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梦游人

国民党军队溃败，共军进抵长江北岸，使首都南京的形势大变。蒋介石显然非下台不可了。自从一九三二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可以逼他下台的机会。甚至当年拥他上台的亲信、故旧，也同上海的商人串通一气，要把这个独裁者赶出南京。在深入探讨形势之前，我们可以先来再次打量一下这位在战争和革命风暴中一直统治中国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物。

有不少观察家认为，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兵连祸结、国势日衰，全要归咎于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史迪威将军曾在抗日战争中一度担任蒋的参谋长，因此有极好的机会观察蒋介石的工作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根治中国各种弊病的唯一良策就是除掉蒋介石。后来到了内战期间，人们又一再反复提出这种观点，尽管具体说法略有不同。许多观察家，特别是外国人，甚至干脆把zhonggong的胜利归因于蒋介石的愚蠢和刚愎自用。

笔者不敢苟同这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把中国社会大变动说成是蒋介石的个性所引起的，就犹如说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在于某个罗马皇帝治国无方一样荒唐。亿万人陷入内战，农民斗地主、兄弟阋墙、夫妻反目，这一切不可能是由一个人的错误造成的。当然，如果抗日战争结束时不是蒋介石当政，中国的政局就会另是一番景象，内战可能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某些事件发生的顺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中国的革命无疑决不是由蒋介石的个性引起的，即使换一个叫其他名字的独裁者，也仍然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以为GCD人赢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中国独裁者的无能。我们不能孤立地说某人聪明或愚蠢，而必须联系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来看。如果一个农民能在并不肥沃的土地上把庄稼种好，那他就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如果要他去操作一台复杂的机器，他就可能显得像是一个十足的白痴。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是天才，在莫斯科战役中就成了蠢才。同样，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举行反革命政变、黄袍加身的时候，简直被誉为大智大慧的人。到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际，蒋一败再败，却像是一个进退失据的狂人。

造成中国内战和革命的各种因素是超越个人性质的，促使共产党上台的各种因素也同样是超越个人性质的。其中有一个因素既是专制独裁制度。这种制度本身的性质就决定它是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不是蒋介石的个性决定专制独裁制度的性质，而是专制独裁制度的性质造成了蒋介石。而且，这种专制独裁制度本身的性质是由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这一更根本的因素所决定的。

　　中国社会的两重性造成了本国地主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工商资产阶级两位一体的统治。作为独裁者，蒋介石体现了这两大统治集团的联合。国民党和军队从属于这两大统治集团，但也有爬到他们头上去的时候。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经常相互斗争。同样，蒋介石个性中的买办因素和地主因素也经常相互斗争。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既有民族自卑感，也有排外情绪。同样，蒋尽管依赖洋人，却也憎恨洋人。中国的地主阶级是一个垂死的统治阶级，它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不远，尽管表面上还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怕得要死。同样，蒋介石内心也虚弱得很，却硬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为自己壮胆。

国民党内的买办势力压倒了封建势力，所以在蒋介石的性格中，买办性也占了上风。买办的基本特点，一是依赖洋人，二是没有骨气。蒋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买办一样，尽管并非毫无摆脱外国老板而自立的幻想，但是一到摊牌的时候，却很少能同他们作斗争。他只是在日、俄、美、英之间纵横捭阖，先事一大国，再事另一大国。买办不像一般的资本家那样搞生产，而是买空卖空，全凭耍手腕。蒋也是如此。他为人狡诈、凶狠、毒辣，不惜重金收买别人，以达目的。买办总是在地主和洋商之间周旋，以求左右逢源，财运亨通。他永远也不能自立，也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个性可言。这也就是蒋的处世之道，他总是设法在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之间周旋。蒋既不能一心维护中国的旧派势力，也不能一心支持中国的新派力量，因此他就既得不到洋人的欢心，也得不到中国旧派人士的欢心。

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使蒋的买办性复杂化了。蒋虽是个专制寡头，但骨子里却还是一个中世纪的氏族首领。他为人要比旧式军阀精明，但在政治上却仍然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他通过地主豪绅的代理人——村痞、狗腿子、打手等等统治农村，通过地痞流氓、青红帮统治城市。蒋既是封建暴君、买办资本家、恶霸地主、秘密帮会的把兄弟，又是政党领袖；既是一个过渡社会的产物，又是它的无冕之王。他的哲学、个性、思想以至日常行动部是由此决定的。
　　蒋介石的形像有点忧郁，也有点滑稽，总是充满了矛盾，时而带有悲剧色彩。构成悲剧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自由意志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蒋的悲剧在于他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企图通过封建主义实行资本主义，通过儒家学说实行基督教义，通过专制独裁实行民主，通过沙文主义实行民族主义。到头来，徒然造成一团混乱——既造成了中国国内的混乱，也造成了他自己思想的混乱。

蒋生于上海附近的浙江省，据说他自称是一个中国古代帝王的后裔。这位中国独裁者眼睛总是向后看或者向上看。因此他必然不会去注意跟前的普通农民，更不会注意到这些纯朴的农民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因此，直到他已经被农民的怒潮冲倒的时候，还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自己打倒的。

　　在伦理方面和政治方面，蒋都以儒家为标榜。但是此人究竟有无原则，实在令人怀疑。哈罗德·艾萨克斯在《亚洲无和平》一书今说得好：蒋“一切从自我出发，借各家思想为其所用……他采用过共产主义思想，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思想，基督教思想以及欧洲法西斯主义思想。”蒋接受基督教的某些信条，却不接受它的基本思想。他不懂得善行和怜悯，更不懂得人权和人类的平等。他既皈依基督，又祭祀鬼神，他口头也讲民主，却又奉行儒家的“王道”学说。他笃信孝道，鼓吹忠君孝悌这一套。而且他俨然是一个君主。

　　蒋介石施政之道，取法于汉代专制君主的那一套——在官僚等级制度基础上一人独揽大权。君权是由于君主及其祖先拥有“德”这种神力。“仁、义、礼、智、信”可使国运亨通。蒋介石袭用“风行草偃”这句古语。但不知怎的，他的风越吹，人民就越是朝相反的方向倒去。

　　蒋介石搬用古代巫医发明的这套哲理，来医治已经病人膏肓的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未能奏效，就归咎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农民是因为“不孝”，才造反，知识分子是因为“不义”才批评他，将领是因为“不忠”才倒向共产党。也就是说只有他蒋介石自己才是品德高尚的完人。这就必然使中国人民反而感到蒋自己才是寡廉鲜耻的小人，使这位高贵者为卑贱者所唾弃。

原注一：在中国古代，统治者是通过“天命（君权神授）”获得统治权的。后来，孔儒赋予“天命（君权神授）”以“德行”的含义。一旦天命另有所归，统治者也就完蛋了。所以蒋介石拼命要垄断天命。

崇拜蒋介石的人曾把他比作拿破仑。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这两个人都是通过搞政变上台，而且都是调转枪口反对革命的，但是那位法国皇帝是天才的军事家、干练的组织家和有创新精神的行政家。至于这位中国独裁者，战略上他一窍不通，组织上他毫无章法，行政上更是一塌糊涂。拿破仑是资产阶级的化身，他用法国大革命的炮火轰倒了欧洲的封建主义。蒋介石却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也从来没有同本国的封建残余进行过斗争。拿破仑是威震异邦的伟大征服者，蒋则是拜倒在洋人脚下的顺从奴才。况且，像蒋这样一个昏庸的党棍，同曾经把《拿破仑法典》赋予欧洲的那位伟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也有人把蒋介石比作希特勒，因为他性情暴戾，而且总是板着脸，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蒋在洋人面前摆出一副莫测高深，心平气和的脸孔。可是对待自己的部下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像泼妇一样地叫骂、摔茶杯、拍桌子。希待勒也如此。这两位独裁者有一点倒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因不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任何人。但是希特勒还有一定的风度和一定的创造性。而蒋则既没有什么风度，也没有什么创造性。比起蒋介石来，希特勒的吸引力要强得多。希持勒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尽管构思怪涎，总还包含一点激情，包含一点近乎高尚的东西。而蒋则至少在公众场合从未说过任何激动人心的话。希特勒激励了战败的德国人民受伤的心灵，可是蒋除了使人感到恐惧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甚至他的最热忱的支持者——都没有激起真正深刻的感情。希特勒是宗教狂，虔诚地相信天赋予己的使命。而蒋是一个思想混乱的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但却没有这位意大利人的明确思想和高明策略。希特勒是一个穷凶极恶的魔鬼，而蒋却不过是一个既无能耐又想当圣贤的“领袖”。

蒋不仅反复无常，而且背信弃义。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留下他一命，而蒋却恩将仇报，把这位不疑有他、飞到南京的少帅拘禁起来。蒋一则怕张成为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二则出于嫉妒，因为事实证明张比他更了解其部下军官的政治情绪。
　　也许蒋本人并不残忍凶狠。但他叫别人替他干坏事，以避免直接承担责任。他也很少惩办那些以他的名义杀人的凶手。他上台伊始就唆使流氓屠杀上海工人，并把这些流氓的头子当作其政权的一根支柱。国民党报纸竟把这个青红帮头子称为“著名慈善家”。在蒋的统治末期，国民党军队屠杀了台湾人民，蒋不去惩办进行屠杀的军人，反而谴责受到屠杀的岛上居民。据说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时，他倒伤心得掉了眼泪，尽管戴的手下部是些专用刀斧、毒药和手枪杀人的家伙。蒋可以为杀人刽子手之死哭泣，而对教授们的惨遭谋杀无动于衷。这样一个统治者真是比最无知、最爱动手杀人的庄稼汉还要可怕。庄稼汉是出于义愤或是出于深仇大恨去杀人的。而蒋指使别人行凶，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宣讲耶稣和孔子的圣训，既到卫理会教堂做祷告，又向祖宗牌位顶礼膜拜。蒋同时乞灵于封建地主的神主和西方列强的上帝，这恰恰是蒋介石政权的物质基础所具有的双重性在精神方面的反映。

人们不能不感到，蒋介石反复无常的性情后面隐藏着一种极度的恐惧。他十分虚荣、神经过敏，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患有小人得志时所常犯的神经极度过敏症，只有同平庸无能之辈呆在一起才感到心安理得。在他当政的二十年中，只有算卦的、看相的、土巫师说他的好话，却没有一位稍有名望的中国作家赞扬过他。蒋介石才疏智浅，却故意装腔作势。像宋子文、史迪威将军一类的优秀人才，不肯对他低三下四、奴颜卑声，唯命是从。只在危难之际他才起用有头脑、有个性的人物。
　　蒋介石越是内心感到自卑，便越是妄自尊大，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他往往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发淫威。一九四四年，蒋介石由史迪威将军陪同参加了军官学校的毕业典礼。史迪威将军说话尖酸刻薄，对事观察入微，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中国的统治者在那些未来的卫国勇士面前的举动；

　　“蒋光头登上主席台时，乐队指挥数救说一——二——三。蒋光头勃然大怒，命令停止奏乐，厉声大骂指挥说：‘要么数到一就开始奏乐，要么数到三再开始。不准在数二时开始。’后来有一位讲演者从裤兜里掏出讲稿，蒋光头为此又暴跳如雷，冲着他厉声训斥说，在外国，裤兜里只能放手帕不能放文件。应该把文件放在上衣的下面口袋里，如果是密件，必须放在上面的口袋里。后来有人在掌握大会程序上出了一点差错，蒋光头就疯也似地尖叫说该把这个人枪毙……”

　　不可想象美国的总统会当着西点军校毕业进来这么一番表演。可是，蒲立特先生却吹捧蒋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说他的形象甚至比当代的任何美国人都要高大。我们认为，决不能把蒋称作什么政治家，除非政治家一词的含义变成公众生活中卑鄙无耻现像的同义词。史迪威称蒋为“光头”、“小瘪三”、“酋长”、“那个大小子”、“老滑头”、“响尾蛇”。我们认为这些绰号远比蒲立特的话更接近于蒋的真实形象。

原注二：引自《史迪威报告》，西奥多·怀特编著

蒋并非政治家而是一个专制统治者，不管是仁慈的还是不仁慈的。他具有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全部特征。此人精通政治权术，讲起策略来专会投机取巧。治理国家他毫无章法，指挥作战他是十足蠢才。

　　他是通过搞阴谋诡计、叛卖、讹诈、恐怖以及宣扬孔孟之道上台的。一九二六年他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部搞政变，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他屠杀上海工人，窃得全国政权。他靠一系列不露声色的阴谋和虚张声势的讨伐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他诱骗“基督将军”冯玉祥投到他的阵营以后，把他的部队全部挖走；把军阀韩复榘骗到火车上开会就枪毙了他，说服张学良将军不去打侵占其满洲老家的日本人，而去打主张抗日的共产党。

　　中国的这位独裁统治者在这方面确实是颇为在行的。蒋上台后，能用挑动各种对立势力互相斗争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让右派同左派斗，反动派同自由派，小军阀同共产党斗，特务同学生斗，秘密警察同商人斗，党部同政府斗，宋子文同孔祥熙斗，陈纳德将军同史迪威将军斗，美国同俄国斗。

拍桌子跺脚，破口大骂，威胁恫吓，用圣贤之言攻破对方的计策，用鬼蜮手段取胜，通过收买铲除异己——蒋介石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不停地搞阴谋、耍诡计——他相信这种办法灵得很，因为他懂得人的贪婪、软弱和怯懦。这一手确是厉害，在他所生活的乱世里，这位道貌岸然的东方君主就凭这一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称霸了近四分之一世纪。

　　蒋凭着这一手，在他发迹初期的小规模战争中所向披靡，制服了各个军阀：在这些战争中施展计谋比实际作战更为重要。但是现在时代变了，这一手突然失灵了，对付不了人民战争和革命。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和革命，就像一根千钧棒一样，正向蒋介石的脑门猛击过来。在革命的人民战争中，群众的情绪决定一切。正是蒋所不能理解的这种群众情绪把他推翻了。

　　究竟是历史迫使蒋介石搞专制主义，还是他自己要走这条路，这个问题最好由哲学家来回答。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专制独裁的逻辑本身使他不可能预见到反对他的凶险的力量正在农村中勃然兴起。

谁也不对蒋介石讲真话。谁也不敢讲。如果有人同他争论，蒋就会暴跳如雷。他听不得半句逆耳的话，所以大家都对他报喜不报忧。他的一个亲信说：“对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外国记者对蒋的采访向来搞不好，因为政府的译员在他面前吓得不敢把记者所提的问题原原本本照译出来。小官儿在他面前都吓得直发抖。由他主持的会议，无人敢抗争，也无人敢提出问题。他举行的宴会冷冰冰的，尽是些陈词滥调，正像史迪威所描述的那样人人正襟危坐、恭聆这位皇上的纶音。

　　蒋介石对待他的政府官员就像一位贵夫人对待自己家里的奴婢一样。有时由于舆论的压力或者由于美国人表示不满，他不得不搞一点内阁改组。但是正如白修德和雅各比所揭露的，蒋介石改组内阁“简直就像美国儿童玩抢椅子的游戏一样，一发信号大家就互相抢座位”。老是那么几个人参加游戏，老是那么几张椅子，难得有圈外人参加。

蒋从不相信任何人，自以为一贯正确。他下过成千上万道命令，下级都对之唯唯诺诺，但是这位委员长却并不怎么了解人们究竟是怎样执行他的命令的。他似乎从来不明白，用一个地主指挥全村事情那样的办法来指挥全国范围的事务是不行的。等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差不多直到他下台为止他始终执迷不悟，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主宰一切的上帝。

　　蒋介石呆在离前线两千英里的后方，向部队的指挥官们下了无数道命令，叫他们采取根本不符合当地情况的行动。他曾对史迪威说：“我接连几天睡不着觉，揣测他们（将领们）可能会干什么蠢事。然后我就发出命令，叫他们不要去做这些蠢事……这就是指挥他们的秘诀……你得想象出他们可能犯的各种错误，然后告诫他们别那么干。”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使师长们不按照实际需要办事，而是一味迎合他的旨意办事。

原注三：引自西奥多·怀特（二战时“时代”杂志驻重庆的记者，即白修德，1962年获普利策奖）和安纳利·杰可比合著《中国的雷声》（见前图）。

原注四：引自《史迪威报告》（见前图）。

上面讲的情况可能会使人以为蒋有控制他部下的无限权力。其实即使最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别人、左右局势。列夫·托尔斯泰很懂得这一点，他说：“同其他人最牢固、最持久、最累赘也是最经常的关系就是所谓支配别人的权力，其实这意味着对别人最大的依赖。”这些话简直像是针对蒋介石说的。他完全依赖别人，即使在他的全盛时期，这位中国独裁者也不得不在农村的家族势力与城市的买办势力之间搞平衡。由于他在两方面都有敌人，他就努力在军内和党内，特别是在秘密警察中建立一个效忠于他个人的独立体系。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牢牢控制局面。但是，随着他开始走下坡路，他的统治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甚至完全不管用了。原先的社会组织者背弃了他，他进一步成为孤家寡人，众叛亲离之势渐成，险像环生。中国的独裁者把握不住局势的发展。这时专制体制本身成了极大的障碍。蒋介石周围都是马屁精和密探，对于他的官僚等级机构内部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人随时向他汇报。但是，当斗争的范围扩大，变成像抗日战争那样的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或是像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起义时，由于手下的人谎报军情，把他蒙在鼓里，加之他素来疑神疑鬼，偏听偏信，就搞得自己更加孤立，更无从准确地预见事态的发展，而像一个盲人失去了引路狗一样到处瞎撞。

在抗日战争初期，蒋的顾问们说，只要他坚持在淞沪抗战，西方列强就会出面进行干预。于是他就没有把部队集中在内地，以充分利用后方辽阔的优越条件。相反，他把七十八个师的兵力部署在日本海军炮火威力所及的沿海地区，结果使他的精锐部队被歼，自己也不得不逃到一千五百英里以外的重庆。内战初起时，国民党内的右翼宣称他们可以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蒋于是撕毁了马歇尔主持达成的停战协定，贸然发动了进攻，因为他没有准确的情报。一位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将军认为最好还是撤出满洲，但蒋的特务进谗说，此人正同美国人密谋取蒋而代之。于是蒋偏下令死守满洲，直到部队全被歼灭方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的空军报称在徐州获得大捷，于是蒋就死守徐州，共军乘机攻击他的后方，终于包围并基本歼灭了他的两个兵团，直接威胁首都南京。国民党头目说，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和平，这完全是共产党策划的阴谋，因此蒋便听任军警驱散游行队伍，殴打学生，而不加制止。他的秘密警察说，写文章抗议通货膨胀的教授是共产党，于是蒋就下令逮捕这些教授。外国记者报道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岛上开枪打死打伤了手无寸铁的银行家、律师、教员、学生和农民，这位委员长竟斥责记者报道失实，有损中美人民的友谊。

这种狂妄专横的态度，这种除了自己的亲信、特务的报告外其他情报一概不信的态度，这种对震撼中国的激烈社会动荡视而不见的态度，使这位委员长陷入了一种怪诞的思想境界，简直可以说是神经错乱。随着战局日益失利，蒋更加脱离现实环境，遁入自己所虚构出来的世界之中。希腊人说，“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信哉斯言！
　　蒋虽说是帝王苗裔，可惜生不逢时。史迪威说：“如果是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前，他可能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位领袖。但是在现代情况下，他的不学无术成了一大不利条件。”当事态发展不顺心时，他先是不知所措，接着就恼羞成怒。同米尼弗·奇威一样，蒋为事与愿违而浩叹，而且“因背天逆时而消得人憔悴”。

他想成为一代宗师、宗教领袖、哲学大师，但他没有什么文化。史迪威说，“我们一目了然的事情，他却一窍不通……他不顾常理，只凭自己的直觉办事，借口中国人心理不同而随意掀翻已经证实的规律。”

　　蒋毫无科学知识，却企图指挥美式配备的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干脆像共产党那样完全按照中国的办法去打仗，结果可能要好得多。因为他不了解外国的文化和外国的心理，他就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办法来对付列强，沿用“以夷制夷”的祖训，企图挑动列强互相争斗，以从中渔利。结果却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列强。

原注五：引自《史迪威报告》。

蒋的孤陋寡闻造成了他性格的严重缺陷。他早年曾以勇敢果断著称，但是在抗日战争和剿共战争期间，这一优点已丧失殆尽。在抗日战争中，他要对付一个既无法讹诈或收买，又无法欺负的敌人；在剿共战争中，他要对付普通百姓的大规模造反。在这两次战争中，他都不得不同自己所不熟悉的对手打交道，因而才穷智尽。而且蒋越是意识到自己优柔寡断的危险性，就越加胆怯，变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一九三七年淞沪之役，他不愿后撤，长期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以致遭到惨重损失，断送了他最精锐的部队。一九四七年和四八年间，他一念孤行，在山东地区始则盲目冒进，继而迟疑不前，举棋不定，接着又死守阵地，不进不退，结果闹得他的一些将领愤而投奔共军。

