齐声提议说。  
　　经过一番讨论后，大伙儿涌出窑洞，朝着王常盈家冲去。这伙人带着一支步枪和三个手榴弹。  
　　这支队伍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登上悬崖，设法从窑洞的上方翻进王家大院，另一部分人径直冲到王家大门口，使劲敲门，大声喝今王常盈出来开门。王常盈的妻子应声把门打开，推说她的男人不在家。没有人相信她的鬼话，人们冲进院里四处搜查，最后在一个柜子后面发现一条秘密地道。人们下到地道里，进入一间地窖，发现王常盈正缩作一团躲在那里，立即把他抓住关押起来。  
　　王常盈的儿子却溜掉了，连夜逃到三十里外的霍县县城在那一带，有几个村的地主网罗了一批土匪、伪军人员以及军阀阎锡山部队的兵痞，组织了一个“还乡团”。当群众得知王常盈的儿子潜逃以后，大家深感忧虑，他们说：“擒虎容易，放虎归山可就后患无穷了。”  
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决心把对地主王常盈的斗争进行到底。当天，在村子南边离小河不远的一片开阔场地上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七、八十人在大会上控诉了王常盈的罪行。王常盈的老婆和女儿也在下面听着。
　　大会从早晨一直开到下午，控诉的群众历数了王常盈的罪状，如出卖抗日志士，抢劫老百姓的粮食，强迫群众加入劳工队等等。最后大家质问王常盈认不认罪。  
　　“这些事，”他回答说，“说实在的可不是咱干的，那都是日本人叫干的。”这样的回答立即引起群情激愤，群众的怒吼声有如大海的怒涛，响彻原野。就连站在场外旁观的人们此时也不由得义愤填膺。  
　　在这一片怒吼声中，“把他吊起来！”的呼喊，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声音。大会主席和到会的干部也无法制止，愤怒的群众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人群把王常盈层层围了起来。有人在一棵树上挂起一根粗绳，一部分人将绳的一端拴在王常盈腰上，另一部分人在绳子的另一端使劲一拽，就把王常盈吊在空中了。他的脑袋耷拉着，腰部与地面平行，双腿叉开，这副姿势恰似中国一句俗语所说的“鸭子浮水”。  
　　义愤填膺的群众簇拥在吊在半空中的王常盈的四周，怒目而视，骂不绝口，有的还往他眼里吐唾沫，有的冲着他耳朵大骂。  
　　王常盈被吊起来后，越来越感到难受，心里也愈加恐惧起来。最后终于忍受不住了，便叫道：“把我放下来，我认罪，我全招了。”  
　　然而群众的愤恨却不是如此轻易就能平息的，他们以这样的喊叫作为回答；“再把他吊高点！再高点！再高点！”过了一会儿，群众稍稍解了点恨，几个比较有头脑的人说：“如果现在就让他死掉，咱们就没法对他进行清算了。”于是大家把王常盈放下来，让他喘口气。  
　　这时，李天享的妻子走到王常盈身边，满腔悲愤地质问：“有人把俺男人给害死了，是不是你干的？”  
　　王常盈的脸因他刚才被吊在树上而涨得通红，这时刷的一下变成土色了。他回答说：“不是我干的。”  
　　“放老实点！”众人一齐喊道。“你老实交代便罢，要是不说实话，就把你再吊起来！”  
　　“不，不是我干的。”话音未落，有人一拽绳子，又把他高高吊起来。这次吊时间比上次还长，王常盈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求道；“把我放下来，我交代。”他又是哭哭啼啼，又是长吁短叹地招供了他如何伙同他的儿子在李天享回家的路上截住了他，把他的双手捆绑起来，把头按进水里，直到把他呛死，然后把尸首扔进河里，满以为尸首会顺水漂走。  
　　王常盈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爆发出阵阵怒吼。  
　　“在抗战时，你就杀害了我们三个人，”刘广站出来说道，“那先不算，光眼下的罪孽用你的狗命也偿还不了！”人们又把王常盈给吊了起来。这时，有许多人高喊：“吊死他！吊死他！“另一些人叫道：“没那么便宜！得先让他尝尝咱们吃过的苦头！”  
直到傍晚，才把王常盈放了下来，然后把他关进一间窑洞里，派人看守起来。大会刚一结束，就有二、三十人来到了地主家里，撵走了地主婆和她的女儿，在大门上贴了封条。这两个女人只好到邻村去投靠亲友。  
　　当天晚上，工作组的五个干部和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们分头到村里四处了解群众的反应。有人拍手称快：“这叫做罪有应得，那小子坏透了！”也有人讲：“太便宜他了！他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深夜，在一家大院里召开了积极分子大会，与会群众达一百二十人之多。  
　　会上，干部们问大家“怎么样，干得带劲吗！”人们异口同声回答：“痛快极了！”可是究竟如何处置王常盈，一时还决定不下来。会上有一半人赞成把他打死。也有个别人说：“可他是上了岁数的人了。”有一部分人还没有拿定主意。也有人提议，应该把王常盈的管家、富农石平华也抓来同地主一块斗。但这条建议最终还是被否决了。人们说：“吃西瓜拣大个的，先拿大头开刀！”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王常盈杀了人必须偿命。但如何处死他呢？是把他送到区里去判刑呢，还是由群众就地结果了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有人说；“如果把他送交军事法庭以汉奸治罪，给他一颗子弹也未免太便宜他了。咱门不如来个先斩后奏。”  
　　“那谁敢下手？”有人问道。  
　　这一问使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我敢！我敢！他用刺刀捅死了咱们的民兵，咱们就不能照样整治他？！”  
　　三天以后，全村的人提前吃了早饭，天刚亮，人们就开始涌向村子南边的广场，当天将要在那里处死王常盈。人群中有男有女，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有的手拿镰刀、锄头，有的肩扛大刀、长矛，总共大约有七百来人。干部们写的有关王常盈罪状的布告，挂在树上随风飘动。  
　　一条罪状是：“汉奸王常盈曾杀害我民兵三名以及积极分子一名。”  
　　另一条罪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法地主王常盈曾榨取群众大量钱粮。”  
　　第三条罪状是：“王常盈肆意摊派苛捐杂税，鱼肉乡里。”  
　　王常盈在三个民兵的押送下被带进了会场，顿时群情激愤，人声鼎沸。人们把面如土色、浑身发抖的王常盈反绑在一棵柳树上。王常盈偷偷瞥了一眼到会的群众，马上又把头低了下去。  
　　此时人们心中又泛起一阵疑虑。他们不敢相信，世代的仇敌今天果真在他们面前束手待毙；他们不敢相信，今天王常盈就要像一只绵羊似的听任他们宰割。  
　　只见马臭子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大家面前说：“大伙儿听我说，咱们报仇伸冤的时候到了。”他的声音微微有点颤抖。“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咱们该怎样讨还血债呢？咱们要他偿命！”说完，他转过身去狠狠地给了王常盈一记耳光。这一记响亮的耳光有如晨空爆出震耳的枪声，立刻引起了人群骚动。地主听到人声朝他逼近，慌忙抬起头来。离他最近的人看到他嘴唇蠕动了几下，听见他说；“让我讲两句，就两句话！”站在他身旁的一个人喊道：“少废话！”一边喊一边用锄扒开王常盈的衣服，从胸前一直撕到下身。  
　　王常盈凄厉地尖叫了一声，无可奈何地垂下了脑袋。人群向他猛扑过去，满腔的怒火使他们脸色铁青，双目溜圆。一个身高体壮的农民举起一把杀猪用的尖刀，一刀扎进了王常盈的心窝。王常盈挣扎了几下（那棵柳树也随着晃动起来），就瘫软了。那个大汉又按二连三地扎了他好几刀。  
　　地主王常盈很快就一命呜呼了，然而群众还不解恨。狂怒的群众的呼喊声响彻原野：“不让他死了就没事了！”“先让他暴尸几天再说！”“至少也要暴尸三天才许入土！”但这种狂怒情绪终于渐渐平息下来。后来大家冷静一想，尸首放在露天会腐烂发臭，不如让王常盈的妻女来收尸。  
　　当天傍晚，地主婆和她的女儿雇了一辆大车，来到王常盈尸首停放的地方。两个女人也不敢哭，一声不响地把尸首装上大车运走了。村里没有什么人注意她们的行踪，人们也不再议论了，大约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了。地主已经被斗倒了。  
　　石壁村终于翻了身。  
石壁村的群众斗倒地主王常盈之后，接着对其财产进行了清算。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叫做分“斗争果实”。  
　　大伙儿推举了一位能写会算的人，把凡是要分的财物都列出清单，其中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家具、粮食、棉花、布匹等等。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开始时并非人人都感到满意，后来通过多次开会协商，土地的分配基本上做到了皆大欢喜。每人平均分得四亩水浇地，这确实不算多，但与过去相比，对那些贫苦的农民来说，这已经相当可观丁。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那些苦大仇深的贫穷户，所分得的土地就稍多一些。此外，对那四位被地主杀害的农民的家属给予了适当的照顾，每户多分了三亩来地。  
　　马臭子原来只种一亩薄地，现在共分得了近十亩地。当这十亩地分到手后，他备了点酒菜，请来亲朋好友、工作组的干部以及其他一些为石壁村的翻身出过力的乡亲们，到他家作客，共享翻身的喜说。这以后他每天都要到自己地里去转转。秋天农忙时，他更是整日整日地在地里忙着锄草耪地，翻耕耙犁。  
　　刘广再也不用担心被地主吊下水井里了。他分到一间新房。他的妻子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忙着洒扫庭院。从那个破窑洞搬进这间新房后，她心里真有说不完的高兴。  
　　村里还发生了几件奇事，至于读者信与不信，那只好听便了。有个年迈的老汉，因早先向地主借了四分铜钱的债还不起，被王常盈照耳朵打了一拳，从此这只耳朵就聋了。在翻身运动中，他分到了四亩地，心里乐开了花。有一天，他对儿子说：“过去咱是因为受地主欺负才聋的。如今咱心里头高兴，耳朵也不聋了。“他抬头望了一眼墙上挂的神像，气恼地说：“咱供了你多少年，可是你没给咱带来一点好处，现在统统结咱滚蛋吧！”一边说一边把神像撕下来扔进了粪坑里。  
斗倒地主以后，工作组的干部又在村里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从一百五十五名会员中（其中妇女会员三十人），选出了若干名村干部。选举那天成了一个大喜的节日。在这一带山区，多年未见过这样的盛况了。邻村的人也来了，人人兴高采烈。大家就如何进行选举的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所有的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选举，其中多半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如果采取举手通过的方式，难免会减弱这首次选举的庄严气氛，而且不是秘密投票。最后决定采取往碗里投放豆子的方式进行选举。结果有五人当选，其中有马臭子、刘广和二宝。参加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几个人，除了遇害牺牲了的李天享之外，都当选了。
　　此后不久，军阀阎锡山操纵的地主武装“还乡团”在太岳山区的活动日渐猖獗。在石壁村一带，“还乡团”主要是由一些逃亡地主及其狗腿子组成的。有时他们还伙同阎锡山军队，对翻身后的村子进行袭击骚扰。不久，“还乡团”打到了石壁村附近离石壁村六、七里外的桥北村，有一户叫唐济元的地主，土改时农民分了他家的地，他和兄弟一道逃亡到阎锡山盘踞的地区，加入了“还乡团”。他的妻子依旧留在村里。有一天，这个地主婆得知村长、农会主席和民兵队长在村公所开会研究税收问题，马上溜出村子找到她丈夫报信。  
　　这三位干部开完会时，已经是深夜了，他们当晚就睡在村公所里。半夜里，唐济元两兄弟带领着五十多名匪军闯进衬里，把这三位干部用刺刀给捅死了。然后又把村里的粮食洗劫一空，直到拂晓时分才扬长而去。  
　　石壁村的群众得悉邻村遭到“还乡团”袭击的消息后，立即开会商讨应变措施。一位村干部说，“敌人就在附近，咱们不能离开村子。他们村的几位干部之所以遇害，是因为他们没有布置岗哨。咱们应该派人在村口放哨，干部们应住到安全的地方。”  
　　村里现存的武器只有一支步枪，农民协会决定拔出四十石麦子到附近游击队办的兵工厂购买九支步枪和一批手榴弹。采取上述预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王常盈的儿子并未忘记杀父之仇，他潜伏在石壁村附近蠢蠢欲动，伺机报复。大家都估计到他是要回来的。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们干了一件冒险的事，而且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还有一些更胆小怕事的人，普遍怀有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凡是动过王常盈财物的人，难免有一天会死在王常盈儿子手里。  
　　村子里一时流言四起，人心浮动，说什么王常盈的儿子有一天半夜里溜回了村，与几个被他收买的人进行密谈。一天晚上，有人看见一个貌似地主儿子的人站在一家大门口，不由得惊叫起来。群众闻声纷纷从家里冲出来。那个家伙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大伙儿紧跟在后面追赶，一气追出十里开外，结果还是让他给溜掉了。人们垂头丧气地回到村里，从此更加担惊受怕。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王常盈的儿子果然率领了一百多名武装匪徒回到了石壁村。在他们未进村前，被村外放哨的民兵发现了，马上回村报告了敌情，顿时在村里引起了一阵骚动。人们急忙收拾好随身细软，撤进了村后的深山里，并把所有的骡马牲口连夜牵走了。甚至那些并未参加过斗争地主的人家，也带上粮食跟着大伙儿一起离开了村子。干部们手中的武器寥寥无几，难以抵御上百名的敌人，只好随群众一道撤退到山里。最后，全村人畜统统撤离一空。
　　王常盈的儿子进了村，发现整个村子空空荡荡。想报杀父之仇，可是连个人影也找不着；要抢劫财物，更是连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没剩下。恼恨之下，他放起一把火将村里所有的房子都点着了。并把那些无法烧毁的窑洞的门窗拆下来，把窑洞内的家具搬出来，统统付之一炬。  
　　石壁村的群众默默地遥望着自己的家园被熊熊的烈火吞噬，偶而发出几声诅咒，同时暗自庆幸。“幸亏咱们有人放哨，要不，这下可就全完了。”地主的儿子和他带来的一帮匪军直到天明才离去。没等他们走远，群众就迫不急待地朝村里奔去，一进村马上担土挑水，设法扑灭仍在燃烧的火焰。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一家一家地逐渐熄灭了。人们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号。那些住房完全被烧毁的人家，就暂时寄宿在左邻右舍。当天夜里，县里来的五位干部单独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作出决定，今后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场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翻身运动的范围，俨然是一场战争了。  
　　在此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石壁村附近几个村子里，就有十一人惨遭“还乡团”的毒手。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尚无法调动八路军正规部队前来增援，同时地方游击队也转移到南边去了，县政府即向各村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自行组织民兵，在村内外加派岗哨。同时，县政府还从各村抽调了一百来人，组成一支县武装大队，直属县政府指挥。  
　　在这支武装力量的保护下，各村逐渐恢复了安宁。石壁村的翻身运动又继续开展起来。赋税减轻了，征收公粮由群众自报公议。村里的群众还推选了马英海担任新的村长。马英海是位四十岁上下的贫苦农民，过去贫无立锥之地，直到土改时才分得了九亩地。曾经被地主吊下井里的刘广，当上了村里的民兵队长。他的妻子也加入了妇女会。  
　　妇女的地位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不论白天黑夜，她们是不许参加任何会议的，天黑以后根本不许出门。而现在，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她们都能和男人们一起参加各种会议。但生儿育女还是个问题，或许翻身运动也能帮助她们解决这个难题。人们开始破除迷信，再也不去拜菩萨求狐仙，再也不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了。庙宇尚在，但已无人烧香了。人们说：“菩萨没有给咱们带来一点好处，可八路军给咱们带来的好处说也说不完。”那些逃亡的小地主也返回家园了。现在，他们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自食其力。  
　　在地主王常盈家的大院里，现在办了一所学校。过去地主用来盘剥农民血汗的磨坊，现在已成了集体的财产，本村的群众去碾米磨面不取分文，对外村的用户收费也很低廉。这笔收入就作为农民协会的经费。

自觉的梦游人

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在解放区各地普遍展开了。它有如滚滚的洪流，奔腾向前，漫溢四方，直达蒋管区的边界。它使地主老财们望而生畏，闻风丧胆。为了捞取救命稻草，各地土豪纷纷改变策略，争相披上开明绅士的外衣。他们不再公开地反对农民组织了，而在暗地里，却多方策划组织由他们一手操纵的农民团体。他们网罗村里的地痞流氓，拼凑五花入门的农民协会，妄图以此来控制农民群众，逃避清算。当县里的干部下来视察时，看到村里各种农民组织应有尽有，于是向大家祝贺一番便告辞而去。可是农民群众看到，过去欺压他们的人现在依旧骑在他们头上，心里就凉了半截，感到十分愤懑和疑惧。
　　在河北省有个名叫灰菜峪的材子。有一天，一个农民回家对妻子说：“咱们决不能再让地主欺压咱们了！”他妻子回答说：“要说欺压咱也受惯了，咱们拙嘴笨舌的，哪里比得上人家财主能说会道。”她的话反映了当时许多农民的思想状况。翻身运动又一次陷入低潮。下乡的干部们再也看不到往日种热火朝天的情景了。农民群众为了获得土地而奋起斗争，可是似乎他们斗来斗去还是摆脱不了地主的控制。更有甚者，地主的这种主宰一切的权力，恰恰就是由农民群众自己组织的协会来维护的。这种状况使贫苦的农民群众感到茫然。此时此刻，他们需要干部们加以引导。  
　　在山东省平阴县境内有个村子，村长名叫王毛品，是个形容枯槁的大烟鬼，过去靠在集市上摆赌摊为生。当村里的农民群众显露出反抗情绪时，地主把王毛品找去，面授机宜，许诺给他十五亩地酬劳。一夜之间，这个赌棍拼凑了一个农会和一个雇农团，自己摇身一变，成了这两个团体的主席，后来又成了一村之长。县救国会派来的干部进村后，看到村里应有的各种民主机构似乎都已建立。在地主的授意下，王毛品形影不离地跟在这个干部屁股后面，大献殷勤，同时又威胁群众说：“谁敢提清算二字，就打断他的腿！”  
　　一天夜里，那个干部在一间茅屋里秘密会见了七个农民。王毛品得知后，操起长矛破门而入，厉声责问那几个农民：“你们在这儿干啥？”可是他看到县干部在场，不便进一步发作，只是紧握长矛，恶狠狠地瞪着那几个农民。在座的几个农民慌忙起身，一个个溜走了。县干部随着王毛品来到屋外，几个手持长矛的大汉一拥而上。“咱们是保护您的，”王毛品连忙解释说，一面又劝这个干部尽早撤走。第二天，这位干部不仅没有撤走，反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当众把王毛品训斥了一顿。到会的群众都禁不住开心地笑了，可是谁也不敢说什么。  
　　县干部在会上的强硬讲话，使那个地主惊恐不安，便在当晚逃跑了。临走之前，他对王毛品交代说：“看来清算是难免了，不过你要给咱留点面子，设法应付过去。“地主逃跑后，王毛品去找县干部说，“您瞧，咱可是一个心眼为您效劳。咱来向您报告，地主他跑了。”“你为什么把他放跑了？”干部质问他。  
　　“没啥关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兔子跑了窝还在。只管清算他的土地不就得了？”王毛品吆喝了二十来人，在地主家的大门上贴了封条，把地主宅院看守起来。然后对大伙儿说：“地主有一千多亩庄稼，咱们全给他收了！”同时，他假意派人去抓地主，派去的人却给地主通风报信。县干部被他胡弄得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村长当着众人的面装出一副与地主势不两立的样子，实际上处处都在维护地主的利益。  
　　县干部提议把地主的粮食拿出三万斤分给受过地主剥削的农民。王毛品却说：“不成，得拿出十万斤，还得分他的房子。”可是暗地里他又对大伙儿说：“行了，这就满够了，就到此为止吧！”然而县干部继续发动群众，坚决表示：“地是一定要分的，等地主回来咱们再好好跟他算算帐。”  
　　与此同时，村里对村长进行了改选。这个赌棍被罢免后，给地主捎信说：“眼下咱不能为您效劳了。”后来，地主得悉群众担保不杀他，于是决定回村去。有许多死于饥饿的雇农的亲属在村口等着他，他一到就被抓住痛打了一顿。他浑身哆哆嗦嗦，被押送诉苦大会的会场。在会上，一个农民控诉了地主和他的狗腿子王毛品如何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关进一间土牢里，剥光衣服用鞭子子抽打。说到这里，王毛品站起来揭发了地主干的其它许多坏事。地主没想到跟了他多年的狗腿子竟然也背叛了他，感到很狼狈，转身对王毛品说道，“今天咱才知道你是个啥东西！”说完就跪倒在地上，连连向周围的人叩头求饶。群众饶了他一条狗命。  
　　就这样，一村又一村，一桩又一桩，地主的阴谋一一被戳穿了。农民群众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把窃踞村中要职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全罢免了。斗争中，贫雇农的信心迅速增强。在清算运动最初的几个月里，某些农民就没收地主财产的问题曾经同地主讨价还价。地主说：“眼下你护着咱，将来国民党来了咱也护着你。“农民说：“现在你把土地交出来，国民党来了再还给你。”而现在，除了拉锯战地区以外这种情况没有了，运动一步比一步更加激烈。  
国民党方面大肆攻击土改如何如何野蛮。一位外国记者去了一趟山东蒋管区，听到某些逃亡地主诉说的所谓土改中的暴行，于是评论说：“正如太平天国的结局一样，这次革命也将因其实行恐怖政策而归于失败。”不幸这位记者并未言中，这次革命在敌人的一片哀鸣声中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还有一位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记者宣称，所谓土改运动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说法纯属虚构的神话。然而正是这一神话在改变着整个华北的社会现状，广大农民群众不惜流血牺牲，使这一神话变为现实。不久以后，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国的副总统李宗仁将军将在南京宣布：“我们一定要实施耕者有其田之国策！”而在这一宣布之前，国民党方面却众口一词地攻击土改如何残暴。
　　这时，农民群众还要应付另一种威胁。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得悉土地改革在农民群众内部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后，不断派人潜入解放区，企图煽动暴乱。可是他们来得太晚了。土改运动已在华北地区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形势已基本上稳定。国民党特务看到他们无法煽动暴乱，甚至连类似共产党经常在国民党统治区鼓动的学生罢课游行那样的公开抗议行动也煽动不起来，于是采取其他手法进行破坏，诸如搞暗杀、投毒、派遣伪装成进步学生的特务以及施展美人计等等。  
　　暗杀任务是由臭名昭著的“中统”、“军统”以及地方特务机关执行的。我在解放区时，济宁市侦获了一起重大案件。国民党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派来多达八批的暗杀行动小组。在此期间，计有十一人遇刺受伤。但据我所知，无一人死亡。  
　　特务人员携带密写在绸子上的证件、美制手枪以及作为活动经费的金条，通常伪装成商人混过封锁线。其中有一个小组，在两名毕业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设在河南省的战时训练学校的头目的率领下，潜入济宁市后藏身于一家妓院里，图谋以此为掩护，刺杀八路军的一位纵队司令员杨勇将军。第一次他们在剧场里行刺，但未击中，刺客趁着混乱之机溜掉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再次在剧场行刺，仍未击中杨将军，却打伤了几名观众。凶手最后被抓获归案。  
　　最初，蒋介石派遣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目标都集中在八路军的指挥员身上。但暗杀军事长官很难得手，尤其是当他们和部队在一起时。于是这些特务就采取与地主、特别是那些曾当过汉奸的地主勾结的办法。  
原注一：国民党经常登出报来，说共军某大头目已经身亡，其原因可能就是误以为暗杀成功。去年一年时间里，国民党官方宣传机构至少已经刊登过一次以下共军高官身亡或受伤的消息：林彪，东北解放军司令；陈毅，华东解放军司令；刘伯承，中原野战军司令；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也未能“幸免于难”。  
下面我略举一例。在河间镇有个曾经当过伪军营长的姓钟的人，手下还有几个旧部。当八路军进驻河间后，这帮人表示愿意悔改自新，所以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距河间三十里外的国民党驻军早已看中了这帮人，视之为搞特务活动的理想人选，于是就派遣了两名特务潜入河间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劝诱他们在当地设立情报站，向河北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情报。  
　　姓钟的那个家伙的母亲是当地的一个巫婆，专靠跳神弄鬼、卜卦算命、行巫医骗人钱财，在山区迷信的妇女当中颇有影响。在她儿子的唆使下，她搞了一个名曰“共信会”的迷信组织，专门教唆妇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勾引男人。她用这种手段招引了不少男女信徒到她家里鬼混。寻欢作乐一番之后，便摆上香棠，装出一副鬼神附体、失魂落魄的样子，口中念念有词：“中央军要来，共军要走，此乃天意，天意已定，人不可违。蒋介石要坐天下。”散布了这一套“变天”的鬼话后，她又说：“谁要是加入共信会，就能消灾保命，这也是天意。”她还在家里挑动人们对八路军大肆辱骂。如果有人还是不愿入会，她就威胁说：“你可说过八路军的坏话，咱要去告你！”就是靠这种办法，她逐渐搜罗了一批门徒，特别是某些妇女还有另一个把柄握在她手里，就是她们曾经在她家里与男人乱搞过。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后来他们把聚会的地点改在彭老婆子家中。这个彭老婆子也曾有过一段人皆可夫的风流艳史，她的姘头有前伪军官兵，也有参加“共信会”聚会的登徒子。后来她觉得像自己这样年纪的人已不适宜再干这种勾当，于是就教唆她的女儿和儿媳妇杏花接客，让她们着重勾引干部。  
　　后来，政府成立了妇女会，还举办了妇女夜校，杏花也加入了妇女会，并经常去夜校学习。她听说八路军提倡男女平等，认真地反省了一下自己的荒唐行为，认识到不该参与她婆婆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她还不敢马上就去找干部揭发交代，只是对婆婆带到家里来的嫖客越来越冷淡了。那些暗藏的特务很快发觉她态度有了变化，担心她会去揭发。  
　　一天晚上，彭老婆子把那个姓钟的和另一个特务带进他媳妇的房里，自己守在门外把风。这两个特务一进屋就用手卡住已经入睡的杏花的喉咙，杏花挣扎着叫了一声：“娘！”她婆婆在门外无动于衷。这两个家伙把一团棉花塞进杏花嘴里，使她再也喊不出声来，很快把她掐死，分尸数段，把人头藏到邻家的柴草房里，内脏扔进郭家的粪坑里，把身躯埋在村外树林里。  
　　彭老婆子又四处放风，说杏花跟一个八路军战士私奔了，企图以此来平息人们对杏花突然失踪的议论。渐渐地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直到有一天，邻家长工打扫柴草房时发现了头颅。当时正赶上杏花的长兄从外地回来，他从脸上的一道伤疤认出是自己的妹妹。邻居们回忆起杏花在失踪前曾跟她婆婆发生过口角，于是断定他婆婆与这件谋杀案有关。当地政府立即派人严密监视这个老婆子的行动。最初，政府的调查人员以为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件。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贴在农会布告牌上的民兵名单不翼而飞，这才感到有些蹊跷。不久，偷揭名单的人被抓获，供出那个姓钟的指使他去暗杀民兵队长，许诺事成之后给予重赏。  
　　姓钟的被逮捕后，进一步确定了他和那几个国民党特务与谋杀杏花案件的关系。但这个家伙什么也不肯招认。接着彭老婆子一家也按逮捕归案。  
　　破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全镇，镇公所门外一下子聚集了上万人。干部们一再劝导群众离去，可是众怒难以平息，人们强烈要求把那几个国民党特务和彭老婆子一家钉在墙上示众。有几个人跑到一家木匠铺里取来铁钉，当场散发给群众。干部们费尽唇舌才把群众劝走。彭老婆子家的一个丫头看到这种群情激愤的场面，心里十分惊恐，便对干部说；“咱把所知道的事全说出来，可你们得答应咱，以后咱再也不当使唤丫头。”杏花遇害的当晚，她曾听见惨叫声。经她一交代，整个案情水落石出。政府召开了有两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谋杀杏花的首犯，那个国民党特务被判处死刑枪毙了。至于其他从犯是如何处置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当我离开河间时，尚未对他们作出判决。  
由于采用暗杀的手段风险太大，国民党特务就改用投毒这种比较安全一些的手段在解放区制造混乱，动摇人心。  
　　我曾路过一个位于游击区的村子，由于有人在粮仓的面粉里下毒药，致使二十八名民兵中毒死亡。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地区，据当地政府统计，先后有三百五十人中毒，其中五十三人死亡。在土改期间，坏人常往水井里投放毒药，企图以此来威胁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在河南游击区，我曾遇到过一个从婆家逃跑出来的小媳妇，说她婆婆对清算斗争心怀不满，就在水并里投放毒药。在其他许多地方，我发现群众对特务投毒恨之入骨。他们对国民党特务和蒋介石痛恨之深，甚至超过了对地主的仇恨。毒药所产生的这种政治效果，是它的使用者所没有料想到的。  
　　国民党除采取上述手段瓦解解放区民心之外，还派遣了不少特务混入知识分子和非党干部中进行策反活动。这类特务大多是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失业知识分子和贫苦学生。因为他们家住国民党统治区，所以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为将他们派遣到解放区去是万无一失的。可是他们耳濡目染了解放区的情况，受到感化，不少人向边区政府投案自首。  
　　我曾结识过其中一位青年，至于他姓甚名谁，在此我自然不便透露。他是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沈阳长大的。抗日战争激发了他的爱国之心。一九四二年，他设法搞到一张通行证，逃亡关内，几经周折总算到了蒋管区。不料刚进潼关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一听他慷慨激昂破口大骂日本鬼子，这帮混帐特务就以为他一定是个共产党员，便将他押送到西安的一所政治反省院。他在那里接受了五个月的集训后，被塞进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蒋介石为加强对中国青年的控制而设立的一个法西斯组织。此后，他又被送进戴笠主办的特务训练营受训。戴笠是当时蒋介石各种特务机关的总头目。受训完毕后，把他编入特务便衣大队，并指令他阅读大量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还替他伪造了一份自传，让他模仿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书写日记，然后派他夹杂在一批从蒋管区逃亡出来的学生队伍中，混进了晋冀鲁豫边区。边区当局将他送进军政大学学习。一九四七年，军政大学学员被派下乡帮助搞土改。土改斗争使这个青年受到深刻的教育，回校后他就向校长坦白交代了他的真实身份。学校领导不仅未惩处他，而且还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并设法替他保密，不让这件事在学员中扩散。  

国民党特务机关意识到，要想搞垮八路军，光靠金钱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他们了解到八路军官兵大多是单身汉，于是以为施用美人计或许能够奏效。  
　　由于在日本投降后，有许多过去与敌伪人员有关系的女人或地主的女儿，都想要和八路军的指战员攀上姻缘，因此，正如驻防德国的美军司令部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八路军领导机关对军人的婚姻严格审查，未经批准，不许结婚。这样一来，混入解放区的女特务要想公开地与八路军的干部或战士结婚就相当困难了。于是她们就采取了暗中勾引的方式。然而对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军人，这种方式一般难以奏效，但在游击区，也偶有成功的时候。  
　　八路军第十旅有一个文书名叫何志川，他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参的军，一九四七年夏天在山西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由于他所在的部队当时还要继续向前挺进，同志们就把他安置在一位老乡家里养伤。有一天，当他在孝武村外的公路上散步时，一位年轻的妇女主动走过去和他攀谈。她留着一头短发，而且还是一双“解放脚”。她自我介绍说，她是从一百多里以外的邻县来的，到此地寻找她的丈夫，他是八路军的一位副连长。可是至今也没有找到他，有人说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也有人说他在作战时失踪了。眼下盘缠也用光了，正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里，不禁失声痛哭。何文书即答应想办法送她回家，并把她带到村公所，由村干部安置在一位老乡家里先住下来。  
　　自那以后，何文书经常去看望她。她一见他的面就哭哭啼啼，说她丈夫肯定是牺牲了，她宁愿留在部队上，说什么也不回老家了，家乡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何文书看到到个妇女有文化，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罕见的，渐渐地对她产生了感情。她也表示钟情于他，进而提出要和他结婚。但何文书拒绝了，并对她说：“等你丈夫牺牲的消息证实以后，还要经过上级批准，咱俩才能结婚。”然而这位多情的女子纠缠不休，说爱情高于一切。  
　　一天下午，她对何文书说，“我知道我的丈夫确实牺牲了，家里穷得实在过不下去，我总得找个主啊。你还不明白我的情意？婚姻大事可比革命重要得多啊！”何文书一听不对头，开始产生了怀疑。他决定调查一下她的家庭情况，但表面上却装出处处都迎合她的意愿的样子。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她对他说：“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不能跟我结婚的。我有个叔叔在稷山当城防司令（稷山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如果你脱离八路军，我叔叔就委任你当连长。”何文书听到这儿，断定这女的是特务无疑，马上把她送到区公所。在那里她很快就供认了：她以前讲的那些事全是编造的。原来她是受过国民党特务机关训练的一批女中学生之一，专门派到解放区来勾引共产党的军政干部。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事例，须知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是个半警察国家，在那样的社会里，流氓黑帮、秘密警察以及特工人员横行无忌，甚至可以肆意污辱妇女，即使那些有教养有文化的大家闺秀也难以幸免。抗战期间，在一次中国人为招待美国空军驾驶员而举行的宴会上，我邂逅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后来我们成了知己的好友。她告诉我，她曾被一个蒋介石的高级特工人员强奸。那个家伙不顾她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专家的反对，硬逼她嫁给他。在举行婚礼的那天，蒋介石送给她五千元贺仪，她本想拒绝，可是她丈夫非要她收下不可。自那以后，她经常被迫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及其手下的一群狐朋狗党鬼混。我对这个女子的不幸遭遇无限同情，而当她恳求我把她藏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上，帮助她逃离她的丈夫及其党羽时，我因自己的无能为力更感到莫名的羞愧。我所遇到的类似事情，远远不止于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许多男女青年沦入了中国盖世太保的魔窟，难有逃遁之望。上海滩上的社会渣滓，迄今仍在蒋介石的政府中身居要职。几年以前，当我在一家美国通讯社驻华分社工作时，有一个上海瘪三出身的包打听之类的小特务，经常闯入我们的办公室，检查我们的稿件，并对我们的中国雇员滥施淫威。在抗战期间，这个家伙与几个美国军官拉扯上了一点关系，就凭借着这点关系，再加上他会讲几句英语，很快青云直上，成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要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七年，在上海美国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身着笔挺的上校军服，正与几位美国官员在一起谈笑风生。他与我多年未见，这次一见面就趾高气场地炫耀自己。他用脚跺了跺美国俱乐部的地板说：“这儿是老子的天下。从苏州河到南市，从外滩到麦德赫斯特路，统统都归老子管。”的确如此，那些被逮捕而落入他的魔掌的男男女女都可以为此作证。  
现在言归正传。国民党在共产党后方搞的这些特务活动，往往都以惨败而告终。由于共军在前线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国民党特务慑于形势不敢露头。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由贫雇农带头，不顾地主富农的威胁，更加大胆地奋起斗争。到一九四七年冬，除游击区以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村子都建立了农会和清算委员会。甚至中农也参加了清算地主的斗争，富农也与地主越来越疏远了。  
　　地主在节节败退之后，惶然四顾，只见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绝望之中，他们拿出自己的妻女作为最后的法宝，妄图通过她们勾引农民积极分子，以缓和清算斗争的势头。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以至成为土改运动的一大特点，甚至一直延续到今日。不论妻、妾、千金，还是侄女、外甥女，统统都被地主当作了为争夺土地而战的武器。  
　　在邯郸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名叫王臣德的佃农，向以勤恳忠厚著称，也是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村里的地主曾企图用金钱收买他，想阻止他参加翻身运动，但遭到王臣德的拒绝。地主又威胁他说，“国军打过来时，咱可不会替你说话。”王臣德依然毫不动摇。地主见硬的不成，就来软的，甜言蜜语道：“过去咱亏待了你，凡是该你的，现在咱都还给你，咱俩私下把帐算清不就得了？”王臣德仍然不为所动。  
　　地主实在无计可施了，就叫来他的侄女，对她说：“也只好委屈你嫁给王臣德了。”他唆使侄女与王臣德睡觉，说什么，“只要他跟你睡了觉，木已成舟，不娶你也不行。”可是王臣德懂得，如果他依了地主，清算运动就搞不下去了，于是就拒绝了这桩婚事。  
　　地主害怕王臣德揭发他，就派了几个狗脑子把王臣德绑架了。因为王臣德是村里领导清算运动的积极分子，人们又风闻地主替他侄女说媒的事，大家马上就怀疑到地主是这次绑架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时大家又在村里四处进行搜查，终于在一所茅房里找到了王臣德。只见他手脚被捆绑着，嘴里塞着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了。人们立刻冲进地主家，把地主给抓了起来。  
在平汉铁路线上有一个名叫高央的村子。有一次，村里的地主分别结农会的主席和民兵指导员各送了一万元的礼。几天以后，他故意叫他的老婆到村公所去揭发，“俺男人可不是个好东西，他想要收买你们。”她就这样装出一副非常“开明”的样子，极力接近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她今天跟这个干部睡觉，明天又与另一个农会委员鬼混，弄得干部之间互相争风吃醋，无法议事，清算运动也搞不下去了。  
　　武城县有一个地主名叫李春林，家中有一妻和一个十八岁的闺女。面对着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的浪潮，他感到束手无策，于是逼着闺女去勾引一个农民运动中的雇农骨干分子。一天，他把这个雇农请到家里吃饭。他和他老姿在一张大桌上吃，让这个雇农和他闺女在下面一张小桌上吃。过了几天，他又让这个雇农和他闺女在另一间屋里吃。不到半个月，这个雇农就和地主的女儿睡在一起了。  
　　一天晚上，地主女儿偎在这个雇农的怀里说：“眼下你要的东西部有了，你就别再干雇农团主席了。往后也别再搞啥斗争了，你缺啥只管向俺要好了。”这个雇农听进了她的话，渐渐地对农民运动不感兴趣了。在干部会上，一当有人提出要干某件事时，他就说：“算了吧！咱们现在有吃有穿了，还斗个啥呀？”  
　　其他的贫雇农对他起了疑心，开始注意他的行踪，发现他跟地主打得火热。他们就质问他：‘你为啥近来工作不积极，却去跟李春林打得火热？为啥你过去连话都不敢对他闺女说，现在倒好，跟她勾勾搭搭起来了？你过去受尽地主压迫，现在忘本啦？”  
　　在多方面的压力之下，这个雇农终于承认了他同地主的闺女睡过觉。雇农团立即把地主的闺女叫来。“你为啥跟我们的同志睡觉？”大家质问她。“那那是俺爹逼着俺干的。”她回答说。大伙儿一听，不由得喊道：“咱们可不能上地主的当！决不能让地主拿钱收买咱们！决不让地主拿娘们拉咱们下水！”  
在中国，每个村子里通常总有个把浪荡女人，大多是有夫之妇，为了淫乐或是为了钱财在村里乱搞男女关系。这种女人被称为“破鞋”。可想而知，她们往往是一村之中最妖艳的女人。我曾遇见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名叫三花。关于她的风流艳史，我曾听说过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村里有个名叫卢慕安的地主，有一天，他对三花说，只要她设法败坏农会主席的名誉，他答应给她五千元钱作为报偿。她后来告诉我说，因为当时她太穷了，“思想”也不好，所以就同意了。她找了个机会对那位农会主席说，她有要事请他到她家里去帮助解决。他应邀而至。三花备了点酒，还下了点面条款待他。饭后她又挽留他在她家过夜。盛情难却，于是他欣然爬上了她的热坑。云雨方罢．三花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大喊大叫起来；“农会主席强奸人哪！”她一路喊到村公所去告状。第二天，村干部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会上，由农会主席与她当面对质，三花招架不住了，不得不供认了地主如何收买她去拉农会主席下水。尽管尚未构成强奸罪，但这位农会主席还是被群众罢免了。就他干的这些丑事，已足以使他在群众中名誉扫地了。据三花自称，那五千元的赏金她也未捞到手。  
　　地主还利用自己的小老婆来败坏地方干部（即在村公所任职的当地农民）的名誉。王村一个地主的小老婆有一次把一个雇农骗到她家的厨房里，急忙脱下自己的裤子，放开嗓子大叫有人要强奸她。地主应声而出，一直把这个雇农拽进村里召开的大会的会场里。就如同许多这类事件一样，最后，地主的诡计被戳穿了。  
　　地主们妄图牺牲自己女眷的肉体来阻挡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奔腾向前，这种卑劣的手段是他们的垂死挣扎。甚至他们的家庭成员也起来反抗他们了。在豫北的一个村子里，当农民群众开始组织起来闹翻身时，地主为了防备有人来伤害他，逼着他的儿媳妇站在房顶上望风把哨，不管天晴下雨，天天如此。后来，眼见农民群众的力量愈来愈壮大，这个地主就扔下妻子和儿媳妇，只身潜逃了。几个星期后，八路军开进来，农会号召大家把所有的武器都献出来，谁备组织民兵。当一个农民来到地主家里征收武器时，地主矢口否认她家里藏有武器。地主的儿媳妇早就恨透了地主公婆，立即站出来当面揭发地主婆说：“哼，你敢说没有！”一边说一边按倒她婆婆，扒下她的裤子，从她两腿之间抽出来一支手枪，交给那位感到十分惊讶的农民。地主力量的最后庇护所，竟在女人的胯下。  
　　在解放区各地，所有的地主豪绅都是在经过这样一番枉然挣扎之后，方才纷纷败下阵来。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天，比较识时务的地主意识到，要想继续保留他们的财产已是不可能的了，也只好无可奈何任花落去。到同年夏天，除游击区的以外，几乎所有本地区的地主都被打倒了，也就是说，以往依靠地租为生的人，从此必须自食其力，再也不能过剥削阶级的生活了。这次农民运动来势异常迅猛，在晋冀鲁豫边区，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打倒的地主计有二万一千人之多。尽管地主阶级耍尽了诸如暗杀、美人计之类的种种阴谋诡计，然而这场斗争还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自觉的梦游人

以上关于农民与地主之间斗争的描写，远非是对土地改革的科学论述，笔者的目的也不在于此。斗争所席卷的地区如此广阔，情况如此复杂，参加的人又是如此众多，因此，目前任何一篇关于这场斗争的报导，都难免会挂一漏万，谬误百出。  
　　尽管如此，我仍相信上述章节还是比较准确地阐述了为什么土地改革是必要的，贫苦的农民为何能战胜地主，又是怎样战胜地主的，以及在这场斗争中，双方各运用了什么样的策略，等等。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情节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那也许就是对武斗的过分渲染了。土改中的武斗行为一般发生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内，以及共产党势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在解放区的中心地带，武斗行为极为少见。为主持公道起见，有必要在此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对于武斗行为既未提倡，也不放纵，而是坚决反对的。至于县委一级和农民是否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此外，还应着重指出，在新解放区，共产党并不急于进行土改，而是实行较缓进的减租减息方针（参看有关论述财产问题的章节）。  
土地改革运动的确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土地所有制方面，而且使宗教、政府、战争、艺术、妇女的地位以及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书在下面的章节内还将就这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我想仅就其直接的影响谈谈我的看法。
　　GCD主席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哪一个政党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就能得天下而治之。毛泽东还认为，只要GCD执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依我之见（这纯属我个人的看法），土地改革运动对战争与革命产生了下述影响：  

　　一、土地改革摧毁了残存的封建势力的堡垒，使亿万奴隶获得解放，站到新政权方面来。  
　　二、土地改革砸烂了束缚农民群众的精神枷锁，激发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满腔热情。这种热情产生了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同盟军也树了敌，但主要的还是获得了同盟军。  
　　三、土地改革提出了政权问题，它使广大农村中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潜在多年的斗争趋于公开化。土改运动促使农民群众不断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是地主还是咱们自己？”  
　　四、这不仅使农民群众提高了斗争的自觉性，而且也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得以提高。在斗争中，他们认识到，不仅本村的地主是他们的敌人，而且整个地主阶级都是他们的敌人。因为国民党军队支持地主，所以农民认为国民党军队也是他们的敌人。因为美国一直在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所以农民往往也把美国视为他们的敌人。  
　　五、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群众认识到，他们是在为争取伟大的人权而斗争，从而产生了排山倒海的精神力量。  
　　六、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农民群众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权力机构——贫农团和农民协会。这意味着，八路军无需分兵守土，可以全力投入前线而无后顾之忧。  
　　七、由于斗倒了地主分了地，就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村政权奠定了基础，掌权的都是拥护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八、由于斗倒了地主，以往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巧立名目的军事征发以及土豪劣绅历来的敲诈盘剥也都随之被废除了。这意味着根除贪污舞弊和军队对农民的侵扰。  
　　九、传统的地主权威的崩溃，削弱了封建的孔孟之道、根深蒂固的宿命论以及对神佛、偶像和妖巫的迷信。过去，由于地主阶级的蒙蔽愚弄，农民—直以为，他们之所以受苦受穷都是天意，是命中注定的。现在，他们觉悟到，只要他们自己努力，就能丰衣足食。  
　　十、斗倒地主也削弱了封建家长制，打破了旧家庭传统观念。提倡男女平等，废除纳妾制，导致了许多新的民主制度的诞生，因而八路军受到了妇女们特别热烈的拥护。  
　　十一、土地改革有利于发展生产，因为现在农民耕种属于目己的土地，干劲倍增。  
　　十二、土地改革对国民党军队中农民出身的广大土兵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十三、土地改革运动直接导致了一场人民战争，许多县的国民党军队都在这场战争中被逐个消灭了。  
　　不论人们如何认识土地改革，视之为社会改革也好，看作是经济改革也好，也不论人们认为它对人类有无裨益，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土地改革是一项无可比拟的革命的和军事的策略。  
　　土地改革还有另外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面值得在此一述。土地的重新分配对农民群众的心理产生了奇异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解放区农民群众的思想面貌，而且使与共产党为敌的人、特别是蒋军官兵的思想情绪受到极大震动。这种心理变化十分微妙，不时暴露出来。土地改革使中国广大农民摆脱了蒋介石的统治，由于城市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这就意味着蒋介石的军队实际上被逐渐孤立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主流之外。共产党关于军队是鱼、人民是水的比喻，用在此处非常贴切。土地改革不仅为共产党创造了适于其生存的环境，而且使蒋军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困死于社会的真空中。  
　　由于蒋军被孤立于社会之外，官兵在精神上无所依托。由于失去了广大农村，蒋军如盲人骑瞎马， 获取不到足够的情报，无法对形势的发展作出准确信计，乃致铸成致命大错。官兵大大失去信心，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究竟为何而战，又有何必要继续战斗下去。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在咬噬着士兵的心灵。在社会上，他们像是断线的风筝，感到孤独、迷悯、惶恐，甚至痛苦得快发狂，因此必然要幡然倒戈，脱离苦海。倘若是在另一社会里，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彷徨者或许会从宗教、精神病院或者浪漫的爱情中寻求慰藉；然而在中国，参加革命以外，别无出路。

自觉的梦游人

第三十三节　在路上


我在太行山区不时听说，河南省安阳县农民，对蒋介石军队和恶霸地主的劫掠暴行非常愤慨，为了报仇雪恨，在国民党的后方展开了游击战。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还从未见过那种类型的战争。于是我决定亲自前往安阳去见识见识。

我于一九四七年一个寒意料峭的春日启程。旅途之初，我乘坐了一辆装有坚固木轮的敞篷大车。随行的有一位译员，一名通讯员和一名武装的八路军战士。
　　译员姓陈，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英俊青年。抗战期间，他在四川蒋管区教书，后来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此后又来到边区，在总部办的报社中任记者。虽然他的英语水平不及解放区某些年轻人，但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者，因为他从未试图对我宣传共产党那一套，也没有向我吹嘘“新社会”如何如何。他如实翻译我的话，而对于那些热情过火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指望他们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有时故意错译我所提出的过分寻根究底的问话；人家答话比较无所顾忌时，他们翻译就打折扣。

　　我的通讯员是一个年轻的“老战士”，名叫刘明基，是从军阀阎锡山部队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为人忠厚老实，规矩有礼，任劳任怨，很讨人喜欢。他是个好兵，但从外表上看，其貌不扬。矮小的身材罩着一件灰布军装，就象套着一个布袋一样。他随身带着一个小小布挎包、一条毯子、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支牙刷、一个小笔记本，以及一段咬得齿痕斑斑的铅笔头。挎包背在身上，牙刷插在左上方的衣袋里，毛巾则系在腰带上。他显得很邋遢，长相也难看，一只眼晴斜视，脸上斑斑点点。他使我联想起一个好心但总也办不好事的笨伯。但我对他却很有好感，而对于解放区的某些“小鬼”，我总感觉很难相处。那些“小鬼”大多数也是通讯员，由于长期生活在八路军部队里，讲起话来常常口号不离嘴，有点不近人情。我倒不是说刘明基不喜欢八路军，显然他是喜欢的，只不过他从不表白自己．他常说：“他们给你吃饱，又不打人，也不让你干太重的活。”但他只把话说到这儿为止。他对我的照顾体贴入微，十分周到。每晚都替我打好洗脸水，摆上肥皂、毛巾。一路上还供给我山区土制香烟抽，并掏钱到路边的小摊上给我买茶水喝。

　　小贩们看到他身着军装，都推辞不肯收他的钱，可是刘明基总是把钱硬塞给他们。每天晚上，他坐在油灯旁，结算一天的开支，象个小孩子一样在一张废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写算算，最后誊写在他那珍贵的笔记本上。由于村子里住房有限，有时他没有地方睡，便很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让他挤在我的炕上睡。要不然他就找一块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睡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时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他颇知趣，从不打搅我。我常喜欢自己一人出去了解情况，他从不碍手碍脚地跟随我。

　　尽管刘明基不很机灵，但比随行的另一位小伙子强多了。那个小伙子是奉派来保护我路上不受特务和坏人袭击的。事实证明，这个警卫员完全是个窝囊废。他说他有病，结果我们倒反而费了不少时间去照料他。当我们进入敌后时，干脆背走了他的枪，把他留在一位老乡家里休息。

我们先朝南，随后再朝东穿越太行山。第一天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行进。狭窄的河谷，四面群山矗立，河床上到处是乱石，几无插足之处。这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最遭罪的还是那匹骡子，四只蹄子踩在摇晃不平的石块上，一步一蹒跚，眼中流露出悲哀和痛苦的神色。大车走这样的路当然够呛。据骡夫说，通常能用十年的大车，在这样的河床上最多跑一年就报废了。我们一小时才走了六里多地。

　　道路尽管坎坷不平，但沿途看到的人情风光却颇有意思。途中遇到一个骑在毛驴上，穿红着绿的妇女。随后又过来一个横坐在毛驴上的男人，驴背上垫着被褥。笨重的货物由大车运输，从平原运棉花进山里，又从山里载柿饼进城。有的进山的大车上载着铁轨。我原以为这些铁轨并不是用来铺铁路的，也许仅仅是为了不让敌人得到它，或者是用来熔造兵器的。然而山里确实正在铺设一条铁路。我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铁路。轨道一定很窄。车厢象玩具一样，不到一尺高，四尺长。这些车厢究竟是靠玩具机车来牵引，还是用人力畜力来拖拉，我就不得而知了。

　　日近黄昏，河谷豁然开阔。我们走出了乱石河床，上了大车道，顿时感到大为轻松。黑夜来临，我们投宿伯延村，村长在一座昔日地主宅院里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这个院里现在住着两对夫妇：一对年过六十，一对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土改前，老俩口只有二亩地，现在有六亩地。虽然年逾花甲，二位老人仍然很精神。他们找来一捆麦草，替我铺在炕上。村里老乡们听说来了洋人，纷纷挤在大门外，不顾刘明基和警卫员的阻拦，想进院来看看。人群一个劲地往里挤，我只好走到门口去亮相，让大家看看我这别副古怪的洋面孔，还对付了几句寒喧的话，人们这才心满意足地散去。

　　晚上，刘明基替老俩口担了两捅井水，老俩口可乐坏了，给了他一碗小米，还端来一个瓦盆给他洗脚。这小伙子也够楞的，一脚就把盆底给踩穿了。刘明基为自己的笨拙非常羞愧，当即拿出二百元钱塞到老大娘手里作为赔偿。老大娘说什么也不肯收他的钱，并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第二天拂晓，我们又出发了。匆匆赶了六小时的路，来到了彭城。这是个约有一万人口的城镇，有两条狭长而又曲折的街道，街上店铺倒是不少，还有三家澡堂。该镇座落在中国最古老的陶器产区的中心。
　　在我抵达彭城的时候，这里制陶业的工艺和产销都已一蹶不振了。因为铁路被破坏，与大城镇之间的交通阻断，产品找不到销路，许多窑场只好关门大吉。制陶工人也纷纷归田务农去了，土改时自然也给他们分了地。目前所生产的陶器，都是一些日用品，诸如茶壶、酒壶、杯盘碗碟之类。陶器制品的外销，全靠手推车通过山路运输。眼见人们如此吃力地推着装满茶壶的小车，这本来是牛马干的重活，我内心感到十分难受。

　　彭城的小孩们把我当作了来访的英雄人物，一定要带我去看看陶窑——建筑在土坑上的圆顶型土砖结构。陶坯装进窑以后，在土坑里烧起炭火，再把窑门封上，一般要烧好几天才出窑。这一带遍地是陶窑，给彭城周围的景色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风貌。因为陶器比土砖更为结实，当地群众多用废弃的陶器建造住房。他们把废坛子一类的陶器垒起来，空隙处抹上泥。从远处望去，倒象是一栋林华丽的房舍，然而走近一看，远比美国贫民窟的木板房还要丑陋。

　　彭城还有一大奇现，常有怪火突然从地下直往外冒。小孩们试着给我解择，但我仍没有听明白。也许地下有天然气矿，更可能是人们在小煤坑里冶炼矿物。

　　虽然彭城距离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只有十七、八里地，虽然磁县的县政府从平原撤到了这里，但镇上并没有八路军驻防，守城的只是些地方民兵。你也许会因此认为彭城一定是处于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然而这里丝毫没有乌云压城之感，倒是充满了喜洋洋的气氛。

自觉的梦游人

我们抵达彭城时，正值国际妇女节的前夕，大街小巷挤满了邻近各村来的妇女和姑娘们。当晚在露天舞台为妇女们举行专场文娱晚会，演出歌剧《白毛女》。  
　　至少有两千人冒着春夜的刺骨严寒前来观看演出。他们之中有县里的干部、烧窑的工人、供销社职员、还有包着头巾的老大娘、穿制服的女干部和衣著朴素的农村姑娘。人们在临时搭起的戏台前围坐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圈。场上放的几条长板凳，早已坐满了捷足先登的观众。大部分人都是席地而坐。小孩子们坐在最前面，正对着舞台。最后面的人就站在小土丘上观看。观众中夹杂着背枪的民兵，有的还上了刺刀，刀锋在汽灯照耀下闪着寒光。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具有民主气氛的集会了：演出不用售票，场内也未设特座、专座之类。紧靠着舞台坐的孩子们看得费劲一些，不时有一些孩子踩在旁人的肩头上观看。这样一来，就把后面观众的视线挡住了，后面的人便嚷嚷开了。每当发生这样的纠纷，就有一个演员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棍细长棍，在那些闹事的孩子头上轻轻点一点，大声喝道：“小朋友坐好！”有时台上的汽灯忽然灭了，舞台工作人员便您来一架梯子，爬上去使劲给灯打气，直到重放光明。 演员们若无其事地又接着往下演。  
　　开演之前，一个穿制服的大干部登上舞台，手拿喇叭筒对观众高声讲解剧情大意。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即使对我来说，故事情节也没有任何难懂之处。这个女的长得象根棍子一样又高又瘦，一头直垂的黑发，脸庞清秀而苍白，戴一副玳瑁架的眼镜。她态度毫不文雅，说话象跟人吵架一样，这使我想起了在漫画中常见的披着长发的过激派分子，这也是我在边区所邂逅的唯一具有这种外表的人物。  
《白毛女》是一出悲剧性的歌剧，但也有不少插科打浑。可是每当观众发出笑声时，那个女干部就跳上台去，对着喇叭筒大叫，“别笑！”我对此很反感，就对陈翻译表示了我的意见。但他不以为然地说：“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教育他们同情别人的不幸遭遇。”我回答说“也许你们应该从人民群众那里学到某些东西。这出戏演的是他们亲身的经历，他们比别人更清楚什么是可笑的。如果你们不让他们笑，你们就应该修改剧本。”
　　其实这个剧本已很成熟，无需多加修改。它是由许多作家集体创作的，并广泛地吸收了农民群众的意见，进行过多次修改。我在解放区所观看过的戏剧中，这是最好的，大概也是最负盛名的。据我之见，共产党戏剧的弊病，尚不在于一味追求宣传效果，而是情节过于庞杂，每一情节都未能充分展开，因此戏剧效果大为减色。同时，只偏重于情节和主题， 而忽略了人物的塑造，因此剧中角色往往呆板干瘪，毫不生动。  
　　但《白毛女》却不落此俗套。在这里介绍其故事情节，当然乏味，可是舞台演出却感人至深。可想而知，剧中的主角是一个佃户的闺女，因为她爹还不起地主的年关债，地主就派狗腿子把她抢去当丫头抵债。在地主家里，她经常被念经拜佛的地主婆毒打。一天夜里，地主少爷把她强奸了。当地怀孕后（在舞台上演员果真大腹便便），决心要在全村人面前控诉地主对她的糟踏。地主少爷正准备娶亲，担心这样一来会误了他的大事，于是就派狗腿子把她捆绑起来，关进一间黑屋里，打算杀人灭口。地主家有个女佣人，多年前与那丫头有着相同的遭遇，也是被地主抓来抵债的。当天夜里，她把那丫头给放跑了。地主少爷闻讯马上带着狗腿子去追赶。逃亡的丫头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躲进了深山。  
　　姑娘唱着悲愤的哀歌，藏匿在高山岩洞之中。不久后，一个婴孩在这荒山野岭上呱呱落地了。非人的生活使姑娘的头发渐渐变白了。后来，她的家乡解放了，游击队把她从深山里救出来。村里召开诉苦大会，地主少爷被押进会场，村民们讨论如何惩治他。这时，我万没有想到，台下的许多观众激动地站了起来，齐声喊叫；“杀！杀！毙了他毙了他！”地主少爷表示愿意悔改，只挨了一顿痛打就被释放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贫苦的农民，那个姑娘也分得一份，甚至给地主本人也留了一份。  
　　尽管故事情节过于夸张，但剧中并未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由于演员感情真挚，再加上配歌和舞台效果运用得当，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据我了解，观众中有许多妇女都有类似剧中人那样的身世，因而剧中悲惨的情景在她们之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我看见她们时时用衣袖拭眼泪。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不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禁不住凄然泪下。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大娘，一边看一边哭泣出声，直到终场。  
坦白地说，我自己也同那些妇女一样，被这出戏（或者说被观众的反应）感动得几乎要哭了。的确，共产党的戏剧作品都是感人至深的。我在冶陶时，正逢三天集市，曾看见同时上演五台戏。舞台是临时搭的，道具少得可怜，服装倒是不成问题，因为剧中人物大多是普通老百姓。男女演员都挤在舞台后面一个小遮篷里化妆，面粉和润滑油就是他们所用的化妆品。除了军政机关办了几个专业文工团之外其余都是各村自己组织的业余剧团。其中特别出色的，每逢集市还到县里各地巡回演出。他们除了车旅和膳食费以外，不取分文。在中国，直至最近，仍然如同莎土比亚时代一样，剧中的女角都是由男人扮演的。但在解放区却不然，女角一般都由女性担任。昔日轻易不出家门的小脚妇女，居然也登台扮演放了足的女角，在舞台上蹒跚迈步。看到这样的情景的确使人深受感动。
　　第二天，时值妇女节，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大会。大约有五、六十个妇女，手拿花束和五彩缤纷的莲湘翩翩起舞。这种舞蹈的意义有点象美国的五朔节花柱舞，但表现形式各有异趣。这些舞蹈谈不上什么健美，更无战斗气派可言，但却非常纯朴，正因其纯朴，所以十分好看。演员们并不焰耀自己的体型，不故意托高乳峰和展示大腿，不卖弄风骚，也毫无赞颂民族或阶级理想的意图。整个场面看起来更象是一次联欢会，是一次妇女力量大检阅 ，有如纳粹德国或苏俄所搞的那样。  
　　表演完毕后，妇女们六、七人一组涌到大街上扭秧歌，人们有的吹唢呐，有的打钹伴奏。在解放区，最让人开心的事莫过于看扭秧歌。不论是看过这种舞蹈并试着扭过几下的外国人，还是在大街上扭过秧歌的青年男女，都是这么说；甚至那些起初一看扭秧歌就直皱眉头的成年人，也是这么说，因为后来当他们也加入秧歌的行列时，才发现其乐无穷。扭秧歌无需特定的舞伴，只要绕着圈，或是组成类似康茄舞的队形就可以扭起来。小学生们放学后，也常常一路扭着秧歌回家。  
这时，一群妇女来到那条狭长而又曲折的大街上，其中有五、六岁的女孩，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大娘。她们分成三、五人一组，等待着伴奏的音乐开始。一个靠墙站着的独眼农民，把唢呐举到嘴边吹起一支曲子，然后一个男人跟着拉起了胡琴，一个男孩打起了钹。随着音乐的启奏，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庄严地朝周围的同伴们扫了一眼，提起两肘，双臂一扬，象个皮球一样向前弹出去，开始扭起来了。她向前轻走两步，扭动着的身躯微微弯向前，对于街上的骡车和停下来观看的人，她好象毫不在意，径直朝他们扭去。突然，她双手插腰，一只脚尖着地停一下，身子一仰，重心落在另一只脚跟上转回身来，脚踩实地，停立一秒钟，接着以一个优美的动作翻转身体，再往前扭去。很快，其他的姑娘们也模仿她的舞姿，跟在她后面扭起来。有的动作笨拙，有的舞姿优美，有的小脚妇女扭起来摇摇晃晃，有的穿着绣花鞋的天足少女扭起来步履轻盈。整条长街上到处都是一圈一圈跳舞的姑娘们。那个吹唢呐的人这时在翩翩起舞的姑娘们身边蹲了下来，昂首欢奏，那只好眼睁得溜圆。音乐停下后，姑娘们相对微微一笑，把散到额前的头发往后一按，又继续沿着长街朝前扭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秧歌舞是中国革命性质的象征，因此我才在此不惜笔墨加以描述。秧歌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千百年来一直受着封建势力的压制。蒋介石夫妇提倡孔孟之道，发起“新生活”运动，严禁在城市内公开跳舞。这种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专横而又完全不必要的禁令，也促使许多中国人看清了蒋氏夫妇的昏庸无道。  
　　共产党却大力提倡和扶植民间舞蹈，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娱乐的迫切需要。虽然生活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仍然希冀得到鼓舞，向往新的生活，焕发青春，这是何等的奇妙。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革命如同任何其他革命运动一样，是值得称道的。希望尽情地跳舞、唱歌，忘却忧愁，追求理想，青春再度，这一切就如同土地改革一样，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秧歌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自觉的梦游人

