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雅萍

后生之善善乎！不善乎！取决于仁君施仁政也！昏君施暴政也！

杜雅萍

（140）人工河
　　
　　美丽澄澈的浏阳河，自浏阳城关东北角的城东新村，绕着圆弯向西南的龙泉港缓缓流过。沿河的浏阳河路（原滨河路）依次把三一九国道、圭斋路、劳动路、人民路、浏正路、商业步行街、解放路、金沙路连通起来；天马大桥、风光桥（原花炮大桥），鹤源桥（街行桥）及浏阳大桥，醴浏铁路把两岸连成一体。对岸的神农山庄、银天大酒店和碧景湾新区、文化广场等新建筑群把天马山下装点得更加气派辉煌。两岸交相辉映的迷人景观，今称为浏阳河风光带。不过昔日的唐家洲已不复存在，只在中老年人中留下一个记忆。
　　对青少年来说，只对目前的浏阳河风光带有着浓厚的感情。殊不知在五十年前的狂热年代里，曾在城内挖凿过一条未成功的人工浏阳河，后来成了一条劳民伤财的龙须沟。凡年逾花甲的浏阳人，都不会忘记这件劳民伤财的瞎搞工程。这是发生在狗年（戊戌）到猪岁（己亥）之间的事。
　　那时我正关在火官庙的牢房里，只能凭着听闻，从其点滴略知大观，以此为鉴，不忘教训，需戒不能用人民的血和汗，甚至生命，用纳税人的钱去干无益的蠢事。这种凭着发热的头脑所干的蠢事，应属于坏事，是劳民伤财的罪责。不管浏阳志书是如何对此事作出评说结论，但“旧梦”萦绕，孰不述之以鉴哉！
　　看守所的后面山坡是劳改犯耕作的菜地。其地段属浏城北岭地带，居高可鸟瞰全城，磨石街和圭斋路即在眼皮底下。在监房范围内所听到的噼里啪啦的响声和众人的吆喝声，只能是在猜疑着外界发生着什么事。
　　站在后山坡种菜时，都能清楚看到从拱北桥到文庙一段视线内的古老建筑场像摧枯拉朽一样，一幢幢被挤拉倒下，发出震耳的倒塌声。古老的街坊被摧毁，磨石街即毁于一旦。颓垣断壁，瓦砾成堆。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只能猜疑。
　　我不知道高墙外的世界在发生着变化！不能从嘈杂的人群中听出一个线索来。后来我去外面种菜，只能挑着粪桶，踏着瓦堆乱木，绕道而行。不久，在清理的废墟上撒上石灰线，打上了木桩号。我意识到这是为了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开展的一个浩大工程。
　　北门口那个歇气的老地方已经成为一片瓦砾，无法辨认。只好换个地方歇气。姚麻子说，这是大跃进的壮举，是改天换地的壮举。要使浏阳河的水穿城而过，就要毁街开河。沿着两条石灰线挖下去就是人工河。那些打入地面的木桩不是编着桩号吗？相对木桩之间是河的宽度，同侧两桩之间是每段的长度。都要把挖河任务分下去。一旦开了工，看守所也有任务的。你们也要去挖河担泥巴的……
　我想起了南京的十里秦淮河。这是秦时所凿流贯江宁城（今南京市）的人工河。自东吴以来，秦淮河两岸一直是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历代有许多达官贵人住在秦淮河畔，如东吴的张昭，东晋的王导和谢安等，许多文人墨客在这里凭吊吟叹。
　　如唐代刘禹锡的《乌衣巷》：朱崔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脍炙人口的七绝。秦淮河的安乐寺里留下张僧繇画龙点睛的故事。到明清时代，秦淮河畔，人烟稠密，金粉楼台，十分繁华。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和贡院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地方。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都以秦淮河为背景，描写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
　　现在的秦淮河是南京的著名风景区。唐朝杜牧的《泊秦淮》是描写秦淮河的千古绝唱：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可是我真正亲眼去欣赏秦淮河夜景和参观夫子庙和贡院，是二００一年十月十八日农历辛巳岁九月初二日。时年已六十五春。距开挖刘洋称人工河，光阴已无情地流逝了四十二个不寻常的春秋。
　　浏阳县城古称淮川镇。如果这条人工河真的挖成功了，自城东北的洗药桥至城西的北川里至少也有五华里的河道。虽不能与南京的十里秦淮相提并论，也可建成一个五里淮川。可是浏阳人民竟没有看到这五里淮川的繁华景象。十里秦淮河畔有夫子庙，有贡院，有乌衣巷，有安乐寺……而五里淮川河畔也有文庙，有二中，有梅花巷，有少白寺……我凭着这点非现实的对照似乎有些相似条件。而《地舆志》称：“……江东有天子气，乃东游以厌之。又凿金陵以断其气。今方山石佹，是其所断。”
　　可见，秦始皇开凿秦淮河只是一种传说。而浏阳开凿贯穿浏城的“五里淮川”已付诸行动，是一种“伟大”的劳民工程。
　　当此，饥馑频年，水肿病剧增，劳动外流，人口顿减，生产总值下降，货币流通量与物资供应量下降之际，“五里淮川”即被迫胎死夭折。呈现在眼前的不是繁华的“五里淮川”，不是澄清汩流的人工河渠，而是两岸污泥成丘，中间污水发臭，成了衣藻的繁殖钩端螺旋体病毒、蚊虫孑孓的滋生场所，是两岸市民的垃圾坑。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并且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劳民伤财，怨声载道。
　　后来又是人民出力，纳税人出钱，填沟填氹。通过若干年的奋斗，才在后几任县领导下修建了繁华可观的圭斋路，弥补了痛心疾首的创伤。但人们的记忆中不会消失几十年前的严重教训。
　　当时这种轰轰烈烈开河工程，整个浏阳已是热火朝天，昼夜不眠。组成很大的开河大队，如商业大队，政治大队，居民大队，教育大队等。看守所的劳改犯人当然是政治大队的劳动力，分配在浏阳一中门口的一段。
　我当时在看守所生活组劳动，每天要送午饭到工地，也要填写挖河进度评比牌。我趁着送饭的机会，犯人吃饭停工的短暂空歇去观察开挖人工河的现场，发现各个地段都有××大队的横牌，而且都有进度评比栏。进度是按每日挖出的土方计算排定的。例如某段的总挖方是Ｎ立方米，某日完成AM3，则完成X%，累计完成土方数BM3则完成Y%。工程指挥部根据各大队完成土方的进度百分比，每日排队评比，除黑板宣传外，还有宣传资料，广播喇叭等战地宣传。
　　我只负责统计填写劳改队的每日进度表。磨石街工程地段，劳改犯人在一中附近挖河。到我进入生活组去送饭的时候，这段河床已挖得比较深了。河床底层土是青白色的沉积粘土，很潮湿，粘性很强，只能一块块切割。这种密度大的潮粘泥，一担足有120斤以上。担着这样重的胆子，沿着光滑的斜坡送到岸上来，劳动量是相当大的。如果不小心打了踏脚，就会连人带土滚到坑底的烂泥里。
　　其他大队就没有劳改犯参加劳动，都是中下层干部和普通员工，都是高卷裤脚，袖子拢过肘关节，一条毛巾搭在肩上，头顶草帽。锄头锹铲，簸箕扁担，一套劳动者的全副“武装”。上下班时列队严整，气势昂扬，显示出劳动大军的英雄气派。但谁也不会想到，这种艰苦的劳动是在做一种劳民伤财的无用功。
　　几十年后，一个姓龚的下岗工人对我说：从洗药桥到拱北桥一段挖得深些，一中门口也很深，都留有一条鼻子间，像鲫鱼背一样，形成很多臭水池，曾发生小孩浸死的悲惨事件，也有拖板车摔伤摔死的。这些水氹就成了垃圾氹。一直拖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填平了这条“龙须沟”，改造修建了如今这条圭斋路。从下河街到北川里一段挖得浅些，填氹填坑也快些。
　　我从十七七八岁看着挖河，到二十七八岁看着填河，接着五十多岁时又看着修圭斋路，到现在七十多岁了记忆犹新，坏事好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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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卫星上天
　　
　　我在灵官嘴一节写过一句“到了黄浒洞，番薯齐屋栋”这句话。这是旧时塅里人对内山人的一种戏谑，或者是一种挖苦或鄙视的语言。又戏说黄浒人“拿着红薯直起枞”，“捧起包谷横着啃”。这种顺口溜可能出自“夜歌手”的嘴巴，不必介意，“夜歌冇好嘴，冇轻冇重冇的味”。这使黄浒洞人在社港龙伏周围三十里，是小有名气的，但这是负面的。这也不关痛痒，不损毛发，黄浒洞人也不记仇见怪，反正早已习惯了。
　　本世纪初，我从浏阳日报上看到一篇题为“光棍村”的文章，并配以一个老妪坐在土屋大门口的照片。我因为对黄浒洞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及人情风土是比较熟悉的，因此认真拜读了一遍。所得的印象是，穷山僻壤，生产落后，姑娘嫁出去，媳妇进不了，造成满村单身汉，一室光棍人的景象。
　　其新闻效应是引起三农善政的恩泽，扶贫单位的关注，社会人士的同情。这种非负面的知名度的宣传报道，使当时政府官员在设计如何改变黄浒洞人“三根薯丝扛粒米”的窘境，如何使黄浒洞的青年们早日迎来花烛之夜。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开发山区资源；或是黄浒洞人背井离乡迁出做塅里人和城里人。但谈何容易。
　　黄浒洞人也出过名，而不是小有名气，而是名扬五湖四海，声播赤县神州。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事。这是一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甚至惊动玉皇大帝走出南天门，月里嫦娥走出广寒宫的事。报纸大吹大擂，号外如雪片飞来。
　　我在火官庙也看到了一张飞入高墙内的号外，其惊人的新闻是社港黄浒洞发射了一颗超级卫星——亩产红薯几十万斤。这时的黄浒洞人是一鸣惊人。黄浒洞人确也出了名，扬了气。当大跃进这面红旗倒下之后，黄浒洞人又在人们印象中销声匿迹。直到“光棍村”一文的发表，才又引起世人注意。
　　我自１９５８年进入火官庙之后，对于三面红旗的“光辉”时代，确是个空白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个人历史经历来说应是一段断代史。真是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仅从这张号外上才知道，红星公社（社港公社）黄浒洞发射了一颗亩产红薯数十万斤的超级卫星而已，于是晚上伏案进行一些有关的计算来证实这种高产的可能性。
　　其实我在做一种愚蠢的计算。根据印象中的大卫星是亩产三十几万斤做个三十四万斤的约数，又根据红薯浮于水面的常识，把红薯的比重做0.9g/cm^3 为根据。故三十四万斤应是 170吨，应占理论体积 188.89m^3。按亩面积666.67㎡铺下这 170吨红薯，应堆成 0.2833m厚的红薯，折合市尺八寸五分厚，这是没有一点间隙的理论厚度。期间不存在任何泥土沙砾。
　　实际上，仿锤型的红薯堆起来是有大空隙的。实际厚度当在半尺左右，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谁都知道这是假话，谁都知道红星公社发射的超级红薯卫星是一种“悲壮”之举。直到“……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农业减产，物资匮乏，几亿人吃不饱肚子，上千万人饥饿致死，有的地方万户萧条鬼唱歌……”（杂文选刊１９９９年第一期游方《庐山上的悲剧》）的时候，黄浒洞人也好，全国人民也好，虽然知道骗人的卫星是假大空，是悲剧即将临头的信号。是阎王冇鼻子——只有鬼相信的狂热。然而，谁也不敢讲真话，更不敢凿破这光辉悦目的超级卫星。
　　据说这颗超级卫星引起了中科院的关注。土壤研究所还把黄浒洞的偏酸性土壤运到了北京。但后来没有听到有关黄浒洞土质的检测报导。记得生物书上说，红薯是喜钾植物，也是一种常规粮食作物，没有一种特殊元素能使它发挥如此高产的可能。
　　随着“卫星”发射，墙壁上出现了很多“红薯大王”新账，“玉米大王”新账，“水稻大王”新账和“钢铁大王”新账等大型宣传漫画。形成群星灿烂，各案大王新账的超级昇平盛世。“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响彻霄汉。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也脍炙人口。可盛世是中国人民由来已久的梦。而大跃进的卫星盛世，却使中国人民的美梦破裂，获得的是悲剧，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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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谭家山煤矿的劳改岁月（一）
119、砖桥工地
120、谭家山煤矿
121、虱婆成灾
122、傅有完
123、钟伯薰
124、浏阳梦
125、潘宝林
126、苦楝皮
127、超级蚊帐
128、清一色
第十三章、谭家山煤矿的劳改岁月（二）
129、李从善
130、朱渡河
131、丁麻子
132、中医胡石冰
133、埋了没死
134、初试鼓声咏端阳
135、鹡鸰之在原
136、割了牛尾巴的毛
137、劳燕分飞
138、无形的尾巴
139、归途遇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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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桥工地
　　
　　1961年，辛丑，11月17日，吃过早饭，天色阴沉，火官庙岗楼下的梧桐树的叶子快落光了，剩下的枯黄叶片不时习习地飘下。这块露天的犯人洗浴场，铺满了一曾枯黄的叶片，使萧飒的深秋添上一蹭深沉忧郁的色彩。哨声不时的在响，吆喝地坪里提着行李的犯人们列队站好。背在背上的“猪油渣”（破旧的棉被）和提在手里的袋子以及穿在身上的外衣，散发出一种霉臭气，很像一队逃荒的难民。
　　最后一声急促的哨声使地坪里一片肃静。所长杨坚宣布：大家都是已经判刑的罪犯，要认罪伏法，老实改造，争取重新做人。政府给了你们重新做人的出路就是劳动改造、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现在就是把你们调到劳动场所去劳动改造，到了那里要遵规守法，服从管教。现在就出发，路上不要乱说乱动，必须绝对服从干警的指挥！
　　我进来看守所时是孑然一身，没有什么行李。可这次补调劳改就多了一件棉服，一只“东寇曾留国耻痕”的皮箱，里面装的杂志书籍沉甸甸的，这就是我新建立的一个小家当。临走时我去生活组与几个难友告了别，接替我的是那个同去长沙参会的曾国和。
　　没有什么恋留，也不值得留恋。我也同样背上一床“猪油渣”，这被单是祖母亲手纺织的菜篮格子布。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不能丢下，它代表着祖母的心血和慈爱，直到1962年释放时我带着它回到了那个大地坪老屋。我害怕检查那口木皮箱子，因为书页里藏着我的简单记事。但很幸运，没有检查，也就成写此“旧梦”的一手材料。
　　走出岗楼的小门，在干警的监押下坐上开往长沙的汽车。因为杨所长没有说出调到什么地方去，只能听天由命，默默地祷告着，求老爷保佑不去新疆充军就万幸了。
　　汽车是闷罐型的货车，人货混装，东倒西歪，恰似南普寺（读高小的学校）后殿的烂菩萨。有打瞌睡的，有闭目沉思的，也有交头接耳的。我想的是去向何方？未来难卜。汽车没有在长沙市停下，一直开到一个叫砖桥的地方，下车进驻在一栋民屋。
　　民屋虽然很杂乱，但房间不少，后背小山丘，面临田野，我才释然不是充军去新疆，根据汽车行程的时间估计应该是在湘中一带。因砖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无从了解到属何县何市所辖，后来才知道砖桥距株洲市的渌口很近，所以购物都派犯人去渌口运回，少量的日杂用品就到附近的雷打石去买。
　　至于砖桥是地处湘江东岸还是西岸？属湘潭还是株洲所辖？我至今还是不清楚，因为这个小地名是个太不出名的小地方。不过几十年后写此“旧梦”时我也只是查实了渌口应在湘江东岸，因为渌口是渌水汇入湘江的入口处，渌水是发源于江西省六市山区流经湖南醴陵，下游经株洲从渌口汇入湘江的，雷打石是渌口附近的一个小集镇。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我一直在砖桥这个临时犯人食堂里负责后勤工作。
　　我们调到这里来劳改，是为了修筑湘黔铁路的路基，湘黔铁路二大队的指挥部设在砖桥，这段路基的修筑工程称为砖桥工程，这段工程是把路基夯实。犯人早去晚归，虽距住地不远，但午餐必须送到工地去。我每天送饭到工地上，没有看到任何机械化操作，完全是肩跳手挖，夯实路基还是用原始的打夯方法。所哼的夯歌是那么的有气无力，没有大跃进那种热火朝天的气势。周围也是开阔的田野，因而没有发生过逃跑现象。
　　这个民居大院落里有三个伙食单位，一是干部食堂，二是民警食堂，规模都很小，而犯人食堂最大，因为“食客”最多。我从看守所的生活组调到这里，所长杨坚又把我安排在生活组负责，所以我不用去工地上担土打夯。
　　这次我做了一个新规划，就是把书箱子锁好，远离文字，一不写二不读，安排自己负责挑水，每天上下午担水两次，每次把一个大木桶灌满为止，保证生活用水的充足供应。一直挑了三个月，体力增强了，身体发了胖，这是人生中我最肥胖的一次。
　　除挑水外我还是帮着送饭去工地上。其余是安排黎雁兵干洗切等杂务，喻桂保做菜，喻沃秋蒸饭，因为都是家乡人，也很合得来。他们三个都是地道的农民，犯些小事就无限上纲，判了短期徒刑。做事也很认真负责，与我这个组长没有什么隔阂，什么话都说。喻沃秋喜欢讲他偷野老婆的事，黎雁兵是个寡言的人，听着只打着眯眯笑。
　　生活用水取于民居门口的一池塘，池塘周围生长着茂密的竹林，不少竹叶落到池塘里，腐化为污泥，放出甲烷气体也溶解于水中，所以水质带有气味，虽然池塘水看似清澈如镜。加之水草滋长，鱼虾蚂蟥活跃其中，我去挑水是站在那块搁在松木桩上的青石板上舀水的，总是害怕跌落池塘中，不是怕冷怕溺死人，主要怕粘上钩端螺旋体和血吸虫。
　　在砖桥工地上只呆了三个月零八天，约一百个日夜。没有开大会，没有学习讨论，修路的人是与土打交道，我是与水打交道。1961年 2月25日，全体劳改人员从这里撤到了谭家山煤矿。