蒋并不是软弱之辈。但是他的坚强性格常常化为固执。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变得刚愎自用，有时不免犯一种毛病：办事凭意气，而不是按照一种信念或大的原则。正是由于他的固执，使他不顾张学良少帅的一再警告，不相信张的东北军再也不愿打共产党了，结果酿成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他被扣押起来。他的愚顽不化使他在一九四二年撤销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让中国远征军取道印度撤出缅甸，致使许多士兵在**的穷乡僻壤迷途丧命。他的刚愎自用使他在一九四五年不顾魏德迈将军的劝告而进军满洲。最后，还是由于他盲目地固执己见和疯狂地自以为是，使他不顾手下将领们的一再告诫，不相信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这场战争，结果搞得文官不愿主持政务，武将拒绝挂帅上阵，外国也拒绝继续提供援助。当然也可以把这称之为坚忍不拔。要是那样的话，当年希特勒命令冯·保罗斯死守斯大林格勒，命令伦斯泰德死守诺曼底，命令西线德军死守莱茵河，致使全军覆没、战争失败，不也可以说是坚忍不拔了吗？

闹到最后，蒋介石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也脱离了拥护他的人们。不管将领们要求他下令后撤也好，知识分子请愿要求自由也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也好，司徒雷登大使要他实行开明政策也好，结果全是枉然。到头来，将军被撤职，知识分子被枪毙，学生被殴打，司徒雷登大使则被回敬以孔子遗训一则。

　　由于虚荣，蒋无法改弦更张。由于“高贵”，他不能同贫贱者接触。由于有“德”，他可以懂得仁、诚、忠，却不懂人民需要宽厚、同情和希望。他号称信奉基督教，却没有什么慈悲心肠。他自称革命，但总是朝后看。他在战场上缺乏勇气，在政治上缺乏创见，在治国方面缺乏公正。他既不能统率大军南征北战，又不能制订宏伟的政治纲领，也不能提倡任何重大改革。总之，蒋脑筋陈腐，完全落伍于时代，根本无法承担肩上的重任。

蒋介石也不是毫无头脑，毫不了解国情，像当年被革命的车轮辗得粉碎的俄国沙皇尼古拉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那样昏庸。蒋介石没有像他们那样受制于悍妻。可是他的夫人宋美龄对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各国驻华外交宫中素有“女委员长”之称。随着蒋的处境日益困难，随着他对美国的依赖日益加深，这种影响也就逐年增长。这对男女“委员长”堪称中西合壁的联姻，绝妙地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结合。这里且来介绍一下宋美龄的情况。

中国的这位第一夫人是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成员，她的兄弟姐妹全都是中国现代史册上的风云人物。父亲是一位基督教徒，托圣经的福发家致富，得以把子女送到美国上学。宋氏兄弟姐妹聪明伶俐，在美国深得西方文化的真传，回国以后几乎立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宋家第一个有作为的是天资聪颖、抱有崇高理想的宋庆龄，她嫁给了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宋美龄后来居上，嫁给了扼杀民国的刽子手蒋介石。宋霭龄嫁给了中国的理财大师孔祥熙博士，孔曾任行政院长，退隐后移居美国。她们的兄弟宋子文成了中国最大的富豪之一，也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他们一家全都活跃于中国政坛，操纵战争和政治好像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同天下所有的家庭一样，宋家成员之间也有分歧。孙夫人是这一家的理想主义者，蒋夫人是个权力狂，孔夫人爱财如命。宋子文集其三姐妹的大成，既是理想主义者，又野心勃勃。

宋美龄有一个方面非常像沙皇尼古拉和法王路易十四的皇后：尽管她与俄后亚历山德拉和法后玛丽·安托万内特不一样，并非在外国出生的，但是在中国人民中间她却总有点显得像一个外国人。她在美国受的教育，完全是美国中上层妇女的派头。二十年前，有一个美国记者刻薄地把她称作“爱打扮的美国女郎”。这固然是夸张，但也有点道理。蒋夫人讲排场，爱出风头。从她身上的穿戴就可以看出她爱摆阔气的心理。她的毛皮大衣多得数不清，还有非常考究的披肩和剪裁十分合身的花衣服。她足蹬脚尖镂空的高跟皮鞋，手提讲究的拎包，耳朵上还挂着钻石耳坠。

　　雍容华贵的宋美龄还出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访问美国，呼吁立即援华，很有办法地博取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同情。她对那些上了年纪的参议员们大灌迷魂汤，以致当时想先集中全力把欧洲战事了结再说的马歇尔将军向记者惊叹说，蒋夫人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说客。一个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美国记者写道：“她那乌黑的眼珠犹如清澈见底的一汪秋水；皓齿微启，发出美妙的乐章；纤雅的双手犹如夏夜微风中婆娑的荷叶。”
宋美龄颇有演戏的本事。在传教士面前她端庄婉静，在摄影记者面前她搔首弄姿。对于耿直爽快的史迪威将军她就开门见山，不绕圈子。她对史迪威将军封官许愿说：“我们要保举你当上将。”有一次，她对史迪成说；“你的吉星高照，很快要晋衔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宋美龄越来越扮演着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外国驻华外交官称她为“王母娘娘”，或者称她“玛丽皇后“。史迪威还给她另外起了个绰号：“白雪公主”。

　　不过，史迪威还是很佩服宋美龄的。看来这位将军赞叹的是宋美龄这个东方躯体上竟是满脑子西方思想。史迪威曾说；“她是一个很有手腕的聪明女人。她理解西方的观点，懂得外国人的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悲的是，除了他周围一小帮人以外，她对本国人民的心理毫不懂得。西方教育使宋美龄学到一点男人的气质。她曾对史迪威说，她但愿自己生为男子汉。她干脆、泼辣，干劲十足。她像男人一样爱掌权，但在喜欢阿阿谀奉承方面又是女人本色。她极想有所作为。史迪威认为，如果让她当国防部长，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宋美龄长期侨居海外，对外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却不了解本国的国情。她可以学罗斯福夫妇的样子搞炉边恳谈，却学不了罗斯福夫人待人亲切、民主、宽厚的精神，甚至也学不了她自己的姐姐孙中山夫人的品质。由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夫人就同蒋决裂了。宋美龄虽然能在她丈夫同马歇尔将军和罗斯福总统这样高级人士之间担任翻译，却不能在她丈夫和中国人民之间沟通思想。

某些社会心理学家应当注意到，统治中国的这对夫妇的相互结合，同中国的两大统治阶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结合具有共同之处。作为西方贸易的产物，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从来未能割断同中国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还同地主建立了新的联系。同样，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宋美龄也从未能同旧中国彻底决裂，反而还同它的最高代表人物结成夫妇。这两种结合几乎是同时实现的，这一点也不奇怪。一九二七年，中国资产阶级被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蒙住了眼睛，向支持自己的人民群众猛扑过去，背弃了自己的主义，同地主结成了联盟。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人们曾经以为银行家和实业家将同蒋介石决裂。同样，他们也预言宋美龄将在婚后一年以内同蒋介石离婚。但是这两起结合尽管十分勉强，很不稳定，却一直维持到了一九四九年。直到那时，城市的工商资产阶级才同农村的封建势力决裂，宋美龄也才离开蒋介石前往美国。
　　就像实业家同封建势力闹矛盾一样，宋美龄同蒋介石有时也闹矛盾。这不单是由于性情不合，而且也是由于利害关系和文化修养不同。中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远比地主有见识，同样，宋美龄也远比蒋介石有见识。银行家常向美国人诉说封建将领和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国民党人如何愚蠢，同样宋美龄有时气急败坏地跑到史迪威将军那里说：“我求过他，什么办法都不行，除非干掉他。”

中国的历史性悲剧，在这对统治中国的夫妇的个性上反映了出来。旧中国的崩溃，对普通的农夫农妇都有影响，更不用说蒋介石夫妇了。他们的性格肯定受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两人结合后相互的影响：宋美龄把蒋介石拉向西方和现代，蒋介石则把宋美龄拉向东方和落后。史迪威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有良好的一面。想必这是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中世纪意识克服了一些，使他思想开通一些，倾向西方一些。但是，反过来同样可以说，宋美龄对蒋介石也起了不好的影响。由于各种相互矛盾的历史文化因素在身上起作用的结果，蒋介石的思想本来就已经够混乱的了，宋美龄想改造他，结果只是使他的思想更加混乱不堪。

　　如果宋美龄是在把蒋介石引上正路，为什么中国人民对她仍毫无好感呢？答案很简单。正当中国人民在为摆脱外国统治而奋斗的时候，宋美龄却学习西方的风俗习惯，甚至还信奉西方的上帝，力求维护其中国第一夫人的地位。她可能是诚心爱国的。但是，人们却看到她同中国社会上封建势力作斗争时，一般总是代表了她的兄弟宋子文和她的姐夫孔祥熙一类同外国资本勾结的实业界人士。她一旦爬上了中国专制统治的顶峰，就不想再下来了。

　　在蒋介石被迫离开首都南京前几天，宋美龄跑到美国恳求美国总统去拯救她丈夫的政权，因为她已经无法向中国人民求情，他们也肯定是不会听她那一套的。这就是她为挽救土崩瓦解的蒋家王朝所做的最后努力。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究竟是靠谁支持、宋美龄究竟又代表谁的利益。

原注六：引自《史迪威报告》。

自觉的梦游人

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想，那些不愿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国民党领导人，为什么不踢开蒋介石自己搞革命呢？许多中国人也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当时确实有一些国民党的头头想这样干，但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国民党头头中有一些人觉得蒋介石是一堵挡风的墙，可以保护自己争权夺利。另一些人采取滑头的态度听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断发展，自己则乘机大发战争财，同时还想好后路，以备随时逃往国外。更有许多人随波逐流，或是因为感到自身难保而惶惶不可终日。
　　尽管如此从内战的第二年起，到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的那天为止，许多南京政府官员，以至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未尝不想踢开中国的这位独裁者，实行改革。但这种想法直到内战的最后阶段才付诸行动，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十分软弱无能，同时这也表明打倒蒋介石的力量主要来自下面，而不是统治集团内部。

然而政府内部的矛盾斗争对于事态的发展绝不是毫无影响的。国民党最后终于四分五裂，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爆发了剧烈的派系斗争，这是促使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虽然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因素。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能超过人们预料长期独揽大权的原因之一。蒋奉行分而治之的方针，向来得心应手。在平时，当权力问题仅仅限于究竟由谁来统治国民党的时候，这种策略确实非常管用。但是到了革命高潮时期，当问题扩大为究竟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领导从旧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出来的新社会时，这种办法就有致命的弊病。因为往后一种情况下，分而治之的做法不但分化了国民党内部的倒蒋势力，而且也分化了共产党的敌人。

　　看来蒋介石一直没有感到使用这一惯伎会有什么危险，直到内战末期才算有所觉察。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是在对付一场革命而不是什么阴谋活动。至于谈到他在国民党内部的敌人，其实对于蒋说来，主要的危险倒不是他们会把他抓起来，而是他们会抛弃他，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派如果要除掉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杀死，或者把他劫持和监禁起来。但是尽管对蒋的恶感一直渗透到国民党的最高层，尽管共产党在军事上大胜后公开号召国民党反对派领袖逮捕蒋，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横下一条心密谋加害于这位中国独裁者。美国尽管很想搞掉蒋介石以改造国民党政府，但是肯定从未参与这种密谋。

　　直接采取这种行动是违背美国传统的。然而却并不违背中国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用这种办法除掉昏君的事例屡见不鲜。最近的例子就是一九三六年劫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因此，如果蒋介石的老同事把他抓起来，并不见得一定会触犯中国的公众舆论。恰恰相反，如果有哪个国民党领导人这样做了，哪怕他本来声名十分狼藉，也可能立即变成民族英雄。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没有任何人有意采取这样的行动。当然其中有许多人是担心，向蒋介石发射的子弹也会击中国民党的心脏，使它断送在共产党手里。这种担心恐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是使国民党官僚不敢瞄准这位独裁者开枪的唯一原因。

最有机会除掉蒋的人就是那些最接近他的人。在这位中国首脑身边管事的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班子、生拼硬凑的大杂烩，其中有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上海的地痞流氓、趋炎附势的野心家、幻想破灭的空想家、党棍、心灰意懒的革命党人、郁郁不得志的自由派、宫廷宦官、打诨插科的小丑、贪官污吏、帮闲文人和心理变态症患者。各国驻华的外交官给国民党集团的领导人起了许多浑名，什么“太监总管”啦，“拉斯普庭”啦，“小马基雅维里老爷”啦，等等，等等。可见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外声名狼藉之一斑。这些人多半是出于谋求私利，因循旧习，或者出于恐惧而追随蒋介石的。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毫无信仰，其实他们根本就无事业可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可以算是闯将。他们在青年时代造了当时各种传统的反。推翻清期皇帝、建立民国、同军阀斗争，这一切他们都参加了。他们曾经精诚团结、情同手足，致力于打倒统治中国达百年之久的西方帝国主义。但是，正如威廉·博莱索所说，等待着一切冒险家的无可名状的悲剧压垮了这些人：他们后来已经不再是闯将了。

　　蒋介石本是在证券交易所搞投机买卖的经纪人，上海青红帮的把兄弟，搞政变的能手，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言不由衷的专制寡头，沉湎于祈祷和劝人从善的说教。年轻的女基督教徒宋美龄，同当时声名狼藉的军阀头子蒋介石结合后，变成了装腔作势的中产阶级妇女。汪精卫青年时曾谋刺清摄政王，是国民党的卓越领导人，曾任行政院长，后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和权势竟然当了日本人的傀儡头子，在警卫森严的深宅大院里了却残生，成为自己的贪婪和恐惧的牺牲品。宋子文本是个既有胆略、又有才识之士，是少数敢顶撞蒋介石的人之一，又是一个创建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巨擘。在一九二七年的反共大屠杀后，他为良心所责备，曾向文森特·希恩慷慨陈词。可是此人后来却变成了平庸的、神经质的百万富翁。主管党务的陈立夫，年轻时就立志在思想领域有所建树，怀着真正造反者的热情研究西方科学。但是后来他失去了探索的精神，竟沉湎于诵念迂腐的学说。孙科的父亲就是为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奋斗终身的国父孙中山，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建设一个独立国家的伟大事业太艰巨了，最后竟然干脆央求美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陆海军基地。

　　国民党的领导人先是朝前看，面向未来，后来却朝后看，面向过去；先是探索未知的领域，后来却在已知的领域中苟且偷安；先是热衷于争权夺利，后来却只想保住既得利益，失去了对事物的敏感，日益胆小怕事。这种变化真是不可思议，令人感慨。一些国民党领导人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贪婪，可是他们甚至在这方面也失去了早先的劲头。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内战初期，尽管中国已经快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可是国民党的那些官僚却还为争发国难财而闹得不可开交。

　　到了内战后期，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本能变成了守业的本能，他们极力想保住既得利益。威廉·博莱索说得好：“当江洋大盗清点赃物时，他们就成为区区的窃贼。”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刻画国民党中国的许多领导人。

在许多国民党领导人的身上，除了贪得无厌以外，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因素：壮志未酬。那些认识孙中山的元老们，当年是怀着革命热情追随蒋介石平定天下的，但他们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心情。他们原先是致力于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志士，结果却变成了寡头统治的拥护者，保卫起旧制度，其实是保卫起自己的权势来了。但是青年时代的理想有时却依然难以忘怀，他们的心灵因此受到煎熬。国民党的领导人患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心病。他们本来矢志打倒军阀，结果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军阀的扈从。他们原本矢志建立民主制度，结果却建立了一个使中国古代帝王相形见拙的专制统治。他们曾经许愿要改善民生，结果却造成民不聊生，比人们所记得的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差。他们原本一心为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奋斗，结果却自己也变得依附于列强。

　　因此这些人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他们不再有任何信念。其中许多人已不知理想为何物。加上蒋介石的恐怖统治已经使许多官僚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木头人，只能盲目地服从他们的领袖走向毁灭。还有些人道德沦丧，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些人的倒行逆施，无需过细探究，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有位达官的小姐随身带着皮鞭，供抽打黄包车夫用。有个师长把梅毒遗传给了儿子，竟要上海的一位美国医生把儿子弄死。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香港的华人争相出逃，一位官太太把她的几条狗塞进飞机座舱，硬挤掉了几个人的机座。某将军在一九四八年夏诱奸了南京一个小公务员的八岁女儿，使她染上了淋病之后，又对女孩的父亲和邻居进行威胁，扬言如果他们胆敢控告他的话，就要把他们全都抓起来。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为非作歹，就是靠着有这位独裁者在台上。

　　这种人怎么可能有勇气把他踢开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他们也不可能鼓起多大的勇气来保卫蒋。眼看大势已去，他们的贪婪和恐惧并不一定使他们团结起来，倒往往反而使他们四分五裂。各人都想自找一条活路。

　　孙中山夫人在二十年以前就与蒋介石决裂，因为他认为蒋背叛了她丈夫的三民主义，直到最后她始终拒绝同蒋打交道，甚至连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发起要求媾和的运动时，她也不屑于参加。她的妹妹蒋夫人则逃奔美国，恳求杜鲁门总统拯救她的丈夫。孔祥熙博士既是孔夫子的后裔，又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以及生财有道的大富豪，他一身兼备三者的智慧、干劲和远见。他也来到美国当阔寓公，并回味他过去担任蒋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时的盛况。翁文灏是一位经济（地质）学家，一九四八年春应召出任行政院长。他先后四、五次提出辞呈，最后宣告他“不问国事“，居家“吟诗填词”。戴季陶是一位国民党“元老”，在香港自杀。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有名的秀才，他致书蒋介石，引用古诗说；“油已尽，灯将灭”，随后也自杀了。这是封建主义向中国的专制寡头最后告别时发出的半夜里猫头鹰一样的凄厉叫声。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国民党的元老们下不了狠心去推翻他们的专制寡头。但他们可以离开他远走高飞。由于上层的人们普遍抱着这种态度，无怪乎他们的反蒋活动往往无非就是痛骂几声，挖苦几句和低声诅咒而已。一位部长可以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你等着他再往下说，以为在他面前的是个敢说敢干的革命志士，不想后来他却只是冷冷地一笑了事。

在政府内部的对立面自由派中间也没有出现过铁杆反对派。马歇尔曾经认为，拯救中国的办法是由政府内部的和少数党的自由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执政。但是这种设想不过是一厢情愿。中国的自由派手无寸铁。而在中国，一个没有枪杆子的自由派，就像一条既不会咬人也不会吠叫的看家狗那样毫无用处。问题还在于究竟谁算自由派？根据西方的传统所谓自由派是指尊重别人观点的人。但是，由于有维护专制独裁的儒家传统影响，这种人实在少有，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不管是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内、少数党内或其他地方，统统没有。而且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奋起反蒋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派愿意那么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政府内部肯定没有这样的自由派。在统治阶级内部，想要搞掉蒋介石的大胆批评家为数极少，更多的人只是想“感化” 他。在内战期间镇压学生的恐怖浪潮中，有个美国人让一位在政府任职的大学教授来找我，并建议我撰文介绍此人是“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人，是能够拯救中国的优秀人物之一”。经过长谈，我才发现这个所谓能够拯救中国的人物曾经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的代言人晋见蒋介石，把这位独裁寡头吹捧为“伟人”，最后还吟诵了一首歌颂乔治，华盛顿的诗，言下之意是蒋应当像华盛顿一样争取成为亿万人民祟敬的“国父”。
　　自由派想用吟诗填词的办法来感化这个心肠歹毒的中国独裁者。但是即使把那有抑扬格的五音步诗行译成中文，也不可能感召蒋介石进行改革，更不可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权位。当时确实有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如果我们不打倒蒋介石，我们就会与他一起完蛋。”

　　那些到外国使馆拜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的白面书生十分醉心于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以避免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这种想法不过反映他们无可奈何的心慌，却从来没有形成为一个具体的阴谋。中国自由派很有才华，可惜却很软弱。反正他们挺愿意把搞掉蒋介石的光荣任务交给老的国民党地方军阀去干，尽管他们一直是十分鄙视这些军阀的。这些地方军阀比较固执，因此也就稍微果断一些。现在他们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最坚决的一派。

我们在本书头几页就已说过，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时候，早已使所有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都不起作用了。可是说也奇怪，正是由于这些人当时不起作用，才使他们后来又得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所以产生这种怪现像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特殊变化。在一九三七年和三八年间，日本人把中国政府逐出沿海地区，使蒋介石失去了中国多半的工厂和外贸收益。其结果是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内地的封建头子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这就使民族工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逐渐削弱，而使“坐轿子”的土绅们权力不断增长，同时也使国民党内的封建因素相应增长。在一两年里国民党内又掀起了一场派系斗争，争夺的目标是中国内地的唯一真正财富——土地和土地的产物以及在这些产物的基础上兴起来的贸易渠道。