看完秧歌表演，我们立即出发继续赶路，这次是往南朝漳河方向行进。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是以这条河流分界的。因为需要绕过国民党占领的城镇，我们除了带有一名向导以外，还有七八个民兵一路护送。
　　这一带的主要渡口观台当时在蒋军的盘踞之下，因此我们只好折回朝西走，想找一个能避开蒋军机枪扫射的渡口。这样一来，耽误了一些时间，加以我们出发就已迟缓，所以当晚未能按原定计划赶到漳河边，只好投宿在一个名叫白岔的小镇。我们是不速之客，找住处颇费周折。陈翻译四处去号房子，我和刘明基暂时呆在一家澡堂里。澡堂外面立刻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群众，一时人声鼎沸，七八个人的卫队也无法把他们轰散。澡堂里面蒸气弥漫，实在憋得难受，于是我决定还是出去亮相痛快些。我故意坐在大街中间的一块石头上，让那些好奇的老乡饱尝眼福。刘明基看到我在人群中现眼，感到很焦急。我自己倒无所谓，因为我发现，当我讲了几句中国话之后，围观的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忠实可靠的陈翻译奔走了一个多小时，回来把我们带至镇外一座大宅院。这原属于一家地主，现在住的是观台煤矿的老板，他是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出来的。将这位煤矿老板写进本书并非我的原意。后来，当我回到美国，看到《时代》杂志和《生活》画报上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前大使蒲立特的某些讲话，而那些国会议员们也偏听偏信，居然不假思索就把五亿美元奉送给蒋介石，我对此感到大惑不解。
　　蒲立特先生在写给《生活》画报的一封信中声称，只有从共产党地区逃出的难民，并无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出的难民。前一句倒也是事实，后一句则纯属无稷之谈。我就亲眼见过成千上万的人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到共产党地区，他们的出逃绝不是出于寻求浪漫主义或冒险的非非之想，而是为了逃避那些横征暴敛的税吏，乱抓壮丁的征兵队，以及活埋他们亲人的地主还乡团。并非所有的难民都是穷人，我在这村里见到的这位就是一个从蒋管区逃出来的富有的资本家和孔孟之徒。  
“你以为我是一个穷人吗？”他苦笑着说，“我的先父和祖上过去都在观台开办煤矿，我在观台有雄厚的资产，万贯家业，但现在只好丢下了。为什么呢？还不是让蒋介石给坑害的。  
　　“那些军官老爷掠走了我五万吨煤，一倒卖全肥了私囊。我把凡是能卸走的轻便机器全部搬到这儿来了，要不然这些机器准会被国民党以国有化为借口予以没收。你去过蒋管区，一定知道所谓国有化是怎么回事，简直就是公开抢劫，假公济私。有一千多工人跟我逃了出来，还有二千工人留在观台，可是后来他们也接踵而至，因为在那边实在活不下去了。凡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都是象我们这样走投无路的人。人们懂得，跟着国民党毫无前途。  
　　“当初我的确很害怕到解放区来，因为我听说共产党都是些土匪。那时谣言纷纭，我的亲朋好友、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都对我说，共产党必然会加害于我们这些工业资本家。可是我在解放区却得到了共产党的扶持。后来我学习了他们对民族工业的基本政策，才知道他们对我毫无恶意。”  
　　他越说越激动，为了使他冷静下来，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是否赞成土地改革。“是的，”他回答说，“我赞成土地革命，因为不进行土改工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虽然我不赞成土改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我完全赞成斗争地主。我深信不会有人要斗争我，因为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如果他们要斗我，我可以把我的全部财产都交出来。我平生唯一的愿望就是使我的祖国富强起来。中国需要和平，对我个人来说，更是如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公然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只要美国人撤出中国，和平指日可待。那时我就可以回到矿区，重振家业。”  
次日凌晨，草草吃过早饭，我们使启程朝漳河进发。本来在夜间渡河较为安全，因为此地处于国民党观台守军的炮火射程之内。但实际上即使在白昼渡河也并无多大风险，因为渡口与国民党炮兵阵地之间恰好隔有一座小山；据民兵们说，蒋军炮手的曲射技术相当差劲。
　　整个上午，我们沿着一道狭窄而曲折的峡谷攀登上山。这一带山间乱石嶙峋，土层极薄。 当地农民顺着山势修了层层梯田，直达山巅。一块块梯田面积极为狭小，地边用石块垒砌成半圆状的堰，以防水土流失。为了修筑这些梯田，人们该付出多么惊人的劳动啊！然而每年庄稼的收成却少得可怜，真是令人凄然。  
　　再走了一会儿，连梯田也没有了，两边尽是高达百米的悬崖峭壁。峡谷小道迂回盘旋，十分险峻，宛如走入一个无顶岩洞迷宫。  
走出峡谷，眼前豁然展现出漳河两岸。清澈碧绿的激流从悬崖陡壁之间穿泻而出，奔腾直下华北平原。河水流过一个名叫任村的衬庄，把它一分为二。村中的农舍都是灰色平顶的房屋，一个荷枪哨兵站在屋顶上，朝着下游国民党占领区了望。沿河往西上行三四里，两岸悬崖相望，中间架有一根缆索，渡河的人们坐在平底船上，用手抓住缆索，慢慢朝前移动。我们走过一段石滩，登上这只简陋的渡船，缓缓过了河。河水流经山间，分外清澈凛冽。小船抵达彼岸，我们踏上了安阳县境。
　　我们在河道一处露天茶摊休息了片刻，喝了一点水，啃了几棍胡萝卜。所谓茶摊，就是在一堆篝火旁摆上两张桌子外加几条长凳，除了开水而外，根本就没有“茶”这样的奢侈品。这里的老百姓看起来比河对岸的还要贫穷，孩子们穿着绽露出棉花的破裤烂袄，婴儿吸吮着母亲没有多少奶汁的干瘪乳房。  
村子虽小，村里居然还有一所学校，这是我走进河边一座小庙里发现的。庙里除了几条长凳以外，空空如也。过去供奉神像的几个石案，现在做了学生们的课桌。当时不是上课的时间，只见长凳上放着几本书，我拿起来翻了翻，有一段课文是这样写的：  
　　太阳出山岗，
　　爸爸下地忙，
　　儿童上学堂。
　　太阳下山了，
　　爸爸收工了，
　　儿童放学了。  
　　我独自一人在教室里徘徊。不一会儿，走进来九、十岁模样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羞怯地望着我。我教他们玩画格子游戏（用小石子当笔，以泥土当纸），很快就跟他们熟了。我问那个女孩家里有几口人，她回答说，爸爸当民兵，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和一个哥哥。  
　　“那你妈妈呢？”我问道。  
　　“不在了（死了）。”  
　　“真可怜。”我说道。  
　　小女孩伤心地哭了，一个男孩拉拉我的袖子，对我说：“她妈被活埋了。”  
　　我当时听不懂“活埋”是什么意思，直到几天之后，我才完全明白它的含意。我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走回茶摊去了。  
　　“活埋是什么意思？”我问陈翻译。  
　　“就是把人活活埋掉。”他回答说。  
我把遇见那个女孩的事告诉了陈翻译，我们想一起再去找找她，可是那个女孩已经走了。 这时，我们的警卫人员正在向过路的民兵打听前边的情况，这些民兵经常出没于观台一带。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国民党的搜索部队常常进山骚扰，因此我们必须回头从西边迂回前进。眼见天色已晚，我们决定先停下来在河边过夜。  
　　民兵中有一个佩带手枪的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打听，原来她也是民兵的一员。当晚我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  
　　她的名字叫梅素，长得很结实，肩宽腿粗，象个棒小伙子．她大约只有十八九岁，头黑发直垂到肩上，面颊黑里泛红，一张小巧的嘴长得很美。下身穿一条灰色的旧布裤，上面溅满了泥垢，上身穿一件紫红色布衫，也是污渍斑斑。她的父亲是一个佃农，在她幼年时，父亲双眼就失明了。她的两个妹妹都在一次饥荒中活活饿死了，她和奶奶在野外靠挖野菜充饥挣扎着活了下来。  
　　梅素刚十二岁，就被村长抓差去替日本人修路。她每天都遭到汉奸监工的毒打，至今身上处处还留有伤痕。她十五六岁时被许配给一个比她还小一岁的男孩。全家人为饥饿所迫，只好让她提前过了门。婆家的人根本不把她当媳妇看待，而是当丫头使唤。吃饭也不许她上桌，只给她吃一点残菜剩饭，她经常忍饥挨饿。每次她跟丈夫发生口角，他就跑到他妈那边去告状，于是母子俩就把她毒打一顿。她全身都被他们打遍，背上、腿上、胸部，见哪打哪，一边打一边骂她不知好歹。  
　　她的丈夫替日本人干事，日本军官常到她家来，婆婆总是逼着她替日本人端茶倒水。日本鬼子常常借机调戏她，因此她拒不肯侍候这些家伙。有一次，就为这事她被揍得死去活来。她一想这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她把房门闩上，找来一根绳子悬梁自尽。她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当她醒过来时，发现绕在脖子上的绳子断了，床上溅满了鲜血。从此，她身患重疾，无力气干活，这就招来更狠毒的打骂，有时终日连一口饭也不给她吃。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虐待，逃回了娘家。她的公公和婆婆直追到她家，奶奶拼死不让他们把她带走，被他们打昏在地。邻居们闻讯赶来，才搭救了她。从此她就和老奶奶相依为命，靠着在一小块菜地上种点菜糊口度日。可是她的丈夫和婆婆还是常来抓她打她，她终日提心吊胆，唯恐重陷火坑。  
这个时候，日本人撤退了，山里的八路军开进了观台镇。  
　　一天，一位女干部来到她家，对她说：“听你们家邻居们说，你受过很多苦。现在中国妇女翻身的日子来到了，你再也不会受苦了。”多年来，有谁同情过她这个苦命的女孩子？干部的亲切关怀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  
　　她把自己的希望吐露给奶奶——也是她唯一的亲人听。老奶奶也说，男女平等敢情是件好事。可是又给她泼了一盆冷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男人就是天，女人就是地。咱们能有啥办法呢？”梅素把奶奶的话告诉了那位女干部。女干部说：“有办法，咱们组织起来嘛。只要咱们组织起妇女会，大伙儿都来诉苦情，看今后谁还敢欺压咱们妇女？”这一番话使梅素深受鼓舞，从此她便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妇女工作，每日走街串巷，发动妇女们组织起来。由于工作积极热情，她被选为她所在片的妇联主任。在妇联的支持下，她终于与丈夫离了婚。  
不久，内战爆发了。观台也组织起了民兵队伍。她经常和民兵们在一起，坐在一旁看他们擦枪。很快她也能帮民兵们擦枪了，民兵们有时也教她放空枪玩。新政府为了照顾她生活困难，给她发了小米。她乐得眉开眼笑。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华北平原，企图攻占观台，进而消灭太行山区的游击队。人们纷纷撤离观台。梅素也随着群众一道撤出。进山后，她帮助妇女们安家，组织她们纺纱织布，解决生活问题。  
　　后来，她回到观台附近地区，要求参加民兵游击队。开始，大伙儿都取笑她，但经不住她再三坚持，最后才同意让她干点烧火做饭、缝缝补补的杂活。不久又分派她搞侦察工作，她把头发盘在脑后梳成髻，化装成家庭妇女模样，经常出入镇内收集情报。  
　　大年除夕那天，她挎上一只篮子，装上糖果烟卷，还附有八路军县长写给蒋军土兵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知道你们都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我们与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如果弟兄们实在混不下去，何不弃暗投明？”她把这只篮子放在蒋军碉堡外边。不久。果然有两个蒋军土兵投诚过来。  
　　梅素感到很自豪，但并不满足，因为她还没有参加打仗。她决心学打枪，到山里以野狗当靶子练枪法，人家问她，她就说：“打狼。”后来，她又站在山崖上，往下面的河里投手榴弹，逐渐克服了对手榴弹爆炸的恐惧心理。自那以后，民兵们就让她和大伙一起参加战斗了。  
　　因为她对观台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每次制定作战计划都有她参加。但在历次袭击观台的战斗中，她一般都是担任把风放哨的任务。一次在民兵与国民党还乡团交火时，她爬上观台城墙，也举起枪朝敌人射击。这次战斗消灭了两个敌人。事后她说：“没准其中一个是我干掉的。”  
　　她是个文盲，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她说，她之所以拿起武器参加民兵，是因为八路军是她所见到的唯一不欺压老百姓的队伍。她把自己的命运与八路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盼望着将来战争结束后能过上好日子。她并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希望当一个普通工人。她相信中国将来一定能发展自己的工业，到那时她能进工厂当工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她是我在中国这几年亲眼见到的第一个扛枪上前线的姑娘。 她参加游击队并非出于浪漫的想法，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她貌不出众，粗手大脚，没有丝毫的娇姿媚态。除了身上穿的，她没有任何好看的衣服，一生连一把牙刷也不曾有过，与香皂更是无缘了。她就是这样一贫如洗。她没有花容玉貌，但是她满腔热情，干劲充沛。我在这里没有用她的真名实性，因为她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十分危险，一旦被捕，绝无生还之望。  
　　也许她现在已经与世长辞了，倘若还在人间，我祝她平安。  
次日，我们继续行军，开始略偏北行，然后又向南再朝西，绕过距国民党军队的阵地只有几千米的一座圆形小山。途中还遇见一群从蒋管区逃出来的难民。我们沿着一条崎岖的山间小径继续前进，终于在天黑后不久到达了安阳县政府机关驻地。  
　　翌日清晨，一觉醒来，我发觉自己身处在一个景色宜人、清静整洁的小村子里。村庄座落在一片高地上，大约有一半的房舍傍着山。全村将近四百人口，有两所学校，两三口水井，没有商店，却有一个剃头的摊贩。  
　　山村如此安详宁静，简直令人感觉不到是处身于游击区的中心地带。唯一可见的军事行动的迹象，就是偶尔穿街而过的毛驴，驴背上驮着一筐筐土制地雷，运往与国民党交战的前线。然而正是在这个小山村里，一位三十来岁、英姿飒爽的年轻县长指挥着抗击国民党的游击战争。还有一位年方二十八岁、教员出身的副县长，正在离此不远的敌后指挥作战。县级领导机关其实并无固定的地点，县领导及其下属人员转战到何处，就在那里的农舍里办公。  
　　虽然他们日常都要处理大量的情报工作，但并不为文牍所羁绊。由于县政机关经常转移，他们就把大部分文档送往后方，其余的就地埋藏，随身只携带少量最重要的文件。转移时，副县长把他的行装驮在一头驴背上，带上一两个随行人员，翻山越岭而去。他们办事非常干练，工作卓有成效。  
　　当时，位于平原地带的安阳县城及全县约五分之四的区域，都在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的盘踞之下。我们被压缩于观台和水冶两镇之间很狭小的地带里。这两个市镇各有国民党重兵把守，他们时时出城骚扰，并企图在两镇之间建立一道封锁线。但我们经常突破敌人的封锁，渗入到国民党纵深地区。我方在这一带尚无正规部队，渗入敌后的只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游击小分队，甚至就是些流动作战的民兵武装。安阳县的群众所进行的完全是一场人民战争。

自觉的梦游人

第三十六节　活埋

在西方，人们不大了解什么是人民战争。这很奇怪，因为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历史上，并不是完全没有经历过人民战争。美国当年在康考德和莱克辛顿，经历过这种类型的战争。欧洲在十九世纪打过这种战争：西班牙和俄国人民抗击拿破仑正规军时进行的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本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西班牙内战，南斯拉夫卫国战争和希腊内战，也是游击战。这种类型战争的广泛运用说明，它将在今后的国际冲突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这种前景，绝不可等闲视之，人民战争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事物。毫无疑问，它使战争的暴烈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步。当人民战争用来对付外国侵略时，其残酷性超过一切常规。当运用于内战时，人民战争就必然带有阶级战争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它比人们迄今所知道的任何类型的战争都更加激烈、更加野蛮，更加与个人息息相关。这里反映的人类天性是善还是恶，恐怕与战争问题本身一样不易回答。这两个问题可以暂时留给哲学家们去探讨。目前不如研究一下人民战争是怎样出现的。

大约在一百多年以前，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自认对这个问题他不甚了了，但他指出，要有效地进行人民战争，必须有下列条件，
一、战争必须在本国境内进行。
二、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一次作战的失利。
三、战场扩展到包括全国大部分地区。
四、战争的全民性对作战是有利的支持。
五、复杂的地形，如有高山、密林、沼泽及农作物，导致交通不便。

　　所有这些条件中国都具备，而且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战争在中国的内地进行，全面开花，并不集中，也无固定的形态，所以不能一举而决定胜负。作战范围几乎相当于从柏林到莫斯科的广大区域。农民是非常分散的，最适宜于打这种战争。中国的地形也是极复杂的。但是，据我的观察，中国之所以能有效地进行人民战争，并不光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社会条件。因此，除了克劳塞维茨的五个条件外，我要加上第六条，这就是：

　　人民同战争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
这里，我用“切身”这个词，是因为在观察中国的人民战争时，我发现，它与正规军所进行的战争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参战者的眼里始终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职业军人则不是这种情况。职业军人虽然可能明白他个人的福利与他所属的单位、部队和国家的福利是一致的，但是，一般来说，作战对他没有什么具体的直接的切身利益，他说不出来什么“是我从战争中所得到的东西”。而且，人民战争总是在人们的家乡一带进行，离人们生活中最亲近和最珍贵的东西很近。我相信，要不是这些东西受到了威胁，人们是不会进行人民战争的。他们可能参军或被征入伍，但不会去组织自己的战争。

　　我在安阳县的所见所闻，特别证明了这个道理。那里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人民战争是如何以及为何打起来的。安阳三千多年前曾是商王朝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历次北进的大军都被宽阔的漳河挡住，连续数月驻扎在这个县里，老百姓只好等待着这方或那方解决战斗。

　　辛亥革命以后，安阳县屡经军阀混战，所以很多武器散落到民间一些桀骜不驯分子的手里，从此盗匪蜂起，百姓遭殃。有些土匪摇身一变成为地主以后，建立起了自己的封建领地，豢养了大批武装扈从，对许多村庄实行专横的统治。有时这些地主兼土匪相互火并。为了扩充实力，他们建立民团一类的组织。然而，不管旗号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征税、放高利贷和在当地进行政治控制。

　　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期间，许多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投靠了日本人。他们从日本人那里领取了武器，扩充了自己的组织，同时大肆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每逢荒年凶岁，贫苦农民先是把土地抵押给他们，接着就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从该县的山区撤走了，很多地主把家里的事务交给了管家或小地主，自己却跟日本人一道走了。八路军游击队来到日本人和地主撤离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这样，很多农民收回了被夺去的土地。同时，人民建立了地方政权，组织了民兵站岗放哨，成立了妇女会为妇女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另外，还成立了其他许多组织。当和平来到时，八路军已经开始教老乡们怎样进行选举了。

令人奇怪却又重要的事实是，当内战打响、八路军撤退并把安阳县几乎全部放弃给国民党时，当地几乎没有人跟共产党一起撤走，相反，他们却留下来欢迎国民党。不但大多数农民留下来了，而且许多当地干部、民兵和妇女会的领导人也留下来了。安阳人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逃避国民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所推行的改革，不过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得政权的任何中国政府都要推行的改革而已。他们留在家里是为了避免卷入今后的任何一种战争。

　　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进村时，那些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汉奸和有时干过强盗勾当的土匪兼地主往往跟他们一起进村。这些人很快就当了区长。与此同时，他们的代理人当了村长。他们立即开始对本村的群众搞“反攻倒算”。他们或者亲自下毒手，或者检举某些男女而由国民党军队或特务机构立即处决。正是这种反攻倒算激起了目前这种势不可挡、席卷全国的人民战争。

　　地主十分阴险毒辣。每当他们从赤色分子手中夺过村子时，他们或者国民党军官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大赦。“共产党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政策非常好，”国民党说，“我们不想加以改变。除了村长、民兵队长和本村的共产党头目外，普通群众概不追究。大家不必害怕。不过，你们当中有些人受了共产党宣传的骗做过错事，只要到村公所去，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于是出逃的农民回来了。他们糊里糊涂地到了村公所，承认自己曾参加妇女会或民兵。

　　一些农民游击队员没有识破这个诡计上了圈套。妻子们说服自己的丈夫从山里躲藏的地方回来了。当差不多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都回到村里时，国民党便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当众处决。

地主比国民党更加残忍。他们经常是把那些参加过减租斗争的人活埋。如果找不到本人，便活埋他们的家属。有时，他们还把跟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妇女和儿童活活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然后用土将他们埋掉。
　　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到我抵达时，在落到国民党手中的四百二十三个村子里，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遭到活埋。

　　我无从核实这些数字。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不是言过其实的。在一个村子，当时我正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大坑里挖出二十四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埋后，有一部分尸体被狗扒开吃掉了。我走过许多村子，见到了许多亲属被活埋的人。

　　我所看到的最惨的例子是在秦德沟。这是一个靠近无人地带的只有一百三十口人的村子。全村二十八户有二十四户家中都有人被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给活埋或枪杀了。

　　日本人从山区撤走时，李庆章和其他地主跟日本人一道逃跑了。村里人分了李家的土地。当国民党退回这个地区时，李庆章带着十五个武装人员回来了。就在他进村前，村里的男人都跑光了。

　　李庆章见剩下的妇女和儿童都很害怕，就骗他们说：“不要怕，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但是，当天深夜村里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就带着打手把各家各户的人都拉出来，仅有四户幸免。他把十个人投到一个枯井里活埋。他又逼着另外十四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埋的人当中有一个刚两个月的婴儿，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惨的例子，但这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一个管辖十八个村的区里，地方干部告诉我说，国民党第四十军杀害了四十六个民兵和地方干部，其中七人被枪杀，三十五人被活埋，四人被吊死。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农民们亲自讲述许许多多这类事件。在讲述时，他们的声音很悲切，眼皮下垂、嘴唇紧咬，表现了极大的痛楚。我所听到的这类事件中，最凄惨的莫过于一个三十三岁妇女的遭遇。这位妇女嫁给府城附近东大洲村的一个农民。八路军进村前，她和丈夫靠耕种二亩地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时，这对年轻夫妇分得了地。后来，女的当了村妇女会主任，男的参加了民兵，护村抗日。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游击队离开这个村子，这对夫妇留在村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当国民党进村时，逃亡地主也跟着还乡了。这个地主亲自跑去把这位妇女抓起来。她的丈夫当时就被带走枪决了。

　　地主把她交给国民党军队说：“她是八路。”“你就是共产党，”一个军官说，“你一定会唱歌。”接着，那个军官把她带到兵营里，强迫她唱歌。一连三天，她被迫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唱的是能记得的童年时的歌。一些士兵糟蹋她，但也有些士兵见她哭泣而感到羞愧，就走开了。天黑时她被关起来，夜里被带去供国民党军官泄欲。第四天，她被送进监牢。他们不给她东西吃。她的叔父给她送饭。有一天，叔父看到饭留在牢房外边没动，才知道她已被杀害。他到处寻找，在附近的一座桥下找到了她和另三个人被肢解了的尸体。这位妇女仅仅因为相信妇女应当与男人平等便犯了死罪。在游击区这就被认为是共产主义。

　　这只是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在那段恐怖时期中，许多人的父母、儿子、妻子被杀害。从此各个村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后来，我到国民党的防线后采访时，人们给我讲述一些更加凄惨的事件。人们一般不愿意勾起亲人被害的伤心事。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遭遇给人们深深打下阶级仇恨的烙印，这是他们一辈子也不能忘掉的。这是否说，当他们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后他们自己就不杀人呢？我看不是这样。

　　以后我将记述我亲眼看到的农民是怎样向一个地主讨还血债的情形。不过，首先让我们先看看游击区的农民被激怒的其他一些原因。

李根注：这里提到的国军暴行，还不算最狠的。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对付根据地老百姓的手段更加残酷血腥，口号花样层出不穷。最变态的两个例子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反围剿失败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朱毛周彭林部）反围剿失败后撤出中央根据地之后。屠杀和清洗之彻底，到了建国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派人去看望老区人民时，连他们住过的村子都找不到的地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原著作权实在是蒋介石的，只是后来在日本鬼子手里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已。而且国军还干了一些连日本人都想不到的勾当：每攻下一地，杀光青壮年，就把年轻妇女糟蹋后，成批用汽车拖到人口市场卖掉。这些妇女一般沦为娼妓。儿童，尤其是男孩，也能卖出好价钱，不少国军将领以此发财。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得意洋洋地吹嘘和恐吓，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斩草除根，诛家灭种”。“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人种，谷要换谷种”。本文中提到国军一般采用活埋的方法，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懈怠偷懒了。土地革命时期经常是采用更加刺激和更具观赏性的石灰池烧杀法，或者剥皮挖眼、破肚取肠种种会弄脏手的方法。如今日之井冈山，真正的革命群众后代极少。本人亲自到过洪湖（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贺龙、周逸群等领导），听到幸存的老人讲述红军撤退后他们的遭遇，确实令人发指。周围几个县，每个乡的烈士名录都是厚厚一大本。
原注一：“区”是县的下一级行政机构。

蒋介石的军官们并非完全不懂得游击战的危险性。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靠武装一支地主领导下的民团就可以对付游击队。其实，这只能使农村的情况更加恶化，更加激怒农民。

　　在“剿匪”的口号下，那些自己曾是名副其实的土匪的地主们组织了还乡团，并向各村摊派枪支捐。他们按人头征收三万至四万边币，或者与其价值相等的粮食或棉花顶替一支枪。尽管国民党军队宣传说，征枪捐是为了剿匪保民的，但是人们不信这一套，因为事实证明这是某些人聚敛钱财的一种手段。

　　在一个有一百一十五户的村子里，我发现已经征收了八十三支枪的捐。实际上，还乡团只买了九支枪，其余的钱被地主、保长和国民党贪污了。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在四百二十三个国民党占领的村子里，人们被迫交了五千支枪的现金或折成实物的捐。这足够组织一支规模可观的宪兵队了。但是，还乡团把这笔旨在加强防卫的款项的大部分塞到自己的腰包里，从而破坏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另外，国民党军官们发觉在太行山区布防十分枯燥无味，又看不出这场战争对他们自己有何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经常向游击队出售子弹。这种交易往往是通过某些农民进行的。他们花七万元买一箱弹药，以十万元的价格卖给游击队，每箱获利三万元。

我曾对这种交易迷惑不解。有一次我询问一个倒卖弹药的农民，他是怎样开始这种买卖的。他说，驻扎在他们地区的一个国民党上校要他给搞些鸦片烟来。他答称，他不知道那里有鸦片烟。

　　“你这个笨蛋！”军官说，“我知道，八路军在这里时，不少庄稼人把大烟埋了起来。去给我搞点来。”几天以后，这位农民回来说，他找到了一些大烟，但诡称价钱很高。

　　“没关系”，上校说，“把这些弹药拿去卖了，给我换回‘黑货’来。”

　　“可是，这里没人要子弹呀，”农民说。

　　“送到八路军那里，他们会买的。”“我怎么敢到那里去？”农民问道。

　　“你只管去，保你没事。只要搞到‘黑货’ 就行。”

　　自然，贪污枪捐、出售弹药直接有利于八路军。蒋介石军官贪婪无度，则使得游击区老百姓一贫如洗。蒋军和地主不断地征兵拉夫，比刚才所讲的苛捐杂税更加厉害。横征暴敛使土地荒芜，整家整户的人被迫投井自杀。

　　除了被杀、活埋和苛捐杂税外，安阳人民还遭到敲诈勒索和绑架。在这方面，蒋介石的军官，尤其是他的特务们经常同地主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这种敲诈勒索常常是通过政治恐怖手段进行的，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农民，有时连他们的妻子也一起被抓起来，直到他们付出高额赎金后才能获释。借口总是说他们通八路。至于他们是否真的通八路则不管，目的是勒索他们的钱财。

我在安阳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每天都听到许多悲惨的故事。我有时对于这种反攻倒算的后果感到可怕。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老百姓根本没有安全的保证。

　　男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壮丁。不但驻在这一带的蒋介石第四十军抓丁，还乡团也抓丁。一天晚上，我正在无人地带的一个村子里，九个惊恐的农民带着家属跑到我们这边来。他们气喘吁吁地说，他们的村长开会宣布，国民党需要九个兵。人们都站起来准备开溜，但是，地主的武装入员包围了会场。没人志愿去当兵，只好用抓阄儿的办法定了九个人。没等天黑，这九个人带着家属朝山这边跑来了。

　　还有一次，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缘地带，我正同副区长在一起时，一个学生逃到我们这边来了。在复活节假日期间，他从南京乘火车打算去北方探亲。在安阳车站，他被征兵人员抓住了，被迫在当地的一个团里当文书。他只干了一天，夜里就逃出来，翻山跑到我们这边。

　　有一次，我在国民党防线后采访时，路过一个村子，全村没有一个四十岁以下的男人。原来，还乡团把这个村子的全部青年叫去修工事，他们扛着锄和锹刚走出村子不远，突然被武装土兵包围，上了手铐，装到卡车里运往安阳。

　　因此，山那边不少农民想法把自己弄残废——切断手指或者让妻子把他们的一只眼弄瞎。即使这样也不是都能幸免被征兵拉夫的命运，因为抓壮丁的人不管残废、瘸子、瞎子、肺病患者，还是穷苦可怜的人，统统都抓。可想而知，恐怖、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和贪污舞弊己把安阳人民的经济生活弄到甚至低于维持生存的地步。地主和蒋介石的军队如此贪婪，差不多毁掉了他们所到的每一个村庄。

虽然共产党的“土改清算”有时也很激烈，但是一般来说，运动的结果是减轻了经济上的困难。而地主和国民党搞反攻倒算以后，老百姓除了拿起武器外，没有其他生路。经过屠杀和活埋后，国民党再来时，男人和妇女再也没有留在村里的了。地主暴行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所以，一见到国民党军队的影子，村里的男女积极分子马上就逃跑了。

　　发人深省的是，当八路军从安阳大部分地区撤离时，退处该县西部一隅的少数干部在开始时发动不起游击战。可是，国民党来到这里几个月以后，游击战蓬勃发展，规模之大超过了抗战时期。地主杀人促使一些人跑到山里来寻求复仇的机会。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迫使另一些人跑到山里找活路。还有一些人为逃避征兵拉夫而逃到山里。与此同时，山里的老百姓看到他们山下的近邻所遭遇的厄运，为了防备也组织了自己的民兵。

　　这样，一方面，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们横下一条心要报仇；另一方面，那些担心失掉现在依然占有并视为珍宝的东西的人们看到，除了拿起武器没有其他办法以自保。这两部分人终于找到了切身利益之所在，并为之而战。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走出家门，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人民战争。

自觉的梦游人

我来到安阳的时候，反对地主和国民党的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每个奋起自卫的村庄，自然都想争取相邻的村庄也起来，实行联防。这样一来，联防层层扩大。很快，各个村庄之间建立了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村有困难四方来支援，肩并肩地同可恨的地主兼土匪斗争，有时甚至还同蒋军作战。然而，敌人凭借大量美国武器形成的钢铁之环仍然包围着这些战斗村，厄运时时威胁着它们。这是一场地主对农民、土匪对农民、有时是哥哥对同胞弟弟的斗争。  
　　晚上，我总是同农民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村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多数都是惨不忍闻的。他们叙述时，话语平淡而单调，缺乏生动性和真实感，但都很悲切。一对同胞兄弟站在敌对营垒相互斗争的故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像。  
这兄弟俩是一位姓王的石匠的儿子。王家住在水冶镇的东关。这个贫苦人家，大门对着广阔的田野，紧靠通往安阳的大路，东边是陡峭的峡谷，一直伸向平原，西边是太行山。  
　　兄弟俩那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但是，成年后他俩为人很不一样，邻居们部说他们不像是一个娘养的。老大东子长着一张四方脸、两只大眼睛和一个高大的鼻子。他勤奋、遇事冷静，是一个老实、埋头干活的二十五岁青年，在一家卷烟广辛勤地做工，挣钱养活自己心爱的妻子。  
　　尽管大儿子有着这样好的品德，王家还是喜欢小儿子西则。这小子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是恶霸地主柯增强的狗腿子。他绑架诈取赎金，偷东西，还强占别人土地。他高兴的时候给父母带回些礼物，为此，父母认为他是个孝子。  
　　西则和他娘都信神，所以母子关系特别密切。每逢初一、十五，母子俩便给泥菩萨烧香上供。东子从不参加这些活动，他讨厌弟弟，对保佑弟弟的神表示鄙夷。  
　　兄弟俩经常吵架。东子不齿于弟弟搞的那些不正当的勾当，痛恨地主恶霸在日本人占领期间残害许多人命的暴行。他不堪忍受这种可怕的生活，便逃到山里。在那里，八路军在一家卷烟厂给他另外找了个工作。因为他是水冶土生土长的，所以当了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委员。在日本投降前不久，他带领游击队回到水冶，在攻城时甚至还投了几颗手榴弹。就在他进城的时候，他的弟弟同地主和土匪一起跑了。  
水冶解放后，东子当了民兵，后来被选为水冶镇东关的负责人。在同那些没有逃掉的地主的斗争中，他要求他们交出所有的武器。为了表明他的坚决态度，他从自己的叔父家里收缴了四条枪，这个叔父与土匪有勾结，搞倒卖枪支的活动。  
　　东子的决心使邻居们感到吃惊。“你兄弟是柯增强的党羽，你怎么敢斗争呢？”他们问道。  
　　“没关系。”东子说，“咱是为正义而斗争。”  
　　在每次斗争中、在每次诉苦会上和减租减息运动中，东子都积极带头。他办事公道。他向群众宣传说：“共产党要求咱们讲民主。咱们搞清算必须做到合情合理。闹饥荒时，地主夺去咱们的土地和房屋，不管咱们死活。咱们可不能那么干，要让大家都有活路。”  
　　东子的亲戚朋友和母亲原来都认为两个儿子里还是小儿子好，因为他给他们东西。在清算运动中，家里分得了一些粮食，现在大家开始认为老大是个能干的人。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开到了水冶。柯增强也带着还乡团和西则回来了。父亲和母亲竭力劝东子留下来。“不，”他回答说，“八路军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带着妻子立即离开了此地。  
柯增强一回到水冶又开始欺凌穷人。更恶毒的是他随意杀人。受害者之一是一位五十岁的农民。几年前柯增强夺了他的房子抵债。土改中，老汉领回了自己的房子。这回柯以侵占他的财产为由杀死了这位老汉和他的老伴。  
　　与此同时，西则没法同他哥哥取得联系。哥哥在离水冶不到十里的地方组织了一支六十人的民兵队伍。每逢集日西则便派几个妇女捎话叫他回家来。  
　　东子回话说；“我决不到你们那边去。就是死了，我也不回去。”妙的是传讯的妇女也劝他别回去。  
　　“大家不喜欢还乡团，”她们说，“你若回来，你弟弟不会帮你的。”  
　　这时候，东子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他派人到水冶家里要些布。他娘叫一个女孩子捎给他一小团线。“告诉他，”她说，“不要回来。他没衣服穿，我给他做些。”她向小儿子要布，小儿子说啥也不给。
不久，西则离开了家，又回到平原去了。那里的生活比在这荒凉的山沟里舒服些。有人说，他之所以走开是因为怕东子杀他。  
　　西则走后的第二天，国民党调集三个区的还乡团三百人和一部分保安队人员，出发清乡抢劫了。这是二月下旬时节，雪还覆盖着大地。  
　　各村做好了进行自卫的准备。县长顶着风寒亲自指挥战斗。他在水冶西边的一个阵地里布置了二百名民兵和第五十二独立团的四十名战士，后者是县里掌握的富有经验的战士。还乡团无法突破这道强大的防线，便向南迂回，准备洗劫南边的几个村庄。  
　　看到敌人撤退了，王东子带领五个民兵迅猛地追了上去。政治指导员拦住他。东子挣脱了拦阻他的手。  
　　“我们不是正规部队，”他说，“可是，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当一个民兵，牺牲了性命也是光荣的。”  
　　他向前面一条战壕里冲去。靠后边一点的几个同伴只见雪和沙子撒落到东子所去的那个浅沟里。  
　　王东子向前冲时，没有发现隐蔽在他侧翼庙里的一挺机关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晃了一下，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脸埋在雪里。  
　　同志们竭力抢救他，但被打了回来。还乡团把东子拖到他们那边。他还没有死，躺在雪里看着俘虏他的人们。  
　　他艰难地挪动着嘴唇说：“我就是王东子，家住水冶镇东关。我是村长。”他说完这些便死了。  
　　几个农民把他的尸体抬到水冶，放在东关的街上。保长把地主们叫来，他们洋洋得意地看着他们的敌人的尸体。  
　　柯增强向尸体吐了一口唾沫。  
　　“哼！你这个家伙！”他对着死去的东子说，“你说你不回来。现在不是回来了？”  
　　他下令把尸体拍到三官庙后面。  
　　“不许埋这具尸体，”他说，“让野狗来吃他。”  
　　他又把东子的父母抓来。“为打你们的儿子我们用了五十发子弹，”他说，你们必须赔偿我们。”  
　　东子的父母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亲友们暗暗守在东子的尸体旁边，把野狗赶走。他们守了三天三夜。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地主让了步。  
　　“连狗都不吃他。”柯增强说。于是他准许人家把东子的尸体埋葬了。  
　　王东子被害不久，我就来到这里。在山区人民中间，他已成为传奇式的人物，英名远扬。正是东子领导着这些人走上了他所信仰的道路——革命斗争的道路。东子被埋在敌占区，但是，常有农民偷偷去水冶探视他的坟墓，防止它被人破坏。

自觉的梦游人

如果敌人的装备和你自己差不多，同他作战已经够困难了。如果敌人的物质力量超过你，同他作战是对你的意志的严峻考验。而如果敌人强十倍或基十倍，要进攻并击败他们，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  
　　同所有的处于敌人半占领下的县一样，安阳县的困难在于：虽然当地的人民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坚壁清野，地方干部能够逃避敌人的杀害，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向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发动正面的攻击，把他们赶出去。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他们也不能用宣传的办法把敌人的士兵争取过来。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消灭蒋介石的部队，或者至少使他们不能为非作歹。  
　　既然他们不能进攻蒋介石摆在正面的大部队，只好绕到他的后面进行骚扰，今天夜里搞掉他一个孤立哨所，明天夜里打散他一个还乡团，后天夜里解放一个村子。  
　　这种打法不仅危险，而且很费劲、费时。但是，在广大的分散地区里耐心地坚持这种打法，一定会在许多县里一口一口地吃掉蒋介石的兵力。  
我到达安阳时，这种打法则刚开始。几天前，县政府派八十名民兵偷偷绕过国民党的一系列碉堡，穿越观台和水冶之间的封锁线。民兵们虽然遭到了射击，但是没有停下来还击，而是连续在敌后行进了三十里。他们沿途在每个村庄都留下两、三个民兵做宣传工作。最后只有三十人到达主要目的地一一个驻扎着还乡团的大村庄。为了造成他们是正规军的假像，民兵们猛吹了几声军号。还乡团果然害怕，连夜逃跑了。民兵们召集群众讲话。  
　　“我们是八路军，”他们说，“我们要让大伙儿知道，我们并没有逃跑。大伙儿不要泄气，我们会经常回来的。从今以后，谁敢压迫你们，我们就来收拾他。”  
　　这种似乎不关痛痒的袭击的效果比乍看上去大得多，影响很广泛。本来对这场战争就没有什么信心的蒋军士兵，发现夜间有民兵在他们背后活动，更是龟缩到碉堡里，不敢出来。这样一来，民兵再进行袭击就容易一些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地主不敢睡在当地还乡团的管地里，为了安全，他们开始住在一个中心地点。这就使得更多的村庄获得了自由。穷苦的佃农们发现，一路之隔就有自己的同盟者，便开始大胆地起来斗争。地主被吓怕了，也不敢过分作威作福。  
当我到安阳时，这种袭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国民党占领区的纵深发展着。每天夜里总有三人，五人，十人或十五人组成的小组，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做宣传工作，打击还乡团和掉队的国民党士兵。  
　　领导这种袭击的民兵往往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人。有时他们前来袭击，是为了给被害的亲属报仇。然而，这种袭击更多的是同土改密切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保卫士改的果实，迫使地主退还他们从人民手中夺走的一切。总的是给穷人撑腰打气。这些行动都是在打击反攻倒算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名义下进行的。虽然经常听到枪声大作，但是我认为这种袭击主要不在于其军事意义，而在于它是以武装手段进行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斗争。袭击的目标往往不是哨所，甚至也不是交通线，而是社会组织、政府机关和个人。比如说，执行袭击任务的民兵们会去解救受到强迫婚姻之害的姑娘，推翻人们痛恨的村长以及绑架地主。简言之，这种战争着眼于人们的感情，争的是民心，而不是土地。  
　　我不是说宣传可以代替战斗，而是说游击战是在一种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感情环境中进行的战争。游击队和民兵搜集情报的方式足以说明这一点。民兵们在夜里穿过封锁线，爬过院墙，敲一个妇女的门，问道：“他们怎么对待你？让你交多少税？ 吃的是什么？”农民们偷偷地溜到八路军这边来呆一两天。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主要不是关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而是谁被抓了夫，谁家的女人挨了打或者哪个孩子的爹娘被害死了，等等。  
　　我呆在无人地带的若干村子期间，经常看到农民们跑来给游击队送情报。这种情报任何正规军队的军官都会认为没有价值，但对这种类型的战争却是非常有用的。游击队在知道谁遭到了不幸的同时，也就了解到可能帮助他们的人的名字。另一方面，把所有这些情况送到后方加以整理后，八路军就可据此制定出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了解到村里老百姓遭受什么苦难的同时，民兵也了解到那些欺凌老百姓的地主、狗腿子和土匪的名字。对于夺走老百姓东西的地主，民兵就写信勒令他把东西还回去。如果他没有照办就向他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他还是不理，就在夜里把他抓来。  
安阳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有八十个地主和还乡团团员被用这种方式抓到封锁线这边来。一般来说，由区政治指导员或区长向他们训话后，就把他们放走。我并不十分赞成绑架，不过，县干部们对待曾经带着武装同他们斗争过的地主的这种耐心和宽大有时使我感到惊讶。
　　民兵在国民党占领区的活动往往带有罗宾汉式的侠义色彩。因为民兵们自己都是穷人，所以，每当他们发现有哪个男人或女人遭到了不幸，就尽力相助。当然这种打游击的农民进行除暴安良时，常常不免有些过火行为。在不少人眼中，他们简直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是，我却有充分理由认为，蒋管区的许多穷苦农民都把那些在夜里来搭救他们的人看做是见义勇为的侠客，有时简直将他们看做是著名的加拉哈兹爵士式的人物。  
　　有一次，在新年前夕，一小支民兵到敌后四十里的卫漳向一个反攻倒算的地主投信去。路上，他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休息。夜深人静，街上空无一人。民兵们靠住一家人的院墙休息时，听到里边传来哭声。他们爬过墙，跳到院子里，发现一个老大娘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伤心地哭泣。  
　　老大娘一见带枪的人吓楞了。  
　　“不要怕，”一个民兵说，并问她为啥哭。  
　　“这里有个叫魏庆廉的地主，”她解释说，“在清算运动中，我分了一点儿地，他回来后说我共他的产，要我还他五斗小米。我没有那么多的小米，还不起他。”  
　　“我存了一斗小米，要和闺女过年，魏庆廉来了全给抢走了。这个年可昨过啊？啥都没的吃了。”  
　　民兵们很气愤，但不知道老大娘讲的是否确实。为了弄清事实，他们走访了四、五户人家，大家都说，魏庆廉是个坏家伙，那个老大娘确实没吃的了。  
　　因为这些民兵本不是在这个村子执行任务，所以他们继续向卫漳进发，在那里完成了投信任务。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又在这个村子停了下来，继续调查关于那位老大娘的事，对老大娘说的每件事都做了核实。民兵们问明地主的住处，借了一副绳梯，爬墙跳进魏家的院子。屋里的人都闩门熟睡着。  
　　“魏庆廉在家吗？”他们高声叫门。  
　　一个女的回答说；“他不在家。”他们要她开门，但是，没人来开门。民兵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一个人大声说：“拿一颗手榴弹来。”  
　　其实他们身边没带手榴弹，只是想吓唬地主，让他出来开门。但里头还是没人出来。  
　　“用炸药炸他狗日的。”一个民兵喊道。  
　　民兵们当然没有这种稀罕的东西。但是，这句话起了作用，地主婆开了门。民兵们冲进屋里，发现姓魏的地主躺在坑上。  
　　“啊，你们来啦，”地主说。他已经意识到碰到八路的民兵了。“要是知道是你们，我早就开门了。”民兵们二话不说，开枪把他打死了。  
　　民兵们走到大街上大声喊道：“我们对魏庆廉做了调查，发现他抢走了一个老大娘的东西。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地主，他反攻倒算。我们已经把他处决了。如果哪个地主还想抢劫乡亲们的东西，请他看看魏庆廉的下场！”  
并不是所有的袭击都伤人命。有些袭击还是颇有风趣的。一支民兵小分队到了敌后，勒令一个地主把从穷人手中夺来的东西送回去。地主答应了，但是不见行动。民兵们又去找他，这次地主说：“我马上就送回去。可是，我得把东西从地窖里挖出来呀。”又没有什么行动。民兵们第三次到地主家时，地主婆在门口回答民兵说，她男人不在家。民兵们走进屋里发现炕上有两个人睡过。他们打着手电筒在屋里四处寻找，看见地主一丝不挂地趴在屋梁上。当手电筒照到他身上时，他吓得直哆嗦，从屋梁上掉下地。天很冷，民兵们不让他穿衣服。
　　“喂，”他们问，“你打算把东西还给穷人吗？”  
　　“哎呀，我正打算明天还。”地主说。  
　　“好吧！”民兵说，“等你把东西还了，我们就把衣服还给你。”说着，民兵们便带着地主所有的衣服和被子走了。  
　　民兵们也管婚事。在饥荒年月里，一些佃户不单失去了土地，连妻子也被地主和土匪抢走了。在第六区里，我听说，一个佃农在清算运动中斗了地主，分得了一些土地。当国民党和这个地主回来时，这个佃农逃跑了。地主把他的妻子抓来，并对邻居们说：“他分了我的地，我就占他的老婆。”一天夜里，这位佃农和一些民兵回到村里，翻墙进去打死了那个地主，夺回了妻子。  
　　虽然有很多次袭击是为了报私仇，但是，在敌后进行的多数袭击具有更普通的意义，其效果比人们所想像的大得多。这是因为民兵们一步步地把还乡团从蒋介石占领区的村子里赶走，于是有更多的老百姓脱离了蒋介石的统治，缩小了蒋军和官府的活动地盘。用一位民兵的话说，这些活动向人民说明“天下是我们的”。  
　　蒋管区的广大农民不堪压迫，他们盼着八路军来。所以民兵们夜里到来时，总是受到人民的衷心欢迎。有好几次，在我们乘天亮前从蒋管区的村子离开时，我都听到老乡们对民兵说：“你们快些回来。要不，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自觉的梦游人

对一位将军来说，要把人民战争开展得更好，最简便的方法是从正规军里抽出一些小分队去增强这方面的工作。一般说来，不从正规军里抽出入人来做骨干，便很难发动群众拿起武器。  
　　这是对人民战争公认的看法。  
　　但是在安阳，在正规军没有给予多少帮助的情况下，人民战争也开展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法活下去了。县里的主要武装是民兵—也就是带枪的农民、武装起来的老百姓。他们出来打两星期的仗，然后再回到村里种地。不过，县里还有一支由经过训练的战士组成的比较固定的武装，这支力量增强了那些缺乏训练的民兵的士气。  
　　这支力量叫做武工队。武工队里虽然有一些八路军的干部和战土，但是，它绝不是一支正规军。安阳县根本没有正规部队。武工队完全由县里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武工队是游击专家，同时也是游击队员，执行一般民兵难以胜任的特定任务。他们有时炸国民党的炮楼，有时颠覆火车，有时参加对特别强大的还乡团的战斗。民兵同国民党军队交了锋而又对付不了强敌时，武工队经常驰援他们。  
一天早上，我决定去看一支这样的武工队。于是陈翻译、刘明基、几个民兵和我一起沿着一条小山路出发了。走了几天，到了太行山麓的一个小村子里。一支四十人的武工队就驻扎在这里。  
　　不知是精心挑选的还是无意的巧合，驻地的景色宜人，上有峭壁，旁有潺潺流水。国民党部队离这里只有十几里，我却在这里悠哉闲哉地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与人谈论着战争。  
　　武工队的军容和素质与民兵完全不同。他们都穿着整洁的制服，看上去比民兵健康、壮实，好像他们吃得特别好似的。但是，在我跟他们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我们的伙食无非是小米和萝卜，没有别的东西。战土们把小米装在一个香肠似的环形布袋里，背在身上。口粮是县里发的，他们不再从老百姓那里要粮食。这一带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  
　这支武工队的领导人李玉明是个体格健壮、三十二岁左右的人。他长得细长而又结实，黑红的脸膛，总是带着严肃的微笑。他虽然言语不多，但是说话很清楚。他常常把我带到一家农民的房顶上，向我讲述他的生活，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他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原因同一般农民完全不同。不过，他的造反同中国的一切造反一样，都同封建环境有关。  
　　他出生在离黄河不远的晋西山区一个相当大的村子里。他不到十岁死了娘，他爹又结了婚。继母对他很残酷，后来强迫他同一个他不喜欢的麻脸姑娘结了婚。由于他爷爷的坚持和资助，他得以继续学习，最后进了省会太原的一所中学。在那里，外界的新鲜见闻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的这些见闻一部分来自他的同学，但主要是来自有关欧美的书籍。那时日本占领了满洲，风起云涌的抗日学生运动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为了这个原因，也由于他当时钱快用光了，南京政府的军官学校招收各省公费生的广告吸引了他。  
　　大约在一九三五年，他和一批华北学生一起到南京考入了蒋介石的一个军校。第一天上午，新生上课，学校的教务长站起来宣布，他们受训后将当宪兵。他和几百个同学对此大为惊愕。这位教务长指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支柱部是警察和宪兵，并广引博征德国和意大利的例子来论证这一点。  
　　虽然学生们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知道得不多，但是，他们感到上了当，十分气愤。他们本来希望受训后去打日本。可是，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骗到这里来，将来要充当蒋介石镇压人民的警察和特务。  
这批青年学生大多数年龄在十七和二十岁之间，充满着理想，现在被迫过着这种生活，震动了他们，打破了他们的理想。许多人过去从未离开过家门，有些人在夜里哭泣，还有些人，特别是北方的学生开了小差。因此，校方在晚上把全体新生的衣服都收走，平时也很少让他们出校门。  
　　他们不是军人，却不准他们退学。他们比囚犯好不了多少。有一次，一个逃跑的河南学生被捉到了。全校的学生都被拉到南京城外观看对他的处决。学生们很害怕。不过，胆子大的人还是接连不断地逃跑。据李说，仅一个学期就有近三百名学生开了小差。  
　　李自己没有逃跑，因为家里比以前更贫困了，他不想回去增加家庭的负担。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气温达华氏一百度以上，李所在的班被拉到南京城外进行长途行军训练。学员全副武装，负重在身。许多学员，特别是北方人，中暑昏倒在路上。李也踉踉跄跄地走着，走慢了就有人戳他，跌倒时又有人踢他。他眼发直、心发慌、双腿颤抖，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第二天，他在一家医院的院子中苏醒过来。他拉开盖在脸上的被单一看，四周全是他同学的尸体。一个护士走过来，使劲地看着他，喊道：“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死。”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被当做死人和其他四十多个死去的同学放在一起了。  
　　他被胡乱地扔到一张床上，好久也没有人护理他。旁边有一个重病号，睡梦中不断地呻吟。李总是大声地骂着叫醒他。但是那个人却用和善的微笑回答他的叫驾，还说：“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家，难哪！”李感到很惭愧。有时候这个人唱起京戏来，勾起李思念在北方的家而悲哭。  
　　一天夜里，那个人病危，喘着气要水喝，李一遍又一遍地喊叫护理员，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早晨，李被全体病员的一阵大笑声吵醒了。一个护理员正在摇晃那个人。其实人已经死了。病员们都笑那个护理员在叫一个死人醒过来。  
　　病友之死，使李的情绪极度消沉。他心想，一个人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死了还要受人嘲笑，太惨了！他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学校了。  
在那次行军训练中，李的腿受了轻伤。于是他假装腿不好使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不肯下地行走。医生开始还有些纳闷，后来宣布他得了一种怪病。结果，学校把他开除了。  
　　他拄着拐棍，由两个朋友搀扶着，乘渡船过了长江。到了对岸，看到自己又踏上了华北的土地，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甩掉拐棍，高兴地笑了。  
　　到了家，他看见父亲病倒在床上。“我听到你出事了，”父亲说，“我以为我活不了了。现在我的病会好起来的。”李的麻脸妻子也在柔情满怀地等待着他。他虽说是违愿地同她结了婚，对她没什么感情，但是，他待她还是不错的，因为她从未对他做过任何错事。现在，他自己又吃了这么多的苦头，不忍心去伤害任何人了。  
　　在家里，经过一段精神恍惚的时期，他渐渐下地干活了，有时在他家附近的小山上长时间地散步。他觉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只剩下大自然、家庭和几个朋友了。他痛恨社会，不再想出去见世面了。在地里干活的过程中，他同几个长工交了朋友，渐渐感到这些人比村里任何人都好。  
这时候，一个老同学从共产党的首都延安给他写了一封信，叫他去那里学习。他历经艰险，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了延安。一到那里，就有一位干部警告他说，他将要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没什么东西吃，他也可能冻死或饿死，将来在同日本人作战中他还可能牺牲。李说，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他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时期。他领教过蒋介石学校里的非人的生活，而在这里，他却惊奇地看到学员们互相搭着肩，唱着歌，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他那消沉的情绪为之一扫而光，开始与人热情交往。  
　　“你瞧，”有一天他对我说，“从那以后，我完全变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现在常露笑容。以前我总是闷闷不乐，灰心丧气，非常不开朗。”  
　　李在学校里过这种质朴而又美好的生活只有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一天，教员宣布，中国同日本开战了。“你们这批学员的训练还没有完全结束，”教务长说，“但是，前线需要你们。”李同另外五、六个人一起到了山西的山里。他站在公路上看到蒋介石的士兵慌张狼狈地逃出山西。每当他发现掉队的士兵，他总是动员他们进山里来继续抗战。他不以党员的身份进行工作，因为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开始他只有四、五个同伴一起工作，力量比较单薄。后来逐渐建立起一小支游击队。粮食很缺，他常到村子里找佃农，打听到逃跑的地主埋藏粮食的地方，就把粮食挖出来，供给他的游击队。一连几个月，他东藏西躲，经常处于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不断地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他吃得很少，睡眠不够，穿得也很破。  
他曾一度参加过山西某县的统一战线政府。县长是个大烟鬼，什么事都让李去干。李想法减轻农民的捐税负担，但是遭到了绅士们的反对，最后被他们赶下台。  
　　后来，他加入一支较大的游击队，在里面当了政治委员，这一职务相当于副队长。日本人凶狠地攻打这一支游击队，打伤了许多人。李带领战士们坚守一个比较高的山头，他们亲眼看到日本人用刺刀将游击队的伤员捅死。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李带领部队突了围，经过几个星期的行军，终于与一支正规的八路军游击队汇合。  
　　在抗日战争第六年的年底，李被调到后方接受正规战的训练。几乎所有的学员和教员都是久经沙场的人，他们共同研究作战的方法。李从学校出来时，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军官了。他不再想打游击战了。他感到打游击不够痛快。原来计划他和另外几个军官到山东去。但是，因为过不了日本人在平原上的封锁线，李再次被派到游击区——这次是在安阳后边的山里。就在他到这里前，一个有爱国心的地主与邻村几个倾向日本的地主发生了争吵。他们是为一条流经这几个地主各自所在的村庄的小河的用水问题争吵的。那个有爱国心的地主应其他地主的邀请赴了宴，在宴会中间遭到了谋杀。他的亲戚、朋友和同村人都要求为他报仇。李担负了组织和训练这些人的工作，这是一桩苦差。李曾向他们讲述过民主问题。他们对他讲的话是那样的认真，以致于不服从命令了。在战斗中，每个人都各有打算，自行其是。后来，他们发现打仗并不是好玩的，就都不想干了。李不能训斥他们，因为没人肯接受批评。他不得不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去进行教育。他就是这样以极大的耐心建立了一支武工队。他还得在各种情况下领着他们干。因为遇到危险，他们还可能开小差。有一次，为了阻止队伍溃退，他受了伤，腿骨折了。但是，农民们保卫了他，把他背走，脱离了险境。  
　　因为他瘸得厉害——这次是真的瘸了——他不再参加需要走长路的远征了。然而他的部下现在已经训练得很好了，就是他不在也能打仗。所以李很为他们而自豪。很明显，他对这支武工队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对民兵的重视。  
　　像李这种类型的人在共产党地区绝非少有，他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典型。在他身上，实干家和知识分子的气质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他那种沉着持重的风度使人觉得稳当可靠。我常想，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由这一类型的人来掌握——共产党内部权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让纯知识分子占了上风，那么个人迷信之风就可能统治中国。  
　　我想同李的武工队一起到敌后参加一次袭击，因为看起来这支队伍非常精干。但是，李被调走了，我只好随一支民兵小分队一起到敌后去，而没有其他选择。李曾劝我不要去，因为民兵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但是，我还是决定去。此行至少是有趣的，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民战争。