ys1937

谭家山煤矿
　　
　　谭家山煤矿是国营企业，省委李端山任矿长，自投入劳教人员和劳改人员来矿参加劳动，就更名为谭家山新生煤矿。“新生”两字就标志着是教改劳改场所。从砖桥到谭家山路途不远，谭家山离湘潭市下摄司也很近。
　　谭家山煤矿开采烟煤，是炼焦的工业用煤，含碳比例比较高，着火点很低，地下水位高，而且水量大。从井下抽出的积水流到小溪里，沉下一层厚厚的泥煤。附近村民趁着井下修理水泵时全家出动挖泥煤，做成煤饼晒干做煤火。冬天，犯人也下班喜欢带些煤块放在宿舍里，划根火柴即可点燃，就坐在床头烤火。
　　谭家山地段是光秃秃的小丘陵，因为是个老矿区，地下坑道纵横密布，挖得很空，所以这个地带的民房都建的很平矮，担心有倒塌的可能。矿区分为三个工区，也叫工段。一工区是竖井，二三工区是斜井。竖井用吊车出煤，斜井用绞车出煤。煤场成了煤山，常有来捡煤的老者和儿童。如发现有乘机偷煤者，就有专人吆喝赶跑或捉拿，但都以批评和退煤处理了事。
　　我分在三工区。所长杨坚调来这里改成做指导员，负责管教工作。潘保林是三工区的书记，负责全面管教工作。犯人都住在简陋的木架工棚里，管教干部住在简陋的砖房里。民警另有营房，但人数不多，主要是站岗放哨。只有立在较远的矿部才是水泥红砖结构的现代建筑，属湖南省公安厅的劳教单位办公地点。我从来没有去里面看过，只在释放回家时到过一次管教科。
　　矿部外面有一块几十米长的黑板报长廊，我和老犯人付有完每月去那里出一次板报。谭家山矿部正门牌楼上的“谭家山新生煤矿”七个两米多高的大字，是我和付有完写的，并用油漆做在上面，所以这七个大字在我的印象中一点也不模糊，印象特别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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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婆成灾
　　
　　小时候，常听祖父母背地评论某人说：某某他自己一身虱婆都抖不净，还有什么能力帮别人呀！有说：他这一身虱婆一世也抖不净……我说时时抖天天抖，总要把虱婆抖净的。祖父说：只能把虱婆抖下来，藏在衣缝里的虱婆仔是抖不干净的。三天就有了虱子虱孙，虱婆虱婆三夜做外婆。我说：捉不尽抖不尽就用或烧死吧！祖母说：用火烧虱婆是蠢办法，连衣服都烧掉了。虱婆不怕捉，只怕开水泡。我问虱婆是从哪里来的？她说是雨天淋了生水，不洗澡不换衣，从肉里面长出来的……
　　这都是童年的回忆。我当时确实是个虱盲，身上既没有生过虱婆也没有看到过虱婆是个什么样子。直到成年后才知道祖父母指那种满身虱婆一世也抖不清的人是指欠了一身债一世也赔还不清的人，才领悟到欠了一身债就比作惹了一身虱婆，抖落了多少虱婆就比喻还清了多少债。
　　又后来从生物学上才了解到虱婆就是昆虫纲无翅目的一种寄生虫，长期吸吮人和动物的血液。视力和双翅退化，故称无翅目，有头虱、衣虱和毛虱等几种，于臭虫为伍，是侵害人体健康和传播疾病的寄生虫。
　　又后来从语文课里知道寄生虫引申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历史上把那蠹国害民的官吏称之为虱官，现在的话叫贪官，叫蠹虫。但没有听到叫贪官为寄生虫的，也没有听到叫吸血鬼的，更没有听到榨取民脂民膏的，却从媒体上看到很文雅的批评——乱花纳税人的钱！虱婆不但有惊人的繁殖速度，更有惊人的隐蔽方式。“逃于深缝，匿于坏絮，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这种行为现代人叫暗箱操作。
　　祖母说虱婆不怕捉只怕开水泡，是个传统的灭虱经验。但在汉代淮南子说林篇中有“汤沐具而虮虱相吊……”的记载。可见虱婆为患历史悠久，扑虱之法自古有之。可在暗箱中操作的虱官们是否也怕开水烫呢？反腐倡廉，年复一年。捉不尽的虱婆，反不尽的虱官。
　　我真正对虱婆的了解和亲身体验应该是在我从砖桥工地调到谭家山新生煤矿的开头一段时日里，真正尝受到寄生虫吸血鬼的厉害和狡猾。来到三工区的第一夜是睡在工区的大棚里，没有床铺，都睡在地面的稻草上。秩序混乱，空气污浊，灯光暗淡。为了守住我的装着书籍的箱子，只好把箱子当枕头。
　　睡在这地方的不全是从砖桥来的犯人，是从各地看守所调来编在一个大队的。发自各地方言的嘈杂声、呕吐、腹泻的恶味使我通宵不能入睡，还有人来不及如厕就把稀屎拉在离我一米多的地方，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清除。在这种环境下没住多久，后来撤除了地铺，搬来了上下双层木架床，我住在大棚门口的右边下铺。
　　几天来听了几次有关改造新生之类的报告和安全报告，讨论学习也是老调重谈，早已成了习惯。填表造册也是免不了的项目。想洗澡洗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每天发块水牌子是为了控制用水，特别是热水很难供应。工区突然增加这么多犯人，只好砌些露天烧水灶，来解决开水热水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每天只洗脸不洗脚，免除洗澡洗衣。很快发现夜里有东西吸皮肤，又痛又痒，白天把衣服翻过来抖来抖去也没有发现什么虫蚁之类。有人教我从衣缝里找到了虱婆，并用指甲掐死发出轻微的响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虱婆。
　　不几天，虱婆不但做外婆，连它的曾外甥也做了外婆，寝室已是虱婆为患，很快形成了捉虱高潮。有认真把衣裤翻来覆去的，有传教捉虱经验的，也有不捉虱婆的懒鬼，而我是不会捉虱婆的蠢货。不过，我想了一个办法，也是一个懒主意。因为虱婆在晚上才出来发起进攻，只有身子一动它就躲在衣缝里去了。所以我每晚把衣服脱光，把衣服卷成一团藏在床底下，这样就能睡的好，清早再躲在被子里把衣裤穿好。
　　不久，管教干部发现了虱灾为患，就开展了蒸衣煮被的灭虱大行动。床缝的榫眼和板缝不藏虱婆，只藏臭虫，床架就不用开水烫了。很快 ，灭虱之战取得伟大胜利。被蒸煮的衣被变成了迷彩服，要仔细辨认才能找到自己的衣被。穿盖在身上的衣服发出一种异味，应该是虱婆的屎尿味和人的血味的混合气味。这也无人埋怨，总之保住了血，睡好了觉。我也不再脱光衣服象泥鳅一样躲在被子里睡觉了，这是我人生独有的狼狈滑稽的一幕，但无照片留念。
　　灭虱全胜，真是大快人心。管教干部把劳改犯人编成第三大队，下设几个组。各组的犯人来自各个县市，一切开始走上正规，即将投入劳动场所。有的种菜，有的运输，有的下井。我被编入井下工，即是下井挖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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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有完
　　
　　我虽然属于井下工的编制，但没有安排我下井劳动，管教干部指定我当大组长。我实在不能胜任这个牢头的“官职”，因为我没有霸气和凶煞的派头，始终是一副书生青年相。我确实无力以牢头的气势去管教那些来自各县市的、三教九流的、凶善莫测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犯人。
　　我只能每天干着一些琐碎的事情，比如在一块小黑板上填写各组的考勤情况，统计各组犯人的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刑期等。有时安排老犯人打扫环境卫生，有时汇报近日情况，反映犯人提出的意见。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觉得非常无聊，只好从那木箱里拿出一本仅有的古文观止——唐文。虽然味如嚼蜡地反复啃了几遍，仍不能消除我那空虚无聊的感觉，情绪很不安定，心情很不踏实，倒是很羡慕三班倒下井劳动的犯人。
　　 临时住下的大棚改成了一个大礼堂，也就是犯人集合听报告的地方。要把这个地方布置起来，少不了要挂横幅，要贴标语，要办个评比栏、监视制度等，于是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操小技，干些写写画画的事情了。同时，一个由多人组成的宣传小组就产生了，我任组长，派一个叫付有完的老头来协助画画，一个姓刘的（原是中学教师）负责刻写蜡纸印资料。我从老刘那里也学到一些刻钢板的诀窍和经验。从付有完老头那里学到了不少绘画技巧，所以我尊他为老师，而不视他为帮手。
　　付有完是个高瘦身材的老人，国军出身，应是因历史反革命罪而判刑劳改的。这样瘦弱的老犯人是不能下井劳动的，安排他到宣传组干脑力劳动是很适宜他的。我和他相处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听他讲过他的出身传略，很是沉默寡言的。
　　只有一次，讲他在国民政府军队服役时，他到团长那儿请示有关事情，叫声报告，团长应声进来，他推开房门刚跨进一只脚，看到团长伏案办公，不但光着身子，并且怀里楼着一个也光溜溜的女人。他立即缩脚推退出之时，团长若无其事地说：不要怕，男女之事，人之正道。有事说吧！
　　他说自己不敢正视这样的场景，报告完毕就匆匆退出。可是团长与女人仍在演着这种丑戏，真是受了一场莫大的侮辱啊！纵然是人间正道，也不能无羞耻地处之泰然啊！他讲完没有明显表情，这个在华中美专学过绘画的国军军官，依然恢复着沉默谨慎的老犯人形象。
　　矿部办公地离三工区有一华里远。我和付有完都有长期提票手续，每半个月要去矿部一次，要在那里呆上大半天。吃了早餐去，中餐是到矿部食堂吃，下午回来。大半天时间是换版出黑板报。那块立在矿部外面公路边的黑板报足有二十多米长，是我看到的最长的一块黑板报。板报内容由矿部提供资料，排版设计装饰由我们组织书写绘画。完成了这个任务后，也没人检查。我俩要认真设计编写绘画，仔细校对，生怕在文字上重新犯罪，所以处于“如惊弓之鸟，如履薄临深”的紧张状态。
　　付有完至少要比我大三十多岁，擦洗黑板的事我要争着做，边花、角花和刊头我尊着他画，题头也让他写。我进行大体排版后，负责大面积的正文书写。他感觉很累，总是腰酸腿胀，所以带个“鸭婆凳”（小板凳）坐着写画。不时用带来的烂毛巾擦擦汗，有时端起斑驳的搪瓷碗喝喝水，或卷起喇叭筒若有所思地吞云吐雾。
　　我和付有完最后一次做事是书写矿部门口、跨在公路上面牌楼上的大字——谭家山新生煤矿。原来只有“谭家山煤矿”五个字，现在增加了劳改犯人和劳教人员，这里就成了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劳改单位了，因此要增加“新生”两个字，使其全称为“谭家山新生煤矿”。
　　牌楼相当高大，大汽车都能从下面驶过。要在那高悬的大铁板上用红油漆写上七个高 2.5米宽 1.5米的特大行楷字，是不能直接书写的，况且站在手脚架上操作，付是有危险的。再三商讨，得出一个方案，就是用沙子在大纸上撒字，修正后用墨笔圈出笔画线条，然后扫掉沙子，就显出一个白描字体了。最后把七个字横摆地上，再三修改，直至达到协调平衡，合乎统一变化的原则才定稿。
　　第二步是由付老头在下面远观指点，我把大字复印在铁板上。第三步是涂上红漆字体，然后用黑漆勾出立体。付老头只能坐在脚手架上涂下部，我涂中上部。他在架上涂漆时，冒着汗珠，生怕老命难保。
　　花了一周时间才安全成了任务。我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这个主意是城府很深的付老头出的，我很感激他传授了经验。此后我住进了新宿舍，再也没机会看到过他。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沉稳、认真、寡言的、如惊弓之鸟的、衣着褴褛的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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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伯薰