　　在政治上，这场斗争突出地表现在国民党右翼CC系经济实力的相对上升。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内的买办势力利用自己在政府中占据要津和同美国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接收了沦陷区的大部分敌伪财产，把CC系排挤在一边。因此CC系的人需要继续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以加强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成为主张进行反共战争的急先锋。战争使CC系有机会跟在军队的后面去各地成立党部，通过农民银行和交通银行借助于地主士绅组织农村合作社。同时，CC系的人还利用主管党务工作的职权，接管了许多家报刊，用以攻击它在国民党内的敌人。除此以外，他们还操纵学生掀起反对国民党内的敌对派系和内战期间好几任行政院长的风潮。由于这些争斗，国民党内的中间势力纷纷被吞并，就像小商人被大托拉斯和垄断组织吞并一样。国民党内形成两极日益分化，分为左翼和右翼，有权的和无权的，主张革新的和反对革新的两极。由于官僚势力的压迫，民族银行资本家的力量不断削弱。国民党的领导人都亲西方，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美援管理权的斗争。谁的实力最差，谁就被排挤在外。中国社会上无以为生的人数直线上升，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不断有人因受排挤而无法在党内立足。与此同时，由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军事胜利，再加上蒋家官员的劫掠，使满洲、华北和华中的地方豪绅的经济根基遭到破坏。相比之下，蒋的高级官员却贪污腐化，腰缠万贯，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又进一步增长。这些刚刚倾家荡产的地方豪绅自然就觉得无法再忍耐了。就像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佃户同地主拼命一样，这些国民党的小头头现在也豁出来要同党内的高级领导人拼了。

一方面是党内独裁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党的下层受到剥夺——这种情况为那些一度失势的国民党军阀开创了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谚云；同病者常相怜。那些老军阀长期被蒋剥夺了权力，现在国民党内新的失意政客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同路人。但是，最高层的反蒋运动还有待于蒋介右在党内的夙敌挂帅。

　　蒋在政治上树敌不少。其中三个比较活跃的人物是白崇禧、何应钦和李宗仁。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都是高级将领，而且先后都曾经反对过蒋的独裁统治。抗日战争结束时，蒋介石用分隔的办法把他们孤立起来。李宗仁将军被抬得高高的，当上了有名无实的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将军去了美国。白崇禧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职务。把三个人这么一分开来，他们自然就无法纠合在一起了。

　　但是这三位却比蒋介石棋高一着。李宗仁将军在北平联络了北方将领，同时为博得美国的欢心，摆出一副开明姿态，保护知识分子和学生免受蒋家宪兵的迫害。白崇禧设法混到汉口担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要职。何应钦将军在美国时参加了道德重整运动，头头是道地大谈中国需要民主。

　　三位将军之间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联盟，在中国俗称“白狐狸联盟“，因为他们三人的姓氏白、何、李同一种有仙术的动物“白狐狸”三个汉字谐音而得名。

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这些将军第一次有机会向蒋介石一手包揽党政大权的做法提出挑战。国大代表们乖乖地选举了蒋介石为中国总统；但是紧接着，从满洲和华北各省来的代表们，其中包括银行家、教育工作者和士绅却拥护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同蒋介石内定的人选孙科唱对台戏，因为这些人对蒋的官僚们掠夺他们的家乡，对蒋不愿武装当地民众的做法极为反感。

　　这样一来，蒋介石和CC系一手把持国民党的计划不言而喻地受到了威胁，他们怕得要死，所以对李施加了沉重的压力，逼他退出竞选。在投票前夕，蒋的秘密警察登门拜访了那些出头露面支持李宗仁竞选的人，劝他们转而支持孙科。他们对代表们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若不服从就有生命危险。李在这种威胁下退出了竞选。他随即致函国大，对于恐吓代表，不让他们自由行使选举权的作法深表愤慨。这一下会场顿时大乱，有些代表异常激动，一反平时谨小慎微的常态，竟喊出了“打倒大独裁者蒋介石”之类的口号。蒋内定的人选孙科狼狈不堪，也退出了竞选。

　　蒋和CC系都感到自己做得过份了。他们企图通过东方式的幕后活动来挽回局面。当时人们传说蒋介石想要仿照美国的做法，由他本人指定副总统。后来他终于改变主意，重新召开国大，举行选举，让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

二十年来，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这是第一次受到挑战，他也是第一次这样吃瘪。但是，尽管国民党的队伍当时发生了分裂，蒋还能在首都南京继续控制局势。等到蒋军在徐州兵败如山倒，共军直逼长江边以后就不行了。这时，除了最死硬的顽固分子以外，所有人的情绪都变了。

　　当时，要求媾和的压力极为强烈，来自四面八方。上海的商人不愿眼看自己的财产成为中国独裁者垂死挣扎的牺牲品，害怕饥民同败兵合伙打劫，所以就开始同当地守备部队的司令拉关系，收买他们的部队。上海的外侨，特别是美商（不管美国究竟是采取什么政策）也希望别在上海地区打仗，因此就同人们一起愤愤要求蒋辞职。他们要求媾和，即使让共产党控制政府也在所不惜。那就是说，必须搞掉蒋介石。

　　可是中国的独裁者决不是人们想要他下台就会下台的，非得有人来把他撵下来不可。要把他撵下来可不容易，因为他手里有秘密警察，还有汤恩伯将军的部队为他效忠。汤是蒋的同乡，蒋把他从前线抽回来担任淞沪杭警备总司令。但是，即使是共军尚未占领的地区，蒋也根本不能完全控制。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在他连遭惨败以后，国民党恐怕也就只有一百万第一线部队来抵挡共军的进攻了。这些部队几乎全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可能集中起来为南京组织有效的军事防御。当时国民党有二三十万兵力集结在上海以西六百英里的长江中游有中国的芝加哥之称的汉口周围，这是最大的一个部队集结。这里的部队有一部分是忠于蒋的，但是却归蒋的宿敌白崇禧将军指挥。

　　白及其同伙想要除掉蒋，使国民党政权得以苟延残喘。他建议蒋下野。蒋回答说，要等外国进行调停的希望完全破灭，他才引退。白一方面等着蒋走这一步，一方面将南京方面在华中的军队全部冻结。他严密控制长江航运，将部队撤出徐州战场，并派他的前任参谋长去香港，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民主党派拉关系。

　　白崇禧这么干，其他将领也竞相效尤，中国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恕不从命”。这种情况使得蒋更加“左右为难”：他一方面必须争取同共产党停战以取得喘息机会，另一方面又必须对付自己手下拒不听命的将领。蒋本来一直禁止传出和谈消息，现在却大造和谈空气。与此同时，他拼命设法争取外国的支持，以支撑自己摇摇欲坠的门面。

蒋首先求救于美国。在满洲地区的败局已定后，国民党改组派的孙科博士就敦促美国在据说中国拥有主权的领土上建立陆、海军事基地，接管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并派麦克阿瑟将军到中国主持援蒋事宜。改组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主要依靠的力量。这个主张其实只是当年蒲立特计划的进一步具体化。然而，这种主张竟然出自孙中山先生的儿子之口，确实大大伤害了许多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让蒋介石同裕仁一样屈居麦克阿瑟之下，充当儿皇帝，这种主张也有损于蒋的面子。它成了使蒋政权一蹶不振的一个新因素。

　　孙科的呼吁发出不久以后，蒋就派自己的夫人前往美国。上海一家报纸报道说，她倒是有几片“橄榄叶”可以奉献给美国领导人；第一是，中国的内河航行权，第二是，把整个台湾让与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是，扩大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权力；第四是，完全由美方人员来管理美援。

　　孙科博士和蒋夫人提出的这些建议，在美国受到了冷遇，因为美国的决策人看透蒋介石已经实在拿不出什么货色来了。但是，当时美国国内的政局却使蒋的一些亲信幻想美国还是会干预中国内战，挽救他们个人的权位。

　　据说蒋介石曾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就他是否应当引退的问题征求其驻美代表的意见。这些驻外代表大概不敢得罪他，建议他坚持下去，以待美国国会内部情况的变化。但是中国国内的形势却不等人了。共产党一直注意观察国民党内的动向，这时毅然决定动手了。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共产党广播了四十三名“战犯”的名单。名单上不单有蒋介石、他的夫人、他的几个姻亲、高级政府官员和驻美外交官，而且还包括为媾和和争权而进行活动的省的军政要员。共产党的这个圣诞节礼物，给了吵成一团的国民党领导人当头一棒。白崇禧和湖北省参议会立即向蒋提出实现和平的问题。

　　这个穷途末路的老独裁者仍然妄想扭转局面。一九四九年元旦，他广播了自己的“和平文告”。这真是一篇现代战争史上少有的奇文，提出了实质上是为争取喘息时间的一个不战不和的方案。蒋介石侈谈国家的独立完整，却不让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撤离中国国土，也不要求美国归还在华的海军基地。同时，国民党政府还着手同苏联订立有关新疆省的一些协定。蒋在文告中要求维护使其政府合法化的法统，并确保他赖以统治中国的军队的“完整性”。总而言之，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根本不现实，共产党是决不可能接受的。

　　但是这篇文告说明，国民党坚决打到底的决心已经动摇。共产党抓住了这个破绽，猛打猛冲，势如破竹。就在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的当天，共产党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社论标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指出美国政府正极力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使革命就此止步”，或迫使它“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社论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旧中国的统治者：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竞选择哪一条呢？”

　　这些话听起来简直就像列宁本人说话的口气一样，甚至就像马克思或恩格斯说话的口气一样。因为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样，这篇社论的作者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过去那些出于策略考虑的灵活做法和笼络人心的政治宣传，全都给抛到九霄云外。人们原来以为共产党只会成立一个“改良”政府的幻想，也就完全成了泡影。共产党实质上等于是在说：“要么拥护我们，要么反对我们，两条道路由你挑吧！”

国民党的领导人决不愿意结束他们的社会制度而选择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但是他们知道怎么也得牺牲蒋介石了，至少也得作出这样的姿态来。不管蒋介石怎样哀求也无法使国民党团结起来支持他。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他派自己的亲信张群去汉口和长沙，争取华中政治负责人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又呼吁法、英、美、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结果在国内外都碰了壁。
　　蒋的这些活动不过是因兽犹斗。他已陷入重围，只好四处求助。不管是国民党内的旧友、东山再起的宿敌、美国、以至于苏联，他都一一求助，结果只是白费力气。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把蒋介石同他的老部下分割开来。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蔑视一切外国对中国内战的调停，宣告人民解放军有力量“粉碎和消灭”整个国民党统治机器。但是为了实现和平，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结束战争，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南京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等于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是国民党所无法接受的。但是，毛的声明已经把蒋的求和文告驳得体无完肤。蒋在宣传上已经无地自容，不得不下野。下野当然会危及他的威信。但是为了平息国民党内部日益增长的恐慌情绪和反蒋浪潮，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在长江以南建立防御体系，为了由国民党政府的其他人物出面继续进行和谈，以便在和谈的掩护下加紧争取外国援助，蒋介石觉得自己离开南京不失为良策。

蒋介石是搞这种幕后阴谋勾当的老手。他在毛泽东提出和平条件后，就召集了陈立夫、谷正纲、黄少谷、陶希圣等十来个亲信共商大计。据报道，蒋虽然行将下野，但仍将继续控制和谈。他的亲信将受到国民党秘密警察的保护，中央调查统计局则受权惩办所有不服蒋领导的人。最重要的政治犯将移解华南。

　　蒋在南京的最后几天，是在秘密警察严密保卫下度过的。可能他是害怕再次遭人劫持。据说，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停泊在长江上的一艘英国赠予国民党的军舰上过夜，万一南京城内出事，他就可以马上开溜。其实并没有出什么事。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蒋介石向李宗仁移交职务以后，登上一架双引擎的美国飞机，离开南京，飞往二百一十英里外的原籍浙江奉化。蒋介石在中国掌权二十二年，只有一两次间断，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蒋下野离京却完全无动于衷。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三年半中，蒋的威望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同样一个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抗日胜利庆祝大会上，曾是受到全场十万群众热烈欢呼的风云人物，如今黯然归里，既没有一个人欢呼也没有一个人掉泪，也许他从此就默默无闻了。

　　但是蒋介石自己决不会甘心情愿就此默默无闻。他临走时发表了一篇告别文告，闪烁其辞地为自己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在他离开南京后的第二天，有一道发给前线军官的命令传达了蒋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指示，里面把话说得十分明白。命令说：

　　“总统离京事前作了周密部署，现由李宗仁副总统和孙科行政院长主持政局。当前国际风云多变，我军胜利在握，吾等均系总统及参谋总长门生，理应善自治军”云云。

　　中国的旧势力就是这样竭力维护其下台的领袖。

自觉的梦游人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亿万人民处于持续的动乱之中，真是蔚为奇观。人们放下本业，东征西讨，进行掠夺，互相残杀，有的获胜，有的陷入绝望，有的叛变，有的被出卖。这个时期改变了人们整个生活的道路，甚至可能也改变了亚洲的未来。这种激烈的动荡究竟有什么基本特点呢？
　　有人很可能会用最笼统的哲学术语回答说，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是方生未死的现象。一方面，新的社会正在诞生；另一方面，旧的制度正在灭亡。

　　在革命阵营方面，到处都是一片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气像：从农民游击队发展成为正规军队，从农会发展成为地方政府，从信贷合作社发展成为国家银行。在反革命阵营方面，情况正好相反，到处是一片暮气沉沉，衰败破落的景象；正规军队变成了警察部队；堂堂的国家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机关。银行也不成其为银行，剩下的只是密藏于远方海岛的金库。人们感到造成这些变化的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些变化的过程也许可以推迟，却绝不可能予以制止。

　　但这并不是说，国民党所代表的社会之灭亡和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之诞生都是命中注定的。恰恰相反，中国内战的结局完全是打出来的。但是，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九四九年时，已经把广大群众的力量、理想和热情都发动起来了，汇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任何人想要予以阻挡，就犹如蝗臂当车，只是徒劳。

　　蒋介石就是一个例子。他下野离开南京后，还拼命笼络正作鸟兽散的部下。由于他仍然控制着国库的钱，他比他的许多政敌能拿出更高的价钱来收买秘密警察和一部分将领。同时，由于他仍然擅长权术，他还能继续分化自己的对手。但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钱笼络大批的人，而且他的分化手段虽然使他在同主要对手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却也使国民党内和军内下层人心涣散，结果使其中大部分人完全丧失了斗志。

蒋介石可能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他在国民党内的政敌决不可就接受的。等到他的党内对手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就可以神气十足地重新上台。在此期间则由他的亲信设法破坏和谈，搞臭那些反对他亲政的人。这真是一条妙计。但是，蒋的亲信给政府内部的改良派拆台，破坏民主与和平运动，实际上也就破坏了国民党及其政府进行战争的能力。他们极力防止亲蒋势力四分五裂，结果只是加剧了国民党系统的全面瓦解。况且，如果说蒋介石竟然还有什么办法保住自己的话，唯一的办法恐怕也就是改行革命的政策；但是蒋介石尽管诡计多端，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明智。

　　整个一九四九年春季，蒋虽然身在奉化老家韬晦，却一心念念不忘他所离别的国都，继续伸出黑手控制那里的一举一动。报馆编辑批评他在幕后操纵，就被捕入狱；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和平，就在南京的街头遇到毒打以至枪杀；甚至还有人企图绑架代理蒋介石总统职务的李宗仁。

　　更令人民吃惊的是，在蒋下野后，竟有九十二名在押的汉奸获释出狱，已由中国法庭定罪的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也被迫送回国。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蒋的法官竟悍然宣告日本谋略家冈村宁次大将无罪，让他搭乘美国轮船返回日本，受麦克阿瑟将军的庇护。冈村宁次毕生研究如何征服中国，历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蒋介石一方面继续镇压本国人民，一方面又释放日本“战犯”，这自然就使他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更加声誉扫地。由此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蒋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发动中国人民起来打败共产党，所以就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力同日本和驻日美军拉关系。

　　尽管蒋介石仍然企图对国务进行遥控，但是他既已离开首都，他的权威必然受到削弱。国民党内部的裂痕在不断加深。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国民党政府都不成其为政府了。奉化有一个自行“引退”但未宣布辞职的总统，想方设法继续打下去。南京有一个代总统，想方设法要和谈。广州有一个以蒋介石的嫡系人物为首的国民党内阁行政院。台湾岛上还有以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左右手、人称“小委员长”的陈诚以及蒋的长子为首的一伙人。这几个方面各持己见，你骂我好战，我骂你投降。
　　和谈固然是造成国民党分裂的一个问题，但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中有许多人不过是把和平挂在嘴上，装装门面，以便背地里重新组合力量继续反共，并继续争权夺利。争取获得美援的希望，大大促进了各派系的相互倾轧。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行政院副院长兼外长吴铁城在广州的一次会上对七十六名国民党要人说，“美国国会正在酝酿再向我们提供六亿美元的军援，赠予我二、三亿美元购物资，并另行提供二、三亿美元作为稳定我货币的基金。”

　　美援有望也促使边远省份的军阀重新组合力量继续抵抗共产党的攻势。在重庆举行的八省联防会议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将军宣称，西南各省将编练五百万人的新部队。这位将军是在吹牛，他哪里能搞起来这样大的力量？恐怕也是希望捞点美援罢了。其实他是受了某些美国军事评论家的怂恿，这些评论家鼓吹扶持中国的地方势力以遏制席卷中国的赤色浪潮。这种主张不过是三十年前就已失败的与此类似的政策之翻版，当时列强曾经支持俄国高尔察克将军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种政策当时就已经证明是下策，现在把它搬到中国来也决不会是什么高招。

　　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头头们虽然嘴上还痛斥共产党，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再打下去了。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信心。这些人眼看自己快要完蛋，干脆也就不再想什么办法笼络民心、挽救危亡，反而变本加厉地对老百姓进行掠夺。他们干吗还不最后捞一大把呢？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旧中国的统治者恨不得一下子刮地三尺，简直连最起码的门面也顾不得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掠夺。以云南省会昆明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越“驼峰”的美国空运线曾以这里为终点，当地人赚了美国大兵的不少美元。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中央银行运来大批票面五十元的紫色金元券，把市面上所有的外币和金条收购一空。在二十四小时内，黄金和所有商品的价格涨了一倍。第二天，中央银行竟宣布所有的票面五十元的金元券都是伪钞。结果有三万人聚集在中央银行所在的南屏街，要求该行兑换，中央银行关上大门，结果发生了骚乱。省主席卢汉坐着装甲车，率领数百名军警赶到现场，驱散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了一百一十八人。就在中央银行大楼前的马路上，由卢汉主持进行军法审判。当着几千群众的面把被捕的人一一草草过堂就地枪决。枪毙了二十一个人以后，行刑队求情说；“剩下的人看来都是从犯”，卢汉才宣布结束审讯。
　　在国民党行将覆灭的黑暗日子里，发生了不知多少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当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甚至到了共产党即将向资源丰富、有两亿人口的华南进军的时候，国民党的官僚们仍然不去动员人民群众的巨大潜力来支撑自己的政权，而是竭力把民脂民膏换成便于带出国外的金条和外汇。一九四八年八月后，他们强制人民把外钞兑换成金元券，估计从中搜刮了一亿八千万美元。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为了给国民党的国库筹集资金，单凭一纸命令就从各家商业银行榨取了四千万美金。

　　这些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呢？去的地方还不少。据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大公报》报道，有八千六百箱的金银财宝和珍贵图书运往美国。总计约达四百万盎司的黄金整箱整柜地运到了台湾岛上，而且已经做好风声一紧便可启运国外的谁备。国民党的广东银行通过兑换金元券高来的五万盎司黄金和五千万元港币都存到了属于英国管辖的保险库——香港。菲律宾也成了国民党银行资本的避难所、国民党美元投资的新天堂，也是逃往国外的国民党头头们搞投机买卖的活动中心。国民党的许多官僚把他们在上海的地产出卖给欧籍犹太难民，讲定在马尼拉付款，用以在当地兴办工厂企业。国民党的头头恳求美国人为中国和国民党的前途下大本钱，可是他们自己却把大批资金转到国外去进行投资，他们究竟还有多少自信，也就可见一斑了。

原注一：据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远东新闻简报》。 (1) As reported by Far Eastern Bulletin, Feb. 19, 1949.
　　中国的军阀向来是恋栈到底的，倒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信念，而是为了尽可能长久地鱼肉老百姓，把聚敛的钱财存到租界或外国，日后下台，便可到国外当寓公。国民党的头头同这些军阀差不多，虽然手段要更高明一些。也许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按中国的老习惯办事。

　　当时国民党人的精神状态并不像十九世纪末叶英国处于衰落时期的世纪末情调，倒是像沙皇俄国和法国波旁王朝覆灭时的世界末日气氛。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干什么都行，都情有可原，救自己要紧——这就是那些人的处世之道。