自觉的梦游人

我参加民兵小分队，数次潜入国民党战线的后面，拯救过一个不幸的妇女，绑架过一个地主，杀掉过一个土匪。我不想过分渲染，把这一切说得多么了不起。因为正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小分队在成千上万的中国村庄里的活动，才使装备很差的中国人民能够不断地打败部分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军队。我也不妄称我的同伴们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他们中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都是农民。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拥护共产主义事业。因为他们像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男女一样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悲惨生活中救出来，而蒋介石却一个劲儿地把他们往火坑里推。至于他们的观点是否错误，或者到头来证明他们所拥护的竟是一种更加糟糕的独裁制度，那要由历史来做出判断。  
我参加的那个小分队的领导人，是一个三十四岁很机灵的出身农家的学生。他的名字叫唐文亮，因为他行动十分敏捷，绰号叫地老鼠。他是安阳县第七区人民武装委员会的领导人，手下有二百五十名民兵。这些民兵分成十人、二十人或者三十人的小分队进行活动。  
　　他个子矮小，只有五英尺多一点，体重不到一百斤，由于久经风霜，脸膛黑黑的。他上身穿着一件蓝制服，下身穿着一条农民式样的裤子。同许多人一样，他也是由于不满封建婚姻而投奔革命的。他十五岁那年，四十岁的父亲把他和素未见过面的新娘锁在一个屋子里，交代他要给家里传宗接代。一连三天三夜，地老鼠执拗地坐在地上。新娘则畏缩在炕上，一会儿哭，一会儿怯生生地想亲近他，但总是遭到他的拒绝。到了第四天，他父亲打开了门，唐文亮保持了童贞，但同时也成了不孝之子。  
　　当天夜里，他逃到镇后的山里，参加了一支新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由于他知书断字，马上就让他当了班长。溺爱孙子的老奶奶骑了一条毛驴，追到游击队驻地来找人。她发现孙子正在打谷场上操练，便下了驴，当着战士们的面，上去一把揪住地老鼠的衣顿，骂了两句，用鞭杆朝他脑门敲了一记。她责备连长不该把人家的孩子拐走，并当场要部队把她的孙子还给她。地老鼠只好垂头丧气地跟着奶奶走了。战士们看了窃笑。  
几天以后，父亲把他雇给蒋军一个团部为军官们当勒务兵。他不堪军官们的奴役和打骂，想法逃出这支军队。经过一番周密慎重的考虑，他同六个士兵分别结拜为“生死之交”。他把他们个别地领到一个树丛里，相互交换过生辰八字以后，他说：“好兄弟，现在咱俩对天起誓，患难相共，如违盟约，天诛地灭。”  
　　一天晚上，正好是他的一个结义兄弟站岗。地老鼠嘱咐他等自己溜出营房后，对空鸣枪。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地老鼠直朝一个村子跑去，忠心的老奶奶带着一套农民衣服正在那里等着他。他高兴地回到了家。  
　　使他高兴的是，八路军的游击队不久占领了他们的村子。地老鼠马上参加了民兵，在土墙外边站岗放哨。游击队的领导看上了他，选派他去接受政治训练。他不久就当上了村干部。他决心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向乡亲们宣布，他是新型的官员，决不营私舞弊。为了证明他一心为公的精神，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把小姨子传来，批评她偷了邻居地里的西瓜，并责令她悔过。妻子同他吵了起来。她嚷道：“你恨我，才对我妹妹这样。“地名鼠回答说，“我办事不能有私心。”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不依。  
　　几天以后，使地老鼠自己和他全家惊骇的是，当他无意中闯进一间房里时，他父亲正在那里同一个有夫之妇通奸。他又羞又怒，从一个民兵手里夺过手枪，朝父亲喊叫：“我毙了你！”同来的一个村干部花了很大气力夺了他的手枪。地老鼠要求县里逮捕他父亲，并惩办他的不道德行为。“作为干部，我没脸见人，”他说，“同时也给整个村公所丢了脸。”  
　　一时间，全家都恨开了他。“不孝之子”，他们狠狠地这样叫他。地老鼠重申他以前说过的那句话：“我不能徇私情。要我秉公办事，就必须对自己亲属和其他人一视同仁。”  
　　几个月后，他的父亲改悔了。他找到儿子，说：“是我当老子的不好。你教育了我。”地老鼠接受了这种赞扬，但是，仍然同父亲保持疏远。  
在地老鼠割断了联结自己和家庭的私情以及破除封建的乡土现念以后，当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革命了。他非常爽朗，谈笑风生，这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他是妇女们最喜欢的人，特别是村里三十岁上下的风流女人、有钱人家的小老婆、姨太太等。他虽然常利用这些娘儿们传送信件或刺探情报，并且同她们说说笑笑，但始终洁身自守。他说，他不喜欢女人，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和女人鬼混，连作梦也不搞这一套。  
　　我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老鼠自己说，他梦见自己领导土改运动，梦见开飞机，梦见炮弹朝他打来，爆炸时的火光把他惊醒，就是没梦见过女人。  
　　“我不愿意和她们搞在一起，”他说，“我爹那次丑事丢尽了我们全家的脸，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然而，地老鼠在敌后的许多工作还是多亏了农村妇女的帮助。妇女们喜欢地老鼠，可能是因为他长得矮小，觉得有点儿可怜，好像需要母爱似的。另一方面，地老鼠对妇女很正派。这种态度反而博得妇女的好感。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不像一般男人那样，要么虚情假意，要么粗鲁放肆。最后，妇女们结交地老鼠，也有的希望得到他的保护或替她们报仇。在地老鼠第一次带我去窦马庄那天夜里，我偶然发现了这一点。
这个村庄座落在无人地带的中部这本来就够独特的了，可是，还有另外的独特之处——村里的人相互都有血缘关系，都姓窦。这个村子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明太祖从北平赶走蒙古人不久，这个村子就建立起来了。在村子一角的祠堂里，供着窦氏从始祖以下二十代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祠堂大门上的匾额写着四个大字：全村一姓。可是，现在这个家族的人们正在互相残杀。  
　　可以想象，这个村里的气氛有点异乎寻常。我们天黑时进村，民兵们在村子的一些制高点布了岗。地老鼠、陈翻译、刘明基和我肃穆地走在村里唯一的街道上。地老鼠出于安全的考虑，把我安置在一家住有两个妇女的屋子里，他自己则去探听情况。  
　　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外国人，一定使这两个女人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发现要引她们说话很困难。而且，她们俩还是一个被杀的土匪兼地主的老婆。我猜想，这也是使她们对陌生人沉默寡言的原因。  
　　大老婆约莫有四十五岁或五十岁的样子，比较呆板，话也说不清楚。第二房老婆较标致，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她时时用低垂的眼睛瞟人，虽然令人不快，却又有些动人。忠于职守的通讯员刘明基站在门口警卫着，我在陈翻译的帮助下开始询问这个女人的身世。因为这些问题同性关系和谋杀连系在一起。所以，她有些不愿意讲。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就打开了话匣子，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她十七岁时，父母把她嫁到窦马庄给一个名叫窦喜功的富农当二房妻子。她不久便在丈夫的炕上取代了第一房妻子。但过些时候，她自己也同样被更年轻的第三房妻子取而代之了。三个老婆的服侍仍然满足不了喜功的淫欲。他每周还毫无顾忌地跑到一个贫农的妻子——名叫白花的女人的炕上两次。白花是本村里土生土长的，喜功从小就认得她。  
　　那个农民很可能知道，自己在地里干活时，白花正在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但是，他只好忍气吞声，因为窦喜功是村里有势力的人物。窦喜功自己的妻子们对此也是毫无办法。她们看着白花送给她们丈夫的绣花袄，妒火中烧，有苦难言。  
　　白花和第三房老婆的关系倒处得很好。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妇女处于什么地位了。如果白花没有引起一个名叫窦马利的男人的淫念——必须承认，白花倒不是有意的——那么，窦喜功同白花的暖昧关系也就不会出事了。  
　　窦马利和喜功曾经同属一个剿匪队。在战争中，剿匪队在本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劫夺。他们俩在绑架老百姓和强占土地方面互相配合得很好。然而，窦马利对白花突然起了淫念，上述良好的合作关系便告破裂。  
　　白花爱英俊的喜功，而对丑陋的马利毫无感情。然而，马利是村里最有势力的人物，可以任意对白花施以强暴。就是这样，他还不满足。  
　　“我每次来，”他责备白花说，“你好像总是闷闷不乐。可是，每次喜功来时你就眉开眼笑。”一天夜里，喜功在村后的一间窑洞里同第三房老婆和儿子睡觉。马利带着一百个武装人员将窑洞包围起来，开了枪，当场打死了喜功的孩子。喜功抄起手枪，想杀出重围，但是被压了回来。这时全村人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马利在窑洞外边放起火熏死了喜功和他的第三房老婆。  
　　从此以后，窦马利独霸全村，高兴时便去奸污白花，并且继续强占民田。窦马利掠夺土地是非常残酷的。我遇到一个十一口人之家，其中七口人由于被他夺走了土地而饿死。马利的所做所为自然在村里树立了很多的敌人。但是，他的两个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白花和喜功的第二房老婆。这一点把我们带回到地老鼠的故事，带回到中国革命和内战中去。  
　　如果认为这些桃色纠纷和谋杀同革命没有某种关系，那就错了。如果不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这类事情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了，其结果也是大不相同的。至于地老鼠，他同这些事情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关的。
日本人从这个地区撤退时，窦马利同他们一起跑掉了。接着，地老鼠来到村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不久，国民党开进安阳县，地老鼠撤走了，窦马利又回来了。两人在这个村子里势均力敌，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取民心的斗争。  
　　白花和被害的窦喜功的第二房老婆对窦马利怀有刻骨的仇恨，在这场斗争中自然站在地老鼠一边。他来村里时，她们暗中给他送情报。同地老鼠站在一起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妇女，还有村里其他许多人。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和感召力：窦马庄的大多数人站在一个外姓人——地老鼠一边，去反对自己的同宗——窦马利。 这两个人之间的斗争相当离奇古怪。窦马利和他的还乡团每星期在白天光顾窦马庄两、三次，而地老鼠一般情况下是在天黑后才进村。窦马利的势力原来比较强，但是，后来被地老鼠给削弱了不少。  
　　在削弱马利的过程中，地老鼠表现得很有耐心而且手法常常是巧妙的。地老鼠开始搞土改时，组织了一支民兵抗击日本人。国民党来的时候，他撤退了，多数民兵离开了地老鼠，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家庭，丢下土地。这些民兵有的被窦马利杀害了，有的则被编到他的还乡团里去了。地老鼠常常在夜里来到窦马庄看望这些人的家属。他以他那种诱人并带着稚气、然而却是严肃的态度向这些妇女指出，让丈夫在土匪还乡团里混事是不合适的。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地老鼠嘴边有许多这类谚语。他一引用这类谚语，马上就会有妇女相信，她们可怜的丈夫如果不脱离还乡团，就会受到子孙后代的怨恨和鄙视。结果，不少妇女去做自家男人的工作。于是这些男人有的离开了还乡团；有的当了地老鼠的内线。  
地老鼠对他以前的民兵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决不再收这些人到他现在的小分队里。但他也不记仇，而是对他们格外体谅。我记得，他以前的一个民兵被迫参加了还乡团，后来开了小差到一个煤窑里做工，生活非常苦。地老鼠听说了，有一次，他回村的时候给这位煤矿工人带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叫这个工人的妻子转交给他。这个人非常感激。他对妻子说：“我做了对不住老唐的事，可他还送东西给我。真过意不去。”  
　　这样，地老鼠在群众中树立了待人厚道的声望，削弱了还乡团头目窦马利的影响。这个家伙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仍想设计抓地老鼠。起初，他派人传话给地老鼠，说：“咱俩没有个人恩怨。你需要什么，请告诉我。”后来，他想安排与地老鼠见一面。  
　　地老鼠并不反对见面，但他担心这是个陷阱。“你带二十个人到山谷里来，我也带二十人。双方人员相距一里停下来，你和我各带一条枪单独靠近。你如果要谈，咱们就谈。要打，就打。”  
　　地老鼠最后用通用的誓言表示格守自己建议的诚意：“言而无信，天诛地灭”。  
　　对当地编民谣的人来说，不幸的是这次会面根本没有实现。不过窦马利还是发誓要杀掉地老鼠。他知道地老鼠惯于在夜里来窦马庄，于是在一天傍晚，他把村子包围起来，只留下进村的路，同时不准村里任何人外出，以免走漏消息，专等地老鼠落网。  
　　地老鼠的朋友们都很担心。村里有个巫婆摆出香案，请她最喜欢的神仙预卜吉凶。  
　　“老唐今天会来吗？”她问道。  
　　“他非常危险。”神仙以巧妙的语气回避这个问题。  
　　“那么，最好话你警告他，”巫婆说，“要不，我就再也不给你烧香了。”  
　　究竟这种威胁使神仙采取行动了没有，这是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不信神的西方人所不敢回答的问题。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那天夜里地老鼠没到村里来，因而得以幸免。  
　　还有一次，窦马利派他的主要射手和几个打手去伏击地老鼠。唐没有防备，一个人进了窦马庄。白花飞跑出门，向他发出了警报。唐慌忙退出了村子，并召集了几个民兵去抓企图暗杀他的人。结果，在沿山坡的小路上展开了一场追击枪战。地老鼠打中了那个主要射手，另外两个人把帽子倒过来戴上，表示投降，最后缴了枪。  
　　地老鼠的活动不仅限于窦马庄，他还深入到无人地带以及国民党后方的纵深进行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结交了大量的朋友，但是，也树立了一些敌人。特别是各地还乡团，他们共同悬巨赏缉捕他，不管死的活的都要。我可以想象，人家宁可要死的，因为他是个非常机灵的人，毫无疑问，他可以逃出任何监牢。
地老鼠的一些做法相当机敏新颖，这说明他确实很会动脑筋。他发现，在敌后新开辟的村子里开展宣传工作时，人们在夜里不敢出门，这样他就没办法召集会议同群众见面。当然，不可能想像他会破门而入。到他想做工作的对象的家里去，于是他想出来一套接触老乡的特殊办法。
　　一天夜里，他带着十个人来到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一直对他在夜里光顾持反对态度。他把手下的人集中在衔中央，围成一圈，然后大声喊道：“现在开会。”他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声明他是八路军，然后问大家有啥问题要问。他的一个民兵学着老大娘颤抖的声音说：“我们知道你们八路军非常好，可是，你们为啥不常来呢？“  
　　地老鼠回答这个问题以后，民兵们有的学着农民的声音，有的装着农妇的腔调，一个个大声地发起言来，使躲在屋里的人们以为外边正在郑重其事地开会。  
　　为了了解这个把戏——人们称它为“没人参加的会议”“的效果，第二天地老鼠派一个民兵到村里听取人们的议论。听到人们躲躲闪闪地相互询问，  
　　“昨天夜里你参加会了吗？”  
　　“唉，没有啊，”有人马上回答啦。  
　　“你真的没去开会吗？”  
　　人人都认为别人参加会了，只不过是不敢承认罢了。结果，地老鼠下次再来到村里召集会议时，男男女女就都穿好衣服出来开会了。  
　　在离敌占区不太远的村子里，地老鼠常常在白天召集会议。这类会议很简单。男男女女集合在一个院子里或一块空地上，随便地围成个圆圈，地老鼠站在中间发表讲话。妇女们总是带着纺车去开会。也有的抱着吃奶娃娃，边听地老鼠讲话，边给娃娃喂奶。
地老鼠不单单是个宣传家，他还会写文章哩。有一天，我们俩人沿一条小山路走着，地老鼠突然停下来，指着贴在一棵树上的一张约五英寸见方的油印小报说：“那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我走近一看，确实有他的署名——唐文亮，印在标题的下面。那是一篇大约有七十五个字的短文，叙述在敌后的一次袭击。看来老唐对自己的作品很得意。  
　　地老鼠把自己所有的活动都简要地记录下来。有一天，他念了笔记本中所记的有关他的三十人民兵小分队一个半月活动的小结。我把它摘录如下：保卫战十一次；敌后活动二十一次；遭遇战四次；出击七次；宣传会十一次；侦察敌情八次，投信三封；埋地雷六次，炸毁碉堡三个；烧毁村大门七个、岗楼一座，俘虏十九名还乡团员、一个国民党连长、一个副官和一个勤务兵；缴获文件五份、铁锹四把、步枪十七支、手枪二支、小米三十斗、敌人徽记四十个、现款六万元。  
　　必须承认，对于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队来说，这个记录是相当可观的。  
　　唐的笔记本中最后两项的内容，说明这个足智多谋的小伙子多么机灵、大胆，他也许有点胡来，甚至会耍两面手法。
一天夜里，地老鼠通过一个情报员得到消息说，在敌人后方纵深的某村里，一个姓潘的地主带领还乡团在一个石头筑起的大院里扎了营。情报员报告说，还乡团的劫掠弄得老百姓不胜其苦；虽然这个还乡团实力较强，但如对它进行奇袭，有可能攻下来。得到这个情报后，地老鼠在天黑时出发，晚上十点左右到了那个村子。  
　　他带领战士翻过围墙，跳进院子里，但发现他们被另外一道墙挡住了。这墙太高，爬不过去，他们马上在路上挖洞，打算让唐钻过去。这时，屋里的人被惊醒了，地老鼠等人被迫改而从正面攻打大门。等他们冲进里院时，发现潘带着还乡团早己跑掉了。经过搜查，他们在床下找到一个光着身子的还乡团员和六万元钱以及四十枚徽记——战果不算很大。  
　　地名鼠对这次失败感到泄气，想追击跑掉的还乡团，但转过来一想，不能在敌占区孤军深入，因为那样做，敌人在白天会发现他们的。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戴上这些徽记，”他告诉他的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兵们。“咱们伪装成潘家的还乡团。”  
　　大家伪装好了。那个被俘的还乡团员也穿好衣服，夹在他们中间，使他们的伪装更像了。地老鼠便向敌占区的腹地挺进。在头一个村子里，人们被枪声惊醒，起了床。  
　　“我们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地老鼠说，“你们这里见过八路军吗？我们是潘某人率领的还乡团。”听地老鼠这么一说，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走过来对他说，“我儿子也在潘的还乡团里。他是不是跟你们在一起？”  
　　地老鼠迅速地思考怎么回答。  
　　“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他说，“我们被打散了，现在正设法集合。你见过其他的人吗？”  
　　村民们指点唐向东走。他们所到的第二个村子恰好是唐部下一个名叫平泽的民兵的家乡。因为全村都知道平泽是八路的民兵，所以，他在黑暗中迅速地躲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了。这时候，地老鼠把村里其他人都叫起来，警告他们说，八路军可能打过来。  
　　他故意问几个地主家里的人，如果八路军来了他们怎么办。  
　　“啊，我们可害怕八路军哩。”一个男人回答说。  
　　“听说他们强奸妇女。”一个富农的老婆说。“不要怕，”地老鼠说，“我们会保护你们的。”正在这时候，人们看见平泽走了出来。地老鼠将计就计。他先装作大吃—惊的样子，接着破口大骂：“平泽，狗日的！我这回可算抓住你了。”他回头对两个民兵喝道，“快，把他抓起来，拉出去给我毙了！”两个民兵把平泽拉了出去。不一会儿，村外传来两声枪响。  
　　“我要叫那些狗日的知道我们潘家还乡团的厉害！”地老鼠说。  
　　村里有钱的人真以为平泽被枪毙了，同时，又看到地老鼠是个强而有力、说到做到的人，马上围过来讨好他、赞扬他，并咒骂八路军。地老鼠一声不响地听着。村里其他人开始时很害怕，不敢走到伪装的潘家还乡团面前，后来看到这种热闹场面，都走到街上来了，其中有个认识地老鼠的姑娘。  
　　“你们同还乡团的人一起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她把他拉到一边问道。“我被俘了，”地老鼠低着头难过地说。  
　　“哎，真糟糕！”女的说，“我能帮你忙吗？”  
　　地老鼠感到这场闹剧已经演得差不多了，便跳到一个碾盘上叫大家注意。  
　　“我们骗了大家，”他说，脸上显出严厉的神态，我们是八路的民兵。”在场的不少人一惊非同小可。  
　　“不过，人家也骗了你们，说我们许多坏话，”地老鼠继续说说，“我们不是土匪、强盗。我们不抢老百姓的东西，不奸淫妇女。我们今天夜里来到达里为的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有些人说我们的坏话，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害怕。我们知道，在这种时候，不少人只好当两面派。所以，我们不计较那些话。不过，从现在起，国民党再说我们什么坏话，你们应该懂得，那是谎话。今后，我们还要常来。乡亲们有困难，我们一定来帮忙。如果国民党征兵、拉夫，你们就跑到我们那边去，我们会给你们安置，使你们能生活下去。”  
　　经过这番亮相之后，地老鼠留下十个人，自己带着其余的人到另一个村子里去了。在那里，他仍然用这种计策。他问附近是否有潘的还乡团的人，有人告诉他说，好像有个姓魏的连长这时正在当地的破鞋——黑妮的家里。唐立即赶到那里。他打着耀眼的手电，发现那个连长和黑妮正在炕上。男的吓得缩到女的背后。  
　　“你们是什么人？”他问道。  
　　地老鼠把手电简照到一个民兵身上佩戴着的潘的还乡团徽记上。连长笑了，说：“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呢，我也是潘某人的还乡团的。”  
　　“给我抓起来！”地老鼠大喝一声。民兵把他从炕上揪了下来。  
　　“不要误会，”连长说，“咱们是一家呀。这里还有潘的还乡团的弟兄可作证明。”“领我们去找他们，”地老鼠说。这样，他们又俘虏了四个人。这时，天已放亮，他迅速集合民兵，开拔回去了。路上经历几次惊险的遭遇，包括一场短促的枪击战，唐平安地返回到自己的地区。  
　　这就是一个十分卓越的小伙子——地老鼠的英雄事迹。我越是了解他，越是对他发生好奇心。这个人似乎有着非常矛盾的性格。他有时看上去像个妈妈的宝宝，有时又像个歹徒。他有着宣传家的气质，同时也有着诗人的心灵。他是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个幻想家。他有柔肠，又有侠骨。他既多诈，又坦诚；既勇敢无畏，又小心谨慎；既慷慨大方，有时又贪得无厌。外表上，他开朗、朴实和坦率，然而，又令人莫测高深。他的全部性格是难以捉摸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人。  
　　关于地老鼠的事情已经写得够多了。这里，我想叙述一下我同他第一次去敌占区的情形。正如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次执行的任务，同地老鼠的性格一样充满着矛盾。不过，整个中国革命就是一堆矛盾。

自觉的梦游人

我们一连走了几天，我有点累，坐在山路旁边一块石头上，两只胳膊交叉着搭在膝盖上，低着头，尽量不用力喘气。走在前头的那些穿布衣的人，正在吃力地爬坡。他们斜背着枪，枪口塞着防灰土进入的红、绿布团。我们虽然是在国民党的主要防线后边，但这里却仍然在我们自己的防区范围里。我们和国民党部队之间还隔着一座山，不需要端枪待射，所以，大家都把枪挎在背后，猫着腰，不时地伸手抓住石头上的什么东西或者一簇草，吃力地向上爬着。  
　　我看了一会儿他们爬坡的情景，再回头望我们刚才离开的地方。山坡从我坐的地方骤然低凹下去，但是，大约三里之外，又陡峭起来。我看见山径像蛇一样盘在峭壁之间，蜿蜒地通向山口，看见我们几小时前离开的村子。在太行山里来说，那是个大村子。我们走过那里时，男人们从地里跑过来，妇女们放下纺车站到路上，从上边往下盯着我。人们吵吵嚷嚷，有的说我是俄国顾问，有的说是美国军官，也有人说我是被俘的间谍。  
　　由于沿途村子多，路又远，每天的情景都差不多，所以，我连那个村子的名字也没记住。但是，从这里往前走，有一点不一样了，那就是山路越来越陡峭窄小了，食物越来越稀少了，地方越来越干旱了。  
干旱使得这里的景像萧条，毫无生气。这里没有植物，缺乏绿色的东西，好像一切都早己失去生命。右边的山壁有个断裂处，透过峡口，我看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干涸的河床，石头是灰色的，甚至在春天的阳光底下看上去也是毫无生气。
　　“这里的小河老是没有水吗？”我问地老鼠。  
　　“没有。”  
　　“那么，在古代呢？”  
　　“从来就没有过水。”他回答说。  
　　“你才二十四岁，”我说，“难道你知道孔夫子那时候的情况？”我暗自笑了一下。我有点疲劳，所以故意逗地老鼠。他噘看嘴，望着光秃秃的山和干涸的河床，不好意思地说，  
　　“我只读过几年书，对古代的事知道得不多。不过，我确实知道，这里的河早就没有水了。这一带很少下雨，下雨的时候水从山岩上流人河床，形成小溪，几天之后又于涸了。小溪一干，山岩下的土地也就干了，地面龟裂，风把表土刮走，就变成这种荒凉样子。”  
　　“实在难看，”我说，“不过，最难看的是这些干涸的河床。”  
　　“我仍叫它们干河。”
“那不是矛盾吗？”
　　“是的，是矛盾。不过， 我们这里的整个生活就是矛盾。国民党有一个旅的部队，而我们不但没有部队，甚至连游击队也没有。我们只有这些扛枪的农民。如果没有矛盾，我们也许早就死掉了。”  
　　“那么，你们的革命也是一种矛盾吗？”我问道。  
　　“不能完全这么说。不过，我们安阳的革命就像这里的干涸的河一样。一天，革命像从一条清澈的小溪里流出来的水一样，滋润人民的心田。但是，另一天，国民党像一阵狂飙吹来，使小溪于涸，使人民的心田干裂，留下满地荒石。”  
　　“那么，你们的革命不就完蛋了吗？”我问道。  
　　“不会，”他生气地说，“不会完蛋。流经这里的小河眼下是干涸了。但是，当它流过这里时，曾经滋润了土地。经过这番滋润后，人民仍然抱着希望活着。这就是我经常在夜里到敌后去的原因——去鼓舞人民的这种希望。”  
　　他突然停止了讲话，用手指使劲地擤了一下鼻涕。  
　　“咱们今夜的目标还没有确定呢，”他说，“该走了。事很多。”  
我们又开始向上爬。山径依稀可辨，但是多石而陡峭，弯弯曲曲地盘在山的表面，然后绕过山峰。山顶有一杆白旗。敌人一出动，这面白旗就降下来。我们绕过出顶，开始往下走。下坡比上坡更陡、更艰难。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完全是石头的悬崖底下，那里有条小溪，溪水非常清澈，经过一路的干枯景像之后，看到如此清澈的溪水，实在令人高兴。
　　“太好了！”我说。  
　　“假如都像这样……”地老鼠说。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他出着大汗，噘着嘴，大概他爬山太累了，因为他并不是个很壮实的人。  
　　我们已经到了太行山麓，从此地势越来越低了。我们沿着小溪走了一阵，在一处浅的地方踩着石头过了溪，接着走过一条低分水岭，进入一个狭窄的深谷，在这里小山路有时完全消失。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出这条深谷，站到岩礁上俯视着华北平原。国民党的据点就在我们下边。  

地老鼠望着下边的一片村镇和远处的平坦的田野，点了点头，好像在表示他的满意心情。  
　　“这里好多了，”他说，“那些深谷里没有路，人们夜里不愿意从那里走。但是，这里就没问题了。下一段好走，也能走得快了。”  
　　“对国民党来说不也是同样好走而且走得快吗？”  
　　他咧着嘴笑了笑：“他们不敢出来。就是我们进了村，烧掉寨门，他们也只当看不见。他们躲在碉堡里，你不动他，他们是不会开枪的。”  
　　“他们有多少人？”  
　　“在那边的镇里驻有第四十军的一个团。那个山坡后面有一个营。还有一个营在北边。这一带有十五队至二十队的还乡团，每队有四、五十人。”  
　　“你们有多少人？”  
　　“我手下有五百民兵。不过，一次只能有二百人出来，其余的在家种地。“他们每两个星期轮换一次。在这一带我们有三十五人。”  
　　“有多少支枪？”  
　　“有三十支步枪，还有一挺轻机枪。因为你在我们这里，他们把机枪给了我们。”  
　　“那么说，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越好。那样，你们可以保留那挺机枪。“  
　　“无所谓。我们有长矛也可以打仗嘛。”  
　　“今天夜里咱们到什么地方去？”  
　　“还不知道呢。今后几天里，我们有新的任务。我们的部队正从南边下山开往铁路线和黄河。北边的全部民兵部必须出动，到敌后牵制这里的国民党部队，使他们不能向我们的部队进攻。我们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开展政治工作，在敌后召开大会，使群众了解我们是他们的朋友。在山下边，我的一支小分队应该到达东边的那个村子了。他们会有很多的情报。我得去了解一下。”  
　　“好。”我一边说着，站了起来。  
　　“不，你最好先歇在这里，”他说，“那里是无人地带。国民党今天来，我们明天来，特务和奸细很多。你是个很显眼的目标。你白天去，全村部知道来了一个外国人。特务们即使不敢开枪打你，他们也要向国民党报告，这对我们的计划不利。你最好天黑以后去。”  
我坐在我的警卫人员中间，看着地老鼠走下山坡。他不像一般游击队员那样走得那么快。我知道，他不是一个职业军人。  
　　然而，我却知道，地老鼠很有经验，比任何一位战士都更了解这里的情况。不过，所有的战士都到南边参加大规模的进攻去了。部队走了，很令人不安。昨天武工队也走了。现在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武工队长李玉明临走前对我说的话。  
　　“你知道，”他说，“到敌后进行一次袭击不算一回事。”  
　　“是的，我知道。”  
　　“对我们来说完全不算一回事。”  
　　“‘对我们来说’这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来说不算一回事。因为我们是专干这一行的，又是中国人。对你来说就困难了，你太显眼了。不过，要是你跟着我们走也没问题。你不远万里前来看我们八路军是怎样战斗的，应该让你看看。你有权同八路军一起走。“  
　　他拨了拨灯芯，对我微笑。我没说什么。  
　　“你知道，八路军就是这么办的。”他继续看着我，很好。我们欢迎你。可是，民兵就不行了。“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民兵不是正规部队。他们很勇敢，”他赶紧补充说，并严肃地皱起眉头，“他们有他们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强。他们必须理智一些。他们不能攻坚。如果遇到敌正规军，他们必须逃跑。这对他们来说是没什么的。他们把枪一埋就得了，还是同农民一样。所以，你最好是不要跟这些民兵走。”  
他是我最后见到的穿正规军服的人。当然我的译员也穿着军服，但他不是军人，而是个不懂军事的学生出身的人。现在我眼前只有民兵们，他们是那样的没有军人的样子，有时不免使人感到担心。不过，害怕是没用的，考虑一旦被俘以后自己会怎样，更是无济于事。那样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你要么信任同你作伴的人，要么干脆别走。然而，还有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就是残暴行为。自从我越过漳河进入安阳县境之后，它就像四面的山一样一直包围着我，使我无法回避。  
　　有个从东边山上下来到我们村里的鞋匠，没有田地和房产，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只有个漂亮的妻子。因为他交不起摊派给他的七万五千元的枪捐，还乡团的地主们就霸占了他的妻子。于是，他逃到八路军这边来了。这位鞋匠告诉我一首安阳县国民党占领区人民流传的歌谣。  
　　土地归保长，
　　儿子归老蒋。
　　当官的发大财，
　　当兵的胡乱来。
　　国军所到地方，
　　捐税如虎似狼。
　　卖光全部家当，
　　老小都进牢房。  
　　这种事人们听说过多少次了，根本算不了什么。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两天前我见过的那个农民曾经挖了一个坑。  
　　“大概有这么深，”他指着胸脯说，“我们挖完以后，还乡团把五男一女推进坑里去。他们让这六个人站着。我正感到奇怪他们叫我往坑里填土。他们有枪，我没法子，只好往坑里填土。当土埋到他们脚脖子的时候，那个姑娘开始唱歌。她唱的我不懂，大意是关于妇女平等和‘世界是我们的’。  
　　“歌真好听。可是，还乡团那些王八蛋不喜欢，有个家伙说：‘世界是你们的，好！地狱也是你们的吧！’  
　　“这家伙狞笑了一下，夺过我的铁锹，往她脸上扔土。男人们一直不吭声，现在也开始唱起歌来。非常奇怪，那些地主王八蛋好像感到了什么，突然疯狂起来。他们夺过我们的铁揪，自己往坑里填土。  
　　“他们把坑填满了。那六个人只露出脖子和头。他们唱了会儿歌，但很快就憋得喘不过气来，眼珠鼓得像鸡蛋一样大，不一会儿，七窍都出了血。  
　　“那个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可是，那些王八蛋们却是看个没够。最后．他们拿起铁锹把他们的脑袋一个个都砸到土里去。  
　　“‘让狗把他们吃掉，’我听见一个家伙说。不过，我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铁锹也忘了拿，就跑回家了。”  
　　你听到这个故事仍会毛骨悚然——尽管早就听说过许多这样的故事了。不过，你却看不到这种事，因为对你所处的社会来说，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你亲眼看见蒋介石活埋人的那些坑，你也不会相信的。这正如你见到希特勒的集中营也不会相信一样。  
　　其实这已经不再是一种教育了。虽然你一再耳闻目睹这一切，但别人却从来没听说过。“你为什么不放弃虚构呢？”某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今后在纽约（如果你还能再见到纽约的话）见到你的时候会这么说。至于对你自己，这种残暴行为再没有什么意义了。你亲眼看到这些行为，你的感官也只能吸收这么多。开始时你会感到震惊，然后感到毛骨悚然，再过一阵子是不敢相信，按着便是极度的气愤，到最后便感到沮丧。  
　　这时我坐在地上，望着庄稼地。到了山脚，庄稼地也多起来了。在路那边，我看到地里长着一行行麦苗。我走过去，蹲在麦苗旁，小心地掸去一颗小苗上的泥土，以城里人的好奇心看看小苗的根子有多深。我把小苗从地里拨了出来，拿在手里，边看边想：毁掉一个生命是多么容易呀！但是，不管你毁掉多少，新的生命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来。不，不对。假若我把这块田里的小苗全都拔出来，没人再去种植和看管它们，它们就再也不会生长了。  
　　我有些感到内疚，所以，用手挖了一个坑，把小麦苗放回去，周围培上土，这才感到宽慰，然后站起来，看见地老鼠从小路上走过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上身穿着一体很脏的白布袄，下身穿一条褪了色的蓝裤子，脚上穿一双破旧的布鞋，脚脖子上扎着一副白布绑腿，头上还扎了块毛巾。他们俩个人慢悠悠地沿山坡走了上来。  
原注一：保长是地方官员，管一百户人家。  
“这位是瞎子。”地老鼠说。
　　“你好啊？”我笑着向这位头扎毛巾的人打招呼。  
　　“好。”他勉强地说。我看着他那晒黑了的脸。他面部表情温和而稳重。他应该镇静自若，但是他面颊的肌肉显出某种紧张的神态。他头上扎的那条毛巾的一角遮着他的一只眼，另一只眼一直凝视着远方，所以，简直看不到他的两只眼。他个子不高，也不胖，体形匀称，但背有些驼。他的袜子从鞋上的破洞露了出来，他的指甲足有半寸长，而且非常脏。看上去他有四十岁的样子。我喜欢他。地老鼠笑着向这个人点了点头。  
　　“咱们今天夜里到他那个村子去。”他咧着嘴笑，然后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挖着鼻子，并望着头上扎毛巾的那个人。  
　　“有一个很好的目标。” 瞎子点着头，咕哝着回答。  
　　“你那个村子怎样？”我问道。  
　　“是个不错的村子，”瞎子说，“不过，老百姓在战争中可受了罪。”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不再说下去了。  
　　“你的村子在哪儿？”我问道。我们向那块突出来的岩石走去，瞎子指了指东南方向。“离这里有多远？”我问道。  
　　“三十里。”  
　　十英里，我想。在敌人背后八英里的地方。“那相当远啦。”我说。  
　　“是的，是远一些。”他说。“你们村里有敌军吗？”  
　　“有一连敌军。他们白天到村里来。不过，夜里他们住在村外的五个炮楼里。”  
　　“确实是个大目标，”我说，“那里地形怎样？”  
　　“村子在山脚下。西边有我刚才说的炮楼。东边有条河。”真是一个陷井，我想。国民党的主要防线在南边。碉堡和一连敌军封锁了去西边的路。东边有河，北边要爬山。不好办啊！我转向地老鼠。“区里的民兵部跟我们来打这个点吗？”“不。他们另有任务。打这个点的有三十人。瞎子是农会主他是来做向导的。”  
　　“你们不是用这三十人打这些炮楼吧？”  
　　“不是。我们只去烧寨门，同时抓那里的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罪大恶极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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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梦游人

“你们深入敌后二十多里，用三十个农民对付一连敌兵，就是为了冒险抓一个所谓罪大恶极的地主吗？”
　　“没危险，”地老鼠咧着嘴笑着说，“何况，那是个有罪恶的地主。”  
　　“说下去。”  
　　“他是个贪污犯，”瞎子插话说，“他还是个嫖妓女，欺压邻里的家伙。”  
　　“还有别的罪行吗？”  
　　“他枪杀我老婆、我的兄弟和小孩。”  
　　我凝视着他。  
　　“他活埋了我家四口人：我的儿子、我的叔父和侄子，还有，我的已出嫁的女儿来家探亲，也被他活埋了。只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死里逃生。他们用刺刀戳他，但是刺刀从他前额滑了过去，他没有死。他躺在他妈妈身旁，没哭。夜里他跑到了这边。我看到他时，他已经疯了。他现在好了，已经上学念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他的话停了，嗓子哽咽了，两眼直视着前方。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他为什么要杀人呢？你们之间有仇吗？”  
　　“有仇。一九四三年闹饥荒。我们和许多乡亲一样，没有吃的了。冬天他借给我粮食。秋后我还不起债。我有八亩地，被他夺去了四亩。他是日本伪区长的保镖。他有一支手枪。我没办法。我不懂政治，不过，八路军来了，让我们诉苦，我就讲了。他们说，穷人不能这样无缘无故地失去活路，我们应该同地主斗争。所以，我协助领导这场斗争。我把欠他的债还清了。但是，没还利息。我收回了我的四亩地。因此，他恨我。后来，国民党来了，我知道我不安全，就逃到山上去了。他发现我逃走了，非常生气，所以他杀了我全家。”  
　　我沉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你听到关于死亡的织述，你没看见母亲躺在坑里，双手搂着惊恐的孩子；也没看见他们埋土的情况．更没看见那种恐怖的情景以及那些最后望着天空的眼睛。你所了解的是他的全家死掉了，只能发出震惊的感叹声或者默默看着地。  
　　“你会报仇的。”我大胆地说。  
　　“是的，仇是要报的，”他说，但我那些亲人还能死而复生吗？”  
　　“将来你可以回家再种你的地去。”  
　　“不。我不想回家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地也荒了，没人种，长了草。”  
地老鼠拉着瞎子的手，好像他是个女孩子似的。“你半年没回家了，”他说，“今天夜里可以回去一趟。”
　　瞎子望着前面的田野。“好吧，我今天夜里回去。就这一趟。我不去碰他。不过，我要给你们带路。这样，我可以再回家一次，就回这一次。”他凝视着田野，我的目光跟随着他那双忧郁的眼睛，越过起伏不平的村镇，直至远处的小山。在那里，视线按触到了地平线。  
　　暮色正徐徐降临大地。  
　　突然间，瞎子转过身子，朝路这边走来，然后向山下走去，后边跟着四个警卫人员，再后边是地老鼠，最后是我。 当我们进入无人地带时，太阳已落山了。我们行进在苍茫的暮色中，沿着断崖往下走一程，便进入两旁全是一块块耕地的河沟。再往前走，旁边有被河流冲刷而成的高高的土坎，人们挖的窑洞一直排到村口。 我们到村口时，从土墙的阴影里走出一个人来。  
　　“站住，”此人喝道。他认出了地老鼠，“跟你一起的是谁？”  
　　“一个美国人，”地老鼠说，“不过，是个进步的。”  
　　“真的吗？”站岗的人问道。我笑了笑。大家没有停留，向左一拐，走过一个大门，进入一个大院里。庭院两边都是石砌的房子，在尽头有一座石头砌的照壁，上边写着“拥护毛主席！”“毛”字是新写上去的。走近仔细一看，原来这个“毛”字是贴在“蒋”（介石） 字上面的。国民党写的其余几个字原封不动。  
李根注：这里我不禁要插播一个笑话。辛亥革命胜利后，决定将今天北京正阳门北侧的“大清门”改名为“中华门”。在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前一天即1912年10月9日清晨，将刻有“大清门”三字的旧匾额取下，准备翻过来再用，却发现匾额背后已有“大明门”三字。这样，只好又赶制了一块由京兆尹王冶秋书写的“中华门”三字的匾额。这个一身仕三朝的破门已经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  
院子里用草和高梁杆生的一堆火着得正旺。隐约可见十五到二十个农民围火而坐，两腿夹着刺刀闪闪发亮的枪。他们的衣着是农民的，很不整齐，没有军人的样子。上衣是蓝色、白色和黑色，裤子也是那几种颜色，有的头上扎着毛巾，有的光着头。除了枪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同普通农民区别开来。在一个尼姑看来，这些人也许威风凛凛，可是在一个西方军事人员看来，他们不过是武装的乌合之众。但是，他们特别使我想起我在油画里看过的美国革命战争中的民兵。
　　在靠墙的地方，两个人在合面、揉面。他们取出一块面，洒上一点儿黑棉籽油，揉成团，然后，用两手把面团撑开，突然两手敏捷地一交叉，拧成麻花形。在案板上擀成一张薄而圆、直径足有一尺的大饼，放到一个架在几块石头上的大铁锅里，锅底下燃着杂草和树枝。  
　　白面大饼看上去很香，它使我想起大禾饼，同时想起我的法国妻子，勾引起了乡思。一个农民递给我一张饼和一碗小米粥，还有一双用树枝削的筷子。我接过饼、碗和树枝，便在一个用麦秆从瓶子里蘸油擦着子弹的小伙子旁边蹲了下来。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小伙子用手指捅了我一下，然后把子弹递给我。  
　　“美国的，”他说，“这是我们缴获的。他们用这些子弹杀害平民百姓。“
我看了看这颗子弹。上边有汉字“美”，中国话的意思是美国。  
　　“那不是美国的，”我说，“难道我们会在子弹上印汉字吗？”“上面明明写着美国造。”他固执地说。 “你想想看，”我说，“可能是蒋介石在子弹上印的字，让他的士兵们相信美国在往中国运送弹药。”我知道，我没有使他们满意。解放区的人深信美国在帮助蒋，怎么解释也不行，孩子们也是这样认为。他们经常迎到村外，跟在我后面，因着我跑啊，跳啊，还有一、两个孩子拉着我的手，像美国的孩子把我当成垒球英雄一样。也不知有多少次，他们当中有人悄悄地痛心地问我；“美国为啥帮助蒋介石啊？”  
几天前，我站在一家农舍门口，看着飞机飞过。那是一些轰炸机，飞得很高，发动机吼得震天响。飞机过后，一群人把我围了起来，其中一个人说，“还说你们没帮助蒋介石！那么这些飞机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老蒋自己能造？”
　　我无言以对。现在围着我的是一群民兵。他们要求我唱歌。  
　　“我不会唱歌。”我老实地说。  
　　“欢迎，欢迎！”他们说，一边笑着一边鼓掌。  
　　为满足他们的一再要求，最后我粗声粗气地唱了《是你，我的祖国》这首歌曲。  
　　“他唱的是什么意思？”他们转过头去问陈翻译。  
　　“我听不懂，”他说，“可能是他们的民族歌谣。关于山脉、土地和美国的自由什么的。”  
　　“你们有自由吗？”一个农民怀疑地问。  
　　“当然有。”  
　　“像我们解放区这样的民主吗？”  
　　“我们有民主。不过跟你们解放区的不大一样。”  
　　“你们若有民主，为什么还帮助蒋介石呢？”人群边上的一个农民问。  
　　“我不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我说。那么，我们给你唱个歌，你就了解了。“一个农民说。“好哇，欢迎你们唱。”我说。  
　　这个小伙子站起来，把脸转过去，眼朝上看着，拉出唱戏的架势。  
　　“蒋介石真顽固，”他粗声粗气地唱起来。  
　　“他是美国的干儿子，  
　　破坏民主与和平。  
　　现在又叫我们吃枪子，  
　　现在又叫我们吃枪子。”  
　　“唱得好！”农民们叫起来，这位歌手接着唱下去：  
　　“同志们，紧握枪杆，擦亮刺刀，  
　　前进，消灭敌人！  
　　夺过美国机关枪，  
　　火箭简，坦克——嘿，  
　　看他蒋介石好下场！”  
　　“歌词好，不过嗓子很糟。”地老鼠说着走过来，将一只手放在我胳膊上，把我拉到火堆旁，瞎子和另外三个人正站在那里。  
　　“他们是我的三个分队长，”他说，“你跟着这位老康和他的第三分队行动。”  
我看了一下他所指的那个人。此人脑袋很大，蹙额上长着两道浓眉。在火光中，他的两只眼睛露出严厉和愤怒的神情。他的块头不小，大约有六英尺高，手脚较大，脖子粗短，头紧紧挨着他那副耸起的双肩。好像他全身和脸上都充满怒气。地老鼠望着这个人笑了。
　　“他是个很厉害的人，”他咧嘴笑了笑，然后看这比高一头的康说，“这家伙的个子可不小。“可以看得出来。”我说。我倒没有什么不喜欢他的，不过他那忧郁的性格使得他看上去对人不够热情。“你跟在我后面走。”他说。  

　　“好的。”我说。  
　　“你以前参加过出击吗？”  
　　“很多次了。”  
　　“跟民兵一起吗？”  
　　“不是。”  
　　“那太糟糕了。你不能穿那些衣服。你这个目标太明显了。“  
　　“那我就穿你的上衣吧。”我说。地老鼠笑了。  
　　“脱下来，老康。”他说。  
　　康解开他的上衣扣子，脱了下来。他个子虽然大，我仍然穿不了他的衣服：袖子太窄，腰太紧。尽管我一直走路，我还是很胖。陈翻译把他的八路军服给了我。这件衣服做得很松大，我穿上了它。  
“我还是穿我自己的裤子和鞋子吧，”我说。“我穿八路军军服，一且被俘，那就麻烦了。”
　　“没人能俘虏你的。”地老鼠说。  
　　“你带上一支枪吧。”康说。  
　　“不，我不带武器。”我说。康绷起了脸，眼里露出轻蔑的神情。“我理解你，”陈翻译说，“不过，你是否需要我的手枪？”  
　　“不，我还是不带武器好。”  
　　杰克•贝尔登啊，你是个混蛋，我暗自骂自己。你保持中立，是为了一旦被俘时可以有理由说自己是个观察员。可是，保护你的那些人怎么样呢？他们会被枪毙或者活埋的。连陈翻译现在都背上卡宾枪了。我早就知道他衣服里有支手枪。这支手枪是他为了保护我而向他的一位同学借来的。他的上级曾私下关照他，要注意保护我，特别要警惕特务暗害我。  
　　“当心坏人下毒，”上级说，“如果贝尔登出了事，我们大家都不好交代。”  
　　上级也许决不会同意我参加这次行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事。副县长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有点抱歉，也许他现在为我的安全捏一把汗，希望我不出事。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无法交代了。唉，我真混蛋，为什么拒绝自卫？  
“这么办，”地老鼠对围着他的民兵说，“一分队向西绕到炮楼和村子之间。敌人不开枪，你们不准开枪。敌人就是开枪，没有我的信号，你们也不要动。二分队去放火烧村南的寨门和碉堡，老康带三分队进屋逮人。”
　　他转向康。  
　　“你的任务最轻松。可是要抓紧时间。瞎子领你到那屋子，直接进去把他抓住。他有手枪，要小心。如果有人向你们开枪，就不要客气。政府对你们的行动负责。”“如果需要紧急撤退，我就吹这个。”他举起一个扎着红布的军号，“或者我连吹哨两下，大家就赶紧撤。”  
　　“还有一件事。今天夜里的口令是‘蒋介石’，回答是：‘混蛋。’”  
　　我笑了。我想起了我随美军第一师攻打西西里岛的情形。那天晚上的口令是“乔治”，回答是“马歇尔”。与我同行的一个摄影记者不知道那天晚上的口令，听到人家在黑夜里一再向他喊乔治。开始他还不理，后来他恼火了，说：“操你妈，我的名字不叫乔治。”  
　　而四年以后，现在我们还用口令。或许将来有一天没有战争了，人们在夜里走路遇到人只打个招呼，而不用担心被喝住问口令了。到那时，咱们老了，可能夜里不出来了。但是咱们还有子孙。  
　　我现在有些紧张。我做什么事之前总是紧张、烦躁。“咱们什么时候走？”我问。  
　　“你如果准备好了，现在就走。”地老鼠说。  
他下了命令，队员们鱼贯走出院子。一、二分队走在前面，我们分队走在后面，瞎子走在康的前面，我在后边，陈翻译又在我的后边。  
　　天很快冷下来，我们穿过一个碎石累累的河床，下了一个斜坡，走上通向一道开阔地带的小路，这时一层薄雾遮住了星星。我有好长时间没见到开阔地带了，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寻找个隐蔽的地方，以便突然遭到射击时躲藏起来。可是找不到任何保护物——没有一棵树或者灌木丛。我们是在两个相距大约三里的低矮山梁间行走，这两座山梁看上去大有包围我们之势，而不是护卫我们。  
　　我们走得很快，队伍拉了六、七十米长。瞎子现在走在我前头，他稍稍向前弯着腰，他的白头巾就像走在我前边的汽车的尾灯一样给我做了标记。虽然没有月亮，又有一层薄雾，但夜并不漆黑。天空中的微弱星光使视野处于一片模糊朦胧之中。透过这种模糊朦胧，在我们的两侧出现了亮光，好像一团燃烧的火或者远处城市的灯光。我注意到所有的队员都望着亮光并互相指点着。  
　　“是你们的吗？”我问道。  
　　“咱们的。”瞎子说，但是我知道他也并不肯定。可能是我方也可能是敌人的夜袭队放的火。不过总说是我们的，给自己壮壮胆。如果是我们的另一支民兵在那里烧寨门，你就会感到自己是一支强大力量中的一分子。  
　　“是咱们的，”瞎子说，“我从方向上辨认出来了。那些地方都在国民党手里。咱们有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他欣喜地说。  
　　“对。”  
　　“咱们一定胜利。”  
　　“你今晚回村去有助于你们的胜利吗？”  
　　那还不清楚？咱们要是不处置他，今后他要杀谁就杀谁了。”  
　　“你们打算如何处置他呢？”  
　　“那不是我的事。你看我没带枪嘛。”  
　　“你们不会杀掉他吧？”  
　　“他杀了我全家。我恨他。但杀他不是我的任务。我不是民兵。一切都必须按规定办事。咱民主政府才有权下令处死他，咱可没这个权。”  
　　“难道你不想处死他吗？”  
　　“我是可以杀他的。不过，那不是我的任务。我从没杀过人。我可不像老康那种人。”  
　　“那么说他是管杀人的喽？”  
　　“他按照政府的命今执行处决任务。”  
　　“今天夜里他也要执行处决任务？”  
　　“你自己问他吧。”
我向前走近康看着他那宽大的肩膀。
　　“老康，”我说，“你看情况怎样？”  
　　“很好嘛。”  
　　“计划安排呢？”  
　　“计划并无关紧要。从来就是不完全按计划的。但是计划一下还是好的。敌人不会出来。”  
　　“那么，你们要收拾的对像呢？”  
　　“太好了，他有支手枪，我正用得着……”  
　　“那个人呢？你们将对他怎么办？”  
　　“我们将抓住他。”  
　　“处决他吗？”  
　　“我不知道，我遵守命令。我不随便杀人。”  
　　“那么说，你处决过人喽？”我在黑暗中轻声问他。  
　　“两回了。”  
　　“你觉得怎样？”  
　　“没什么。”  
　　“那么你有什么感觉呢？”  
　　“那是好事。我感到很好。”  
　　他回过头来。  
　　“我恨他们，”他咬牙切齿地说。“只可惜要费一些子弹。子弹很缺啊。“  