　　一天，我和付有完在画宣传图片时，有个头戴蘑菇形状斗笠的矮壮青年男子来到现场，平头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目光犀利，从略呈鸡屁眼的嘴唇吐出几句长沙话，并拿起待用的毛笔在废纸上写了几个行楷字。
　　我看到他戴的那个斗笠是上下翻的油纸斗笠，就联想到蹉跎坡树林中的黄板菌（即植物学上的美味牛肝菌），就很感兴趣地和他说起这种斗笠的优点来：大小适中，很轻便，既能挡雨又能遮太阳。我们浏阳只有麦杆织的草帽，只能遮阳不能挡雨，不过它也有可垫坐和扇风的辅助用途。
　　他立即指着斗笠说：上面不是写着“晴雨咸宜”吗？要看它的主要用途，不要看次要用途，要主次分明，不要本末倒置。这是有名的宁乡斗笠，具有地方特色。从那以后，我只要看到一朵黄板菌在路上缓缓晃动着，就判定是那个戴着宁乡斗笠的人来了，这个人就是我要说的钟伯薰。
　　工区书记潘保林对我说，有关宣传组的事有钟伯薰来帮助你们，有事可问问他，他也是个能写会画的人。可是钟伯薰没有和犯人住在一起，住在另外一间极为简陋的房子里。行踪不定，有时来了也是只写横幅，很是懒散，究竟是工区劳改犯中哪类人群呢？我很是摸不着头脑。
　　通过一段接触交谈，了解到他是读过美专的，不过只能画山水花卉，不能画人物草虫翎毛等。能题诗作画是画国画的必修项目，钟常引用腾王阁序和岳阳楼记中的一些名句，可见他有古典文学的基础。后来他把仅有两本古文——唐文和晋文散本送给了我，增添了我在狱中的精神食粮。
　　他在我印象中是个文人，但我不知他是个什么阶层的文人。后来又了解到他家中只有母子两人，他好像曾经是个少爷式的官宦子弟。最后才知道他是个受劳教处分的右派，在矿区人群中属于劳教人员一类，解除劳教后就是劳教就业人员，但免不掉劳教二字。虽然就了业，也看不出干什么行业，当他摇唇鼓舌的时候，总是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在高谈阔论之后，就卷起喇叭筒，带着一缕云雾而去。
　　一天，他记下我老家的地址之后，说声我走了。没有什么行李，穿着一双车轮皮做的草鞋，顶着一朵黄板菌，就这么慢慢离开了工区。我只是死死记住了那个写着“晴雨咸宜”的宁乡斗笠。
　　1963年葵卯，农历 8月16日（公历10月 4日）钟伯薰应邀来到大地坪老屋。因为次日是我和戴陵鱼的婚宴喜庆，邀他来是为了挥毫泼墨书写喜联，撑个文人面子，这也是我的小小虚荣心。对联是我岳父代做的（从岳父诗文遗墨中未能找到，也是一个遗憾）。上下房族邻里，都对我结交了一个长沙文人，有点羡慕的感觉。
　　由此他认识我的堂兄沈皆遂和堂弟沈鸣皋。同样是满口珠玑，谈古论今，说的天花乱坠，但谁也不敢相信他真是个什么样的学者。廿八日临行之际，竟夸口要帮我还债。我办这桩婚宴确实是架了没底船，都是大哥怀希代办的，当然是惹了一身虱婆，因此我对他也寄了点希望。
　　1964年秋天，我到乌山坪塘的一户农舍里找到了他。这是一户姓肖的人家，有几间平房土砖屋。一路问去，都熟知钟老师，说在肖大叔家里做私塾。未进厅堂，就听得一片咿唔咕比之声。钟伯薰确实在设馆授徒，振铎糊口为生计。我刚跨入门槛，看见钟先生手执课本，正在领读，程氏幼学卷二老幼寿诞篇：“……姜螈生稷，履大人之迹而有孕，简狄蕴藉生契，吞玄鸟之卵而协孕。……”
　　厅屋里摆的大方桌称之为课桌，每桌可坐四个学生，俗云十载寒窗坐十年长板凳就是这个场面。大概只有学生三十名左右，男的女的大的小的混杂在其中。大概分为三个级别，大年龄的读四书，中等的读幼学，小的读三字经，可算是一个复式班。没有统一的课本，有32开本的，有16开本的；有铜版，有石印，也有木刻，铅版的。五花八门的版本都是学生自备，可见留在民间的启蒙读本还是不少。
　　钟老师抢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前开办私塾也是一个机会，也许是农村孩子就学的一个窗口。当此时，对于钟老师这个四体不勤的书生来说，凭着书画诗文和爬方格是不可能填饱肚子的，也是一个权宜栖身之计。
　　我发现刚才钟老师领读的那一段课文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吞玄鸟而协孕”，一种是“吞元鸟而叶孕”。其中叶是协的古文，叶与协都有和谐调和之意，意近形同，无可非议。而“玄鸟”改为“元鸟”就反应了封建时代的君主和尊长们是神圣不可触及其名的，既不敢直呼其名也不敢直书其字。连司马迁写史记也是个伤脑筋的事，不得不以改字、缺笔、谐音等办法来回避，为了避讳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只好把玄鸟改为元鸟。
　　一个小小的称闽的王审之，福建的沈氏族人不得不避讳审的同音字沈，都该沈姓名为尤姓。为了避讳汉文帝刘恒，硬要把恒娥改为嫦娥，把恒山改为常山……本知玄鸟即是燕，不知元鸟为何鸟？独裁者为了至高无上，为了体现唯我独尊，硬要把知识分子弄的晕头晕脑，这是民族之不幸，也是历代文人之悲哀。
　　避讳的阴魂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散去，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曾把资兴市改为什么市的虽记不清了，应该讳资改兴无市了。记得龙伏镇黄桥村有个叫黄兴资的棕匠师傅，也被迫讳资改了名。文革结束后资兴市还是资兴市，黄兴资还是黄兴资。民族振兴，何在乎其讳乎？
　　我在肖老大家住了一夜，以“稀客”称之喝了芝麻豆子茶，有时加上鸡蛋生姜，更是对稀客的特殊招待。次日我谢情告别钟老师时，他说学费是收稻谷，待把谷子售出后，支援你还债。我已心领神会：涸辙之鲋，怎待得西江之水？
　　在宁乡县双江口区双江口大队老家，我看到钟老师确系母子相依为命。从他邻居好友水利干部程映葵口里得知他是个落魄文人，划右派后无谋生职业。难怪他写的诗中有“潦倒频年失所居”的哀叹之句。真是生存有道，相交若然。
　　1978年，知识分子等来了第二个春天。我相信钟伯薰的右派也该平反纠错了。便去信给他的好友程映葵，了解他是否劫后余生……。不久，钟伯薰带着一个叫袁春梅的俩母子来到蹉跎坡新居住了一晚上。妻子热情款待，并打发衣布一块。对于他有了家室，当然很是快慰。又知其在宁乡县泉塘中学教图画课，是个发挥专长的机会了。与他虽是萍水相逢的他乡之客，但属于“人民”以外的另类难友，当有同病相怜之感，看到他的近况，也是发自内心的欣慰。
　　钟老师这次来到我新建的蹉跎坡新居很是感慨，一是我夫妻二人凭着刻苦的劳动，不但承载了这八口之家的生存重担，且建起这个新居。二是看到我能挑起初三的理化生三门理科教学任务，并未放弃诗画所专，觉得不可思议。
　　临别时他说与袁春梅组合的家庭，一定会把儿子培养好。我只是在默默地祝福他晚景无虞，“燕筑新巢忘旧怨，莫悔当年失所居”。
　　1989年，钟伯薰介绍一个叫彭伟清的女生到我任教的龙伏中学复读初三，那是他最后一次来我家。自此以后，音信全无，不知所终。他留给我的印象还是那顶像黄板菌的宁乡斗笠，上面写着晴雨咸宜四个楷书字。

ys1937

缺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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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宝林