　　国民党政权的盛衰，就像是一条总是断断续续地下降的曲线，现在呈现急转直下之势。面临着覆灭威胁的国民党，如果勉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维持下去，其领导人就必须改弦更张，扬弃过时的权术和贪污受贿的行径，到人民中去，与共产党争夺民心。

　　但是国民党头头们是无可救药的，他们的买办和地主阶级的本性是至死也不变的。他们后期的行动只是作为生活中的实例才有进行研究的价值。他们和以前一样，殴打和枪杀学生，对人民横征暴敛，抓农民当壮丁。这些行动同以往一样，造成了恶果。虽然共军尚未渡过长江，但是在国民党的大后方，忽然到处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小股农民游击队，犹如一个病人周身长满了致命的皮疹一样。各地情况大体一样；农民在当地知识分子领导下起来造地主、狗腿子和军阀的反。直到最后，国民党也还是本性难移，根本不肯触犯乡村的土豪劣绅，所以就只有和他们一起垮台。旧中国的这些盲目的、残暴的、嗜血成性的统治者终于坠入深渊。


　　在国共停战期间，国民党根本没有好好利用这一难能可贵的间歇。长江北岸的zhonggong却发挥它的聪明才智切实利用了这段时间。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国民党表示不能接受后，毛泽东下令做好渡江南下的全面准备。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周到，而且并不仅限于军事方面。农村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但比以前更讲究策略，不像以前那么残暴了。zhonggong从农村调运粮食到新解放的城市，使市民生活安定了下来。另一方面，为了动员知识分子，共产党在北平和天津号召学生自愿报名，随军南下搞政治工作。由于这些学生刚刚从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下解放出来，由于他们在南方的同学还在继续受国民党的追捕和杀害，北方的学生争相投奔共产党，就像刚刚改宗的信徒争着朝见新的宗教领袖一样，短短几个星期的功夫，北平和天津有一万名大、中学生学习了共产党接管城市的政策，待命南下。

　　南下的命令不久就颁发了。四月中旬以前，共军在东起海滨、西达川鄂交界的三峡的长江北岸六百英里长一线的各个渡口调集了一百万人民解放军。在江南地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组织起许多农民游击队，配合大军渡江。攻占国民党首都南京的一切准备就绪后，共产党就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中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包括要求：一、国民党必须同意解放军渡江，不得抵抗；二、交出所有战犯，其中包括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要员；三、成立以共产党为主的“联合政府”。

　　通牒规定国民党人必须限期答复。限期先后两次延长。到四月十七日，共产党宣布，除非李宗仁代总统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四月二十日前屈服，他们就要强渡长江天堑。在四月三十日最后限期前七个小时，国民党拒绝了共产党的条件。GCD主席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立即联名发布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四月二十日晚，毛泽东发布命令几小时后，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三百五十英里的战线上进行了渡江登陆作战。这一段的长江江面，有的地方宽达两英里，水深可以行驶海轮和各种战舰。共产党就凭着木船、舢板和木筏横渡这样的天堑。渡江之后，一切军需包括大炮、弹药、给养和各种供应都得靠这种原始的运输工具运到对岸。而国民党却有海军和空军来阻击共军渡江，表面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对蒋介石有利。

　　但是解放军渡江几乎未遭任何抵抗。部分由美国装备起来并由美国训练的国民党海军毫无斗志。也是美国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国民党空军，本来可予共军渡江部队以重创，却很少向共军出击。

　　国民党为长江江防部署了近五十万兵力，但其战斗力却同其人数极不相称。四月二十日晚，长江江防首先在荻港被突破。防守该镇的是国民党第八十师和第八十八师。第八十八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原为蒋的嫡系部队三大主力之一。这两个师都在共军渡江前夕举行起义。四月二十一日，共军在南京与汉口之间的九江登陆。一天后，人民解放军就攻入号称国民党江防最强固的据点江阴要塞区。江阴要塞的大炮不是向人民解放军，而是向国民党的军舰开炮射击，使共军渡江更为方便。各地战局全都一个样，国民党部队不是起义就是投降或溃逃。有的军事分析家曾认为，国民党中央军的战斗力比杂牌军强。渡江之役证明，这种差别已不复存在。革命使他们成了半斤八两一个烂样。

　　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渡江以后的第一星期中，共军平均每天攻克三座城市。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有三万共军到达南京西南六十英里的芜湖。三天后，他们就兵临国都南京城下。

　　国民党没有为保卫其首都进行任何战斗。共军大举渡江时，蒋的文武官员爬上美制飞机，狼狈逃往上海。有一位前往送行的外国外交官看到，登上飞机的将军们还随带大批家具，其中竟有一架钢琴。尽管天崩地陷，国民党的头头们仍然本性难移，一心想的就是保住自己的家产。

　　政府官员从南京溜之大吉，城里的警察也就脱掉身上的制服。他们身为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却根本不想去保卫一个行将死亡的政权。有些人开始上街抢劫。群众对那些逃之夭夭的统治者毫无感情，他们冲进李宗仁代总统的住宅，把东西抢个精光。李代总统留下的管家还给他们帮忙。有些为蒋介石辩护的美国人常说，蒋在中国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因为他振兴了人民的道德。现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其真相如何了。


　　四月二十四日，陈毅将军和刘伯承将军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兴高采烈地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宣告灭亡。国民党政府已不复存在了。”人们群集街头，欢欣鼓舞地观看把国民党统治者赶跑的解放军。战士们穿过人群，高唱着一支支歌曲：

　　“一心想着老百姓。”

　　“打倒反动派。”

　　“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

　　还有成千上万的战士，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地穿城而过，向南向东追击溃退的蒋军。攻克南京的陈毅将军发布七点命令，宣布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教堂和学校，但要没收属于“蒋匪帮”的官僚资本，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保护外国侨民，包括外交人员，“除非他们从事违法活动或进行颠覆。”

　　次日清晨六点四十五分，十二名士兵闯入美国大使馆，进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卧室，当时他还睡眼惺忪地躺在床上。这位七十二岁高龄的大使，一生寓居中国，能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士兵同他说话时态度很粗鲁，还指着房间里的陈设说：“这些东西很快就会属于人民。”他们临走时交代使馆的仆役，不准司徒雷登走出使馆的院子。达些纯朴的士兵凭枪杆子为革命打了天下，对人毫不客气。从这件事恐怕就能看出此后东方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南京的易手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这座离海二百三十五英里、位于长江岸边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二十年来一直是中华民国的象征。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就是在这里建都，以此为剿共战争的大本营的，当时共产党还只是孤处华南的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当年的这些游击队发展壮大，今天成了三百万雄师，攻占了蒋的首都，而蒋竟毫无还手之力。这就说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共军从南京飞速前进，直逼上海。上海是西方帝国主义在远东长期经营的基地。这座六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的外国租界，在历次中国内战中从来没有遭受战祸。现在上海只凭一道木栅栏和一些土掩体设防。这些工事简直就像舞台上的布景一样，并非真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贪污舞弊而修筑的。在这些防御工事后面的上海市区，有一万五千名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侨民等待着共军到来，根本不想进行抵抗。二十二年前，这些外国人的前辈曾经让蒋介石的武装流氓穿过外国租界到华界去屠杀拥护共产主义事业的工人。观在，再也不可能如此容易地对付中国共产主义了。

　　在共军渡江时发生了一个事件，它揭示了整个小国内战的重大意义，比写十几篇政论都更能说明问题。长江是世界最大河流之一，发源于**，奔流三千英里，注入东海，下游一千英里可以通航海轮。近百年来，长江下游一直听凭外国军舰游弋，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能够不让它们出入，也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愿意这么干。渡江战役开始时，高傲的英国海军当局不顾中国出现的新局面，悍然命令军舰紫石英号驶离上海运送物资供应给南京英国大使馆。这一行动肯定具有挑衅意味，尽管也许并非故意挑衅。后来国民党和英国当局部宣称，根据英国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条约，紫石英号军舰完全有权在长江航行。但是共军当时正是在为废除这些条约而战。因此，不出所料，有一次共军在同国民党的舰队和对岸的国民党部队作战时，用他们缴获的美制大炮向紫石英号轰击。紫石英号受了重创，在离南京五十英里处搁浅。另一艘英国驱逐舰伴侣号从南京沿长江下驶，也被共军炮火击退。还有两艘英国军舰从上海上驶，这真是不仅狂妄而且愚蠢，这两艘军舰也受到共军炮火痛击，只得掉头而逃。英方共死水兵四十四名，伤八名。

　　这一事件意义极其重大。三十年以前，只要有英国军舰在长江出现，就足以使中国内战的战局顿时改观。如果在二十年以前发生这样的事件，停泊在中国沿海的所有外国军舰就会纷纷开进长江教训那些不安本份的中国人。各国使节也会严厉要求中国赔礼道歉，外国报刊也会喧嚣鼓噪要求进行报复，报刊编辑会纷纷发表文章，谈论需要维护“法律与秩序” 的一番大道理。可惜现在不是一九二九年而是一九四九年了。


　　横渡长江如同历史上横渡卢比孔河、拉巴哈诺克河或莱茵河等许多江河天险一样，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载入史册。

　　《纽约先驱论坛报》说：“这个日子很有可能永垂史册，因为在这天，刚刚学会使用缴获的美式装备的zhonggong炮手轻蔑地把英国皇家海军撂到了一边。”这一天标志着已经破产的中国旧政权终于被迫承认自己的无能。而那些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这个政权的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挽救这个政权，也不得不承认一支崭新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力量已经取得了统治亿万中国人民的权力。这无疑证明旧秩序已经完蛋。无论是中国的有产阶级也好，大英帝国也好，或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好，都不足以为中国人民开辟一条解决当代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行得通的途径。“

　　其实，这家报纸还可以再补充一句说，这一天也很有可能作为在亚洲敲响帝国主义丧钟的日子而载入史册。解放军横渡长江，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在一百年前欧洲反动势力镇压一八四八年革命，开始向东方对亚洲无情地进行扩张时开始的。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了美国的佩里将军强行打开日本门户、克里米亚战争、印度民族大起义、沙俄向黑龙江流域扩张等一系列事件。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回族起义、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的南北战争和俄国农奴的解放，也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英国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和海南岛，日本强占了朝鲜和台湾，甚至连小小的葡萄牙也从中国割走了澳门。在这个时期里，帝国主义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人民，在中国各大城市里设立租界，根据各种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控制。在这个时期里，西方资本主义先后进行了两次耗资难计其数的世界大战，大伤了自己的元气。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俄国革命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崛起与列强分庭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中国革命，使所有的帝国主义在远东受到一次粉碎性的打击。

　　解放军横渡长江宣告这个时期永远结束了。炮舰外交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开辟通商口岸、设立租界、租借海军基地、出兵中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切也都一去不复返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就成了帝国主义的天下，这个时期中国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却正在使那样的一个中国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管怎样，中国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这个新时期的情况究竟是好是坏还难以断定，还存在着不少不安定的苗头。但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渡江标志着共产党又开始了极其艰巨的新的征程，再想往回走，是绝不可能了。他们已经着手解放全中国，这也是无法妥协折衷的事。这里面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共产党本来只是些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成了争夺全国政权的力量，现在他们直接面对着剑拔努张的西方列强。渡江标志着他们离开了经营十三年之久、同人民打成一片、不断发展壮大、接连赢得辉煌胜利的北方根据地。他们在北方农村里有根基，而在南方却没有任何根基，必须从头创基立业。真所谓：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望未来，征途仍艰险。


　　共产党不但冒着巨大的风险，而且还面临着更巨大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面职比欧洲还大的辽阔国土，内有千差万别，外有漫长边界。汉口、广州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着外侨、工人、流氓问题和国际联系，对农村出身的干部提出了可怕的挑战。还有两亿人民有待争取，他们操着二十来种不同的方言。这真是多么漫长而艰巨的征程。共军要去的长江以南地区，地形同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大不相同。这里有江西的丘陵，十五年前共军就是从此地开始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这里有珠江三角洲的水稻田，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就是在此地发祥的。这里有边垂省份云南，此地有尚未开化的彝族部落。这里有郁郁葱葱的四川红土盆地，有大西北的戈壁沙漠，有**地区高耸入云的峰峦，有雄伟险峻的长江三峡，还有蜿蜒三干英里的长江天堑。在长城以北沿着陡峭的边界，北方和西方有虎视耽耽的苏联，南方有印度支那和为其帝国前途担心的法国人，往东就是中国海上的英占要塞香港。
　　尽管GCD夺取政权的最后一幕可能是漫长而艰巨的，但是它的结局简直不可能有什么疑问。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不可能予以制止了。当然，国民党军队还可能会在这里或那里进行抵抗。中国南方的大地主，可能会继承当年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的衣钵，编练由乡绅领导的游击队。蒋的特务组织还可能在各个角落建立反共基地。美国甚至还可能再把亿万美元投入中国这个无底洞。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国民党已经无法挽救了。真是“油已尽，灯将灭”。

　　在这段时期里，这个孔夫子的祖国正在经历一次剧烈的动荡。四千年以来，中国人民一直是向祖先坟墓磕头膜拜，寻求过去生活的答案。但是现在不同了。自从中国的巫医和暴君窒息了人民的思想以来，中国人民几乎还是第一次挺起胸膛，探索未来问题的答案了。不管究竟是好是坏，GCD人反正已经唤起亿万人民心中的个性意识，由此而迸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无情地横扫一切残余的东方中世纪式的野蛮现象，以及西方帝国主义伪装文明的野蛮现象。究竟代之而起的是否又是一种新的野蛮制度呢？这还有待历史来做出结论。
　　只有四种情况可能会制止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第一种情况是，在中国南部和西部出现一股同蒋介石完全脱离关系的新力量，自己也搞一套土改，领导人也同共产党人一样革命。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制止中国共产主义的第二种可能办法是通过苏联的干预。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同样也是微乎其微的。第三种可能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反共的内乱。这种情况也不大可能发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想像，国民党军队在华南被逼到无路可走，有可能会退入印度和缅甸，争取法国和英国的援助，并且通过它们争取美国的援助。如果这样，国民党的老家伙说不定还会想在东南亚建立反共堡垒呢。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但是除非美国设法恢复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旧体制，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的。如果GCD人居然也卷进去的话，这只能更加尖锐地突出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昔日中国内地的小股游击队本来只是一群亡命之徒，现在已成为争霸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演员。从日本到印尼的东方各国都有同中国差不多一样的农民，这些人由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领导，是一种不祥之兆。政治家对他们可能恐惧，也可能疑惑，商人可能想同他们做买卖，哲学家见了他们会战栗。但是，不管人们对他们有什么看法，或者打算对他们怎么办，都不可能使他们就此消失，也不可能因此而抹煞他们的重要性。你看，他们一个个朝气蓬勃，精神抖擞，血气方刚，手中紧握着武器，眼里充满了仇恨，口中高唱着战歌，行进在亚洲大地上。在一个古老的世界、一个正在崩溃的世界中，他们是一支新生的力量，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自觉的梦游人