　　“对于处决人，你不感到懊丧，不怕报应吗？”  
　　“他们都是坏人。咱怕什么？”  
　　“不怕老天爷吗？”  
　　“咱不信神。让有钱人信神吧。咱穷人只靠八路军。”  
　　“你是为八路军而杀人吗？”  
　　“咱为自己和人民而战斗。以前我们根本没有活路。八路军来了，他们像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们有了吃的和土地，也有了说话的权利。还乡团来了，不但夺去土地，还杀人。难道我们说‘请来杀我’吗？不，现在我们解放了。”  
　　前边什么地方有只狗叫。康停住话，低声地骂着狗。这是多日来我第一次听到狗叫声。在抗日战争中，为便于游击队行动，山区人民把狗都宰了。这只狗可能是国民党的。
村口没有栅门，我们走了进去，穿过一条无人的街道，从街道另一端的一座大门走出村。狗叫声渐渐小了。我们爬上一个很长的缓坡，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有个农民点了一支纸烟。陈翻译和我向他发出嘘声。他眼望天空，继续吸他的烟，对我们这种外行人表示轻蔑。
　　我们往下走到一个石头河滩，一、二分队继续前进，我们分队由瞎子领着拐向右边。我们出了石滩，走上另一条路，之后又沿一个长坡向下走，然后突然向左边转去，这段路比较宽一些，但是通向一片柳树林的小路却陡峭蜿蜒起来，树梢在前边已隐约可见。  
　　这时瞎子走在后面，康走在前边。  
　　“慢点，慢点。”瞎子低声对我说，他的手做了一个向下的手势，示意我走慢些。  
　　康从肩上摘下枪，右手握住枪托，左手握住枪管，双臂直地伸向前方，身子稍稍向前倾斜着，他跪了下来，双肩和双臂左右摆动，向前爬行着。在黑暗中，他的身影显得很大，而且有些令人害伯。  
　　“慢点，”瞎子又低声地说，“就在这里。”  
　　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山下走着，康在前边带队，另外三个农民猫着腰，跟在后边，他们的枪口一会儿朝这边，一会儿朝那边。他们的后面是瞎子。我每走一步都很小心，这样才不致于滑倒。我感到脚底下有块石头，便把它轻轻地拨到一边，以免滑落到山下，弄出声音来。开始仅能看见树梢，渐渐连树干也看清楚了。  
　　不久房顶进入视线，最后连草垛和土墙部看得清楚了，院子里还有些分辨不清的其他东西。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三十几岁的年纪，正经历着首次战斗。我们下了斜坡，到了平地，路边有一座土屋。  
　　康在屋前的一棵柳树下停了下来，他拉着瞎子的手腕低声地问：“是这屋吗？”话音低得我几乎听不见。  
　　“没错。”瞎子说。
我们贴着房墙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小心地拐了个弯，到了一所院子里。我看见几垛麦秸或者别的什么枝叶，地上放着一张耕犁，房前还有一个碾盘。  
　　这所房子很好，土墙很结实。 大门上两扇很厚的门板紧闭着。高高的屋顶坡度很大，房檐离地面约十尺。  
　　雾已散了，我现在看清楚了村子的轮廓，但仍然宛如在梦中一样。左边不远的地方有座塔，右边透过树木五、六百米远的地方，炮楼轮廓依稀可见。康站在屋檐下边，瞎子踩在他的肩膀上，伸手抓住上边的茅草，星光照亮他的身子。  
　　他抓住一把草向上爬一下，然后把抓掉的草丢在地上．再往上爬一下。房檐边缘没有可以支撑身体的地方，他摸到一个牢固的地方支撑着身子，双脚踩着康的肩膀，双手一撑，用力一纵，使胸部高过房榴，借着房檐的支撑，提上去一条腿，然后又提上去另一条腿，最后爬上了屋顶。我看他骑坐在房脊上，接着翻过房脊不见了。我仔细地听着，但他没有弄出一点儿声音。  
　　与此同时，我还聆听着国民党士兵有何动静，监视着院外田野里有什么东西出现。我倒不是感到害怕，而是看到瞎子飞檐走壁、像惯盗一样跳到那个杀害他全家的人的院子里感到好奇。  
但是此时此地容不得激动，一切都静得很。大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民兵们围上去，上枪栓。瞎子把门大开，我们走了进去。我们进到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井里，四边各有一间房子。所有的门都上了门栓。我们不知道那个罪大恶极的地主住在哪个房间里。  
　　“开门！”瞎子大喝一声，打破了宏静。
　　天井上方高出三个台阶的屋子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的低哑声音。  
　　“是瞎子。”她说。  
　　“坏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这时我们弄清楚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康跳上台阶，猛力敲门，大声喊道：“开门！”  
　　他的声音划破丁宁静的夜空，我想可能会惊动全村和国民党士兵。屋里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大声呼救吧。”女人说。男人发出了低沉的哼哼声。我想：“到底还是这女的勇敢。”  
　　“救命啊！救命啊！”  
　　她的尖叫声吓了我一大跳，感到毛骨惊然。  
　　“救救我们啊！救命啊！救救我们吧！”  
　　她不停地尖叫着，她的声音中充满惊慌和恐惧，同时也抱着一线希望。
“开门！”康大声地喊叫着，想压倒那女的声音。他每喊—次“开门”，那女的就尖叫一声：“救命！”
　　“他妈的！”一个民兵说，“她叫得多邪啊。”  
　　“她只能喊叫，没有别的办法，”我说，“也难怪她。” 然而我却在想：还拿人家开玩笑呢。要是你自己同老婆睡在床上，人家深更半夜来抓你，难道你不害怕吗？你肯定会害怕。那个女人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她在等人来援救他们。她是在同敌人周旋。听听这女人的喊叫声吧。  
　　她又尖叫起来。就在那时，康搬起一块大石头朝门猛砸过去，嘎巴一声，门闩断了，两扇门打开了。我们站在台阶下，从开着的门向里望去，什么也看不清楚。在里边靠右的地方好像有人在动，发出沙沙响声。这时，我听到康说了声： “站开！”只见他抽回胳臂，手一甩，向门里投出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响，我感到爆炸的声浪向我脸上扑来，硝烟从门里冒出来。我看见瞎子和康乘势冲进屋里。  
　　屋里浓烟呛人，开头什么也看不清。但是，凭借着手电透过烟雾的亮光，我发现堂屋是空的。右边有个门，我们走了进去，隐约看到一个老太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妇女抱着小孩站在石炕旁边。炕上趴着一个赤身露体的男人，他的一只胳臂弯曲着放在头下，挥身直哆嗦。康猛力地把他翻过身来，他惊恐地望着我们。那人摇摇头，嘴唇动着，但听不出说什么。康在炕上和屋里各处胡找，始终没有找到手枪。  
　　“起来，你这个王八蛋！”康喝道。但是，那人一动也不动。  
　　“他病了两个月啦。”那个年轻的妇女说，“他动不了。”  
　　“把这狗日的拉出去！”一个民兵咆哮起来，“咱们不能等他半宿。”  
　　我感到这句话很有些军事意味。很明显，那个人是在尽可能地拖，指望救兵到来。我跑出院外去看看村里有什么情况。当我走出大门时，听到一声巨响，接着看到火光冲天。地老鼠已经炸了碉堡。由于那女人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火光，炮楼里的敌军肯定已经知道我们在这里。
我跑回院子里说：“那边起火了。”  
　　康伸出大手抓住那个人的两条腿，猛力地把他拉下炕来，啪的一声，身子着了地，然后把他拽出房子，半拉半扔地弄到台阶上。  
　　那人的头枕着一级台阶，肩膀搭在另一级台阶上，仰脸躺在那里。他躺着看上去又渺小又虚弱。他的恐惧使得他很难看，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那个抱孩子的女人跪在他身边捋平他的头发。  
　　“得啦，起来！”一个民兵向他吆喝着。  
　　“他有病。”女人拉着那个民兵的胳膊说。民兵胳膊一甩，把那个女的甩出好远。  
　　“你起来不起来？”康说。他站在那人的面前，用枪口顶着他的脑门。  
　　“就在这儿打死我吧。”那人喃喃地说，“起来，狗日的。”康骂道。  
　　“让我死在这儿吧。”那人说。  
　　“这狗日的在泡时间。”一个民兵说，“把他拖出去。”“把他的衣服拿来。”陈翻译和气地对那女的说。她走进屋里，出来时没再抱孩子，而是拿着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那人不肯穿，最后由民兵把他架起来，硬给他穿好上衣、套上裤子。  
　　“好啦，走吧。”康说。  
　　“让我呆在这里，”那人说，“把我枪毙得了，省得你们麻烦。让我呆在这儿吧。”  
　　我和其他民兵一样，当然急着要走开。但是，那人却不肯起来。“架着他走。”康说。
几个人把手插到他的腋窝下架起他来，然后把他拖出院子，上了路。那个女人在他旁边跑着，既不哭，也不作声。火光很亮，看得见那些树、光秃秃的土墙和院子里草垛的尖项。
　　那女的脚上只穿着袜子，蹒跚地走着。那男的被人架着走，两脚拖地、双膝不时地磕碰在一起，仍然在拖时间，希望有人来救他。说也奇怪，根本没有枪声。那些国民党士兵一定是不敢出来。就在这时，传来两声长长的哨音。这是撤退的信号。这哨声使人心惊肉跳，我不觉加快了步伐。这时那个人躺在地上不动了，民兵们对他犯了难。“咱们只好抬他走。”康说。  
　　四个人把他架起来。他又甩胳膊又蹬腿，企图躺下去。我没有看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因为一个民兵使劲地扳着我的肩膀，说；“跟上我们。”我们头也没回，用力地爬着山。走到半山腰时在一个很陡的地方停下来，两个民兵分别走到路两边卧倒，架枪警戒着。 这时康和另外三个人正沿着这条路吃力地爬上来，那男的被夹在他们中间，那女的跑着跟在后边。等他们走近时，我们又站起来向前走。这回我们走得非常快，我什么都不想，只是不停地走着。我们向右转，越过一些岩石，走上另一条路，又开始爬一个长坡，一直爬到集合地点，才坐下来等后面的人。  
　　不多一会儿，康和其他几个人架着那个男的像抱着重重的一口袋面粉似的，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然后把那家伙放在我们的面前．瞎子和我坐着看他。自从瞎子从房顶上跳下来开门让我们进入院子，他就没参加后边的任何行动。现在他像一块石头似地坐在那里盯着那人。  
　　我定到那人跟前，往下看他。他的双唇在颤抖，我弯下身子仔细听他说什么。“我走，我走。”他像唱歌一样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但是，他的声音中充满着莫名的恐惧。  
　　那女人坐在他旁边，把他的头托在自己的膝上。我识相地走开，跨过小路坐在瞎子旁边看着他们。那女人在星光下坐在小山上，把惊恐的丈夫的头放在自己膝上。这种情景感动了我。我知道，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当他们日常生活中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时，有时哭泣，有时嚷叫；甚至还常常语无伦次地歇斯底里大发作。可是，那个女人除了对她丈夫表示体贴外，既没有号哭，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流露。我想问问瞎子对这个女人有什么看法，然而我为自己的侧隐之心感到内疚。  
　　我暗暗责骂自己：真是糊涂的知识分子！那家伙杀害无辜的人，还把人活埋，怎么处置他都不为过。这点我承认。可是，那个女人，我还是佩服她。
瞎子抓住我的胳膊，向山下指了指，只见地老鼠走在两支小分队的前边，喘着粗气微笑着爬上来了。  
　　“那个碉堡他妈的真高，”他说，“我还以为爬不上去了。他突然停止了说话。看了看那男人和女人，然后又看了一下老康。  
　　“把那个女人带走。”他轻轻地说。我感到脊背上起了鸡皮疙瘩。一个民兵俯身轻轻地拍了一下那个女人。“过来。”他说。她把丈夫的头放在地上，什么也没跟他说，默默的站起来，跟着那个民兵顺着小路走开。  
　　现在，那个躺在地上的人身旁只有地老鼠、康和我。康咔嚓一声拉上了枪栓。我心里一震，像被一条紧箍勒住，直想抬手把这紧箍解开。  
　　“走吧。”地老鼠说着走开了。  
　　我们往前走。我能听到自己的靴子踩在路上的响声，我意识到我是在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我的耳朵似乎就要爆炸了。随后，便传来一声闷响，接着又是一响。  
　　“怎么？”事后我问康。  
　　“他仰卧在地上，我站在他跟前。”  
　　“他的眼睛睁着吗？”  
　　“是的，他瞅着我。”  
　　“他没说什么吗？”  
　　“他说，‘咱们两人素无冤仇，我留下一些财宝，你拿去吧，我送给你。’我让他说下去。我想知道他把手枪藏在什么地方，可是，从他嘴里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站在那里边听边瞄着他的脑门。我的枪口像这样上下移动着，尽量找准地方打。我一枪把他的头打成了两半，接着又朝他肚子补了一枪。我不愿意浪费子弹。”  
　　枪声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的思绪像陀螺一样急速旋转。我本来以为此行是一次小小的冒险 活动，却万万没想到这样的结果。我望着定在路上的民兵们和在队伍最前头的那女人。她那双没穿鞋的脚慢慢地移动着，民兵用枪推搡着她。  
　　“走快点。”他们说。
队伍现在走得很慢，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那个女人放在队尾，叫人押着走。现在她影响了大家的速度。我不愿意看见她被人家推推搡搡地。对一个仅仅才五分钟的寡妇应给予安慰，而不应该在她光着脚走在崎岖山路时加以推搡。  
　　我一时冲动，走到队伍前边，提起她的手腕儿，轻轻地拉了她一下，表示她应该走快点。然后我加快向前走几步，顺势抓住她的手，轻轻地捏一下，向她示意：“我是你的朋友。”她立即作出了反应，跟在我后边蹒蹒跚跚地加快了步伐。  
　　“哟！”一个民兵说，“这就对了。得拉着她走！”  
　　我心里明白，她放快脚步是因为感受到了同情，而不是因为被人拉着走。我有些气愤。  
　　这时我们正通过起伏不平的地段，我感到脚下道路的高高低低，感到了我后边那个女人急促而跌跌撞撞的步子，感到了她的手紧紧地挽住我的手，手指移动着寻找我的手指。她的手心贴着我的手心，那样急切，那样期望，似乎有一股电流，通过我的胳膊，流通全身，使我产生要安慰她的想法。她挨近我，低声向我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低头望望她，想听她讲什么。她仰脸对着我，但是天色太黑，看不清楚她的面部，分辨不出是丑还是俊，是老还是少。她也看不出我是个外国人。  
　　在黑暗中，我们两人各看不清对方面孔，不通姓名，她也不知我的国籍和政治面貌。以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对一个处境危险的女子产生恻隐之心，也没想到，自己能理解一个看不见的人的心情。然而，我却对这个女人产生侧隐之心，并觉得我对她的心情的了解胜过对我一生中所认识的许多女人的了解。虽然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但是我觉察出来，她在看着我，对我充满了感激、信任以及希望。  
　　我们继续前进。天空中的群星已经隐去，只有晨星还在微微地闪动。我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险境，不会有追兵了，于是我放慢了脚步。那个女人感激地在我手上捏了一下。  
　　我们继续朝西走，东方的天空渐渐泛白。当我们穿过狭窄的河沟，走过一片石滩，回到我们出发的村子时，已经是拂晓了。我捏了那个女人的手，然后松开手，回头看她。她年轻漂亮，对我微微一笑。她发现我是个外国人时，是否大吃一惊，这一点她并没有表示出来。  
　　地老鼠走过来递给她一双鞋，这是他从一家农民那里要来的。她默默地把鞋穿上。
“我处决了你的丈夫，你有什么想法？”  
　　地老鼠问道。这个问题提得那样突然、那样残酷无情，使我不禁一惊。 那女人抬头望了望，笑了。  
　　“他是个坏人，老打我。”  
　　我注视着她。她在微笑。我闹不清她是娇揉造作呢，还是真情实意。“你现在可以走了，”地老鼠说，“你如果生活有困难，八路军会帮助你的。”她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便朝刚才的路往回走。  
　　我目送着她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异样滋味。我想，她将路过躺在山坡上的她丈夫的尸体。她会怎样呢？趴在尸体上大哭一场？向他吐唾沫骂他一通？还是从他旁边走过，哈哈一笑呢？  
　　我朝东望去，看着她翻过山头往国民党占领区走去。这时，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开始了一个春光明媚的好天。

自觉的梦游人

第四十二节 金花的故事

从安阳游击区出来时，我心情不安，思绪混乱。我在那个黑暗的中世纪地方所见所闻的许多东西，根本不符合一般西方人关于战争、革命，甚至生活本身的概念。一个女人的丈夫刚刚在一处荒山坡上被杀，而她还笑，这似乎有点难以解释。这女人的笑是否同中国革命有关系？我很快就认为是有关系的。我细细地琢磨了在土地改革和人民战争中所了解的各种情况，很惊奇地发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几乎在各个方面部与妇女有关，涉及她们的感情、她们同男人的关系、她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她们作为财产、宗教和性的象征。这个发现使我决定尽快找一位中国农村妇女谈话，了解她的生活、内心思想和隐密的感情。

　　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农村妇女一般不愿同男人、特别是外国人单独谈话。然而，我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这种机会。
　　我辞别了陈翻译和刘明基，横越华北平原往回走，几天之后到了冀中的一个有三百来人口的小村子李家庄。从这里我不能往前走了，因为国民党军队为阻止共军前进而掘开大运河，淹了这一带地方。要是涉水而过，就会遭到双方的射击，我不想挨枪子儿，只好在这个村子里呆几天再说。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找几个农村妇女向我谈谈她们自己的情况，但是，人家都不愿意谈。经过一番周折，我总算获得了一位农村女青年的信任。她的名字叫金花，丈夫在国民党占领区。我慢慢地说服了她向我讲述她的身世。我发现她的身世非常有趣，所以把离开这个村子的时间推迟了一周，每天同她谈话八、九、十来个小时。她向我讲述自己的身世时声泪俱下，还边说边骂，感情激动，有时灰心绝望，有时充满希望。在这里，我将尽量原原本本地复述她的身世。我把她的话压缩了一些，不过还是很详细，因为我认为此中所揭示的关于GCD所使用的某些策略，以及它为什么能够赢得那么多人的拥护，要比读毛泽东的十几篇讲话更清楚。

　　也许在此我应该说明，我曾借助于一位从北平来的讲英语的年轻教授杨彪的翻译，我倒不是一定要依靠翻译，因为尽管金花有一些农村口音和开始时有点拘束，但由于她说话清楚，而且比我在解放区所见到的大多数人都更富于表达力，所以我还是听得懂的。不过，有个翻译，我就可以把全部谈话都记下来。

我见到金花时她刚刚二十一岁。她是个相当美貌的姑娘，有着一副开朗的面孔，一张标致的小嘴，鼻子微翘，眼睛乌亮。苗条的体型使她显得比一般华北农村妇女秀丽得多。她有着法国人非常欣赏的纤细的手腕和脚踝。她没裹脚，留着短发。我们的谈话是在她家里进行的。她家是个四合院，泥抹的房子。下边就是她向我讲的她的身世。

　　她出生在离这里三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那里十分贫穷，粮食缺乏，生活艰难。她从记事起就辛勤地劳动。

　　在抗日战争中期，她十五岁时爱上一个名叫李宝的青年。据她说，李宝是她哥哥的小学同学，那年十七岁，十分英俊．身材细长，双目有神，声如洪钟。金花深深为他的声音所打动，这声音同她所熟悉的粗声粗气的农民声调十分不同。不管他什么时候来看她哥哥，也不管金花手头有什么活，她都要放下活计走过来听他们谈话。

　　她听着李宝侃侃而谈，他那热忱的双眼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身子向前倾斜，全神贯注于所谈的问题，都是她闻所未闻的大事情，什么自由啦、民主啦、中国的未来啦，等等。她内心倾慕着他，他是多么崇高啊！她想把心里话对他说，可是哥哥总在场，从来没有机会说。她只好靠近他坐着，偷偷向他送秋波，两眼盯着他的每个动作。

　　李宝很快领会到了金花的心思。有一次当她哥哥离开房间一会儿的工夫，他凑近金花说：“从你眼神我看出来了。我知道你的心。”

　　金花又高兴又害羞，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很想私下同他说说心里话，却苦于没有机会。

在华北农村里，年轻姑娘在男人面前必须表现端庄，不能有丝毫轻佻，因为中国社会把这一点看作高于爱情的美德。年轻女子在结婚前，甚至结婚后都得呆在家里，不能随便露面。尽管有无数事实证明中国男人把他们的女人交给别人为妻、做妾或为娼；但是，一个女子不经父母知道和同意便同一个男人谈情说爱，却是极其罕见的。女子如果违反这个条规，便会立遭贬辱。任何人只要看到她和一个男子在一起，都可以责骂她丧失贞操。中国社会十分虚伪：地主可以毫无顾忌地奸污佃户的妻子，每个村子都容许有至少一个“破鞋”，而青年男女不管动机多么纯正，却不许单独在一起谈话、拉手，更不要说接吻了。

　　又有一次，乘哥哥离开房间的一会儿工夫，金花凑过身子向李宝低声说：“明天我们家里人都出门去，你来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不能不认为金花真大胆，也有人会说她一时糊涂或者神经错乱。

　　第二天，李宝偷偷离开学校．九点钟的时候来到金花的家门口。他走进来时，金花臊得脸通红，只好微笑着强装镇定。为了避免生人或家里人回来时撞见，她把李宝领到自己房间里，马上关好门，上了栓。

　　原来金花只想同这位自己所钦佩的有才华的青年私下谈一点贴心话。可是，李宝却对她这种不寻常的举动产生了误解，尤其是门上了栓更使他想入非非，便向她求欢。金花开始时是震惊，接着是激动，最后是害怕，先是拒绝，接着半推半就，最后气愤地叫他走开。可是，当李宝站起来要走时，金花的心里乱极了。她一会儿怕他不再爱她，一会儿觉得李宝竟要她的处女身作为征服她的纪念品，这使她十分痛苦。假如她能确信李宝对她有真情，或者她以前同男人有过这种经验的话，那么，她大概就会让他走了。可是，失掉这样一个男子的交情，在现时对她说来似乎是莫大的灾难。

　　金花一时感情激动，跪在李宝脚下，抱住他的双膝，恳求他不要使她失身，因为她将许配给另一个男子。同时，她又祈求他不要抛弃她，因为她孤单寂寞。

　　“做我的朋友，我的哥哥，我的情人——做我的情人吧，除了那件事以外，什么都行。“她哭着说。李宝被她这番话和诚挚的态度所感动，克服了恼怒同意了她的条件。

这样，一场幼稚的，但为中国农村规矩所不容的恋爱便开始了。他们继续这样往来。当她家里人都回来时，金花仍然设法同她的情人幽会。每天夜里，等家里人——她的三个兄弟和父母——都上炕入睡后，她便蹑手蹑脚地走出自己的房间，把大门的门闩悄悄地拉开。不一会儿，一个身影轻轻地推门进来，迅速穿过院子。接着，金花的房门开了，又关上了。

　　这对年轻人夜夜幽会，互诉衷肠，但没有发生肉体关系，也没有接过吻，只是手拉着手，相互深情地望着，发誓永远相好下去。

　　这种行为是完全违背村里的规矩的，所以，金花定神一想，不由得惊恐懊丧。有一次，她的女友们聚集在她的房里做绣花鞋时，她开始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姑娘们玩“你希望嫁给什么样的人”的游戏，轮到金花时，她微微红着脸回答说：“我希望嫁给象我的邻居李宝那样英俊而温柔的人。”

　　女友们把她大大地逗笑了一番，她担心秘密被人识破，耸了耸肩膀，装作识时务的样子，说；“嫁给谁，咱们自己不能选择，谈它有啥用？”

　　“真是！”女友们回答道，“婚姻由父母包办。说不定配一个丑女婿。”

　　姑娘们恨自己不投生在英国、法国或美国，听说那里的女子可以同自己所爱的男子结婚。她们模糊地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她们在内心里是这个社会的叛逆者，所以每人都认为私下有个情人没什么不对。

　　金花暗暗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话给她和李宝的私情罩上了一件在此以前所没有的道德的外衣。她甚至开始为自己敢于蔑视舆论而洋洋自得，并寻找证据来说明这种大胆行为正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有时她从枕头底下拿出小镜子幸福地照照自己的脸，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有个情人！情人！”她暗暗喊道，就象小孩子得到一件新玩具那样高兴。

后来的时光过得有新内容而且甜蜜。当李宝第一次倾诉他爱她时，金花心醉神迷，差一点在他的怀中昏过去。李宝并没有为这一爱情的表示索取任何报酬，所以金花认为李宝真是宽宏大量，心地高尚。

　　李宝还教会她写几个简单的字。此后，她想见他时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一"来"字，放在村里池塘旁边一个树洞里。李宝看到纸条，便写个回条放到那里，告诉她，“好”或者“不”，或者“今夜”或者“明夜”，或者“我的屋里”或者“你的屋里”。金花也只认识这几个字。

　　这些条子虽然那么简短，但是，金花却把它们视为珍宝，藏在炕角的苇席底下，经常拿出来用手指摹写李宝的字迹。

　　说真的，金花似乎觉得这些字具有莫大的魔力。一个“来”字常常发生奇效大验，她只要写出这个字，就象变戏法似的，李宝就突然出现在她的房里。

　　她的眼界豁然开阔了，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而在李宝出现于她的生活以前。她全身都埋在一大堆的活计中，这是每个中国农村妇女的命运。那时的金花，除了从其他妇女的嘴中听到一些传闻故事以外，从未想过热恋和爱情的事。

　　可是，那些故事现在对她来说变得几乎和地自己的生活一样真实了。她开始模仿她以前听说过的爱情效事中那种通常有的做法。因为给情人做农服是她所能记得的故事中的女主角们传统的做法，所以金花也着手给李宝做袄。她娘注意到了这事并且产生了怀疑。金花骗她娘说：“李宝的娘没时间做衣服，我就把它粗针大线地缝在一起，帮她—下。”

　　然而，她却暗暗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用针线把我的情意表示出来。”这样一来，这件袄的做工是任何大城市的裁缝都会为之惊叹的。一般的袄都有五个扣眼，她却做了十三个，而且还在每个扣眼周围绣了一朵花。华北一带青年男女都熟悉这种扣眼，称之为“十三颗宝”。金花对自己的活计感到高兴，她相信自己正按着最好的传统进行着恋爱。


　　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拿着袄跑到李宝那里，一定要他穿上试试。李宝试衣服时，她一直围着他蹦呀、跳呀地喊：“喜欢吗？说呀！告诉我，你喜欢吗！”她是那样地热烈，那样地深情，使得李宝所作的回答正是她所想望的：“我喜欢它，因为它是我真正的心上人亲手做的。”

　　李宝按照习惯给金花钱买线做绣花鞋。开始时她不收，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心意。”后来，看到不收会使李宝难过，便收下了钱。但是，她没给自己买任何东西，而是把每个铜板都花在买布料和针线给李宝做衣服上面。

　　金花常常想，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如果他知道蜜月这个词或知道这个习惯的话，她很可能把它叫做蜜月。她恨不得向全村高喊她爱李宝，但这是不可能的。她只是盼望能有个可以对之吐露心事的知心人。不仅这点根本做不到，反而还得加倍地小心，以防泄露。渐渐地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情绪揪住了她。她不再象先前那样无所忧虑了。她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李宝的要求，或者，既然她不能完全满足他的爱情的要求，是不是今后干脆不再见他为妙。开头她是由于意志坚强而不肯失身于李宝。而现在她觉得，自己不去了结这笔孽债，莫非说明自己软弱？

　　后来她问自己，如果父母把自己许配出去怎么办？许配给谁呢？李宝的面容总是浮现在地眼前，她不能想象其他什么人能做她的丈夫。然而，“要是把你许配给人！要是把你许配给人！”的念头总在她脑海中萦回。夜里她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考虑与其将来委身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还不如现在委身于自己所爱的李宝。她暗下决心，下次李宝来时一定投到他的怀里。但是，等到他真的来时，她又踌躇，默默不语。

一九四二年秋天，金花被许配给一个姓张的人，他就住在我们现在坐着谈话的这个村子里，金花以前从未见过他。几乎在这同一时间，李宝也由父母做主聘了另外一个姑娘。按照中国各地农村的习惯，没人告诉金花她已被许配出去的事，她只是看到媒人的来来往往、家里的不寻常的淮备工作以及邻人巧妙地对她开玩笑，才逐渐感到了这件事。

　　那是个非常可爱的秋天。然而金花大部分时间里却是痛苦的。媒人告诉她父母说，男方只比金花大两岁，将来一定是个好丈夫。可是，见过张的金花的朋友们告诉她说，他比她大十五岁，长着一副很丑的白灰脸。金花的情绪非常低落沮丧。她只是同李宝在一起时才快活。实际上，一想到她那个未来的丈夫，金花对李宝的柔情蜜意就更加增长。她越想到她真正的心里人，就越厌恶即将成为她丈夫的那个人。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爱李宝，更恨这件婚事，恨自己的父母，恨那不公道的社会和不合理的生活。她坚持要李宝每晚一定来看她。他来时她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然而，终于到了她不能与他见面的时候了。邻居们经常在她屋里帮忙准备婚礼，她必须陪伴客人，根本无法与李宝幽会。
　　婚期越来越近，金花也越来越心神不定。人家对她说话，她几乎听而不闻。母亲看到女儿这种情况，十分焦急不安，想到自己结婚时的情形，打算开导安慰女儿一番。但金花总是躲开她。

　　女儿开始恨母亲了。

在金花结婚的前两天晚上，李宝来向她告别。因为邻居们在她屋里正为婚礼最后的准备工作而忙碌，金花急忙把她的情人偷偷地领到野地里。一轮明月刚刚升起，两人手挽手地穿过草地，走到池塘边，坐在一棵树下边。金花看到阴影和月光混杂在情人的脸上，更觉得与他难舍难分。

　　“要是咱俩个结婚，”她说，“那咱们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小伙子骤然转向她，“咱俩就把今晚当做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吧，”他说。“答应我吧！爱我吧！”他把她的手紧紧抓在自己手里，恳求道。她沉默了一会。

　　“我不能。”她说。

　　“求求你答应我吧，”他搂住了她。

　　“不——我不能。”她说。

　　“为什么？”

　　“我不能—咱们回去吧。”

　　他抽回胳膊，头也离开了她，望着田野，低声说： “但是我爱你——我非常想要你——就是这样，在此时此地。也许咱们再没有机会了。”他说得很急促。“你为什么不给我呢？我是你所爱的人啊！为什么给一个你没见过面的又丑又老的家伙呢？”李宝的这句醋话打中了金花的要害。他一再说她将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睡在一起，使她心烦意乱。她泪如泉涌，悲痛地望着李宝。接着她跪下来．爬到他的身边，把嘴唇贴近他的耳朵悄声说：“你知道吗，我再也不能给你做袄了？这是我可以同你谈话的最后一次了，这是最后一次跟你说话，最后一次把心掏给你啦。请别折磨我吧。”

　　李宝感到惭愧，便又转向她。可是，她却用手把他挡开，然后哭着站起来。他想法安慰她。“不要这么哭了，”他说，“你被迫嫁给那个凡夫，使人惋惜。但是，不要丧失希望。也许咱们这两门亲事都不能长久，总有一天咱俩儿还可能在一起。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永远爱你。”听了李宝脉脉温情的话语和感人的声调，金花开始觉得热乎乎的，她心灵中某种东西又复活起来。刚才李宝的求欢曾使她凉了半截，现在他的柔情蜜意又使她温暖起来。一种凄凉的幸福感激动着她，她再也不忍听下去了。她一下扑到李宝的怀里，接着他的脖子，第一次吻他。那时她只知道吻他，而忘记了一切。她的心与李宝的心跳在一起，完全陶醉了。可是，只要他们的嘴唇一分开，便意味着离别，意味着他们又被社会分隔开。虽然她一再吻他，但是欢乐已经消失，只剩下离愁。她越吻越感到悲哀，最后心里痛苦得无法忍受，猛地撇下李宝，哭泣着跑开了。

第二天，金花醒来时感到昏昏沉沉，昨天夜里的缠绵似乎是很久远、恍惚的事了。白天很冷，傍晚时刮了北风，下起雨来。当夜幕笼罩着村子时，金花的家人都出门参加邻居们为即将来临的婚礼而举行的聚会。金花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们，一直到他们走入地上升起来的蒙蒙灰雾中。不一会儿，她听到从聚会中传来的喧闹声、锣鼓声和笛子声。

　　她回到屋里，在自己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不时地向房门投去抱着希望的眼光。她盼望她的情人前来再次向她求欢，这一回她不会拒绝了。昨夜为什么拒绝他呢？这完全是由于自己的怯懦。他可能恨我了。她想到这里，忽然害怕起来。昨夜为什么不答应他呢？现在他不会来了。

　　她心想，如果她失身于另外一个男人，李宝就不会再尊敬她了，这下完了！羞愧之心使她极度痛苦。她决心马上去找李宝，去他家委身于他。

　　她顾不得外边下着雨，奔向李宝家。她也顾不了许多，径直跑进院子，宜奔李宝的房间。房门没锁，她一推而进，里边黑洞洞的。她叫李宝的名字，但是，没有人回答。她走到炕前，用手摸了摸，炕上没人。她把各个房间找了一遍，都没有人。顿时，她四周的墙壁似乎都在收拢，房顶似乎向她头上压下来。她一气跑出房子，踩着下雨积成的水坑，溅起泥水，象喝醉酒似地摇摇晃晃地到了家。她靠在院子前边的照壁上，气喘吁吁，外边传来一阵鼓乐声。这是她的婚礼的音乐！她用手把耳朵堵上，仰面望天，天空阴沉沉的，大雨滂沱。她如痴似醉地在院子里徘徊着。

　　她当时十五岁。那天是她婚礼的前夕，本来是个大喜日子．然而，她不想活下去了。她快步走进厨房，找到一根绳子，摸黑回到自己房里，把一条板凳拉到门边。她站到凳子上，把绳子的一端穿过横梁，打了一个活结，把头套进去，踢开凳子。她上吊了。

　　不一会儿工夫，她父母回到家里，发现她悬梁，马上割断绳子，找来邻居，大家七手八脚，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才把金花抢救过来。金花苏醒过来，看见母亲抱着她的头哭泣。

　　母亲擦干眼泪，站起来严肃地说：“这是命中注定的，你必须服从。”

　　世世代代的中国父母都是用这句话来劝导女儿服从她们所反对的婚姻。金花一听，又凉了半截，后悔自己没有死成，没有摆脱这个圈套、这个黑暗的社会、这种奴役。她痛恨这一切。当母亲重复这句话时，金花感到一阵恶心，好象服了毒药似的。

　　“你还记得你年轻时的情形吗？”金花质问母亲，“难道你愿意嫁给比你大十五岁的人吗？”

　　她突然象复活的僵尸一样坐起来大声说：“你们不叫我活了！”母亲吃惊地后退几步。

　　金花感到非斗不可，奋力从炕上下来，冲着母亲的脸大嚷：“我不听你摆布！你这个老蠢货！臭娘们！混蛋！”

邻居们听到这种辱骂，大吃一惊，纷纷劝解。但金花哪里平静得下来，还是一个劲地叫骂，嘴巴噘着，四肢抽搐，整个身子象琴弦一样紧绷着。她喊的声音更大了，不停地痛骂她的娘，要她的娘干脆把她杀死算了。谁敢接近，她就用那僵硬的胳膊把谁推开。

　　最后她精疲力竭了。不停的哭泣和呜咽使她喘不过气来，全身颤抖着瘫倒在炕上。她眼皮不抬，两手张开，一动不动地直挺挺地躺着，从半睁开的眼中流出两行泪水，落在席子上。她的嘴唇不时地动着，微微地说：“不……不。”她使劲地咬紧牙关。

　　邻居们围拢过来，对她开始了一番无用的安慰和劝告。金花感到围拢在她头上边的那一圈人的面孔使她透不过气来。可是，他们又不走开。邻居们轮番地劝解她。她感到身上象压着一块大石头。既不能嫁给自己所爱的人，又不能自杀以殉自己的爱情，这一切使她悲愤已极，精疲力尽，最后完全不省人事。

　　当金花苏醒过来，已到迎亲的时候，花轿已等在门口，她被无情地塞进轿里。

　　花轿抬到男家已经过了午时。金花下了轿子，第一次与她的丈夫照面。他带着欣赏的眼神向她咧嘴笑着。然而，金花看到他的长相，大吃一惊，万分厌恶。原来，朋友们先前对她说的千真万确。他看上去比她大二十岁。由于金花心中还念念不忘李宝的音容笑貌，相形之下，她丈夫就显得奇丑无比。他那白灰脸的一边有一颗痣，痣上长着一根长长的黑毛，一口七扭八歪的牙齿，活像坟场里的东倒西歪的墓石。塌鼻梁、鼓腮帮、嘴唇聋拉着，简直是个丑八怪，金花想。

　　金花像进入监狱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跟随丈夫进到屋里。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里，回到李宝怀抱？

　　丈夫走开了，让她同家里的女眷及看热闹的邻居呆在一起。这些人拿金花开心，捏捏脸蛋，摸摸胳膊，扭过来，转过去逗弄她，就象在集市上拿起一把铁壶，东磕磕、西碰碰，琢磨着是否值得买回家一样。金花受这些人的摆弄，浑身僵冷，心想：自己哪里还是个人，完全是某种半死的奇异物品。


　　天黑后，只剩下她和丈夫。她脑子里一直担心这个时刻，考虑着会发生什么？怎么办？他在她身旁坐下，她对他强作笑容。他抚摸她的胳膊时，她躲开。他脱光了衣服，叫她也脱掉衣服。她不肯。“你这是干吗？”他问，“结婚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她感到窒息，爬到炕的一个角落里，泪流满面。他把她拉出来，夸奖她又年轻又漂亮。她抬眼冲着他的脸恨恨地说：“你又老又丑。”说完低头抽泣。“哭也没用。”他说。她想下炕，他把她拉了回来，打了她一记耳光。金花不顾一切地尖叫起来。他一拳差一点儿把她的头打掉下来。鲜血从金花脸上流下来。他一直把她打得不能出声才住手。她筋疲力尽地躺在炕上，他却情欲大作，硬是把她强奸了。

　　丈夫带着满意的微笑入睡了。可是，金花一夜没有合眼，翻来覆去地想事。她浑身疼痛，但是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她的精神。她感到她背叛了自己的情人。由于她性格中的某些致命的弱点，没有把自己的处女身奉献给李宝，现在悔之晚矣。一想到她的丈夫把应属于她的情人的东西夺去了，就使她那幼稚的灵魂受到莫大的折磨。她喃喃自语道：“可恨哪，这样糟蹋我，真可恨哪！”要是刚才是李宝就好了！那该使她多么高兴啊！可是现在她再也没脸见他了。太可怕了！在这里呆下去，则更加可怕！一个年轻人真正发泄感情时，那个冲动劲儿十分剧烈、可怕，而且不加掩饰。金花看到今后是这种没有尽头的岁月，昏然入睡了。她象是被捉到监狱里，无法逃脱了。一夜之间，毁了她的一生。

按照当地的习惯，婚后第九天金花回到娘家。她把一肚子的怨气都对她娘发泄出来了。“你骗了我，”她愤怒地责骂她娘。

　　“难道你不记得你自己结婚的事？我爹比你大许多。你亲口告诉我，当时你是多么伤心。难道你忘了自己遭的罪，如此狠心地把你唯一的闺女推到火坑里？”

　　做娘的引用了许多古训极力教导女儿要忍受这一切，“木已成舟。一切都定下来了。你要记住‘女子从一而终’这个古训啊。”金花气得直跺脚，伤心失望地流着泪。

　　后来，她平静了下来，对娘说话也温和起来，因为她认识到这桩婚事不能全怪父母，而要怪当时那个社会。没想到娘也说：“不光你一个人恨这世道，我也恨啊。”

　　第二天当她父母都不在家时，李宝出现在她的门口。她怔然叫他进屋坐下。他看出她痛苦的心情，便说：“我先前求你把你的身子给我，你就是不肯。”金花气得想批驳他，但是话到嘴边忍住了。现在李宝还是像以前许多夜晚那样坐在她面前。

　　一想到他即将从自己的生活中永远消失掉，金花就难过。她有心求他的情人原谅她，但是不知从何说起。她羞愧地看着他，不敢委身于他。她觉得自己的女儿身已被糟踏了，不配接受这样一个纯洁青年的爱了。

　　“当时我要是勇敢一些，也就答应你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我的不好，我感到悔恨。”她看着李宝起身向她告别，离开了她。她在后边叮咛道；“好好干，为社会做好事，忘掉我吧。”

　　她望着走远了的李宝的背影，心中充满着悲哀，但没有哭出来，她已经心灰意冷了。

金花尽量同她丈夫的一家建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只有怨恨，没有基础。家里除了她自己和丈夫外，还有公公、婆婆和小姑子。由于生活的煎熬，婆婆衰弱得几乎是行尸走肉，所以，金花并没有象大多数中国的新媳妇那样受到婆婆的很大虐待。然而，这一不足却由她的丈夫给弥补了，他苛待她的厉害程度，十二个婆婆也比不上。她必须日夜伺候他。睡觉时她得给丈夫脱衣脱鞋，早起再给他穿上。她得给他点烟、倒水，双手捧上茶杯时，还得带着恭顺的笑容。揍是家常便饭，稍一怠慢，就要受到毒打。

　　一天晚上睡觉前，金花给丈夫端来一碗小米汤，有点米汤溢出碗沿，流到他的大拇指上。他勃然大怒，从角落里抓起一把刷子，把她打倒在地，没头没脑地揍。她不敢叫出声来，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她跪在地上求他原谅自己的疏忽。为了打动他的心，她强装笑颜，但他还是不停地打她，直到他累了才罢手。两个小时以后，他才让她爬上炕来。

　　她的公公也好不了多少。金花的娘病了，捎信儿来说想看看女儿。公公不让她走，还说：“我们为什么要娶你呢？你到这里来是为我们家干活的，你是我们家的，不是你娘的。”

　　金花苦苦哀求，公公终于允许她走了。当她两天之后回来的时候，他竟命令她跪在院子里求他宽恕回来晚了。她从中午一直跪到傍晚。那天夜里，当她给丈夫脱衣服时，他问她：

　　“跟我说实话。你真想另找一个主儿吗？”

　　金花怕遭到进一步惩罚，强装欢颜，柔声回答道： “我嫁你时是个黄花闺女，我不想再嫁，我愿伺候你一辈子，死了也要与你同穴。”

　　她编造了这一套，表面上对丈夫微笑，心里却在想自己受到的待遇简直像一头驴或者一头牛，而不象个女人。为了使丈夫不找碴儿闹事，她装出最恭顺的样子，甚至对他引用古老的谚语。“花有种，”她说，“草有根，人有后嗣。将来咱们有了孩子，我要为你把他养大成人。现在咱们都还年轻，可是，等你老了的时候，我还年轻。将来遇上荒年，咱们不得不去要饭时，我也先到外面要饭给你吃。我是女人，得靠你，就必须照顾你。你要被土匪抓去，我要把我的东西全卖掉，那怕卖身也要把你赎回来。”

　　在整整三个艰辛的年头里，金花就是这样竭力消弥丈夫的脾气，使自己痛苦的日子好过一点。她十八岁那年，华北闹饥荒，她那村子也遭了灾。虽然丈夫和家里其他人仍都吃小米，而金花却只能吃到糠皮和树叶。灾情越来越严重了，丈夫决定到天津去做买卖。金花温顺地把他送到大门口。丈夫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这次出门，对金花一句体贴的话也没有，临走还粗言粗语地给地下了一连串命令。

　　“有饭要让我爹和妹妹先吃，剩下的，你才可以吃。”最后，他恶狠狠地警告说：“你得保住我的面子。如果你不规规矩矩，我就打死你！”

　　这些恶言恶语使金花十分痛心，但她还是强作笑容。“别担心，”她说，“我只要你。”

　　这一段生活使金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度过这样的岁月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没有比断绝希望和葬送未来更加悲惨的了。金花虽然只有十八岁，但是已经感到厌世了。她痛恨社会，痛恨丈夫，痛恨生活本身。她又打算自杀，但是那将给她娘带来痛苦，所以暂时放下这个念头。她决定等娘去世后才自杀。

　　从她婚后的生活中，金花逐渐体验到“男是天，女是地”这句俗话。她也听到过新寡妇守着丈夫的尸体嚎啕大哭：“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她那敏捷的脑筋认识到，不仅她的丈夫、而且所有的男人生来就注定是女人的统治者。

　　金花不能不屈服于社会的这些纲常，在丈夫面前，她装得象奴隶一样卑屈、顺从和战战兢兢。但是，在心灵深处，她另有盘算。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对于她所受到的侮辱、打骂以及从她丈夫那里受到的一切苦痛，她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加以报复。甚至在送丈夫到门口时，她也在想：总有一天我要和你算账。等着瞧吧，这一天会来的。

在华北的每个农村里，都有一个肉体上受到毒打，感情上受到摧残而痛苦悲哀的金花。所以，她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共产党发现了她，想方设法拯救她，并通过她去拯救许许多多的金花。她有着什么都记得清、什么都不宽恕的精神。她站在门口，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等待着出头的日子，等待着报仇雪恨的时机。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支八路军小分队来到金花的村子。他们在村里只呆了几个小时，然后宣布说，他们要去打日本，便开拔走了。一个星期后，县里来了一个干部在村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宣布他是代表八路军政府的，并说：“人民和八路军是一家人。”金花听了这句话，对自己说：“不可能。你们甚至连我们村的人都不是，怎么能和我们一家人呢？”

　　过了一些时候，这位干部把村里的全体妇女召集起来，叫她们成立妇女会。他宣布每个妇女都有同男人平等的权利，并要求那些受苦最深的妇女都去秘密找他。这位干部的话使金花很兴奋，使她产生很多想法，但是她不敢去参加秘密会议。再说，她也不相信那样做会有什么结果。

　　“有人说八路军是来解放咱们的，”她对小姑子说，“可是你看：日本人已被赶走了，而咱们两个女子在村里还是受苦。我看所谓八路军帮助妇女不过是谣言。“

　　几天以后，那位县干部走了，村里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这使金花感到自己的怀疑是对的。村里除了成立了个妇女会，别的事就再也没有了。“原来八路军只能做这些，”她对自己说，“不中用啊。”

　　她的一个女友黑玉秘密来看她，使她感到吃惊。黑玉已被选为村妇女会的干部。因为两人是好朋友，所以她们之间敢于畅怀交谈。“咱们必须从男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黑玉对金花说，“不过，要做到达一点，单枪匹马不行。大家必须团结起来一块儿求解放。”

　　金花仍抱怀疑态度。“你没啥问题，”她说，“你现在当了干部，政府保护你。可是我呢？谁保护我？”“听我说，”黑玉道，“把你的苦情告诉我。我不会坑害你的。”金花沉默不语。

　　“睁开眼睛看看吧，金花，”她的女友说，“咱们出头的日子来了。咱们受的苦到头了，咱们有盼头了。”因为这些话是自己的好友说的，金花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啊，如果是真的，那该多美呀！”她说，“那样，八路军就真的是咱们一家人喽。”

过了几天，黑玉带着一个名叫陶娃的姑娘又找上门来。金花细细地询问她们，想尽量了解她们对这种新展示的生活究竞是怎么看的。看到那两个姑娘有股闯劲，有信心为村里妇女争取平等．金花终于下了决心。于是她向那两个姑娘倒出了她的全部苦水。话匣子一打开，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把长久以来一直煎熬贴心的事大声地说了出来，越说越激动。这是她自认识李宝以来所没有过的。她咬紧嘴唇，极力忍住眼泪和抽泣。接着，她高兴地听到她的朋友们答应尽力减轻她的痛苦。很明显，做到这一点是有些困难的，她自己也心中有数。那两位姑娘劝她安心地呆在家里等待事态的发展。

　　过了几天，四个妇女前来找金花的公公。

　　“我们的调查组查明你虐待儿媳妇。”黑玉说。

　　老头儿惊得张大了嘴，不相信他所听到的话。他从惊呆中恢复过来后，气冲冲地大声叫起来，“不要管我家的闲事。我对儿媳妇怎样，你们管不着！”

　　几位妇女干部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还是黑玉坚定地说，“我们一直对你很客气。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你们好，完全是为了你们家庭团结、幸福。”

　　金花的公公气势汹汹地跳了起来。“走开！滚蛋！”他一边挥着手臂一边喊道。一个姑娘走开了，其余的不作声。不一会儿工夫，那个姑娘带着十五个妇女回来，人人都带着棍棒和绳子。老家伙见势，大吃一惊。

　　“难道你真的不想改变你的脑筋吗？”黑玉质问道。

　　老家伙挥舞拳头说：“不改！滚出去！”

　　“把他捆起来！”黑玉喊道。

　　老头子刚要举起胳膊，四个妇女冲上去一把抓住他。不一会儿工夫，他像网里的鱼一样两只胳膊被绳子捆了起来。金花在一旁惊愕地看着。她生活中的这个灾星被乖乖地制服了。

　　可是当她看到公公被拉出门外的时候，顿时感到有些害怕。“我没受苦，”她叫了起来，“不要伤害我的好公公。”她跑着跟在队伍后边。“爹，别担心。”她说。可是，老头子十分惊慌起来，扭着身子，极力想挣脱绳索。“不要伤了我爹！”金花叫着，然而，她内心里却乐开了花。队伍拐过了街角，金花已经走到大街中间。她心想，真是痛快啊！她终于相信八路军了。

金花的公公在妇女会的一间屋里被关了两天。第三天召开了全村妇女大会来决定对他的处理。妇女们成群结伙来到村子中央的会场。以前她们从没有象这样走到街上来过。金花惊奇地发现，村里竟有许多她几乎不认识的妇女，原来她们也一直被紧紧地关在家里。黑玉和陶娃来家里找她，把她领到妇女会的会所。这里原来是一个汉奸的房子，日本人离开时他跟着逃跑了。

　　当她们赶到时，大会正要开始，四、五十个妇女挤在屋子里和院子里的台阶上。在前边的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几个妇女，其中有个青年妇女是金花所不认识的。黑玉走上前去叫大家安静下来。

　　“姐妹们，”她宣布道，“现在区里的一位干部讲话。请大家守秩序。”

　　金花不认识的那个妇女站了起来。她的讲话一开始，大家就都被她的口才迷住了。她讲到中国的封建主义使妇女成为男人的奴隶，还讲究新媳妇和未出院的姑娘们共同关心的事，又讲到同压迫儿媳妇的公婆以及同反对婚姻自主的父母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她还介绍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宗旨，说他们正为妇女的平等而进行一场反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斗争。

　　“我们向受压迫的姐妹们伸出手，希望在我们反对蒋介石和地主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村里的妇女们做我们的可靠同盟军。”她的声音金花听起来简直象个号角。“咱们民主军队的工农大众正在前方同美国反动派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军队浴血奋战。在后方，在农村里，咱们必须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社会。咱们一定能建成这样的新社会！咱们要携起手来投入战斗，同那些奴役咱们两千年的人进行斗争。反对咱们的任何男人、丈夫和公公，咱们都将把他们打翻在地，毫不客气。”

　　“说得对啊，说得对啊！”金花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地自言自语，好象那个妇女正说到她心窝里似的。女干部讲完了话，大会主席黑玉站了起来。她的发言中有不少蹩脚和难懂的词句，因为她以前从未演讲过。但妇女们却听得亲切，因为她是本村人，是她们之中的一员。几乎没人打断她，她的讲话获得了热烈的反应。她突然停了一下，眼光投向金花，亲切地对她说话，这时金花感到周身发软。

　　“现在，”她说，“该谈谈咱们亲爱的金花妹妹的情况了。她受的苦也就是咱们全体妇女受的苦。要是她得不到解放，咱们大家也不能解放。”

　　“说得对！”会场中有人高呼。“咱们大家来救救金花吧。”

　　“咱们得给那老家伙一点厉害，”金花听到一个尖叫声，“揍他！揍他！”


　　其他妇女也跟着叫了起来。黑玉用拳头击了一下桌子，叫喊声平息了下来。

　　“姐妹们！咱们开会时应该严肃，人家才不会笑话咱们，咱们才能办成大事。过去男人对咱们确实不公道，但咱们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咱们必须尊重咱们自己的妇女会，这样，别人才会尊重它。让咱们先讨论讨论怎么处置那个老头儿，然后作出决议。”

　　会议最后决定把老头儿叫进来。黑玉猛地一下推开金花背后的门。金花的公公被反剪着双臂，由两个妇女押进来。他的脸色灰白，眨着老眼，惊疑地环顾四周。

　　“老头儿！坦白交代你是怎样虐待人的。”黑玉喝道。其他妇女也助威喊道：“快坦白！”

　　“我没做做错事。”老头儿粗声粗气地说，“你们不信，可以问我的儿媳妇。”他的眼睛从其他妇女的头上看过去，落到金花身上。他目光带着敌意，好象在说：“小心点儿！” 金花远远看到他，感到一阵恐惧，打了个寒颤。她看到大家的眼光都投向她。她用手捂着胸口，跟着脚尖跑到会场前边，下决心豁出去了。

　　“我嫁到你们家——这不假！”她冲着公公的脸说，“可是，我连小米也吃不上，冬天也没有棉袄穿。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忘了五年来你们是怎样虐待我的吗？我娘生病那一次，你们逼我在院子里跪了半天，难道你忘了吗？过去我受你们的欺压，我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现在我要翻身。全体姐妹给我撑腰，八路军也给我撑腰。”她的呐喊使得老头儿的脸色一会儿黑一会儿红。

　　“你们这样待我，说得过去吗？我有满肚子苦水，要是我说出来，在场的姐妹们非把你打死不可。”这时会场上群情激昂，有人高呼：“说！”这一怒吼声刚落下，一个姑娘的尖叫声又打破了宁静：“打倒虐待儿媳妇的人！咱们妇女会万岁！”

　　“你们吃白面馍馍，让我吃糠咽菜！”金花越说越气。

　　“哎呀呀！”妇女们的喊叫声象一颗炮弹爆炸似的。

人声鼎沸，还有咚咚的脚步声，金花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一边。一个胖胖的姑娘走近她身边，其他妇女也都挤过来了。“啐他的脸！”胖姑娘说。她鼓着嘴冲着老头儿的脑门啐了一口。其他妇女也冲上前去啐他的脸，然后退下来。怒吼声越来越大。老头儿仍然站在那里，红着脸，胡子上沾满唾沫，双腿颤抖着。这种狼狈相逗得妇女们都笑了。吵嚷声渐渐平静下来。这时黑玉把大家推回去，大声问老头儿：

　　“你想不想改造？”

　　“我改，我改。”老头儿怯声回答。

　　“你还敢折磨你的儿媳妇吗？”

　　“不敢了。”

　　“妇女们团结起来！”刚才领喊口号的那个姑娘又在人群中高呼。

　　“妇女们团结起来！”群众跟着喊。

　　“打倒封建老顽固！”口号声又起。

　　“打倒封建老顽固！”众人跟着喊。

　　既然金花的公公认了“罪”，会议就结束了。但是先派人找来保人，站在全体妇女面前保证：“如果老张头再对他儿媳妇不好，我就把他带来由你们处置。”

金花的公公走了以后．一群年轻的妇女围拢过来，向她祝贺。“多亏大家帮助我翻身，”她对大伙儿说，“我现在才懂得妇女会有力量，八路军为我撑了腰。”
　　那天晚上，金花回到家里时，公公非常羞愧，连头都抬不起来。

　　“这次翻身运动是不是你搞的？”他问。

　　“不，不是我搞的。”金花说。她仍然不敢大意。

　　“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村里妇女会有人专门调查虐待妇女的事情。”金花说，“她们什么都知道。”

　　老头儿恐惧地望着儿媳妇。金花暗暗好笑。

　　公公被“改造”后短短的时间里，金花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是从前那种受了家人打骂逆来顺受的样子了。他在公公面前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她再也不是整天低着头，别人同她说话才敢张口的一副可怜相了。她不再认为公公的一切言行都总是正确的了。现在，凡是她不同意的问题，她都敢于抗争了。现在家里人吃什么她也吃什么了。公公从箱子里拿出一块布对她说：“你拿去做身衣服穿吧。”

　　从此她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表了。过去她总是被关在家里，现在她爱什么时候出门就什么时候出门，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旁若无人。金花没有想到妇女能享有这样的自由。她也懂得，必须使村里的每个妇女都象她一样自由，反对男人统治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并得到保障。因此，当她被选为十人妇女小组长后，在调查“坏”婆婆和“落后”丈夫的工作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她以前所掌握的对付丈夫发脾气的种种巧妙办法，现在都被他用来同不讲道理的公堕进行斗争了。“你的儿媳妇待你好吗？”她常常这样问一个做婆婆的，“她听你的话吗？”没有防备的婆婆回答说：“自从八路军来这儿后，情况糟透啦，我儿媳妇想什么时候出去就出去。你有眼睛，你都看见了。”金花装作同情她的样子，向她告辞。然后，她躲在窗户底下，仔细偷听这家的吵架。把材料搜集到手后，她便把那个倒霉的婆婆揪到“改造”会上整治。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加紧了向华北的进攻。金花担心八路军可能被打败，她新获得的自由也可能毁于一旦。共产党增加农业生产的号召，如同响亮的号角在她耳边吹响。她到处动员妇女下地劳动。她说：“咱们现在翻身了，平等了，咱们妇女应该劳动，不要依赖男人。”村里的妇女并不都听她的劝导。“咱们下地干活，”她们说，“家里的活计咋办呢？难道翻了身就得拼死干活？”“不是这个意思，”金花回答说，“如果咱们不下地干活，打粮食就少，前方的战士就没粮食吃。那样，蒋介石军队就会打过来杀咱们，咱们得到的一切就会失掉。咱们又得依靠男人。”妇女们没法反驳她的道理。
　　可是，还有别的阻力。男人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妻子下地干活。金花去动员村里的美女白清，白清同意下地干活。“你长得太漂亮了，不能下地干活，“她丈夫说，“要是有人把你从玉米地抢走，咋办？”白清笑了笑说：“不错，我漂亮，难道说我就得象笼子里的鸟一样一辈子呆在家里吗？现在是新社会，不是旧时代，如果有人敢在地里欺负我，我就报告我们的妇女会揍死他。”丈夫只好同意她下地干活。后来他发现妻子的劳动使家里的收入增加了，心里非常高兴。一天晚上，他对妻子说：“一旦我不得不离开家时，你能养活我全家了。”白清早就等着他说这句话。“是呀，”她说，“我现在能养活咱们全家啦，你可以参加八路军去。你年轻，不去打反动派应该感到害臊。”丈夫察觉到上了当，不肯去参军，于是白清就不跟他睡觉。他要打她，她就威胁要告到妇女会去，后来又扬言，如果他不去参军，她就要寻死。丈夫无计可施，终于骑上驴子去打蒋介石了。