　　劳改单位由几种群体组成，狱警是专政机关必备的武装力量，但在谭家山除岗哨以外，很难看见警察在活动。其次是管教干部，也是不很多，除工区书记潘宝林出现的较高频率以外，其他指导员也很少与犯人接触。从浏阳看守所调来的杨坚所长也是指导员，与他接触的机会是多一点。一个姓陈的指导员也是管我们宣传活动的。
　　主要群体是犯人，犯人上下班是由工人领队并指导挖煤，犯人称领班的工人叫某班长。其他群体是管教人员和就业人员，除钟伯熏外，我很不了解他们，好像他们是介于人民与犯人之间的群体。虽不规划为五类，至少是属于二十一种人的内专对象。在以上这多种人群中，留我印象较深的应该是潘宝林。
　　潘书记也和浏阳火官庙的陶宗迪、杨坚两位所长一样，穿着简朴，处事很公正廉洁。个子偏高，脸部瘦削，嘴里老是叼着一根矿木筒（犯人对香烟的叫法），每次作大会报告时总是喜欢吃接火。
　　他说政府给你们的生活标准是不低的，而是按高温高空井下高标准的。每人每周51斤半粮食指标，每人每月一斤饼干一斤砂糖，都按时发下来了。厨房里有北方犯人掌白案，每天三餐米饭一次面食。掌白案的就要把面食做成多样化，不是走完一条馒头运又是一条包子运，每个星期七个花样，包子馒头花卷烧卖饺子油饼，轮流变化。一种原料作出各种花样产生不同的美感。
　　但是搞白案的一定要把关，不能抠减分量，特别不能走漏。任何人不能从白案组拿走一个馒头等。不管是谁，不能讨好。还有搞红案的，要特别注意，不准任何人来揩油。有一次，一个到红案组煎鸡蛋的人被潘碰上了，他立即制止并给于严厉的批评。
　　他说劳动改造是改造思想是学会技能。你们吃了这样好的伙食，并没有完全利用，还有寄生虫在危害你们。上次进行了一次扑虱，下次要来一次驱虫，就是杀死肚子里的蛔虫。
　　关于电影队、图书馆、花鼓剧团、京剧团的犯人虽是脱产，也是劳动。要发挥文化艺术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马上就排演一个反映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歌剧和话剧相结合的戏剧出场。他说的这些，我都介入和参与了。留在印象中的李从善、黄锋、朽木发芽、苦楝皮、打虫等，依稀在目。

杜雅萍

老人的记忆和表述能力真好，于兄辛苦，多日不见，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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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150楼。
谢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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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梦
　　
　　我自正式下井挖煤开始，就随着带班的老工人实行三班倒。上零点班的是白天睡觉休息，整睡八小时的很少，大多下午填出时间做些杂事，或闲荡，或看书，或洗补衣服等。但上午都睡在床上，宿舍里很是肃静，除了一些鼾声外。
　　宿舍还是大宿舍，结构是陈旧的木架子，墙壁是木板钉的隔板，也有用竹片织好糊上泥巴的。屋顶虽然没有四十八只鼓眼天井（传统民居为采光安排的装置），天晴时还是能影射出不少鸡蛋鸭蛋那样大的光斑。墙有缝壁有耳，风声耳语都能穿透，保证气象和信息灵通。冬不暖，夏却很凉。
　　冬寒倒不要紧，下班时会有人带几块烟煤堆在宿舍中间，划跟火柴就点燃了。二氧化硫的气味虽然很浓，但百孔千疮的墙壁保证了空气绝对流通，绝不会因此而中毒。睡在床上烤火，比野外烤篝火更舒适。也有在煤火上烤未吃完的馒头包子的，也有乘机在边上烤干衣服的，嘴里还要叼着一根喇叭筒吞云吐雾。三班轮回，篝火长燃。这是宿舍的冬天，别有一番正常人类才能有的景象。
　　但没人能想到，祸殃也在这个看似安详的环境里悄悄伏下。
　　1961年夏秋之间的一天，我和傅有完在矿部写黑板报，管教干部突然派人叫我赶快回去，我只好立即赶回工区犯人宿舍，留下傅一人继续出黑板报。
　　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是一篇碎瓦和倒塌的木架子，很多人都在从瓦堆里和压塌的床架下寻找伤员，我赶快参与到抢救中来。这次事故幸好没造成死亡事故，因为不是砖砌的墙体，屋架被倒下的床架缓冲，瓦片也不是整体坠下，再加上倒塌发生在白天，而白天休息的犯人只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所以伤势也不是很重。
　　我也喜欢午睡，幸而到矿部干活去了，幸免这场灾难。究其倒塌原因，是因为这种简便的房子都是建在废料矿渣上。地下的矿道稍有变故，屋基就易失去平衡。于是这次清除现场后，都住进了另外的简便宿舍。
　　此后我常在房屋倒塌的噩梦中惊醒，睡眠不足，神经愈加衰弱。某晚，犯人都在酣睡中，我突然从噩梦中惊起，夹着被子从上铺跳下来，一直冲到宿舍外面。被惊醒的其他犯人把我拖回来，我才清醒。他们说我当时脸色铁青，满头大汗。这种恐惧使得我常常不敢入睡。
　　次日，我要求犯医胡石冰给我安眠药。他说这时神经高度衰弱，不是吃一点要就能好的。问我是有过病史。我想起来在南普寺读高小时，住在关帝庙戏台后面的房间里，别人说我有几次我爬起来闭着眼睛跑到戏台边屙尿，然后像没醒一样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在老家时，祖母也说过我晚上起来走过几间房都不醒，眼神呆呆的，嘴里胡说着。胡医生说这时夜游症，治本是安定情绪，少想事。治标是服些镇静剂。此后，他对我的胃病和神经衰弱症付出了不少心血。
　　本世纪初，湖南出版了一本《长沙风物大观》，其有关于“浏阳梦”的记载，讲述一个浏阳人夜游逃到江西，三年之后才清醒过来的故事。我在想，我的五年冤狱，和近二十年磨难，现在回想起来，也恰似一个浏阳梦。
　　大约在1962年春天，我们搬到了事故后新建的砖木结构标准宿舍，一切配套设施都很完善。我在那里开始了我的业务学习和文艺宣传活动，那里也是我的古文知识奠定基础的重要场所。

ys1937

苦楝皮

　　自从对虱婆展开一场大扫荡之后，三夜做外婆的虱族门已经断子绝孙了。继消灭外患之后，潘宝林又发动了一场消灭内患——驱杀蛔虫的举措。
　　对于这批无偿的劳动大军，这也是一种人道的做法。但危险也再次发生了。
　　自神农氏偿百草之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本草之大成，无不以苦口良药悬壶济世。其中本草植物中的苦楝也称楝，与椿同属楝科植物，且生态很相近。1969年由广州后勤部卫生部编的《常用中草药手册》把它列入了消导驱虫药类。该手册题词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引自1967年 6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三论节约闹革命”）、“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引自1969年10月 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这样在农村就涌现了一些草药郎中，都人手一册，按图索骥、照字刊经、依法炮制，活动于平民百姓之中。前文写的四牛皮就是把迷信和草药结合治病的民间土神仙。
　　关于苦楝的认识也是一种乡土知识。常生于暖地旷野，或植于路旁宅边，是一种落叶乔木，茎可高达十米，分布于鲁陕苏浙湘鄂赣及川滇粤等地。因为它与香椿的形态相近，所以要认真认识苦楝也是很重要的。其叶为两回或三回羽状复叶，小叶卵形或披针形，叶缘有锯齿，四五月间枝梢开淡紫色小花，复总状花序呈圆锥形，球形或椭圆形的果实成熟时呈黄色。而香椿是六月间开白色小花，椭圆形的蒴果，表面平滑呈花褐色。
　　这种常见的苦楝的树皮和根皮去净粗皮后煎水水服用有治疗蛔虫症和胆道蛔虫症的疗效。一般每人每次服用三到四钱。如果过量服用，则容易中毒，其症状为头晕、呕吐、腹痛、无力、嗜睡和四肢麻木等，严重者造成死亡，故用时要特别控制用量。我在农村改造的十几年中，也曾挖苦楝根煮给牲猪打过蛔虫，确实有驱杀蛔虫的效果。但我给五个孩子驱杀蛔虫时就不敢用，只能到公社卫生院遵医嘱购买驱蛔灵丸药。
　　潘书记为了给犯人驱杀蛔虫，一方面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一方面就地取材，节省开支。然而在控制服用剂量上没有严格把关，结果发生了苦楝中毒事故，并且出现了死亡悲剧。
　　发生事故那天，我也是在矿部出黑板报，下午四点回到工区时才了解到。本来发放煎熬苦楝皮的汤药水时，规定每人发放一碗，不准多服。有的犯人觉得掺入白糖的苦楝皮汤很可口多喝一碗就能多打下一些蛔虫，有的重复领取药汤，有的擅自偷舀药汤，在这种混乱失控情况下，木桶里的汤药就被舀了个精光。
　　据目击者说，喝完药汤不久，礼堂的犯人还有很多，就像鱼塘里撒下了毒杀风，有的腹痛呻吟，有的头晕倒地，有的呕吐翻胃，有的踯躅麻木……虽然立即送往矿部医院抢救，但是还是死了人。中毒者大大伤了元气，驱虫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适得其反。
　　我回到工区礼堂时，还看到有恶心者在挣扎着，有乏力者在缓步移动着。几十年后再提起苦楝皮，我还有恐惧感，甚至做着“苦口良药也丧生”的恶梦。

    注：“四牛皮”是一个人的外号，见32节“祈禳之春祈”。

ys1937

超级蚊帐
　　
　　自那次宿舍突然倒塌，住进了另外一个地方，虽是上下层的木架床，但没有单独摆放，而是几排床位拼合一起，形成上下两层的大铺，这是为了节省空间的缘故。但空气不流动，光线很阴暗，蚊子非常猖獗。这是我们遇到的继虱婆、蛔虫之后的第三大危害健康的敌人，不但吸吮血液，还传播疾病。
　　为了解决蚊子咬皮吸血的问题，在这几十个木床合拚的超级大铺上面，支吊了一个特大蚊帐罩住这超级大铺，故称这种蚊帐为超级蚊帐。睡在里面的人恰似睡在一张天罗地网里面。
　　近世纪有超级大国、超级市场等名目繁多的超级，可知道有超级蚊帐的却极少。我把这种超级蚊帐描述出来，或许使人只知道现时的种种超级，而不知道在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群中还享受过一种特殊的超级——不见史册的超级蚊帐。
　　这种超级蚊帐不像岳麓公园里鸟语林的摩天锥形网，而是平顶的、四面开着帐门的。文章的四角用绳子吊起来或支起来，但四方的横绳还是下垂着，整个蚊帐就两头高中间低，穿衣时帐顶老是蒙在头上。大家挤在一个大铺上，小解的人进进出出，睡帐边的拳挑脚踢，帐门被搞的飘起来，蚊子就趁虚而入，打个饱餐后，肚子撑的鼓鼓的飞不起来。梦中用手一摸，皮肤就留下一个血印，蚊子也为食而亡。
　　年青人喜欢在蚊帐内打扑克，也有缝补衣服的，也有写家信的。可我唯一的亲人祖母也收不到我的信，她也无法写信给我，就这样信断音无，俨然是隔断红尘两千里，白云绿叶两悠悠。后来我向朋友刘双福刘欢福兄弟俩去过一封信，拜托他们规劝我前妻暂莫离去，代我孝顺祖母一段时期。
　　另外，这种蚊帐内看书，光线不好，对我补习功课很不方便。幸而在超级蚊帐的时间不很长，影响也不大。搬到新宿舍后就是双人单床铺，一床一帐。我在帐内装了一个百支光的电灯泡，书箱就放在脚头，床上就是我的书房了，正式开始对古典文学的学习。
　　说起蚊帐就想起祖母，也想起住在大地坪老屋的老阿公满长子。满长子讲过一个书生与红楼的爱情故事。书生写的诗中有“绫罗帐内藏数月，因秋失滔两开交”的句子。说富贵人家的蚊帐是用蚕丝织的绫罗做的，而我家首先有夏布蚊帐，祖父从浏阳买来用麻织的夏布。浏阳夏布、浏阳豆豉、浏阳茴饼是浏阳传统土特产。
　　随着现代楼房的兴建、纱门的安装、床铺的设计都不必要挂蚊帐了，夏布也就没有了市场。但农村也够不起昂贵的夏布蚊帐，只好买廉价的罗布（棉纱）蚊帐，直到大跃进以后，纱花物资紧缺，发票证供应，农妇就翻出老祖宗的棉袄棉絮，把翻成的废棉花纺成沙纱，这种纱织成布叫废棉花布，也叫再生布。祖母也纺织些再生布解决穿衣问题，织稀些的再生布就做成蚊帐，只是不很通风，蚊子进不去，但较热。
　　祖母她床上挂的蚊帐还是她嫁时的蚊帐，打了不少补丁。直挂到她1997年99岁去世时，我才从病榻上去下来焚化在她的墓前，真是“病榻依然人已去，忍将手泽（ <幼学> 卷三手泽未泯）化坟前”。祖母的蚊帐也算是超级蚊帐，超级寿星蚊帐。