第五十九节 权力

对GCD所领导的运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因人而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改良主义；托洛茨基派把它叫做斯大林主义；有些美国自由派人士称之为底层的民主运动；蒋介石则斥之为匪乱。  
　　中国共产主义包含了上述各种特点，但又远远不止于此。由于中国共产主义导致了世界历史上层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一，因此必须称之为革命。的确，这场革命同俄国革命有某些基本不同之处。它是在“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进行的。它主张推翻封建主义，建立一种温和形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尽管后者是它的最终目标。  
　　直到不久前，对中国共产主义最主要和最热情的支持来自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事实上，整个内战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农村同国民党控制的城市之间的战争。最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所有其它特征——上层政变、生产资料国有制、土地收归国有、苏维埃以至于契卡,到目前在中国革命中并不存在。GCD的批评者和赞扬者都以这些不同为理由声称，GCD所搞的只是一场改良运动。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场运动，推翻了现存的所有制，把统治阶级赶下台，变更赋税制度，破坏原有的文化、宗教结构，唤起千百万人民中极强烈的感情，并在一个大陆的范围内引起社会巨变，毫无疑义只能称之为革命。  
我们也许需要再过二十五年才能真正看清这场革命的性质。不过我们目前还是可以试图归纳一下它的主要目标和主要结果。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同其它任何政治事件的必然性一样，不存在于任何意识形态之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之中。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其基本事实是产生了一种自称代表人民的新权力。由于新权力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现在还不能加以深入分析。但是我们必须对新权力的性质作一番观察，因为它同现存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中国对财产、自由、宗教以至于对美国、苏联和世界各国的态度。  
　　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党人在中国获取的权力，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其它政治革命的历史。贝特兰•德朱维内尔最近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论权力》，从中我们可以获益非浅。他指出：英国、法国和俄国革命发生之前，当政的是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革命的风暴平息之后，克伦威尔、拿破伦和斯大林取而代之。换句话说，软弱的权力都被强大的权力所取代。
　　这一无可争辩的发展进程使德•茹弗耐勒等人得出结论，革命的任务不是推广自由，而是强化权力。革命的循环总是以一个虚弱权力的垮台开始，而以一个更专制的权力的确立而告终。  
原注一：参考《论权力》，德•茹弗耐勒，纽约维京出版社，1949，216页。茹弗耐勒甚至认为，革命根本就不是出于自由精神对压迫者的反抗，因为革命从来没有推翻过一个真正的强力暴君，而只是推翻了较弱的统治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不太可能。当然，被推翻的统治者可以说得上是弱的——但是“弱”可能是“弱”在专制权力上，而不是“弱”在残暴专制的程度上，即对权力的非法滥用的程度上。如果像茹弗耐勒所声称的那样，人民从来不会起来反抗一个要他们命的政权，那如何解释台湾一九四六年反抗国民党的起义？如果革命推翻的政权不是残暴专制的，又如何解释上海一九四九年对民众的屠杀、对学生的屠杀，等等。茹弗耐勒又认为革命只能摧毁权力，而不能构建新的权力。过去三十八年中国革命的历史证实了这种观点，但把它套到GCD人的头上还为时尚早。  
中国历史在多方面证实了这一论点。据我所知，中国只出现过两次真正伟大的政治社会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孔夫子的时代开始的，约四百年后，随着古代分封制的消灭和第一个实行官僚控制的帝国之建立而结束。这一政治制度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基本没有改变。此后西方国家打开了清帝国的大门，推动了中国第二次伟大的革命。其主要特征总的趋势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并在推毁旧社会的各种权力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集中的权力。公元前二五一年第一个帝国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要求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民族理想的胜利。这一理想看来将在公元一九四九年随着革命的成功再次获胜。由此可见，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理想至今不衰。
　　现代中国革命有两项基本宗旨：推翻封建主义，并把中国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不管统治者是满族人还是西方帝国主义。但是这两项宗旨无非是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总进程中不同的侧面。回顾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连绵的战争和继续不断的革命进程中，权力并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满族统治者的真正权力是如此之小，他们无法抵御西方的侵略，无法控制中国的封建士绅阶级，甚至无法打破家族势力的壁垒，结果像婚姻、行使地方司法权等许多本来属于现代政府职权范国内的事务仍然被家族势力紧紧控制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军阀们立即凭惜武力开始重新建立权力。经过十六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党招伏或制服了大多数省份的军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来有的强大国家机器。但是，国民党人一直未能建立一个主权国家，这是因为他们从未彻底粉碎农村的封建势力，而是同其妥协；从未彻底与西方帝国主义决裂，而是依附于后者。  
农村大部分地区仍然被习惯势力统治着；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继续在死人的专制下生活（敬祖）。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国民党政权的虚弱本质。国民党资产阶级从未能使其统治合法化。它未能建立议会，因此，就无法使其政府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事实上，国家政权无能已极，在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年问，蒋介石既未能消灭匪患，也未能给国家带来哪怕是一年的和平。
　　由于蒋介石同封建残余势力及帝国主义妥协并结成同盟，他就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百年来使中国社会解体的那些基本矛盾，从而为新的权力的兴起敞开了大门。蒋介石止步不前，共产党人却接着干下去。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巨大无比的权力，下一步就要摧毁亚细亚式的封建主义和驱逐西方帝国主义。  
　　总结以上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革命导致了权力的增强。以民主的名义开始的辛亥革命在统一国家的口号下打倒了军阀，但又产生了蒋委员长。当前这场革命在“人民”的旗帜下打倒了“领袖”蒋介石，而出现了“救星”毛泽东。  
　　就这样权力从皇帝手中落到军阀手中，从军阀手中落到独裁者手中，最后到了大救星手里。每转一次手，权力就变得越强大。  
原注二：领袖，是国民党右翼宣传中用来称呼蒋介石的。救星，是农村称呼毛泽东诗的宣传常用语。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权威本质上的差别：蒋的权威是半专制主义的，并没有什么哲学理论作依据；而毛泽东的权威有很强的道德内容。  
一  
　　这种权力的膨胀从何而来？它显然不是由于任何工业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也不是像一位作者最近在《生活》杂志上所说的那样，来源于一种与亚洲格格不入的西方学说。说得简单一点也说得难听一点，这种权力是盗窃来的。中国革命从该国古老的社会结构中窃取了力量，并利用这些力量获得权力。西方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以及旧权威的力量。旧权威即家庭、地主、佛教、儒家官职制度以及古老而顽强的中国传统。古老的家族结构的壁垒崩溃了。挣脱家族桎梏的人们涌进了城市、工厂，涌进了军队，成为权力的工具。辛亥革命加速了这一进程。旧的社会秩序虽然还没有破坏殆尽，但已无法恢复。因此共产党即将真正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和政治的权力中心。  
　　必须深刻理解这一进程的必然性，因为它说明了蒋介石为什么垮台，也说明了中国的封建主义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浪潮淹没之后，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第一次在那里建立稳定的社会的原因。把中国从封建主义和西方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权力。而建立这一权力的唯一办法是打破封建的枷锁，把从中解放出来的人民组织起来。这正是共产党人所做，而蒋介石所没有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虽然仇视西方，但从未摆脱西方，并总是依赖于外国的枪炮的道理。从心理学角度看来，蒋害怕本国人民甚于害怕外国人。  
　　毋庸置疑，蒋介石政权是暴虐的。蒋介石本人是否是暴君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总之，蒋政权不是依据法律和正义行使其权力。他不能在全国都同样有效地行使其权力。他的专制权力还因为其政权的低效能而受到削弱。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之所以被推翻并不是由于他推行了暴政，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权力十分虚弱，使他无法阻止中间一层的统治势力或他自身的统治机构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结果使得古老的社会枷锁更加沉重不堪。正因为如此，他成了人民的敌人。归根结底，蒋介石的权力从来没有能够独立存在，而是始终建立在一个行将崩溃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上。共产党向旧的社会金字塔的残余发起进攻，蒋介石就倒台了，因为他的统治根基已经在他脚下腐坏了。  
　　国民党所曾行使的权力同共产党现在掌握的权力，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所不同。权力对许多国民党政客来说是摇钱树，办法是把田赋包给地主，将工商业置于他们的支持者或他们自己手中。对共产党来说，权力意味着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不是发财。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主要是利用权力来提供各种服务。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效地赢得了人心，因此在中国获得了胜利。蒋介石脱离人民，不能激励他们作出重大牺牲。共产党把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筋骨”，因此能够创造惊人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源泉，而国民党却找不到可以摄取养料的土壤，所以它的权力逐渐枯竭死亡。  
　　共产党把高贵者拉下马，使卑贱者站起来。他们把妇女从男人、孩子从父亲、佃户从地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过问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他们打开了蒋介石不得其门而入的新天地，而正是从这个新天地里他们获得了建立自己的权力所需要的干部和资源。  
　　共产党以受地主压榨的农民和受官僚、帝国主义者控制的民族资本家的同盟者的身份出现。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富有理想，赤诚爱国，很得人心。但他们也不断利用腐朽的封建制度崩溃的形势来增强自己的权力。可见，同马克思主义学说正相反，中国革命并没有削弱国家的权力，而是通过摧毁阻碍它发展的社会结构来强化这种权力。  
　　这种权力的增强是否将造福于中国人民？这不是一个马上就能够回答的问题。要合理安排人类的生活，必须靠权力。权力本身并不是什么罪恶；只有对权力失去控制时，它才成为一件坏事。可以说，共产党权力的增长，到目前（且不去考虑将来）来说对中国人民是一件巨大的好事。它保护人民免受社会暴政，它定乱图治，使那些本来会饿死的人得到活命。  
二  
　　为了理解GCD权力的另一特征，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革命这座火山。任何革命爆发时使人印像最深刻的就是人们突然迸发出来的烈火一般的激情。这种炽热的感情的爆发往往使中产阶级的哲学家们为之战栗。激情往往揭示革命的源泉，任何个人在其生命的紧急关头如何行动，也就反映了一国人民在革命中将如何行动。在革命高潮中，社会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使它能够认清自己。由于人们渴望摆脱灾难的命运，因此，当他们的生活状况下降到最低点时，他们很自然就要感情冲动，置理智于不顾。  
　　激情能够给革命带来思想所无法带来的巨大活力。思想使人们各各有别。激情则造成人人平等。它把国王和平民，地主和农奴，男人和女人置于平等的地位。激情摈弃哲学家所提出的贵族式的道德准则，否定统治阶级所灌输的思想模式，摆脱传统的锁链。激情能在一段时间内使一切人都成为平等，因此就创造了革命得以发展的条件。  
　　强烈的求生欲望是人类最大的激情，当中国社会秩序陷于崩溃，统治阶级的苛政逼得人民走投无路时，人民这种求生的欲望表现在政治上便是强烈要求实现平等。此种平等要求，与其说是政治宣传煽动起来的，倒不如说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为了活命，迫切需要分享生产成果所致。当人们因为没有东西吃而面临死亡时，一部分人比大家多占有东西，那是不道德的事情。在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对物质平等的强烈要求往往带上宗教感情的色彩。  
　　甚至地主士绅对这种要求平等的感情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很快开始感到自己的行为不符合道德准则。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的两极，起先由于战争动乱而分道扬镳，过了一段时间后势必相互接近。思想、习惯以及财产方面的区别，都被革命烈火烧化了。  
　　德朱维内尔在《论权力》一书中指出，对平等的渴求必然与追求权力的欲望结合起来，因为二者都必须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才能前进。这就是中国在过去五十年中所发生的情况，特别在过去四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人民要求摧毁旧的社会秩序的情绪如此激烈，以至于把不久前还阻碍他们获得权力的许多旧的制度、习惯和信仰统统破除了。  
　　共产党把成为蒋介石统治的羁绊的许多旧社会绳索斩断了，因而获得了国民党从未有过的绝对权力。毫无疑问，这种权力的本质是平等的。没有理由认为共产党在目前不代表人民。他们并不像美国人所理解的那样，作为选举所产生的代表来代表人民，而是通过反映人民的要求即“人民的意志”来代表人民。毛泽东明确地承认这一点。他曾经对一个外国记者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宗教”。  
　　具体事例可能会更好地说明共产党权力的源泉。本书曾提到过一个叫做金花的妇女。她同我谈话时，一提到过去同她丈夫在一起的生活，总忍不住失声哭泣。在这种情况下，她总是说：“我一想到过去受的罪，就忘不了共产党救我的恩情。”过去，中国妇女在生活中受到严重挫折时，总是痛哭一场，甚至投河自尽。但是现在，她要求平等，祈求出现一个代表所有妇女的神。这个神往往正是共产党。  
　　农民经常告诉我，“八路军就像我们的亲爹娘一样。”共产党则反过来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人民是我们的爹娘。”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明GCD权力的性质了。当你把一种力量看作是亲爹娘时，你便承认这种力量是生活中的唯一权威。你就要使自己的希望、行动和思想部结合于这种自称代表人民意志的力量所制定的道德准则。因此，GCD人声称来源于群众的权力，往往会变成不仅是平等主义的，不仅是全社会的，而且是无所不包的。  
三
　　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还不像俄国那样绝对。中国革命尚未扫除一切障碍，它还没有使所有的公民都成为一个阶级。不平等的现像依然存在，所以权力仍受到限制。但社会分化程度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厉害。从这一观点来看，中国的新政权将无须打破像美国政权所面临的那样多的障碍。  
　　中国新政权实行所谓“新民主主义”，它将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尚未触动年幼的资本主义。地主已被打倒，但土地私有制并没有废除。蒋记大员们的官僚资本已被没收，但仍允许民族工商业者保持他们的财产。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并没有为讨好城市工人而把他们的工资提得过高；在私人工厂里资方对生产有最后决定权。  
　　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方式本身对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的情绪有所限制，同时对要求搞极权主义的情绪也有所限制。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进程较慢，涉及地区较广，采取比较分散的方式。克伦威尔、拿破仑和列宁是在对伦敦、巴黎和彼得堡的中央政权进行突然打击后夺得政权的。GCD人则并非在孤立的中心地区搞突然政变而夺取政权，而是经过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逐步取得政权的。这就使他们凡事能从长计议，以巩固其政权。于是过激的情绪有机会冷却下来，无须为了确保政治控制而采取过多的镇压措施，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无须建立搞恐怖镇压的机构。  
　　中国革命的这种缓慢发展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结果。共产党人并未开创革命，而是深入发展了太平天国造反者所开始并由孙中山先生所扩大的运动。因此，当他们接管国家政权时，夺取权力的一些最重大的社会障碍，多半已被他们的前人所清除了。这意味着他们无需为那些仍然受到广泛尊敬的社会传统的被摧毁而承担罪责或蒙受耻辱。例如，儒教是中国最大的精神力量，它早在共产党出现之前已受到西方的沉重打击。佛教也是如此，在过去五十年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华北地区，它已经严重地衰落。至于基督教，除了在有限的几个地区外，它在中国人民生活中并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足以使其成为受到猛烈攻击或需要加以保护的目标。因此，中国的情况同东欧完全不一样。在东欧，共产党执政后不得不向天主教会发起进攻，因为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控制着学校，享有巨大的精神权威，势力还很大。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无需去攻打许多资本主义的坚固阵地。大的私人企业早已被国民党官僚所接管，所剩无几，不等共产党去消灭，不会有很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受打击，也不会有很多资产阶级分子与共产党对抗。但是共产党很可能对外国“帝国主义者”进行心理上的攻击，课以重税，以至于将他们驱逐出中国，或强迫他们向“人民”低头。  
　　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理论从未在中国扎下深根，因此共产党也不会从这方面遭到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反抗。除了农民小私有者之外，也没有任何强大的中产阶级足以阻拦共产党执政。总而言之，目前并不存在任何强大的社会的或精神的力量足以对抗共产党的统治。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共产党也没有继承大量物质财富以资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  
　　中国革命的目标比欧洲历次大革命要低得多。虽然GCD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民对平等的向往，但他们却从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向人民许诺彻底平等。他们没有像俄国革命那样，许诺消灭阶级。他们也从未用美好的乌托邦远景去引诱中国人民。列宁在夺取了彼得堡后说，“我们现在将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而GCD人在占领了中国古都北平以后却谦虚地说：“我们必须学习。”  
　　共产党没有随便许下宏愿，因此，他们可以比较从容不迫地巩固自己的政权。无疑，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将不得不同其它一些集团共同领导国家。几年前，毛泽东曾用下面这段话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 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尽管这些话描绘了一幅民主的图景，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共产党将要在中国建立独家统治。他们打算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但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个联合政府将反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内目标，这一理论承认阶级之间合作的必要性。但是非共产党集团不大可能十分强烈地反对共产党在国内实行土地改革、温和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在国际上同苏联联盟的基本纲领。  
　　共产党表示，他们准备建立某种形式的议会，以使其权力得到承认。本书付印时，这样一个机构可能已经建立起来了。可以断言，它将比国民党的任何类似机构更能广泛地代表中国公众。但是，任何观察家都自然会问：国家权力将转移到新的议会手里呢，还是像目前这样， 仍由共产党的群众组织所掌握？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有组织的机构，如银行、大学、教会当局、地主、商人等等少得可怜，任何议会都可能只成为革命政权的附庸，而不代表各种社会力量。如果中国只建立一个“反映人民意志”的一院制议会，而不另外建立一个代表各阶层的经济社会利益的机构，那么，共产党对国家的统治将趋于专制化。于是将出现这样的危险：他们将只凭“人民”的名义掌权，而不受法院或地区性利益的制约，因而可能发展成为暴政。新中国能否避免这种危险呢？这部分地取决于来年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代议制的国家体制。  
四
　　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妇女得到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物质照顾，所以参加了革命。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GCD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  
　　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来自群众，并为群众服务的崭新的国家机器。共产党人表示要运用其权力为老百姓谋幸福。人们完全相信他们这样说是真诚的。但是，同样有理由相信，这一国家机器可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成为不受任何控制的力量。换言之，可能产生新的特权阶层，产生高踞于中国人民头上的经理集团。  
　　历次革命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出现一个领导人把过去的所有同僚都贬低到从属地位，或者把他们消灭掉。一百五十年前的法国，二十年前的俄国．十五年前的德国以至于昨天蒋介石的中国都发生过这种事情。明天在共产党中国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中国革命发展违度比较慢，而且，共产党并非通过政变夺取政权这些都有助于防止在这方面搞出太过火的行动。  
　　然而胜利在望的共产党人开始出现走向神权政治的趋势。如前面所述，毛泽东经常被称为人民的“救星”。这个词西方人听起来有一种宗教和不民主的气味。一个人被尊祟为天上的星宿，那他就成了尘世间的人们高不可攀的人物了。不过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同西方人想法不同。  
　　共产党的权力来源于一种社会驱动力，不过它也具有一种唯我的性质。这种唯我主义肯定是有意识采取的。党竭力在公众的心目中使自己成为民主与自由的化身。共产党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毛泽东之歌》强调了这个主题：  
　　你是光明的象征 你是胜利的旗帜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光荣的生活在称的年代 学着你的榜样
　　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就本身来说，这种自我爱慕无可指摘。统治者需要对自己的正确性抱有自信心，并相信自己的德行。但危险的是，不受民主程序制约的统治者可能将其个人对社会的观点随心所欲地加以发挥。他们可能误把自己看成上帝，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梦想，而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最后悍然实行暴政。GCD人和群众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并确切地了解人民的要求，所以到目前他仍还能够避开这种陷阱。他们依靠经验，而不是逻辑推理。因此，尽管他们犯了许多小错误，却没有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他们的错误从来没有发展成为僵化的教条。到现在为止共产党无论在理论或实际上都是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像他们这种白手起家取得的权力，不这样做断然是不能胜利的。  
　　正在形成的权力同已经存在的权力毕竟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已经征服了大半个中国，他们的态度似乎处于变化之中。过去蒋介石掌权的时候，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共产党掌权，他们的权力却受到很小的限制。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社会的利益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稍微重大的事情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处理。毛泽东一再著文批判那些仍然勾想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他没有表示放弃权力的意思。要是他有这种表示的话，他就不成其为他那种类型的领袖了。  
　　推翻蒋介石的力量并不是共产主义。但是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党几乎意味着一切。党是建设一个革命的社会（包括其道德观念）的工具。唯有对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利的行为，才是值得称道的。例如，毛在一本论文艺的小册子中，批驳了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的提法。他认为，只有对革命有益的文艺才是好的文艺。这条标准适用于一切事物。毛的教诲是：“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这与罗耀拉的“采用别人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共产党为民主人士和学生鼓掌喝采，高唱言论自由，要求取消暴政。现在，他们仍然高喊这些口号。不过自由只能给“人民”，不能给“反动派”。任何反对国家专政的人。都十分可能被戴上反动派的帽子。这种危险十分明显，无庸赘述。  
　　共产党将来也可能会像国民党一样被权力所腐蚀。如果共产党只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轻视具体经验；只依靠才智，而不去接触实际，只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那就有可能犯比蒋介石更严重得多的错误。中国革命的权力并不是靠一种笼统的哲学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许多革命者分头努力奋斗，解决具体问题得来的。如果GCD现在忘掉这一点，试图一下子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这是远非人类智力所能及的），如果他们依赖一般原则，不顾具体情况，那么他们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专制者，酿成历史大错。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有很强的保全自己的本能，无意使自己成为任何教条祭坛上的牺牲品。如果他们要想这样做的话，大概就得把目前的领导人毛泽东搞掉。毛泽东多年前就曾说过：“教条主义连牛粪都不如。”  
原注三：这里只是针对内政的情况。当处理外交有关事务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常常显得神秘和专断。  
五
　　一个奋力摆脱其权力所受束缚的统治集团，一般是不会长期容忍任何异己势力存在的。我们自己国内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如：劳工的权力被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所限制；许多学校禁止讲授马克思主义；借口安全而取缔自由；人成了各种权力集团争夺控制国家的政治斗争中的玩物，等等。  
　　很多迹象也表明，GCD人对任何异己势力都不是持很友好态度的。不错，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在地方参议会中实行“三三制”而有意限制自己权力的革命集团之一。但这种政策有些像魔术师玩弄的花招，因为在共产党地区内，真正的权力并不屈于选举出来的议会或政府，而属于革命本身的机构，即群众团体。这些团体，如青年团、妇女会、农民协会等等，表面上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都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执行其政策。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群众组织就是共产党的傀儡——按美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那样。这些群众组织的革命职能在于提供一种手段，或创造一种气氛，使新政权能够扎根、成长。如果这些组织不能满足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要求，那么它们根本就不能存在下去。所以，可以说这些组织执行的是共产党的政策，但共产党也满足了这些组织的要求。  
　　我在共产党地区时，那里有四大权力机构，党、军队、政府和救国会。救国会管理群众组织。干部们经常说：“政府有理，救国会有权。”据我视察，这种说法颇为可信。也许可以把救国会称之为革命的主要机构。  
　　救国会主持土地改革，并发动各村农民建立起农民协会。农民协会一般都控制在斗争地主的积极的农民手中。他们构成共产党权力金字塔的底座。他们当然与共产党休戚相关。但是，既然在农村中反对蒋介石斗争的象征是八路军，而不是党，因此如果从军队中发生分裂，很多农民显然可能追随军队，而不是党的领导人。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作为一种形象是极为重要的。  
　　我在解放区时，村一级并没有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最低一级的干部在区里工作，这是县的下一级行政区划。区里四权鼎立，四位于部分管党、政、自卫队和救国会，每人各有其垂直的指挥系统，通过县受地区党、政、军、救国会领导。  
　　在这样的体制中，共产党的干部并不是一切都说了算。地方党的干部不能向当地民兵领导人发号施令。原因很简单，民兵队长有武装的农民做后盾。他也不能随意支使救国会领导人，后者在土改中得到了各农民协会的支持。  
　　党和政府代表之间的磨擦经常发生，而且几乎在每一级都存在。这是共产党人对我直认不讳的。在个别情况下，由于这类磨擦以及生活单调，有的干部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但是党与非党组织之间的磨擦从未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党和政府一般都支持各自的干部。但双方都根明智，不去袒护显然错了的干部。  
　　农民是内战中的决定因素。但他们是否会服从中央政权，却值得杯疑。知识分子将成为新中国的掌权人物。对这种前景，人们不可等闲视之。在中国，一个人只要识书断宇，那么，根据传统及其所受的训练，他就享有特权，高人一等，也就要摆读书人的架子，墨守陈规。在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靠背诵儒家经书而获得功名，因此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很可能会迷信新的教条。他们可能像过去的读书人对待经书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上顶礼膜拜的神物，束缚自己的思想，同时以此为武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老一辈共产党人以及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人，大部分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久经锻炼，因此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危险。可是大批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缺乏那种宽宏的气量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们满脑子教条，比共产党本身还要更“马克思主义”，他们硬搬条条，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他们嘴上也说要联系群众，实际上看不起农民，丝毫不关心农民的生活。我不想一概否定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承认，中国革命对那些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知识分子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民主影响。但是对那些新近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则另当别论。  