自觉的梦游人

金花在本村妇女当中进行工作后，找到了生活的新意义。最使她快活的事就是帮助男女青年实现婚姻自主。秋收季节，只见她在地里来来去去，端详村里的小伙子们，设法为地所认识的姑娘们物色对象。“你为啥不找个对象？她这样问一个小伙子，“你孤零零一个人，找个对象就有人给你做衣服了。”“可是我到哪里去找对象啊？”伙子问道。“我帮你找。”金花这样回答，便安排双方在朋友家会面。因为男女青年在父母面前公开见面仍是不可能的事。这种会面很生硬、刻板而严肃。双方的对话有如以下：  
　　小伙子：你希望有个什么样的对象？  
　　姑娘：象你这样的。  
　　小伙子：我觉得咱俩是很好的一对。可是，你的父母同意吗？  
　　姑娘；现在是新社会，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咱有妇女会撑腰。他们如果不同意，我就假装寻死。那么你呢？  
　　小伙子：我好办。如果家里不同意我婚姻自主，我就吓唬他们要离开家。  
　　通过对旧传统斗争、藐视旧习俗和智斗父母，村里的青年们逐渐赢得了新自由。然而，这些挣脱了羁绊的青年男女感到还不能一下子把什么都甩掉。性的自由基本上不存在。结婚前，双方一般要经过三、四个月仔细地互相考察，在这期间双方不发生性关系，他们既不接吻，也不抚摸拥抱，甚至俩人不在街上一起走路，远远没有象美国的那种性自由，也根本不存在俄国革命初期所一度实行过、后来被抛弃的那些非常过激的思想。  
　　实行婚姻自主后，农村里采取了一种新的结婚仪式。新娘的父亲再也不需要借高利贷去雇花轿，而是让新娘骑着毛驴到男方的村子里。因为本村内不准通婚的旧传统已经被打破，所以许多姑娘都嫁给邻居的小伙子，根本不需远离家门.婚礼通常是在空场上搭起的席棚里举行，谁都可以参加。新郎、新娘穿着布衣裳，戴着草帽，腰上系着彩带，不需如过去那样向祖宗牌位磕头，而是相互鞠躬。在更加新式的婚礼中，首先由司仪宣布：“现在王某某同周某某结婚。”证婚人接着宣布；“这不是买卖婚姻，而是采取民主方式，经过双方自愿，受到政府的承认。”介绍人也不是过去那种花钱雇的媒人，他要报告如何撮合这对青年男女的经过。最后，参加婚礼的群众喊叫着让新娘、新郎报告恋爱经过。一般情况下，新娘、新郎都不好意思说，至多说一句：“我们是自愿结婚的。”新郎向三位主持婚礼的人鞠躬，并同新娘握手，仪式便告结束。新郎新娘从不当众接吻。  
金花怀着胜利的心情看着村里的这些变化。但是，她个人的胜利以及为公众服务所产生的喜悦心情，只持续了几个月的工夫。要是她仍然同自己所厌恶的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她的一切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解决同丈夫的关系问题，金花就不能认为自已有了真正的自由。
　　她突然决定把丈夫哄回来。金花刚参加妇女会时，公公对她说：“我没办法让你我儿子回家来，他会打死你的。”那时候，她回答说：“我不怕。我们有强大的妇女会同任何敌人斗争。”她现在决定来试试看这一条灵不灵。她瞒着公公，找了一个族人，口授一封信给她丈夫。她十分巧妙地在信里用了她从未用过的甜蜜词句，结尾中说：“我非常想念你。你回来得越快越好。”  
　　她继续投身于农业生产，在地里卖力干活。她赶着骡子，又是吆喝，又是拉着缰绳；她锄地、捣粪，边干活边想主意。如果丈夫表现不好，她决定在会上斗争他，改造他的脾气。  
　　她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复仇愿望，她必须全身心投入工作，才能加以控制。二十天之后，她的丈夫回来了。他喜气洋洋地对妻子说：“我一接到你的信，就赶回家来。”金花对丈夫笑了笑，还说不出来对他回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她挨近那副又老又讨厌的面孔后，心里就明白了。她不喜欢他。或许他已经变了。但是，她并不这样认为。她面上对他笑笑，但肚子里的气越来越大。她感到某种铤而走险的事将要发生，再往后会发生什么，她也难以逆料了。  
金花把丈夫领到厨房，坐上水壶烧水。她公公从地里回来后，便蹲在儿子旁边，脸上闷闷不乐。金花注意到：儿子对爹的这种态度感到迷惑不解，似乎很想单独同爹谈谈。于是她故意走开，回到屋里纺线，让他们爷儿俩在一起。  
　　她开始产生好奇心。他们爷儿俩会谈些什么呢？她想公公一定会向丈夫表示对她不满意。她感到必须预防万一，便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她对这种行为丝毫不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她现在的心思就如同一个布置一场战斗的战略家一样。她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因为那两个人正在谈论她呢。  
　　“你回来，太好了，”公公说，“现在你可以报仇了。自从八路军来后，你媳妇变坏了。她总是在外边跑，不管家里的事，不管我和你妹子。”“把你所知道的我老婆的情况都说给我听。”丈夫的刺耳的声音通过门缝传到了金花的耳朵里，“我有办法整治她。我要打死她，不死也得掉两层皮。”金花直起身子，脸上气得通红，冷冷一笑，低声说：“你休猖狂！你已经落到我手心里了。拿你那一套对我来试试看。你敢动我一个指头，我回击你一万倍！”  
　　她又弯下身子继续听。  
　　老头儿的声音在讲：“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八路军来以前，你媳妇为咱们家努力干活。现在全变了。就说这个什么翻身运动吧，你知道娘们翻身是啥意思吗？我对你说吧。娘们野了，不规矩了，想怎么干就怎么于了。妇女会！你听说过这玩意儿吗？”  
　　金花的丈夫沉思着说：“怪呀？她现在那么胆大，怪得很。没关系，我来治她！”  
　　“你哪里知道，”老头儿说，“她们把我捆起来，向我脸上吐唾沫，当着许多娘们的面骂我。”  
　　金花气上心头。“你这昏老头儿！她对着虚掩的门轻声骂道，“你把一切都告诉你儿子了。现在要叫你们爷儿俩尝尝我们妇女的厉害！”这时天已经黑了，金花看见妇女主任黑玉走进院来，便出去迎她。  
　　“他们爷儿俩正在里面说话呢。”金花说，“你进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黑玉走进去向金花的丈夫打了个招呼，说：“你出门时间很久了，你娶了个那么漂亮的媳妇，怎么忍心离开呢？”  
　　“我出门后，”张说，“我媳妇变坏了，不伺候我爹和我妹子。我得教训教训她。”  
　　“现在时代变了，”黑玉说，“和你上次在家的时候不一样了。现在不准说那种话。”  
　　“娘们真的能翻身吗？”金花的丈夫冷笑道，“我就不相信。”  
　　黑玉沉默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到时候你当心点儿。别怪我们一上来就就你不客气。”  
　　黑玉回到院子里，找到金花，说；“他使我非常生气。”突然，她沉下脸，严肃地问金花：“如果他挨了打，你不会心疼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金花说，“你进来的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要向妇女会报告。你考虑你的斗争方案，我考虑我的。他对一个女人的仇恨现在已变成对全体妇女的仇恨了。心疼他？我才不呢。依着我，应该打死他。”  
　　“好，”黑玉说，“不过在实际斗争之前，咱们得开大会，要站出来诉若。那样才能激发群众的仇恨。”  
　　金花表示同意。  
那天晚上，她丈夫来到她房里，挨着她坐在炕沿上。仇恨的心情使金花感到颤抖，但是地尽量控制住自己，表现镇定，默默地等丈夫先走一步。
　　“我不在家时，你老老实实吗？守规矩吗？”他问道。  
　　金花倔强地说： “你如果认为我不规矩，请拿出证据来，捉住奸夫，我就承认。” 丈夫冷笑了一声；“没必要说出你的奸夫的名字。”突然，他厉声喝道： “你已经有了身孕，你叫我回来是想让我相信你肚里怀的真是我的。”金花霍地站起来。“你真是混账东西！你想用这种办法诓我。告诉你：办不到！你说我肚里有了孕，那好吧，咱们不要睡在一起，走着瞧！”她哽咽了，说不下去了，眼里噙着气愤的泪水，模模糊糊地看见桌上有把刀子，便伸手抄起来。丈夫吓得直往后退。她放声大笑，把刀递给他。  
　　“你要是不相信我，就把我劈开。”她用刀子指着他的脸。  
　　“剖开我肚子，看看里边有啥。”  
　　丈夫红着脸，不安地看着刀子。  
　　“可是你干吗要闹翻身呢？”他嚅嚅地问道。  
　　“那可是很有必要。你虐待我足足五年。难道我就应该受这份罪吗？过去你想怎样整我就怎样整我，现在就不许了……决不许了……”  
　　丈夫冷笑一声：“你真有那么大的胆子？”  
　　“哼，别说你一个人……再加上你爹你妈……”  
　　丈夫瞪着她。金花向他开了连珠炮：“你要是认为男女一起开会不对，那么，咱们现在就到街上去， 当着群众辩论辩论。你想限制我的自由，想不让我翻身。告诉你，办不到。这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来，咱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胆量。你敢吗？这里有刀，你来撕掉我两层皮吧，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来呀！有种的！”  
　　金花站在那里大声叫着：“来呀！来呀！”  
　　“不，”他说，“我不打死你。我要拧断你的胳膊和腿，让你活着，让你残废。那样，你就不能去开你们的会了。叫你断了腿，爬也爬不动。”  
　　金花气红了眼，怒视着丈夫。“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牲！”她大叫道，“我准备好了，决心死在你面前，可是你害怕了。”最后，金花和丈夫两个人都喊累了。那天晚上他们睡在一个炕上，但是，没有进行夫妻间那种事。  
第二天一大早，金花起了床，张罗着做早饭，烧水，收拾厨房，然后，没对家里人说一句话，便急急忙忙出去找妇女会主任。她迅速把昨天夜里在她房里发生的事报告了主任。  
　　“现在该由你召开群众大会解决我的问题了，”她说，“今天我要翻身。我的整个性命都靠这个会了。我自己要坚决斗争，但是，姐妹们一定得帮助我对我男人斗争。”  
　　“放心吧，”黑玉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全体妇女是团结一致的。”金花喃喃地表示感谢。“记住，妹妹，”黑玉边说边用手搭在金花的胳膊上，“在生活中有时候你也得厉害些。你不能对他软，不然的话，下回他就彻底毁了你。你必须坚持到底。”“我会对我男人非常厉害的。”金花向她保证。  
　　“那样的话，”黑玉说，“咱们得有个计划。首先派干部去找你丈夫，尽量劝他坦白。如果他不肯坦白，就用绳子捆着他拖到会场上来。”  
　　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黑玉领着十五个妇女到金花家来了。金花的丈夫在院里迎接她们。“你们怎么到这儿来啦，干部同志们？”他客气地问道。  
　　“现在是新社会，”黑玉不加寒喧，开门见山地说，“你必须坦白交代，你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姊妹的。要是不坦白，就叫你尝尝我们拳头的厉害。”张陪着笑，他的表情和整个神态安详而有礼貌。“我媳妇告我的状了？”他问道。他说话时非常和蔼、友善。可是，金花看得出来他眼中闪着凶光。  
　　“不错，你媳妇告了你，”黑玉说，“但是，我们的特别调查员也掌握了你的罪行。过去是男人的天下，现在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们。你要是不交代，就把你捆起来。”张的脸上慢慢红起来。他站在那里，双唇紧闭，眼睛蔑视看。“你们爱咋办就咋办吧，”他耸了耸肩，“我才不怕呢。妇女会有哈了不起？“黑玉回头对其他妇女说：“拿绳子来！” 妇女们动了起来，有一个人拿来一根草绳，上前要捆张，他后退了一下，喝道：“滚开！”黑玉和另一个女的冲上去扇他的耳光。黑玉恶狠狠地说：“你要是敢乱动，我们就当场打死你。”  
　　金花的丈夫一时给楞住了。妇女们迅速将他捆了起来，不容分说，七手八脚、推推搡搡地将他弄到街上，然后把他投进妇女会的一间屋子里。黑玉砰的一声将门关上，上了锁。  
　　“先饿这瘟猪三天饭！”她说。  
第二天，妇女们在会议室举行了严肃的秘密会议。“咱们金花同志还受她男人的虐待，”黑玉说，“咱们应该把金花同志这件事看成咱们大家的事。她一人孤掌难鸣，有了咱们大伙儿撑腰，她可以同任何坏丈夫斗争。现在大伙准备好进行斗争了吗？”
　　“准备好了。”群众回答道。  
　　“好，”黑玉说， “咱们先来对这个坏丈夫说理，如果他不听，咱就不客气了。”妇女们象战士一样列队。金花走进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去了。当她丈夫被押进来时，群众发出一阵喊声，作为下马威。“我们已经翻身了。……不许你再欺悔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打死你。”“坦白交代……不许抵赖。你要是坦白了，我们就对你客气些；要不，决不留情！”  
　　张神情紧张地站在妇女们面前，听着她们的充满敌意的叫喊声。“妇女同志们，”他说，“发生误会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娶那个女人吗？我娶她是要养活她，让她伺候我们。你们知道她是怎样虐待我们家里的人吗？”  
　　他带着一种无辜受害的神态环视着四周。  
　　“好吧，”一个姑娘说，“你就讲讲她对你家做了些什么。”  
　　张看了看这个面孔，又看了看那个，她们都逼视着他。他不安地垂下两眼。“我不了解妇女翻身的事……”  
　　妇女们发出一阵嘘声。  
　　“坚决反对这个坏丈夫！”一个姑娘喊道。在喊叫声中，一个干部说：“现在该请金花出场了。”金花通过拥挤的人群，同她丈夫面对面地站在那里。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押到这里来吗？”她厉声问道，“你还记得你说过要打死我吗？你要知道这里的妇女准备要打死你。现在我不跟你多说，我让我的姐妹们解决我的问题。“  
　　一个人说：“你是否愿意向妇女们低头？”张深深作揖，说：“我低头。”“你低头是装的，”金花说，“你必须起誓具结。”张不吭声。  
　　“你在想什么？”几个妇女一齐喊道。张不说话。  
　　“咱们对他怎么办啊？”黑玉问大家。  
　　“没说的，揍他！一个妇女说，“揍他！揍他！另外一个人尖叫道。像发出了信号一样，妇女们一拥而上。金花迅速走到丈夫身后头去了。众人向他袭来，嚎叫着将他打翻在地，许多只脚跳到他身上猛踩他。几个妇女扑到他身上，挥拳痛击。那些在后边的也冲过来，撕他的衣服，揪他的肉，乱拧乱掐，身上许多被抓破的地方流出了血。挤不到他跟前的人蹲下身子抓他的腿，狠狠地咬他的肉。  
　　张疼得嚷叫起来。“别打我啦！别打我啦！”他惊恐地哀求道，“我愿意改造。不要再揍我了。”  
　　妇女们一阵痛打，使他很快就叫不出声来了。大家这才住了手。金花向躺在地上的丈夫瞥了一眼，只见他象死狗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嘴里全是泥土，衣服被扯成碎条，血从鼻子里慢慢地淌出来。  
　　“过去他就是这样打我的，”金花想着，抑制不住心里的高兴，对妇女们说，“多谢啦，姐妹同志们，多亏你们帮忙，要不，我还出不了这口气呢。“  
　　“别客气，”一个姑始说，“这是他罪有应得嘛。”金花的丈夫呻吟着。“完啦。”他说。  
　　“哼，便宜了你，一个胖胖的农家姑娘说，“只擦破了点皮。”  
　　“起来，瘟猪！”几个妇女一齐说。  
　　“我的腿断了。”张说。  
　　“我看看。”那个胖姑娘说着很快跑过去把张的腿猛地往上一提。他疼得哇哇直叫，妇女们哄堂大笑。  
　　最后，张还是站了起来。  
　　“你觉得什么滋味？”金花问道。  
　　“我再也不敢虐待你了。”他连忙说，“再也不敢了。”  
　　“你说说你是不是该打？”金花又问，“如果该打，我们再打你一通。”  
　　“哎哟，别打啦！求求你们别打啦！”  
　　“好！不打你！但是你得当着群众的面起誓。”  
　　金花的丈夫咬了咬嘴唇。“要是我再犯，就用绳子把我捆起来交给人民，碎尸万段。”  
　　妇女们不满意，她们要求他写书面保证。于是由黑玉口授，张在纸上写：“我受到群众斗争，罪有应得。从今以后，痛改前非，如再做坏事，保人负责。”张和被找来作保的人都在这份文书上按了手印，妇女们才把他放了。  
　　“你男人今天被打得够呛。”黑玉说，“你还是回家，给地做点吃的，照顾照顾他。”  
　　金花同意了。
金花回到家里，给丈夫做了一碗面条，但他一口不吃。  
　　“你为哈不吃？”她问。  
　　“我不吃你做的东西，怕你往里下了毒药。”  
　　“那你就看着，”金花说，“我把这碗喝了，看我是不是会死。“她低下头，很快把面条都吃下去了。然后，她抬起头对丈夫笑笑。他垂下丁双眼，吃掉了金花放在他面前的第二碗面条。金花的公公从地里回来后，象他儿子一样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吃着饭。  
　　金花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胜利，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客观性看着他们父子俩。他们俩部很难为情，她却十分坦然。她心里多么愉快呀！她的妇女会、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多么强大呀！“战争，”她自言自语地说，“真正为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啊！”  
　　她感到非常自豪，禁不住逗弄公公，“妇女们打了你儿子，你是怎么想的？“老头儿撅着嘴说：“都是他自己不好。他若没做错事，也就不会吃这苦头了。我说他，他不听。是我没把他教育好。小时候我常打他，还是没把他改造好。”金花忍不住暗笑。“他挨打时，我也心疼呢。”她说。  
　　“是啊，你一定很难过。”老头儿说，“不过，不要难过，怪他脾气不好。”  
　　“那么你认为组织妇女会的八路军怎样？”金花问道。  
　　“唉，很好。不错。”  
　　“你为啥这么说呢？”  
　　“唉，以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地里干活。现在你也下地，干活很卖力。”  
　　“那么说，我下地干活你高兴。但是你舍得给你儿媳妇穿那些衣服吗？”  
　　“没啥。人家看见你穿得好，都会说： ‘那是老张的儿媳妇’，我脸上也光彩。现在我老了，你干活对我也是个帮助。我要靠你过日子。我儿子不对，可是，看在我的老面上，一定请你好好待他。我需要靠你们俩。”  
　　金花站了起来。“要知道，不是我斗争你们，而是人民。他们有眼睛，他们看见不对头的事，就替我说话。要保持咱们家庭和好，我有几项条件。你们要是答应这些条件，我就安宁。你们要知道，我们妇女全靠共产党和八路军翻了身。我相信毛主席，你们睁眼看看，我们妇女得到解放全靠他。”  
　　老汉低下了头。“我不懂那些事。”他说。  
　　她丈夫抬起眼睛。“你说的有点道理。”他说，“我不相信八路军能组织起妇女会。吃了这次打，我才知道八路军厉害，我服了。”金花打量着丈夫，心想：自己从前怕他，现在他怕自己了。看到丈夫这种狼狈相，她感到厌恶。可是，那天夜里，她丈夫躺在炕上，似乎有点异样。他好像在想：我挨了打，丢了脸。他想心事的样子使金花不安起来，她怕丈夫对新社会未必真心地投降。她心绪纷乱，决定立即搞清楚。  
“那顿打真的教育了你吗？”她问道。  
　　她丈夫仰脸躺着，看着屋顶，老实说道；“我在群众面前低头，那是不得已，人那么多，我不敢抬起头来。”  
　　金花坐了起来。“你敢再使坏，她们下次准把你揍死，决不饶你。”  
　　“那你就高兴了，是吗？”  
　　“这是什么话？你应该明白，现在是新社会。你已经三十多了，你识字，在天津做生意，见过世面。新社会哪点不好？难道男人们不该改造吗？  
　　他说；“我感不到新社会好在哪儿。我对八路军不感兴趣。对什么翻身运动也不感兴趣。在天津能想象这种情况吗？那里没有八路军，也没有翻身运动，妇女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切都好好的。”  
　　“你不喜欢新社会吗？那么，你喜欢什么呢？”  
　　“我就喜欢象天津那样的社会，我认为女的就应该听男的。可是，你看，在八路军管辖地区里，女的都狂得很，不听男人的话。还有，在天津不共产，那里有穿得好的富人。可是，解放区共了产，富人变成穷人。这种新社会我不信服。”  
　　金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不理解丈夫为什么有那种思想。她尽量耐心地向他开导。“妇女有了自由，”她说，“她们可以参加社会工作。以前没饭吃的穷人分到了土地，有了活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这里的人民享受着自由。”金花又躺下了。丈夫想抚摩她，她躲开他，她不想那样，而打算严肃地同他谈话，看看他心里究竟想什么。“咱村穷人的生活已经变了，”她说，“毛主席为穷人建立了新社会。”  
　　“我不管毛泽东怎样，”丈夫说，“至于说穷人，他们没饭吃是他们自己的事。至于富人，难道他们的财产是偷来的？”  
　　金花又气又恨，甚至想不通。她觉得道理明明很清楚。然而，丈夫的观点完全与她不同。  
　　“你现在又变卦了，”她说，“在大会上你说你相信新社会。原来，你还是顽固、落后。为什么穷人命里注定要缺吃少穿呢？富人又为什么命里注定可以不劳而获呢？这是天意吗？我再也不相信天意了。我们穷人在地里干活生产麦子，富人却坐享其成。我看这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金花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她丈夫。她生气，他也生气。“我现在我老了，”他说，“要是我年轻的话，我就去投中央军。当个军官，另外娶个老婆，让你走你的路。”  
　　“好哇，你想另娶个老婆。我哪儿配不上你啦？你那么老，我这么年轻。你另娶个老婆去吧，我马上和你离婚。年纪一大把，又梦想升官发财，还要打击穷人。你要走就走，我和你离婚！”  
　　金花越说气越大，他也不相让。“我参加不了蒋介石的军队了。”他说，“但是我要回天津去，再娶个好老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才不在乎呢。等将来我发了财……”他翻了个身，背朝金花，谈话停止了。她躺在那里，考虑该怎么办才好。关于他说他要参加中央军的事，是否应该检举？她还没想好。突然，他又开始抚摸她。她躲开了。她觉得自已同丈夫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点了。他又向她求欢。“咱们不为这，干嘛要结婚呢？”他问道。他的声音变得温柔一些了，同时也更加坚持了。“谈政治没用，”他说，“你以后会看到你会改变观点的。”金花乏了。白天参加斗争台已经够累的了，又同丈夫吵了一夜架，弄得她精疲力尽。最后，她想：算了，就这最后一次了，于是满足了他的情欲。  
　　他似乎心满意足了。“你感到好点吗？”他问金花。  
　　“不好。”她说，  
　　“可是，我感到痛快极了。”他说。他以为金花假装对与他交欢不感兴趣。而她呢，她现在躺在炕上，并不阻止他的再次抚摸。  
　　然而，她完全清楚自己对他的态度。她恨他，不爱他，也从来没有爱过他或者他这类的人。他是黑暗的旧社会强加给她的东西，而旧社会和那些东西现在正在消失。能够摆脱它们，太好了！她这种心情不是没有道理的。她和丈夫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旧传统把他们强拉在一起。打破了旧传统，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渠道就完全不存在了。他们俩的情况不是孤立的，这是全国性的现象。  
　　金花躺在丈夫身边，反复对自己说，“他属于有钱人，而我属于穷人。他年纪大，我年轻。我们是仇敌。”丈夫又向他求欢。但是，她躺在那里，对他的抚摸冷若冰霜，心里却窝着火。
第二天她起了床，没对丈夫说一句话。她整天都在盘算着。做晚饭的时候，她再也压不住怒火了。她二话不说，跑到丈夫面前。“你还是满脑子旧思想！”她气喘吁吁地说道：“你还没有改造。你是否还想再受些教育？你要是不相信无阶级的社会，就和我们较量较量吧！”
　　张暴跳如雷，向妻子扑去。她机灵地从他的胳膊底下钻过去，拔腿向妇女会飞跑而去。她找到妇女主任，大声喊道：“我丈夫还没有改造好。”妇女主任登上她家的房顶，通过喇叭筒高呼：“妇女同志们！马上集合！有要紧事情！”  
　　从村里几乎每个土坯屋里都匆匆忙忙地跑出一个妇女来。她们跑到妇女会，听主任解择道； “金花的丈夫又捣乱了！拿绳子去把他抓来！”  
　　金花打头，四十个嚎叫着的妇女跑在村子的大街上。可是，金花的丈夫逃之夭夭。妇女们追出十里路，但是他趁黑夜逃跑了。金花闷闷不乐地回了家。她感谢大家对她的帮助。  
　　“不要害怕。”几个妇女对她说，“有朝一日我们抓住你丈夫，非咬死他不可。”  
　　第二天，金花把丈夫逃跑的事报告了区长。区长说，政府将对她的安全负责。区长还说：“金花同志，你丈夫只是一个人，你应该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你应该回到村里把妇女们团结得象块铁一样。”  
　　金花认真地听着他的话。她决心不让旧社会卷土重来。她个人决不允许回复到旧社会。不久，她把村里的妇女召集在一起讲了一次话。  
　　“妇女同志们，”她说，“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咱们，现在天下是咱们的了！咱们一定要为打蒋介石和中央军多生产粮食。咱们必须反对美国帮助蒋介石打解放区。”  
　　然后，她握紧拳头高呼别人教给她的口号：  
　　“反对美国！反对蒋介石！反对美蒋进攻解放区！姐妹们回家去动员丈夫参加八路军！”

自觉的梦游人

金花谈完了她的身世。在她谈话的后半部分，我不断地在想：她现在期望于生活的是什么呢？革命是否使她变成了一个狂热分子，把性的本能升华为政治的要求？她是否变成了一心只想当英雄的女子？她是否把家庭、爱情、恩慕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无聊东西？  
　　情况当然不是如此。我们来到这里时，金花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这在旧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她很想再嫁。而且她对于嫁什么样的人，心中有着明确的想法。
　　“我想找个思想进步的对象。”她说，“他应该是个无产阶级，不自私自利，不压迫妇女，为人民服务。”  
　　“我要找一个比我大两三岁、有文化、吃过苦、克服过许多困难的人。  
　　“我不找有钱人，我要的是工农，一个不怕死的人。我不找资本家，也不要逛窑子或有小老婆的人。这种人剥削穷人，而我正要对这种人进行斗争。  
　　“我丈夫不是有钱人，可是他站在有钱人一边。他没有穷人的心，而且瞧不起妇女。”  
“教员怎么样？”我问道。  
　　“不好，他们不懂新社会，还怕死。他们教人落后。虽然我没上过学，可是我知道教员坏，因为我听他们教出来的学生说：‘将来我要当个阔人，将来我要当官。’那不好。还有，教员不把美国帮助蒋介石的事实告诉孩子们。  
　　“知识分子呢？”“我反对这种人，”金花说，“他们的心术不正，当然喽，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用他们的知识压迫人民，另一种是用他们的知识帮助人民。即使他们说要帮助人民建造工厂，我还要仔细看看他们是不是说到做到。”  
　　我最后猜想，金花的理想丈夫一定是个干部。可是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不，干部听命于上级，只是为了捞到好处。他们不劳动。我们村里有个干部，派他来为我们服务，可是他不干事，还占我们的便宜。  
　　“对我来说，找个农民最合适。他能带头生产。他生来就忠于穷人，而干部往往不忠于穷人。一个农民比八路军干部更坚决。他像牛马那样勤劳，能克服一切困难，而且自食其力。他对我们国家有很大功劳，虽然没人知道他。”  
　　最后，我问金花，她想找个有什么样性情的丈夫。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应该比我有文化，这样，他可以教我。比如说，教我识字。要是我记不住，他应一遍一遍地耐心教我。暴性子也不要紧，只要他努力工作，领导人民和武装入民。他脾气不好，我会帮他改掉，让他对地主发脾气，而不是对我。如果他对我暴躁，我就告诉他那将使我们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我要用爱来感化他。他累了，我给他脱衣服和鞋子，伺候他睡觉。第二天早晨，我要告诉他，只是因为他累了我才这样做，他不能要求我天天这样伺候他，因为那样他就是压迫妇女了。如果他心里不痛快，我就穿上最干净的衣服，把头梳好，打扮得漂亮些，让他看了高兴。然后，我就让他干他所最喜欢的那桩事儿。这样，我用爱教我丈夫爱我，我相信他不会对我不好，而会爱我。”  
我惊奇地看着这位纯朴的农村女子。按西方标准她是粗鲁的。她穿的布裤沾着粪汁。她没识几个字，她正在每天向村里的小学生学三个字。她往地上吐痰，毫无淑女的仪态。她用手背揩鼻涕。她不是什么交际花，而是个普通的女人。
　　我不想根据金花这个女子的身世就演绎出一整套社会或政治的哲理。她不是个典型，然而有她突出的特点。在广大中国农村里，身世与她相似的人不可胜数。中国妇女受到非人的待遇是世所共知的。但是，这种待遇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含义及其对革命的重要性，却不为人们所充分认识。  
　　三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权力始终与对妇女的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没有证据说明中国社会经过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某种原始公社阶段。不过，考察一下原始社会，可能有助于弄清楚妇女在中国的权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从我们所了解的早期人类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人类历史上的初始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是由战争引起的。这种战争是不同的男人集团在其势力所达到的范围内争夺财产的斗争。在原始社会中，这些财产往往就是妇女。弗洛伊德的《图腾和禁忌》一书中所写的一群兄弟起来反对一个氏族长老垄断妇女的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原始社会里，政治权力就是对女性的控制权。德朱维内尔在《论权力》一书中指出，澳大利亚原始野人的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就是他们的侍女。这些妇女非常宝贵，她们完全为长老们独占，所以长老们的妻妾不断地增加，而年轻人却一无所有。氏族社会中长老的绝对权力，主要表现在对从邻近氏族掠夺来的妇女的占有上。青年人对长老的专制不满。他们袭击别的氏族，掠得妇女归己所有，从而提高了他们在本氏族里的地位，逐渐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对比。  
　　虽然情况远为复杂，但是，中国宗法社会也植根于家长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作为物质财产源泉的妇女的占有。在农村，对妇女的控制历来集中在有产阶级手中。拥有庞大家庭的总是地主，而不是普通贫民。穷苦农民极少有一个以上妻子的。然而，族长和地主们却是妻妾无数、婢女成群。她们不仅用自己的劳动为地主创造了财富，而且为地主生育了众多的子孙，从而使他们获得地方政治权力。笔者在河南省遇到一个地主，他全家有六十九口人。通过这个家族他控制着七百个佃农、三十个奴婢、二百个雇农和七个奶妈，这些奶妈用自己的奶汁喂养他的众多子孙。他有钱，所以能够买卖妇女；他拥有许多女人，所以他的势力强大。  
原注一：《论权力》，德•茹弗耐勒，纽约维京出版社，1949  
妇女当奴隶、成为私有财产和统治阶级传宗接代工具的地位，不仅对总的中国社会、甚至对国家的结构，下至农村上至朝廷，都产生了影响。家庭是培养对国家权力效忠精神的训练所。父亲是家庭里的最高独裁者。女性服从男性，儿子服从父亲，这是农民服从乡绅，佃农服从地主以及地主服从国家统治者的自然反映。从上边的叙述中应该清楚地看出，任何全面解放妇女的运动，必将导致整个社会金字塔的倾覆，导致争夺权力的各种力量消长的巨大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为妇女的平等而那样奋斗，而国民党那帮封建道学家则抓住一切机会猛烈抨击共产党“破坏”中国家庭。对于共产党，解放妇女乃是打碎旧势力的一种手段；而对于国民党，继续束缚妇女乃是保持权力的一种手段。
　　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也深深地反映在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中。中国的玄学认为生命中有两种力量发生作用：处于主导地位的阳和处于从属地位的阴。这样，统治阶级的哲学家们便把妇女应该低于男人一等说成是自然法则。中国的道德观很少反对虐持妇女的现象。相反，据非常有见识的传教士亚瑟•史密斯说，儒教在现实生活中对妇女犯下了七条大罪。我把他的话归纳于下：  
一、不让中国妇女受教育，使她们思想闭塞，无数的中国妇女被认为根本没有思想。  
二、妻子、女儿可以象牛马一样随便被出卖。  
三、女子婚姻不自主，使中国社会墨守成规，个性毫无发展余地。  
四、纳妾是儒教实行祖先崇拜的自然结果，因为它要求多子多孙来奉祀先人。  
五、女人不能履行祭祖的职责，所以女婴常常被父母弄死。  
六、中国的家庭制度经常导致妻子和女儿自杀，这样高的死亡率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妇女所忍受的痛苦。  
七、最后，祖先崇拜的信条和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助长了中国人口的过度增长。  
　　中国妇女地位的低下，不仅给妇女本身带来可怕的结果，同时也造成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各方面的关系遭到败坏。蒋介石政府统治中国的二十年间作了一些改进，但是成绩不大。  
不错，蒋介石本人信奉自由婚姻，并且同中国最美貌的女人之一结了婚。在上海、北平和香港，有一些中国妇女享有近似美国妇女的自由，这也是事实。但是，在中国农村，特别是在华北农村，妇女的地位比五十年前好不了多少。实际上，考虑到过去十年中买卖妇女的数量惊人增长情况，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国妇女的命运与过去差不多，甚或更坏了。蒋介石政权之所以未能改进农村妇女的地位，甚至往往还使之恶化，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战祸，部分是由于蒋介石恢复了使中国妇女处于低下地位的哲理基础——新儒教。但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从未认真解决半封建的土地关系。而这种关系如不废除，势必使农村妇女永远处于农奴地位，并使大批的男子也和她们一起处于这种地位。  
　　然而，处于低下地位的不仅仅限于农村妇女。绝非如此。在中国的文化古都北平，迫于贫困和父母之命令而卖淫的中小学女生数以百计。这种活动往往是父母守在门外、女孩子的自行车和教科书放在床边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夫子庙一带有着一排一排的房子，男人们在那里公开向过路行人兜售自己的妻子。那些房屋并不是妓院，而是住家。如果顾客很匆忙，丈夫便叫妻子放下饭碗或喂着奶的婴儿，赶紧同顾客上床。  
　　蒋介石的金融中心上海也许是世界上贩卖妇女的最大市场。年轻的女性不断地被从农村弄到上海来，象商品一样投入市场，卖给人当包身工、丫头、小老婆、妓女，等等。而且，她们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去路毫无发言权。尽管蒋介石夫人鼓吹新生活运动，上海不仅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卖淫中心之一，而且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妓院。实际上，中国的许多旅馆，包括上海繁华大街上的永安公司属下的大东旅馆、先施公司的东亚酒店以及扬子酒店，也不过是高级妓院罢了。这些饭店的每层楼上都配备着一定数目的姑娘，有时候一层楼专门配有某个省的姑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姑娘都没有自由，而是属于某些男人或男人集团所有，有时候也属于某些女人所有。这些姑娘往往由于太害怕或太幼稚，无论受到怎样蹂躏都不敢抗议。新从农村弄来的姑娘偶尔奋身反抗，其结果是她们被用链子拴在床上，受到香烟头的烙烫，直到她们顺从主人的要求为止。  
　　强迫妇女卖淫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裂痕。然而，在家庭里比较正常的两性关系中，这种裂痕导致了非常革命的后果。某些好古的西方人宣传一种理论说，中国妇女喜欢她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低微地位。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中国妇女不爱折磨她们的那种关系。她们毫不认为自己低微的生活地位有何“可爱之处”，而是把它看作是她们受奴役的条件。  
　　“当官靠印把；老虎靠山林；女人靠丈夫。”  
　　“买马任我打，娶妻任我欺。”  
　　“女人发火男人揍，男人发火揍女人。”  
　　太行山区的妇女们告诉我的这些俗话，足以说明她们完全认识到自己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低下地位，并且不喜欢这种地位。备受赞美的中国家庭制度，对她们来说只不过是压迫她们的制度而已。  
中国妇女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非常不满意，所以常常希望来世投生为狗，可以爱去那里就去那里，而不被日夜关在丈夫的家里。她们大概只有在被拐或被卖掉时才离开家门。
　　结婚对妇女来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前景，以致有些地方的姑娘组成姐妹会，对天发誓绝不嫁人，认为婚后的生活是悲惨和渎圣的。直到近几年还常发生因为一个成员被父母逼迫出嫁而造成姐妹会集体自杀的事件。这种对社会纲常的坚决反抗，当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分裂趋向。  
　　而且这种社会分裂还扩大到男性。妇女得不到解放，男人也不会有自由，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由于为了早生儿子来祭祀祖先男孩和女孩一样被迫早婚。男孩在十岁就结婚绝非少有，虽然比较普通的是十四、五岁结婚。我所讲过的关于地老鼠的故事，非常清楚地说明男孩子并不比女孩子更喜欢早婚。男孩子经常逃离自己的小新娘，这也是促使他们参加八路军的一个很大因素。比男子逃离自己所不喜欢的新娘更加惊人的现象，是社会经常有意地强迫丈夫虐待他们所钟爱的妻子。我在山西省沁源县丁胡村见过一个青年农民受其父的逼迫打自己的妻子。他本来拒绝打，但是儒家的孝道使他不得不几乎每天都把妻子打得死去活来。他如果拒绝这样，他就会很容易地被投入当地官府或地主的土牢里去。由于不能忍受妻子的哭叫和自己精神上受的折磨，他最后从家里逃跑了。这种情况只能使蒋介石社会制度腐朽的因素又增加一个。  
　　强迫婚姻以及两性关系方面其他极不合理现象所造成的中国社会的完全僵化，把农村青年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使他们随时准备拼死挣脱枷锁，对旧社会实行反抗。共产党宣布的土改给他们带来了这种机会。  
　　这正是金花的故事之所以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当然象对待中国其他事物一样，谈论这个问题时也必须有所保留。俗话说得好：“相隔十里，习俗不一”。因此，妇女的反抗并不总是象金花村里那样激烈和彻底。然而，妇女地位的改变，即使是比较和平和革命性差一点，也对家庭、政府、农业、宗教和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对中国社会终极的影响如何，那是笔者也不敢预言的。毫无疑问，即使是革命性的变革，也将是慢慢地实现的，东方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  
这方面我想讲一个发生在上面提到的山西省丁胡村的很短的也是最后的故事：虽然这个村子座落在山里，那里的情况可以想象是极落后的，但是丁胡村的妇女们却不裹脚，也不下地干活。这里的妇女一般都希望嫁给地主。“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就是她们的格言之一。但是她们对结婚的快乐并不抱什么幻想，这一点正如另两句谚语所表明的那样：“线穿针，夫管妻”，“女人好比小推车，三天不打用不得。”
　　抗日战争以前，丁胡村只有六个妇女下地干活，她们不是寡妇就是士兵的家属。她们扛着锄头走在街上和弄脏衣服从地里回来时，总遭人耻笑。为避开村里人无情的嘲笑，她们只好绕道而走或者天黑以后才回家。村里的男人也看不起下地劳动的妇女。关于这点竟然也有个谚语：“男人干活处处有成果，女人只会做清水汤”。  
　　丁胡村有个名叫詹淑英的妇女，因为小时候出过天花，留下一脸麻子。十七岁那年嫁给了一个三十五岁的农民。婚前，她的丈夫就经常同村里其他女人鬼混。由于詹淑英长得不漂亮有非常没有经验，所以满足不了丈夫。结果丈夫夜里继续到外边同别的女人睡觉。过新年时，大家都到街上唱歌、扭秧歌。可是，詹淑英不敢参加，因为感到太羞耻，甚至都不敢出去看看。  
　　一九四零年在减租运动中，淑英参加了妇女会。这使她婆婆很不满意。实际上，婆婆的不满发展到这种地步，不等淑英开会回来就把东西全吃光。丈夫和婆婆吃粥，媳妇只有清水汤喝。当她要一套新布衣穿时，家人告诉她说：“一套衣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一九四一年，政府发动了大生产运动，詹淑英买了一部纺车。她纺线挣的钱足够全家买三套新衣服和买全家吃的盐。因为她的劳动好，她被选为妇女会主任。接着她进了冬学，学了几百个字，并鼓励其他妇女也学习。后来，妇女们相互间发生口角时都来找詹淑英调解。她在村里的地位逐渐地提高了。  
　　当抗日战争造成村里的经济生活极为困难时，詹淑英领导妇女挖麦根当柴烧，摘山桃核榨油。后来，她学会了织布，又学会了做鞋，最后，她把家里需要干的话差不多都包下了。这样一来，婆婆待她好了，开会回来给她热饭吃了。一九四三年，詹淑英被选为丁胡村的织布英维。婆婆逢人就大声地夸自己的儿媳妇。詹淑英的丈夫发现自己的妻子是当地最有声望的女人，夜里也就不再出去鬼混了，并且越来越愿意同妻子睡觉，甚至还买了些他认为可以帮她生育的药。  
　　现在，妇女是农村中一股正在兴起的力量。一九四三年丁胡村举行了第一次选举。但是，村长是在没有一个妇女投票的情况下选出来的。詹淑英和其他妇女宣布不承认新村长。男人们只是笑笑，置之不理。于是，詹淑英发动妇女们不同丈夫睡觉。最后，男人们不得不认输，答应重新选举。这次选举非常激烈，妇女们在选举令取得很大的胜利，获得了副村长的职位，同时也成功地使一位妇女当选为教育主任。  
　　在这之前，丁胡村只有六个妇女出门干活。到了一九四一年，参加割麦的有十三人，播种的十人，间麦苗的十人，担水的三人，砍柴的三人。到一九四三年，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增至一百零一人。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那一年全县有二千名妇女纺线。再过一年，全县一万一千名妇女中纪有八千名有纺车。由于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所以，农村的经济状况提高得很快。  
　　这就是翻身运动给丁胡村妇女带来的一些好处。这些好处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同时也是物质上的。这一切都对内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许多农村中妇女们行使的权力比男人更多，而且往往是比自己的丈夫或兄弟更热烈地支持八路军。  
原注二：这是一句歧视妇女的俗语：轮圈的铁质边缘要敲打才能成型，女人也是一样。  
这便是中国内战内幕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之一。蒋介石不听中国妇女的痛苦呼声而使自己遭到了可怕的报复和应有的惩罚。美国对华干涉政策的设计师们不顾、甚至于完全不了解中国妇女的需要和她们在内战中的作用，他们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内战的理论以及他们所竭力强加于美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竟与现实毫无关系。
　　这决不是牵强附会的说法。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不可能了解中国的战争和革命。必须了解人。中国妇女的痛苦、烦恼和绝望已被革命之火烧成一种充满快乐、自豪和希望的新感情，这是对全世界都具有巨大意义的一种现象。妇女的反抗深深地震撼了中国，甚至也可能震撼我们这个强大国家的基础。然而，政治评论家们却忽视这些农村妇女，似乎她们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正在上演的这出戏剧中没有扮演什么角色。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吃饭并生育后代，这是人类的基本要求，在这点上中国人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有意义的是，正是在吃饭和妇女的问题上，GCD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巧妙的智谋努力工作。由于消除了农民对吃饭问题的担心和妇女对夫妻关系的恐惧，共产党入在农村中引起了巨大希望，他们正是乘着这种激情的波涛而取得节节胜利的。  
　　共产党人是不是把改造男女之间的关系作为取得政权的一种手段，这并不要紧；问题也不在于他们是否真诚。但事实是他们已经给妇女指出了她们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  
　　读到这里，诸位可能认为我过份强调了妇女问题在革命和政治中的重要性。大家也许认为我对妇女的同情影响了我的政治判断力。我自己并不这样看。如果不存在可资一个新集团作为依靠力量的被剥夺了权力的广大人民群众，任何革命——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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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梦游人

第四十四节 共产党的战略战术

我在中国内战面临决定性转折的时刻来到共产党地区，这不是有意的安排，而是一种巧合。在我漫游解放区的几个月当中，发生了三个事件，对中国内战的军事方面有着直接的影响。

　　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失守了；蒋介石堵住了黄河大堤的决口，使洪水浸淹了解放区；八路军开始转入反攻，这场反攻终于歼灭蒋军大量有生力量，使共产党得以控制从满洲到长江的大片土地。

这些事件很使我感到震惊，尤其是八路军的转入反攻。因为我来到解放区之初，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这一重大事件正在蕴酿之中，刷在农民的泥屋与村庄的土墙上的标语都是防御性质的。“恢复停战协定规定的边界线！”“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保卫解放区！”这两条标语是我到解放区时最常见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象“打倒蒋介石”那样的口号。当时，这一切都令人十分奇怪。

　　我曾问刘伯承将军总部的一些参谋人员，为什么不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蒋介石？所得到的各种回答，虽然有趣，但不太令人信服。一个参谋对我说：“你这个家伙真坏。”另一个则说：“还有很多人拥护蒋介石，提打倒他的口号还不合适。”较普遍的回答是“我们无意推翻蒋介石，我们希望与他实现和平解决，对他进行改造。”这些久经征战的游击队领导人物，在革命和战争的问题上难道会抱有这种基督徒式的态度？这在我看来当然是荒谬的。

一天，刘伯承将军亲自对我说，zhonggong现阶段对蒋介石作战的目的在于恢复马歇尔主持下谈定的停战线。这次我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于是脱口提出下面的问题：

　　“难道你是说，等你们打败徐州和蚌埠一带的蒋军，向南京进军（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的时候，如果蒋介石提出；‘不要再前进啦！请退回到停战协定规定的线上去。’你们就马上停止前进，把部队撤回来，同蒋介石实现和平解决吗？”

　　独眼将军以探询的目光注视了我一会儿，说道：“我们同蒋介石打了二十年的仗，对他是很了解的。如果出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我们是不会伸出脖子，让蒋介石来砍头的！”

　　我得到了我所希望的答复。几天之后，我从总部的一个参谋人员的口里得到了更加明确的回答。他说；“注意，这只是策略问题，时机成熟时，我们就会提出：‘打倒蒋介石！’ 的口号而把他推翻。”

然而，共产党根据什么认为他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呢？从表面上看，他们未免不自量力。蒋介石的兵力比八路军多两倍半，拥有飞机大炮、炮舰及摩托化运输，共产党却没有。但我很快就发现，共产党是完全相信他们能够打败蒋介石的，不管蒋介石有没有美国的武器装备。原因何在呢？
　　就这个问题我与八路军的军官有过多次交谈。很快，我发现他们的必胜信念是基于对内战的性质的分析上面。他们的全部观点，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广播的毛泽东的一篇讲话里可以说作了最好的概括。

　　毛泽东说：“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就是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刘伯承总部的军官给我解释说：“处于劣势物质基础的一方，将战胜有着优势物质基础的一方。农村将要征服城市，没有外国援助的一方将战胜有外国援助的一方。”他们相信，在战争过程中，蒋介石将脱离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在他的政权和军队内部也将陷于众叛亲离，从而为他自己的覆灭和联合政府的诞生开辟道路。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毫无疑问，共产党希望在联合政府里取得支配地位。然而，他们毫不隐瞒他们的这种纲领。恰恰相反，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纲领。所以说这是一个极高明的策略。而蒋介石呢，他先是驱逐zhonggong驻南京的代表，继而宣布不让zhonggong参加政府。于是他就在举国要求和平的情况下把自己放到了继续打内战的站不住脚的地位。后来，他又取缔左翼的民主同盟，排除其成员参政的资格，甚至还逮捕了它的一些成员。结果，他的地位更不妙了。与此同时，共产党则不断鼓吹成立联合政府，把门开得大大的，把全国不同政治派别的人都争取到自己周围。这样的策略，无论其真诚与否，肯定是大得人心的。


刘伯承部下的大部分参谋人员虽然认为中国的内战是革命战争，但他们指出这次战争与其他革命战争不同。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很有意思，我把其精神介绍如下。

　　他们说：中国的内战不同于俄国的内战，它主要是一场农民战争，工人参加的人数极少。所以决定的因素是实行土地改革，而不是搞工人起义。中国内战的目的是解放受地主压迫的农民，这和从南方地主压迫下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相似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工业北方反对农业南方的内战。按照共产党的说法，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头子，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四大家族的战争。

　　就反独裁、反封建、反外来干涉而言，它和西斑牙内战相似；但西班牙人民反佛朗哥的斗争是在人民阵线领导下进行的，而中国人民的斗争，尽管有很多的党派参加，却是在共产党政策指导下、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人民的斗争具有共同的方向和利益，而这是西班牙共和派所没有的。

　　最后，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他们反抗蒋介石的战争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相同之处也有，那就是仍然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仍然是把农民武装起来斗地主；但是不同之处更多。


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共产党作战的目的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统治；而现在的斗争目标则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联合政府。一九二七年的时候，世界帝国主义还在扩张，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帝国主义阴谋被粉碎了。法、英帝国主义已全面后退。只有美国还有能力对中国进行干涉，但由于它在全世界都插手，因而就不可能对中国内战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许多中国人认为蒋介石为了外国的利益而出卖中国人民，这一事实使这场战争具有独立战争的性质。
　　概括起来，共产党就是根据这些政治和战略因素相信他们能取得胜利，并在联合政府中取得公认的、也许是占统治的地位。那么他们打算怎样打这场战争呢？与他们以前的打法是有所不同的。

当我来到解放区的时候，刘伯承已经把他以前的游击队合编成相当于军、师建制的部队，准备运用他的部队对蒋介石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战（虽然他仍然以游击战为辅）。这种作战方式，他在抗日战争中是未能采取的。

　　不仅刘伯承是这样做，所有八路军将领那是这样做的。这些作战原则也没有什么特别保密的。毛泽东本人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讲话里公开对之作过以下的概述：

（1）先打孤立之敌，后打集中之敌。

（2）先取小城市，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六倍于敌之兵力），力求全歼，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5）只打有胜利把握之仗。

（6）发扬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8）夺取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市，待条件成熟后再夺取守备强固的城市。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不要过长，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毛泽东说：“这些方法，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都是熟知的。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提出这样那样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这个为取得胜利而制订的纲要，在他讲话之后的一年里将以惊人的精确性得到实现。八路军先是夺取小城市，继而攻打象济南、保定那样的省城，然后占领沈阳、天津那样的大城市，最后终于夺取南京、北平、上海等最大的都市中心。正如跟我谈话者所说的，农村逐步征服城市。在其他方面也一样，时间证明毛泽东是一个很灵验的预言家。国民党军队，先是一小股一小股孤立的部队、继而整师整军的部队被共军所消灭。

这些势如破竹的胜利，并不单是依靠军力取得的。此中也离不开共产党高级将领们对政治策略的妙用。一天，在与独眼刘将军谈话时，我问他，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的最重要的策略心得是什么？他想了很有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利用敌人的矛盾。比方说，当我面临三支敌军时，我就仔细研究每支部队司令官的历史，设法了解这些司令官之间是否存在不和，看哪一个司令官是最不得志的，哪一部分敌军最弱，哪一部分敌人士气最低，然后我就先挑它打。”不妨指出，这也是共产党十分拿手的政治策略。

　　在整个内战过程中，几乎每一个共产党高级将领都运用了这种策略，有时取得惊人的战果。共产党将领们在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方面从不懈怠。一切都是经过细心策划的。

例如，我在解放区期间，陈毅将军部下的一支共军决定进攻白塔城，目的不在于拿下该城，而是要消灭郝鹏举将军所统帅的国民党第四十二军。郝将军曾经是日本人手下的伪军指挥官。他投降了共产党，共产党仍让他指挥他原来的人马，后来，跟三国时代的情形相仿，他突然又倒向蒋介石。在共产党准备进攻郝的过程中，八路军政治指导员把所有这些情况向战士作了说明。蒋介石军队的情报人员保存了这种临战前政治教育方法的材料，这里我引录其中的一个文件：
　　向所有攻坚部队的全体战土详细解说以下各点：

（1）郝鹏举的部队先前是伪军，他们投降过解放军，解放军支持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去年当他们还同解放军在一起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小麦和面粉，领了多少套军装，等等。每一项都详尽地列举出来，使每一个战士对郝鹏举的特点及其部队的本质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2）去年GCD的华东局是怎样派人教育郝的部队的；郝是怎样加以抵制的；郝又是怎样暗中同南京勾结的。列举了郝部队中最反动的分子，最进步的分子和那些没有定见的分子的情况。

（3）郝的部队的战斗力：分别列举了装备最精良的营、人数最多的营、指挥官最进步的以及最反动的营的番号。

　　连排单位就下列问题进行讨论：一、郝鹏举及其部队是不是背叛了人民？二、郝鹏举及其部队是不是背叛了共产党？三、对他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四、他们对人民和党犯下了错误，应作何惩处？在每个排和连队里进行三、四天的讨论，对必须消灭郝鹏举及其部队一事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指挥员号召每一个战士订立个人作战计划。每支步枪上都写有“坚决消灭郝鹏举”、“只能前进一尺，绝不后退一寸”之类的标语口号。

　　注释一：以上引自《与赤匪作战要诀》，国民党军官训练团出版，南京

　　几乎用不着多加赘述，可怜的郝将军无法抵挡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几天之内他和他的部队大部被俘了。

随着战争的继续，共产党的这些政治策略收到了丰硕的成果。敌人方面，不仅整团、而且整师、有时整军的对蒋介石不满的部队，在作了象征性抵抗之后便倒向共产党。实际上，当时就有一个叫高树勋的国民党将军在总部里，他刚率领整整一个军投诚共产党。我决定去采访他。

自觉的梦游人

如果不了解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崛起的一些风云人物的情况，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军队。那些人都是失去生计的识字不多的青年农民，本来是无名小卒，突然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帅、将军和军阀。他们统治的地区，其面积之大和人口之稠密，不下于当今的许多欧洲国家。这些显赫一时的中国统治者们在国外的声誉很坏。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军队只不过是用来夺取金钱、权力和女人的一种武器，他们之间主要是用“银弹”打仗，而发给士兵的军饷则是鸦片。上述情形，很多老牌督军确实如此，但也有一些小的军阀，不为贪婪的权欲所驱使，而是怀有浪漫色彩的、但多少有点迷乱的高尚理想。实际上他们像足戏班子里的丑角，在历史上最大的一出悲剧——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冲突中跑龙套。
　　高树勋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不久前背叛了蒋介石。现在，他坐在山西省的一间小茅屋里，向我叙述他自己的经历。  
关于高将军的身世，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放荡的军阀，被共产党包围后无处可逃，为了活命便投降。相反，他的不凡之处在于：这位出身于破产中农家庭的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军长，中年以后竟重新燃起青年时代的理想，抛弃了权势地位，最后，不顾特务的监视和部属的劝阻，背叛了蒋介石，毅然率领整整一个军投向他一度极不喜欢的GCD。
　　农民出身的高树勋将军，五十岁开外，性格开朗，古铜色的脸庞，相貌不凡。当他将自己的身世向我介绍后，我才开始深刻地了解在过去三十七年的战争和革命中，使多少中国男男女女的生活受冲击的悲剧性原委。说来也奇怪，高树勋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到GCD的阵营里，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中国人生活的结果。高树勋小的时候，没上过学。十六岁时，他到了北平。当时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虽然他为推翻了帝制而振奋，但更为找不到工作而烦恼。饥寒交迫之中，他不得不借高利贷，买个托盘在前门外卖卷烟。所谓前门，就是拱卫北平内城门户的雄伟的石砌城楼。  
　　卖的烟都是外国工厂生产的，这使高树勋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说，“为洋人卖烟，我很气愤。为什么钱都让他们赚去？中国为什么不能自己生产卷烟？”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不强。看看守卫着北京各国大使馆的洋兵，他断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取决于它的军队。于是他自愿参加了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  
“在冯玉祥部队里，”他说，“我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图谋。其中最恶劣的是日本。每年五月七日，冯将军都要集合全体将士在操场上，向大家宣读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读完大哭。此事使我深受感动，很快就产生了必须革命的强烈思想，并且十分信仰孙中山先生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民族主义。”
　　一九二六年，高树勋当了冯玉祥部下的第十二师师长。一九三七年，蒋介石高喊着孙中山先生的口号，为打倒军阀而举行北伐。这使高树勋非常鼓舞。但是一九二七年的一连串事件和蒋介石的残暴行为，使高为之心寒。他说，“蒋介石走上了军阀的老路，这位我很失望。”但他还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还有自己的抱负。到了一九二九年，他升任冯玉祥部第九军军长。他同孙连仲将军一起去边远的西北地区（总计他和孙共事了二十年）。他一度担任青海省省长。后来，他站在冯玉祥一边与蒋介石打了一场时间不长但很激烈的内战。冯玉祥战败了，其部属包括高树勋那个军大都被收编为蒋介石的国军，遣往江南去打共产党。  
高树勋保持了军长的职位，但他心情不舒畅。他在二十年的军队生涯中，形成了一种很坏的习惯，那就是学会了读书识字。他这个人胸有抱负，精力充沛，一贯如此。升迁得也很快，在短短时间里就从一个摆摊卖烟卷的失业的流浪汉一跃而当上了省长和军长，不过他一直保持着某种理想主义。由于读书和多年战争的影响，他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革命”二字当作他愚弄人民群众的手段。一天，他读了一篇描述沙皇统治下农奴生活的文章，对照自己周围的情形，他感到中国的现状亦是如此。他看到自己把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官僚却跑来，又把农民的土地夺走。他很难过，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是停留在那些官吏的口头上而已。另外，他是同自己的部队同甘共苦的，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官吏的生活竟然比他高几倍，而他们毕竟是靠着他才能保持官职的。
　　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三十年代初，他跟谁也不说，便放弃了军长之职，跑到天津。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今，但高树勋躲进英租界，平安无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张家口，参加了他的老上司冯玉祥领导的抗日运动。运动很快被震压下去后，他当上了河北省公安局长。  
日本侵入北平后，他带领他的警察到农村打游击。他指挥着三万人，在敌后坚持了五年。然而，八路军到处扩大势力，很快把他挤得无立足之地，于是他率部南渡黄河。  
　　他终于安全到达了后方，就前往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在那儿，我感到头痛，”他说，“所见所闻，令人厌恶。没有一个政府机关真正办事。官员们只是等侯着蒋介石的旨令。贪污行贿成风。一位缝衣针厂老板请我吃饭，他告诉我，他须为厂里的每个工人向蒋介石的特务缴纳十万元，才能免服兵役。这可把我气坏了！”  
他满腔怒火，去见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对在重庆看到的腐败和苛政提出抗议。他对陈诚气忿地说：“你们这里，三民主义只是写在墙上和在书店里卖，就是不在人民中间实行。你给我指出哪一个县实施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陈诚面红耳赤，哑口无言。高树勋又去见蒋介石。“这一次更叫我头痛，”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模仿着蒋介石那种上海滩流氓的架势，皮笑肉不笑地装模作样、连连点头说，“好！好！”然而，他也没有从委员长那里得到任何满意的回答。  
“在重庆看到的一切，都使我非常生气，”他说，“以致我觉得除了杀掉蒋介石，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有效地抗日。“象他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在重庆是不受欢迎的。军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赶快打发他回前线去。高一回到河南，正赶上洛阳战役，吃了大败仗。
　　他目睹农民被税吏所激怒，举行暴动反抗中国军队，然后投向日本人。到这时，高树勋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去了希望。与此同时，共产党非常注意地观察着高的异常行为。毛泽东每发表一篇著作，就给高送去一份。高开始感到蒋介石确是无可救药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年，他派亲信分别送信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以及刘伯承将军，建议进一步保持联系。“我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他说，“是因为我读了许多共产党的书，还因为我请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员来我的部队工作，我觉得他们很不坏呀！”  
高树勋倾向共产党一事，很快不仅对他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影响，而且使整个内战的进程也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命令高树勋的部队和附近的其他两个军，开向平汉路，占领新乡，准备横扫华北平原，打开通往北平的铁路线。在新乡的时候，刘伯承的密使和共产党的两位代表访问了高。高告诉他们，自己正要率部北上，想知道在哪里可以遇到八路军以便投诚。对他说来，这是性命交关的重大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讲，“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二十年的经验所导致的结果。”
　　在北上途中，高又写信给独眼刘将军，要求不要袭击他。刘不予理会，而是让高的部队和其他两个军继续推进然后突然加以包围。高告诉我，“我不责怪刘伯承，他做得对。”  
高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其他两位军长，力劝他们也起义，但他们不干。高给自己的妻子、袍泽和友人写信解释自己的行动，向其他的将领凄然告别之后，率部向刘伯承将军投诚。
　　共产党让高的部队保持原来的武装。于是他通电全国，解释自己的立场并呼吁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实行以下三条：“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联合一切党派组成民主联合政府。”  
　　高在蒋管区的子女立即被捕，但在其名朋友的帮助下，很快被营救出狱，夫人和一个儿子被偷偷地送到了解放区。高的倒戈对内战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挫败了蒋介石向北平方向的攻势，从而为马歇尔的调停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次行动使高自己的生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里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他对我说，“在蒋管区，社会阶层等级分明。我很了解，因为我是自下而上层层都经历过。那里只看你有多少金钱，做多大的官，住什么样的公馆。而在这里，人们仅仅问，‘你工作干好了吗？’我在那边当军长时，人们总是奉承我，称我大人、老爷或先生。现在没有人这样称我。哪怕我是在纺线，人们一样尊敬我。过去，我抽的是“三炮台”牌香烟，现在抽的是旱烟。在天津，我那公馆里有暖气，我在这里只有一个炭盆。二十多年来，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兰地，现在呢，只是偶尔喝一杯‘白干儿’（本地产的酒）。
　　“然而这种生活对我是很合适的，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恢复这种简朴的生活，我觉得很不错。即使在天津时期，当我闲着无事时，也常骑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不过那时候我和妻子坐在小汽车里，社会离我们是多么遥远。现在，我们俩都感到很接近生活，我们很喜欢这样。”  
　　“好啦，就这么多，”高说，“大概这足以说明一个人是怎样变成‘匪’吧。”他哈哈大笑。“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不会让我把我的部队称为八路军。但是，我认为目前共产党的政策是适合当前形势的。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是外御强敌，内除暴政。”当然，我不轻易相信高对共产党的称颂。他不这样说也不行嘛。再说，别看他强作欢颜，我看得出他内心的哀伤。我说不出一个究竟，我只见他和共军指挥员同桌吃饭时很不自然，有点紧张，说笑很勉强。也许共产党的严肃态度使他感到不对劲，也许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使他厌烦。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有此种感觉。  
实际上，他内心如何想，对战争来说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自觉地背叛了蒋介石。我向他告别时，他嘱咐我出去时设法找蒋介石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将领，恕我在这里不说出此人的名字。高说：“请告诉他，希望他理解我之所以投到这一边来，并不是由于个人有什么恩怨。希望他理解我决心参加革命，但我对他情谊仍不变。希望他在华北的国军中带头干，我们期待着他。”
　　后来，我照他的要求做了。我出席了一次酒会，到会的不仅有蒋介石的高级文武官员乡人，还有魏德迈将军，他负有特别使命来华了解美国如何才能更好地援助蒋介石。我告诉那位中国将领说我见到了高将军，他听了大吃一惊，在人前他抓住我的衣袖，把我拉到他身边，听我向他传达高送来的口信。然后，他有点隐晦，但异常激动地说；“就来了，就来了。”  
果然来了。在华北，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府机关及后方的指挥部里一再发生类似高树勋的事件。不过，蒋介石的失败，并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将领的纷纷倒戈，还由于八路军的英勇善战。
　　下面，让我们看看八路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自觉的梦游人