ys1937

清一色

　　从挂超级蚊帐的宿舍搬红砖砌的新宿舍来，是住宿条件的一个崭新改变。这种新建的红砖房是无倒塌之虞的。我自从住进这里，从未因恐惧倒塌而出现过夜游恶梦。这里有完善的水电设施，生活便利；睡的床是上下两层单铺，且各有蚊帐；周边的水泥通道和院落都保持清洁。间或有省公安厅和矿部的干部来视察检查，虽然比不上写着“人之初性本善”六方辐射结构的省模范监狱，也应是生活环境较好的劳改单位。
　　搬进这里住的犯人不全是原来那班人马，我的几个同乡同犯都没有住进来，后来了解到因为他们是一般刑事犯，且都是地道的农民，没有多少文化。重新编组后，我们住的是五中队。我发现这个中队的犯人都有文化，有中学老师，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能歌善舞会画的艺术人才，还有军官、官吏、老学究等。好像这些犯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因文字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政治犯。
　　这个中队没有打杀抢烧骗奸等刑事犯人，没有凶神恶煞的牢头，没有打假吵骂，能文雅相待，和安相处，所以我把这个纯属知识分子的政治犯的中队称之为“清一色”。其他犯人都是在井下、运输、种养等处劳动，本中队的劳动是井下挖煤，也有脱产演戏、放电影、管图书的。如黄锋唱歌剧、丁某唱花鼓戏、龙某长京剧旦角，李某唱京剧老生，蓝某管理图书馆、谌某管音乐，还有两个放电影的和一个理发的。我是介入参与以上文艺活动的，如办刊物画、画景等，所以与他们混的很熟，也从中学到不少知识，特别是古典文学。
　　下班时间，有麻将扑克、琴棋等娱乐活动。我就练习华山川的钢笔画法。其中的《月夜》和《月夜蛛丝》两幅钢笔淡彩画是在砖桥画的。这个采访本画册保存至今，本世纪都已经输进了电脑。可惜在出狱后的十几年中，为八口之家的生计奔波，并避开文革之查抄，就没有把钢笔淡彩画继续练习。唯留下了这个习作本，甚幸！
　　在这个人群中，无论资历学历我只算个小不点，但在这个文化圈子中都承厚爱，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与我交友。我主办的墙报特刊都是用毛笔写在稿纸上的诗词古文体裁，内容上歌颂三面红旗。观者是看文风笔调，倒不注意内容。我呈送一个姓陈的指导员批稿时，他一个子也不看，就签字批刊。我想，这是“老鼠看筒车”，其实外面的世界蒙在鼓里，公共食堂散伙了，跃进成了冒进，……可是文章还是在恭维！
　　管理这个中队的已不是潘宝林了，是一个姓赵的书记。他谈话从容不迫，声音频率比潘书记低的多，也很少来宿舍，除非是个人谈话。
　　住在这里，警察很少“造访”，他们主要在总门楼的岗哨和营房里。只有一次，一个文质彬彬的警察向我借排笔毛笔等文具，说话很有书生气质，后来如期如数送还了我。他也可以不送还，我不敢去讨取。这种很有素养的文化兵，不很多。
　　有几个同乡，也间或来闲谈坐坐，好像走亲戚似的，真是“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每月发下的饼干和白糖，我要留下招待乡亲。他们的感情是淳朴的。我出狱后重建家园结婚时，他们都来恭贺喝了喜酒。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都先后作古了。我在“旧梦”中留下一笔，算做是弥补一点“欠情”之意。

ys1937

李从善
　　
　　李从善何许人也？无其人也！他是劳改犯人改恶从善的虚构人物，是花鼓戏《朽木发芽》中的主人公。是潘宝林书记钦定的姓名。李改恶很刺耳，李从善顺利温柔些！意在劳改犯人理应改恶从善，立地成佛，重新做人。潘书记审定《朽木发芽》的主人公为李（理）从善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从编剧到导演，从修订到演出，都是潘亲自指导。饰演李从善的犯人是黄锋，会说会唱会演戏，很有艺术素质。自《朽木发芽》在高墙内多次演出后，黄锋出了名，李从善也出了名，遇上黄锋不叫黄锋，都称之为李从善。可谓深入了人（犯人）心，有些感染力。
　　不看这出剧的人，也能想得出下面几个剧情：李犯了罪，抗拒从严判了重型。李在劳改期间不认罪伏法，不接受改造，加刑强制劳动。李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所认识，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李在管教干部的教育下，有良好的改造表现，受到表扬鼓励。李下定决心重新做人，有突出的立功赎罪变现，政府给予减刑奖励。李在政府安排下，多次与探监的家人见面谈心。李看到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触及心灵的痛苦，立下早日新生的决心。李评为先进劳改犯人，立功受奖（减刑），喜报传给家人。李的家人多次探监规劝和鼓励，激起了李早日新生的决心。李多次立功减刑，终于提前释放。李与家人团聚，热泪盈眶。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良好的表现，成为有用人才云云……
　　在“李从善”演得深入人心时，也有人评论着剧名“朽木发芽”和“枯木逢春”是否恰当合理的问题。有的说朽木不可雕也！当是完全死亡之木，不可能发芽了。有的说枯木只是枝干枯死，根系尚有生机存在，有再新芽的可能。有的说木之枯与朽，应是外因所致。当生存条件发展成为死亡条件时，木则枯，枯则朽，朽则化为泥土。如果外界生存条件不断向有利生命复苏时，能使之奄奄一息的生命细胞获获得生机时，是有发芽的可能的。有的说，逢春应指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或仁政善策的恩赐。发芽是获得这种盛世皇恩而表现的生机云云……
　　后来就放弃了“朽木发芽”或“枯木逢春”的剧名，就定“李从善”为剧名了。但我画的景布还是枯木逢春，生气盎然的场景。没有改变，是因为不影响《李从善》的整体剧情。
　　在一阵《李从善》热后，观众也就随之散热了。像吃蔬菜一样，希望调整一下胃口。于是传统的花鼓戏——刘海哥与胡大姐又活跃于舞台上。采莲船等地方杂戏也凑些热闹。京剧团也很活跃，但只能唱些传统剧目，如《平贵回窑》，《打渔杀家》和《将相和》等。其中一个姓龙的男青年，身段和唱功都很受好评，他后来成了我的朋友，说家中只有一个母亲。他说起自己的遭遇时倍感悲哀。
　　演京剧选的剧目也是要报批的。我没看见演过《刺王僚》和《窦娥冤》，大家自然理解的。我画的景片都是活动的框架布景，用的水粉画法。这个画法我没有多大进步，比钢笔淡彩小画的技巧差多了。
　　唱戏和音乐我很外行，我于是抽时间躲进图书馆。图书馆只有一个姓蓝的犯人在管理着。我找到我喜爱的书，就躲在被子里看，当然电灯泡也塞到被子里。此后我与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和李从善都很少接触。不过对“李从善”的印象未能忘却，此文都以他为主题内容记述之。

ys1937

朱渡河
　　
　　一九九二年，壬申年，秋天。从老治保主任焦怀德口中打听得知朱渡河在平江县城理发。于是便委托在平江县城做衣服的大女儿打听朱渡河这个阔别三十年的难友——谭家山新生煤矿劳改犯人——理发师。其回信说是，只认得牛渡河，不认得朱（猪）渡河，是在平江县城北街开个理发店。
　　一日，虽天气晴朗，但还是有些秋凉之感。从龙伏乘车北上七十华里，便到了平江县城。县城很小，只有西街才是有点繁华气息的商业街，南区只有一条三阳街，东区没有街，只有小巷道。我在巷道的偏僻菜地边的楼房里，找到了做衣服的大女儿。一起往古老冷清的北街走去。北街的尽头便要拾阶而上，是通往普爱医院（原教会医院，现改为平江县人民医院）的必经之路。从北街右侧（东侧）走过一段斜行的台阶才找到这个理发店。因为在这个小小县城里，猪（朱）渡河小有名气，很容易找到了这个理发店。
　　理发店是向南开的，门朝着台阶下的北街路面。铺门敞开着，木板铺门都在一侧，是个老式的铺面。在这间敞开的小厅里，有几个青年小伙子在替顾客理发、做槌打（推拿）。坐在门口的老者打着赤膊，只穿条索头短裤，肚脐露在外面，肚脐下的几条横肉沟很是明显。光秃的头和胖脸蛋的拼合，在袒胸露背的衬托下，很有一番江湖味道。这个人就是我在三十年前结交的朱渡河！终于找到了！
　　我自介绍之后，寒暄客套一番，他才恍然大悟，想到了三十年前在谭家山劳改的青年伙子，连忙握手——呵！记得！记得！可我已是五十六岁的半老头了，身上还穿着低襟秋凉的毛线衣。而与打赤膊的七十老朱相比，我很自惭形秽。不是河风吹老了少年郎，而是蹉跎岁月催老了少年郎！
　　他很沉稳寡言，没有叙说当年之事，立即叫徒弟送上茶水，爽朗地说，理个发吧！松松筋骨。我没有推辞客气，自然想到三十年前他为我做的两次槌打生死门，两次去阴间走了片刻，两次松了筋骨，两次扶起阳刚，恢复元气的情景。
　　这次虽然他的徒弟们为我修剪了一番，并做了全身的捶打推拿，筋骨很是舒服，但未能享受到三十年前他的生死门秘术。他只是坐在那个原地方看着，完了时只说了一句，舒服些了吧？吴光灿住在梅仙（镇名），隔三十里，每月也要来挨一餐打，打了才舒服。我说他（吴光灿）是挨打相。黄盖献苦肉计，愿打愿挨。告别时，他不肯接受挨打的工钱，说一些新朋老友都喜欢来这里挨打，是不收钱的。我知道这是他的一种招待方式，客人情愿来挨打，不是进饭店才是招待。这种招待是特殊的，也是我见到唯一的一种招待方式。
　　这次去，纯属于找到他，并没有提到生死门。
?  第二次去，仍然是享受修剪捶打。这次他把老伴叫来了，鬼兮兮地领我到了他的住地。周边街坊很是老旧。他的房子夹在中间，没有半点摆设，只有简陋的破旧家具。他从活动木梯上到顶棚的夹层里，打开上锁的老式衣箱，拿出一卷纸出来，轻声对我说，你是画画的，你是内行，我只能相信你！这是收来的唐伯虎的美女图，怕政府知道了会没收的。你能找到香港老板的话，就偷偷地去卖，我会酬谢你的！他一边卷开美女图，一边这样打着舌声（轻微声音说话）。他又说，现在人心蛮孬！如果报告了悬（平江话把县读悬音，其实县的古音是悬）里（政府），不但没收了美女，还要去坐牢！你看看，是真的吧？
　　我把画卷平看了一遍，同时打着舌声对他说：唐伯虎是明朝（成化至弘治年间）人，隔如今有五百多年了，传下来的真迹很少很少了。这画的纸张就不是明朝的，这印也是伪造的，这种画法（单线平涂）是很简单的，线条像要下大雨时从土里做出来的曲蟮（蚯蚓），画画的技术水平很低下。你这回是上当了。这不是文物，政府不会管闲事的……他二老听了我的话，像当头泼了一勺冷水。他老伴埋怨他说：以后有脑壳就斩劲剃，把替人削毛刮须的钱买张假画。我只好安慰他说，世上上当的人很多，收字画古董最容易上当。今后当稳当家，做好理发生意就是了。退财也斩灾。在他情绪不好的当时，我不好提起谭家山的事。我只是问他还能为我做生死门的捶打吗？他说不晓得搞！避而不谈。我只好谢辞告别了。
　　三十年前，他为什么能为我做两次生死门呢？那时他是谭家山煤矿的犯人理发师，可能是我经常送他包子馒头，补充了他的食量。当时他的粮食指标只有三十斤，我是脑力劳动但是享受井下工的高指标。每天送两馒头给他，在他看来是个天大的恩情。为我做两次生死门，是关着门秘密做的。他说，从来不搞，怕别人检举。我推想，他坐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关的，这样小心谨慎是怕重蹈覆辙。
　　他的理发室是一间简陋的小房。要理发的犯人并不很多，很是清闲。他第一次为我做生死门是我送馒头给他。他主动为我做槌打，说能松筋散寒，保证使我精神好些。我坐在长板凳上，他用空心拳和合十掌在头部背部槌打，接着四肢那几下有点发酸，就失去知觉了。当我醒来时，他把我搂在怀中，我的指尖、鼻尖和前额都有豆点大的汗珠。他说才把我还阳的，不然还在走阴。我不知什么时候失去知觉倒下的，也不知什么时候醒来的。觉得睡了一觉，但没有做梦。
　　第二次，我仍坐在长板凳上。两腿用力着地，双手用力抓住膝盖骨，两眼用力瞪着，上下两排牙齿压得紧紧的。我做了这样的准备，是装着虎威似的，看你怎样使我走阴，我就是不死。可是在他的槌打推拿之后，我还是倒下了。醒来时，他用双手托住了我身子。照样是冒着大汗。照样是如梦初醒。我仍然没梦见什么！我清醒之后，他叫我坐在板凳上，又做了槌打推拿。他说这是恢复元气，扶起阳刚。以后不再做了，不要说我能做这个生死门的槌打。他很诚恳地要求我保密，表现出一种憨厚和诚恳的情态。
　　自1962年 7月回到老家后，我一直记得这个掌握生死门的理发师朱渡河。故有三十年后的两次去平江造访。他不会把点指生门和死门两个要害穴位的方法传给徒弟，只是传授理发和一般的推拿技术而已。
　　根据中医文献记载，人体约有八百余个穴位，其中七百二十二穴已归属于十四经脉。其余历代发现的新穴未归入经内，称经外奇穴，取穴点击部位主要指其三十六死穴，即人体要害穴位，生门穴和死门穴。