　　zhonggong对这种性质的危险并非毫无觉察，他们一再警告青年干部不要“心胸狭隘”，因为那样就会把许多进步青年吓跑，就会脱离群众。zhonggong正在大力争取中国青年的支持。国民党正是由于失去青年的支持，所以才失败的。共产党不打算犯同样的错误。  
　　他们取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而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使其政权获得较广泛的民主基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己通过决议，反对“关门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zhonggong打算运用青年团这个有力工具扩大对中国的控制。青年团在其各项决议申明确指出，它的基本纲领是“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青年团应动员青年参军及支援工农业生产。青年团员应该积极协助政府改革学校教育并普及群众教育。他们除了参加国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之外，也应参加“国际青年反帝的民主和平运动”。这样，青年团不仅是共产党国内政策的工具，而且也是它的对外政策的工具。  
　　毫无疑义，共产党将获得中国绝大多数男女青年的拥护。他们不像国民党那样去镇压和控制学生，而是把青年人的精力引导到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的轨道上去。共产党富于理想主义的号召力，正投合中国青年为社会服务的愿望。青年人对共产党的满腔热忱可能会在一两年之内冷却下来。不过到那时共产党也许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构。  
　　青年运动的重心在一九四九年从农村转到了城市，转到大工厂和人口稠密的城镇。这是适应zhonggong路线上的转变，即：革命的成败不再取决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取决于党能否胜任管理大城市的复杂工作。  
　　共产党在城市中可能会碰到很多难题。但是应当记住，他们是真诚而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主要优点之一是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在北平举行的一次庆祝集会上，一位共产党人士在演讲中承认党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他接着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很多观察家曾预言zhonggong将失败，但由于zhonggong这种承认自己缺乏知识、虚心学习的精神，它倒是有可能获得成功。zhonggong接管了北平和天津这两座各有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以后，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像搞民意测验那样，挨家挨户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征求意见。干部们像以前在农村时所做的那样，了解市民的疾苦，让他们介绍邻居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了解了面临的因难，也搜集到关于“人民敌人”的一些情报。  
　　可以肯定，共产党在大城市中将遇到经验丰富、力量强大的敌人。例如，上海就有很多秘密会社。许多流氓地痞和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会企图破坏共产党的统治。还有更阴险的敌人——城市本身，相对共产党员或非党干部产生腐蚀性影响。有些农村干部经不起北平、天津这类繁华都市的各种诱惑，已经开始堕落。很多坏事是背着党干的。但zhonggong一旦发现这类问题，就在党报上公开谴责犯错误的党员，告诚他们要警惕这类诱惑。  
　　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让犯错误的人坦白交代。坦白会和诉苦会等等，都从农村传入了城市。不过，这一套对比较富于世故的城市居民似乎不大有效。据天津传出来的消息说，市民对于企图改造他们的共产党采取了“口是心非”的态度。斯梯尔说：“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得先挫败腐化的风气，以免使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受到破坏。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面临着一场同多少世纪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作斗争的硬仗。”  
原注四：《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报道。  
六
　　GCD有力量推翻蒋介石。但是它是否有能力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它是否能够成为全国的唯一权力中心？许多中立观察家认为不能。他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此浩大，过去蒋介石没能解决，共产党同样也解决不了。他们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人民将发动另一场革命，推翻共产党。  
　　无可否认，革命力量夺取政权后不久又被反革命的车轮所推翻的事，在历史上发生过多起。但是，严酷的内乱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一种力量在粉碎旧的统治阶级并且将旧的社会权威破坏无遗之后，通常能够牢牢控制国家政权，使之不易被击破。共产党的权力富于扩张性。它总是通过不断剪除异己势力而发展壮大，但是它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巩固其政权。它必须逐步前进，否则就有被其本身的过火行动毁灭的危险。目前，共产党还不得不同其他势力分享部分社会权力和国家政权。妨碍共产党对中国实行全面控制并在相当时间内使其掌权地位不稳的原因，可分述如下：  
（一）共产党是在争取独立、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旗帜下，而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打败蒋介石的。如果共产党现在改变策略，企图全部控制革命运动，它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就必然要受到严重损害。投入反蒋斗争的人绝大部分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们还未被置于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因此，共产党必须采取缓进方针。  
（二）在共产党二十年的历史中，它第一次不得不负责养活原来由蒋政府供养的城市。因此，解放区的农民必须拿出比以前给共产党还要多的粮食。由于城市无法向农民提供充足的工业品作为交换，土地改革的好处可能成为画饼，农民也可能产生不满情绪。共产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张可能会加深农民的不满。  
（三）中国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 因此GCD所能得到的无产阶级的支持，要比欧洲共产党少得多。共产党没有许愿大幅度提高城市工人的工资，它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进行谈话说服，消除对社会而不是经济上的不满等等办法，来争取工人的支持。  
（四）因为城市工人为数极少， 共产党不得不争取那些传统上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但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蒋介石、国民党能否借助于它而复辟，那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城市无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确实使其他势力大有活动的余地。  
（五）中国幅员辽阔，交通落后，地方观念根深蒂固。这将迫使共产党同地方势力打交道并同他们妥协，中央集权的统治不仅缓慢，而且会遇到重重困难，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征服内蒙和西北的伊斯兰武装集团，以巩固边陲。要做到达一点，单凭军事手段是不够的。共产党不可能单靠军队来平定混乱的中国大陆。它必须使用政治和社会的手段，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这样，共产党为达到其目的，就完全有必要同其他力量结成同盟。这又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者将有活动的余地。  
（六）共产党没有完全控制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间，这支军队叫做红军。它在政治上是清一色的。其后，在抗日战争以来的十年中，大量爱国分子涌入军内，这使它的阶级性质发生了变化。内战重起后，这支军队又发生了变化。现在部队里有无数前蒋介石的士兵。这样，这支军队更能代表全国，但同时它也使共产党遇到了一个如何保持对这支军队的控制问题。曾经发生过国民党军官向人民军队投降后又反水的情况。二十年前，最初的中国红军是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后一部分军官起义组成的。同样的事情可能还要发生，不过这一次正好反过来。这种可能性虽小，但还是存在的。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共产党目前不会太急、太露骨地推行一党专政。目前，他们大概仍然主张搞联合政府。  
（七）传统的敌人仍然存在，战争和革命又造成新的敌人。他们可能会从事阴谋暗杀，制造地方叛乱，组织土匪，进行破坏。但是中国人民要求和平与安定的强烈愿望可能会阻止这种活动的发展。  
（八）国民党海空军仍然能够封锁中国海岸，阻止西方船只进入共产党港口。从长远观点来看，国民党海军和空军可能会失去大陆上的一切基地，像明朝遗民一样，退到台湾或者海南岛上。但是对中国海岸的封锁，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导致国际纠纷，推迟外国对新政权的承认。  
（九）共产党缺乏受过训练的人才，将不利于其建国事业。但共产党仍可以使用国民党原有的技术人员。所以这个问题不会对其权力造成严重影响。  
（十）中国处于美苏之间一个政治足球的地位，使zhonggong同国内其他势力之间的关系处于很尴尬的境地。来自国外的压力可能会迫使zhonggong在国内采取不得人心的政策。不过新中国政府同美国的关系继续处于困难中时，可能会得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支持和协助。美国过去对中国事务的干涉，也可能被zhonggong利用来激发国内的团结。  
（十一）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任何企图治理中国的新政权的名声。人们原以为革命似乎能够满足大家多年来的梦想，现在可能感到失望。共产党的权力之所以能存在，主要是由于它能够为人民谋利益，现在可能受到影响了。然而，革命并不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共产党可以把罪责推给别人。  
（十二）最后，共产党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但是现在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共产党要求个人权利服从社会权利。它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大体上，这些就是不利于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的一些因素。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民不久将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另一次革命呢？那倒不一定。认为中国将发生另一次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看法。  
　　它主要产生于这样一种判断：共产党将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将造成群众生活痛苦，从而引起一场新的群众暴动。但是同一般人的理解正相反，经济混乱并不是爆发革命的唯一原因。生活条件恶化的确对于革命有很大的诱发作用，但其本身并不足以造成一种社会制度被推翻，否则，贫苦的群众岂不将不断举行暴动。在中国，只是到了相当多的群众开始认清国民党政权并不能使他们脱离苦海时，经济上的痛苦才变得无法忍受。只有到了这个时候，GCD的纲领才给他们指出了一条生路，使他们获得了新生的希望。而且，今天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像共产党那样提出一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人民从他们的历史性困境中解救出来。美国干涉主义者的唯一纲领是“消灭共产党”，让美国军方和美国经济学家管理中国。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对之寄予任何希望。更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许多人加入共产党以后，甘愿经受了他们前所未闻的各种艰难困苦。他们之所以不造反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深信苦痛是暂时的，而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神圣目标，他们甘心情愿经受干辛万苦。  
　　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使人认为，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新的革命。首先，很少有人在一代里发动两次大革命。战争已使中国人民元气大伤。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精力，甚至于他们的生命本身都几乎耗尽了；要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来反对已有的革命，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心理上对他们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其次，共产党已通过其土地改革纲领消灭了发生这类革命的主要基础——至少在长江以北是这样；而且看来中国不大可能出现其他势力在长江以南领导实施这种纲领。第三，有人说，共产党是通过发动游击战争夺取政权的，因此也可以通过游击战争把它推翻。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游击战争，是因为西方及日本资本主义先后对中国渗透的总的后果造成了农村的破产。农村破产的基本原因被消除之后，虽然还可能发生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不会产生广泛的人民战争。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首先必须有极为迫切的个人原因和果断、有魄力的领导人。在反对共产党的营垒中，这两者都不存在。在中国，只有在下面这种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广泛的反共游击战争，要就是在一部分严密保护的地区实行反土改，要就是共产党实行蛮横的土地集体化而引起农民的反对。这种条件不大可能会在近期内产生。但以后也可能产生。关键在于共产党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  
七
　　GCD单靠权力是无法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的。如果人民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任何社会都会四分五裂。必须有一种共同的感情，有一套得到普遍承认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否则，社会秩序就会瓦解，发生大混乱。  
　　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两千年中保持稳定，并不是因为北京的皇帝拥有强大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而是因为逐渐形成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制度和精神生活方式，完美地适应了中国的特殊需要。共同的信仰是保持社会团结的最强有力的因素。风俗习惯，儒家伦理，祖先崇拜，孝顺父母——一句话，人们共同遵循一种公认的生活方式，才使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尽管中国多次受到入侵，一个王朝被另一个王朝所推翻，都没有能够破坏这种团结。中国从未接触过更优越的文化，她本身的风俗习惯仍然占统治地位，并保持了秩序。  
　　西方用较优越的文化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后，传统的风俗习惯和儒家生活方式丧失了它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宗法社会的行为准则不再适用于进入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一下子脱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突然进入了新的环境之中。他们茫然不知所措。  
　　在这种情况下，新社会的创立者有责任制定一套能够重新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但是没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军阀们企图只凭借武力来恢复中国的秩序。他们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结果只是更加扩大了中国的四分五裂，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孙中山和国民党试图用西方的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理论把中国团结起来。但这些理论比旧的信仰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它们不是产生于任何道德基础之上，只是一般性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行动准则。  
　　不仅如此，由于这些理论是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搬过来的，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道德观念。在年轻的美洲大陆上，这种道德观念倒成为促使人们团结起来的一种极好的精神粘合剂，因为根据这种道德观可以把土著居民消灭掉，所有的移民都可以迅速发财致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私人土地所有者，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亿人口，已经存在等级社会的古老国家中，这种道德观沉重地压抑了社会的下层人民，只对那些生来就有权势的受过教育的人有利。后来，国民党领导人开始垄断年轻的资本主义企业以谋私利，事实证明这种自由企业的哲学根本无法使中国人民形成共同的感情，因为它使社会底层的贫民激增，同时又把一批骄横不可一世的官僚抬到了统治者的地位。一方面，强者可以凭借着自由企业制度任意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它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限制了自由。所以自由企业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国民党内官僚资本集团的腐化，破坏了社会契约。整个社会从上烂到了底。由于没有共同的利益可保护，人们之间的共同感情已荡然无存，结果，中国更陷于精神上四分五裂的状态。  
　　国民党内的封建派为了阻止分裂，提出恢复古老的风俗习惯，恢复儒家伦理，依复古代传统。但是农民已经进了工厂，乡绅已经变成了大城市的投机商，地主已经成为工厂主。他们怎么可能在新形势下仍然袭用过去的老套子？显然不能。结果是社会的分裂更加扩大。  
　　蒋介石于是乞灵于纯粹的权力，把服从国家规定为正确的行为准则。他反复强调一个“忠”字：士兵穿的背心上印着忠字，军官的升降取决于其忠诚程度；部长的任免视其忠诚程度而定，还叫平民百姓要忠于祖先，忠于国家，忠于中国的生活方式。  
　　但是单讲一个“忠”字，并不能在社会上造成共同感情。当一个国家强调忠诚高于一切时，它就已经快接近崩溃了。因为人民开始认识到，统治者除了要求他们服从其权力之外，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为了使人民对他保持忠诚，蒋介石不得不强化高压统治的手段。他不断制定层出不穷的条例。随着条例的增加，又得大量增设人员加以执行。他通过了各种反颠覆法令，在学校里设置思想警察，设立特刑庭，大量增加国家警察、党务警察和特务。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原因是，虽然他指望通过这些法令控制中国，但它们全都是根据对社会的一种错误而有害的概念制定出来的；所有这些法令都是赤裸裸反社会的，都只能使社会陷于更严重的混乱和分裂。  
　　蒋介石政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丧失了“德”，违背了道德规范，没有能够建立一种人民可以遵循的生活准则。共产党足在国民党失德而覆灭的废墟上兴起的。  
　　共产党现在能否完成过去一百年来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使中国社会重新成为一体？这不取决于它能从俄国得到多少援助或者不能从美国得到援助。归根结蒂，这取决于它是否能使中国人民产生共同的信仰。它在革命干部中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现在它必须把干部中的这种同心同德之情灌输到全体人民之中。它必须在中国恢复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相互信任感，否则它也要失败。  
原注五：德•茹弗耐勒的《论权力》中对此有精彩论述，见该书356页至381页。  
原注六：必须承认，蒋介石对于自己权力的根本来源的理解，比起他的追随者和美国参谋来说要深刻得多。他非常正确地强调“德”，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的合法权力来源。但问题在于即使蒋介石本人崇高伟大，他的政权却远非如此。  
八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宗教性的一面。无可否认，中国共产主义的确也有一种近似宗教的号召力。我不打算在这里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它十分复杂，涉及到儒学、佛学、基督教、祖先崇拜、恋母变态心理、巫术、泛灵论、幻术，以及各种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所以，我将仅就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内容及其同权力的关系作一概要的叙述。  
　　每一种宗教都以不同的方式把生与再生作为它的主题。先知在艰难时世中出现的时候，人们强烈地渴望重新生活，忘掉过去的罪恶和困苦。这种再生的愿望是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进展的强大推动力。这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毫无共同之处。蒋的“新生活运动”只注意一些表面文章，如应把衣服扣子都扣上，不在街上吐痰，等等。而再生比“新生活运动”深刻得多，并接触到人们内心的隐秘感情。  
　　“翻身”是GCD最主要的口号。按字面讲，翻身是“把身子翻过来”的意思。但有时翻身被译成“站立起来”。把这个词用于政治时，它指的是推翻地主制度，推翻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但是翻身的含义并不局限于此。它具有明确、自觉的目的——使中国人民得到新的道德准则。把这个词用于个人时，它的含意是：使你的思想，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良心都来个大翻个。当然，这种伦理观念的哲学是一种改造的哲学，但它的深度远远超过改造的哲学，因为它还包含再生的思想。  
　　地主必须把自己的思想翻个个儿。这样，他不仅将不再剥削佃户的劳动成果，他自己也不再是地主，而通过脱胎换骨改造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丈夫必须停止殴打妻子，这不光是为了他妻子的缘故，他自己也从此成为一个新人。“破鞋”（或妓女）必须加以改造，使其重新成为正常的女子，找一个丈夫，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翻身的另一个侧面是人人都渴望恢复青春。当社会在政治上重新觉醒的时刻，整个民族都会产生重度自己童年的愿望。被遗忘的风俗、舞蹈、歌曲和传统，在这时又会重新出现。所以，中国人民十分喜爱复活了的秧歌舞。在华北和华中的乡村、城市的街道中，人们经常排起长队，尽情扭起有节奏的秧歌舞。共产党用这种办法满足了人民希望再次无拘无束地跳舞、欢笑的愿望。  
　　由于合唱和集体舞体现了同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精神，往往为以“人民”为基础的革命政权提供良好的宣传阵地。歌唱和舞蹈一直就是建立共产党政权、以及在群众中培育团结精神的工具。由于它们揭示了共产党之所以吸引群众的阶级实质，我们在下面摘引几首歌的歌词：  
　　反动派，剥削人，千刀万剐不解恨。
　　不顾百姓死与活，一心只想搞独裁。
　　大地主、大军阀、大买办、大家族，
　　一起干坏事，害得我们穷人活受罪。  
　　另一首秧歌的歌词是：  
　　爹娘没钱送我上学堂，
　　人家读书又认字，可我还是当文盲。
　　咱们要读书，要活命，要自由。
　　大家一道上学去，上学去。
　　集体学习好处多。  
　　再生的愿望和拯救灵魂的愿望是紧密相连的。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号召力。其一是：“你注定要完蛋，但还有一条出路。”通过阶级斗争拯救全人类—这就是革命的召唤。但是zhonggong在同老百姓打交道时很少用“阶级斗争”这个词。对老百姓的召唤要更简单、更直截了当得多，是这样说的：“你们正在挨饿，要自己拯救自己。团结起来，和我们一块儿干”。  
　　要拯救灵魂必须通过“自赎”才能实现。“破鞋”应当抑制情欲；知识分子应当克服名利观念；地主应当根除贪欲；农民应当力戒懒惰；干部应该时时刻刻消除“教条主义作风”。  
　　拯救灵魂之路并非坦途。但是有引路人在——那就是人民军队和共产党。一首标题为“你是灯塔”的歌曲很好地点出了这个主题。党就是这样反复地向人民灌输说，党就是他们的领路人。对于社会上的坏分子，共产党许诺他们可以通过悔改获得拯救。虐待妻子的丈夫、剥削佃户的地主、压迫老百姓的国民党以至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都应该悔过自新。  
　　叫人反省并不是共产党最先发明的。国民党也使用过这种办法。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原始的国家里，由国家进行强力制裁的手段是有限的，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压力才能使人民服从，与当局合作。反省就是使人民认识到某些作法在新秩序下是错误的。这样一来，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就应当低头下跪，承认全部罪行。显然，共产党想用这种办法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部树立—个无形的监督者，用新的生活方式指导自己的行动。  
　　公开忏悔是共产党使人民服从统治所使用的另一种办法。但是使用的手段不是那么纯马克思主义的，而更带有中国的色彩。在西方，人们私下向牧师，或直接向上帝忏悔，但是在中国，由于人民本身被奉为上帝，这种活动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这样，坦白会成了人们忏悔对社会所犯罪行的场所。我在后面将评论这种坦白对人身自由造成的威胁。但是，这里应指出，当高利贷者在全村大会上跪下，承认他是靠榨取别人血汗养肥了自己；当男人承认虐待了老婆，村里的恶棍承认自己威逼妇女同他发生不正当关系；小偷承认从邻居地里偷了西瓜时，人们认识到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正在形成。这种意识一旦掌捏了群众，新道德标准就势不可挡地建立起来。剥削别人以牟取私利，成了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过。许多村庄强烈地受到了新道德观的影响，不仅地主没有了，连小偷也随之而消失了。在共产党地区你可以看到整个整个村庄夜不闭户。  
　　诉苦会同坦白会正相反。人们在会上并不忏悔自己的罪过，而是倾诉自己的痛苦。诉苦会使人们产生同病相怜的心理。因为当人们互相倾诉自己的苦难时，他们认识到彼此在生活中有着共同的悲惨遭遇。这会使人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产生共同的感情，获得力量和希望。  
　　斗争会也是形成公众舆论、建立道德准则的有力武器。佃户斗争地主，妻子斗争丈夫，农民斗争窃贼，各人斗争自己身上的坏思想，各类斗争会的主要意图就是当众羞辱被斗对像。 在法律还没有享有绝对权威的落后社会中，风俗习惯是神圣的。一旦风俗习惯被打破后，人们无法预料其他人将如何行事，因而丧失了对社会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通过当众羞辱违反传统的人以维护共同的感情。爱斯基摩人处罚违反公共秩序者的方法是围着他跳舞、唱歌，用冷嘲热讽的办法折磨他。共产党中国农村中的集会上也采用与此类似的办法。企图以自己老婆的肉体引诱佃户或土改干部的富农，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这种惩罚在西方早已不用了，现在只用来惩罚儿童。但是在中国农村，采取当众羞辱和嘲笑的办法，对于建立道德标准，恢复社会的团结还是有作用的。但斗争会对自由也构成威胁。  
　　GCD不仅要改造中国社会，还要改造中国的人民。它像戴奥真尼斯一样，提灯夜游，揭露社会上不公正的事情，救济穷人，惩戒作坏事的人（或者拯救其灵魂）。它无疑是想把每一个中国人都改造成为有道德的好人。当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这种办法行之有效，而且深受老百姓欢迎，其人数之多超过了你的想象。  
　　在共产党地区的人民中，特别是青年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友爱的气氛。这在人人都为了金钱而勾心斗角的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存在的。在农村中，妇女会和农民协会使农民有机会在一起共同处理问题，这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共同感情。城市的工厂中也是如此，工人们破天荒第一遭可以在自己中间讨论共同的问题，并同资方讨论问题。 知识分子也正在经历一场思想改造。很多人是真诚进行改造的。但毫无疑问，也有很多人只是把自己的信仰掩盖起来，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实行自己的信念。至于其他老百姓，很多人对这种没完没了的说教和宣传感到厌烦。  
　　一般来说，共产党正在试图通过把社会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办法来统一中国。你要是表现你的个性，你就会脱离群众。因此，你就得作自我检查，接受小组批判，承认错误。你应当为社会，而不是为自己工作。  
　　共产党不断宣传那些很少有人能够应用于具体环境的大道理。他们不厌其烦地制定了人们应当遵守的种种规定。蒋介石制定的条例只是造成混乱。共产党的规定不仅要求忠于国家，而且也要求为社会服务，所以带来了安定。  
　　通过以上对共产党权力的道德内容所作的粗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因为中国的其他各种势力——地主、豪绅、士大夫阶级、军阀、金融家、政治官僚，等等——的所作所为（即使他们个人正直诚实），破坏了社会的安定，才使共产党成为今天中国唯一真正的道德力量。  
　　二十世纪中国的统治者没有任何得到普遍承认的精神权威，使他们能够制定新的道德行为准则。中国也没有一个受到普遍信奉的上帝，因此无法利用这个上帝来重申永恒的真理或订出新的信条。敬祖、孝顺之类的基本生活准则，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已经过时了。政府当局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把所有的经济负担都推到社会中最弱的成员身上，这使得皇帝、权贵都信奉的中国著名的“德政”理论也失去了力量。贵族和族长们丢下百姓不管，只顾自己发财。人们对社会的以及精神的权威产生了怀疑，他们也本能地对道德信条产生了怀疑。因此，德治在人们心目中的无上权威也消失了。  
　　高深的宗教也没能给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树立任何切合实际的道德准则。  
　　从印度传入、并作为下层阶级的宗教而征服了中国的佛教，早就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神力量。后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命运更糟糕。  
　　基督教的学说在十九世纪中叶点燃了下层阶级的太平天国革命，本来是大有机会征服中国的。但是当西方的冒险家同中国贵族和异族满洲人一道镇压太平军之后，基督教逐渐失去了下层阶级的特征。后来，基督教变成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成了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之流的信条。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根本不能成为人民的宗教。  
　　上帝不为凡人的事业服务就不能保持其至尊地位。在苦难深重、动乱四起，战祸不断、疾病流行的时代，先知可以使失去信徒的上帝重新复活，让他来到人间，怒斥不义，拯救百姓，把骑在穷人头上的压迫者打翻在地。这样，他们使上帝成为穷人的代言人，并使人民确信正义最终必将获胜。在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别的先知。  
　　中国的劳苦大众早已把他们自己的神仙打倒在地，外国人的上帝对他们的渴望和要求又毫无反应。帝国主义使中国走向崩溃，基督教既没有带来社会正义，又没能使人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苦大众转向与上述两者对立的共产主义，也就毫不奇怪了。  
　　因此，共产党目前成为中国世俗的以及精神上的统治者。他们用切合实际的希望取代了对上苍渺茫的幻想，用对人类理想的献身精神代替了对上帝的信仰。人民至上成为今天的偶像，社会主义成为未来的天堂。  
原注七：比如，有一段时间新四军就要求做到十点行为规范：借了门板要还；要扫地；讲话要和气；买东西不压价；借东西必须规还；损坏东西要赔；不随地大小便；洗澡避妇女；处处搞宣传；不杀俘虏。