八路军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军事组织。它不效忠于政府，却在一个中央军事指挥机构领导下作战；它的兵员是招募来的，却不领薪饷；它的军官纪律严明，却没有军衔。  
　　这支军队是如此不同凡响，它的声望也许超过中国四千年历史上任何一只战斗部队。就连它的前身中国红军，也没有象它那样突出地受到仇视或热爱，畏惧或钦佩，咒骂或赞扬。  
　　八路军的威名传四方，无论到中国的任何地方，共产党地区也好，国民党地区也好，只要你伸出拇指和食指，人家就会意你指的是八路军。八路军走到卿里，它的威名就扬到哪里。从中缅边界的丛林到满洲的雪原，从青藏高原到黄海之滨，八路军转战全国各地，先后同军阀、蒋介石以及日本的一百多个军较量。八路军的战士来自各个省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支全国性军队，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们。一句话，他们是武装的造反者。  
也许，统计数字最能说明这些造反者的情况。内战开始时，八路军只有一百万人左右，到一九四八年底，发展到近三百万人，部分原因是增募了新兵，但主要是补充了倒戈的国民党士兵。这时，共产党把八路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赋予国家军队的意义，听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令。
　　人民解放军现在的规模和作战的范围，与当年的红军以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在战术组织方面表现得很突出。过去，共军只能打游击战，作战单位通常不大于团一级，但是，当我在共产党地区时，他们正在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和正规战，作战单位发展到师和军一级。  
原注一：同时伸出食指和拇指是中国人表示“八”的一种办法，就跟西方人用拇指和中指表示“胜利”一样普遍。不过，在中国敌我都用这种方法。  
共产党从不把战争看成仅仅是军事问题。他们的一线团部里，常常配有大批非军事人员。每个团里不仅有指挥员和战斗员，而且还有教员、学员、男女演员、土改干部和农业专家。因此，一支八路军部队常常不只是一个作战组织，而同时还是一所学校、一个剧团、一个劳动合作社和一个政治俱乐部。
　　八路军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的平均年龄比老红军时期要大得多，我估计与我们美军的年龄水平差不多。在我调查的一个团里，士兵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身高五英尺，体重一百三十六磅。这个团的战士几乎百分之百是华北农民。老红军时代剩下的南方战士早己成为军官了。军官当中百分之七十一出身于农民，百分之十一出身干工人，百分之十二出身于学生，只有百分之六（除学生以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商人、知识分子和小地主等的子弟。  
　　解放军战士的文化水平比国民党士兵高得多，比华北农民也高得多，但是与西方的标准相比，仍然是很低的。这个团百分之七十三的战士在参军时还是文盲，但是现在其中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了两百字，百分之三十三的人会读和写三百字，百分之三十的人能看报纸了。  
　　这个团百分之三十三的战士参军前上过小学，能读报纸和简单的书籍。各团的战士不打仗时都要学习文化，由政治指导员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当教员，排长们也亲自教课。  
　　战士们和指挥员一样，没有固定的薪饷。不过公家除了管伙食和发制服以外，还发给每人一点粮食，大家通常是凑起来去换蔬菜。土地法大纲实施以后，每个战士和军官以及政府工作人员都可以和农民一样分到一份土地。他们在外期间，土地由家里人或当地农民协会代耕。  
除了职务较高的老共产党员外，大多数军官都是本地人，少数是老红军，还有些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外面来的知识分子。军官的平均年龄是：团一级三十岁，旅三十五岁，师是四十岁以上。全军年纪最大的指挥官是朱德，其次是五十五岁的刘伯承将军。最年轻的师长是三十七岁。  
　　大多数军官是抗日战争期间行伍出身的。这不但排除了形成一个军官团的制度，而且意味着，这样的军官对于军事和每个士兵的个人问题的了解，要比军事专科学校出身的军官强得多。一般来说，军官由各个部队自己培养，而不由一个中央部门配备。由于交通不便，几乎没有什么后方专门学校，大多数候补军官由纵队和旅在战地办的学校训练。这种办法不但方便，而且免除了在战争时期使年轻的美国军官十分不满意的那种军官补充站之类机构。  
　　八路军没有军衔，却从未因此而在战场上发生混乱。军中习惯于互相敬礼，但在司令部里和后方则不需要。八路军没有诸如“皮靴必须擦得锃亮”一类的烦琐纪律，而正是这种纪律曾使战时在巴黎的美国士兵非常恼火。八路军里也没有飞扬跋扈的人物，如果出现这种人，士兵们很快就会把他整治好的。  
原注二：“官”在这里是指基层部队指挥员，如连长、营长（应为当时共军没有军衔）。共军中用“官”、“兵”来区别指挥员和战斗员。  
士兵们犯了过失，通常由军官或班长找他们谈话。如果继续犯错误，就在所在的排、连或营的军人大会上进行批评，责令他们“改造思想”。这种思想上和社会上的压力是极难抵挡的。犯更严重错误者要关禁闭。公然反党的人提交群众大会讨论。如果群众大会作出决定，就可以把犯人枪决。这种办法也适用于军官以及高级指挥官。  
　　士兵有权要求召开会议，批评军官和向上级领导告状，如果判明哪个军官有错误，他通常要在群众大会上道歉或作检讨。如果他对某项控告不服，可以向上级申诉，但是无权压制控告或实行打击报复。  
　　军官或士兵没有分开的俱乐部，只有共同的军人娱乐部。美国土兵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俱乐部枯燥无味。每个连、营、旅、师甚至高级司令都都有军人俱乐部。俱乐部下面分设：伙食、管理、墙报、戏剧和歌咏以及活动检查委员会。墙报委员会又分时事、问答、木刻、漫画、布告、个人计划等小组，主要由士兵们自己投稿，这与美国陆军办的《星条旗报》一类的刊物迥然不同。  
　　军官是按照所任职务称呼的，如张班长或王连长。刘伯承虽然是司令员，仍通常被称为刘师长。由于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曾经议论过是否制定军衔和使用符号，以便把军官们区别开来。但是由于官兵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还没有这样做的任何必要。从外面调来一个新的军官时，他带着介绍信，虽然没有佩带军衔符号，也很快就会按制度安排妥当。最后一点，八路军里没有单为军官而设的俱乐部，医院里没有军官专用病房，也没有军官专用的食堂。这一切听起来虽然颇有点诗意，但我想恐怕不会持续长久。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军官都说，他们当然不愿象俄国人那样取消这种制度。但也有几位高级军官私下告诉我，这是革命时期的措施，和平时期或许会改变的。  
八路军里大多数官兵都未婚。已婚的一般都是在参军前结的婚。家在当地的士兵有时在新年节假期间获准回家结婚。一旦他有了妻子，就可以得到照顾，发给津贴费。法律保护一个战士在前线时，他的妻子不能和他离婚。但是妻子如果三年听不到她丈夫的音信，便有权再结婚。这种法律，恐怕有时保护士兵多于保护妻子。我遇到过一个女青年，她丈夫是一个旅的参谋长。她有四年没有见到她的丈夫，而男的已找到了另一个女人。她想与他离婚，但又不知道对她的孩子该怎么办。  
　　许多官兵变相地离了婚——就是说，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妻子和家庭。事实上，我发现不幸的婚姻是使许多男人和妇女不仅参加八路军，而且投身整个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对迫使男女青年违背自己意愿去结合的封建主义进行反抗的一种方式。有时，士兵请假回家去看家里为他选好的对象，由于士兵在部队受到相当开明的教育，还因出了家门而开阔了眼界，所以往往拒绝娶父母所选择的对象。  
　　就我之所见所闻，八路军战士很尊重农民妇女，农民对八路军道德纪律的好评，也远胜于蒋军。八路军士兵对待妇女这样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往往是在自己的家乡一带打仗。国民党军队则是外来的，他们常常不同情当地群众。我甚至发现，由于国民党军官和八路军军官的不同，使地主也倾向共产党的事业。在某个村子里，我遇到一个地主，他的土地被分掉并因此而恨八路军。但是当国民党暂时占领那个地区时，他的女儿就象通常的地主女儿一样，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却被迫和驻在当地的国民党指挥官睡觉。结果，尽管这个地主失去了财产，还是宁愿要八路军。  
　　八路军从最高级的指挥员到最普通的士兵，穿着都一样。不过，职务越高的人，特权也越多。营以上的指挥员发给一匹马或一头骡子。军长则可能有一辆缴获的吉普车。团长有小鬼（从家里跑出来参军的男孩）作为通讯员。官兵都不佩戴任何表明军阶或所属单位的符号。指挥员可以从他们身穿比较干净的衣服以及有时佩戴比较讲究的手枪、皮带辨别出来。从来没有军官佩挂一排奖章炫耀自己。事实上，只有工人和士兵奖章。  
　　对作战勇敢的士兵的奖赏是获得战斗英雄的称号，他们的名字刊登在报纸（通常每个部队都办一份报）上或者杂志上。凡有一般的战功的战士，其奖赏是把他们列入本部队的光荣榜上。士兵们通常一年发一套冬装和两套夏装。八路军军官没有像国民党军官那样好的西式大衣，但是八路军战士的衣服比国民党士兵要好得多，总是有冬装而且从不缺鞋穿。  
共产党是如何能够使他们的军队有吃、有穿并且怎样为其军队提供装备呢？共产党鼓励生产和恢复手工业的政策发生了作用，证明这样做既有利于军队也有利于农民经济的发展。至于八路军的武器装备，美国和蒋介石军队实际上是他们的主要供应者。八路军的百分之九十的大炮、机关枪和步枪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边区能够生产八路军使用的百分之八十的手榴弹和百分之七十的炮弹。  
　　生产炮弹是个难题。所生产的炮弹适用于缴获的中国和日本大炮，却不适用于八路军从蒋军缴获来的美国大炮。我看到八路军部队配有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和火箭筒，以及一些弹药。当我在那里时，边区领导人正在争论，是改变他们大炮炮筒的口径去适应炮弹呢，还是改变炮弹以适应大炮。这是个难办的问题，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他们所缴获什么口径的大炮，也不知道将缴获的大炮是中国造的、日本造的还是美国造的。  
　　八路军战士的个人装备，通常是一支步枪，两颗手榴弹，五至十发子弹，一条毯子，一套换洗的衬衣裤，一块肥皂，一个饭碗，一双筷子，一个针线包，两双鞋和一个笔记本。老战士往往有自来水笔，那是在大生产运动中获得的奖品。士兵很少有牙刷，几乎从来没有牙膏。他们不戴护身符，没有圣经，不向任何牧师忏悔，他们没有什么迷信。  
　　我所作的统计就是这些。但是要真正了解八路军，还必需了解蒋介石军队，以及这两支军队同中国革命的关系。

自觉的梦游人

一九四五年中国内战爆发时，蒋介石军队有三大弱点。第一，它有好几年没有认真打过仗；第二，它跟中国人民对立；第三，它没有灵魂。  
　　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还有三个不关心：一、不关心打仗；二、不关心老百姓；三、不关心自己。  

不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内战中，蒋军没有产生过一员名将，也就不足为奇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他的刚愎自用和喜怒无常的脾气是闻名的。他军事上指挥无方，屡遭惨败。何应钦将军是靠搞阴谋和耍手腕起家的。参谋总长陈诚是一个小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是个常败将军。李宗仁将军还比较民主些，但不受蒋介石信任而无所作为。汤恩伯将军是蒋介石的同乡，他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他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小胜仗，还不如说是由于河南人民举行暴动反对他的部队然后投向日本人。原南京警备师（蒋介石的御林军）司令顾祝同将军是个极庸碌的官僚。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将军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的得意门生，他的出名是由于不抽烟、不酗酒和不玩女人，还由于他组织蓝衣社，把学生投入监狱，设集中营，以及在攻打共产党的首都延安时损兵折将。东北军事长官杜聿明，受到外国军事人员无情的挖苦，“此人妄自尊大，自己无能而又嫉妒别人，十分不称职……这是国民党的又一个失败，原因在于蒋委员长一味重用那些毫无才能之辈。”观察家们还可以补充一句：由于这个中国独裁者依靠一个狭隘的集团来维持其暴政，所以他只能是采取任人唯亲的办法。  
当然，在这个军官团中不仅有中世纪的代表，也有民主中国的代表。辛亥革命以来，连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使得成千上万有志青年从军，成为军官、文书、副官等等。一些略有文化的农民子弟甚至步步高升，当上了军长，如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广西农民出身的李宗仁将军便是。这类人痛感中国必须改革。  
　　甚至还发生过象不久前中学毕业生魏升明上尉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日记中所叙述的很痛心的故事：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耻辱的一天。长途旅行之后士兵们很疲乏，我让他们在车站月台上休息并且给他们买了一些西瓜。团长走过来当着全连人大骂我。后来，当士兵们急忙将西瓜藏起来时，他打我耳光并踢我，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美国的巴顿将军曾因为打了一个土兵的耳光而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评。可我能向哪一个国会申诉呢？”  
　　像这样令人痛心的日常小事多的是。我们看到有些穷学生常常被蒋介石政府以许诺培训为军官而引诱到南京去。这些军事学校的宗旨不过是把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青年训练成为驯服的牲口和未来的奴隶工头。  
整个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不讲人道、尔虞我诈和一片恐怖气氛。没有靠山的军官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因事得咎，招来杀身之祸。问一问在缅甸作过战的美国军官就知道，中国团级指挥官是如何跪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不要向上汇报他们作战中的差错，因为这会使他们被送回中国去遭枪决。还可问问某些当师长、军长的人，他们是如何在一个互相猜疑和担心受怕的舞台上渡过他们的生活。每一个军部里都充斥着特务。中统和军统特务甚至在战区司令官周围也布下阴谋和猜忌的罗网，对参谋人员逐一施加恫吓，使他们与司令官疏远。特务从军部里抓走参谋人员时，军长无权过问。蒋介石还命令某些师长对他个人负责，这种师长在战场上可以借口等待“最高”喻示而拒不接受军长的命令。这样一来，战术不是服从于战略和国家政策，而是服从于一个权欲熏心的党霸。  
受过孙中山先生熏陶的老一辈的有民主思想的将领，和只知道听命于蒋介石的青年将领之间互不服气，也是导致蒋军覆灭的一个因素。决定蒋军素质的，是半封建的旧中国和蒋介石的过渡期的中国，后者是法西斯主义和旧式专制主义的充满矛盾的大杂烩。  
　　在后一种情况下，军官对士兵有时还有一点战友的情谊，但更多的是象一个匪帮的头头和小喽罗的关系。在前一种情况下，军官与土兵好象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就是说，当官的有时表现得象一家之长似的，但总把自己手下的士兵看为不配享有人权的无知农奴。这种关系在蒋军里占统治地位，而在军队里这种等级关系比在农村里更加突出。无可否认，当兵的在中国社会里地位是最卑贱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旧中国军队的民族传统就是如此。这种传统仍旧存在于蒋介石军队里。因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军队也没有得到改造。  
老百姓极怕军队，军队里又极瞧不起当兵的，这可以很容易地从抓农民当壮丁的方式中看出来。征兵向来是建立在贪污、行贿和权势的基础上。富人子弟从不当兵：穷人子弟从来逃脱不了当兵。一个穷苦的寡妇的独子常常被征入伍；地主的众多子弟则从不服兵役。被抓壮丁的人都是最穷苦的人，他们常常是健康条件最差的。往往一批壮丁还未到达前线就死亡了一半。  
军官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打骂土兵。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我都看到过士兵们在车站月台上挨扁担，在公路上挨汽车摇把打，在房间里挨铁棍打。有一次我看到曾经在纽约当过领事官员的某上校狠打一个士兵的耳光，因为那个士兵找不到一副纸牌。当我向他提出抗议时，这个上校说：“那些哑吧畜牲就吃打。”  
　　也有一些善良的军官称土兵为“弟兄”，象慈父般爱护部下。但总的来说，普通士兵的地位只比猎狗强一点，而不如骡马。事实上，骡马吃的和所受到的照顾都要比士兵好些。  
　　士兵负伤后就很少能活得成。我经常看到伤兵因为买不起车票而被赶下火车，因为军官和凶狠的军士要装运鸦片而被赶下半空着的卡车——请注意，这些伤兵不是被扔在医院里，而是扔在荒野的山路上。在医院里，我看到伤病员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在厕所里不管了。我看到伤病员躺在很脏的地方，没人照料，就象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这些奴隶士兵猪狗不如的悲惨命运、痛苦绝望的生活、必死无疑的结局，迫使他们在危难中结成“生死之交”。这样，在他们受伤或挨打后，结拜兄弟将会照顾他们，而社会和军队都不管他们的死活。  
这就是建立在农业帮会主义、半农奴制和“矢忠领袖”基础上的蒋介石军队的情况。在整个抗日战争及其后的内战中，这个军队因为没有灵魂而不断打败仗。它的军官极端蔑视普通士兵，内部互相倾轧，很怕特务，不学无术内心自甘堕落，贪欲成性，这一切都是闻名的。在贪污成风、残暴盛行和无时不受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士兵们逆来顺受，被迫抢劫。他们痛恨自己的官长，又欺压百姓，而百姓对他们是又可怜又蔑视。这一切也是闻名的。  
中国的文明把士兵变成既是它的奴隶又是它的刽子手。美国对中国军事的干涉，到头来也未能把士兵的地位改变多少。要是美国单独抽出一支中国部队，加以训练、装备和供应，这些士兵的境遇也许会有所改善。但是一当这支军队投入战争—也就是说，回到中国生活的主流中去——它就很快回复到老路上。如要避免这种情况，除非美国把几乎全部今国军队接管过来，从而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是因为，只要社会不改变，军队也改变不了。  
　　因此，对于士兵，正象对于农民一样，革命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似乎是老生常谈，无需赘述。然而，尽管战争和革命明明是我们时代的孪生运动，但人们往往不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连结，或者有意加以掩盖。  
我不想装得很了解这两种十分复杂的活动的样子，但我觉得战争和革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两者都运用人数极多的群众去实现一个政治目的。两者历不同的是，人民只是在统治者强迫下为了满足国家的目的去进行战争，而人民进行革命则完全是被悲惨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才奋起推翻统治者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战争把个人和国家锁在一条链子上了；革命则把这种锁链打碎——暂时的。  
　　革命战争使过去的被剥夺阶级与战争的胜负发生利害关系，从而解决上述的差异。他们从战争中得到的可能是掠夺品，也可能是获得土地或自由，这随着时间、地点和情况而定。但是只要造反的群众从你那里得到，或相信将能得到一些从旧的统治者那里得不到的东西时，他们就会竭尽其愚忠，以全部热情和勇气站在你一边战斗。  
　　虽然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清楚的，但某些有名望的将军。政治家和哲学家却发现，他们的全部战争理论在革命时期是根本不适用的。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历史看为是他们那个小集团创造的，所以他们不能，往往也不愿意从造反的奴隶们的立场来分析事物。因此，他们看来看去，就是看不到为什么一种力量能打倒另一种力量的道理。  
原注一：这里指的革命是大规模的、由下至上的，而不是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靠上层政变成功的。  
一百五十年以前，当欧洲各国的君主在拿破仑的神力面前一个个败北，欧洲大陆上一支支最优秀的军队发现自己的作战方法不奏效的时候，某些有真知灼见的军事家看出了失败的原因在于战争指导艺术的错误运用。但是正如那位有智慧的、老普鲁土军事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
　　很显然，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这段话里所说的法国革命引起的变化，也完全适用于中国革命，所说的政治错误不仅适用于蒋介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蒋介石在美国的一些盟友。装备很差的八路军竟然打败了中国独裁者美式装备的军队。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现象，众说纷纭。国民党官员以及他们在外国的某些附和者说，国民党失败是由于zhonggong得到俄国援助以及俄国玩弄阴谋的结果。关在书斋里的经济学者说，这是由于抗日战争造成了经济崩溃以及国民党滥发纸币的结果。顽固的军事观察家宣称，这是由于中国军队不听美国指导、蒋介石的愚蠢、地方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等等。
　　这些论调的宣扬者自己也许相信这一套，但也未必一定。中国士兵则不信这一套。如果上述理论家们敢于去探查那些普通士兵的心理，必然会发现同他们那些高论完全相反的答案。大多数人不改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革命的冲击，这是一件很奇怪而又真实的事情。这种羞怯心理，在职业军官身上最根深蒂固。因此，在一般战争中表现得有良好甚至优秀才智的人，在革命战争中往往暴露出其哲学上的缺陷。  
　　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一位美国将军，这个将军在美国国会做报告说，关于蒋介石，重要的不在于他是一个暴君，他确是个暴君，重要的在于他反共。我们很理解，这位将军源于军事生活的小圈子，没有机会接触普通老百姓。我们也懂得他憎恨共产主义。但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不去核对一下情报—这本来是打仗时的例行公事。  
　　对中国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恰恰就在于蒋介石是一个暴君。谁也不会因为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仗而热情地拜倒在他脚下。但是确有很多人因为共产党对暴政作战而在共产党的祭坛上奋勇献身。对于蒋军士兵来说，蒋介石的暴政意味着拳打、脚踢、辱骂、殴打、饥饿、镣铐和处决。这些士兵不肯为封建主义和“民主生活方式”卖命，就不足为奇了。

自觉的梦游人

在任何一场象中国革命这样广泛、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中，旧的军事组织和战略概念也如同旧的政治机构和社会阶级一样，被无情地冲走了。正如法国大革命废弃波旁王朝的旧贵族军队，俄国革命废除士气低落的沙皇军队那样，中国革命也摧毁了蒋介石的半封建军队体制。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不同。法国人和俄国人是在夺取政权后才建立一支新型军队的，而中国人则是在夺取政权斗争过程中建立起这样一文新型军队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革命军队必然比较弱，然而情况使得他们比当年的法国和俄国革命军队都更加民主、更与革命进程紧密联系着。  
为了推进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有意识地破坏旧军队的士气。因此，当士兵们被迫打内战时，军官不得不采取包括处决在内的极不民主的纪律措施来重新振作士气。当法国用战争的手段向欧洲的其他地区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曾经取消了许多革命成果，采取了义务兵役制。中国既没有法国那样的“第三等级”，也没有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于是共产党只好运用自己的军队来进行革命。因此，在我当时所到的华北，为了争取农民拥护革命，为了尊重其人格，不能去征召他们当兵。否则，共产党和蒋介石，他们的两种军队之间也就毫无区别了。由于这个原因，八路军几乎全是由志愿兵所组成的。  
　　八路军采取宣传、说服和利用地方上社会压力的办法，动员人参军。军属受到优待。村里给战士代耕土地，并照顾其亲属。在蒋管区，农民认为当兵是件丢人和悲惨的事情，而在解放区，共产党使参军成为一件光荣的事情。志愿参加八路军的青年，不是被抓壮丁的人从家里绑走，而是由全村设酒席欢送，授以锦旗，骑着骡马甚至坐着花轿，敲锣打鼓，吹吹打打，由全村小伙子和姑娘们簇拥着送走。这就使得每一个新兵感到自己参军绝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代表着全村。  
参军是志愿的，但服役没有具体的期限，而是决定于战争延续时间。如果一个战士开小差，他不会被关进监狱或挨打，只是给他那个村寄去一份通知，村里就会去说服他归队。如果他不回去，大家以后就不理他了。他在社会上感到孤立，往往就自动归队了。如果他接连开了三次小差，就招他送到区里劳动改造。
　　征兵制度经过这番改革，对军事和革命都产生了好效果，因为，不仅志愿参军的共产党士兵比国民党抓来的壮丁更英勇善战。而且蒋管区的很多农民知道解放区是安全的，往往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而逃过来。因此，这种志愿兵制度使得共军的士气高昂，同时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起了瓦解的作用。  
但也不要以为一个农民能轻易地逃避参军。压力是巨大的。首先是宣传，往往是和土改紧密联系进行的。比如在群众大会上、日常的谈话中、讨论会和演戏时，募兵的干部说：  
　　“穷人是靠共产党、八路军斗争才得到翻身的。  
　　“为了保卫斗争的果实（农民从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和粮食）必须打垮反动派，保卫家乡。  
　　“要为祖祖辈辈受贪官污吏和恶霸地主的剥削报仇。  
　　“我们要用自己的血汗来创造自由和幸福生活。大家要踊跃参军。”  
　　除了上述宣传外，还做工作让家庭成员动员子弟参军。如果这样还不行，就发动全村的人做工作，使人无法抗拒，只好参军。  
　　新兵入伍时，区长亲自为他牵马送行。到达部队，经过体格检查后，人们就向他介绍部队的历史、沿革和光荣的战绩，使他感到参加这样一支优秀部队很光荣。新兵一到达，老战士争着向他问寒问暖。有的帮他穿上军装，有的给他理发，或送他毛巾、肥皂之类的礼物。大家明显地是要使新兵感到如同在家里和在朋友中间那样温暖。  
这些情况国民党军官不是不知道。上文所引用的那份国民党情报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方征兵时，不向人们解释，不进行教育工作，不打通人的思想，一味强迫。结果，十年来这种征兵制度弊病深重，与匪（共产党）相比，我们的情况真不堪设想。”
　　无庸赘述，八路军对待士兵与国民党截然不同。但也不存在俄国红军初期就坚决废除了的那种极端民主化的做法。军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任命的。尽管如此，士兵们受到悉心爱护，没有一个人挨过打。指挥员不许骂士兵，甚至在批评士兵时，也不允许发脾气。  
这些方法被一再证明行之有效，原因之一是八路军的兵源是华北农民。这些农民勤劳、朴素、爽直、单纯、吃苦耐劳、对人诚恳热情，但谁要是伤害他们，他们就要坚决报复。他们自尊心强，受到鼓励时，会很卖力，但如怠慢了他们，也会躺倒不干。俗话说：“宁受苦，不受气”。这样的人你越骂，他越不听你的。蒋介石的军官对这些农民只知道打，他们当然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八路军指挥员爱护这些农民，他们就成了很好的战士。这就是为什么八路军不存在什么派系的原因。
　　八路军薪饷平等，伙食平等，待遇平等，志愿入伍，这些都是提高士气的重要因素。另一重要因素是政治教育。八路军部队从连、排到野战军都有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委员，负责政治教育，提高部队士气。如果一支部队的指挥员牺牲了，政委就接替指挥，直到派来新的指挥员为止。这些政工人员的任务决不象外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监视军事指挥员。据我观察，八路军的政工人员和军事指挥员之间确实没有任何摩擦，不象蒋介石的军官和特务机关派出的暗探之间那样勾心斗角。八路军的做法是，司令员发布命令，政委作阵前鼓动并身先士卒冲入敌阵。  
共产党认为，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士兵对胜利充满信心，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保证胜利和贯彻执行上级制定的政治路线。政治指导员日常和士兵在一起时，给大家读报，报告全国各战场打败蒋介石的消息和解释战争的意义。士兵一般不爱听军官的训斥，所以共产党就让部队以班为单位成立互助组，对班里的缺点进行批评。当一个班撤离一个村庄时，互助组检查从老百姓那儿借来的东西是否退还了。这些事不需要指挥员的监督，因此更有效。互助组每天还用三、五分钟作公开的自我批评。比如，这个战士可能说；“今天我挖战壕没挖好。”那个战士可能说：“我没有打好机枪。”  
　　还通过政治教育使新战士不怕死。由参加过八年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传授经验，他们的结语总是说；“打仗时谁怕死就活不了，勇敢的人死不了，只有猛扑上去，在敌人还来不及打你之前于掉他。”这时，政委就插进来做政治工作：“蒋管区的人民被苛捐杂税压榨，正面临死亡的威胁。不打倒蒋介石，我们就活不成，要生存只有战斗！”  
　　每次作战之前，由政工干部向部队讲解这一仗与整个战局以至于整个中国革命有何关系，分析敌我双方的总形势，强调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蒋管区物价暴涨，蒋管区后方暴动频起等等。  
八路军一切政治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是向士兵注入阶级觉悟的精神。据八路军领导人说，这是提高士气的最可靠方法。因为人们对这件事还有不少疑问，我不妨在这里介绍一下我在山西时和某军政治部主任专门就士气问题进行过的一次谈话。
　　他告诉我说：“在我们看来，战争是通过政治觉悟进行的情感的斗争。士气包含着恨与爱，报仇和对胜利的信心。士气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 不由个人力量而由社会力量所决定。它决定一次战斗的胜负，也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  
　　“士气来源于人民的情感。我们的战士是穿着军装的农民，他们怀着农民的心愿。他们的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他们作战的士气。这些战士的士气比抗日战争时期更高，因为人们恨蒋介石胜于恨日本人，因为他们经历了土地改革，因为他们把解放区看做是自己的乡土，觉得有理由来保卫自己的家乡。  
　　“领导工作和教育工作在提高士兵气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领导工作依靠领导人的政治教育。领导人必须对自己为之而战的事业充满信心，首先他必须爱护战士，处处关心战士的生活、伙食和睡眠。你如问，是食物、装备对士气更重要呢，还是政委更重要。搞好物质条件是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如果战士没有饭吃，政治指导员当然只能是说空话。  
　　“士气也会有起伏的。一般说，对于没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打一次败仗，或疲劳、疾病都会使士气低落。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士气还是要依靠领导工作。暂时的挫折对老战士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他们对领导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对他们来说，做好领导工作也很重要。  
　　“战友的阵亡会削弱新建部队的士气，对老的部队则会更激励其斗志。我们所有的纵队全是由老战士组成。本地参军的编入新部队中，逐步提高其士气。  
　　“士气远比经济条件更重要。如果我们把经济作为胜利的基础，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信心，因为蒋介石的经济力量更强嘛。  
　　“我们提高士气的方法在美国军队中就行不通，因为你们的社会制度和我们不同。我们提高士气的方法是靠阶级觉悟，这种方法只在革命战争中才可以运用。“  
军队政工领导人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实践的例子很多。战士被告诉说，他们来自被压迫阶级，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就是为了消灭剥削。还向他们解释，这场内战是为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解放，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每个人。因此战士必学的第一课就是搞好军民关系。部队反复地教育战士，不可欺压老百姓，买东西一定要付钱，不许抢劫，住过的民房必须给人打扫干净，特别是不得使老百姓感到军队在侵犯他们的利益。自然，这样做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中国老百姓通常是憎恨丘八的。  
　　共产党这类政治教育所取得的成功，使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感到惊奇。村干部和本地民兵对老百姓常常是很凶的，但很少听说八路军有这种事。八路军战士以自己的严明纪律及军民良好关系而自豪。军民关系的融洽，从战士对老乡亲热地称呼“大嫂”、“小兄弟”等等，也表现出来。然而比这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看到靠近作战地区的农民带了猪、鸡走一、 二十里路到前线慰问战士，妇女们不给自己丈夫做鞋而给亲人八路军做鞋。这些妇女还把家中唯一的炕头腾出来给过路的战士休息，把自己的衣裳剪开做绷带，并参加庆祝部队打胜仗的活动。与美国为美军在物质上所做的比起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但比起蒋管区来，八路军和农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却是了不起的。请读者不要以为上面所说的言过其实。  
　　我或许应该说明，我在战时见过美国、英国、缅甸、印度、法国、德国、俄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却从来没有见过象GCD领导下的八路军这种类型的军队。在许多方面，八路军是与世界各国军队完全不同的。我想这主要是由于它不是从旧常备军产生的，而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极端危急的处境迫使共产党要建立一支民主的军队。附带说一句，就我所知，铁托元帅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是用这种方式组成的唯一的另一支军队。但你在GCD地区找不到任何人自称为元帅，也看不到任何穿着漂亮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人。当然，由于共产党很快就要取得全国政权，这种情况也许会改变。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八路军的一种政治战术，这种战术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从未采用过的。这就是八路军的诉苦会。  
　　今天，八路军（现在改称为人民解放军）是由三种战士组成的：老战士、共产党地区参军的农民新战士和俘虏兵。每打一仗，捉到俘虏后，部队就找一块空地开大会。一个老战士站起来讲他如何参加八路军，如何打仗，以及现在的生活。一个新战士讲他先是如何在村里受苦，如何打倒地主闹“翻身”以及从土改中得到什么果实。然后一个俘虏经过动员，也站起来讲他在蒋介石军队中的经历，讲他如何在村里被抓壮丁，如何在军队中挨打、挨饿等等。有些人诉的苦是如此悲惨可怕，以致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要哭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情，没有亲身经历，就讲父母受的苦。不消说，战士能向这么多充满同情的听众畅诉自己的苦楚，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中国人是有哲理的民族，而中国士兵是最有哲理的。同农民一样，单个的士兵总以为自己的命苦，但当他看到人人都有一本苦情帐时，就得出天下穷人是一家的结论。  
　　这种诉苦会在士兵心灵中造成的强烈反响，比指挥员或政治指导员言教的作用更大。这种教育的作用根本无法抵消。别的军队也无法仿效。因为如果蒋介石允许他的士兵诉苦的话，那么士兵们就可能起来反抗他们自己的长官。  
当然，政委们利用这种诉苦会来给国民党俘虏兵上政治课。他们对国民党军官和士兵进行离间。他们对俘虏说：国民党的军官是地主和贪官污吏的子弟，他们的上辈剥削过你们的先人，而现在你们又当这些官老爷的奴隶。你们在前线打仗受罪，被打死了，压根儿也不会有人来给你们收尸，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却在后方享福。当一个俘虏兵联系个人的苦情而控诉坏村长时，政委就把这件事联系到县长、省长、一直追到蒋介石头上。很快这个士兵就相信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是县长而是中国的独裁者。政委就是这样引导俘虏兵从政治上来归纳问题的。  
　　这些新方法具有如此奇效大验，以致到了一九四七年年中，国民党的士兵白天被俘，晚上参加了一次诉苦会，第二天就参加八路军一边打仗了。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共产党总是把俘虏送到训练营去，后来由于对蒋军的政治瓦解工作成效这样显著，他们在许多地方不再觉得需要这种训练营了。  
共产党在欢迎蒋军士兵参加八路军的同时，也释放那些愿意回到蒋介石地区去的俘虏。事实上，他们甚至还给俘虏发回家的路费。  
　　对于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已经有如此众多的中外目睹者，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一个曾在满洲被共军俘虏的美国军官，谈到蒋军第八十八师的六千士兵如何被当作贵宾请去参加大会。在山东的一个美国姑娘谈到她参观过五十名被俘的国民党将官所在的俘虏营，看到他们的伙食和居住条件比八路军自己军官的待遇还好得多。最后，我自己在国民党地区时也亲眼见过被共产党释放的数以百计的俘虏涌过防线的情形。  
　　起初，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瓦解蒋军的政治战术估计不足。他们不以为意地说：“纯系宣传！”但随着开小差的士兵日渐增多，并且在国民党军官领略了共产党政治战术的厉害后，他们开始感到惊慌起来。一位蒋军军官写道：“一听到此类事情（即诉苦会），怎教人能不伤心呢。如果我们想不出对付的办法，后果真不堪设想！”  
　　然而蒋军的颓势已成，再也想不出任何对付的办法了。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看到美联社从中国发出的一则电讯，描述蒋军第八十二师参谋长马文庭将军如何下令屠杀共产党将军彭德怀部下被俘的五百名士兵的情景。美联社报导说：  
　　“面色冷酷无情的马文庭这样描述大批屠杀俘虏的场面，‘我们用大砍刀将他们的头一个挨一个地砍下来，用手榴弹将其余的俘虏炸死。’”  
李根注：这些士兵是在西府陇东战役中被俘的。此役我军先胜后败，虽一度攻占宝鸡，歼敌2.1万，但出击过远，遭到胡宗南、马步芳夹击，撤退时受到较大损失。此役为彭德怀生平恨事之一。  
　　这些就是蒋介石的将军们的业绩。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俘虏的处理如此明显不同，以致不再需要参加评论了。这种不同之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军在战场上取得不同战果的原因之一。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战场上的情形吧。

自觉的梦游人

战争仅仅是政策的工具，但是蒋介石好象从来没有一个全盘战争计划。战役计划是有的；全盘的战争计划则无。而在同共产党发生冲突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感到他忽视了共产党的军队，而把自己获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夺取铁路线、城市和重要据点上。 　
　　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回顾一下一九四五年，当时蒋介右避居在山城重庆。日本投降时，蒋介右所在地离沿海一千五百英里之遥，而他的宿敌共产党人却靠近华北的大城市，并要求进驻这些城市。蒋介石用两种手法来解决这个难题：他借用美国的空军和海军把自己的军队运到日本人占据的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和满洲，同时说服美国政府命令战败的日军不得向在他们跟前的共产党游击队投降。  
这一手实在高明，很多人都佩服——但事后证明这正是中国独裁者失策之处。因为他把一师师的军队空运和海运到北平、天津和满洲的孤立据点以后，无情的逻辑迫使他必须设法使这些军队同他的首都南京以及他的实力地盘长江流域联系起来。要做到这一点，蒋介石就不得不在中国大陆上最有战略意义的华北大平原的地面上作战以打开通道。他的兵力经不起这样作战的消耗。  
原注一：抗战时蒋介石的陪都设在重庆。日本投降后他还都南京。  
要想对华北平原的地形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只需在地上放一个大写的A宇，A字的左腿代表平汉铁路，右腿代表津浦铁路，中间一横代表陇海铁路。A字的顶点是蒋介石的华北集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北平；左边底端是他在华中的供应基地汉口；右边底端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南京。A字上端的三角形可以代表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共产党就在这个地区同日本人作战。这个三角形的右边中段有一处佛教圣地，名叫泰山。远古时代现在的山东省原是一片海洋，而泰山曾是海洋里的一座岛屿。A字的左下半段是一系列的山脉这些山脉俯瞰着中原，并延绵二千英里直到世界屋脊**。四千年来，当地的军阀们和入侵的蛮族都曾为争夺这一带地方而争斗不休。
　　黄河象一条泥蛇，从群山西面游出来，沿着A字中间的横杠，忽上忽下，蜿蜒穿越过中原，滋养着中华半壁江山。  
　　至于中原本身，可以想象出它在古代原是汪洋一片。黄河携带着厚厚的蒙古高原上的黄土，直泄在这里，造成了黄褐色的广阔陆地，就象铺筑的地面一样平坦，上面村庄星罗棋布，居住着九千万人口。  
　　正是这些人民、铁路、河流、山脉和平原的结合体，使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最重要的决战战场之一。华北平原亦称黄河平原，是全国的钥匙，谁控制了它，谁就能打开通向胜利的大门。蒋介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贸然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进军行动，企图抢占这个地区，并希望确保长江与华北之间的陆上交通线。他调动了他在当地所有的军队，连同军阀阎锡山所部共五万人，一头扎进山西的山区里，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进犯东边的冀中平原。他这个行动带有铤而走险的味道，其后果是悲惨的。  
原注二：严格的说汉口和南京正在大平原的南方。
据守平原西部太行山区的共产党，注视着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并看出了它的弱点。刘伯承将军率领所部五万人由山区出击，沿途又征集了五万民兵，在一个星期内就消灭了山西境内的蒋军三万人，生俘一名军长和十二名师长。然后刘伯承回师穿过山区东进，在一个星期内把冀中平原上三个军的敌人诱入包围圈，没放一枪就说动高树勋将军率他那个军起义，刘伯承曾同他有一年时间的书信往来；在漳河两岸消灭了敌人一个军，剩下的敌人一个军向南逃窜。
　　刘伯承这次神速的胜利本身并不是很大的战役，观察家们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它却使蒋介石受到震动而警觉起来：原来这些共产党已不复是十二年前他从长江流域赶走的那些半饥半饿的游击队，而已成为心腹之患了。正是由于这次战败，才产生了一九四六年马歇尔主持签订的那个短命的停战协定。蒋介石在停战期间经过一番考虑和研究，决定发动全面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他把手中二百五十个旅中的二百个旅投入前线，向华北平原大举进攻，仗着优势的装备，一心要与他在华北的孤军会师，并在三至六个月内结束战争。  
为什么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呢？答案很明显：他认为自己能够获胜。数字似乎能证明这一点。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  
蒋介石方面（Chiang） 共产党方面（Communists）
人口（Population） 340,000,000 110,000,000
军队（Army） 4,000,000 1,200,000
非正规军（Irregulars） 1,000,000 I,500,000  
尽管八路军在士气和机动性方面占有某些优势，但在蒋军进攻面前不得不放弃一些地盘。蒋介石起初获得了迅速的、似乎是决定性的胜利。他迅速地肃清了首都南京和主要都市上海周围地区，把共产党将军陈毅部沿着海岸赶到山东，使陈毅将军退居泰山胜地。接着，蒋介石又迅速出击，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共产党在华北占据的唯一大城市张家口。  
　　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以致国民党军官们说：“共产党对战术一窍不通，打仗象儿戏。”蒋军参谋总长陈诚声言战争不久即可结束。蒋军捷报频传，但几乎没有抓到共军俘虏。几个月以后，蒋军的进展缓慢下来了。  
　　蒋军占领了城市，但共军留在农村，掐住蒋军的交通线。到了一九四六年底，落介石开始发现，暂时占领供应线沿线的城镇是必要的，但这样做所需的兵力他是提供不起的。  
　　由于不能迅速结束战争，蒋介石被迫把在华北四条战线上同时进行的攻势收缩一下，集中兵力于一条主要战线上。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拟定了征服华北的新计划。他在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徐州周围集结了五十万兵力，向通往北平和满洲的必经之路山东省展开强大的攻势。这条战线的激战远远超过了被大肆渲染的满洲战线，并很快成为举足轻重的战场。  
其时我正在共产党地区内，我看到共产党的战略家们作出了对战争的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他们决定停止退却，回过头来迎击敌人。  
　　“我已经注意到，”刘伯承将军告诉我，“虽然蒋介石仍能在局部地区占上风，但由于后备力量不足，已不能把攻势继续下去了。我们认为他的兵力越打越少，不能再打大仗了。  
　　“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五十个旅，当我们再消灭他五十个旅时，我想我们就可以转入反攻了。“根据这种理论，共产党制定了自己的作战计划。陈毅将军以泰山为基地，独眼将军刘伯承在蒋军的东侧迂回，决定在山东站定脚跟打一次硬仗，与蒋军决一雌雄。  
起初，共军不得不放弃一些地盘，但是换来的是，他们很快开始抓获大批俘虏。一九四七年一月，全副美式装备的蒋军第二十六师全军覆灭。被俘的师长极不服气地对俘获他的共产党人说，他的失败不是由于共军的战术高明，而是由于蒋介石愚蠢，硬逼着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冒进所造成的。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蒋军士兵们根本不顾本方的事业，以至在投降时丝毫没想到要毁坏手中的装备。这些武器现在被八路军全部接收过去，用来打国民党了。
　　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一味推进。他又通过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调进一个兵团南下，试图用钳形攻势包抄共军，陈毅将军不等敌人的钳子夹住自己，突然甩掉南面之敌，集中全部兵力从泰山高处居高临下，猛击从北向南进犯的敌兵团，大获全胜，几天之内俘虏了三万敌军，完全打垮了蒋介石的攻势。  
蒋介石被打得狼狈不堪，频频撤换司令官，先是用广东将领薛岳代替北方将领刘峙，又换成蒋的同乡汤恩伯，最后是起用江苏将领顾祝同，可是结果总是一样，损失惨重。  
　　国民党军官的士气开始急剧下降。每支部队里，都部分成了主战和停战两派。年纪较大的将领不再忠于他们的“领袖”，而是公开批评蒋介石了。三十五岁上下的军官们，原先一心想同共军决战，现在感到打下去是死路一条了。只有一部分骄横不可一世的少壮军官想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就连这些人也不免气馁了。  
　　受到非人待遇并经常受长官毒打的士兵们，由于伤亡惨重而士气丧尽。如果长官们不能身先士卒，士兵们是不愿进攻的。需要迅速向前推进的攻势，由于土兵不愿zhonggong军的埋伏而被破坏了。尽管士兵们被告知他们是在剿匪，但他们都知道对手是传奇式的八路军。他们听说八路军官兵平等，军官没有特权，他们也开始知道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因此，他们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打下去，许多人开了小差。这些事件在蒋介石集团内部自然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和恐慌。但这时他们还得应付另一种性质的灾难。在远离战场的台湾岛上，台湾人民无法忍受蒋介石派去的官吏的横征暴敛，恼怒地举行暴动反抗政府的统治。蒋介石从大陆上派了一师军队去镇压暴动。中国的指挥官不是自己主动就是按上级的指示，纵容士兵残酷对待平民百姓，仅在几周之内，就屠杀了五千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中许多人是在西方商人、传教士和领事官员目睹之下被杀害的。同时，满洲人民也被蒋军的滥施抢劫、虐待和屠杀的暴行逼到了绝境，开始投到八路军这方面来。更严重的是，在山西、河南的山区，在山东、河北和江苏的平原地带，以及在蒋介石的控制被认为是比较安全无虑的地区，也爆发了民变和农民起义。  
国民党军官和在外地主从城市回到农村，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达到敲骨吸髓的程度，造成民不聊生，许多人活活饿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倒行逆施并没有使华北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他们的仇恨。因为当国民党军队，特别是由国民党武装的地主恶霸毒打、屠杀和挖坑活埋农民的时候，在人民勇敢的心灵里激起的并不只是恐怖，这种恐怖还产生了与对国民党军队和地主屈服完全相反的结果。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不论富农和中农——他们是蒋介石事业的朋友，还是贫农、雇农——他们是蒋介石的天然敌人，统统都容易成为掠夺、抢劫、野蛮对待的牺牲品。这样一来，华北人民除了拿起武器以外无路可走，无法安生。成千上万先前在战争中持中立态度的人，现在也感到有必要暂时去当兵，或参加民兵。于是，就从西面山西的山区和东面河北、河南及山东平原涌现出了一支农民大军。  
　　长期习惯于使用武器的新兵加入了村、县的民兵队伍，于是在这场战争中除了已经使用大炮、坦克、火箭、 美制B—25轰炸机以外，还增添了长矛、杀猪刀、镰刀、铁锤、猎枪和妇女们使用的剪刀等武器。人们一经举起这些武器，不等到报了仇、雪了恨，就决不会再放下来。  
这种战争的直接军事作用是牵制蒋军，扰乱其后方。从太行山里的白坨村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战争使敌人烦恼到了什么程度。国民党军队老是来这里抢劫，激起了村民们的愤怒，他们从附近的山上搬来石头，在村内所有街道上建起一人高的衔垒，窗子也用石头砌起来，设下埋伏，等国民党又进村枪劫时就打。他们用少量的步枪为武器组成了游击队。很快，附近的树庄也仿效这种做法，最后整个农村都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的驻军。这时，大批贫农、雇农和农业工人受到土改的巨大鼓舞，涌到共产党阵营一边来，而另一方面，地主和部分富农投向了国民党一边。由于穷人在数量上远多于富人，所以形势显然对共产党有利。
　　这种情形本来足以使最鲁莽的指挥官也要停下来考虑一下。但这时国民党当局仍执迷不悟，以至于在二、三个月以后，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夏天，形势已更加恶化的时候，国民党发言人还声称战争已经结束了百分之七十，剩下的仅仅是清剿行动而已。这种乐观主义十分没道理，人们只好认为这是穷极无聊的玩笑。

自觉的梦游人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的军心已经动摇，蒋军军官的士气低落，全国后备力量日趋枯竭，而后方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使得蒋军穷于应付。蒋介石的前线部队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重围，马歇尔将军已返回美国，并明确表示对蒋介石爱莫能助。然而，蒋介石坐在南京的总统府里，未从其困境中学得谨慎一些，竟然铤而走险，干了一件极其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利用了黄河变化莫测的特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黄河不断地改道，有时经过山东有时经过江苏北部流入太平样。要使黄河改道，就像要改变中国本身一样，在中国人看来是违抗天意的。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大堤，放黄河水南灌企图切断日本侵略军的道路，把他们挡在郑州城外。虽然他挡住了日本人，但是，十一个城市和四千个村庄惨遭淹没，两百万农民无家可归。  
现在，蒋介石又想把他当年所决的堤堵起来，使黄河回归北面的故道——即流进现在共产党占据的地区。不管这个行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但它在军事上的作用将是在华北两支共产党大军——陈毅部和刘伯承部之间立起一堵水墙，将他们分割开来。要是刘伯承将军的部队被水拦阻不能前进了，蒋介石就可以抽调大量军队去攻打共产党的都城——延安。最后，改变黄河河道还可给山东省共产党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并造成一场悲惨的洪水灾难。
　　一九四六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完全从为了治愈中国的战争创伤，必须使黄河回归故道考虑出发，在修复决堤的必要工程方面与蒋介石进行了合作。甚至连共产党也同意在工程上合作。但是，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共产党、蒋介石三方达成的协议是；在对那些在干涸的河床上耕种土地的农民做出安排以前，不能将黄河改回故道。这干涸的河床就是一九三八年以前黄河流经的地方。约有四十万山东农民在这里耕种着八十万英亩曾经是黄河河底的土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住在共产党的地区里。  
一九四六年，河堤本来是可以堵口的，但是，国民党的将军们要利用经过河南境内黄河故道上面的铁路往华北运兵，于是，他们干涉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程计划。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战线已向东移，政府军不再需要用这段铁路了，他们就向“联总”施加压力要求堵口。  
原注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报告：＂今年春季，由于国军要通过原黄河河道上的铁路向新乡运兵，黄河归故被迫推迟。现在，他们又跳出来，急吼吼地要求赶快堵口归故。＂黄河归故必然牵扯到土地复垦，这一点报告中没有提到。  
共产党获悉蒋介石的意图之后；就要求“联总”履行三方协议。“联总”还在犹豫的时候，蒋介石的将军们立即动手堵口。同时，蒋介石的空军轰炸往山东运送筑堤和救济物资的“联总”船只，美制蒋机还扫射那些在自己村庄附近修筑河堤的农民们。  
　　每轰炸一次，运输工作就得停顿数周。山东人民面临着洪水的威胁，却被有意地剥夺了抗洪的手段。“联总”虽然也对蒋介石的轰炸提出抗议，但并末与蒋断绝关系。蒋介石本人是否考虑过他这个行动的政治后果，我们不得而知。  
　　这位中国独裁者作战一意孤行，从不计算这些悲惨的细节。他对自己的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似乎不以为意。他像一个神仙摆弄花园里的水管似的摆弄黄河。他居然下令黄河堵口。  
　　多少世纪以来，农民们都把黄河叫做“中国的忧患”。一点也不错。有近五百个村庄被淹没，十多万人民无家可归。据共产党称，大约五百万亩庄稼地被毁。  
原注二：１９４７年三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农业部提交了一个更加冷血的报告。报告中说，整个黄河堵口归故是在“（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主持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装备、粮食、建材、工程设计人员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最后的堵口在国民党要求下提前，违背了同共产党边区代表达成的协议。……黄河归故最直接的效果是分隔了共军的运动，而同时国军正在大举进攻。此时水位很高，回归故道后直接冲毁了农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边区代表共同制定的减轻黄河归故破坏的计划完全放弃。黄河故道的河堤修筑进行得十分困难，因为国民党军用飞机反复轰炸扫射筑堤工人。”  
灾难不是到此结束了。洪水除了立即淹没大片土地以外，还威胁着一千三百个座落在干涸河床上的村庄及其四十万人口。更惨的是，正值收割小麦的季节，农民们不得不抛弃他们的麦收而去抗洪。  
　　华北已经奋起反抗蒋介石军队，但现在似乎无法对付黄河了。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是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二是山东人民的感情。下面是“联总”的一位官员对当时他旅行住过的一个地方，在解放区政府领导下进行抗洪战斗的描写：  
　　“无论走到哪里，给我的印象是都把修复黄河堤坝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仅渤海地区就动员了十万民工。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三十万人在二十五天内修筑了一座堤坝。由于遭到飞机扫射和大炮的轰击，死亡了九十六个民工。所以，白天人们只好隐蔽起来，晚上再回来修。政府官员们决不允许谈论万一修堤工程失败了该怎么办。工程非完成不可。要不是民工缺乏粮食，堤坝本来还会筑得更高一些。严重的问题是修筑工程占用太多农业劳动力，这样就必须尽可能地组织妇女和小孩来弥补。”  
　　至于洪水对老百姓的情绪方面的影响，我本人有充分的机会进行现实。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决堤的时候，我正和他的部队在一起，一九四七年“黄河归故”的时候，我恰好在共产党的地区。不同的是，头一次水灾给农民们带来悲哀，这一次水灾却激起了农民们的愤怒。中国农民是世界上待人最和气的，可是见了我甚至拒绝同我交谈，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修筑河堤的时候，轰炸他们的是美制飞机。  
　　有一位妇女，她的一个九岁的儿子被洪水淹死了。当我请她谈谈她的遭遇时，她答道：“俺恨你们，为啥要把俺的苦难对你们说呀？”  
　　在黄河口开垦土地达八年的另一些农民们，他们较为友好较为世故一些。他们对我说，“这是老蒋造的孽。你说俺们会咋想？”  
人们的愤怒以及政治后果，恐怕蒋介石是不加以考虑的。但是，更严重的是他那些军事策划反而对他自己更不利。蒋介石引来黄河水把东面的陈毅将军部和居中的刘伯承将军部隔开时，也许想到也许没有想到牵制刘伯承将军。不管怎样，他把对付这位独眼将军的中部前线的部队全部调去攻打远在西边的荒凉的陕西省里的共产党首都延安。  
　　我们不免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实在叫人迷惑不解。拿下敌人的首都往往对一场战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攻下巴黎，就得到了法国；拿下柏林，就征服了德国。但是，如果说拿下首都就是摧毁了敌人的抵抗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首都不仅应该是国家政权的中心，而且至少也是政治集会和党派活动的场所。然而，延安却不是这样。它根本不是国家的中心，因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国家。七个边区都各有自己的政府和部队其中任何一个都比延安强大。再说延安只不过是个窑洞村子，也不是在重要的交通线上，而是共产党大本营驻地，随时都准备撤走。抗蒋的中心地点不在延安，而是在从满洲到黄河的平原上的八千万农民、民兵和军队中间。蒋介石要拿下延安，就象一个人花了他的大部分金钱去买一串闪烁发光的金刚钻项链，结果却发现是假的一样。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攻打延安呢？理由看来主要是和他的威信有关。因为好几个月以来他未能向他自己的人或向外界显示他取得了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人民对战争已厌倦了，而且国内外也给他施加了压力，要求他实现和平。这个时候，四大国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美国总统杜鲁门作了反共演说。希腊已得到或正在得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想向国内人民和外部世界露一手，以争取美国的援助来打共产党。唯一能露一手的就是去打延安。  
　　蒋介石把zhonggong代表从他的首都南京驱逐之后，就向GCD的首都进军了。在他的兵马扬起的尘土后面，如果蒋介石有眼光的话，理应看出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的隐隐约约的迹象。  
延安已是一座空城。共产党早就把他们的军校、医院、甚至军队都转移了。他们没有为保卫自己珍爱的首都而战。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军队总司令朱德将军以及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悄悄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即使在其他地方也没有为延安的丢失而感到惊慌。共产党人和农民们对此都只是耸耸肩，不以为意。
　　共产党人几乎没有在延安后面的山上停留，而是继续向北、显然是急速地逃走了。他们越深入山区，离开黄河平原的主要战场就越远。蒋军紧追不舍。  
　　战争的转折点来到了。  
共产党人跟乔.路易斯一样，都是杀回马枪的能手。他们只要一发现敌人的破绽就猛打。象当年的垒球名手威利，基勒一样，“专找对方的空子打”。  
　　在山东和陕西之间，蒋介石把自己的中路河南暴露出来，好象把长江流域自己的老巢大开门户，邀请共产党进去似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即将到来的这场灾难完全是蒋介石自作自受。共产党往河南这个缺口灌的不是黄河水，而是独眼龙刘伯承的大军。这一下子可把蒋介石打蒙过去了。蒋介石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发起进攻。他的美国顾问也没有料到。早在战争初期，曾有位较有见识的美国军人告诉华盛顿，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中国的内战将会进行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这种观点曾被认为是过激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蒋介石至少能打开铁路交通和名义上统一中国。而就连那些最激进的观察家们，看到共产党没有补给基地，没有现代化运输部队，没有重武器，也断言共产党不可能发动一场进攻。甚至在我亲眼看到这场进攻打响数个月之后，一些美国军事家还嘲笑我说：“别胡扯啦，共产党决无能力发动进攻的。”  
　　然而，共产党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说：“这场战争是革命战争，它受特殊条件的制约。抗日战争要经历三个阶段，这场战争则将只有两个阶段，它不会出现长期相持的局面。”  
共产党现正沿着黄河一线把他们的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发起了进攻。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是，进行准备和隐蔽。这一步由民兵和游击队执行（他们在安阳的行动我已描写过了）。袭击的目的是掩护更大的正规军的行动。这支正规军现已插入晋南和豫北，并开始夺取蒋介石因调兵攻打延安而留下的守备虚弱的城市。突然，刘伯承停止了进攻似乎是打了败仗的样子。其实他并没有被打败，而是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那就是在山中开辟一条走廊，让陈毅将军的部队开到黄河附近的阵地。  
　　与此同时，在东面靠近山东省的地方也在进行同样的准备。刘伯承的一支游击队已经过了黄河，插到陇海线以南国民党战线的背后。当蒋介石搞“黄河归故”的时候，刘伯承沉着地命令这支游击队留在原地，呆在河南境内，在荒无人烟的老洪区，忍饥挨饿，进行游击，收集情报，待机而动。  
　　同时，刘伯承挥师过黄河他的主力部队约有五万人，拉开了一条一百英里长的战线。部队分成好多个纵队，每个纵队约五千人，随军还有大批男女干部，他们是政府官员、地方负责人以及土改工作者等。只有身强力壮的青年才允许首批渡河，因为刘伯承打算深入敌后，他不希望放慢行军速度。战士们聚集在黄河边上的村庄里，他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灰制帽，和初夏炎热阳光烘烤下的平原扬起的尘土的颜色很一致。六月，刘伯承向各纵队发表讲话，告诉他们，等待已久的反攻就要开始了。留在河岸附近的士兵们观看战地文工队的演出，并领取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的弹药。这一带农舍土墙上粉刷的旧标语脱落了。一夜之间，在原地方出现了“打倒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口号。  
六月三十日夜里，独眼刘突破一百英里长的防线，乘船渡过了黄河。与此同时，陈庚将军也从山西出击，在西边若干英里的地方渡河，并攻占了陇海路西半段。这一军事行动把蒋介石在西北的四十万军队全部围困在潼关以西，切断了他们和中国其他地方一切铁路交通联系，使蒋失掉了一旦南京告急时可以迅速调来的援兵。这个惊人之举是刘亲自筹划部署的。
　　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却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和以后抢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出色，倒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尽管没有行动一切都将是空的，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思——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GCD的军事领导人在以下这一件事上堪称为大师：他们善于抛弃不重要的方面，而紧紧抓住主要环节。例如，刘伯承离开华北老根据地时，他的后方还留下一些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城镇。他不去触动它们已有两年，尽管他的部下经常不赞同他的做法，而主张拔掉那些国民党防守较弱的据点。他向我解释说，留下那些据点对他毫无妨害，而攻打它们则自己也要伤亡，得不偿失。  
刘渡过黄河后，尽量不恋战，因为他的任务是直插蒋介石的老窝长江流域。他到达那里之后，就要拖住尽可能多的蒋军，以便共军其他部队也可以跟在他的后面渡过黄河，在华中站稳脚跟。这项计划的全部意图是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直捣蒋介石的老窝。
　　在汉口和南京之间，沿长江有一条山脉叫大别山。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和共产党新四军有联系的小股游击队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可是他们后来被蒋介石赶跑了，临走时，留下了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现在开始准备迎接刘的到来。  
　　刘的任务不是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作战，而是要长驱二百多英里，把部队开到深入长江流域的地方去。他的进攻，既无后续部队的支援，又得不到后方的补给，多少带有空投作战或骑兵孤军深入突袭敌区的性质，但又不仅仅是一次突袭，因为刘打算在他所去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刘渡过黄河后，进行了一连串迷惑敌人的迂回行动。在他先前留下的游击队的向导下，他在徐州以西跨过陇海路，进入防守薄弱的睢县，补充了武器弹药，招募了一些新兵，然后又向西向南进军。除了遭遇一些地方武装外，他一路畅行无阻，飞速前进。  
　　他在一片不见树木庄稼的荒凉地区一连行军好几天，那里整个整个的村庄都被一九三八年的洪水冲没了。然后他进入安徽绿色的山区，跨山进入湖北省，就这样走出了华北的谷子地，进入了长江流域的水稻田。  
　　刘的部队每到一个城镇，都打开国民党宫家的粮仓，补充自己的军需后，把剩下的粮食救济穷人以收民心。地方武装的枪支，未经任何抵抗都被他们收缴了。贫农、雇农以及想出去见世面的青年踊跃要求参军。刘的部队增加了数千名新兵，继续向南挺进。  
　　国民党的报纸说：“刘伯承部过黄河后陷入重围，现正向南逃窜。”  
刘继续“逃窜”。  
　　刘到了大别山，在那里设立起他的指挥部，但他的先头部队继续前进。在离汉口六十英里的地方，他的侦察部队和一个团的四川军队遭遇。据说一个共产党士兵喊了一声“打倒蒋介石！”他是否真的喊了这个口号，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蒋军听了就放下武器，向刘投诚了。  
　　九月，刘的部队到达长江边上。他派出几批干部化装为普通旅客模样渡江潜入江西。江西是红军十三年前进行著名的长征时离开的省份。这些干部开始在山区发动农民群众。这些农民是因为逃避抓壮丁而弃家上山变成“土匪”的。刘的部队在几天之内用炮火封锁了江面， 使中国最重要的水路交通一时中断。  
　　国民党再也不能把这样大规模的进军唤做“逃窜”了。海军被从海上调进了长江，为取得刘的首级而悬赏了几十亿元法币。最后，为了防备刘“逃窜”到首都南京，蒋介石被迫设立华中剿总，开辟了一条新战线。  
国民党对刘开辟新战场的计划已告成功的这种默认，和共产党想继续把其部队由华北转移到华中来的更远大的意图正相吻合。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刘的部队才远离他们的老根据地，在暂时得不到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艰苦奋战，尽可能多地吸引蒋军。原来共产党在这次打进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攻势中还有一支异军突起。陈毅将军派出一支部队跟在刘的后面，杀出山东，和留在苏北东部沿海的游击队会合。陈、刘两支大军在陇海路上一东一西互相配合，最后把开封、兰封和郑州都包围起来。而这些都是蒋为了保卫南京必须加以固守的城市。
　　在刘之后，至少又有六位共军高级将领渡过黄河进入华中。他们的部队逐渐连成一片，同时派人去同汉口、南京、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开始准备一九四八年春对蒋发起又一次攻势。  
在共产党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那里一片慌乱。  
　　蒋的政权机构顿时从四面八方一齐垮了下来。“共产党已经打到长江流域”的惊呼声过后，一些人开始指责蒋介石。这种众叛亲离之势虽然还不快，还不全面，但却是空前的。当时旅居美国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不但拒绝回国，反而号召他的旧部起来反蒋。从前蒋介石行辕的主任李济深从香港再度鼓动华南起义。天府之国四川省的军阀感到农民不满的压力，也叫嚷要削减由长江水路运给陷于困境的蒋军的大米供应。共产党的钞票第一次在上海的浦东一带出现。在其他地区，共产党钞票的币值猛涨为国民党钞票币值的三、四十倍。在后方，骚乱蜂起。在远离战线的华南，游击队和“土匪”占领了广东省大片地方。农民面临苛捐重税，为了逃避抓壮丁要付三、四百万元法币，他们走投无路，只好上山为“匪”。学生们骚动起来，商人们自愿捐款充当共产党的军费，男女青年纷纷逃往共产党地区。  
　　蒋介石为了阻止崩溃之势，在国民党内进行清洗，宣布取缔民主同盟，加强还剩在他身边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北平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将军下属作战部的一些军官。他提醒国民党员说他们是一个革命党，但一切努力统归无效。现在国民党的组成人员部是一些老年人，他们对革命己感到厌倦。中国内战就这样到了一个转折点。  
共产党是如何迎接这个新局面呢？他们立即表明决不妥协，而且抛弃了与蒋介石言和的一切伪装。他们现在的口号是：“必须打倒蒋介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宣布他的军队的目标是推翻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关于这次攻势，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宣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预言会实现吗？这个问题当时还不能回答。
　　到山东看了水灾地区情况，又折回河南看了反攻的开始，我确信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于是立即动身穿过华北平原踏上归途，打算回到北平把这事件向外部世界报导。