ys1937

丁麻子

    略

ys1937

胡石冰
　　
　　胡石冰是个中医囊君（郎君），比我要大二十来岁。常穿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头戴一顶带舌单布帽，高瘦个子，脸部更是清瘦，说话也是轻声文雅，这种斯文的举止，看去有些文化素养。古代行医的人都背着一个青色布袋，里面的小格袋里分别装着中草药和丸散膏丹等。故有青囊呈匮之说，称这种行医济世的医生叫囊君。明朝沈绎有“白发至亲为叔婶，青囊传世有儿孙”的诗句。故青囊借指中医师。胡石冰不但从事中医有术，且很懂诗文书法，应是属于儒医。
　　我因长期患胃病，并且食欲日益低下，就常到他那儿求医觅药。他很器重我这个稍有一点墨水的青年，于是就成了忘年之交。我不但胃病在他的关心下有所好转，而且在古文和书法方面也获益匪浅。我问文盲能否学中医。
　　他说学中医要读四性，要读难经，不背熟伤寒论和金匮汤头，是不能行医的。要学出一个中医囊君，就要至心归命理，苦坐几年长板凳，好像十年寒窗考举一样。读熟脉诀，也要跟着师傅不断实践验证。没有文化就看不懂书，没有掌握理论，就不能知道实践。但是也有文盲可以做草药囊中，例如治疮毒、治蛇毒的等，这不是正古八经的囊君。现在也要学点西医，中西结合能取得更好的疗效。我不懂 A、B、C，VA、VB……但也在学一些。这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形势逼人……
　　我在他那间小房子里呆的时间很多。写字台是张旧式书桌。虽是简陋的医务室，但文房四宝一件不缺。因为“往来无白丁”也就像一个书斋。要比刘孟德的陋室陋得多，陋得只有一桌一椅，空徒四壁。犯人能有这个舞文弄墨的地方，也觉得很有雅韵和乐趣。
　　我看到他用钢笔写的中药处方很具毛笔字的风调，很是佩服。就向他请教学习写好毛笔字的方法。他很不保守地说，练毛笔字不是一日之功，国人应懂国书。何况字是门楼书（指书本知识）是屋。别人看不到藏在肚子里的知识，首先看到的是门面功夫，就是一手字。所以写好字很重要。再有写字时神要定，身要正，指力腕力肘力要统一用功。他在纸上写下“云游天下老神仙”七个字做了示范动作。
　　有一次，他对运笔做了示范说教。他说运动毛笔应包括执笔和用笔两个方面。虽执笔如捉贼，用力执住，但在改变运笔方向时要用大拇指挪动，使其圆转，颜真卿就说过，“妙在执笔得圆转”。我们湖南道州有个何绍基，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他用中锋写的楷书就苍劲刚烈，很有力。不信你去岳阳楼中看他写的长联，字字沉雄奇伟，整体如九天桂花。中锋和逆锋也结合用。从何绍基的中锋运笔可看到他的骨气。
　　可是赵梦頫那家伙，本是赵宋王朝的宗室，是赵癞子的后裔。当大宋王朝被蒙古人灭掉时，他就投降元朝，同样做了官。这种没骨气的人也从他写的《寿春堂记》中看出来，这是用偏锋写的，所以我叫他赵姑娘。扭得那样温柔圆润，一点骨头都没有。他硬要背叛他的祖宗，硬要背叛祖宗创立的大宋国家。伯夷叔齐就能“誓不食周粟，宁愿饥死在首阳山”。
　　我说他是个儒医，果真不假。从写毛笔字讲到何绍基，特别讲到赵孟頫时，大发议论。我在他面前，不敢辩驳。　　
　　胡石冰写给我一副对联，只记得联中有“日轮过”三个字。他特别指出“过”在这里是阴平声，诗韵里属“五歌”韵部，如夕阳过，岁月过等的过，是发阴平声。如经过、通过、度过、罪过、路过是发去声，属仄声。要记住。我在后来写旧体诗词时，就常想起他的指点。他的题签是“石子胡敏谦”落的款。胡石冰是常用姓名。我想，他的含义应是，如石之坚强，如冰之洁白，其性聪敏恭谦也。这副对联在文革前就自毁了。
　　我说他是儒医，说他是个读了不少书的医生。当然包括医书。可是在接触中，他从不讲难经，讲伤寒论，只讲古文诗联书法之类。按偏正关系应称医儒为妥。就是掌握了一点医术的文人。可互为偏正，互补才是全才。
　　这个儒医或者医儒并没有把我的胃病治好，我真正见识他的医术，是他的针灸特长。一天，我正在他那里读论书法诗文的时候，工区安全科长捂着眼睛急匆匆地跑来，说他眼睛忽然看不见了，要胡石冰设法治疗。胡撑开他眼皮一看说：“影翳翳以（本而字）遮（本将）入”（这是引用了“归去来兮”文中的一句），珠子被翳子（内瘴）遮住，时间一长就会完全失明的。”
　　当这个科长吓得惊恐不安之际，他说不要紧，我立即把翳子赶走，你就恢复光明了吧！于是右手执银针，左手撑眼皮，并要我看翳子慢慢退出的情景。当银针刺于眼眶的某个穴位后，只有几十秒的功夫，瘴云就真的完全退出（或者消散）眼珠。科长没说什么就离开了。
　　他说这是他的秘术。纵然把穴位告诉别人，也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特效。我说，你既是医儒，又是儒医，真是不愧为石冰，有“石冰的硬功夫”。我释放时，没来得及去表示他对我的帮助，至今遗憾。唯有留在回忆中的“日轮过”三个字，以做怀念。

ys1937

埋了没死
　　
　　有人说驾船的是“死了没埋”，挖矿的是“埋了没死”。难怪对地下劳动者的粮食指标这样高，不完全是保证超常劳动的能量需要，而且还有一种人道性质的优待。这种地下苦力不能没人去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本世纪初，煤矿的透水事故、瓦斯爆炸事故、塌方事故频频发生。尽管有多少人成为深埋地下的冤魂，但依然有人下井挖煤，为了挣钱糊口，敢蹈覆辙，于生命而不顾。正是俗语云：洞庭湖里翻了船，还是有人过洞庭湖。
　　我对那些写写画画之类的事情不太想干了，想通过参加井下劳动来增加食量，使我的胃病有所好转。胡石冰医生也会说，食量越来越小，肠胃会退化萎缩的。并且青年人参加体力劳动越做越出力，食量自然会增大。如果上晚班，白天有很长休息时间，欢迎你来这里谈禅。我考虑到体脑调节，对我是有很大好处的。并且对于井下工作的劳动，我从来没干过，也是个体验生活的实践行动。于是管教干部就批准了我要求下井劳动的报告。就这样我干了近三个月的井下工。
　　我所在的三工区是斜井，不是竖井。上第一个班，我很新奇，也很紧张。因为从人行道拉着扶手一步一步往下走时，就是一种阴森冰冷的感觉。虽有路电的暗淡光辉，总有离天渐远离地渐近的紧张心理。上班人数全部进入后，人行道的开门就关闭了，安在门上的鼓风机轰隆隆地旋转，更觉阴风飒飒，凉气袭人。
　　下完了行人斜道，就拐弯抹角走几段坑道才到达主巷。主巷道比其它坑道的高度和宽度都大些，中间铺上轻轨，装着煤块的四轮铁桶用人力推到绞车斜道里，挂好铁钩后，铁桶被绞索沿着斜道往上拉。这时挂钩的和推桶的都躲在两边的凹坑里，唯恐发生脱钩意外。煤桶上绞到出口时有个眼明手快的抽扦员，快而准地抽去铁扦，铁桶就自然脱钩，随着惯性冲上前方，再由人力推到铁桥架上卸煤。空桶也由抽拴员挂钩沿铁轨滑到井下，再由人力沿轻轨推到上煤的工作面。
　　主巷随着开采的需要不断延伸。主巷两侧向上方挖煤的开采坑道叫上山，向下开采的坑道叫下山。上山的煤用肩挑的方法送到主巷装煤处。挖煤的工作面叫垱头。在垱头挖煤的是工人师傅，犯人只负责扒煤、上煤、拖煤、担煤、装卸和推桶等劳动。犯人的劳动量随着工人的采煤量而定。向前开采叫掘进，倒退开采叫回采。掘进是按图纸前进的，一边采煤一边架坑木支撑。当不能再掘进时就开始回采，回采时拆除坑木，采煤量比掘进要高得多。回采后的坑道成了废坑，容易被泥石废水填满。
　　工人师傅挖了一阵煤就横着镐把坐下来休息，也和犯人扯淡。中饭由绞车送下主巷，我们就在主巷的电灯下吃饭。吃饭时就像一群黑猩猩蹲在地上。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珠子在动，很难从乌黑的脸上分清是哪个犯人。取下矿帽就是当凳子做，也当扇子用，一物多用，随身带着到很方便。
　　在矿灯光的照射下，就能清楚地看到空气中飘动的煤尘，含量很高。我很担心地说，只怕变成黑心肠的人。有个矮胖个子说，有的人不挖煤就是黑心肠，挖煤的人是因为那种黑心肠的人而来的。如果装了吸尘器，就不会变成黑心肠。有的人得了矽肺病，就是慢性枪杀。几十年后我住的蹉跎坡附近，有几个青年常年在郴州当矿工，都得矽肺。有个在四十几岁就去世了。还有的病休在家，失去了劳动能力。回忆到我亲自看到、呼吸到的这些黑色杀手。真可怕！
　　在中餐后的片刻休息时间里，我去过一次井下的最低地方，那就是水仓。井下的积水都流聚在水仓里。那里有几台大马力抽水机，水管沿着斜的人行道伸到井外，四时冲突出黑色的水流，汇到矿外的溪流，成了污泥河。沉积的煤泥是附近老百姓的无偿燃料。
　　来井下的其他人员只有技术员，安全员。技术员一半是分配来的大学生，主要指导一些开采技术。而安全员就很有权威性。他可命令停止掘进，停止回采，甚至命令停止生产。安全员不但要定时检查检测空气的瓦斯含量，不时向空气中喷施中和一氧化碳的药雾，还要检查掘进距离是否超越安全距离。如果冒进了，就会发生透水事故和老矿道坍塌危险。
　　他们主管着人命关天的事，是不能碍情面的。所以常与生产科的人员发生矛盾。你说生产第一，他说安全至上。你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十年计划一年完成，他要保障不出生产事故，不出人命事故。班房袋在屁股上，这里就是不准继续掘进云云！我在谭家山的时日里，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很幸运！为了逃生，我死死记住，“顺水走，逆风行”这经典性的口诀。
　　白面书生进，黑面包公出。下班出了井，直奔大（浴）池。一边洗澡，一边搓衣服。虽然现了原型，不是非洲黑人了，但黄皮肤还是不很清澈。本世纪初去连云港和三亚两个海滨浴场泡过身子，留下一个天蓝色的印象。但在煤矿浴池里留下的是酱油水、乌梅汤的梦，真是两度人生，两种色调。