自觉的梦游人

《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可以归为一句话：‘消灭私有财产。’”在苏联，这是俄国人的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但GCD人却没有采取这样的作法。GCD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制订的土地法大纲完全根据实际经验明确规定：
1．不论年纪大小，地主或佃户、国民党或共产党，人人都应平均分配土地。  
2．分得的财产即为个人所有，可以自由经营、自由买卖，并可在特殊情况下加以出租。  
　　老布尔什维克猛烈攻击私有财产的作法，同GCD的政策之间有很大不同。俄国人不容个人任何选择，要么放弃土地，要么被轰走。而GCD人同今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样，并不要求立即废除私有财产。在他们的心目中，私有财产仍是万恶之源。但他们无意把它彻底消灭——至少现在还不想这样做。他们打算同它妥协，容忍它的存在。他们完全不反对私人持有土地。实际上，他们的态度正相反。他们目前的政策是让农民获得土地，发家致富。  
共产党在它的土地法中对私有财产作了让步，但并没有对地主作任何让步。土地法明确规定地主阶级必须消灭，不容分说。地主要就是屈服，要就是被消灭掉；他被剥夺了过去享有的一切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共产党人认为，消灭了地主阶级，也就废除了最残酷的封建剥削形式。他们对这种封建剥削是极为痛恨的。然而他们并不强烈谴责资本主义。
　　在这一点上，GCD人也是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必须消灭中产阶级”的理论。原先这种理论不仅适用于生产资料，也适用于分配手段。  
　　GCD人在二十年代末、二十年代初期也几乎盲目地信奉这种理论。二十年前按这种理论行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现在这种理论已被抛弃了。为了肃清它在共产党新老干部思想中的影响，毛泽东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特意对中产阶级作出了照顾和让步。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保障工商企业的优惠地位。党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政策，曾在一段时间内明令减轻工商企业税。  
　　在经济上很少对私有财产加以限制。事实上正相反。商人、煤矿主、火柴厂经理一类人，至少在国内战争期间都被看成是幸运儿。  
　　共产党采取这种温和的政策决不是出于对私有财产神圣的信仰。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推行的政策还不能使人民得到彻底解放。贫穷还不可能从地球上消失，经济上的不平等将继续存在。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以及共产党自己进行二十年土地改革的经验，使他们不得不同私有财产这个魔鬼暂时妥协。这两者使共产党人懂得还是慢慢来为妙。他们不在乎被别人叫做土匪或改良派。他们看待一切事物都是从当前任务的需要出发的。  
原注一：这一态度会维持多久不得而知。共产党已经显示出用重税来清除外国势力的倾向。上海美国学校被课税七万六千美元，即将关门大吉。Anglican Holy Trinity教堂被要求缴纳五万六千美元的土地税。教堂的头头表示：“这一定是搞错了。”其实并不一定有错。共产党就是打算要清除“帝国主义”势力。  
就其政治形态而言，中国共产主义乃是夺取、保持以及扩大国家政权的工具。对毛泽东来说，反蒋战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取群众的拥护，尽可能少树敌。  
　　毛认为平均分配土地是争取群众支持的最好办法。他认为，只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到十，但拥有全部土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地主富农才反对这个纲领。由此，他得出结论，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将参加上地改革和统一战线。我个人认为毛的估计有点过高。但毛就是这样看的，并且向党说明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估计制定他的策略的。  
　　毛提出了两项基本原则：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毛知道佃农是他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因此，他想让贫农团成为分配土地的权力机构。可是，他认为中农才是决定性因素。他指出，必须对中农作出让步。如果中农反对平均分配土地，则应允许他们保持比一般农民稍多一点的土地。  
　　在这方面，毛常常不得不对在土地改革中搞得过头的农民和头脑发热的干部加以限制。  
　　毛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指出：“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行为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因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建立反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  
　　毛不但要防止他的基层干部脱离中农，还要对那些混进党内、认为废除封建主义就是杀地主的痞子进行斗争。  
　　毛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地主。”  
　　这种警告是很必要的。许多干部根据“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对农民的暴力行为不加阻止。还有些干部认为杀人是正当的，而不制止乱杀现像。有些干部私下对我说：“这种暴力行为是对土地改革的歪曲。”一方面，毛必须制止土地改革中的暴力行为（在写作本书时已经制止了）；同时，他还得大力推行平等政策——这种政策在土地改革初期并不是总能贯彻的。有些地方，地主富农所保留的土地远远超过一般农民的标准。毛认为这种让步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他宣布不应重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间执行的“不给地主土地，只给富农坏地”的“极左政策”。  
　　“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  
　　“只可惩办那些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  
　　“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  
克制和谨慎行事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策略原则。  
　　他警告说：“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  
　　“分浮财和分土地，均必须在环境比较安定和绝大多数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否则就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  
　　以上谈的是土地改革和夺取政权的斗争。至于土地改革是否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分配土地本身并不能在中国产生健全的农业经济。它既不能创造出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也无法消除过剩的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过去的国民党农业专家和今天的外国专家都引用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来证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纲领是完全多余的。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土地改革并不只是土地问题，还涉及同地主经济紧密相联的整个社会制度。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有的人就会活活饿死，农民就会被任意残杀，妇女就会像牲口一样被买卖。蒋介石的支持者还说，土地改革拆散了大庄园，在经济上是倒退的。但资本主义式农业在中国少得可怜——在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的华北则肯定不存在。况且，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把大农场分成小农场，而是通过集体劳动使小农场合并成大农场。  
　　共产党目前对私有财产采取这样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不实行土地国有化。你把一个共产党员叫到角落里，对他说你认为把庄园拆散不能解决中国对农业现代化也就是大农业的基本需要，他会告诉你：“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农民摆脱地主的剥削，得以活命。农民得到土地以后，认识到他是社会中的一员，人人平等，因此，他开始认识到实行民主的必要性。然后，正如我们目前已经在老解放区实行的那样，我们将引导农民实行互助耕作。这样，农民就会逐渐认识到还是大农业好，他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同他能过上好日子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农民自己逐渐会创造合作的形式，我们且注意看他们。也许需要十年才能完成全中国的土地改革，再过十年才能实行互助耕作。到那以后，才能谈集体化。土地国有化也许不一定对中国有利。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实行土地国有化。俄国把农民变成了国家的佃户。目前我们不需要任何佃户。”  
　　我在共产党地区游历时，除了少数地痞和一些头脑发热的地方干部非法向从事工商业的地主征税以外，我没有见到从根本上违反共产党关于私人财产政策的现像。可以肯定，共产党没有试图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商业国有化或土地集体化。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  
一九四七年圣诞节，毛泽东在zhonggong中央委员会作的一篇报告中，对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作了一番展望。他在讲话中描绘了未来中国社会的大概轮廓。我现在不加评论，转述如下：
　　毛认为，革命有三大经济任务：  
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二、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三、保护民族工商业。  
　　毛指出，“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同外国帝国主义密切地结合着，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所以，革命所要消灭的对像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  
　　由于中国还很落后，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中国的农业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分散的、个体的。然而，由于已经从封建制度下解放了出来，它将被引向集体化的方面。因为这种原因，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危险，而是可取的。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消灭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锚误，是绝对不许重复的。  
　　工人的劳动条件不应过高；不得征收过高的所得税；土改中不应侵犯工商业者，不得重复所谓“以劳动者福利为目标”的近视的政策。  
总起来说，新社会的经济构成是：
（1）国营经济，  
（2）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  
（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  
　　必须实行发展生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何其他的政策都是害死人的，错误的。  
　　以上就是毛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大概设想。  
　　更具体地说，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包括钢铁工业在内的所有重工业，包括生产军火和化学品的所有国防工业，以及所有机器和资本货物的制造业都将完全由国家经营。但是，私人资本可以在轻工业中获得不受限制的发展。已经邀请国民党工商企业家在解放区投资。各地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向他们提供了特别的便利条件。  
　　到目前为止，在共产党新占领的大城市中仍允许私人银行和钱庄继续营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将继续允许它们营业。  
　　十分明显，共产党的贸易政策是基于下述两条原则：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贸易由国家管制。共产党办的杂志《中国文摘》说；“对外贸实行管制的目的是只进口对经济建设必要和有用的物资，禁止进口对国内工业有害的非必需品。”就理论上来说，这同蒋介石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一样的。但共产党认为，南京的贸易政策只不过是由“四大家族”实行垄断，并为倾销美国货物大开方便之门。只有官僚资本才从这种政策中获利，而私人企业却被挤垮，整个国家的经济遭到扼杀。共产党声称，他们的新政府将实行国营贸易以获取外汇，但同时将保证私人出口商的利益。蒋介石政权从未成功的执行过这一政策，这是它脱离中国实业界人士的原因之一。国民党已经失败了，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否能成功，我们且拭目以待。