自觉的梦游人

第五十一节  共和党和蒋介石

我离开解放区回到南京和上海以后，看到一种现像：由于蒋介石未能迅速打赢战争，他的政府内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南京和上海是蒋介石的统治中心，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远离农村和前线，感受不到农村的激烈动乱和前方军队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然而，战争的种种麻烦问题，还是在蒋家官僚统治机构内部，造成了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紧张。

　　不过，表面上一切还是几乎同往常一个样。一九四七年夏天，国民党的将领们和宣传部门的人员宣称华北境内的共军已经基本剿灭，只消进行一些扫尾的战斗。大学教授和胆子较大的一些民主人士，对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激烈抨击。学生们示威游行，要求和平。美国人在进行幕后活动，竭力劝说蒋介石撤换一些不称职的将领，起用美国所瞩目的人选。但是，腐败的风气依然如故，毫无改变，最高当局的内战叫嚣比以前更响：那些无能的将领照旧在前方高踞要职。

　　我刚到中国的时候，一美元可兑换蒋介石的法币七千元，现在涨到了三十万元。贫民露宿街头，每天都有冻死骨。黄包车夫串通一气，夜间在大马路上抢乘客的东西，遭殃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物价飞涨，城市里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人不断增多。而富贵人家却仍然是朱门酒肉臭，奢侈不减当年。


官老爷们坐着价值七千美元的小轿车，招摇过市。经销这些汽车的美国进口商人，坐在美侨俱乐部里，喝着苏格兰威士忌酒，为降临中国的艰难岁月唉声叹气。豪华的饭馆酒楼里，大摆丰盛的宴席。乡下的农民正在吃糠咽菜：而上海那些达官富商，却是吃不尽的山珍海味，骂不完的共产党和蒋介石。他们一餐吃五大碗，什么清蒸桂鱼、金钱鸡、北京烤鸭，应有尽有。他们一边喝着烫热的黄酒，一边对菜肴的鲜美赞不绝口。农村燎原的战火并没有妨碍人们寻欢作乐，百老汇大厦十八层楼上的外国记者俱乐部里，人们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下翩翩起舞，白俄交际花同美国太太们在一起厮混，异口同声地辱骂中国人。战争没有妨碍美军人员在中国名义上享有主权的领土上举行家庭式聚会，也未能制止猖獗的黑市投机。人们照样关起门来赌博，上海每家中国人开的大旅馆里都可以公开吸食鸦片。

　　尽管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但是谁的心里也不踏实。农村的暴风骤雨虽然离得还远，但是南京政府的衙门里已经可以听到它的震响。军事部门的人全都知道，连稍有见识的文职官员也是心里有数的。

　　华北的大势已去，却对长江流域的公众隐瞒了事情的真相和严重的程度。人们对于共产党地区的情况毫无所知，真使我感到吃惊。我对一些外国官员说，共产党已经开始反攻，他们听了直瞪我，以为我是疯了似的。有一个高级军官说，“算了吧，共产党没有什么武器，根本没有能力反攻。”许多观察家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也以为共军渡过黄河只是溃逃，或者不过是袭扰一下。美国《时代》杂志驻南京记者声称，刘伯承将军率部渡过黄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军队没有根据地不能打仗。我说农民正纷纷加入独眼龙刘伯承的军队，反对南京政府。驻南京某使馆的一个外交官说，这完全是共产党的“一派胡言”。在这伙专门家眼里，只有美国的外交政策了不起，好像它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什么法宝似的，农民算得了什么？

我觉得这些人十分顽固不化，他们硬是不愿意了解，中国革命是这场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愿意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革命的震动。每当我想给美国军事人员介绍农民起义的情况时，他们就把话岔开，打听八路军的士兵拿多少军饷，穿什么样的制服，奖章的规格和形状，或者问起革命战士阵亡处的出入口两边种的是什么树。他们既然不愿意接触新思想，也就必然只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害怕被扣上红帽子的。美国国内正在掀起反共浪潮，国会议员一再攻击国务院藏匿“赤色分子”。这种情况使一些识时务的现察家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外交官和军事观察员，对于蒋介石政府内部腐败、将领无能、众叛亲离等情况，倒还愿意报回国内；但是，对于共产党所占的农村地区进行革命的情况，不是有意回避，就是含糊其词，报告里总要加上种种保留和贬语。一位美国官员很坦率地对我说：“我可不怨惹这个是非！”另一位说，“你在国外呆久啦，不了解现在国内是什么状况。红帽子满天飞呢。你对我讲的，可能全都是事实，但是我可不愿上报。”

　　写到这里，我也许应该说明一下，我并不想非难我国驻华代表们的业务能力。总的说来他们是正直和有头脑的，是我国能干的驻外工作人员，同我国驻任何地方的人员相比恐怕也毫无逊色。美国的外交官、武官、商人、记者和传教士如实地揭露了蒋政权腐败无能、暴虐专制的情况，值得嘉奖。但是，他们不能毫不受到美国国内思想和信仰不自由的影响。尽管他们还没有像美国国内许多普通公民那样，在最近的大规模检举揭发、捕风捉影、造谣中伤、一片恐怖的浪潮中不断受到迫害，但是，这种情况足以使他们感到惶惶不安，以致有些人再也没有心思去探究中国革命的内部发展情况了。结果，一些人就投国内上司之所好，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提出自己的观点了。报道中国消息的美国人受到的压力，虽然是间接的，但有时也是够大的。例如，我从共产党地区一出来，就给美国一家全国性杂志投了两篇稿。这两篇东西现已被入本书，用的标题是“锄霸”和“石壁村”。编者买下了这两篇稿子，还来信说：“写得好极了”、“堪称足下最佳作品”。但是在美国国内人为地煽起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该杂志的发行人横加干预，不许刊登这两篇文章，而且还指责我赞同“暴乱行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土曾经写过好几部介绍中国革命的书。一九四九年初，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竟在一份内部通报中诬陷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亲俄的日本间谍组织有联系。这种诬告如此荒诞无知，以致美国军方不得不予以撤销。但是，此中的厉害足以吓住胆小怕事之辈。

　　当共军过长江时，纽约某报竟要求联邦调查局对凡是说过中国的赤色分子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记者一律进行调查。这无异是企图用美国秘密警察的幽灵来吓唬那些观察中国局势的人们。

　　这种对美国作家（还有美国外交官和传教士）施加远距离间接恐吓的结果，多少掩盖了中国内战的真相。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由于蒋介石不信任本国人民，而他又需要美援，所以他不敢承认自己在华北所处的劣境。但是，为了获得美援，他又不得不承认某些方面的失败，并为这些失败寻找借口，使他本人及其整个统治集团的威信不致受损害。

一切革命和内战的历史都表明，统治阶级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总是认为祸根并不在自己身上，而把一切归咎于什么外因或其代理人。中国的统治集团也袭用了历史上一切垂危政权的故伎，它自欺期人地想把自己的全部麻烦都归咎于苏联。蒋介石集团的想象力真可谓丰富矣，却也感到难以自圆其说。而且这种作法也使这个官僚集团陷于严重的矛盾之中。首先，蒋的许多将领和主要部长都明白，他们打不赢解放军，并非因为zhonggong得到俄国的什么援助。事实上，有许多将领都认为，蒋介石自己的错误和官府的腐败，才是军队在战场上打败仗的原因。他们强烈要求对军队和政府本身进行改革。因此，这些将领们觉得，企图怪罪苏联就是想为官僚机构文过饰非，阻挠改革，从而加强蒋的统治，而他们却正想削弱他的统治。其次蒋的许多部下，并不希望疏远苏联而靠拢美国，而是想在美苏之间搞平衡。第三，凡是到过华北的人，包括外国人在内，都很清楚，那里并没有什么俄国人或者俄国武器，因为华北同西伯利亚边境之间隔着一千多英里的丛林和峻岭，且不说中间还有蒋介石的部队驻防呢。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政府硬把它的厄运归咎于苏联，这不但难以使人信服，而且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作法。但是，各种因素加在一起，使一些国民党官员采取了冒险的方针。首先是政府领导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华北农民起义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将领们的离心离德更使他们惶惶不安；知识分子、学生和破产商人坚决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他们严重的后顾之忧。于是他们大大丧失了自信心，很多人开始怀疑蒋介石能打赢战争。这些官员不再相信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领袖，他们认为，唯有美援才能让他们得救。但他们心里很明白，他们这帮人的贪污腐化和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早已臭名远扬，因此，争取美援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反对本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内战，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苏联的斗争联系起来。可是，光在意识形态方面把两者联系起来还是不够的，因此，国民党必须找到一种借口，来指控苏联干涉中国内战，方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借以自保。

但是这种借口却并不好找。当时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马歇尔已经公开说过，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俄国干涉了中国的内战。因此，美国政府显然无意帮助蒋来捏造这样一种借口。但是这时美国却有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主张进行干涉，他们认为蒋的困境正好符合他们自己大做文章的需要，所以就赶紧出来帮蒋介石的忙。
　　这时美国对华干涉派的主要合柱有：在中国出生的亨利·卢斯为首的“时代——生活——幸福”杂志出版集团、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共和党的某些头面人物，以及名气不如他们显赫的人物，如众议员周以德、魏德迈将军和陈纳德将军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蒲立特，此人曾任驻莫斯科和巴黎的大使，是共和党对外政策重要发言人，也是亨利·卢斯的至交。

　　蒲立特和卢斯屡屡表示钦佩蒋介石，托马斯·杜威州长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也表示同情蒋介石政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当然都是受了反共情绪的支配。但是，共和党和中国独裁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利益一致，这一点也是起了作用的。蒋介石必须找到一头替罪羊来推卸失败的责任。唯一能当替罪羊的只有俄国人，唯一能有俄国人的地方就是满洲。共和党则面临总统选举，它非得把杜鲁门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在国内外都搞臭不可。蒋介石的失利，为共和党头面人物提供了口实，使他们可以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归罪于罗斯福总统，因为他在雅尔塔同斯大林搞了一笔交易，让俄国军队进入满洲参加对日作战。

由于蒋没有能打开华北平原的通道，他的战略失败了。然而蒋的宣传部门人员还是继续谎报在华北地区打了胜仗，而对满洲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宣传手法。于是记者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怪现像；本来满洲的局势已经够糟糕，政府却故意把它渲染得比实际情况更坏。他们向记者们透露种种“权威方面”的内部消息，包括虚构的战斗失利和满洲即将弃守等等。这类新闻听起来煞有介事，可就是一点也不可靠。
　　大多数外国记者已经看出，这一整套宣传的目的是要把满洲描绘为中国内战的中心战场和唯一重要的战场，以便把军事上的失利归咎于俄国人。然而这些驻华记者却无法向美国公众揭穿远东局势的真相。

　　等到杜威州长、范登堡参议员以及艾尔弗雷德·兰登等一帮共和党头面人物开始大声疾呼要求援助蒋介石时，情况就更其如此了。当时鼓吹援蒋的还有亨利·卢斯的《时代》和《生活》杂志，这两家杂志常常把自家记者发回的报导丢在一边不用，却特派蒲立特去中国采访。这时，所有拒绝为蒋介石撑腰的人都受到诋毁，非难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汇成了喧嚣一时的大合唱。乔治·马歇尔由于没给蒋帮忙而遭到恶意中伤。生前鄙视蒋介石的史迪成将军被骂成是没有头脑的自由主义分子，罗斯福总统更是备受非议，说他把美国的切身利益“出卖”给苏联。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蒲立特以《生活》杂志记者身份来到中国。这位前大使先生在中国几个城市转了一圈，很快就返回美国，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二页的文章，标题是《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见闻》。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篇报道，还不如说是鼓吹美国进行公开而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援助蒋介石，“使中国免于落入斯大林之手”。文章还宣称，应当由麦克阿瑟将军掌管援蒋事宜，他的时间应该一半用于中国，一半用于日本。
　　为了大肆宣扬这篇文章，卢斯在美国全国各地十来家报纸上登了整版篇幅的广告。中国政府发言人也对蒲立特的主张大加捧场。因此，这篇文章对中国内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蒲立特的论点很简单：历史上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比得上蒋介石这个人的“远见和明智”。他的唯一雄心壮志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用和平方式建立民主制度，使他们古老的文明实现现代化”。要不是被人在雅尔塔“出卖”给斯大林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成其大业的。雅尔塔的叛卖，使俄国得以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以至它的“独立”。因此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保卫蒋介石免受苏联的侵犯，并且把所有武装的GCD人全部赶出中国，一个也不剩。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花费并不大，美国纳税人只需拿出区区十亿美元而已。

　　蒲立特的文章在中国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应。首先，他所提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的主张，伤害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其次，他对蒋介石的颂扬伤害了人们渴望民主的情绪。第三，他建议美国继续援华，直到把所有武装的GCD人消灭得一个也不剩，这种主张违背了中国中间派的和平愿望。最后，他认为只要送十亿美元给国民党政府就可以决定中国内战的结局，这种观点是稍有常识的中国人民都无法接受的。

　　蒲立特文章中所讲的具体情况也并不准确。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满州，竟宣称华北的共军无非是游击队而已。然而，明摆着的事实是，国共双方在关内华北和华中地区部署的正规部队，都比在关外的满洲地区多。换句话说，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是在既没有俄国人、也同俄国人没有接触的地区组织起来的，并在这些地区打败蒋介石的。蒲立特说，蒋介石之所以节节败退主要是吃了雅尔塔协定的亏，却根本不提这样一个事实；魏德迈将军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劝告过蒋介石不要进入满洲，而在一九四七年又私下表示，蒋在关外的局面是毫无希望的。简言之，蒲立特所鼓吹的方案是以错误的设想开始，以站不住的结论收尾的。

以后我还会有机会说明，美国干涉派的所作所为怎样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蒋介石政权的垮台。但是必须承认，关于苏联干涉中国内战的源源不断的谣言，确实一度对这场战争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倒不是在中国国内，而是在国外。首先，由于反俄宣传甚嚣尘上，使得记者无法指明蒋介石连连吃败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其次，经过这么一再渲染，满洲的重要性被过于夸大了，以至于完全抹煞了农民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后，这些谣言连我们这些身在中国的人也给蒙骗了，使我们也不由得想了解究竟俄国人真的给了zhonggong多少帮助。

　　于是我决定亲身去满洲观察一番。

自觉的梦游人

我刚到满洲，就遇到了一位西方的情报官员。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这是我在中国东北之行所听到的唯一的趣闻。这件事在满洲的外交人士中广为流传，饶有趣味，因为它集中说明了蒋介石的官员当时使用了什么手段来证明关外的zhonggong部队里有俄国士兵参加作战。
　　事情是这样的：在苏联红军撤离满洲时，一个掉队的俄国兵同部队失去了联系，给蒋介石的军队抓了起来。我的朋友——那位外国情报官——听到这个消息，就设法前去采访，同这个俄国兵进行了长谈。  
　　这个兵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承认他被国民党收容后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他们的一些做法使他莫明其妙。他对这位外国人说，“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中国人要照那么多的相呢？有一天，他们硬叫我站在战壕里，给了我一支冲锋枪，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我照了十几张相。第二天，他们让我穿上中国军服，给了我一支步枪，又给我照了十几个镜头。有时候，他们还叫一些俄国平民躺在地上照相。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位外国人听了俄国兵的叙述，也不明白此中的奥妙，便记在心里，以便将来弄清。过了些时候，驻东北的蒋介石军队代表给了他一套照片，据说拍的是在国共两军一次交战中击毙的苏联人。他一看，在这些所谓阵亡的军人中，有一些是他本人认识的白俄平民。他正想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人家又给他看了一张照片原来就是他以前与之谈过话的那个俄国兵。照片中那个俄国兵手持冲锋枪站在战这里，与前进的情况一模一样。还有其他一些镜头，照的是他身穿zhonggong军服，拿着中国步枪。  
　　国民党官员煞费苦心地解释说，这些照片是几天前才从这个士兵尸体的衣袋里找出来的。  
　　他们带着爱国的义愤说：“这是一个俄国人！”  
　　这位外国人实在忍不住了。他说：“我知道，前两天找还同他谈过话呢！”  
他们这才罢休，不再硬要这位西方人相信，满洲的zhonggong部队里有俄国人参加作战。然而，美国干涉派的某些人和为数不多的一些蒋介石官员仍继续企图使外界相信，共产党得势主要是因为俄国干预了中国内战。  
　　此辈老是宣传俄国插手中国内战，其主要原因大概就在于满洲的军事形势。一九四七年初以来，蒋在东北就一直处于守势。共军控制了满洲十分之九的地区，三分之二的铁路，绝大部分的大豆和高梁产地和几乎所有的木材。而没有木材就无法修复铁路。最重要的是，满洲人民虽然开始还有些勉强，但后来渐渐越来越拥护zhonggong。蒋介石只控制大城市和工业。但是，这里的工业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经过俄国人洗劫后，即使还有什么机器残存下来，蒋介石也没有能力把它们开动起来。  
　　关外的这种严重不利局面，对关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已经断定，他们单靠自己是不可能在满洲打败共产党了。他们既没有战胜共产党人的力量，也对怨气冲天的满洲人的忠诚不抱什么幻想。于是他们就挖空心思发动一场宣传战，想使本国老百姓和外界都相信，历史上的匈奴、蒙古和鞑靼等蛮族又卷土重来了，这就是苏联。在这场宣传战中，美国的干涉派自然是很得力的盟友。  
　　然而，没有一个中立的观察家相信俄国进行了这种干涉。我在华北共产党地区逗留了好几个月，也没见到过这方面的证据。我在满洲也没有见闻到多少证据。GCD人将来显然会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要说俄国在中国内战中给了zhonggong什么帮助的话，充其量也许是让其所缴获的一部分日本武器落入八路军的手里。但是，在日本人投降的时候，蒋介石所收缴的武器，比共产党所拿到的要多得多。此外，可能是有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八年时俄国人用一些卡车与共军交换满洲的物产。但是，共军所缴获的美国车辆，可要比俄国人给他们的多得多。因此，想把蒋介石的失败归咎于罗斯福和俄国人是办不到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共产党在满洲节节胜利，而蒋介石却连连败退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先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满洲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丢下满洲人民不管他们死活，而且在关内镇压一切爱国示威查禁一切抗日书报，甚至还禁唱中国最流行的、纪念一九三一年沈阳事变的《义勇军进行曲》。因此他就为许多满洲人所唾弃。
　　尽管中国的统治者把满洲人丢下不管，但是有一些比较勇敢的满洲人开始组织起抗日队伍，号称东北义勇军。即使在各国纷纷承认日本对满洲国所拥有的权利，蒋介石也默认日本统治满洲的那些岁月里，这些小股游击队也一直在同日本人作战。游击队的领导人大部分都牺牲了，最后这些游击队只剩下人数很少的小部队坚持斗争。然而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赶走日本人的时候，东北义勇军又重新出现，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当俄国人占领铁路线和大城市的时候，义勇军接管了农村地区，缴获了一部分日军武器。与此同时，在南满作战的几支八路军正规部队向北挺进，同义勇军会合。不久以后，关内的八路军挥戈北上，关外各支部队进行了合编。共产党在当地的正规军人数最初可能只有五万。  
　　在此期间，美国用军舰和飞机把近二十万蒋军赶运到满洲。蒋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大可像共产党人那样去同义勇军联系，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可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去找那些给日本人当了十四年汉奸的地主，把他们组成武装的队伍，去打义勇军和共产党。换句话说，国民党出于其半封建的本性，同满洲人民深恶痛绝的分子联合了起来，从而奠定了一场阶级战争的基础。这就给共产党人赢得满洲农村创造了机会，他们以前正是这样赢得华北农村的。  
　　说也奇怪，俄国人这时候帮的是蒋介石而不是zhonggong。一方面义勇军和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苏联红军却让蒋介石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式要求苏军在满洲比原定计划多呆一些时候，使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美国的运输工具把部队运来。于是俄国人和美国都帮了蒋介石的忙。后来俄国人撤离哈尔滨和北满其它城市时，还应蒋的要求，带走了他委派管理这些城市的所有官员。这就搭救了这批官员，使他们没落到满洲人民手里，并且把他们平平安安地送还给蒋。蒋介石如此既依靠俄国、又依靠美国，也就无异承认，他离开了外国的武装援助，就不能控制满洲。  
　　俄国人撤走的时侯，蒋介石已经有美械装备的五个军在南满，他们向北大举进攻，在四平街受到阻击，进行了一场血战，最后总算进了长春城。这时，根据马歇尔停战协定的规定，蒋军停止了推进。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有意搞臭马歇尔和杜鲁门政府的人，认为就是由于这个停战协定才使蒋未能征服满洲。但是，难道可以设想，战线已经拉得很长的蒋军，还能继续向前推进数百英里去占领靠近苏联边境的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吗？即使假设蒋军居然做到这一点，必然也将以惨败告终。因为那样一来，蒋军的供应线就会拉得更长，而当时他连南满的那一段供应线也颇难维持。  
姑且不论蒋介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把满洲人民丢下不管，姑且不论他所联合的是汉奸地主而不是义勇军，也不论俄国人让他的官员接收各大城市——姑且撇开这一切不管，而且还假设俄国人确实在满洲帮助了共产党人。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蒋介石在东北失败的原因，是同俄国的插手毫无关系的。  
　　请蒲立特以及共和党领导人和某些民主党议员好好想一想：台湾是中国本部以外的另一个地区，日本人在那里惨淡经营了多年，国民党在满洲也建立了一套军事、经济和政治体系，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独裁政权完全不能建设国家，而只能把国家毁掉。  
　　一九四七年夏，正当某些人叫嚷什么满洲被出卖给斯大林的时候，国民党可以炫耀自己在东北取得了以下三大成就：  
　　一、它已经把美国所训练和装备的七个军的兵力至少断送了一半，并且还大大削弱了剩下部队的战斗力。  
　　二、它继俄国人的洗劫之后，进一步把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强大的工农业经济破坏殆尽。  
　　三、它丧失了许多满洲人的好感，这些满洲人并未像台湾人那样起来造蒋介石的反，而是倒向共产党那边去了。  
国民党军队经过满洲内战的严重消耗，已经减员到同共军的人数相等。他们不是中国旧式的杂牌军，而是蒋介石历来最精锐的部队，肯定也是中国历史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他们体现了史迪成将军在一九四二年凄然撤离缅甸时所憧憬的最高理想。当时由于不能把美国的武器装备空运到中国来，所以史迪威决定把中国士兵空运到印度去，用存在那里的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编成一支部队，举行反攻，夺回缅甸。他实现了装备中国军队的计划。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他所训练的这支部队不会在抗战期间用来打日本，却会在抗战结束后用来打zhonggong。他为此而反对蒋介石，结果斗争失败，回美国后郁郁而死。既然史迪威将军生前就看出蒋介石已经失去民心，因此无权再统治中国，那么，要是他能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满洲每况愈下，从政治上说他可能会感到高兴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如果他亲眼看到，这些久经疆场的作战部队竟然降低到宪兵队或城防部队的水平，一定会感到伤心的。  
　　国民党军队不但实力每况愈下，士气也一路不振。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将军和孙立人将军之间发生了争吵。孙是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当年在缅甸作战的时候，杜未按照美国人的命令发动进攻，所以美国人就一直不喜欢他。他们给孙撑腰，想方设法要把杜搞掉。最后终于以杜孙二人双双解职了事。  
　　将帅易人并没有能使情况有什么起色。任人唯亲和贿赂成风已经败坏了先前以纪律严明著称的部队的素质。我认识一个上校，他本来有希望当团长，但是由于没钱为此孝敬上司，结果只好靠边站。他负责一个团的运输队，不得不把全部汽油的七分之一留给军需仓库主任，他的顶头上司还要再拿走七分之一以饱私囊。为了不使他的汽车停驶，他只好把润滑油脂拿到黑市出卖，然后再买进汽油。吃空饷的风气，当年在印度的时候，曾给美国人杜绝了，后来却又死灰复燃。结果，当一个师投入战斗时，兵员往往只有原定编制的百分之六十。更糟糕的是，军饷经常拖欠不发，结果士兵只好靠任意抢老百姓的东西捞点外快。  
　　由于最高统帅部一味防御的变态心理，部队都留驻在城市里，军官们早已厌倦艰苦的戎马生活，现在无所事事，便沉溺于女色，借以消愁解闷。蒋军军官们金屋藏娇，逼良为娼，就这样糟蹋了一批本应遣送回国的日本妇女。不光可以在城里看到日本女郎同国民党军官鬼混，还可以在军运列车上看到她们给中尉、上尉们作伴。这些女郎站在货车车厢的门口，穿着东洋和服，里面显然是一丝不挂。对于风尘仆仆的军官们来说，这些女郎团可增添乐趣，可是她们究竟能对打败共产党作出什么贡献，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东北蒋军实力和士气每况愈下的情况，与共产党将领林彪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日益壮大的光景，形成奇妙的对照。  
　　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车间，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把国民党部队源源运到东北。共产党却须穿过长城的关隘长途行军，那时他们只有一些零散的部队，总计四、五万人。到了一九四七年，共军的兵力已经发展到近三十万人，其中至少有十二万人组成了六个纵队的主力部队，每个纵队有三个师。我当时曾写到，显然，“共军最后一定会把蒋军赶出满洲或就地歼灭”。在国民党的手里，美国给他们运来的军队很快被消耗了，而日本人给他们留下的强大的满洲经济，更是被他们破坏殆尽。当时，蒋军控制了整个东北工业的百分之八十，但只有百分之十开工。当然大部分可以归咎于俄国的劫掠，一部分可以归咎于战争，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国民党的腐败无能。  
　　我在满洲各地看到了这方面的许多例证，但是在这里我只想谈一下当时抚顺煤矿的情形。抚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一，日本人把这一地区建成了一个小匹兹堡，生产页岩油、煤气、石蜡、汽油、焦炭、沥青、高碳钢、水泥等产品的各种辅助工业一应俱全，还有多种小型工业。日本人时代，这里煤的日产量最高曾达到两万吨。俄国人接管后，最高曾达五千吨，但现在已降到不足两千吨。主要原因是军队的干扰。他们抓走了一万名工人及—万八干名民夫去构筑防御工事，既不给饭吃也不发工资。就是这样，工人们也还可以忍受，但使他们极为反感的是，蒋军军官以修工事为名，从矿上搞走的框架、钢条、贵重的钒、不锈钢和木材，很少真正用于构筑工事，而是装上大车拉到沈阳去卖钱。  
　　蒋军官兵在抚顺飞扬跋扈。他们未经许可就征用房子、建筑物和材料。他们有时在深夜砸破煤矿经理住宅的玻璃窗，爬进屋去把经理赶到外面来。  
　　在抚顺时，我住在为工人免费治病的煤矿附属医院里，医院旁边有一个护士宿舍。国民党兵奉命拆毁了这个宿舍的一部分，取砖修工事。但只有很少一点砖真正用于砌碉堡，绝大部分都进了黑市。  
　　我见到一位在德国留过学的中国医生，他说：“真是腐败透顶！宪兵到我们医院里来随便拿东西，甚至把药品也拿了去，到黑市卖钱。他们才不管人民死活呢。”  
　　我去看望了当时负责煤矿的一位副经理，他曾在美国留过学，是工程师，也是个实业家。  
　　他说：“蒋介石的宪兵对我们说，他们是来保护我们的，以免共产党夺走我们的矿山和家产。但是，让蒋介石拿走跟让共产党拿走有什么两样呢？我们还不照样丢了！”  
　　矿上的一位职员说得更尖刻：“共产党用不着来了，早就什么都共了产了！”  
农业的情况比工业稍好一点。但即使在这方面，国民党也把它在关内的那些作法搬到关外来了。大豆一向是满洲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但是现在对当地人来说，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财源了。东北剿总下令，大豆出口贸易只准由政府专卖机构中央信托局和军队经营。中央信托局出售大豆定价每磅十美分，而它向农民收购的牌价却是每磅三美分。农民交售大豆所得到的价款被七捐八扣，给地方保安队买枪和制服，所剩无几。  
　　战争，运输工具短缺，尔虞我诈的积弊，这一切使满洲整个出口贸易陷入绝境。满洲没有一家银行获准经营外汇，当地商行又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南京中央政府不给东北分配进口份额，进口商品都得从关内口岸转运来，要多付很大一笔转运费。以上这两项规定就足以使当地的商行倒闭。满洲商人为此忿忿不平，他们说制订这两项规定完全是为了上海各贸易公司的利益，因为蒋的文武官员们在那些公司里都有投资。  
　　官府的繁文缛节，也妨碍贸易活动的开展，并且为关内来的官员向满洲小商人敲诈勒索开了方便之门。谁要想从满洲出口商品，就必须取得对外贸易委员会的许可证。衣着破旧的小商人，要是不花钱买通门卫，连贸委会的大楼都甭想跨进一步。即使进了大楼，也还得先贿赂办事员，方才见得着有权颁发许可证的官。结果，走投无路的小商人只好通过掮客出钱购买许可证，或者通过走私从关内进货。  
不光是满洲人民，就连蒋介石政府里的许多官员也都怨气冲天。我遇到一位在沈阳贸易局供职的会说英语的官员。他对我说：“我们的政府腐败，而在东北的更加腐败。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全都是又偷又抢。我对敲诈勒索的行为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我厌恶我的职务。我忍受不下去了。我要辞职离开这里。”  
　　经过日本人的十几年统治，满洲人对一切已习惯于逆来顺受。但是，同所有的大资本家一样，日本人在对一个国家进行掠夺的同时总还要给这个国家一点东西。满洲人叫苦说，国民党却是一味往外拿，一点建设也没有。  
　　满洲人觉得，即使日本人的效能为国民党的腐败所取代，但只要他们摆脱日本人的奴役之后，在国民党统治下能获得自由，倒也罢了。然而，在政治方面满洲人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却是一党专政、军事管制和秘密警察。  
　　国民党侈谈民主，尤其使满洲人感到厌恶。为了听取“民众呼声“，国民党在几个省设立了国民参政会，这只是个咨询机构，没有任何立法、行政和司法权。沈阳的十七位参政员是用这样的办法产生的：国民党把空白选票发到各个选区的负责人手里，再由这些负责人把选票发给老百姓，叫大家在上面签名盖章。等到选票收上来以后，才由地方国民党党部填上内定的人选。有的地方根本不把选票发下去，索性把商人们的图章收上来，由选区负责人在选票上一盖了事。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图章收去，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算是投过票了。省参政会也是用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  
　　在东北，没有自由的问题比没有民主的问题更为严重。甚至连表面的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没有。在沈阳，我发现所有的报纸都是军方或其特务机关办的，只有一家报纸除外，但就是这家报纸也是拿军方和党部津贴的。由于军方管制了全部的印刷所，私人言论根本就得不到刊印的机会。全城最自由的出版物要算美国新闻处的新闻简报，它转载美国报刊文章，其中有些是评论中国时事的文章。蒋的特务人员常常不喜欢这些文章，为此亲自到美国新闻处交涉，提出强烈抗议。有一回在他们的严厉威胁下，美国新闻处负责人只好用美国军用飞机把一名中国职员秘密送往上海。可是，后来zhonggong在北平也用了同样不恰当的手段来对美国新闻处进行威胁。  
　　国民党在东北的特务机关主要由戴笠系统的人员掌握。戴笠是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人虽已死，淫威犹存。这些特务都来自西安，长期以来西安一直是针对延安的反共活动大本营。表面上他们的任务是搜捕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干的却是压制一切对政府的批评，因为他们把所有批评政府的人都打成共产党。据满洲人说，尤其恶劣的是，特务们对银行家、商人、地主和伪满的高级官员进行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他们还用从汉奸及与其有牵连的阔佬那里搜刮来的钱，开设小百货店、饭馆、进出口公司，并且在地下室秘密开设舞厅。  
蒋介石的文武官员在东北如此大搞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和强制压迫，能有几个满洲人喜欢他们呢？当地人觉得，蒋的关内人并不打算在满洲久呆。这种感觉也是有道理的。有好几次，共军不过发动了小规模的攻势，一些市长未经批准就擅离职守，逃之夭夭了。哪个地方一有危险，蒋的官员就连忙带着妻室，腰包里塞满了金条，仓皇逃命。因此满洲人自然得出结论，关内人到满洲来就是为了发财，一且发财无望，他们就溜之大吉。蒋的官员一见危险就望风而逃，当地人民对此只能感到高兴。共军在一次攻势中，绕到长春市南边，切断了这个城市的通往南面的铁路线。当时城内许多市民，并不因为同外界断绝了联系而感到惊慌，反而松了一口气。  
　　他们说：“呦，我们被围困了。倒也不错嘛。现在那帮国民党王八蛋就回不来了。”  
　　在满洲的所见所闻使我感到，要是有机会的话，当地人早就会把蒋介石的军队一下子赶出满洲。有三个现象可以清楚地说明他们的情绪。其一是，满洲人觉得日本人其实并不太坏，他们使人民生活有保障，工业正常生产，物价稳定，行政效率高。  
　　反对国民党情绪的第二个表现是，GCD越来越得人心。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消除俄国人给共产党留下的坏名声。蒋介石宣传他们是“匪”，也得靠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消除这个恶名。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实在令人吃惊。他们占领粮库后就实行开仓济贫，使穷人更加拥护他们。由于他们不没收工商业，城里的商人也就不那么担惊受怕了。他们对人和善，这也为他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如果不是拥护的话。在城市里进行巷战的时候，国民党军官总是不许老百姓离家外逃，致使许多平民丧失性命。然而共军占领一条街道的时候，却允许人民逃离战场，想上哪儿去都行，想跑到国民党那边也可以。这一条给满洲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像。  
　　最后，蒋介石在东北丧失民心的另一证据是，“满洲人的满洲”运动重新兴起，支持这一运动的人要求满洲在中华民国范围内取得（像加拿大那样的）自治领地位。他们要求选举自己的官员，而不要由上面指派官员。他们说：“虽然我们祖先是从关内来的，但是我们不想让关内腐败的旧制度来重新压在我们头上。”这些人也并不想要共产党。  
蒋介石的军队和特务十分了解，满洲人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他们害怕再发生一次台湾式起义。其实，根本就没存什么必要举行起义。凡是想反对政府的人，只要跑到农村去找共产党就可以出这口气。  
　　然而国民党政府却严防人民造反。他们不给人民饭吃，却给马戏看。尽是些挺阴森可怕的戏。  
　　在长春市天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戏。由于共产党不断袭击铁路线，该市同沈阳已经不通车了。我搭乘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共产党占领的农村，到了长春。这里曾经是满洲国的京城，是日本人专为溥仪皇帝修建起来的，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日本人在时叫作大同广场。俄国人进来把日本人赶走以后，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纪念塔，塔顶上是一架飞机的模型，他们把这个地方叫作“乌托邦广场”。后来，中国人来了，又在那里悬挂起蒋介石的巨幅画像，还挂出两条沙文主义的标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我到长春那阵子，这个广场有两个令人注目的地方。广场的一侧是一个旧货市场，在这里买卖从医院和工厂偷盗出来的货物，以及官员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东西。广场另一侧是处决犯人的法场。  
　　我到长春的一个星期里，法场上每天处决一名犯人。处决犯人的消息都事先在报上公布。可是后来由于连日下雨，只好暂停处决犯人。也许是因为当局不愿意在无人观看的情况下杀人吧。  
　　就我所知，在我离开长春后，可能又继续在那里杀人了。被处决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位二十岁的姑娘，据说是共产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据说是间谍。一位五十六岁的老妇人，罪名是散布谣言。有的时候被枪毙的人只是“匪”而已。  
　　行刑的情景颇有古罗马的遗风。犯人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牌子，上面写着他的罪状，叫他跪在囚车上，拉到广场上去。  
　　他从囚车上走下来的时候，人群发出了叹息声，纷纷向两边闪开，留出一条路来让他走过去。然后他跪在地上，长春城防军的一名士兵走到他身后，迅速举起手枪射击。人群里发出喃喃声。尸体朝前扑倒，人们就散了。  
　　在刑场的上方高高悬挂着蒋委员长的画像。画家把他画得咧着嘴，微笑着。  
我离开满洲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蒋介石不把他的部队撤回关内，就难逃一场可怕的灾难。当时我就是这样写的，并且还列举了前面提到的许多事实。可是我发回去的稿子，在美国一个字也没有登出来。在这期间，美国主张进行干涉的人却继续宣传蒋介石在满洲的局面可以挽回。蒋之所以死守无法保住的阵地，这些人的支持可能就是原因之一。所以，那些想给他帮忙的人恰恰促成了他在军事上的自杀。蒋在满洲的败局明明是无法挽回的。魏德迈将军早就告诫他不要到那里去。从总的战略观点来看，蒋在满洲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能抢占华北平原，把他的首都以及主要供应基地同东北联接起来。他的各条战线没有连成一片。他的处境很像当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德将冯.伦斯泰德那样。这位德国将军要求撤出诺曼底，但希特勒拒不同意。蒋的将领们也想撤出满洲，美国顾问也叫他撤，魏德迈说拖下去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蒋硬是不听。
　　然而蒋介石在满洲的失败，远不只是一个战略失当问题，还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在中国革命的复杂进程中，他的军心日益涣散。他的士兵都是从南方农村抓丁运到关外去的，那些当兵的、甚至连当官的都感到他们是身处异乡，思想感情同当地人民格格不入。他们不会看不到身材高大的满洲人仇恨的眼神，像无数尖刀似的怒对他们。一种愤恨而又沮丧的情绪在士兵们的心里燃烧，随即他们又感到内疚。随着农村地区被共军逐步占领，蒋军士兵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失去了同其社会基础的联系。士兵们在心理上感到极度迷茫。他们越是远离乡土，就越变得像一只离开地面的气球，越升越高，直到它内部的压力使它爆破为止。蒋军从满洲一个个村庄撤走时，其内部压力也逐步增大，离爆炸点已经不远了。  
　　我坐火车从沈阳前往北平途中，看到了蒋军已经失去内在自信心的一个鲜明的写照。火车到达一个站时，一位中国骑兵部队的将官走进了我所在的车厢，在我对面坐下来。我对他点了点头，但没有显示我会说汉语。不多一会儿，又有一位步兵上校进来，同这个素不相识的将官聊了起来。两位军官先说了不少含蓄的话来试探对方对战争的看法。将官轻描谈写地说了句批评的话，上校就添油加醋地把话说得稍重一些，接着将官就发表了更加尖酸刻薄的评论。两人很快就同声指责作战的指挥无方来了。  
　　将军说：“我是骑兵指挥官，骑兵可以用来进行侦察、巡逻和冲锋，可是却让我去守卫铁路，我可怎么个守法呢？农民们跑来把铁轨扒走，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东北人，难道要我向东北老乡开火？我请示上级，可是得不到指示。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该怎么打这个仗。我常纳闷我们现在干嘛要打仗。日本人占领我们的森林、河山整整十四年，可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自相残杀起来了。”  
　　上校点了点头。谈话停了片刻。火车到山海关了，这里是长城与海衔接的地方。上校往窗外看了看，然后回过头来说：“唉！我觉得八路军他们根本不需要夺取长春和沈阳，他们只要占领周围的农村，组织起民兵，然后南下到山海关这里，切断咱们的退路就行了。我不晓得上级如何着想。咱们应该离开这里，否则干脆别打了。”  
　　上校的语调十分沮丧．将军的模样也十分凄然，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他们俩一齐看着我。将军问：“这么说，你懂中国话啰？”我点了点头。  
　　“没有办法啊，”他说，“真是没有办法啊。”  
这位将军确实说得对，没有办法。在满洲土地上的蒋军士兵不想再打下去了。他们开始同满洲人民来往，接着又同八路军来往。这就使蒋介石死守满洲的梦想破灭，他对关外领土的控制渐渐削弱，最后终于完全崩溃了。  
　　与此同时，在关内，在遥远的南方，在离苏联边境很远的地方，中国的独裁者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威胁。中国人民揭竿而起，反对这个统治他们二十二年之久的暴君了。

自觉的梦游人

当我从满洲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国民党已经半公开地向它本国人民宣战。席卷全国的反内战、反美国干涉和反独裁的示威游行进到直接的血腥镇压。成千上万的学生、商人和知识分子被殴打，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监狱，还有不少人挨了刺刀，吃了子弹，惨遭杀害。干这些勾当的时候，多半用的是剿匪、控捕间谍或共产党特务等名义。但是受害者人数之多、声望之高，使广大群众无法接受这些诬陷不实之词。一阵阵激愤的批评声来自四面八方。为了平息民愤，政府有时只好承认许多受害者并非共产党，而只是一些受了外国异端邪说的影响而误入歧途青年。蒋介石说，为了拯救中国，为了肃清这些异端邪说的影响，人民必须遵守圣贤之道，接受政府对他们的改造。
　　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间，蒋介石政府在台湾岛上，以实验室的规模对人民试行了这种“改造”。  
　　其结果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那里既受不到俄国人的影响，zhonggong也插不上手，甚至内战也没有波及到那里。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军队杀害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台湾人，却几乎末引起外界的注意。直到敢于仗义执言的《密勒氏评论报》美籍编辑约翰•鲍威尔去该岛采访，如实报道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后，这个事件才透露出来。尽管国民党报刊破口大骂鲍威尔“小题大作”，但是我却发现实际情况比鲍威尔所报导的还要严重。  
要理解台湾惨案的实质，就需要了解其发生背景。这个长椭圆形的岛屿，面积同荷兰差不多，离中国大陆海岸有一百英里，堪称东方最引人人胜的地方之一。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景色瑰丽多彩，美不胜收，简直可同整个美国媲美。全岛有三分之二是丘陵，有七十七座高达一万英尺的山峰。有些山峰保持着迷人的原始风光，海拔七千英尺的陡崖峭壁巍然屹立，直插环绕全岛的太平洋万顷碧波之中。雨季一到，山洪呼啸奔泻而下，提供了重要的水电资源。山峦低处的坡地披盖着难以穿行的热带丛林，低平处是精耕细作的农田，整个农村像是一个黄绿相映的大花园，稻田、农舍、繁忙的道路和蜿蜒的溪流交织其间。岛屿四周海滨点缀着无数的沙滩，是理想的日光浴和游泳场所。气候暖和，温差不大，即使在最炎热的季节，也有习习海风吹来，有时也刮起一阵飓风，使得岛上顿时凉爽宜人。
　　台湾人民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遍地盛产鱼、米和水果。更有那万紫千红的鲜花朵朵，点缀着山坡、水田，佩戴在秀丽的台湾中国妇女头上，为这个天然乐园锦上添花。  
台湾的历史是很不平静的。据史书记载，中国人在公元六〇五年第一次远征该岛。后来满洲人征服中国的时候，离乡背并的明朝遗民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地，把土著的部落居民赶进了深山。有一个时期，台湾成了海盗啸聚之所。海盗从岛上的老巢出发，在中国沿海一带杀人越货。岛的周围有危险的暗礁，西方世界船舶在此触礁遇难，数以百计，它们也成为海盗掠夺的对像。遇难船上的人员一般都遭到杀害。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先后占领过路上的部分地区。最后，到了一八九五年，昏庸无能的清廷签订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花了七年时间才平定了全岛。但是局势一定，他们就发展交通，改善公共卫生，扩大商品流通，规划农业，以提高人民生活。他们消弥匪患，兴修铁路，保证行旅安全，为台湾人建立了一套严厉的法制，但是却没有给他们多少社会或政治自由。  
　　由于最后这一条，由于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出于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水平比祖国人民更高，由于他们已经风闻大西洋宪章、民主和蒋介石夫人的新生活运动，因此一九四五年秋中国军队进驻台湾时，当地居民一片欢腾，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列队到火车站和码头上去欢迎他们的“解放者”。  
　　但是他们的喜悦心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而且是被比他们文化水平低的人所征服。  
蒋军士兵到市场货摊上拿东西不给钱，夜里拦路抢劫老百姓，下乡打家劫舍时甚至还杀人灭口。于是，在日本统治时期盗贼绝迹的村镇城乡，不得不纷纷成立保卫地方的组织。  
　　蒋的文职官员来接替军队管理地方以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接收大员们没收了日本人的全部财产，把其中大部分拿到黑市出售，以饱私囊，或索性把东西运回大陆，送到自己家里。把日本人的财产收拾完后，蒋的官员们很快又打起台湾人财产的主意来了。  
在接收一个工厂的时候，蒋的宪兵总要问三个问题：“现款有多少？”“有汽车吗？”“有洋楼吗？”台湾籍职员陆续被辞退，由国民党带来的人接替。尽管岛上的技术人员几乎同全中国的技术人员加在一起一样多，但是当地的技术人员大部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了饭碗，被迫去给国民党的小官僚们当厨师、文书或低三下四的仆役。
　　例如：有一个制药厂的厂长被解职，由一个中国官员的亲戚接任，此人原来是在上海一家药房打杂的小伙计；渔业技术人员被辞退，当了佣人和听差；台北煤气公司的经理不得不去一家洋行当职员。这种做法，加上中国人没有投入任何资金和美国空袭遗留的影响，使台湾的工业失去了元气，一蹶不振，就像屠宰场里尖刀已经插到心窝的一头肥猪一样。  
　　大陆人不但把台湾人撵出工商业，而且也把他们撵出政府。甚至连大小办事人员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在国气党里有靠山的人。由台湾人担任的最高政府职务是教育厅副厅长，此人后来也惨遭杀害。蒋的接收大员一手垄断政府，一手垄断工商业，这是使他们得以大发横财的绝妙方法。人们不给贿赂就很难领到开店经商的营业执照。敲诈勒索的大陆人受到国民党秘密警察和蒋政府的保护。嘉义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对一个受贿的中国专卖局长提出公诉，但是在开庭以前政府插手干预，硬说证据不足。一位敢说敢当的台湾法官对政府提出异议说：“你们可以砍我的脑袋，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能干预法律。”结果，受到控告的中国官员被送回大陆，逍遥法外，那位法官后来却丢了性命。  
　　蒋的官僚们采用大陆上的做法，很快就对从茶叶到肥料的大部分商业部门实行政府专卖，把台湾人挤走，为私下纳贿大开方便之门。  
　　在这些接受大员的种种打击下，台湾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搞得一塌糊涂。美军初到台湾时，台币一元值美金一角，一直稳定了六个月。但是，大陆人没有让台币维持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上，而是把它同他们自己滥印的钞票挂钩，结果使台币一元贬值为美金一厘。用岛上的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来说，这是“对台湾人民犯罪“，他们蓄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盘剥岛上的居民，也是为了造成一种不断波动的汇兑率，借以搞各种投机倒把的勾当。蒋的官员敛财的做法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每吨五点二六美元的价格把煤卖给台湾的国营燃料委员会。后来这批煤却在黑市上出现，售价每吨一百三十美元。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十二万吨肥料运到台湾交给蒋的官员，每磅作价八元台币。买肥料的钱是由美国纳税人负担的。这些肥料本来应该发给陷入困境的农民，但是却并没有径直送到他们手里，而是出现在黑市上，售价每磅一百六十元台币。  
这种盘剥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过去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劳动阶级平均每月工资一百元台币，还能吃得上鱼、蛋和一点油。到了一九四七年，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原先的二十五元台币。工资的百分之九十花在吃饭上面；他们买不起衣服，很快既像农民一样打赤脚了。中产阶级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靠薪水无法维持生活，先是变卖家当，等到积蓄全部花光后，有些人就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妓院，让自己的儿子去街上卖烟卷。在日本统治时期，孩子们都上学。大陆人说：“那是强制教育；现在你们可自由了。”台湾人回答说，可以自由当叫化子了。
　　国民党对台湾粮食的掠夺达到了犯罪的、甚至是逼死人的地步。前面说过，岛上的粮食本来是自给有余的。稻田的产量非常之高，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让大片农田休耕一年或更长的时间，粮食仍然够吃。过去日本人总是要等到全部庄接收割完毕，可以决定公平合理的田赋以后，才把大米运出该岛。现在中国人却任意规定实物田赋，结果使歉收的农民纳粮以后家里剩不下多少大米。尤为恶劣的是，在农民送粮去税站的时候，沿路的驻军哨所不挤到点油水就不放行。结果，农民到达税站的时候，所剩的大米就不够数了。  
　　不单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而且人民的健康水平也下降了。在蒋政权到来以前，岛上有十五年以上没有发生过一例天花。一九四七年却发生了四千一百九十三例，五个月内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七。出于日本人实行十分严格的检疫制度，一九二〇年后，岛上就没有发生过霍乱。但是由于大陆人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大搞走私，结果把霍乱也带回岛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再向台湾医务当局提出交涉，要求制止走私，恢复霍乱防疫制度。蒋的医官回答说，走私难以制止，因为走私者都有武装。当时岛上有四万名士兵，后来就用他们来镇压台湾人民，但是当时他们却居然不能制止少数武装走私者。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六年发生严重的霍乱疫情就毫不奇怪了。台湾南部的疫情特别严重，死亡率很快就上升到百分之八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它的医生和护土全部派往疫区，想消除各种混乱现像，把隔离医院搞得像样一点。当时在霍乱医院里工作的只有一名中国医生和五名护士。但是就在附近的一所省立医院里，虽然只有十五个病人，却有十四名中国医生和二十名护士。这些医护人员都拒绝转到霍乱病院去工作。疫情日益恶化，甚至有病人死在烧火间和医院后面的柴草房里。  
　　除此以外还遇到了其它困难。霍乱这种病常引起血液失水，病人血管曲张，血液越来越浓，直到血管进裂，心脏衰竭。通常治疗霍乱的办法是静脉注射任求氏溶液盐水针。这种溶液制起来非常简单。即使制不了这种溶液，用热水溶剂代替也可以顶点儿用。但是，正当霍乱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医官却下令节约使用这些溶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因为这只能断送那些本来可以救活的病人的性命。不料竟有一个官员回答说：“这些霍乱病人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穷人嘛。”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医生气得流出了眼泪，跟他顶了起来，他冲着这个官员说：“你阔，你重要！我要祈求上帝让你自己也得霍乱。”  
　　我在台湾的时候，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说，大约有一千名麻疯病人散居全岛，无人管理。以前他们都关在政府管理的麻疯病人隔离区，经费由日本人拨给。但是蒋政权来到以后，不发经费，于是就把他们送回了家，好像这一切倒行逆施都还不够似的，医生开业执照竟然可以用钱买，每张执照售价三十万元台币。  
不单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情况不断恶化，而且教育质量和道德风尚也日益败坏。国民党人进岛的时候，发动了坚决取缔日语的运动。当时老百姓对学中国普通话异常积极，因为据说学会了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中国公民。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感到自己其实只是殖民地人民，不管怎样努力学习，也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中国公民。在学校里，头半年的时间国民党的教员除了汉语和国民党的党义以外什么也不教。算术、科学知识等等全被置之不顾。国民党的教员对台湾人说要教他们标准国语，但是在一个为台湾教员举办的训练班里，五位中国教授各说一种不同的方言，那些可怜的台湾人搞不清究竟谁讲的是国语。  
　　更糟糕的是，语言也被用作镇压和控制的工具。国民党教员叫大陆籍女生暗中监视台湾籍女生，揭发偷讲日语的人。岛上的女孩子本来挺愿意学普通话，但是这种禁令却激起了她们的反抗精神，她们硬是讲起日语和台湾方言来了，借以表示对大陆人的不满。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考试作弊原来都被看作是极严重的过失。谁要是作弊给抓住，马上就开除出校。在台湾一所中学里，有一名大陆籍男生作弊给抓住了，在全体学生要求下学校把他开除了，但是这个男生的爸爸是位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官员，不但让儿子复了学，而且还迫使校长赔礼道歉。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台湾籍学生很快自己也都大肆作弊起来。  
　　学生贿赂老师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蒋的这帮误人子弟的教员到来以前，岛上几乎没有这种陋习。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每逢考试前夕，学生都用红纸包了钞票，上面写些应景的吉利话，给老师送去。不这样孝敬老师的学生，非得学业出众才能拿到哪怕是及格的分数。  
　　蒋介石的官员不但把贪污、诈骗和霍乱带到了台湾来，而且还把早已在岛上失传的中国封建习俗带了来。纳妾的陋俗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基本绝迹，现在又在岛上流行起来。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姑娘认为给人当二房或三房姨太太是丢人的，但现在由于无以为生，许多人把这当作最好的出路。  
　　大陆人对待台湾姑娘是十分心毒手辣的。例如，有七个年轻的大陆官员凑钱买了个戒指，由其中一个家伙出面去向一位台湾姑娘求婚。在征得女方家长同意后，这个官员就与这位姑娘结婚，把她接回家来，欢度了一个新婚之夜。第二天晚上换了另一个男人到姑娘的床上来睡，第三天晚上又换了一个。姑娘被逼得逃跑了。许多嫁给大陆人的台湾姑娘，等到大陆上的原配太太一到，才发现自己原来只是“小老婆”。  
就像吃了慢性毒药似的，台湾人自己也腐化堕落，变得同大陆来的统治者不相上下了。纳妾和卖淫之风四处蔓延。道德沦丧到了新的低点。台湾人看到这种风气，悲叹说：“要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堕落得同那些大陆猪仔一个样了。
　　笔者极力避免在谈论独裁政权的所作所为时带上主观的色彩，但是不能不指出，蒋介石政权对台湾人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人类的犯罪。在日本人统治下，台湾没有发生过饥荒、瘟疫、通货膨胀、儿童失学、沿街乞讨的现象。民众有医疗、保健、甚至还有牙医。现在一切扫地无存了。虽然没有自由，但日本人还算过得去。它们收税，但它们还拿钱出来发展经济。国民党是只刮不还。  
　　蒋介石的官员对台湾的剥削，不但使他们自己而且也使他们整个国家名誉扫地。“中国”一词变成了既可恨又荒谬的同义语。不管什么事出了毛病，台湾人就说：“中国就是这样嘛。”这个词概括了一大堆坏现像，如娶两个老婆，醉生梦死，办事先要钱，搞裙带风等等。这也就是美国人所讲的“一团糟”的意思。  
　　自来水笔、电灯和电话出了毛病，就骂中国，就连山里的土著部落居民也把年久失修的山路叫作“三民主义路”。  
　　台湾人开始时用好言规劝蒋的官员改变作风，但是不起作用。于是他们就采取讽刺的办法。他们在墙上贴出宣传画，画上有一条狗（代表日本人）从岛上逃跑，有一只猪（代表国民党人）进来。宣传回上写道：“狗还能保护人，猪却只会吃和睡。”这对中国官僚不发生什么作用，但是台湾人感到出了口气。  
台湾人在日本统治的五十一年期间不得参与政务，所以他们不太知道怎样同精通权术的中国政客进行斗争。起先他们只是少数人聚在一起，议论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商量他们自己该怎么办。由于手中没有武器，大家一筹莫展。后来认为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笔杆子，于是就办报纸杂志，发表文章鼓吹民主和自治。接着就公开批评政府腐败、贪污和专制。后来，那些抨击政府的人大多以“共党歹徒”的罪名不是被捕就是被杀。
　　起先并没有什么台湾人想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蒋政权，人们只是希望那些官员改变作风。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这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话，他们也是不会有所动作的。一九四六年九月，由于岛上大米被外运，物价飞涨，所有的城市里都出现买大米的长龙。台湾人一天比一天消瘦。他们越来越穷困，心头的怒火也越来越升高，很快就有一种主张不径而走：大家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收割稻谷后抗粮，发动全岛人民起来斗争，反抗国民党，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迫使蒋介石的官员改弦更张。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没有准备把斗争的时间提早。但是情况发展得太快，本来可能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却在无人领导、完全自发的情况下爆发起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成为台湾起义导火线的事件本身是根本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件小事却终于使岛上的老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台湾人对国民党最为不满的事情之一就是专卖制度，国民党利用专卖制控制了岛上的全部商业。专卖局的警察，以取缔私卖烟卷为名，开始追打沿街叫卖的孩子，抢走他们的烟卷。二月二十七日晚，首府台北有位卖烟卷的老妇抗拒一个警察拿走她的烟卷而被枪杀。当晚就有一千名台湾人到警察局示威，要求惩凶。但是他们的要求根本没有得到满足。
　　次日，有五千人由同意为他们作证的西方商人陪同，到专卖局示威，抗议警察开枪杀人。他们派代表进入办公楼，其余群众都站在门外等侯。这时屋顶上的士兵朝人群开火，第一排枪就打伤了八名台湾人。群众惊散以后怒不可遏，到处找大陆人算帐。他们一见小轿车就截，一见衣冠楚楚的大陆人就拦，拿走他们身上的钞票，当众焚烧。当时群众根本没有想将来怎么办，而是一心想破坏，想把他们认为是大陆官员从他们身上榨取的财富毁掉。  
　　这时候，有一批学生到车站，想搭火车南下，但被铁路警察抓了起来，受到殴打，有的给打死了。接着有四千名被激怒的群众到铁路局示威，就在美国领事馆完全看得见的地方遭到宪兵枪击。  
　　台北人民哗然，他们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只有几个位居要冲的政府机关除外。事态的发展吓坏了行政长官陈仪。他通过广播答应惩办开枪射击的肇事者，并满足人民的改革要求。于是全市局势就平静下来，学生和商人组织起来在街上巡逻，维持秩序。从那时起，直到蒋介石的军队开到为止，全市一直太平无事。  
三月一日，台北市议会成立委员会来处理这一事件。大家很快就一致认为光就事论事地处理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坚决要求解决人民所有的疾苦。因此，在市政厅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以后，这个委员会给陈仪行政长官送去了一份开列各项要求的清单，其中包括按照乔治•马歇尔在华期间，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宪法所保证的那样实行自治、真正民主和真正自由。陈仪把文件退了回来，托词文件未按公文格式，措词也不当，必须更新改写。显而易见，他是在拖延时间。这只能意味着正在从大陆调军队来岛。
　　台湾人认识到自己力量太弱，无法抵挡整师的武装部队。他们仍到美国领事馆去探问美国能否以某种方式进行仲裁。他们还请求驻南京的司徒雷登大使劝蒋介石不要派军队到处于和平中的岛上来。台湾人被告知说，这是小事一桩，不值得美国过问。在这期间，台湾人几乎接管了全岛。他们的政治组织的分支机构接管了地方上的警察局以及所有的政府建筑物和办事处。市镇议会已经开始工作。没有发生什么骚乱。  
　　这是历史上最和平的叛乱之一。严格按照法律意义说来，这并不是一次叛乱，因为台湾人并不想推翻他们的统治者，而只是想改造他们。  
陈仪是统治过福建老奸巨滑的军阀，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在这期间，他简直把缺乏经验的台湾人当小孩子一样地耍弄。鉴于台湾人坚决要求充分的参政，陈仪就叫当地人民把他们所荐举的市长、市议员和其它官员的人选开个名单交给他。台湾人根本没留心眼，完全照办。这下可就为陈仪日后逮人和杀人提供了黑名单。
　　三月八日，蒋军开抵基隆，当晚进入省城台北。他们马上就把许多台湾青年拖到大街上枪毙。士兵们掷石头打破窗子爬进民房，当着惊骇的户主的面进行洗劫。他们闯进一个小学女教师的家里，奸污了她，还开枪打死了她的父亲和兄弟。她的父亲是一位校长。  
　　第二天，陈仪就取缔了人民委员会，军队占领了广播电台、所有的政府建筑物和所有的学校。青年人和学生被驱赶到街上，其中有一百多人被捕。三月九日和十日两天，枪声日夜不断，台湾电力公司的一个职员身上带了三千元上街买米，不单钱给抢走了，而且还丢了性命。一位小学校长，身上带着三万元学费，也惨遭同样下场。台湾人一出门不是挨刺刀就是吃子弹。与此同时，还到处搜捕、殴打和枪毙中学生。有一帮宪兵去逮捕一名市议员，他的妻子抱着婴孩到门口堵住了路，宪兵就开枪把她打死了。街上行人遭到抢劫、殴打和辱骂，就是呆在家里也有人破门而入，把东西洗劫一空。  
　　到了三月十一、十二和十三日，进行了更有计划的大屠杀。军队和宪兵按照大陆籍官员提供的仇人名单，搜捕冤家对头，特别是记者、教员、委员会成员和商人。这些人往往被就地枪决，也有些人给带走，不知所终。名单上的人如果找不到，就把他们的家属抓去作为人质。  
　　吴凡钦法官曾经判处一个贪赃枉法的中国警察徒刑，他被人从家里带走，扔到桥底下结果了性命。烟草局的一个官员和其他八名台湾人也遭到同样对待，被扔到桥底下，割鼻、毁容和阉割。  
　　有一位留美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想要兴办一个台湾糖业公司，不让大陆资本进入岛内。他遭到枪击，丢了性命。有三个法官被人从家里绑架走，他们都曾经给贪赃枉法的中国官员判刑。一位曾经公开抨击大陆人贪污腐化的七十二岁高龄的国民参政员被人从病床上拉走，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惨遭杀害。  
　　几十具学生和其他人的尸体有的被扔在一块儿，草草掩埋以后，因为盖土太浅，又露出了地面，有的被扔进海后又冲上了岸。从尸体上可以看出，他们是被打死、刺死、枪毙、砍头或肢解而死的。死者的妻女悲痛欲绝，而且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祸从天降。她们跪在被害亲人的身边号哭着：“你不是坏人，又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杀害你呀？”  
　　台湾大屠杀震惊了中国人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也使世界为之惊骇。  
但是，由于其他事件纷至沓来，这场大屠杀很快也就被人淡忘了。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因为感到羞愧而低下头来。相反，它还发表了最假仁假义的声明，为其军队所进行的大屠杀辩解。  
　　蒋介石说：“这场风波完全是台湾共产党人挑起的。这些台湾共产党人过去曾经被日本人征召入伍去南洋打过仗。”  
　　有一种吹捧陈仪行政长官的宣传材料说：“他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他从大陆招聘的僚属都为人正派、经验丰富，都是不顾巨大的个人牺牲而来的。台湾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忘乎所以，就是因为他过于开明的缘故。”  
　　蒋的官僚们可以昧着良心瞎说一气，把掠夺和杀人害命说成是开明政治。当局发动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在大老虎陈仪下台后，从大陆弄来一大批党棍收拾残局。他们为政府歌功颂德，要求大家服从权威——就是官家作威作福，百姓也得逆来顺受。谁要是对贪污腐化现像提出批评，就给谁戴上汉奸、谋求私利、共产党或分裂主义的帽子。这就是那帮封建旧势力所发明的新文化！  
　　蒋政府搞了这些虚仁假义的把戏犹未满足，还用刀在人家伤口里挖肉。它下令学校把四月二十六日定为感恩日，让孩子们对前来戡乱护民的国民党军队表示感恩戴德。还叫小学生每人捐献五元钱，中学生每人捐献十元钱，作为感激的具体表示。这岂不是要孩子们给杀父的仇人送礼吗？这次起义和对起义的残酷镇压给宪兵们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现在特务和党棍可以秘密逮捕台湾一些最有钱的人，给他们安上同起义有牵连的罪名，向他们敲榨钱财，不给的话就把人整死。要是人们太穷，拿不出很多钱来，就让他们集体赎身。据说基隆就有十七个人给了蒋军宪兵十万元钱，才把自己赎出监牢。台湾北部有十三个人被限令在三天以内拿出四千包大米来换取活命。当时大米售价每包台币一万元（折合十美元），这笔赎金即使按美国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可观的。  
为了镇慑人民，宪兵定期公开处决犯人。在起义被镇压很久以后，高雄有两兄弟，一个二十五岁，另一个三十五岁，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大广场上，当着他们家属的面被枪决了。他们的家属是被迫到场观刑的。据台湾人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后全岛共有两万人被打死、打伤或失踪。这个数字恐怕是夸大了。据外国商人和外交官估计。总数应为五千。  
　　这些数字无从核对。但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屠杀这是肯定无疑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无辜被杀的。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屠杀呢？答案只能是，蒋介石政府一味利用恐怖来进行统治。  
　　这种恐怖政策还是起作用的。台湾人几乎完全给吓住了。大多数人都不敢过问政治了。他们更不敢批评政府或批评政府的腐败了。反正是不敢公开批评了。不过私下里还是要议论的。实际上也只能私下里偷偷议论，而且还要极端小心。要是有谁同外国人说了话，就会受到怀疑。因此，我约一位台湾人谈话时，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场；谈完后这位台湾人必须比我先走半小时，以免人家怀疑我们曾经在一起呆过。  
　　我发现大多数台湾人感到束手无策。共产党地区的人民则不同，他们通过多年斗争，已经学会用最简陋的武器进行战斗，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纲领，有了斗争方法。  
　　我问台湾人为什么他们不上山打游击，他们摇摇头说：“没有武器，没法打啊。”这些人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了。  
　　这也难怪，他们还只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毛孩子，不是那帮善于耍权术和搞阴谋诡计的大陆人的对手。国民党用两面三刀的手腕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  
　　一个台湾人对我说，“日本人待我们很坏，但至少我们对自己的处境心里还有个底。我们没有什么自由，但法制还是公正的。法院里秉公审案。日本人是苛刻的主子，但他们不会背后给你一刀。现在我们有警察、宪兵、特务、三青团、国民党和政府，监视我们的机构真是数不胜数啊！  
　　“办事必须行贿，可又不知道钱究竟落到谁的腰包里，但愿能送对路后，把你放出监牢。连我们的警察也没有什么办法。他们无权逮捕作奸犯科的大陆宪兵，无权干预军队。从前我们的警察抓住一个小偷，就由政府出钱把他解送到首府开庭审判。现在警察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费用能不能报销，所以干脆就把小偷放走。结果，小偷和警察很快就合伙干起来了。  
　　“我们还有什么指望？还能依靠谁啊！这么多人压迫我们，我们有冤无处诉，只好仰天号哭。”  
这是遭受巨大苦难的人民绝望的心声。然而台湾岛上所发生的悲惨事件也有其革命的意义。因为在这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就像是在实验室里显微镜底下做试验似的，验证了、也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进程。  
　　蒋介石政府在台湾做了那么多坏事，使得各地的中国人都看到，无需共产党来摧毁这个国家，中国的封建官僚已经做了赤色分子干不了的事。台湾岛上的情况不容怀疑地证明，正是蒋政权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驱使它掠夺本国国民，这完全是不以它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打破这种体制，就不可能进行改革。一切危及统治机构利益的抗议、批评和反抗都只能招来镇压、暴行和屠杀。  
　　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所进行的这次试验，对于辽阔的中国大陆不会没有影响的。有许多中国人原先持骑墙观望的态度，妄想在互相斗争的两种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现在他们断定这场内战并不是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而是人民与独裁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台湾惨案以后，有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急剧左倾，离开蒋介石，倒向共产党。  
　　台湾事件对于全世界也是一个教训：这个小岛上的情况无情地证明——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再也不存在什么世外桃源了。高戈安、伦敦和梅尔威尔等人的作品里所曾经讴歌的其他一些海岛乐园，也像台湾一样不复存在了。昔日这些世外桃源已经成了将军、司令、政客和强盗的天下。  
　　最后，对于极力想把中国独裁者的一切麻烦全都归咎于罗斯福总统和俄国人的那些美国人来说，台湾是最好的回答。这个小小的海岛，在蒋介石接管前，本来好端端的，只不过受到轻微的战争破坏。蒋接管了几个月，它就几乎成了一座监狱，乐园变成了鬼岛。