杜雅萍

老先生文笔好，记忆也好。也期待于兄的回忆手稿。

ys1937

初试敲声咏端阳
　　
　　我自下井劳动以来，很少用脑筋了，也较前睡得好些，胃病也缓解了很多。下班时间，就抓紧休息，去胡石冰那里面壁取经的机会慢慢减少。久而久，感觉到有所失落。于是把钟伯熏送的几本“精神粮食”啃起来，有时去游“滕王阁”，有时去看“阿房宫”，有时去“桃花源”走走，还去观看“春夜宴桃李园”……一百度光的大灯泡吊在蚊帐里，双脚搁在一口书箱上。像只木船两头高。看起书来，倒是一种寄托！
　　从书里找些情趣。但不能找到“黄金屋”，更不能找到“颜如玉”……尽管如此，反复嚼蜡，却不能真正理解骈文的实质所在。我没有时间去图书馆，也无暇去请教胡石冰。我深深感到“师不语隔千里，师若语隔层纸”哲理的透彻性。但从来未考虑过学了有什么用呢？不学更轻松，可能是好学成癖，无事找事，自添麻烦！
　　和我的铺位不远的一个犯人叫李杨林，至少比我大三十岁，是平江来的，可能是“历反”或“文字狱”进来的。他看到我经常专心致志地看书，就常来交谈有关古文诗联之类的话题，并且也借去古文消遣。从他的言谈中，了解到他是一个老书先生。我即抓住机会，向他学写旧体诗，初步掌握一点格律粘对拗救方面的知识。但对佩文斋的诗韵韵部非常生疏。他说他“先”韵熟一些，就先做“先”韵吧！首先做了几首绝句，后来才学做律诗。
　　李先生的外貌举止朴素像一个地道的老农，说话也很谨慎谦逊，不流露“之乎者也”之类的斯文语调。他说就这个端阳为题，也可写首诗。可把狱中过端阳与在家过端阳对比联系，再发些感叹，不过律诗中间潜有两联，是诗中精华所在。要能反应出主题思想，于是就按此思路写下了“端阳”的七律。这是在李先生指导和润色斧正下的处女之作，虽是粗糙乏味，自愧是非良工之器，以朴示人，非班房弄斧也。其诗云：
　　细雨纷飞五月天，端阳案子湿衿边。
　　去年痛饮雄磺酒，今岁空瞻柳树烟。
　　蒲扇频传慈母泪，眼帘不现故乡船。
　　渌水不比捞刀水，北望家山一古泉。
　　他说“去年”改“昔年”才合事实情节，因为去年我们是在劳改，哪里能痛饮雄磺酒。渴望比北望要贴切得多。多写多改，还要多念。古人为了推敲一个字，要捻断三根须。“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句名诗，为了最后落实“绿”字，改了好几次……
　　此后我又写了半首七律，是关于下井挖煤的经历感受。没有写完，也没有交李先生批改，就释放离开了谭家山，仅记得一上联是描写绞车抽水机及鼓风机发出的响声和凉风袭人的情景——机器隆隆三魂颤，阴风飒飒四体惊。
　　回到老家农村的漫长岁月中，成了能劳动的行尸走肉，深知“诗文”是惹祸的祖宗，做个尸人倒能避免狂风暴雨的冲击和残害，于是三十余年没写过诗了。但李先生的诗教仍记在心中，并深怀恩德未能忘却。

ys1937

鹡鸰之在原
　　
　　1962年，壬寅年，元旦过后的某天下午，干部杨坚（原浏阳看守所所长）把我叫去，我以为出了什么麻烦事。当时几个同乡难友正为我烤面包烤青椒，希望我能多吃点食物下肚，烤出的香气正刺激我的食欲，而这突然的传叫，使得我只能匆匆向办公室走去。
　　杨坚告诉我，你的两个哥哥来看你，坐在办公室等你。我真是喜出望外，自从入狱四年多来，除了在火官庙前妻刘氏来过一次，此后音信全无。二哥阳希是个铁匠，从未外出过。三哥湘希在部队服役。两个哥哥今天竟然能来看我。真是“世间最难者兄弟”，“患难相顾，似鹡鸰之在原；手足分离，如雁行之折翼”。
　　我刚走到办公室，两个哥哥便伸出枯瘦如柴棍的双手来抱着我说：也罢！老杨说你在这里很好，我们放心了，你比我们是长得好多了。你看我们的手都成了皮包骨，就像两根干柴棍。冒饿死留着一条命，支撑着能来看到你，也是过了一关，真是不该死！也罢！放了心！
　　湘哥补充说：我是去年复员回来的，在刘家祠堂里管理那些浮肿病人！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这次挽了阳哥来看你，打了几个主意才动身！一路问到谭家山，已是打麻暗（天黑）了。渺渺茫茫，只好找到一个锯木棚里借住了一晚。那个锯矿木筒的工人真蛮好，知道我们是来寻老弟的，就留着我们住宿下来，还搞热水洗了手脚。今天又指点我们寻到了这里，真是遇到了好人。
　　我说你们吃了早饭吗？他说，只是昨晚吃了块统粉（树木粉加工）饼干……杨所长即叫厨房送来几个菜和两钵大米饭，每钵都是六两大秤米蒸的。哥俩没有抬头，就把饭菜吃了个猫儿洗脸。我说吃饱了吗？湘哥说的文雅一些，够了！阳哥就毫不掩饰地说：好久没吃这样一餐饱饭！今天是真的吃饱了。烦请烦请！
　　我说若是元旦来了，就凑些包子馒头油饼给你们，这几天食堂停开面食。湘哥说，我们的日子过了很苦，根本不晓得你还过得好些！也罢！落心了（放心了）！我说天子不差饿兵，政府也不扣牢粮。只可放心，再过十五个月，我就刑期满了。回来再看你们！你们路上小心，安安全全回到家里。
　　临别时，他们翻开一个索口鸡食袋，拿出两个小纸包，一包是少量蚕豆，一包是洋姜拌辣椒粉。说是给我吃的。我只收了那包洋姜辣椒粉，为了开开口味，好送点饭下肚。蚕豆让他们留作路上零食。他们临走时说，自己保重！我们还要去辞谢那个锯木工人！我目送他们消失在岗门之外！
　　是年七月十七日我回到大地坪老家之后，首先是祖孙形影相吊，继而是八口之家的沉重负担，一直无法报答报答他们的手足之情。直到二十年之后的上世纪末，才购了两双皮鞋送给二兄，以表跋涉探监的手足之情。由于价廉物不美，都说不合脚，又不牢固，可能引起了他们的误会。
　　到本世纪初，我的家境已现稳走好转，才有可能约二兄和大哥淮希等三位兄长来蹉跎坡小聚，做点小招待，共叙兄弟情谊。后来我定居浏阳市城区后，大哥早已去世，只能接他们两兄弟来城区小住几日，表示一点补偿。可我们都是年逾古稀的老头了，湘哥回忆来谭家山探监看我的事，就提起那个锯矿木桶的工人。阳哥说吃了那一钵饱饭，一世年都记得。真是，五十余年一场梦，无齿儿童尽白头。

ys1937

不该割牛尾巴的毛

　　编在“杂牌军”劳动队时，是我胃病最严重的阶段，每餐只能从饭钵的中央挖一个鸡蛋大的饭块勉强咽下肚子，并不是肚子容纳不下这些饭菜，而是毫无胃口，没有半点食欲。我的剩余饭菜都给几个同乡吃掉，特别是很厌食面食。他们也只好帮我吃掉各种花样的面食。看着这样不想吃东西，他们也就因乡情而产生了一分同情。有的用青椒烤熟后，用盐拌着给我下饭，这样对唾液腺的刺激，倒还有点作用。有的把馒头包子烤成焦黄状态，产生一股热香的气味，也能使我吃下几小块。
　　后来我打报告要求第四餐不开面食，改成稀饭，倒是舒服不少。其余三餐还是用烤鲜椒拌盐的拌饭多少吃一点。在这段日子里，几个同乡是非常关心我的，也建立了一些感情。虽然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大家交往密切都很划（合）得来。1963年秋天，我举行婚礼时，远在秀山镇石门坎的陈冬生也徒步赶来赴宴，住在龙伏镇培文塔下的武祜嘏赶来杀鸡剖鱼。住得最近的是黄湖海，当然也来恭贺赴宴了。此后，他们先后都去世了，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黄湖海说他原是大围山的林场职工，只怪脾气生坏了，说话直来直去，常顶撞领导干部，有时还打起架来。干部说，八只角的天王也要掰一只脚下来，喊捆就捆，本没犯罪，硬要把我打入牢房……（后来平反）。
　　陈冬生是个老农，当生产队长。他说生产队是九级司令部，是管农民的，是与农民群众关系最直接的最基层的小干部。最难当，上要合乎领导的意愿，下要合乎群众的心思。哪吒催判官，判官催菩萨，菩萨只好逼牛头马面了。斧打锤，锤压木，我只好压群众了。这样也就伤了群众的心。我敢抵触上面吗？一抵就挨批评。到头来，两头相得罪，吃累不讨好。我的性子也蛮孬，不怕场合。结果是过蕉溪岭进火官庙……
  　那个武祜嘏虽然读过几年老书，但谈吐是结结巴巴的。虽划了富农成分，但还是种地的里手（行家）。他说，他做农业工夫是常做呵叱呵叱（赶牛时的口哨声）的牛工夫。“远看太公把钓，近看孔明卷书”。“一双眼睛看着牛屁股眼，牛尾巴把泥巴水甩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了，成了满脸泥麻子。我只好用绳子把牛尾巴扎起来。牛尾巴是赶蚊子的，只要左右一甩，连绳带水都甩满一脸。我真火燥。这条牛的尾巴特别长，谁都不肯用它。我是富农分子，无可奈何！”
　　“第二天，我用禾刀（镰刀）去割牛尾巴的毛，牛尾巴一甩，刀口就划了牛尾巴的皮，出了几滴血。这就惹了大祸，犯了破坏耕牛的罪，破坏耕牛就是破坏农业生产，就是破坏人民公社，就是破坏社会主义。”
　　我插嘴说，可小可大，小则无事，大则可无限上纲。上到破坏社会主义，就是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触犯联合国的动物保护法……他接着扁着颤抖的嘴巴说：还——还不是“穿棕背心”，上台挨批斗，过了蕉溪岭，进了火官庙。现在不用盯了牛屁股眼，就要当挖煤的犯人。
　　他的外号叫“古萝卜”，这是他自己无意中说出来的。因他套用地方人的话——古萝卜这回该了死，割了牛尾巴毛，犯了破坏耕牛的罪云云！我问他，你的名字太古了。武祜嘏的名字很难认。祜就是福，嘏还是福。何不叫武福福呢！他说他伯父武石云是名老中医，读一肚子老书。伯父把名字安（取）得这样深沉，别人不懂意思，喊起来又很拗口。结果都不喊我武祜嘏了，都只喊我“古萝卜”。但自进了火官庙到如今，“古萝卜”就失掉了，才恢复了“武祜嘏”的正名。
　　写这些文字时，“古萝卜”早已成了古人，变成泥萝卜，灰萝卜。可由割牛尾巴毛的事，联想到那个畸形时期，是个神经过敏的时代。一个不留神就可戴上“反革命”，就可指责为攻击社会主义、污蔑红太阳等罪名。写“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标语时，就要反复检查，切不要丢了“反”字。画烟雾和旗子飘动时，绝不画成刮西风。讲吃饭问题时要避讳“饿”字。用颜色更要注意红、白、黑三色的处理。总之，提心吊胆，诚惶诚恐是也。