自觉的梦游人

为了估计一下GCD统治下自由的前途如何，我们应首先回顾一下共产党兴起之前中国有什么自由制度。  
　　假如将自由理解为一个人可以不屈从别人的意志，可以在他的行动不损害社会生活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那么，我们就会立即发现，直到不久前，中国的自由制度同我们西方的任何自由制度都截然不同。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社会秩序是依靠庞大的地方和中央机构以及一整套复杂的法律来维持的。只要不触及这些法律，我们便享有自由。  
　　在中国社会中，直到不久以前，个人意志并不是由任何国家权力或政治法律来协调的。相反，人们的行为受到一整套复杂的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的支配。人们的公民权受习俗的约束而不是受政府法令的节制。保护人民免受政府侵害的，是社会风俗和孟子制定的最高准则，而不是宪法。根据这种最高准则，人民有权反抗丧失天命的统治者。同日常生活的准则一样，自由的范围也有明确的规定。孝顺父母，崇敬祖先。从小接受儒家道德的熏陶，普遍尊敬才子和老者，严格的礼仪，世界上最讲究的礼节，所有这一切对人们的行为作了规范。当人们违反公认的准则时，他们通常不是受到国家的处罚，而是受到公众舆论的压力。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压力足以迫使一个人离开他的村子。  
原注一：据韦伯新国际辞典。  
原注二：“白善孝为先”，不孝之罪有时候是严重到可以用家法处死的。不敬祖先也会被官府治罪。取消了祖先崇拜的组织会社被认为是造反的，因此也是对父系政权的一种威胁。  
原注三：当公务员，比如行政官员或武将触犯法律时，可能会被流放到荒凉之地，比如长城以外。有不少戏剧就是以同情的态度来描述不幸的被放逐者的遭遇的。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并不是由阶级，而是由家庭地位所决定的。人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在著名的五常之中有着明文的规定（五常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亲属关系有明确的名份，附有强制性的义务和权利。这种制度的好处是每人都知道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确切地位，因此也就知道别人如何行事。
　　在个人家庭的圈子外，凡是最有能力维护家庭者，即拥有最多亲属的，自然享有最大的自由。一个人的兄弟、姑表兄弟和叔伯越多（他们可以保护他，或为他报仇），他享有的自由就越多。人们受了欺负，便召来家里人和亲戚围攻仇家，这在今天中国的一些地方还是司空见惯的。人们到衙门打官司时，一个人能叫来的“兄弟”数目多少，往往决定官司的输赢。可见打官司也取决于家庭的势力。  
原注四：见约翰•费班，《美国与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出版，三十四页。  
在中国，保护自我利益的另一个办法是做到“朝中有人”。所以，人们都竭力至少让一个子弟去读书，通过科举考试后，得到一官半职，不仅能光宗耀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保障家庭免于过艰辛的生活。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追求功名著称。他们总是觉得，与其要求别人保护自己免受政府的伤害，还不如自己设法在政府里找个保险的差使。
　　中国的贵族阶层一向是软弱的，因此，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甚至中国的哲学家也更关心社会道德关系，而不是个人自由。只讲实用的儒学十分重视礼仪，它的目标不是解放个人，而是维护社会。附带说一句，儒家学说具有两重性，它不仅维护国家权力，而且也对其有所限制。  
　　虽然中国存在国家专制主义，但不同社会集团的权利和义务几乎相同，因此，中国几乎到今天仍能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很少有人拥有巨大的财富，主要原因之一是，父亲把财产分给所有的儿子，而不是只传给一个儿子。因为没有显著的不平等，人们的利益和义务几乎相同，社会因此得以保持稳定。通过每隔几个世纪来一次改朝换代的方式进行调整，重新分配一部分土地。  
西方势力伸入中国后，特别剧烈地震动了这种自由制度。人们迫不及待地接受西方的自由观念，而不考虑这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对于中产阶级农民出身的军阀来说，自由远不如政治权力有吸引力。  
　　如果说新的统治者未能使他们的自由观念适应旧有习俗体系，那么旧有的权势力量也表现得不负责任。从前，农村中的尊长者不仅拥有权力，而且还得承担与他们地位相应的责任。这些人很快变成了在外地主，不思尽责任，而只顾从佃户身上榨取地租，放高利贷，只想增加田产。村贵们变成了工厂主和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他们招工人当作仅仅是劳工契约中的卒子。士绅阶层的子弟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英文，然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回国后成了买办、官僚、银行经理，把他们在国外学来的西方自由观念搬到中国。他们打着自由企业和个人权利的招牌，到处横征暴敛，抢夺人们的金银钱财，甚至从人们的口中把食物夺走。一句话，这些人生吞活剥自由的概念，却毫不考虑其所带来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再享有几乎平等的权利，因此，古老的社会习俗所传下来的个人主观权利便无法再保持下去了。人们再也不知道别人将如何行事。从此以后，大部分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反对个人自由的理论，因为他仍逐渐认识到，这种理论只不过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后，当权者变得更加贪婪，更加不顾人民死活。于是中国人民决心打倒个人权利，而代之以社会权利——即“平民”主义。就这样，人民大众，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GCD人，逐步抛弃在西方受到称颂、并且直到不久前他们自己还信奉的自由概念。  
　　只有懂得这种历史背景，才能理解GCD人对待自由的态度。当共产党人说他们不给反动派以言论、集会和请愿的自由时，他们的意思是要镇压军阀和其他反社会分子，正如过去不孝敬父母者因破坏了社会和谐而要受到惩罚一样。当他们申斥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发表长江内有水雷的“谣言”时，他们是在使用政权的力量反对个人权利。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以便成为南下大军中的政治干部。实际上，他们正在步他们为了“当官”而学习四书五经的先辈的后尘。这表明他们不仅希望进行精神上的冒险，并且也希望行使权威，而绝不说明他们想要摆脱权威。  
　　中国就这样突然背离了通往个人自由的道路。如果个人权利受压制一事激怒了国民党领导人，那他们只能怪自己。因为正是他们的贪欲和暴虐才使多数老百姓陷于绝境，以致情愿放弃个人主现权利，以求在那些能够保证他们安全的人们保护下得到安生。  
一
　　我们美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作出更大的努力，使自由成为我们文明的基石。但是，也许我们自己独特的历史使我们无法理解外界争取自由斗争的实质。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未经开发的国度内开创基业的，我们把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自由企业原则作为我国的根本理论，即使这样，我们如果不毁灭这里先我们而存在的文明，也就无法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及相应的自由制度。为了实现我们的自由和利己主义理想，我们不得不剥夺印第安人的自由，而且还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这种建立新社会的方法，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国的的人都无法采用了。十分明显，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中，利己主义哲学的泛滥只能导致全面的社会大灾难。  
　　中国人口过多，生活水平是世界所有大国中最低的，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任何政府所能给予人民的最宝贵的自由，不是言论、选举或集会的自由，而是生存的自由。  
　　很明显，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给解放区人民的最大恩典是使他们免于饥饿。土地改革并没有使农民摆脱贫困，但至少使贫困平等化。只要村里有粮食，人人就不会饿死。这种经济上的公平是通过和地主豪绅进行殊死斗争赢来的。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使贫困无地的农民获得了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感情——希望。有粮食可吃，这同自由、即个人主观权利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受地主和高利贷者压迫的农民，经常被强迫放弃土地和妻子，陷入饥饿之中。不挨饿是一种个人权利，但它并不是客观保证。旱灾和水灾还可能带来灾荒，人们还将挨饿。但这并不是因为某个掌握经济权势的人把他们从土地上超走，或抢走了他们的存粮，而是因为村里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当然，土地集体化运动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很多中国人大概是为了在经济上获得保障，而不是为了自由才站到共产党一边的。但是，只有通过反对旧的统治阶级才能获得保障，因此．争取保障的愿望变成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情况在游击区尤为突出，在这里人们可以遇到世界上最向往自由的人。抗日战争、内战和土地改革使最富于斗争精神的人得到了权力和地位。在革命的危机中东躲**的胆小之辈，则被推到了社会政治阶梯的底层。但也存在一些复杂的情况。许多“蒙昧无知的群氓”并不是为了自由的理想而起来造反的。他们起来造反是因为他们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想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推翻某些权势人物。现在，这些人想保护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在他们眼中，自由已远不如刚造反时那样重要了。  
　　残酷阶级斗争的创伤和悲惨的个人遭遇，使许多人变成铁石心肠。农民是讲究实际的，他们经受了抗日战争的磨难，绝不书生气十足地看待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意味着他们自己能保护自己。他们不想让他们的敌人东山再起。  
　　但是，不论人们是为了自身安全还是为了自由而参加革命，他们都习惯于为了社会理想而不是为了个人原因而一致行动。甚至在无政府主义十分严重的游击区，也始终存在某种集体纪律。人民希望受到保护，希望和平。他们需要粮食甚于个人自由。  
　　所以，很多人对新政权和社会正义抱有无限希望，而绝不像西方人那样寄希望于自由。  
原注五：这里讲的只是华北和东北的情况，因为这两个地区土改完成得很彻底。  
二  
　　近百年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奋斗。在第二个阶段中，人民谋求掌握国家政权，实行民主。在第三个阶段中，人民希望从封建主、个体剥削者和旧的社会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  
　　我无法在这里详细论述这三个阶段，我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都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从人身自由的观点来看，第二个阶段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反对个人受剥削和反对半奴隶制的斗争，总是不可分割地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联结在一起。其原因很简单：封建统治者——地主，高利贷者和地主管家，到现在还是同买办或官府勾结在一起，而买办和官府又同受到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炮舰和军事行动保护的外国势力相勾结。因此，人民一直在争取建设强大的国家机器，以解放自己的祖国。许多人把政权看成是救星，而不是压迫者。  
　　我在本书中已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农民是怎样在共产党的发动下挣脱了封建枷锁的。这里，我只想再强调一下：共产党把妇女从男人，儿子从父亲，农民从高利贷者，佃户从地主，壮丁从征兵官吏手中解放出来；因而确实给中国的贫苦大众带来了许多新的自由。但是这种解放具有双重性。要通过一场革命使贫苦大众获得同其他人平等的权利，就不能不妨碍另一些人的自由。在中国，共产党采取革命手段解放妇女的作法（不同于国民党的温和作法），不仅限制了男人的意愿，在某些情况下，也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他们的个人自由。自由婚姻打破了父母的包办，违反了孝顺父母的观念。把民族工业家从国民党领导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也就等于打倒了大资本家。一句话，奴隶的自由必须以主子的自由作代价。  
　　革命本来就意味着在解放一个阶级的同时打倒另一个阶级。中国革命已经解放了贫苦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打倒了地主和买办阶级。  
　　危险在于新兴的革命阶级可能不但打倒统治者，而且也打倒其他一切人，到头来也打倒它自己。同任何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未必能完全避免这种危险。在土地改革的最初阶段，地主不仅作为一个阶级被打倒，而且往往在肉体上也被消灭。当狂热情绪席卷农村时，许多无辜的人（不只是地主）被打死。更多的人受到嘲弄、谩骂和侮辱，被剥夺了正常的公民权利。需要乃是任何革命的上帝。这个上帝完全不受共产党的约束，而且往往取代了所有的权力、特权和临时法律。  
　　毛泽东竭力想控制他自己所煽起的旋风，但是他的话经常被风暴的怒吼所淹没。不仅如此，许多党员把夺权斗争看得高于一切，竟直接下达了完全侵犯公认的人的自由权的命令。  
　　我在晋察冀边区读过一份报纸。这家报纸批评某些土改干部在对付地主富农时没有肃清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它举了一个村子的例子，号召大家学习。这个村子不谁地主参加农会，地主没有路条就不准擅自离家，要求村里的儿童嘲弄地主家的孩子，不和他们一道玩耍。这样，使每个人都认识到当地主是莫大的罪过，甚至连子女也得为上一辈犯的罪而受过。  
　　我曾遇到一个干部。他是某城市的市长。他过去曾幻想战争结束后到外交部工作，日夜向任何希望出国的人发放护照。由于蒋介石像斯大林一样只让少数经过挑选的人出国，我的这位朋友竟把这种幻想当作革命胜利将带来的自由的一个最好的像征。可是事实上，一些人甚至不准离开他们的村子。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幻想只不过是一场恶梦。  
　　说句公道话，由于各处的情况并不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能一慨而论。据我所知，在刘伯承领导的地区，干部们竭力保护前地主的权利。但这完全取决于地方干部的善心和党的机构的好意，而并不能充分保障自由。共产党地区所需要而又缺乏的，是对权力的各种约束，一整套法律和新的法庭制度，以及必须对一切由群众作主的作法加以限制。  
原注六：一九四七年后，土改地进行速度和强度比这本书里所描述的要减缓很多。  
原注七：毛泽东是最坦率、最敢于直陈观点的领导人之一，公开承认土改中乱杀情况的存在，并且强烈谴责这种行为。在很多时候，他是反对“按群众意愿来”的。  
三
　　GCD在发动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解除了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使国家摆脱了西方的统治。但他们是否使人民摆脱了国家权力的控制，却很难说。人民将不再受到蒋介石那样的专制暴政的统治，但大概仍要受到权力的约束。  
　　这种结果并不产生于任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革命本身的规律所造成的。原因在于，最穷苦的农民是农村中造反的中坚力量。他们把共产党、或者至少是八路军看成是替他们谋幸福的救星。他们往往使群众组织获得最广泛的权力。这些农民依靠自己所创立的权力，使自己摆脱了旧制度和旧的统治者的桎梏，但他们现在所建立的新制度和新的统治者，其奉行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统治者。  
　　这个统治者不是别人，就是“人民”自己。在今天的共产党中国，人民被认为是掌权者，一切都属于人民，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共产党人明确地公开宣布一切权力归人民；他们还明确地公开宣称他们自己是“人民的儿子”。  
　　由于权力属于人民，人们可能会认为个人自由的前景会得到保障。但发展的趋势却恰恰相反。因为，顾名思义，任何基于普遍意志的权力，最终必然要求个人意志服从于它。这就是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共产党也很得意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使社会权利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  
　　GCD的许多支持者犯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把人民的权力同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的错误。但GCD自己却很少犯这种错误，他们异常直率。他们对我说人民是他们的“亲骨肉”。这个意思很清楚，他们讲的是他们力量的源泉，而不是什么个人自由。  
　　抗日战争和内战初期，人们在共产党地区享有广泛的个人自由。因此讲人民战争、人民民主、人民政府和人民权力是很有道理的。道理很简单：游击队和游击败府中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分享权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人民实际上参与了建立政权，他们没有理由抓疑代表他们自己的机构。所以，他们在人民意志的旗帜下把一切都归功于他们的政权。八路军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八路军。共产党人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只要权力局限于小范围地区，人民能加以监督，这种说法就是对的。  
　　但是共产党现在已经控制了拥有据近两亿人口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说人民有至上权力就不对了。人民可以领导一支农村游击队，可以领导某个村子的土地改革，但他们无法领导整个中国。至上权力意味着发号施令。很清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发号施今。  
　　共产党所用的“人民”一词，常常使西方人感到迷惑不解。过去中国皇帝自称为天子。现在，GCD人自称为人民之子．换句话说，人民取代了上帝，共产党取代了皇帝。皇帝秉承天命而统治，共产党受命于人民而统治。在旧中国，人民生活在死人的专制之下。他们必须尊崇祖宗。现在，共产党说，人民就是祖宗，应当尊崇人民。用西方的语言来说，至高无上的皇帝为至高无上的人民历取代。神的意志为人民的意志所取代。  
　　如果一切人的意志都应服从于最高意志，那么个人就应该服从人民，有些情况也确实是如此。在群众大会上，迟到的人有时被罚向大家鞠躬，达叫做“向群众道歉”。这也就是向至上权力低头。毛泽东的许多追随者在宣扬平民权力的时候，所提出的是带有中世纪色彩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宣传“走群众路线”，说人民永远是对的，人民不会做错事。这样，他们就为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因为很明显，如果人民不会犯错误，那么代表人民的权力也同样不会犯错误。  
　　毛泽东一向反对这种理论。但是共产党现在仍大谈“人民”，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个人必须服从全体人民。共产党把人民奉为高于一切的万物之源，于是就制造了一种气氛，使他们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一切都奉献于人民，也就是说，奉献于统治者，奉献于权力本身。  
　　中国革命并不是以西方概念中的个人自由作为基石。你可以检查毛泽东的著作，其中很少谈及个人的权利。他的文章饶有风趣，锋利，分析中肯，却很少谈到个人。  
　　毛泽东历来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他的追随者通常讲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共产党人不大考虑复杂的动机。他们不想引起混乱，他们不想使反对派得到同情。他们提倡为人民服务，要求人人都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  
　　共产党人认为个人主义的哲学是自私的。中国的许多问题就是这种利己主义哲学造成的。人们在谈心会和学习会上不断强调这一点。所使用的方法，可以用南京发电厂职工召开的一次会议来说明。该厂副总工程师、康内尔大学毕业生张蓝柯，在会上作了如下发言：  
　　“我已五十多岁，在国外留过学。年轻人的恭维使我自以为很有学问。有时我也看一些书，但完全是为了个人。现在我的学习目的变了。我认识到只有使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个人才能有前途。正是个人主义之类思想，使得国民党政权内部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成风。”  
　　共产党的主要口号——翻身、斗争、悔过自新、改造、整风、咱们是一家人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团结统一，做到同心同德。但这是社会平等，而不是个人自由。  
　　当今中国的领导人都十分强调民主，对自由则含糊其辞。毛写了一本论“新民主主义”的书，但其中很少提到个人。孙中山把民主，而不是自由（民族自由除外），列为他的三民主义原则之一。也许中国人错误地认为，西方人的自由来自于国会和议会。但实际上，是对行政和立法权力起约束作用的司法机构使人民得到自由。  
　　所以，即使共产党在农村中实行选举，也很难相信选举本身将保障个人自由。只有当个人受到保障时，不受限制的民主才能同自由并行不悖。在传统上，中国很少有这方面保障。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是把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责拱手交给贤明的统治者。至于建立在社会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的“人民专政”是否能够使中国人民生活得比过去好些，这个问题最好留给历史去回答。不论怎样，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共产党的“平民”主义理论将以完全不同于西方式的方法来解决自由的问题。  
原注八：据亨利•里伯曼，纽约时代周刊，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  
四  
　　蒋管区不存在和平集会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少数几个大城市例外。但即使在这些地方，上述自由也受到限制。而共产党地区则有一定的结社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在农村中极为活跃。这些组织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发表意见，有时还批评农村各方面工作中的问题。  
　　土地改革的章程规定，政府应给予农民及其代表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和检举各级干部，罢免和选举政府和农会组织全部干部的权利。  
　　不幸的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农民并不经常行使这些权利。但也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例子，说明有人敢于对八路军干部行使这种权利。我在河北时曾遇到这么一件事，一位农村民兵拿着村公所的传票步行五十英里来到北方大学，要求把一个在该校担任教授的八路军高级干部交给他，带回村里受法庭审判。尽管教授的同事们表示反对，他还是立刻被交给这位民兵带走了。教授被带到村里，因过去犯的一些错误受到“斗争”。他没有受到处分，但是大受羞辱，最后灰溜溜地回到学校。这类事件使解放区的许多知识分子惧怕农民和他们新获得的民主权利。  
　　言论自由对共产党地区人民中的许多阶层来说是一种崭新的自由。如前所述，华北某些地区的穷苦农民过去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不敢公开指责地主。如果一个农民胆敢顶撞地主，他就会被关到土牢里，被赶出村子，或者被杀掉。现在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穷人可以像任何人一样自由讲话了。  
　　言论自由对华北农村的广大妇女也是一种新鲜事物。她们不再像先前一样，只能低着头坐在桌旁，等别人问话时才能说话。她们现在拥有同男人平等的权利，想出门就可以走出家门，可以自由集会，参与政治，管理本村的事务。  
　　由于有批评政府的自由，于是人们可以大胆提意见，抱怨，发牢骚。但是公开反对共产党的自由似乎是没有的。  
　　共产党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但上海的zhonggong官员公开声明他们不给“反动派”以出版自由。说句公道话，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向来都是军队、政党和政府办的。所以，共产党封闭许多报馆，也无非是做了我们在德国和日本所做的事情而已。上海和天津原来有几家独立报纸。这些报纸曾经不时激发公众舆论，使蒋政府有所顾忌。后来共产党允许这些报纸继续出版，正如他们也允许几家外国人办的报纸继续出版一样。但是共产党对报刊的基本态度，使人们怀疑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报刊批评他们的政权。  
　　尽管共产党内绝非舆论一律，但是党的领导人和主管宣传工作的人员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为革命服务。毛泽东认为文学应该服从政治。解放区的一位著名作家同毛唱反调说政治应服从于文学。有些党员对他很恼火。但仍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发表意见。由于毛一再宣称不可能走“第三条道路”，于是宣传官员就附和他的调子，声称不存在中立的文学。他们说，所谓的中立文学统统是“伪装”的。  
　　尽管共产党利用报刊为政治服务，但至少在内战时期，在整个共产党地区存在着非常广泛的新闻自由。共产党领导人，非党游击队队长和县干部经常对我说，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公开的。我认为除少数情况外，这种说法是完全真实的。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像共产党这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自上而下地搞革命，没有彻底的沟通消息的自由是不行的。为了宣传他们的政策并了解农民的想法，共产党需要这种自由。  
　　本书之所以充满了关于暴力的描写，原因之一是我曾特意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这样做绝不是想要诋毁共产党，而是因为这些材料本身很有价值。当局不仅没有阻止我了解这些情况，相反，大家都尽力帮助我搜集材料。本书关于土地改革的报道，大部分来自于村、县土改干部和农民的介绍，以及我本人的见闻。共产党的各级机构提供的情况甚少，而且缺乏我自己在本书里所介绍的许多细节。为了了解情况，我走村串户，一个一个地找干部谈话。这好像一个学生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每个教室上的课都不一样。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尽管共产党人有二十年的经验，他们也得采用大致与此相同的办法了解土改中的问题。 因为这个题目太大，采用别的方法不行。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土地改革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差、错误和不公正的现象（其中最主要的是采取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态度），这些错误并没有僵化成教条。新闻自由是任何一场革命的生命线，就这一点来说，中国革命也不例外。  
　　革命时期的新闻自由是一回事，革命以后的新闻自由却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目前正在夺取国家政权，今后在他们的辖区内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传播新闻，特别是国外新闻。  
原注九：中国北方封建残余更多，故此北方妇女所享有的自由要比南方和华中的妇女小得多。  
五  

　　共产党为了恢复社会安定所进行的斗争，必然会赢得任何诚实的观察家的高度同情和尊敬。资本主义文明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使中国人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怎样行事方是正确的。习惯和传统已无法迫使人们遵循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只有使用高压手段才能使人们就范。  
　　蒋介石使用的高压手段是警察和特务。但是，警察和特务的人数不可能多于老百姓，因此他被推翻了。现在共产党正采取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启发、唤起人们社会良知的办法来控制中国人民。某些观察家说，这是使用极权主义的办法来铲除异己，实现大一统。不过，大概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使中国恢复社会安定。  
　　共产党在着手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时，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们不仅需要改造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且必须改变人们的习惯、传统和思想。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随着物质条件的缓慢变化逐渐地改变自己的人生现。过去，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发展缓慢。但是现在历史不容许它继续那样极慢地发展了。GCD人为了推翻封建主义，驱逐帝国主义，使国家获得真正而彻底的独立，不得不以极大的力量和宗教般的狂热进攻习惯势力，这就不可避免地殃及个人自由。  
　　GCD人具有高度的道德水准。但他们的美德本身却使人感到害怕。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任何反对他们的基本生活哲学的人都是错误的。他们并不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狂暴之徒。他们从不盛气凌人，嚣张跋扈。他们很少使用暴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但有时也可以见到例外）。他们欢迎批评，在解释他们的纲领时令人难以理解地耐心。他们也不是空想主义者。他们并不指望中国能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一个理想社会。他们讲求实际 （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而言）。尽管这样，共产党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历史的需要。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他们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所有的人。这样一来，自由就受到威胁了。  
　　翻身这个口号体现了改造人的哲学。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种高尚的道德原则，竟然会既震慑邪恶，又损害自由。翻身是改造地痞、二流子和鸦片鬼的极有效的手段。无可否认，确实有不少以前的社会渣滓被改造成为有用的人。但另一方面，在那些职业社会改革家的手中，这种改造人的哲学有时竟成了精神压迫的武器。青年学生经常挥舞着翻身的口号干涉别人的自由。  
　　不仅如此，由于要求人人都必须揭发贪污舞弊，检举反动派，改造别人，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监视别人的暗探。这种危险在共产党辖区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这种倾向确实存在。  
　　“斗争”的方法在那些肆元忌惮的干部手中是一种很危险的武器。实际上“斗争”这个词在一些地区具有很不祥的意义。只要一提“斗争”，就足以把反对派吓倒。  
　　GCD人很以其“自我批评”的方法而自豪，这不无道理。因为只有不断检查自己，他们才能改正错误，防止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但是“检讨”和“整风会”的目的常常不仅是为了纠正干部对群众的教条主义态度，而且是为了改变同党的政策不一致的个人信念。许多从蒋管区投过来的知识分子私下告诉我，他们开始时很讨厌这些批评会议，但后来逐渐愿意参加这些会此因为这些会议有助于他们改造“世界观”。虽然这种思想统制的方法还未搞得太过份，但它有可能扼杀人们的活跃思想，使人们完全按照党的政策进行思考和活动。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既不存在强大的中产阶级，正确的行为准则又已荡然无存，所有其他集团在道德上都十分无能，又怎么可能不这么办呢？共产党的反对者均无法反驳这一点。  
　　西方毕竟有足足一百年的时间可以给中国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蒋介石也有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这样做。现在轮到共产党来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社会了。  
原注十：据说中国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二流子”。这些人在村里为祸一方，到处搞女人，抢食物，就是不劳动。到目前为止，任何人都对改造他们不抱希望。  
六
　　任何关于自由的讨论，毕竟很难得出什么结果，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明确的。很明显，自由同宗教一样，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农民的上帝未必是哲学家的上帝，穷人的自由同资本家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一个肤浅的观察家可以根据GCD辖区的自由制度证明任何他所希望的赞成或反对的结论。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已成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或者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一般来说，美国人对GCD辖区的自由存在着两大误解。共产党在自己的地区所消灭的最大自由，就是旧政权直接通过秘密警察、匪帮、宪兵，或者间接通过通货膨胀、巧取豪夺、苛捐杂税、贪污舞弊，来残害人民的自由。  
　　另一方面，一些支持GCD的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人民的权利并不一定就是人民的自由。两者也都忘记了，革命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实现自由，而是创建新的权力（连美国革命也是如此）。  
　　两者都不懂得，一场正在进行中的革命和一场已大功告成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最后，两者还忽略了这一事实；GCD领导下的革命尚未完成，在目前阶段也不可能明确地建立任何自由制度。  
　　考虑到这些因素，并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我们可以重新归纳一下共产党辖区自由的情况。共产党使人民，特别是农民，得到了他们前所没有的下列自由：免受饥饿的自由、武装起来的自由、婚姻自由、选举自由、和平集会及批评政府的部分自由。  
　　共产党保证了除官僚资产以外的私有财产的安全，但他们取消了出租土地的自由（特殊情况除外）。  
　　共产党地区的人民普遍有旅行的自由，不过将来未必有出国旅行的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特别是涉及到社会当局）要比以前广泛得多。但是否会有美国今天的言论自由，则令人怀疑。现在仍有一定的出版自由，但许多报刊都是政权的喉舌。在农村中，人民已经摆脱了封建统治者，基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农民将不再会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被高利贷者吸尽骨髓，或被抓壮丁。丈夫不许打老婆，当官的不许打当兵的，当兵的不许打老百姓。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们都不用担心被军队抢劫。  
　　共产党还没有建立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他们并没有接管所有的工业、商业、农业，并置其于国家（即党和领袖）的管理之下。他们没有消灭私有财产。他们还没有消灭一切差别，从而消除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共产党人不杀俘虏，他们没有押运死刑囚犯的汽车，没有流动法庭，也不在大街上枪决犯人。党尚未建立恐怖制度。党的高级领导人强烈反对暴力行动，虽然并不总是成功的。  
　　共产党没有对政府雇员实行忠诚检查。他们没有地区性的反颠覆法。他们没有设立非华活动委员会。他们没有禁止他们的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成员担任政府职务。他们没有把作家召到特设委员会，要求他们说出自己参加了什么党派。他们有意对大多数从前的反对者采取温和态度。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保证国民党军官在农村中可以分到土地。  
　　从共产党方面来说，他们正在努力建立全面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控制。他们大搞群众性的宣传和教育在工厂和学校中建立学习小组。这些小组虽然提高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却造成了令人感到压抑的舆论一律。有迹象表明，党最终将对文学、艺术、戏剧和科学采取某种形式的控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党公开对立或者批评党的根本政策的情况是极少有的。允许各党各派的成员进入政府，但不允许“反共分子”进入政府。  
　　可能要进行比蒋介石统治下规模重大的思想灌输运动。已经开始改写历史，尤其是关于美国在东亚活动的历史。  
　　共产党许诺人们可以有信仰自由。但一切迹象表明党打算过问没有改造的人在道德、哲学和心理方面的观念。无论什么时候党总是在忙个不停。它的干部深入生活，接触了蒋政权从不了解的许多方面。由于在中国能读会写的人将成为统治者，因此知识分子就成了灌输道德概念的主要对像。关于改造、悔过、整风和检讨的无休止的谈论，最终可能形成新的正统作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思想方面的压制还极微小。  
　　根据人身保护法人们所应享有的人身自由，由不受国家权力机关控制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以及西方人直到最近还从为是理所当然的其他种种权利是否存在，仍然都是疑问。  
　　中国从不存在象样的独立的法院系统，因此共产党人必须从头搞起。人民法庭在目前通常是附属于政权的机构。斗争会和坦白交代会有时完全成了报私仇的工具。人们有时被迫贬辱自己向“人民”检讨，认罪，而毫无辩解的机会。当前，共产党的法律体现了不断前进的人民的意志以及不断壮大的政权的需要。除非共产党建立独立的法院系统，否则法律就没有任何权威。政府可能仍像蒋介石时代那样继续由人控制，而不是按法律办事，因此个人自由是缺乏保障的。  
　　如果认为共产党中国将会实行与美国相似的自由制度，那就错了。不论中国存在什么样的政府，她的自由制度，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会同美国的制度一样。自由制度不仅同政权形式有关，也与地理环境、传统、习惯、信仰和感情有关。  
　　GCD人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一言一行都从个人自由的信仰出发。他们对自由主义毫无兴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十分藐视。他们希望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且看来他们决心要置社会权利于个人权利之上。  
原注十一：这个原则在审判Judith Coplon间谍案时，美国自己也没有遵守——六个陪审员是政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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