自觉的梦游人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的原动力是农民起义。不过，虽然农民支持与否是内战的决定因素，它还不足以使共产党战胜蒋介石。共产党要打赢战争，取得天下，还必须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商人和军队抛弃国民党政权。否则，整个革命就可能蜕变成单纯的农民起义，等到进攻城市的时候就会垮台。
　　共产党要找到联系蒋管区人民的桥梁是很因难的。国民党地区具有政治敏感的人大都对共产党不怀好感。在战争初期，共产党没有找到几个知识分子同盟军。工程师、作家、医生、教授和学生对农村运动漠不关心。在解放区的学校、农村和政治集会上都非常缺乏演说家、宣传鼓动员和“领袖人物”。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表示爱好“革命”,但是他们起先并不拥护共产党，甚至还不屑理睬它。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为埋葬蒋介石准备好了棺材，但正是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起来造反，才在蒋介石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颗钉子。  
　　经济大崩溃、蒋家宪兵和特务到处实行恐怖，这些重大的因素促使知识分子确信蒋介石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因此他们感到走投无路。即使如此，要不是他们从共产党的纲领里看到一线希望、一条活路、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的话，他们也是不会积极转向共产党的。共产党向自己地区以外的中国人民宣传这个纲领，做得很成功。其实，他们进行宣传的手段和工具极不充分，却收到如此巨大的效果。战争初起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虽然很有办法，但人数极少。在蒋管区的工人中间几乎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所出的小册子和刊物发行数非常少。国民党完全控制了上海、北平、重庆、汉口、广州等大城市的报刊。  
然而，共产党的纲领最后还是把起决定作用的一小部分群众争取过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共产党提出的反内战、反压迫、反独裁、反美国干涉等口号符合蒋管区人民的迫切要求，从而开辟了各种可供他们利用的革命渠道。但是，如果以为共产党只是在宣传上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那是一种十分肤浅的错误看法。共产党并不是那样一种煽动家或江湖骗子。共产党很明确，一切都从他们想要争取的人们的需要、希望和经验出发。事实上，上述那些口号无一不是蒋管区的反政府分子先提出来的。共产党把人民的这些要求接了过去。这也是他们比蒋介石高明的地方。共产党倾听人民的意见，向人民学习，蒋介石则充耳不闻，对情况毫不了解。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和平问题了。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要对发动内战负责，这是只有撰写官方白皮书的人才会感兴趣的一个学术性问题。但是，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重要的是各方对和平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对中国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已经决心要夺取国家政权，决心要最终推翻蒋介石，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宣称他们要牺牲和平或不惜一切去推翻蒋介石，只是到了内战接近结束的后期他们才用有限的方式表明这一点。他们在这方面非常讲策略。在整个内战期间，共产党从来不对和平运动进行镇压，而是有意加以扶植，就像三年后苏联也扶植和平运动一样。蒋政府却在国民党右翼的压力之下采取了恰恰相反的方针，因此也就毁了自己。  
　　共产党是“匪”，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消灭”，这就是蒋介石所奉行的路线。蒲立特先生后来正是附和了这条路线。由于蒋介石本行这一路线，犯下了绝大的战略错误，对本国人民的和平要求进行镇压，同知识分子和左翼大学教授公开冲突。这些教授受到学生的广泛拥护，而在文化不发达的中国社会里，学生又向来是政治上最敏感的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当时昆明学生为要求和平，举行示威。警察竟向他们扔手榴弹，造成学生死四人，伤十四人。这只是更大规模斗争的序幕。昆明惨案发生两个半月后，在重庆和平谈判期间，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 ，有好几百名国民党打手捣毁了大会主席台，打伤了群众组织的五十多位领导人。乔治•马歇尔来到中国，使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结果也迫使蒋政权更加公开地与本国人民为敌。一九四六年三月，群众列队游行欢迎由美国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停战小组，国民党军队竟驱散游行群众，抓走了四十名为首的人。据说其中的两名教员被活埋，八名男女学生被扔进附近的河里淹死，其余的人被投入监狱。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驻防徐州的部队，开枪打死十二名徐州中学学生，伤二十七名。该校教务主任身中七弹，当即毙命。有三百多名学生跪在机枪前面恳求饶命——这些机枪可能就是由正在进行调处的美国供应的。  
一九四六年内，国民党几乎一直是在大搞恐怖，以镇压和平要求。呼吁和平的社会名流受到国民党特务毒打。昆明有两位教授，在反内战集会上讲话，会后即遭暗杀。民主同盟的北平委员会委员被绑架拷打。
　　国民党用这种手段把全国人民的和平要求镇压了下去。如果以为这种镇压毫无效果，那也不对。在知识分子接连被杀、学生接连被捕以后，和平运动转入了半地下状态。但是，对和平运动的打击必然会引起反击。对知识分子的屠杀不仅使渴望和平的人民感到震惊，而且也使社会上有政治敏感的分子彻底看情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真面目。要是他能很快就结束战争，这些镇压也许会被人遗忘。但是战争旷日持久，山河残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和平的知名人士惨遭杀害，就使人们格外感到无法容忍。  
　　政府发动内战的时候，曾经保证在三个月内结束战争。到一九四六年底，人们都已经看出，恐怕三年也结束不了。大家知道，没有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是无力进行战争的。人们开始私下议论反对美国武器、美国顾问和美国陆海军士兵进入中国。年底前两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平强奸了一位中国姑娘，这一事件使反美情绪公开猛烈爆发。中国人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在全国各地几乎同时爆发。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就是这样在风暴雨往、雷电交加的情况下过去的。民众的激愤情绪骤然爆发，政府并不是完全漠然置之。但它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许干涉中国”，这已经成为和平运动新的动员口号。这个新的口号具有爱国的性质，政府不敢正面反对。然而它也并不就此罢休。一九四七年春，蒋的宪兵以种种借口在北平抓了两千人，在青岛和广州也抓了三千人。  
这种办法使人民沉默了一些时候。但是，反蒋活动的低潮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多不过几星期。同以前一样，在反对蒋介石的队伍里，冲在最前面的是学生。一九四七年学生同独裁者之间公开爆发战斗，中心问题主要倒不是和平，而是学校里的个人自由。  
　　为了理解这场中国大学校园里的战争，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陈立夫其人。他是国民党的头头兼教育部长。陈看起来是位好好先生，脸色红润，表情阴郁，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势。他曾经在美国匹兹堡矿业学院学过短时期的西方科学，但是等到蒋介石一上台，他很快就把所学的西方思想忘个精光，成为专制君主的传统思想体系——儒家学说的主要鼓吹者。同时，他也极力宣扬他独家创立的“唯生主义”。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理论，一开始就提出中国人先于“爱因期坦发现四度空间”这样一个莫明其妙的说法，接着涉及知识的全部领域，提到原子和氢核子的电解分析、生命原理、动物、植物和矿物界，真、善、美，人类的六个时期和政治演进的六个阶段——酋长制度、封建制度、君主制度、民主制度、政党专政制度和最后的“全民政治”。  
　　陈立夫把这一套陈年古董的说教灌输给中国学生，还写过几本书籍，鼓吹他从希特勒那里搬来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在学校里，稍带自由色彩的书籍均在查禁之列。学生偷看这种书籍，一旦给人发现往往既要挨打。陈的特务或蒋家青年团打手身带手枪，以学生身份混在校园里。  
　　到一九四七年春，学生们的神经受尽折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全中国的大学校园都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了。“五四”是中国学生运动纪念日。学生们原来只打算一般地纪念一下这个日子，搞些游行反对削减伙食费，反对报纸反对精神迫害和集体开除。许多人料到政府可能会反对游行，但是谁也没有超到蒋竟然会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下毒手，因为像上海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当时还有许多外国见证人在呢。学生们的神经固然紧张，官僚们的神经也一样紧张。他们一见群众运动就受不了，所以下令对游行群众进行镇压。就在首都南京，就在外交使团的跟前，竟然用刺刀和铁棍来袭击学生，连女学生也和男学生一样不能幸免。学生们无不义愤填膺。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大学纷纷罢课。这又招致警察对校园的袭击。  
　　西方人恐怕很难想像这些袭击的情景。要作一个合适的比较的话，美国人需要想像一下，凌晨三点钟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正在宿舍里酣睡之际，全副武装的纽约市警察加上几十名民主党（即执政党的特务），突然闯进校园，杀死几名学生，还逮捕了一大批，以“叛国”、“共产党”或者干脆就以“危险分子”的罪嫌，不经审判关入监狱。这在中国是常事。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警察袭击上海法学院，杀死一名女生，抓走十一名学生。类似事件很快就在上海、南京等地发生，到五月二十四日已有一百五十名学生被捕。四天后，一千名蒋介石的宪兵强行进入暨南大学，抓走七十一名学生，打伤一百多人。五月三十日，两千多名军警包围了上海市中心的交通大学。六月一日，在被称为中国芝加哥的汉口，军队用火箭炮和机枪攻打国立武汉大学，抓走五名教授和三十多名学生。全校学生集合起来，保护被抓的师生，军队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三人，打伤五十多人。在蒋的抗战首都重庆，女子师范有八十四名女生被捕，全市有三百多名学生被投入监狱。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日，两周之内，被捕的师生单是有名有姓可查的就有九百二十三人，据信共有一千多人被打死或打伤。  
原注一：见《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约翰•费班，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256页  
滥捕滥杀青年学生的事件，使全国知识界义愤填膺，群情鼎沸。政府当局对学生家长说，他们的孩子给共产党引入歧途了。家长们不相信这一套。政府不顾一切地想要使学生和家长安分守己，取缔一切自由倾向，因此，继大规模逮捕之后又大批开除师生。一九四七年内就开除了好几千名大学生和二百三十名教授和讲师。由于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它采取了这些极端措施以后仍不放心，又在各班级里安插特务监视可疑的学生。其目的当然是确保各大学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完全保持正统。
　　北洋大学的一名学生给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信说：“特务学生夜间检查宿舍，腰里插着手枪。谁都可能因为不恭维他们或者同他们有仇而被捕。我们开会讨论技术问题，也受到特务学生的严密监视。谁要发牢骚，被特务一汇报就上了黑名单。”  
　　本来想对学校实行思想统制，结果事与愿违。在学校以及拘留被捕学生的“感化”营里，宪兵、特务和三青团都不断攻击zhonggong，肆意渲染它的罪恶。这样大肆宣传的结果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身受恐怖统治之苦的学生心想，为什么那些如此可恶的家伙偏偏要当着他们攻击共产党呢？为什么亲手打过他们的人却偏偏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共产党的野蛮？为什么恰恰就是那些思想最开明的老师，那些在三青团用棍棒行凶时挺身保护他们的老师被骂为共产党？为什么那些年过三十、身穿大褂、腰插手枪、横行霸道的“学生”，会突然之间跳出来，硬说一个经常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生是共产党？在此期间，国民党推行了一种新的、其实也是很陈旧的战略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这种战略终于使它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分道扬镳。  
　　在统治集团的字典里，群众行动、学生游行、抗议压迫、要求减税，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自由的凄厉呼声、企图免受剥削的各种尝试—一言以蔽之，一切进步的思想和行动——都成了zhonggong或“八路”的同义词。学生们不免要问：难道这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吗？蒋介石迫使人民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以至自己内心的希望都同共产党的口号联系起来。如果你老是把一个人说成是共产党，久而久之，很可能最后他自己也会说；“莫非我就是个共产党吧。”如果你觉得这种事情很荒唐的话，那么今天在美国也可以看到达种现象，只是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而己。非美活动委员会一类机构极力企图在我们的学校里实行思想和政治统制，迫使人们要么跪倒在地，哭哭啼啼地表示忠诚，要么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这样一来就与共产党划等号，而其实他们可能根本不信仰共产主义。  
在美国，这种情况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正在很快地朝这个方向发展。就在我写本书的时候，有消息说俄克拉何马州议会已经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全州所有的教师和所有州立大学的学生宣誓效忠美国，“作为就业和参加本单位各种活动的条件。”纽约州议会也在讨论一项法案，其中规定“凡是参加共产党，或在查询时拒绝说明自已是否为共产党员，或同意共产党的学说，或支持并同情共产党事业的人，均不得担任教授或在本州学校系统中任职。”尽管美国公民自由同盟、纽约教师联合会、美国劳工党等组织反对，但是有一些强大的势力支持这种法案，例如，赫斯特报系既要求全国都通过这种法案，以保护我们的学校免受共产党的影响，因为，据说学校是共产党首先进行渗透的地方。  
　　人们往往看到，受到这种法案损害的一般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人们的思想自由。姑且不谈这一点，姑且不管这种法案将把我们的学校搞成舆论一律，毫无生气，也姑且不管它对自由的全面威胁，只根据中国的经验也可以断定，这些条规并不能保护学校免受共产党的影响，却只能为共产党制造盟友。  
　　首先，禁果总是反而更诱人，对于青年说来尤其如此。你越禁止共产主义进入学校，人们就越觉得偷偷阅读共产党的小册子是一种了不起的探险，而不是枯燥的学习。其次，当局不让共产党的学说在公开论坛上同民主学说互相比个高低，人们自然会认为当局对民主的优越性原来毫无信心。第三，这种法案需要有一套机构来执行，这就必然会造成一个拥有半独裁权力的特权集团，在学校里就会出现监视活动和文化特务，而这一切又会造成其本身的对立面。第四，让一个特权集团自行裁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不是共产主义，那些敢作敢为、独立思考的师生往往不服， 不接受学校当局对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这又会招致新的镇压，造成新的反对派。最后，所有这些法案都为共产党同自由派人士提供了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结果不是行不通就是压制了自由。这样搞下去，必然导致独裁——法西斯的、共产党的、美国式的、或者不管是哪种牌号的独裁。  
在中国，政府当局企图在反共基础上实行思想统制，这种做法促成了蒋介石的失败。蒋政权把凡是要求自由民主的人都当作共产党，这种态度使它必然会干出一系列的暴行，结果连许多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加入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行列。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这种暴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靠近缅甸边境、远离内战战场的昆明，政府当局出动了两千多名军警，并不是为了去驱散一支示威游行队伍，而是去袭击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的校园。军警带着手枪、步枪、机枪、刺刀和水龙带，打死五名学生，打伤一百乡人，被捕学生据报道共达一千二百人之多。其中三百人被关进集中营，受到了严格的思想审查。有七百人被投入监狱，受到严刑拷打。有一个名叫吴绶琴的女学生受了五次电刑，以致神经错乱。一位怀孕的女教员被折磨得流了产。学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两碗饭，一杯盐水。还在半夜里把他们拖出牢房，强迫他们跪在碎石上。然后专职看守在他们头顶上挥舞闪亮的刺刀，朝天开枪，逼他们供认是共产党。有三十多名被捕的人遭到活埋。所有的人都没有经过法庭审判。  
一九四八年八月，蒋政权在日益不满的公众舆论面前气急败坏，又怕又恨，好像觉得对中国青年的迫害折磨还不够狠似的，又下令设立特刑庭提审被国民党特务所检举的学生。全国各地有一千名学生被拘捕。国民党当局的目的显然是要在秋季开学以前彻底清洗校园，以杜绝下一学年发生学潮的可能。
　　设立特刑庭的法律根据就是那个“戡乱时期危害民国治罪条例”。国民党利用其本身就成问题的一项法律，设特刑庭来对付中国人民，这就使法律和宪法在人民心目中丧夫了尊严。而当某些有名望的自由主义人士和教育家假借法律为政府迫害学生开脱时，效果就更糟糕了。在美国的现实生活里，华盛顿大学最近发生的事件与此多少有些类似，该校当局迫使教授们出席法庭接受对自己政治信仰的审讯。  
　　说也奇怪，在政治上维护正统的那些知名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并没有给政府增添资本，反而为它的衰亡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许多学生和教授渐渐认识到，在现有的体制下根本没有希望实行民主改革，而必须公开起来反对蒋的独裁制度。很多人现在已经这样干了。学生们团结起来保护那些可能被捕的同学。在北平，有许多教授串连起来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政府在各大学蓄意制造事件。  
知识分子日益公开反对政府。《密勒氏评论报》编辑部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这个刊物是当时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极少舆论工具之一。北洋大学的一个学生问道：“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能发生这种事情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发人深省。安徽芜湖一个学生的来信极悲愤地说：“半年以前，我还有兴趣去读对政府的批评……现在这种批评也跟政府一样对我毫无意义了。谁还相信国民党，谁就是白痴。”
　　从幻想完全破灭再前进一步，就是起来造反了。许多学生不想再在蒋介石统治底下生活了。几乎所有将被逮捕的人都逃奔解放区，这些知识分子便为农民提供了领导骨干。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比任何社会学调查都更雄辩地说明了力量对比的消长。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学生已对旧政权失去希望，正转向新政权寻找出路。这些事实也暴露了蒋政权各种手法的卑鄙本质。如同一个魔术师凭空变出兔子来一样，中国的秘密警察硬是从本来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制造出共产党来。  
　　在搞垮国民党和壮大共产党力量方面，学生所起的作用恐怕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在蒋管区的受难人民中，实际上唯有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呼声。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国民党地区投奔解放区，为共产党人数不多的队伍提供了十分需要的知识分子骨干。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数万学生从国民党地区跑到延安学习。其中很多人在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以前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干部和行政干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加紧进行迫害的时候，学生继续大批逃亡。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宣布黑名单以后，据说有一千七百名学生逃出蒋管区。同年十月，华中地区的开封被攻克后，又有四千五百名学生投奔共产党。这种大规模逃亡，造成了两个地区学生之间的一种统一战线。  
　　在国民党地区，新的学生领袖接替了投奔解放区的学生领袖，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地下联系，有的接着也踏上了同样的道路。就这样，在蒋的政权机器旁边又有一套新的机构发展起来，形成了一种地下的国中之国。  
这些事件包含着一个革命的教训，那就是说，不可能单靠策略来制止一场革命。在这一方面，战争和革命都一样。策略必须服从于战略，战略又必须服从于政治。如果颠倒了，就非失败不可。而蒋介石除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以外，根本没有什么政策。因此，他让一切都服从于他的策略，那就是反共。他的特务机关把什么办法都使上了——杀人、镇压、特刑庭——可是无论用哪一种办法，都救不了他。
　　在那些日子里，在上层，在华丽的政府衙门里，蒋介石的教育部、党部和特务机关狼狈为奸，设法对付学生。同时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学生和小商人、民族工业家以及城市工人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半公开的联盟。有人注意到，在学生举行游行时，一些商人跑到学生中间，把钱塞到他们的手里，小声说：“干吧！我们支持你们。”  
　　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就这样在蒋介石军警的刺刀下面拉起手来。  
　　经济大崩溃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不满，这是促使蒋管区的知识分子、商人和民族工业家结成联盟的首要因素。内战期间，蒋管区城市里的粮食供应日益紧张。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难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拥入上海，结果是，街头巷尾弃尸累累。这对蒋政权是无声的控诉，揭露它完全无能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报纸不顾严厉的新闻检查，开始报道由经济问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惨剧。《密勒氏评论报》是读者来信专栏，简直成了人们倾吐苦水的“哭墙”。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在分崩离析，工厂工人和人力车夫无心干活，沦为盗匪。工厂的企业管理开始瓦解。在蒋介石统治下，财产权显得不牢靠了。利润下降，风险日增，民族工业家受到蒋的官僚资本排挤而纷纷破产。同时由于所谓的国有化和惊人的通货膨胀，其他人也逐渐失去了搞生产的劲头。  
通货膨胀的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滥印钞票使外汇行市大幅度上涨，美元的比价由三千元上涨到三十万元，后来又上涨到空前的六百万元。形势恶化到了可怕的地步，蒋的钞票贬值到同给死人烧化的纸钱相差无几了。广东有一家大造纸厂，买进八百箱票面一百元至二千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使钱不当钱用，这个现像简直把大家吓昏了。物价自然是直线上涨，几乎无法计算。在离内战战场将近一千英里的华南地区，米价在几天内从每担一千八百万元涨到三千六百万元。据报纸估计一粒大米要值十五元，一根火柴要值两百元。但是谁还都不愿以此为根据进行买卖。更糟糕的是，政府用小票给公教人员发放工资，但中央银行、邮局、铁路局和税务局全都拒收这种钞票。这简直是直接掠夺中产阶级。然而蒋的官僚还有更大的打算。 由于下面怨声载道，蒋介石恐慌万分，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又发行一种新的金元券，规定三百万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同时它以逮捕和抄家相要挟，迫使人民把自己的金银、墨西哥鹰洋和所有外币全都交给中央银行。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像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  
　　本来发行“金元券”是为了挽救已经丧失信用的政府通货，结果却反而搞得更不可收拾。生产陷于停顿。物价只稳定了短短几天，然后又开始上涨，一如过去。政府想用经济法今来稳住物价，可是苦斗中的商人十分明白，不管用什么办法，物价也稳定不长，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以此进行反抗。人们到处抢购，见什么就买什么。上海的有钱人，为了出脱金元券，开始把最大的钻石、最贵的手表、最上等的碧玉和其它东西抢购一空。在北平，人力车夫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部没有了。据报道，广州的家庭主妇宁愿买蛇吃，也不愿留着金元券过夜，怕第三天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中国人民对政府已经丧失信心。对于他们来说，由这样一个政府的资产作保证的新钞票只是一堆废纸而己。  
蒋介石拼命想挽回民心，防止发生暴乱，就派他在俄国留过学的长子蒋经国到上海去当经济独裁者，并特地为他配备了军队和警察。小蒋召集亲信密商后，决定采取打击中产阶级以争取城市贫民支持的方针。他的策略是照搬希特勒夺取政权时所用的那一套。小蒋善于蛊惑人心的那一套，是他那位比较刻板的父亲所望尘莫及的。他呼吁上海人民实行所谓“社会革命”纲领。  
　　这位太子爷派特务和军队到上海各家商店，以逮捕相要挟，迫使商人按硬性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商人的脑袋被手枪顶着，没有办法，只好屈服。上海人乘此机会疯狂地抢购，把毫无价值的钞票换成有价值的商品。店员和店主忙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使劲劝顾客别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他们还是白费唇舌。顾客们哪管什么式样、尺寸，什么东西都买，而且马上就要。有一个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员吃了一惊，问他是不是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上海商店的货架被抢购一空。许多商人在几天之内就倾家荡产。蒋介石试图用蛊惑人心的政治手法解决经济问题，这反而使大家都看出，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商人的屈服长了蒋介石的威风，使他由惊慌失措变为一意孤行，决定要蛮干下去。中产阶级的油水已经榨干，现在该轮到上层阶级了。小蒋横了一条心，不计后果，向银行家和上海滩的地方势力开刀，这些人曾是他父亲的最坚决的支持者，蒋介石就是靠了这些人的帮助才上台统治了二十年。  
　　为了使他的新法西斯主义纲领获得人们的支持，小蒋接连查抄有钱人的财产。货栈、店铺、市场、车辆、船只和飞机全部是他手下警察打劫的对象。抢走了人家的资产以后，小蒋又进而逮捕资本家本人。他先拿一个二流投机商王春杰开刀，把他枪毙了，杀鸡给猴看，威逼其他人乖乖交出钱来。  
　　接着小蒋逮捕了申新纱厂、永安面粉厂和浙江系的银行钱庄老板。这些全都是他父亲的金融机器基本组成部分。小蒋以惊人的速度打掉了他父亲经济基础的支柱。  
　　换句话说，一个垂死的政权已经到了它生命史中的关键时刻，这时旧社会的头面人物为自己安排好了自杀。可叹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倒往往会变得富有艺术意味起来。蒋最后的一个支柱偏偏要由他自己的儿子来削弱，这真可谓是他的恶报啊。而偏偏这个儿子又曾经在苏联留过学，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小蒋行动的高潮就像是庸俗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九二七年，上海有名的私贩鸦片大王杜月笙派出五千名地痞流氓从公共租界进攻华界的工人，才使蒋介石得以上台。现在小蒋竟整了他父亲的恩人，把这个鸦片大王的儿子抓起来了。  
　　在打击上海的上层阶级以后，蒋介石政权苟延残喘，只拖了几十个星期。对上海的社会中上层实行恐怖政策，倒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却同推行这一政策的原意完全相反。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剧了。人们到处谈论“枪决经济犯”和掠夺有钱人。很明显，人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是蒋的支持者，如果要想保住自己，也得把蒋搞掉，除此以外是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的。到一九四八年秋，蒋已经把自己原先经济基础的支柱毁掉了许多。他能指靠的只剩下内地的少数地主和彻底依赖美国了。随着蒋的势力范围越缩越小，处于半无领导状态的群众，也越聚越紧，不断吐露着愤怒、绝望和反抗的情绪。  
对于几十万人说来，切身的问题不再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独裁的问题了。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国立北京大学八十二名教授宣布罢教，说他们的月薪只够维持自己几天的生活。两天后，清华、南开和北洋大学都举行了罢课、罢教。北平的十六所市立中学和二百三十四所小学也相继响应。从十一月十三日起，汉口地区的二十八所高等院校和中学以及昆明、青岛、南京、上海、成都、长沙等城市成千上万名教授、学生都加入了罢课浪潮。西方意义上的教育陷于停顿。教师们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去借钱买粮。学生们替清寒的教授去排队买米。
　　开始有教员自杀。厦门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女教授服了毒，说她养不活她的孩子。国立广西大学的杜苏教授，因为付不起医院费用而跳楼自杀。汉民中学有一位教员自缢身死，因为有人看见他在路边卖自己的衣服，就怀疑他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不光教员，军官也有自杀的。骆英超少将从船上跳水自杀，遗书中说，“余从军三十载，身为少将，仍无法养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饿死”云云。  
　　麻木不仁和绝望情绪急剧扩展。与此同时，人们的怒火也不断高涨。上海的群众冲米店、饭馆、食品杂货店和煤球铺。警察抓走了数十名闹事者，但是后来又只得把他们释放，因为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有甚者，已经有警察在暴民冲进米店时，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一个警察对记者说：“我干嘛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呢。” 从这个警察所说的话里，可以听出旧社会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社会制度的武装保卫者竟然准备跟老百姓一块儿干，这就充分说明政府的权力正在崩溃。国民党人没有能力收拾局面，这一点已经暴露无遗。因此他们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党内四分五烈，派系斗争十分剧烈。人们寄希望于出现奇迹，或者是美国进行干涉。  
但是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不再相信奇迹了。他们唾弃国民党政权了。如果以为中国人民大多数都起来造统治者的反了，那是错误的。情况根本不是这个样儿。但是，在全体人民当中，确实已经有起决定作用的少数人，也就是多数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人，为了搞掉蒋介石，愿意忍受各种牺牲，承担巨大的风险。
　　促使许多人改变政治态度的，是蒋管区急剧恶化的生活条件，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共产党地区安定的生活条件。共产党采取开明的经济政策，他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私有财产，这就打消了许多中国实业界人士的恐惧心理，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共产党统治下生存下去，而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在蒋介石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共产党优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一事，使得国民党的司令官们在为蒋卖命之前不免三思。不少人还幻想，降顺共产党后，仍然可以通过在敌人阵营内部耍弄政治权术而重新得势起来。逃奔解放区的学生捎回消息说，他们已经成了“新社会”里的光荣领袖人物。在蒋管区，许多在旧社会里混不下去的人，现在开始看到了一条出路。不少中国人原来只是消极反对蒋介石，现在已经变为直接支持共产党。  
　　商人们搞起了一支木船队，从上海和香港载运汽油、煤油、轮胎、汽车零件、化学药品和其他物品，驶往沿海的共产党地区。刘伯承将军的部队横渡黄河进入华中的时候，商人们立即开始穿越前线，运送布匹，给他的士兵做上了制服。这种贸易之所以兴起，一方面是由于蒋家官员的贪污受贿，另一方面是要做生意得有门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中国人想要搞掉他们的独裁统治者，并且把共产党看作唯一的希望。过去蒋介石能够不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送到解放区人民的手里，但是现在这种贸易虽然在他的鼻子尖底下进行，他却根本没有办法制止。运往共产党地区的货物，有些是经过蒋介石自己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批准的。木船满载运给共产党的物资，平安无事地在拱卫上海的吴淞要塞的大炮跟前驶过，船主用金条买通了吴淞口和长江上的海军巡逻艇。更妙的是，船上装的货都在蒋的政府银行保了险。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身上带着违禁的金条，大摇大摆，走在上海街头，他们往往持有蒋介石特务机关发给的特别通行证。许多特务对他们的独裁统治者已萌异志。  
在全国各地，人民的不满情绪渐渐转化为坚定的革命情绪。蒋所推行的恐怖政策，很快就得到了报应。知识分子和学生，受到压迫、迫害、拷打和杀害，空前迅速地觉醒起来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在讲台上历数“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有人出版墙报，赞扬毛泽东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反政府的浪潮从北平的大学校园扩展到各省，从城市发展到农村。虽坚决的是华南的农民，而他们离内战地区将近一千英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广东省曾是国民党革命的发祥地。现在，那里的农民游击队从国民党官员手里夺取了整个、整个的县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地的草莽英雄带领穷人起来战斗，自行割据小块的地盘。但是蒋政府对这些凶兆置之不顾，地主仍旧当权，农民继续造反。  
　　中国社会的一些头面人物看出大势不妙，蒋的统治机器犹如大厦之将倾，大家纷纷同它脱离干系。四川军阀停止把大米运住长江下游。曾任蒋介石行辕主任的李济深将军，避居香港，在那里搞起了一个国民党反对派组织，号召全国起来造蒋的反。南洋华侨停止汇款回国。美国的一些华侨领袖撤消了对蒋介石的支持。尽管蒋企图力挽狂澜，结果却只是枉费心机。他的特务机关给所有反政府的人都扣上共产党的帽子，这也无济于事。蒋原先依靠的支柱全都垮了，他的军队也开始崩溃。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农民出身，共产党所搞的土地改革，在瓦解他们的士气方面一直起着重大的作用。现在，后方的知识分子起来反对政府，使得将领们也都意志消沉，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到了造反的边缘。  
　　整天在恐怖中生活的中国人民，怒火满腔，奋不顾身地起来斗争，步步进逼，终于使他们的独裁统治者陷入重围。

酱香老范

谢梦兄长贴，让俺于民国史多一层体认。

自觉的梦游人

第五章 蒋家王朝的覆灭

第五十五节 军事崩溃

人心向背的急剧改变，乃是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最直接原因。但是，人民转而拥护共产党，还不足以确保在短期内就能推翻蒋介石。因为共产党不单是开展推翻中国旧社会的革命，而且也在进行打败蒋介石军队的战争。其所使用的策略是革命和战争策略两者的结合。进行战争一般是用军事手段克敌制胜。进行革命则通常是用政治手段把大部分敌人争取过来。GCD人对战争和革命的艺术作出的贡献，主要是把政治和战争这两种斗争形式空前密切地结合起来使用，简直把两者完全融为一体了。
　　但是，革命并不受战争的战略方针支配，而战争的策略却要由革命的战略方针决定。当中国内战和中国革命发展到最紧要阶段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在一定关头由军队情绪的转变所决定的。中国的革命战争最初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始的，当然就更其如此了。内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而共产党的军队却装备很差，简直没有可能取胜。要不是后来大批蒋军起义，倒向革命，共军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整师整师的蒋军倒向共产党，这不是偶然的事变，也不单纯是zhonggong鼓动之功。它是一种漫长的逐步变化过程的结果，这种过程就像发酵一样，在军队内部发生作用，使军心起了变化。

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最突出地表现为官兵对立，因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大大激发了农民出身的士兵对本身处境的不满情绪。然而到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前线作战部队的将官们也都风纪败坏、内心动摇。由于经济情况一团糟，特务横行，加上最高当局指挥无方，犯了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各级军官普遍厌战。南京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前方部队也出现了同样激烈的内部倾轧。内阁频频改组，使将领们无所适从。最后，由于蒋介石完全投靠美国，镇压反美示威，由于美国在中国驻军，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海军基地，由于蒋介石同美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一切不仅使中国的知识界群情鼎沸，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且也使军队内部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一切伤害了军官们的民族自尊心，并为共产党提供了反蒋宣传的材料。
　　如果把所有的蒋军部队都说成是一模一样，那就不对了。各种部队的情况还是大不相同的。旧军阀和杂牌军的将领在前线搞着各式各样的阴谋勾当，而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则严厉镇压对于“领袖”的任何批评。在不同部队之间，甚至在同一部队内部，常有这种各持截然不同态度的情况。然而官兵的政治态度都朝一个方向发展——大家都希望无论如何别再打仗了。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战争中打败蒋介石的军队。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懂得中国国内斗争的奥秘。这一任务早在一九四八年年中，在满洲、华北和华中的三大决定性战役开始以前，就已经由革命完成了一半。余留的一半任务是：策动蒋军土兵从不满到公开举行起义或至少拒绝作战，同时在实战中歼灭负隅顽抗的蒋军。
　　要争取士兵支持革命事业，传统的作法是发动大罢工，游行示威，上街闹事，进行街垒战。这些做法能使革命分子与军心动摇的部队直接接触，使士兵受到革命情绪的感染。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这种活动有可能导致起义和夺取国家政权。至少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就是这样进入高潮的。然而作为一场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却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是通过在首都举行起义推翻国家最高政权，而是通过战场上的武装斗争获得最后胜利的。在军事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有其特点，它不单通过作战，而且还通过策动蒋军内部起义而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由于共产党在城市中力量十分薄弱，缺乏强大的工人组织，因此zhonggong不可能通过发动大罢工来触发蒋军士兵起义。其实，他们直接接触蒋军的最好办法是在战场上对阵。共产党主要是通过打仗中的接触来策动国民党的官兵起义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内战的一大奇观。

为了打败共产党，蒋必须向他们进攻，但是每次进攻却都使他的士兵受到八路军战士革命精神的感染。看来八路军的第一个缺口是在“基督将军”冯玉祥旧部一类的杂牌军中间打开的。当时冯已经来到美国，并公开宣布反蒋。倒并不是说，杂牌军一定比蒋的嫡系部队更革命。相反，杂牌军旧习气较重，保守色彩较浓。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所引起的变化使他们感受更深。此外，杂牌军老是被东调西遣，受到蒋记特务的监视，装备又比蒋的嫡系部队差。因此他们心怀不满，愿意同共军媾和。
　　一九四八年九月，冯玉祥旧部第九十四军军长吴化文将军起义，致使山东省省会济南迅即易手。尤为惊人的是，美国军方人士十分赏识的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将军被共军俘虏后，竟立即在电台上发表讲话，号召山东蒋军残部在阵前起义，集体投诚，至少不要顽抗，并相机放下武器。与此同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下的三个师长在太原城下不战而降。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起义完全是策反的结果；然而，在整个辽阔的中国战场上所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清楚地表明，蒋军最后溃败不仅是共军策反的结果，而且是蒋军在革命的影响下分崩离析的结果。在这方面，满洲的情形是很好的例子。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满洲的国民党部队退入城市，据说是奉命困守，以待杜威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倾全力援助蒋介石。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几个星期之前，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带着他们的重型美式装备退守长春市区，林彪将军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小部队包围了该市。于是共产党就有了极好的机会用各种方式进行革命宣传以瓦解蒋军。

　　解放军的每个班都成立“敌工组”，研究对阵的国民党部队中所存在的各种思想顾虑，然后制订宣传提纲，开始“喊话战”。

　　喊话的声音越过无人地带：“蒋军弟兄们！放下你们的武器吧！你们本来就并不想当兵扛枪的。能说你们是自愿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吗？不，你们是被用绳子捆着抓去的壮丁。到我们这边来吧！你们要回家的话，我们就送你们回去。你们还可以参加我们的队伍，像我们一样为解放自己的家乡而战斗。”

　　喊话招来了一阵密集的射击。但是这种喊话的内容却是枪炮所无法抵挡的炽热的革命宣传．它很好地阐述了共产党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很快，前线某些阵地的国民党士兵就不再打枪了。后来有一个名叫唐国华的士兵带领全班七人跑到解放军那边去。这下可把国民党的指挥官吓坏了，他们对下属说，这些叛逃的士兵已经被共产党缴械活埋了。但是这种欺骗宣传很快就露了马脚。因为这个姓唐的班长本人不久就从相隔只有七十五码的解放军阵地上向这边喊话，呼吁他的老战友跟着他投奔新中国。叛逃的人起先屈指可数，后来越来越多，汇成了一股源源不断的人流。

　　国民党想了一些办法进行反击。它在长春市内到处搜罗妓女和军官太大，把她们送到前沿阵地去唱黄色歌曲，想引诱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跑过来找她们。解放军通过喊话回答说：“蒋军弟兄们，你们那些当官的连你们都骗不了，又怎么可能骗得了我们呢？”

　　双方部队不久就互相写起信来。国民党方面的一个班在信里写道，他们的班长得了病，正在长春市内休养，等他一回来，全班马上就起义过来。还有一个班在信里写道：“谢谢你们送来的烙饼，可我们是南方人，爱吃大米饭。我们也听不懂你们的口音。请找个南方人给我们喊话吧。”

　　解放军还把传单装在宣传弹里面发射到蒋军阵地上去，甚至还在河上把宣传小船顺水放到市内去。在市内房屋的墙上，甚至在蒋军的碉堡上，都出现了张贴的或用白灰浆刷写的标语。这说明满洲人民也在参加斗争，表明了他们的人心所向。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一万三千名官兵——占被围在长春的蒋军总数十分之一以上——偷偷跑到共军方面去了。其中有十六名上校和二百八十二名少尉以上的军官。他们全都带着枪，有的甚至带着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且大都掉转枪口向他们原先所属的部队开火了。

在长春发生的这些戏剧性事件意味深长。它们揭示了革命如何在中国军队内部逐步发展，中国的全部历史早已为这种革命打下了基础。满洲地区的蒋军士兵已经不愿意再在旧中国生活下去了。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就投奔了保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解放军。军心的这种变化是蒋介石在军事上崩溃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各地的情况大同小异。甚至连某些国民党将领们也不想打下去了。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开封、济南、烟台、临沂等地几乎未经战斗就相继落人共军手中。蒋在一夜之间就丢了三十万军队，其中包括第九十三军、第六十军和第七十军。这些部队的司令官一个也没有遵照委员长的命令杀身成仁。有五十来名将官起义、投降或乖乖当了俘虏，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短短两个月内就有十八个整师、九个旅和十五个团被歼。这些部队伤亡甚微，往往都是扯起白旗投降。

　　蒋介石的末日来临了。共军看到国民党土兵受到革命的影响，便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神速进击。在满洲地区，正当长春的国民党士兵纷纷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投诚的时候，解放军的主力已在南满一带集结，切断了辽西走廊。蒋军将领原先指望在局势危急时可以取道辽西走廊逃进关内。

现在局势确很危急，蒋介石亲自飞来满洲督战。大势本已不妙，中国的这位独裁者最后却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国民党的主要运输和供应基地锦州。蒋命今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驰援，以解锦州之围。但是，廖兵团刚开出沈阳不远，锦州便告失守，防守该城的十二万蒋军全军覆没。

　　蒋气急败坏，电令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突围与沈阳地区的蒋军会合。这是他早该在一年以前采取的行动。现在为时已晚。第六十军的军长并未执行他的命令，而是率军起义，调转枪口对准第七军。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长春。

　　与此同时，廖耀湘兵团开出了坚固设防的沈阳，正走在路上。这正是共军施展其围城打援拿手好戏的时机。解放军从南北两面风驰电掣地夹击廖兵团，几乎把该兵团的十二个师全部围歼。十月三十日沈阳失守。几天后，内蒙地区通往华北的门户热河省会承德也告失守。

　　就在沈阳失守几天以后，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杜威州长的落选使蒋寄托于美国的最后一点希望落空，蒋本人跟着也完蛋了。

一旦全面胜利在望，共产党行事毫不迟疑。满洲地区的解放军并没有坐等好几个星期，修复铁路，筹办军需，而是立即徒步行军，南下进关。各路纵队以每天行军五、六十英里的速度，二十天挺进八百英里，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抵达北平附近的铁路枢纽丰台。这支部队的出现，使曾经统治内蒙地区多年、被认为是中国优秀将领之一的傅作义将军从睡梦中惊醒，他原以为共军离他还远着呢。虽然只有解放军的少数先头部队，傅却惊慌失措，急忙把自己的部队撤进北平城内，并开始同共产党进行谈判，争取从“战犯”名单中删去他自己的名字。
　　这时，林彪的部队源源进关，同来自山西、山东和河北的共产党部队会师。在短短几天内，华北最大的港口天津就落入来自满洲的头戴大皮帽的解放军战士手中。古都北平也迅即易手。蒋介石早先不肯退出东北，结果却落得个不单丢了满洲，而且还把整个华北地区都赔上了。

　　可是，在八百英里以南的地方，更加严重的灾难正在等待着中国的独裁者。共军的铁锤和智囊陈毅将军和独眼龙刘伯承将军已在华中部署就绪，即将对长江流域的蒋政权根基发动进攻，直捣国都南京。

一九四八年，中国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其深度和广度是共产党和蒋介石双方都未充分预见到的。看来共产党当时严重地低估了蒋军士气崩溃的程度。蒋管区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军官和政府低级官员一常常比共产党更左。共产党还在谈论战争要打五年，而大批蒋军却已准备举行起义以立即结束战争。共产党虽然并未预见蒋会如此迅速垮台，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对于局势要比国民党政府看得清楚得多。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得以因势利导，而国民党的头头却在形势面前目瞪口呆、一筹莫展。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蒋对战争的精神领导无方。当时，共产党采取类似邱吉尔的办法，除了“血、汗、泪”以外，不向人民乱许愿。可是蒋却向他的追随者许愿，保证迅速获胜。一九四六年召开国民大会的时候，他向全国宣称将在三个月以内实现和平。一年以后，他把这个限期延长到六个月。到了一九四八年四月，蒋政权濒临破产的局面已经昭然若揭，有些观察家已预言，蒋政府将在半年内垮台，可是蒋却宣称：“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中华民国决不会垮台，六个月不会垮，六年不会垮，六十年也不会垮！”他在一次总结军事形势时宣称，将在三至六个月内剿灭华中全境的共军。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中国的独裁者已经完全同周围现实脱离接触，而陷入主观臆想之中。但是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多少也是为了骗人。由于华北和满洲地区的将领纷纷叛离，蒋不能不看到灾难就要临头。他从满洲回来后立即召开会议，以图“绝处求生”。据说沈阳失守后，蒋就吐过血，接着又几次吐血。后来吴化文将军倒戈，致使济南失守，据说蒋介石于惊恐震怒之中，冲着他的部下喊道：“让这些家伙都叛变吧！”蒋再也不相信他的高级将领了。就像希特勒最后只相信他的党卫军一样，蒋企图把前线的烂摊子都推给同他有嫌隙的将领，而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抽回来。他把华北的指挥权交给傅作义将军，把华中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将军，而打算把他的嫡系部队撤到长江以南，可惜为时已晚。

　　蒋的这些部署并非出于军事上的深谋远虑，而只是为了在日暮途穷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里保住自己的权力。这时，内阁一个接着一个提出辞呈，谁也不敢在他的政府里当行政院长了。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等将军极力想逼蒋介石下野。就是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人物为了夺取反蒋的旗帜，替自己留条后路，也都纷纷参与这种阴谋活动。

　　但是这个中国独裁者却拒不下台。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余一生宗旨，凡事必坚持到成功。”蒋介石还安抚他的部下说：“虽有东北之失，但关内其他地区之政治、军事、经济根基均毫无动摇。比诸共匪，我方实力仍占优势。”

　　这纯属欺人之谈。蒋的根基已经崩溃，他的优势不复存在。然而满洲和华北还离得太远，单是那边发生的情况尚不足以使蒋介石彻底垮台。必须在离他的老巢南京更近的地方再施以打击。这个任务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由共军将领刘伯承和陈毅完成的，地点是南京以北一百八十英里的徐州周围。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来说是灾难性的。

徐州位于横亘东西的陇海铁路和纵贯南北的津浦铁路的交叉点，它也许是现代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城市。它位于华北平原的南线，扼中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要冲。如果有一支部队由南而北攻占徐州，也许并不足以决定战局，因为还必须拿下整个华北平原，才能统一全中国。但是如果有一支部队由北而南攻克徐州，并将守军就地歼灭，就会使战局急转直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徐州失守就会使南京、上海和汉口门户洞开。共军正是由北而南攻克徐州的。
　　徐州一带的地形非常平坦，但是在它南面的首都南京附近分布着许多大小河流和低矮的丘陵，直到长江边上。由于地势平坦，徐州地区是进行运动战的一个理想战场。如果让部队驻守城镇据点和铁路沿线，进行消极防御，就无异坐待敌军实行各个击破，自取灭亡。可是蒋介石却正是这样干的。在战术上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在战略上蒋还犯了更为严重的错误。当徐州以北的山东省失守，刘伯承将军已在徐州西、南两侧开始行动时，蒋本应把部队后撤至长江沿岸地区集中，这样既可掩护主力撤过长江退往南方，也可以从南方调来援军渡过长江向北挺进，以求扭转战局。然而，蒋却重犯当年希特勒所犯的错误。当年德国的独裁者在莱茵河西岸背水而战，现在蒋在长江以北背水而战，致使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被围就歼。

　　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徐州在中国战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早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他们就对笔者说，中国的战局将取决于徐州战役的结果。一九四七年一月，笔者曾预言蒋如不立即改变计划，就将在徐州一败涂地。但是我对这一地区战局的报导发到美国国内后，又是只字未登。我现在讲这些，并不是想炫耀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预言家，而只是为了说明，美国国内的反共思潮当时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胆小怕事的编辑甚至连关于形势的冷静客观的报导部不敢刊登。这种驼鸟式的态度，当然只能最后导致灭亡。蒋介石就是这样自取灭亡的。

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大军防守徐州，包括第二、第十二、第十三和第十六兵团。其中以邱清泉将军指挥的、由美国训练和装备起来的第二兵团战斗力最强。当时蒋认为，共军陈毅部将从西北方面向徐州发动攻击，因此他令第二兵团集中防守这一方向。

　　但是陈毅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线。他从北、东两面向黄伯韬将军指挥的战斗力较差的第七兵团发动突袭。第七兵团里有两个军是“基督将军”冯玉样的旧部，他们不战而降，致使黄伯韬兵团全线崩溃。这两个军的投降，使陈毅将军得以势如破竹地前进。他迅速分兵两路：一路包围第七兵团残部，终于歼灭了这个已经丧失战斗力的兵团，另一路插入被围的第七兵团和徐州市内的蒋军第十三兵团之间。陈毅首战告捷的时候，蒋调集去防守徐州的四十万大军中已有十八万人伤亡、投降或溃散。

此时蒋介石又插了一手，结果又像在满洲一样，把本来已经混乱的局面弄得更加不可收拾。他当撤不撤，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想要翻本，又下新的赔注，结果输得更惨。

　　眼看第七兵团处境危急，蒋把实力未受损失的第二兵团调离徐州西北防地，东驰解围。第二兵团勉强开拔后行动迟缓，尚未赶到，待援的第七兵团已被全歼。可是第二兵团调离徐州以西防地后，独眼龙刘伯承指挥的中原解放军乘虚而入，并且迅速占领了徐州以南五十英里的宿县。

　　刘以一部分兵力对付蒋的第十二兵团。第十二兵团原来并不是防守徐州的部队，它是在局势吃紧时从汉口开来增援徐州守军的。这个兵团拥有十二万人，行军途中遭到刘伯承部队的截击，在宿县以西二十英里处陷入重围，抵抗一阵后终于在十二月七日被歼。

　　刘以部分兵力进行这些战斗的同时，他的其他一些部队又同从东面开来的陈毅的部队会合。两支大军在徐州以南合围，切断了该地区同南京的联系。可以说共军实际上是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而蒋介石却乖乖地把大批部队源源送进罗网，有去无回。其实这些部队大都也并不想回去。

可是蒋介石非要他们突围回去不可，否则南京政府就完蛋了。蒋命令他们投入罗网以后，又命令他们突围，撤回长江一带保卫南京，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驻防徐州城内的蒋军尚未同解放军对过阵，他们不愿冒险出城——因为陈毅和刘伯承正在那里严阵以待。蒋只是在完全停止空投徐州守军赖以活命的物资供应后，才得以迫使他们遵命突围。

　　蒋军刚撤离徐州向南突围，陈毅立即挥军迎击，把蒋军拦腰截为数段，打得他们狼狈不堪，乱作一团，在徐州西南五十英里处再次陷入重围。第十三兵团随即全军覆没，所属部队全部投降。

　　事情已经很清楚，不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徐州地区已被彻底断送，而且调集徐州的大军也已全军覆没，连一支部队也拉不出来去保卫首都南京或别的地方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包围战，其结局使蒋介石在其控制地区几乎无可用之兵，断绝了他在军事上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希望，甚至可以说敲响了他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