老木匠

这位老先生真是了不起！！

活过来的人最好都要写出来自己的经历，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ys1937

劳燕分飞

　　1962年壬寅年初，大概春节过后了。一个阴沉的上午，赵书记突然把我叫去，我以为是什么汇报犯人改造情况，或者又有什么任务要去完成。边走边揣测着，来到了办公室。摆在我眼前的是浏阳县法院的一纸公文，内容是其妻刘氏因政治影响提出离婚申诉，征求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上“同意离婚”，但要求“缓期判决执行，因为剩下一个孤老的祖母无人照顾，要求待我回家后立即办理离婚手续为祈”。
　　这其实是个痴心梦想。自女儿夭折后，她就不在祖母身边，谈何孝顺之有，谈何照顾之有！缓期判决执行是毫无作用的。事实上，起心人难留，不管我是否同意，判处离婚是成了定局的。就政治影响而言，为了她本人前途和公社干部的哥哥来说，当是非离不可，离就离了。我只要签上“同意”就行了，何以要浪费墨水写上要求呢？完全是废话，是幻想。
　　回到床上躺下，双手抱着后脑静下来之后。翻开古文观止的“陈情表”，默默看着，当读到“但以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何以终余年”这一段时，潸然泪下。
　　几年间，屋漏偏逢连夜雨。自我蒙冤入狱之后，祖父和女儿相继惨别人间。现又妻子离去，祖母成了灯干油尽的空巢老人。恐怖的政治运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亲属等人都自身难保，何况怕牵连影响。祖母要生存下来，我是不敢想象的。我真是大逆不道了！我不忍看到这个好端端的五口之家，顷刻被凄风惨雨摧毁殆尽。可怕的一幕幕情景向我袭来。我感到无限的茫然，一声悲哀的长叹使书本滚下，我无奈，祖母何以终余年！
　　三月三十日，离婚判决书下达，我签字了，没有写上任何意见！深知身子掉下井里，耳朵是挂不住的。李杨林老先生来劝我说：“离了就好了，真夫妻不离，要离就不是真夫妻！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难怪好了歌里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我又没死，也随人去了！他轻声解释：犯了政治法的人，就不是人民了，成了没有思想灵魂的另类，叫犯人！终身定为“份子”。没有灵魂不就等于死了一样吗？她不牵挂你，你是空牵挂，离了就好了。
　　写到这段文字时，我打开红楼梦第一回重读了“好了歌”，跛脚道人说：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便是了。最后在“同舟共济人”中验证了，坏事变成了好事。

ys1937

无形的尾巴

　　收到离婚判决书，也就了却了这桩不到两年的姻缘。当年祖父为了尚子平之愿，老人家煞费苦心安排了这桩婚姻。虽然女儿死了，传统的承宗接祧是一件未知难卜的后事。我也从未想过这件事情的可能与否，心里唯一牵挂的是风烛残年的祖母，或许某一日，她会倒在大地坪老屋的某个角落里，光着（睁开）眼睛在苟延残喘，等待着孙子的归来。
　　可是岁月不饶人，刑法也不饶人，按1958年 3月13日入狱算起，应该还要坐十一个月。对我来说，光阴并不似箭，日月并不如梭。盼望走出铁窗那一天，俨然是一个漫漫长夜，一个遥远的将来。我能挺得过，可祖母是否能熬得过去呢！我无奈地在倒计时，渴望着倒计时日等于零的那天到来。
　　1962年 7月12日，即农历 6月11日，赵书记叫我去谈话，批评我汇报的情况是只报喜不报忧。不能把犯人改造中出现的不良现象隐瞒不汇报，难道都改造得尽善尽美吗！以后要认真负起责来，老老实实向政府反应真实情况。其实，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遭遇而产生的忧愁悲痛已无法承受了。有谁能替我分忧啊！我有什么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呵！我唯唯诺诺地离开了办公室。
　　次日，即小暑过后的第六天，正是炎夏了。赵书记摇着蒲扇坐在办公室，我还没坐定，就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在这里能认罪伏法，有很好的改造表现，你可以受到宽大处理，明天就去矿部管理科办理手续回家吧。
　　7 月14日，即农历 6月13日，天气晴朗。我兴致勃勃地来到矿部管理科。一个中年女干部问了我的姓名后，即宣读了上级的通知，随而把浏阳县人民法院（62）法刑字第 100号刑事判决书念了一遍，交给了我，判决书正文如下：

　　现经本院院长发现本案在适用法律上不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撤销原判，于1962年四月十三日重新进行审理，现查明……根据上述事实，被告等秘密结集，组织读书会，系非法小组织，是违法行为，据此，特改判如下：
　　1、 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法刑字第 568号刑事判决。
　　2、 被告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进行非法组织是违法行为，视其情节，可予教育释放。
　　审判长黄达东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二日
　　
　　我看见改判的判决书，高兴的是能赶快回家与祖母团聚了，能尽一点孝顺，以做补偿。但我又深知改判的结果是留下一条无形的尾巴，死死被法院抓住不放。教育释放还是一名劳改释放犯。在“非法和违法”界定下还是触及了一个法字。说明判刑是介于可否之间，今后可能会为演“捉放曹”这剧戏提供脚本。
　　拿了介绍信到总务室领了路费和粮票。事务长是岳阳籍来的年轻人。问我需要什么吃的？我只要了几个皮蛋和几条肥皂。几个老乡也送了一些肥皂和毛巾。因为每月发一条毛巾和一条肥皂都有积余。同乡们要我把矿靴和雨衣带回去，好在水田里做功夫。我说，凡是公家发的东西一概不要。凡是带有劳改味道的东西一律不要。我只要两箱书籍和自己的衣服及极少的日常用品。特别是那床猪油渣（棉絮）和菜篮格子被单，不管它烂成什么样子，都要带回去。
　　这床棉絮是祖母用自织的棉布换来的棉花弹制的，被单是祖母千手万手纺织出来的。自从1958年元月十一日（农历丁酉岁）带到浏阳参加整风反右运动，三月十三日关进火官庙以来，历时已四年半，它伴随我经历了政治风暴和和铁窗岁月的无情“洗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
　　七月十六日，我抱着它睡过了监狱中的最后一晚。次日迎着晨曦才捆成被包，随我登上返家的归程。至于那口木皮箱，前文已详叙了它的出身史，带回老家是毋庸置疑的。何况里面装着我仅有的一点精神食粮。
　　在两天时间里与同乡老友话别，回家手续也办好了。图书馆的老蓝也送了我两元钱，表示送行。但对前文中写的钟伯熏、胡石冰、朱渡河等，没来得及跟他们辞别，很是有些遗憾。

杜雅萍

世态炎凉，老先生的故事可以拍一部连续剧了。

ys1937

归途遇好人
　　
　　1962年 7月17日（农历 6月16日），离大暑还只有六天了。农谚说大暑吃谷。说明早稻成熟了，能吃上新米饭，农民叫“出陈”。我一大早走出谭家山新生煤矿牌楼时，还回头看了我和付有完写的那七个大字。不是留恋，而是一种回味。我的穿装还是那套陈旧的衣裤，挑着的行李也很不雅观。不像逃荒者也像个落魄人，但我归心似箭，也算是“出陈”了。
　　好容易才到了湘潭市。这次不要到十八总坐轮渡，而是从新修的汽车桥上直奔轮船码头，也是原来到湘潭师范读书时的老码头。湘江还是那条湘江，码头还是那个码头，可是这个当年来这里乘坐的学生变成了劳改释放犯。当年的踌躇满志已变成了黯然神伤前途渺茫。当年挑着龟纹笼子从这里上山坡，这次是挑着菜篮格子被单套着的猪油渣挤上轮船，当年是……现在是……
　　我不敢挑着这个行李去昭潭书院瞻看“昭泽堂”那块金字匾额了，或许母校还留有我的一点足迹。直到1992年潭师八十周年校庆时，我还是没有去。因为教我的老师都已在历次运动中“不禄”了。
　　湘江北去，旧梦依稀。只有那个大拐弯的水域，那个叫易家湾的地方还留有一个熟悉的印象。上午到长沙市水西门码头上坡后，直奔天心路的老汽车站，幸好赶上了到永安镇的班车，人货混装，颠颠簸簸地赶到永安，正是日头当午脚踏脑壳影子的时候。
　　在一家饭店买了一个钵子饭和一个炒豆角。饭店里吃饭的人很少，可打游击的却窜来窜去。甚至有两三个坐在我的左右等着我的剩饭残羹，眼睛滴溜溜地瞄准我的饭菜。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法把饭菜吃下去。我只得把筷子丢下，叫服务员收取钱粮（粮票）。服务员说，这是顶好的，还算是恭敬。有的客人还冒动筷子，就被抢走了。你的饭菜不多，只等你剩下的，就是够文明的了。这些人赶都赶不走，来了也好，把碗舔个精光，容易洗些！抢点剩饭剩菜也不要紧，只要管好自己的钱粮什物就是……
　　原来自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以后，亩产几万斤的卫星上了天，大多数的人民却饿得下不了地。虽然刘少奇提出了三自一包，见缝插针的政策，饥荒稍有缓解，流浪的乞讨者依然很多。虽然快到“大暑吃谷”的时候，仍处在青黄不接的关卡时刻。饭店出现的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不足为怪。我因为在监狱里，没经受大跃进大办食堂，大放卫星的这个畸形社会阶段的“洗礼”，就以为这是很奇怪的社会现象。
　　饭后我即挑着行李来到捞刀河边的沙滩上等对面的渡船返回来。坐在我旁边的瘦削的中年男子，原来也是过渡北上的同乡人。他是个憨厚老实的农民，说是送东西到了长沙老弟那里。并说他老弟叫尹崇鲁，在长沙工作。
　　我说你老弟是我在永兴寺的同学。你们尹家还有尹邦达、尹信达、尹进达等都是在永兴寺的同学，十几年都没见过面了。我去永兴寺读书，都是走你们尹家大厅里穿过插近路。我住在桃美洞，我们只隔一山一垅。还是本地的熟人呵！还是同乡呵！我只说是我从湘潭来的，没有透露我是从劳改队释放回来的。他帮忙把行李送上船，又帮着提下船，于是一路向龙伏方向走去。我虽然挑着行李有些吃力，但遇到一个同乡做伴，边讲边走，也觉得轻松不少。
　　过了峡山口来到伍家渡地段坐下来休息了片刻。他说我的扁担不好，他有绳索扁担，要把我的行李重新绑捆一遍，要替我把行李送到屋（家里），说我不是做工夫的人。长路担子难担，他是做工夫（务农）的人，担惯担子。我真是谢天谢地，能遇上这样的好人。真是出门遇了贵人，太有缘分了。我实在是吃不消这个苦，就说，请你吃累帮忙，我不知要如何来感谢你。跟在他的后面向老家走去。一路上，他很少言语。他只说了一句，走长路不要急性，不怕慢只怕站。四大步慢慢踏，截豇豆角一样，越截越少。
　　回到大地坪老屋时，一片寂静。从小花园那边的碾石房里找到了祖母。我俩拥抱痛哭一场后，祖母就急忙量米填了铁炉罐，蒸了一个鸡蛋。还蒸了一碗酢了米粉的旱鸭肉。她说这是酢了几年的旱鸭肉，鸭肉都融在米粉里去了。我忽想到一句俗语：儿子留给父母吃的只留一昼，父母留给儿子吃的要留臭！确实如此！也是跛足道人说的不错，“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个好人叫尹用益。饭后他不肯接受工钱，说是地方人，路上碰到了帮个忙，是不要紧的！临走时还道声多谢少陪，就从大地坪的门口向太和塅横着走去。我目送着他过了太和桥，上了網（网）江岭，消失在一片松林中。
　　后来我和妻子做上门串户的缝纫时，也到他家做过。可是他硬要把工钱算给我。说我是遭了难的人，不是遭了难就不会去做裁缝的。工钱要算。以前帮我担行李是路上碰的，难逢难遇，帮个忙是件小事。依然是那样的厚道和诚意。我深受感动。
　　我平反复职后，他又多次到蹉跎破新居来看我，也到龙伏中学来过两次。仍然是一句老话，来看看我。有时说声也罢，你现在好了。给他一点简单的招待，临走说声烦请少陪就出门。
　　四十七年之后，听说他中风了，我总觉得欠了他的恩情。2009年，己亥岁，清明节回老家祭扫祖母的次日上午，天气晴朗，我沿着江贤小学旁的水泥路向西北角走去，翻过啼鸡岭，就到了上马头源的田垅，这里是尹家地段，属社港镇江贤村，现与日清村合并为清江村。沿田垅东侧山边的水泥路到了山嘴上，是水泥路的终端，是新建民房最集中的地方。山嘴的东侧是小水库（人工山塘），西侧是尹家大屋老地址。
　　这次来感到很陌生，一是老屋老路变成了新楼房新道路，二是对门山边的尹家祠堂不存在了。三是烧青瓦的老窑没留下半点痕迹。在这个没有老旧参照物的环境中，使我对这曾经很熟悉的地方感到陌生。其实，一九五０年我在永兴寺读书时，每个月往返要从尹家大屋里穿堂而过八次之多。况且还有四个同学是住在尹家大屋的。到１９７０年前后，我和妻子也在大屋里做过上门缝纫工。时过境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熟地”反而成了“生地”。一个凹底部似的偏僻地方竟楼房林立，阡陌成了驿马大道。这里本全是纯尹氏家族聚居，小组合并后，已有潘喻张宋四户杂居其中。
　　老尹住在山嘴的中心地段的新楼房里。这里是他和妻子陈国初与他的小儿子住的楼房，其他三个儿子各建一栋楼房也在附近。我一进门，他的妻子就认出了我是做裁缝的沈师傅。给我泡了茶之后，就从内房里把中了风的老尹扶到大门口坐下，拐杖傍大门框搁着。
　　老尹还是那么干瘦，一双带灰色的眼睛深藏在旧呢帽的猫舌下，露出无力的眼神。口里吐出微弱的问候声：你现在就好了。也罢！我自中风以后，什么都做不得了。好得四个崽都蛮孝顺，生活上全靠妻子国初招架。今年七十七了！他们（儿子）靠作田打工都起了新屋，生活还可以。如果还搞集体，靠工分吃饭就不得了。
　　我临走时，送给他一些保健食品，并表示对他的感谢。他的妻子马上拿出两块腊肉和鸡蛋打发我。我只能坚决谢辞，安慰老尹几句就告辞了。”
　　他的妻子把我送到山嘴下才回家。并拜托我说：外面有什么轻松的路子搞，请多关照呵！吃累不赚钱！劳力蛮造孽哟！沈师傅要记住留心呵。等一下，把你的电话写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