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法国梧桐在2006-8-26 23:22:00的发言： 刚才偶然看到吴洪森先生撰写的旧帖《假如中国不抗战》，有几句话想说，但因原帖已锁定，只能另开主帖，向吴先生讨教。 我感到疑惑的是，抗战有不发生的可能吗？？ 说到底，国民党是坚定的民族主义政党，蒋介石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沿历史的纵向轴考察上世纪20-40年代的国民党，民族主义始终是它号召、动员和组织民众最主要的工具，在国民党任何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中，我们都可发现它制造的民族主义话语修饰。 现在回过头去看，实际上是在1935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对日本的态度逐渐转为强硬，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自一二九运动开始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及共产党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化对安内攘外政策的转向起了决定性影响。一二九运动将抗日的民族主义推向一个新的界点，民族救亡情绪空前高涨，社会各阶层都处在民族主义的激动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政府在对日交涉谈判中由软弱妥协转向强硬，并准备组织抗战，重心逐渐向“攘外”转移，但是“剿共”的方针也始终未肯放弃。 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二中全会上，蒋多次明确表示准备对日作战，蒋并接替汪精卫亲任行政院长，在国民政府内削弱亲日派的力量。据有关材料显示，在1935年底，蒋介石就已寻求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调停国共关系，促进国共两党团结，国共之间开始了秘密谈判。这些说明“安内攘外”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攘外”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安内”已不再处于第一位，反映了国民党抗日的民族主义思想变化。
法国梧桐认为国民党不可能不抗战的理据是：“国民党是坚定的民族主义政党，蒋介石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从作者拿出的理据可以看出，作者是根据一个政党的观念来判断该政党的行为和决策的。不能说观念对政党不重要，但是以为只要凭借观念就可以用来分析推断该党的政策和作为，这种分析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一些。因为政党是人组成的，人面对问题的时候，尤其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更多的会选择从实际利益出发来采取决策。因此当观念或者意识形态与该党的实际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他们是依据利益需要来做取舍的。例如，共产党也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暗地里的方针政策为什么是保存实力，在敌后开辟和发展根据地，扩充地盘充实兵力，避免和日寇交战呢？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唯一一场有点规模的抗战是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而这场战斗还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说过早暴露了共产党的实力。如果以民族主义为分析方法，又如何来解释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接见日本首相的时候对日本政府的谢罪说，我们要感谢你们入侵呢？不是你们入侵，共产党不可能得天下。显然，这里的立场是利益的立场，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观念的立场。 再看国民党方面，汪精卫是国民党创始人、元老之一，资格比蒋介石老，汪精卫当年在反清排满的时候，其不怕死的英雄主义、民族主义名声，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人不晓。可是这个民族主义者，为什么却竭力推动和平运动，避免和日本交战呢？同一个国民党，为什么出现了两种立场呢？ 就以蒋介石本人来说，看看他的日记就知道，在抗战爆发之前，他很清楚中国政府当时并不具备抗战的条件，一是全国军事指挥不能统一。蒋介石政府的军队很多是收编地方军阀混杂军队，名义上一个政府，实际上各自为政；二，当时中国的工业太落后，军队的装备极为落后，平均三个士兵才一杆可以使用的步枪，而且一旦战事爆发，后勤供应根本无法保障。三，当时的军队根本不具备现代化军队的素养。针对这些难题，蒋介石认为需要十二年的时间来备战。从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开始在暗地里积极备战算起，要到四三年他的备战计划才能完成。所以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和舆论煽动下的抗日情绪，蒋介石一开始采取的办法是口头上应付抗日，实际上尽量拖延。他很清楚，中国当时根本没有和日寇决战的实力。为此不惜签订何梅协定，想采取绥靖政策，给中国政府多争取一点喘息备战的时间。但是，在共产党舆论攻势之下，对蒋介石政府的消极抵抗，全国一片指责。在这种压力之下，蒋介石被迫仓促抗战，他知道一旦开战，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力量抵挡日本由北向南的步步进攻，于是就采取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想利用中国国土广大的优势来削弱日本先进的军事优势，另外他想把欧美拖进中国抗战，借助国际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弱势。于是采取了在上海和日本展开大战。然而，当时欧美忙于对付希特勒，根本无暇顾及东方，蒋介石的算盘落了空。结果反而使得南方大城市上海南京等过早陷落日寇之手。日本原先的计划是将满洲变为日本殖民地，将整个华北非军事化，为满洲设立缓冲地带和屏障。淞沪战争爆发，帮助了日本军国政府通过了全面占领中国的决策。这些都是日本二战档案所披露的内情。 正是看了以上这些资料，包括汪精卫当时的思想，我才改变了以往舆论所灌输给我的习见。我承认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前的政策是符合当时中国实情的。而当时的全国舆论是错误的。看了共产党方面的资料又知道是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要积极推动抗战，为苏联的东北部安全提供屏障。所以，我们抗战八年，伤亡了4100万人口其中直接死亡人口2062万（相比较日寇在中国战场死亡士兵只有20万，平均100多条中国人命换一条日本人命），损失了6000亿美元的财产，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只是保卫了苏联。而苏联给我们的报答是什么呢？利用蒋介石想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借助这条约将俄国从清政府手里割让去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合法化。等到德国战败，利用美国怕自己士兵死亡过多，敦促苏联对日宣战的心理，又压蒋介石政府承认外蒙独立。苏军打下东北之后，肆无忌惮的强奸我东北妇女，抢掠我东北财产。苏军占据东北的短短半年之中对东北所造成的伤害远超过日本占据东北十四年。日本占据东北还在东北搞了大量的基本建设，而苏军占领东北却是将所有工厂能运走的设备全部运往苏联。然后违反和中国政府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故意不向中国政府移交日寇的军事武器，把这些武器全部移交给共产党，不仅如此还将朱可夫所率领的两个集团军的军事装备全部交给共产党，使得共产党一下子就在军事实力上超越了国民党，让他们有资本去打内战，从而永远削弱中国。 我不知道别人看到这些资料作何感想。我看了之后，愤怒之余，不仅责问：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么蠢笨呢？ 由此我联想到清朝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林则徐一直到李鸿章，主战派总是能轻而易举占领舆论制高点，主和派总是落得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为什么这个民族这样缺乏理性精神？我想起陈寅恪的父亲散原先生，当舆论普遍攻击李鸿章不该和而和，散原对李鸿章的批评却是明知不该战而战。作为总理大臣，对自己的国情军事实力很清楚，却屈服于舆论压力，不该战而战，结果却是更加的丧权辱国，割让台湾不算，战争失败的赔偿给所有老百姓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为什么清醒的头脑总是不见容于当世？那些不负责任的高调理论却那么容易走红？ 能左右舆论走向的总是知识分子和官府。士大夫爱唱高调，和他们在传统上历来扮演道德捍卫者的角色有关系，也跟士大夫历来好名节有关。中国士大夫被这种心态所左右，遇到国难爱唱高调就不奇怪了。 问题是，这些爱唱高调的人，有几个人真的敢于实践自己的主张去上战场的？正是由于自己没有上战场的危险，廉价的高调才唱得起劲。正如当年汪精卫说的，你看现在这些高唱抗日的，到时候有几个会上战场。事实果然如汪精卫所言，抗战真的爆发之后，政府的征兵却很困难。这说明舆论上的抗日情绪只是表现在舆论上而已，并不代表普通老百姓真实心态。 将心比心，如果我处在当时一个平头百姓的地位，我会明知打不过也去打吗？把自己放在平头百姓的位子，我的选择的就很清楚了，我会和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不会为了只是送死去上战场。 正是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让我找到了克服知识分子爱唱高调的虚荣心。只有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小老百姓的位置，想到我主战的话，战争一爆发，我就会被政府征召上战争，我到底愿不愿去呢。很显然，我所拥有的武器可以和对方一决高下的，我出于爱国心就会毅然上战场，如果我根本没有可以和对手较量的武器，我是绝对不愿去白白送死的。这种思考方法得出的结论才是真实可靠的。 把自己放在一个小老百姓的位子来思考，不但战与和的问题会得出和舆论不一样的结论，谁来统治我们的看法也和舆论大不一样。作为手无寸铁小老百姓，会在乎谁来统治吗？他在乎的哪种统治者对老百姓更好些更人道些，他才不管这统治者是本族人外族人呢。台湾人认为日本占据时代的统治比国民党文明得多。上海人认为上海最好的时期是租界时期，甚至日寇占领上海的时期也比先后的本民族政党统治好得多。 这么说老百姓不都成了汉奸？不是的。老百姓是以道德原则来判断政府的。他在乎的是这个政府是不是个有德的政府，也就是说老百姓更在乎政府的实质。 再说，老百姓平时缴税纳款养政府养军队，遇到外敌入侵，抵抗还是投降是政府的责任，这责任不该由百姓来承担。如果平时政府允许我拥有武器，将保卫家园的责任交给我自己了，那么遇到外敌入侵，战还是降的责任就该我自己来承担。 既然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显然政府的责任首先是保卫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外敌入侵，政府理应保家卫国。但是，当遭遇的是过于强大的敌人，那么这个政府如果是一个真正为老百姓生命财产着想的政府，它就应该投降，承担起最大限度减轻百姓生命财产损失的责任。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开始同情理解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 经历过对抗战问题的思想转变历程，我明白了：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前提条件是独立的思考。 最后补充一句：法国梧桐前面说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因此非抗战不可，而第二段又说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强是一二九抗日情绪高涨的压力，这么说又是外界压力的结果。这两者似乎是有矛盾的。这不是对你的批评，你已经愿意做我的导师，我只是担心自己没看懂，向你请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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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27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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